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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范文1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但要在宏觀領域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而且要在企業層面堅持公有資本的控股地位或支配地位，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夯實基本經濟制度的微觀基礎。因此，深刻認識我國經濟制度的科學內涵，穩步推進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實踐發展，是當前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著力點。
積極推進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
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有效途徑。
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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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改革試點的推出，標志著國企改革的提速。正常邏輯之下，地方國企改革的步伐也有望加快。事實上，今年以來，全國已有多個省市出臺了國企改革的方案，改革方案涉及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進國有資本結構調整、實施國企分類管理等多個方面。國有企業改革，企業是改革的主體，改革的動力也應該來自企業。然而，進入“深水區”的這輪國有企業改革，到目前，基本上還是政府自上而下地在推動，這實際上考驗著改革的熱情。
國有企業改革已進入關鍵時刻，有許許多多的難題需要攻克，這就更渴望改革的熱情。只有改革的主體，國有企業、特別是國企負責人對改革傾注熱情，為改革燃燒激情，才能保持國有企業發展的不竭活力。因此，我們需要高度警惕國企負責人改革熱情的懈怠。實際上，目前不少國企“等”改革的心態，已或多或少折射了國企負責人改革熱情缺乏的現實，比如混合所有制改革，就已經有壟斷央企表示了拒絕：“搞得好，為什么混合？”
毫無疑問，影響國有企業負責人改革熱情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現在熱議的混合所有制，國企業負責人如果做得積極，可能被懷疑是利益輸送，是在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做得謹慎，可能又會擔心被貼上拒絕改革的標簽，所以缺乏改革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尤其是目前包括國有企業在內，反腐大張旗鼓，國企負責人更有可能偏保守，口頭上大力支持改革，而在實際行動上，或僅僅做做“花架子”，或干脆等著政府倒逼。
為此，不少地方出臺的國企改革方案，已經納入了“容錯機制”，有的地方還配套提出建立健全“澄清保護機制”，希望以此給國企負責人改革空間，激發他們的熱情。但問題是，“容錯機制”并沒有實質內容，因為我國的法律體系已基本健全，本來法無禁止皆可為，已天然包含了“容錯”的內涵，但由于國有企業的身份特殊，在更多時候，人們依然將其置于“法無授權皆禁止”的語境之下，繼續原則性的提“容錯機制”，有畫蛇添足之嫌，不僅不能打消改革者的疑慮，還會帶來公眾的擔憂。
經濟生活與物質世界一樣，具有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人們一旦選擇走上某一路徑，就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不斷的自我強化，這就是路徑依賴。就國有企業來說，一方面，國有企業承擔著過大的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企業化程度一直是重大制約，還沒有真正實現市場化的企業運行和管理思維，行政化的思維和方式仍大行其道；另一方面，目前國有企業和上世紀改革時國有企業的生存境遇不可同日而語，相對較安逸的“活法”，也會進一步滋生國有企業改革的組織惰性，導致改革熱情和工作激情的缺乏。
不僅國有企業負責人如此，民資也總體上“有興趣參與混合所有制和開放的合作”，但現在更多是觀望。一方面，目前國有企業拿出來推行改革的領域，多是風險較大或盈利狀況不佳的領域，在民資看來，這不是改革，而是國有企業融資；另一方面，民資更加擔心未來持股比例和話語權的保障問題，不希望出了錢、入了股卻沒有絲毫話語權，甚至擔心一旦發生紛爭之后，遭“紅頭文件”勸退。這說明，影響國有企業改革熱情的根本因素，還不在于有沒有“容錯機制”，而依然是政企關系的糾結。
盡管國資委不止一次強調，“自己不是婆婆，而是老板”，只負責監管國有資產是否得到保值增值，對企業的經營者進行考核和激勵，怎么經營是企業自己的事。但實際上直到如今，國有企業負責人事實上都還是有行政級別，是可以政企兩棲的，多數依然是由政府任命的，導致的直接后果，一是國有企業負責人會考慮“政治前途”，必然趨于政績導向而非市場導向；二是厘不清政府公共權力與資本所有者權利的界限，行政手段依然無處不在，國有企業在相當程度上依然是內部管理的人治結構而非真正的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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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混合所有制 國有股權 治理結構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明確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改革新思路，2014年超過20個省份公布了各自的國企改革方案，2015年《國務院關于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下發，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然成為新一輪改革的重中之重。混合所有制對國有企業的核心影響是通過股權結構重置，提高國有企業效率，使國有企業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混合所有制改革本身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不僅涉及股權結構的變化，更重要的是要采取科學的研究理論及方法優化國由企業治理結構，形成與混合所有制相匹配的治理模式。
一、發展混合所有制對國有企業治理水平的影響
（1）推進國有企業與市場接軌。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有利于國有資本的流動，促進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優勢互補。我國國有企業存在規模龐大、實力雄厚、技術優勢強等發展優勢，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則機制靈活、創新動力強烈。國有企業引入民營資本，有利于我國各種所有制資本在融合中取長補短，放大國有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控制力、帶動力與影響力，從而在實現產權多元化的同時，提高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
（2）解決國有企業效率問題。激勵與監督是國企效率的兩個方面，二者都是委托人為了促使人按照自己的意圖行動而采取的措施。由于在國有企業委托關系當中，國有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國資委、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既是委托人又是人，容易出現國有股權所有人虛置，滋生各種尋租行為和不作為行為。混合所有制通過股權結構的安排，能夠調動非國有資本參與決策、實施監督，從機制上解決國有股權效率問題，避免人問題，糾正國有企業因壟斷帶來的激勵機制扭曲。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國有企業面臨的治理難題
（1）國有資本的控股問題。混合所有制是當前形勢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必然選擇，其目的是把競爭性業務推向市場，讓更多的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到國企改革中，以充分發揮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各自的優勢。在實際實踐過程中，混合所有制改革容易造成某些重要經濟領域里國有資本的過度退讓，或者在發展混合所有制過程中仍然是國企一家獨大，缺乏多元股東決策制衡的機制，缺乏多元股東追求利益的動力，缺乏多元股東共謀發展的活力。
（2）法人治理結構問題。股權多元化是混合所有制企業的基本特征，企業資本由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所有制性質的主體投資共同組建而成。但從近年實踐來看制企業管理存在“換湯不換藥”的現象，依然存在國有股一股獨大，決策不科學等問題，民營股東和個體股東在混合所有制的經營中缺乏話語權。只有做到以法人治理機構來代替行政干預，真正建立法人治理體系，在整體上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混合所有制經濟體制，這將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一大難點。
（3）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問題。確保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是國有企業的重要使命。假如不考慮客觀需求和效益可行性，為混合而混合，不僅不能提高國有企業效率，而且會降低國有經濟活力，甚至損害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體制。在混合所有制中，只有當國有資本增值率高于非國有資本的增值率時，對國有經濟整體而言才是有效的增值。發展混合所有制帶來國有資本被賤賣、流失的風險，這無疑將給國有資產的保護與監管工作帶來新的挑戰。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國有企業治理結構優化
（1）合理分配控制權。混合所有制目的在于利用有限的國有資源創造更大的經濟和社會價值，即用有限的現金流來放大國有資本的控制權。李振國等在對混合所有制背景下國有股份的最佳控制權的研究中提出，混合所有制企業中國有股份到底要占多大的比例才能既保持國有股份的控制權又使得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取決于股權的分散程、擁有控制權的大股東各自的持股比例、大股東之間相關性（即合作意向）。國有資本控股比例應根據股權分散程度及企業重要性來確定，確保非公有制經濟主體參與改革的動力，讓改制后的企業更富活力。
（2）優化戰略投資者。股權多元化是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特征之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降低國有股權比例，優化股權結構，實現不同所有制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在實際操作中，國企引入戰略投資者大多是采取引進資金的方式，在行業、市場、管理整改方面合作的案例還不多。國有企業應有選擇地培育和優化機構投資者，真正形成多方協作、利益平衡的戰略合作關系。要按一定規則和速度降低國有股權比例，最終使國有企業從國有獨資或政府絕對控股的企業逐步轉變為國有資本相對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
（3）強化董事會運行機制。企業內部治理是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的關鍵，明晰的委托關系、獨立的董事會制度和運行機制則是混合所有制企業公司治理的基礎。在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要使社會資本參與到企業的決策和經營，具體可通過設計董事會來實現。要設計合理的董事會結構，適當擴大董事會規模，代表國有大股東的董事和內部董事的數量之和不應超過董事數量半數。隨著混合所有制公司治理的逐步完善，可以逐漸建立以獨立董事為主的董事會結構。要積極發揮監事會和獨立董事的監督職能，讓非國有資本在監事和獨立董事的人選上有更多話語權。
參考文獻：
[1]李濟廣.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的目的、形式與治理保障[J].社會科學，2015，（2）.
[2]渡邊真理子.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控制權、金字塔式結構和侵占行為[J].金融研究，20ll，（6）.
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范文4
關鍵詞：混合所有制；改革；身份轉換；費用預提
國有企業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構建以“股權結構多元、產業優勢互補、表決機制制衡”為特征的現代企業公司治理體系，從長遠來看有利于國有企業機制的轉換和市場競爭力的提升。但伴隨著改革實踐往往會產生一些短期或中期成本，因此國有企業在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須重視這些潛在的成本因素，只有這樣才能統籌平衡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間的關系，才能保證整個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平穩有序的推進。本文結合作者多年從事國有企業改革實踐工作的經驗，嘗試梳理并分析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可能涉及的三大類潛在成本，希望能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實踐工作有所借鑒。
一、國有企業職工就業身份變化成本
在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職工往往被認為會永久就業至國家規定的退休年齡，除非職工因為觸犯法律等原因而被開除。隨著市場經濟的成熟，現代國有企業成為市場經濟中的一個純粹競爭主體，企業完全可以在《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框架內根據自身經營狀況、職工表現等決定是否辭退職工。但在實踐中，當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革或混合所有制改革時，由于非公戰略投資者的引入，國資將變為控股或參股身份，這時原國有企業職工可能認為自己的永久就業身份發生了變化，從而要求支付用于“身份轉換”的經濟補償金。筆者認為有以下兩方面原因導致該項改革成本是否必須發生存在不確定因素，國有企業可以據此進行主動的判斷取舍。
（一）法律依據不明確
歷史上國有企業改制時曾經對職工以支付現金或者從國有凈資產中預留補償費用的方式進行補償，但這方面政策依據較少，只有國家有關部門聯合下發的“859”號文中對于主輔分離、輔業改制的國有企業放寬過這方面的限制。隨著法律規章日益嚴密，尤其是《勞動合同法》的出臺，上述經濟補償行為愈來愈缺乏政策依據。例如，《勞動合同法》第33條明確規定，“用人單位變更名稱、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或者投資人等事項，不影響勞動合同的履行”；第40條規定，“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經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可提前三十日以書面形式通知勞動者本人或者額外支付勞動者一個月工資后，可以解除勞動合同”。綜上所述，可以認為國有企業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后，如發生正常的辭退職工和解除勞動合同的行為，只需依據《勞動合同法》相關規定支付經濟補償金即可。
（二）補償范圍難確定
企業集團在哪一產權層級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對確定領取經濟補償金的職工范圍影響很大。如對集團母公司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由于企業集團母公司的人數往往較少，這部分改革成本從規模上不會太大，但如果要考慮在全集團范圍內考慮補償，那相對于國有企業動輒數萬人的職工隊伍而言這部分成本過于龐大，而且從監管角度而言，大筆的國有凈資產預提將會使國有資產減值，這對國資監管來說是一個巨大挑戰。
二、原福利費用取消或超標費用降標
（一）福利費用取消
改制前國有企業職工可能會享受一些福利待遇，在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后，如果新非國有股東從精簡運營成本的角度考慮不再接受這部分成本，而原國有企業職工仍要求保留這些福利待遇，那么就有可能在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時由原國有企業單獨承擔這些福利費用，承擔的方式可以是在測算之后一次性支付現金或者從國有凈資產中預提一部分費用用于日后支付。
（二）超標費用降標
部分國有企業職工的養老金待遇、醫療報銷標準、企業年金標準等福利待遇可能會超過屬地社保規定標準，而這些超標費用一直由原國有企業承擔。如果混合所有制改革后新進入的非國有股東不再接受這部分成本，那么這部分成本也將成為混合所有制改革時的成本，需要一次性支付現金或者從國有凈資產中預提。
三、“三類人員”費用精算預提成本
由于歷史原因，國有企業常常背負著較重的員工福利包袱，最主要的是離退休、內退和遺屬“三類人員”費用，混合所有制改革（或者改制上市）會使得以往未確認的隱性員工福利負債和費用顯性化。這是因為，一方面福利負債精算評估工作作為國有企業改制上市工作的一部分需要滿足人員安置與財務披露工作要求；另一方面企業管理者與政府監管部門需要了解包括員工福利負債在內的企業資產負債狀況。從過往經驗看，國企改制上市確認的“三類人員”負債規模少則數億，多則數百億，因此國有企業在改革階段必須對上述成本進行妥善處理。根據央企改制先例，通常就納入新公司（混合所有制公司或股份公司）范圍的三類人員未來補充福利支付進行精算計提確認預計負債，并相應沖減國有凈資產。在《財政部關于企業重組有關職工安置費用財務管理問題的通知》（財企[2009]117號）中，明確規定了三類可以計提費用的情形。
無論對社會還是對企業而言，任何一項改革必須要付出成本。國有企業進行體制改革過程中，勢必伴隨著各種短、中期成本的產生，盡管很多成本的支付在財務處理上納入了企業的當期費用，但我們更應該從戰略上將改革成本的支付看做是一項“資本性支出”，都是以未來國有企業的體制優勢和市場活力作為中長期回報的。當然，在政策允許的情況下，國有企業也可以采取通過申請一部分國家政策性專項資金支持的方法來減輕企業這部分的改革負擔。
參考文獻：
[1]《關于國有大中型企業主輔分離輔業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員的實施辦法》.（國經貿企改[2002]859號）
[2]《財政部關于企業重組有關職工安置費用財務管理問題的通知》.（財企[2009]117號）
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范文5
浙江省交通規劃設計研究院、遼寧交通建設投資集團交通規劃設計院等地區的多家科研院所入圍第三批混改試點企業。
事實上，《國務院關于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國發〔2015〕54號）就曾點名“轉制科研院所、高新技術企業和科技服務型企業”，表示將優先支持人才資本和技術要素貢獻占比較高的轉制科研院所、高新技術企業和科技服務型企業開展試點，并支持對企業經營業績和持續發展有直接或較大影響的科研人員、經營管理人員和業務骨干等持股。
除去地方科研院所，媒體記者獲悉，沈陽機床廠也是入圍第三批地方混改試點的企業之一。
其實早在2017年12月5日，沈陽機床（000410）的公告中已經透露了該廠即將推動混改的信息，根據沈陽機床當天公告，公司控股股東沈陽機床（集團）有限公司（簡稱“沈機集團”）已于12月1日收到國家發改委、國務院國資委、工信部、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央行、銀監會及證監會等八部委聯合印發的通知。
上述八部委聯合印發的《關于印發<沈陽機床廠綜合改革方案>的通知》（國資財管〔2017〕1222號）表示，《沈陽機床廠綜合改革方案》（以下簡稱《改革方案》）已經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二次會議審議通過。
【重大事項】
溫氏股份：子公司發起設立農業基金 預計總規模不超過10億元
溫氏股份（300498）公告，全資子公司溫氏投資擬2.7億元與廣東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作為普通合伙人發起設立農業基金。基金預計總規模不超過10億元，其中第一期4億元，第二期6億元。基金主要投資廣東省內的企業，不超過50%的資金比例投資在與溫氏股份有上下游產業鏈合作關系的外省企業。
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范文6
詳細的混改方案并未公布，坊間關于此次混改入股也多有傳言。“無論是什么樣的方案，如果治理結構不改變，混改能達到什么樣的效果，這個還是需要謹慎。”清華大學教授高旭東向《通信產業報》（網）記者直言。
此觀點得到多位業內專家的認同，電信專家陳志剛表示，從公司治理結構上，無論股權性質如何多變，引入的是新的國有資本還是民營資本，國有資本控股的基本格局、國有產權人模式以及運營商高管考核任命選拔機制，都可能不會因為混改有多少本質改變。
對于混改能否在激勵和約束機制上有所突破，多數業界人士持悲觀態度。但聯通混改還是點燃股市，承載聯通員工變革的希望，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失衡競爭格局下，聯通的困境。“如果改革是有不確定性，但如果不改只能是等死”論壇上某聯通員工的話頗具代表性。聯通混改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無論是對來自政策層面加快7個行業混改進程的執行落地，還是聯通內部的變革意愿。
變革：最壞的時候還沒過去
“國企任何的變革，幾乎都源于殘酷現實的逼迫，不得已而為之。”某業內人士表示。在制式糾結等待中蹉跎了q月的聯通在4G時代漸漸落后，移動用戶份額被電信超越，寬帶用戶被移動超越，2016年盈利能力更是排在三家最末，凈利潤下降九成之多。
盡管“聯通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的結論給資本市場給員工傳達著聯通不放棄發展的決心，但殘酷的現實下，做到起死回生絕非一蹴而就。
告別了人口紅利時代的電信運營商面臨著更加嚴峻的競爭形勢，全球運營商都如此，在MWC 2017上，軟銀總裁孫正義在演講中提到，全球運營商ARPU值下降了47%，預測分析未來幾年還將繼續下降。
國內運營商，高毛利的語音和短信業務，被不斷蠶食掉，流量“剪刀差”增大，新的收入增長點尚在探尋中。即便是財報數字亮麗的移動電信也暴露此問題：行業新的增長點乏力，利潤增加更多地來源于降低成本。
體現在2016年財報中，除了中國聯通利潤大幅度下滑外，其他兩家的收入增幅均低于利潤增幅，說明利潤更多地來源于節流，而非開源。中國移動2016年營收7084億元，同比增長6.0%；凈利潤1087億元，剔除鐵塔一次性收益因素，2016年凈利潤同比增幅達10.5%。中國電信營收3523億元，同比增長6.4%，凈利潤剔除出售鐵塔資產一次性收益，凈利潤增長11.7%。
分析中國聯通，盡管利潤下降幅度達到九成。但看EBITDA，中聯通和中電信相差不大。中國電信2016年EBITDA為951.39億元，中國聯通EBITDA為794.98億元，凈利潤 6.5億元。說明中聯通的凈利潤，被各種財務成本給“吃掉”。
與此同時，淪為管道的三運營商存量市場的競爭白熱化。在規模效應顯著的通信業，已經落后一步的聯通并沒有多大優勢。市場失衡加劇，在營收利潤以及移動市場份額方面，中移動遠遠甩開競爭對手。同時中移動的市場主導優勢向固網寬帶和集團客戶市場延伸。
此時，變革成為聯通改變現狀的希望。“窮則變，變則通”，北京郵電大學教授舒華英接受《通信產業報》（網）采訪時指出，“中國聯通目前所受到生存與發展危機，并不單單是來自行業內其他運營商，更為重要的是受到日新月異的技術發展而帶來的危機。”
進程加速 創新業務利好
體量最小，并以變革者身份進入電信市場的聯通再一次站到了電信業改革的風口浪尖。去年9月28日，國家發改委召開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專題會，中國聯通被列入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一批試點。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領域邁出實質性步伐。此前，聯通高層表示，混改方案已經提交，正在等待相關部門審批。3月31日上午，國家發改委的委內改革專題會議上，提出盡快批復實施試點方案。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強調，要把握進度，倒排時間表，爭取做到五六月份改革方案全部報出，下半年出臺實施。
內外結合的改革動力，意味著聯通混改已經近了，近了。
就在3月份，中國聯通首家產業互聯網子公司在廣州正式成立。外部普遍認為是聯通市場化機制建立的初次破冰。
此次混改以A股平臺進行，業界也普遍認為如果圍繞聯通下屬業務公司開展創新業務是很好的突破口。此前中國聯通董事長王曉初在業績會上也表示，由于聯通規模不是行業中做得最大，面對其他創新業務發展，靈活性較高，比其他運營商更有條件做得好。
混改能為聯通帶來什么，業內人士表示，聯通混改在歷史上是一件標志性的事件，作為國有壟斷企業放開資本，融進民營資本的新鮮血液，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進步。
尤其是在創新業務方面，民資的進入或將給聯通帶來利好。獨立觀察家王峰預測，混改后，聯通的數字化服務收入將會迅速增長。他表示，如果BAT等互聯網公司入股聯通，BAT能為聯通帶來的，更多會是通向數字化服務領域的關鍵核心能力。
積重難返
與此同時，在移動市場處于飽和競爭中，留給聯通的空間并不太多。然而野村綜研（上海）咨詢有限公司通信和ICT事業咨詢部總監陶旭駿向《通信產業報》（網）表示，聯通混改的促進作用一定會有，但同時，聯通股市的上揚并不等于混改就會像人們所期盼的那樣令聯通改天換地。
陶旭駿認為，聯通混改的影響也許并非人們所期望的那么深遠。運營商有自身的優勢和核心競爭力，如用戶、渠道、數據，而BAT企業的優勢在于他的創新與生態圈，雙方企業文化、歷史沉淀、管理機制都相差很遠，融合起來是非常困難的。更何況BAT企業在混改中只會持有小部分股份。
舒華英指出，混改是否能從根本上解決運營機制問題有待進一步觀望。按照《電信條例》規定，經營基礎電信業務的公司，國有股權或者股份不少于51%。那么混改后，混改深度如何，以及民資能夠掌握多少話語權，是否對企業決策占到主導地位值得期待。如果能讓互聯網巨頭的戰略投資真正參與到聯通的運營決策中，才是最大的利好，僅僅是入股是沒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