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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發展報告范文1

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要點

一、城際之間、城鄉之間是一個區域系統

在一個地域中，平面上的空間充填是一個有序的體系。人為的分割，雖然有利于行政管理，但卻與真實的系統行為運行有很大的背離，既不符合幾何原則，也不符合生產原則。因此，大、中、小城市之間的城際關系，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城鄉關系，必須如實地看作是一種結構有序、功能互補、具有統一基礎的復雜系統。

從地理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應當符合空間充填原理，它們在宏觀上是可辨識的，在微觀上是隨機的，實際上可以把大、中、小城市看作是立足于鄉村平面上的、具有等級特點的一組空間充填物，共同構成一個區域綜合體，并相應地發揮各自的功能。

從社會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符合社會分布原理，它們在本質上是由于社會分工的不同和創造能力的差異，產生了在獲取財富、分配財富、消費財富上的差異，但最終它們必須服從一個臨界閾值，即作為區域內社會成員的每一個人，都至少應當獲得作為體面生活標志的最低門檻，滿足基本人權所賦予的“機會平等”。

從產業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符合產業升級原理，它們在產業鏈形成與產業集群形成上，既有外在的聯系與制約，又有內在的聯系與制約。農村作為第一產業的集中地，提供了生存支持系統和生態環境的保育功能。城市作為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集中地，提供了產品、服務及相應供需支持系統，從區域的整體上是互補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不應單以“結果平等”的眼光去對待。

從智力結構看，城際之間和城鄉之間符合人口流動原理，鄉村提供了人力資源的豐厚土壤，不同等級的城市對于人才的吸納和創造“生態位”的條件差異，表現出宏觀可識別的吸附特征。

由以上的闡述，可以發現只有把城市融入到區域的整個體系之中，并且始終把農村作為區域的基底平面，才能對于城市的發展和城鄉統籌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二、推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兩大轉折

世界城市化進程的經驗指出，必須慎重把握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過程的兩大基本轉折。

第一個轉折，是在財富分布空間相對平衡的區域內，形成大小不等的點狀分布(亦可視為區域增長極)，隨之發生了急劇的人口集聚能力、經濟密度集聚能力、二三產業集聚能力和資本集聚能力的中心。這一個轉折，表現在城市開發度急劇增強，工業化利用土地的規模急劇增強，固定資產投資的集中度急劇增強，科技含量和創新步伐等的急劇增強。這類急劇增強的結果，就在地理區域的空間平面上，形成了大、中、小城市等級布局的空間充填，使得廣大農村與城市之間在財富創造、生活質量、社會保障等方面差距擴大，二元結構系數加大，形成了以農村支持城市、農業支持工業的基本格局，在力度和流向上“以農補工”占據主導地位。

第二個轉折，是在財富分布空間已經相當不平衡的區域內，在城鄉二元結構系數很高的態勢下，在城市開發度達到中期和工業化程度較高的狀況時，必須及時地將城市化戰略轉移到以城市反哺農村、城市支持農村、工業支持農業、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和實施城鄉經濟一體化的主流之中。這一轉折的特點是，在不降低城市生產力的前提下，降低城鄉二元結構系數，減少貧富差異，推進社會公平，補助農業，促進農民增收，加大城市對農村的轉移財政支付力度，從政策導向、物質扶持、資金傾向、項目帶動等對農村實施全方位的反哺。

我國在2003年，已經達到了人均GDPl000美元的水平，工業化水平也已經達到了工業化中后期的階段，城鄉二元結構系數已經平均高達1：3．0以上，城鄉差異和區域差異都處于較高的數值，因此我國城市化戰略進程進入了第二個轉折期，即必須把統籌城鄉發展，城市反哺農村，工業支援農業，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今后時期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主流。

三、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紀頭20年我國將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這對加速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城市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了解我國城市化50年的狀況，明確推進我國城市化進程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借鑒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在城市發展中的經驗，探索新時期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方向的選擇、戰略形態的轉變以及發展動力的提升，由此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中國城市體系，尋求引領國家財富臺階式增長的制高點，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在新一輪經濟增長戰略機遇期的總任務和發展總方向的把握，必須回答七個嚴肅的問題：

（1）如何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貫徹“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指導方針?

（2）城市發展方向是否仍然依照傳統式的單極擴大?

（3）如何改變城鄉分離、城際分離、地方保護、惡性競爭的弊病?

（4）如何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有效克服二元結構的社會矛盾?

（5）如何消除日益嚴重的“城市病”?如何構建生態城市和綠色人居?

（6）如何擴大城市就業，創造可持續的就業機會?

（7）怎樣實現以“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為總體目標的區域經濟一體化?

以上七大問題的統一解決，只有明確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并通過城市化發展形態的革命性變革，即由原先的單極式城市擴張轉變為組團式城市群和城鄉經濟一體化的培育，一舉克服傳統城市化進程中的弊病，真正做到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獲取高額“發展紅利”、降低發展總成本、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等，才能達到社會公平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四、中國城市化的基本狀況

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未來20年中國城市化進程將對全球發展產生深刻影響。許多國外學者都把“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并列為影響21世紀人類發展進程的兩大關鍵因素。統計數字表明，隨著時代的前進和發展，城市化程度的明顯加速是一個重大標志，其增長過程與財富積累呈非線形的對應關系。

中國從建國開始的發展戰略中就有“積極推進工業化，相對抑制城市化”的主導思想，加上長期“恐城癥”的制約，中國城市化50年的變遷，一直都在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特色的道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迅速發展，城市化進程的速度達到同期世界城市化進程速度的兩倍，但是，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在2002年世界高收入國家城市化率平均為75％，中等收入國家為62％，低收入國家為30％，而中國城市化率尚未達到40％。至2000年底，中國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12個百分點，比世界發達國家平均低40個百分點。雖然從1949年全國建市67個增長至目前的600多個，但隨著人口總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過于偏小。

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工業化發展水平這種局面，已經成為嚴重制約我國綜合實力提高與國家競爭力增強的“巨大瓶頸”。未來20年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時期，大力推進中國的城市化，尤其是尋求城市化戰略的進一步提升，緩解長期以來制約中國社會公平的二元結構矛盾，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國經濟社會約束“瓶頸”，保障中國經濟社會快速、持續和健康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

五、中國城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

為了支撐中國未來實現現代化的總體進程，從現在起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城市化率將從現在的40％提高到75％左右。這就意味著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約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約1000萬—1200萬人口從鄉村轉移到城市），才能滿足現代化進程的總體要求。在急劇推進的中國城市化過程中，我們必須面對以下的挑戰：

（1）城市人口三大高峰(人口總量、勞動就業人口總量、老齡人口總量)相繼來臨。

（2）城市對能源和資源的超常規利用。

（3）加速城市生態環境“倒U型曲線”向右側移動的良性逆轉。

（4）促進城市規劃與區域規劃的有機融合與協調發展。

（5）提高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速度和質量。

（6）加速克服“三農”問題實現城鄉之間的共同富裕。

（7）城市信息化進程的急速推進與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實現。

（8）城市國際競爭力的提高。

六、城市化是解決“_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農業、農村、農民的“三農”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核心問題之一。雖然國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從政策到資金，對解決“三農”問題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但是就其整體性解決的目標而言，目前仍有很大的距離。

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的到底在哪里?我們認為，中國“三農”問題根本出路的一個要點在于大量減少農民的數量。而大量減少農民的數量，大量吸納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唯有靠實現城市化戰略、提高人口的素質和技能、大力創造就業機會才能夠最終完成。一旦當農村人口數量下降到總人口的25％以下時，農村土地的價值才能達到市場化要求的成本閾值，此時農業土地的集約化生產、規模化生產和專業化生產才達到一定水平，農業的科技含量、服務水平和農業成本才有了大幅度改善，農民的收入水平和整體素質才會有明顯的進步，至此，中國“三農”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才能得以徹底解決。

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進而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是中國城市化戰略的核心，構筑開放、流動、有序、互補的中國城鄉體系，是解決中國“大城市能力不大、中城市經濟不活、小城市實力不強、小城鎮總體不優”的根本戰略舉措，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七、中國城市化已經走出四大誤區

中國城市化戰略的健康實施，已經走出認識上的四大“誤區”：

誤區之一：認為城市的發展必然引發“城市病”。必須在統籌城鄉發展的原則下，形成“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減少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的全新觀念。

誤區之二：認為必須嚴格控制大城市的發展。不同規模的城市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城市規模結構是一個具有等級、共生、互補、高效和嚴格“生態位”的開放系統，大、中、小城市都應當在統一規范下得到合理的發展，組團式城市群的形成與完善是達到這一要求的正確選擇。

誤區之三：認為城市化的結果應當是均衡分布遍地開花。必須考慮到自然基礎的差異、地理區位的差異、發展階段的差異和生態條件的差異對于城市格局與結構的影響。應充分認識到城市宏觀布局在三維模型中（時間、空間、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對稱的和非線性的。必須認識“以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不均衡，換取實現社會公平程度的相對均衡”這個基本道理。

誤區之四：認為城市化的結果必然拉大城鄉差距，造成更大程度的貧富差異，加劇社會的不公平程度。事實上，只要嚴格把握城市發展兩大轉折的要點并實施城市補償農村，工業支持農業，大力推進鄉村的產業化、市場化進程，上述誤區必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克服。

八、中國應進一步加快城市化進程

城市是現代文明的標志，是經濟、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社會先進生產力體現的平臺，集中體現了國家的綜合實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市場的國際競爭力。

2001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斯蒂格列茨認為，新世紀對于中國有三大挑戰，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國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國的城市化將是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并產生最重要的經濟利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署長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國家的成功”。

世界銀行認為：國家的GDP達到1萬億美元是一個標志性臺階，意味著財富積累將步入新的航道。與國際已有的經歷相對照：美國的GDP總量在1970年達到1萬億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總量達到2．7萬億美元；日本的GDP總量在1978年達到了1萬億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總量達到2．4萬億美元；中國的GDP總量在2000年達到了1萬億美元，依照國家規劃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預計GDP再增加1萬億美元。為什么美國用了10年的時間使得GDP增長了1．7萬億美元，日本增長了1．4萬億美元，中國分別比它們少增長0．7萬億至0．4萬億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國當時的城市化率達到81．5％，日本的城市化率超過64．5％，而中國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僅為36％時，也許可以更深一層地認識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導致的社會財富集聚能力的差異。因此，在21世紀的頭20年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進程，加快中國的城市化步伐是發揮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經濟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二元結構、實現社會公平的必由之路。中國城市化已經成為推動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成為激發新一輪財富充分涌流的載體。

九、中國城市化的高端平臺：三大組團式城市群

組團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結構有序、功能互補、整體優化、共建共享”的空間鑲嵌體系，體現出“以城鄉互動、區域一體”為特征的城市發展的高級演替形態。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規模、不同類型、不同結構之間相互聯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級、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間相互補充的城市立體網絡，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使得規模效應、集聚效應、輻射效應和聯動效應達到最大化，從而分享盡可能高的“發展紅利”，完整實現“區域發展動力、區域發展質量和區域發展公平”三者在內涵上的統一。

城市發展的軌跡告訴我們，其空間形態的演進，具有明顯的特征：

城市的點狀表征：0維模式（傳統城市中心，強調集聚性，容易產生城市病）。

城市的線狀表征：1維模式（沿江沿路城市帶，強調通達性，腹地相對狹小)。

城市的面狀表征：2維模式（城市群，強調網絡性，功能相對不對稱）。

城市的體狀表征：3維模式（組團式城市群，強調等級、有序、互補和立體協調性，最大限度獲取“發展紅利”）。

而大力培育組團式城市群，既是中國城市化戰略進程的躍升，也是中國新一輪財富涌流的高端載體，更是統籌城鄉發展，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實現城鄉區域一體化的必然舉措。

今后中國必須首先堅持發展三大具有世界競爭力的組團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國城市化建設中的主力與經濟增長能力的“航母”。國家三大組團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結構有序、功能互補、整體優化、共建共享”的城市體系，以尋求資源利用的空間最大“整合交集”為根本出發點，讓發展紅利得到充分體現。

組團式城市群發展模式的戰略突破主要表現為：

（1）避免了城市攤大餅式的單極化擴張。

（2）形成了以大、中、小城市相協調為特征的區域鑲嵌體系。

（3）建立了以地緣經濟為基礎的城市空間布局與城際戰略聯盟。

（4）構筑了以產業鏈為核心的城市等級系列集合。

（5）實現了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結構在區域中的邏輯充填。

（6）充分協調自然—社會—經濟的城鄉時空耦合。

（7）體現了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優良文明典范。

用組團式城市群代替單一城市擴張：經濟上可以取得臺階式的提升；社會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結構；生態上可緩解城市的熱島效應；文化上便于多樣性的充分交融；系統上形成等級有序的效率體系。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美國三大城市群、日本三大城市群與中國三大城市群對于全國的經濟貢獻率有著較大差異，表明了中國三大城市群對于國家GDP的貢獻率在目前仍比較偏低。

如果按國家首位城市比較：美國紐約的GDP，占全美國的GDP總量的24％，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4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7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87倍。日本東京的GDP，占整個日本GDP總量的26％，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2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30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37倍。英國倫敦的GDP，占整個英國GDP總量的22％，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5．5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9．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10．5倍。法國巴黎的GDP，占整個法國GDP總量的18％，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4．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7．2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7．9倍。韓國漢城的GDP，占整個韓國GDP總量的26％，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1．9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3．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3．8倍。

上海的GDP總量是美國紐約GDP總量的1／40。

上海的GDP總量是日本東京GDP總量的1／20。

上海的GDP總量是英國倫敦GDP總量的1／6。

上海的GDP總量是法國巴黎GDP總量的1／4。

上海的GDP總量是中國香港GDP總量的1／3。

上海的GDP總量是韓國漢城GDP總量的1／2。

中國大城市的經濟規模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群集聚財富能力偏低和貢獻偏小的現象，已經到了必須認真考慮的時候了。

十、中國城市化的戰略設計

中國城市化戰略設計必須突出“三維分布”制高點：

（1）培育三大組團式城市群（面）。

珠江三角組團式城市群；

長江三角組團式城市群；

京津環渤海組團式城市群。

（2）創建七大城市帶（線）。

沿長江城市帶；

沿京廣鐵路城市帶；

哈長沈大城市帶；

濟青煙威城市帶；

綿德成渝沿線城市帶；

長株潭城市帶；

海峽西岸城市帶。

（3）發展若干中心城市圈（點）。

未來中國城市化戰略制高點一旦成熟與完備后，在國土面積只占全國8％的總面積上，將容納全國人口的55％（平均人口密度1600人／平方公里，不高于世界大城市帶的平均人口密度），將有全國GDP的80％，將有全國工業總產值的90％，將有全國進出口總額的95％在上述地域中生成。這樣中國其他廣大地區的“發展壓力”才會從根本上得到緩解。

十一、三大組團式城市群是獲取“發展紅利”的最佳載體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發展的整體表現呈現出“點狀拉動”的經濟增長形態。以4個經濟特區為起始，緊接14個沿海開放城市，近50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和50余個高新技術開發區，以及上海浦東、北京中關村、武漢東湖、陜西楊陵等，努力發揮點狀突破的帶動作用，起到了窗口、輻射和示范作用，成為20多年來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點和區域經濟發展的生力軍，引領國民經濟在20多年的時間，年平均增長率達到9．5％，經濟總量提前翻兩番，為21世紀整體提高國家綜合實力奠定了重要基礎。

未來2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戰略平臺，必須注入全新的動力源。十分明顯，以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紅利”的支撐，從農村改革、對外開放、生產關系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培育一直到全面的制度創新，給經濟的快速成長注入了強勁的動力。這種動力在未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中，仍然是根本性的依托。同時，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已經具備了從“發展紅利”中索取的成熟條件。所謂發展紅利是指“一個區域、國家乃至全球由于空間結構、網絡結構、產業結構、人力結構和營銷結構的趨優調整，區域發展在等級、有序、互補、高效的整合中所獲取的額外收益和潛在收益的總和，即區域整合之后所帶來的發展潛力與整合之前的現狀能力之差”。事實證明，當經濟主體從一個低級平臺向一個高級平臺整合時，生產力要素的組合趨好、資源配置趨優、專業化分工趨強、發展成本趨低，發展紅利的“自發”獲取將呈非線性增長。例如從地級向省級規模整合時，發展紅利在原有基礎上平均提高10倍；但從省級規模向跨省規模整合時，發展紅利在原有基礎上平均提高100倍。以上規律告訴我們：人類長期以來一直追求在全世界籌劃經濟全球化的格局，其最高理想就是為了獲取最大的發展紅利，而組團式城市群則是目前得到發展紅利的最有效途徑。

發展紅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類區域優化的綜合結果：

（1）區域整合的規模與程度。

（2）生產力要素的優化程度。

（3）產業鏈布局的合理程度。

（4）發展成本的降低程度。

（5）大、中、小城市與鄉村的協調程度。

（6）基礎設施的共建共享程度。

（7）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

三大組團式城市群的發展紅利初步估算如下：珠江三角洲約提升GDPI．8個百分點，相當于2100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長江三角洲約提升GDP2．2個百分點，相當于29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京津環渤海約提升GDPI．3個百分點，相當于14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三大組團式城市群發育成熟后，所獲，取的發展紅利平均約為6400億元（2001年不變價）。

十二、中國城市化必須支付的社會成本

城市化必須支付社會成本。人口從農業向非農業的轉變，絕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戶口和身份的轉變，更本質的是創造財富的能力與手段的升級。預測到2050年，中國城市人口總量將達到10億～11億，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進入城市1個人，需要“個人支付成本”1．45萬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萬元／人，總計每轉變一個農民成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會總成本2．5萬元／人（2000年不變價格）。在現有城市人口的基礎上，未來50年期間中國約增加6億—7億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會總成本達到15萬億”16萬億元（相當于1．8萬億—2．0萬億美元，按2000年不變價格）。這個數量是2000年GDP總量的2倍。在未來50年期間，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約為3000億～3500億元人民幣，相當于2000年全年GDP總量的4％左右。

研究結果表明，城市發展成本的高低，與城市的經濟實力之間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城市經濟實力越強，城市規模越大，城市財富集聚能力越強，城市發展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加速中國城市化步伐，要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輻射功能，這是提高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效率、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走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十三、統籌城鄉發展的城市群引發經濟社會變革

組團式城市群的構建，既有空間布局上的整體思考，又有產業布局上的合理調配，以達到組團式城市群在結構上與功能上的完善，以此去獲取“發展紅利”。即從知識互補、人力互補、技術互補、產業互補和設施互補中，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場壁壘，取得協作效益，分散創新風險，形成良性網絡，最終享受發展紅利為區域帶來的整體效益。

為了達到上述目的，在構建組團式城市群過程中，必須逐步實現三類經濟社會的根本轉變。

l.促進土地資源向土地資本的轉變：解決城市化成本的基本出路。

在未納入組團式城市群范圍時，土地是作為第一產業（以綠色植物作為初始生產力的存在形態）的載體而存在，其基本屬性是作為資源，加上其他自然投入（如水、太陽光）和勞動力投入，形成了農業的初始生產力。當土地納入到組團式城市群之后，其功能形態和使用價值將會發生根本變化，從原先以生產農作物為主轉變為高資本型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生產。

2.促進人口資源向人力資本的轉變：培育城市發展的第一資源。

中國是世界人口大國，城市化進程中一要在數量上將農民轉變為市民，二要將農民的素質與積聚財富的能力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因此將龐大的人口資源迅速轉變為更加有效的人力資本，是建設組團式城市群的本質要務。

3.促進民間儲蓄向民間銀行的轉變：逐步走向擴大“內投”的穩健方向

現在我國的民間儲蓄已經超過10萬億人民幣，與目前的國內生產總值大致相當，加上固定資產的占有，民間財富已經達到一個十分可觀的地步，如何積極穩妥地將這個龐大的資本釋放出來，轉變為逐漸制衡外部投資額的程度，是推行城市化進程中擴大生產、解決就業、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和全面納入市場體系的重要步驟。

十四、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七原則

研究報告擬訂了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的七原則：

（1）必須將城市視作具有規模、等級、互補、共生及其在國土空間布局中表達出的有序充填(空間譜)；必須將城市視作具有結構、功能、協同、進化及其在時間序列識別上表現出的整體協調系統(時間譜)。

（2）在城市系統的內部結構中，各種自然生態因素、技術物理因素、經濟增長因素、社會文化因素以及各種人文因素等構成了城市綜合體的等級性、共軛性、異質性、多樣性。

（3）在城市系統的外部結構中，通過城鄉之間的物質流、能量流、信息流、人口流、資金流等的互相作用、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特別是通過城鄉的物質代謝過程、能量傳遞過程、信息反饋過程和優化配置過程，去培育區域的自組織、自學習、自適應能力。

（4）在系統的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的關系中，既要考慮區域承載力對于城市需求的制約，又要考慮城市發展對于外部環境的影響力、擴散力、帶動力。只有當一個城市向鄉村的索取被該城市對鄉村的回饋相平衡時，統籌城鄉發展的運行才是健康的與合理的。

（5）宏觀監控城市發展的“動力表征”、城市內涵的“質量表征”和城市狀態的“公平表征”，是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的基本依據。上述三種表征的定量化，共同構成了城市化進程中質量的統一判別，并以此作為城市化進程健康發展的評價基礎，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6）國家城市化的數量規模與空間布局應當有一個戰略性的突破：建立以高密度為特征的三大城市區（群）；建立以產業鏈為紐帶的七大城市帶，建立以區域發展中心為特征的幾十個城市圈，分別從“面、線、點”的有機組合，作為中國城市化的主力軍，完成中國城市化空間布局的戰略目標。上述的城市化戰略空間布局，將充分發揮城市集群“發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積小、基礎設施配套好、產業結構互補性強、市場競爭力和生產集約能力高、綜合‘成本—收益’指數高、積聚國民財富能力高、能加速實現社會公平等優勢。”

（7）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減少“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國家城市化戰略設計的著力點在于持續培育城市的競爭力，通過產業升級、結構優化、技術創新等，積極提升城市的綜合實力。經濟全球化已成歷史潮流，我國加入WTO后，中國城市發展已經納入世界城市化進程。這就意味著在參與經濟全球化中使用同一游戲規則，即在更廣泛的領域里接受全球化國際競爭的挑戰。因此，我們必須更新觀念，積極采取應對措施，迅速提升城市發展的國際競爭力，切實提高我國城市化的整體水平。

十五、關于中國城市樣本選擇的說明

本報告選擇全國一些主要城市作為評價對象（暫未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有關城市），其中包括：

（1）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36個）：北京、天津、石家莊、太原、呼和浩特、沈陽、大連、長春、哈爾濱、上海、南京、杭州、寧波、合肥、福州、廈門、南昌、濟南、青島、鄭州、武漢、長沙、廣州、深圳、南寧、海口、重慶、成都、貴陽、昆明、拉薩、西安、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在這36個城市中有：直轄市4個，分別是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副省級城市（包括省會城市）15個，分別是沈陽、大連、長春、哈爾濱、南京、杭州、寧波、廈門、濟南、青島、武漢、廣州、深圳、成都、西安；地級省會城市17個，分別是石家莊、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鄭州、長沙、南寧、海口、貴陽、昆明、拉薩、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

（2）沿海開放城市和港口城市（9個）：秦皇島、連云港、煙臺、威海、汕頭、湛江、珠海、北海、南通。

（3）代表性的資源型城市（2個）：大慶、包頭。

（4）特別選擇的城市（4個）：唐山、無錫、蘇州、溫州。

（5）拉薩由于統計數據缺乏暫未列入統計分析范疇。

（6）本報告由于資料口徑原因暫未包括中國的香港、澳門和臺灣省有關城市。

戰略發展報告范文2

《中國0~6歲兒童營養發展報告》梳理了中國近30年來有關0～6歲兒童營養調查和監測數據，提出生命早期即“兒童早期特別是從胎兒期到出生后2歲（生命早期1000天）是決定其一生營養與健康狀況最關鍵時期二

國際醫學專家和營養專家經過大量研究，提出“生命早期1000天”理論，指出胎兒期至出生后2歲的重要性：兒童早期特別是生命最初1000天，即從懷孕到2歲，母嬰營養影響一生健康。這一時期的營養，不僅關系到孩子當下的體格發育和腦發育，而且也可能關系到成人后的健康，如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疾病，都與胎兒、嬰幼兒時期的營養不良或營養過剩相關聯。報告提出孩子的營養促進應從胎兒期開始。

報告還特別強調：要將輔食添加提高到與母乳喂養并重的地位。近年來在發展中國家完成的縱向生長發育研究結果證明，2歲以內是營養不良的高發年齡段：6個月內嬰幾營養不良的發生率較低，但6～24月齡嬰幼兒營養不良（特別是生長遲緩）的發生率迅速上升，并且在2歲后也很難得以糾正。這恰好與給嬰兒添加母乳以外食物的時間完全重合，即主要與輔食添加不合理（過早或過晚）及輔食種類單一、質量差有關。因此，保障嬰幼兒的生長發育，迫切需要科學喂養和合理的輔食添加的指導。

新成就：兒童營養與健康水平顯著提高

一是生長發育水平不斷提高。近20年來，我國兒童的生長發育水平不斷提高，城鄉不同年齡組的兒童身高和體重均有增長，增幅隨年齡的增長而增大：目前，我國城市兒童的平均生長發育水平，已達到甚至超過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兒童生長標準，接近西方發達國家同齡兒童的平均水平。

二是營養不良狀況持續減少。2010年，我國5歲以下兒童低體重率為3.6%，比1990年下降了74%，已提前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生長遲緩率為9.9%，比1990年下降了70%；消瘦率為2.3%，長期保持在低水平。中國5歲以下兒童的低體重率和生長遲緩率低于多數發展中國家，明顯低于東南亞國家，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差距逐漸縮小。兒童常見微量營養素缺乏狀況也有所改善。5歲以下兒童貧血患病率自2005年開始持續下降，從19.3%下降到2010年的12.6%；2011年在全國水平上實現消除碘缺乏病目標；臨床上維生素D缺乏性佝僂病已不多見。

三是兒童生存質量和健康水平因營養改善而顯著提高。我國5歲以下兒童死亡歸因于兒童營養不良的比例，由2000年的22%降為2010年的13%；兒童營養狀況的改善，促進了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的下降，2010年全國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為16.4%，比1990年下降了73%，提前實現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

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我國兒童營養改善在取得顯著成就的同時，也面臨一些問題與挑戰。

一是兒童營養狀況存在顯著的城鄉和地區差異。農村地區，特別是貧困地區農村兒童營養問題更為突出。農村地區兒童低體重率和生長遲緩率約為城市地區的3～4倍，而貧困地區農村又為一般農村的2倍，2010年貧困地區尚有20%的5歲以下兒童生長遲緩；農村地區兒童營養改善基礎尚不穩定，呈現脆弱性，容易受到經濟條件和突發事件的影響；

二是2歲以下兒童貧血問題突出。缺鐵性貧血是世界性的營養問題，嬰幼兒貧血更是營養學上需要特別關注的問題。缺鐵性貧血甚至輕度的鐵缺乏都可能會造成孩子學習認知能力下降，行為偏異以及免疫功能降低，對認知功能和精神運動的發育可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我國2歲以內嬰幼兒貧血率達到31.1%，顯著高于美國2002年報告的13.l%水平。專家估計：我國當前的兒童缺鐵性貧血水平，在十年后將造成生產力損失會達到24000億元以上。

三是超重和肥胖問題日益突出。不僅是在城市，就是在農村地區，兒童肥胖問題也已逐漸呈現。2005年，5歲以下兒童的超重和肥胖發生率，城市和農村分別為5.3%和3.9%；2010年升至8.5%和6.5%。這是由于膳食構成由過去的以植物性食物為主過渡到以動物性食物為主，加上活動量減少和現代交通工具的發展，眾多的因素導致超重和肥胖的增加。兒童超重和肥胖的比率增加，將直接影響成人超重和肥胖的比例。兒童營養改善提升為國家戰略，

2歲以內兒童為干預重點

兒童早期特別是從胎兒期至出生后兩歲（生命早期1000天），是決定其一生營養與健康狀況的最關鍵時期。改善中國兒童營養問題的具體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將兒童營養改善提升為國家戰略，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納入扶貧開發戰略，完善相關保障制度和政策措施，加大投入力度，建立穩定的兒童營養改善經費保障機制。

2．加強多部門合作，探索有效的兒童營養改善合作模式。如2011年，衛生部與全國婦聯、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合作啟動了西部地區消除嬰幼兒貧血行動，目前西部地區已有11個省的23萬兒童受益。下一步，衛生部將進一步加強與教育、農業、扶貧等部門的合作，加大兒童營養改善力度。

戰略發展報告范文3

《主題背景下，家園合作促進3—5歲幼兒語言智能發展的策略研究》

二：核心概念：

1、語言智能：它是指能有效地運用口頭語言及文字表達自己的思想并理解別人，靈活掌握語音、語義、語法，具備用語言思維、用語言表達和欣賞語言深層內涵的能力。

2、主題活動：它是以幼兒發展為本，選擇幼兒生活環境中感興趣的、有教育價值的主體（或話題）為統領，將各領域進行有機整合，讓幼兒通過觀察、思考、操作、表達表現，獲得相關知識經驗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培養幼兒自主創新精神為核心的教育活動。

三、研究價值：

1、幫助教師拓展培養幼兒語言智能的途徑。

教師除了在園內利用主題教育活動中的各個環節尋找適合幼兒語言發展的多種方式、方法外，還能利用家長、社區資源來培養幼兒語言智能。

2、能提高家長的語言教育智慧。

在了解家長需求的基礎上，通過各種形式幫助家長掌握適當的方法，豐富家長的教育知識，使家長在幼兒的語言智能發展中起著積極的作用。

3、能促進幼兒全面發展。

語言是思維的工具，是認知能力的一種，在運用語言的過程中，幼兒的認知能力、社會交往能力同時得到了發展。

四、研究目標：

1、通過研究，形成教師在主題活動中發展幼兒語言智能的方法。

2、利用家庭、社區及周邊環境的教育資源，發展幼兒語言智能的策略。

五、研究內容：

1、主題活動中發展幼兒語言智能的內容及形式。

2、指導家長在家庭中利用各種資源為幼兒創設良好的語言環境。

3、如何有效地利用社區和周邊資源。

六、操作流程：

（一）、具體內容分配：

1、利用語言游戲提高幼兒語言運用能力。（小一班負責）

2、家園共育提高幼兒語言表達能力。（小二班負責）

3、豐富小班幼兒的交往語言促進交往能力的發展。（小三班負責）

4、創設兒歌語言環境，促進幼兒語言智能的發展。（托班）

（二）、具體負責人項目分配：

1、徐麗娉教學活動設計

2、張玲家教指導

3、沈敏環境創設

4、朱海燕黃英收集相關資料

5、盛述波實施方案

（三）具體安排：

第一階段：準備階段（20**.9——20**.10）

1、發放“幼兒家庭語言環境調查問卷”，匯總問卷，撰寫調查報告。

2、收集有關資料，分析資料，制定研究方案。

3、根據年級組課題，各班確立小專題，并制定實施計劃。

第二階段：實施階段（20**.11——20**.2）

1、繼續學習有關方面的資料。

2、設計活動方案并為幼兒創設多元的語言環境。

3、在階段總結的基礎上調整計劃再實施。

4、定期召開課題組會議，討論、交流活動開展情況。

第三階段：總結階段（20**.3——20**.6）

1、整理材料。

2、撰寫報告

（四）、預設具體措施：（20**．3――20**．2）

20**年

三、四月份

1、結合“三八節”活動，邀請部分家長參加親子游戲。

2、組織“小青蛙”故事比賽，并在平行班中交流。

3、根據主題豐富區角中語言區的內容，并組織“語言創意角”交流展示。

4、利用家長會了解家長目前的困惑。

5、結合“圖書日”組織幼兒到居委會講故事給爺爺、奶奶聽。

五、六月份

1、加強語言教學力度，結合主題開展語言教學活動展示。

2、豐富幼兒成長檔案，增加有關語言的內容。

3、利用散步時間與別班幼兒交換自帶玩具。

4、各班根據自己班級的需要開展小規模的家教指導。

5、組織活動“我要升中班了”，與中班幼兒開展交流活動。

九、十月份

1、組織“我是大哥哥、大姐姐”活動，與小班、托班幼兒進行大帶小活動。

2、利用十一黃金周設計并實施活動方案。

3、布置有小班語言特色的走廊環境，以游戲為主，配合圖片、道具等。

十一、十二、一月份

1、根據主題調整區角中的語言區內容。

2、根據各班情況設計并實施活動方案。

3、開展“有趣的中國話”活動，邀請部分家長參與。

4、整理階段資料，撰寫經驗總結。

20**年

三月份

2、整理活動開展資料。

3、撰寫結題報告。

七、目前已開展的工作：

1、發放“幼兒家庭語言環境調查問卷”，匯總問卷，撰寫調查報告。

2、收集有關資料，分析資料，制定研究方案。

3、根據年級組課題，各班確立小專題，并制定實施計劃。

4、布置有上海語言特色的走廊環境“阿拉咖吧”。

5、豐富各班區角中語言角的內容。

戰略發展報告范文4

論文關鍵詞：民辦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保障機制

民辦高等教育屬于高等教育系統一個不可或缺的子系統，它和教育領域內的其他子系統存在著天然的聯系，其自身又是一個包含多個子系統的有機整體，與外部環境進行復雜的物質、信息和能量交換。民辦高等教育的可持續發展要求則呼喚國家教育政策的成熟、公共教育環境的優化以及民辦高等教育與其他教育要素的良性互動。因此，民辦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戰略保障機制的建設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必答題。本文就戰略保障機制在民辦高等教育發展中各層面的輻射作相關思考。

一、宏觀層面：國家合理的民辦教育政策決策機制建設

（一）清晰的導向性

政策決策機制運行的結果一般外化為相關教育政策的不斷出臺。教育政策作為一個風向標，它實際上引導著教育資源的流動方向。而資源的流動方式和流向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教育資源增值的幅度。教育政策要準確反映社會對高等教育的剛性需求和教育資源的可能流向并作適當預測。這樣教育政策就會在社會上起到導引高等教育尤其是民辦高等教育資源的流向，還會引導教育領域之外的社會游動資源流入民辦高等教育的域內，更好地配置教育資源。教育政策決策機制的導向性在現實中就會表現為相應的法律上的保障和經濟杠桿上的利益驅動以及社會環境方面相應的氛圍鼓勵。這三個方面缺一不可，否則教育領域內的資源整合以及教育與外界的資源、信息、物質的交換便無法正常進行。因此實體上模棱兩可的、語焉不詳的政策不但導向性很差，而且還會誤導教育資源的流動。

（二）確定的制約性

對于教育內部資源流向是否符合教育政策導向的實然狀態，教育政策的決策機制必須立即做出應有的制約作用。在教育領域內部，這種制約表現為懲罰或者鼓勵。對于教育尤其是民辦高等教育內部資源的流向不規則、違背國家政策導向的資源流向，教育政策機制具有及時對這種現象做出懲戒的功能，以防止教育資源出現因流向偏差而導致整體效益不高、部分資源流向違反規則的結果出現。對于教育資源流向合乎國家教育政策導向的現象，教育決策機制同樣要及時給予相當的鼓勵。

在教育與外界互動過程中，這種制約主要體現在實現教育與外交資源配置的優化，當教育尤其是民辦高等教育內部資源稀缺而效益較高時，教育決策機制具有引導社會資源流向民辦高等教育內部以滿足社會對民辦高等教育的剛性需求。反之，就會引導民辦高等教育內部的低效資源流出民辦高等教育領域。

教育決策機制的制約性還表現在對于流入民辦高等教育的資源應該具有相應的過濾作用。與經濟領域不同，教育資源要追求相應的公益性，要求流入教育領域的資源必須具有公益的功能，否則，教育政策決策決策機制就必須具有及時過濾這些資源的功能。

二、中觀層面：教育合理的資源流動機制

就本研究而言，中觀層面可以理解為民辦高等教育與公辦高等教育、民辦教育個體之間的資源流動機制。民辦高等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民辦高等教育與公辦高等教育、民辦高等教育之間能否形成較為合理的教育資源流動機制。

要實現教育資源在公辦高校與民辦高校之間的流動機制，首先需要國家教育決策機制的導引作用和制約作用來為教育資源在不同體制高校間流動創造一種適宜的社會氛圍，同時公辦高校群體要跳出自身的圈子來通盤看待高等教育，要走出“利益”這個狹小的死胡同，追求整個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就目前來看，宏觀層面的國家教育政策決策機制的導引性作用和制約性作用還沒有成熟，教學資源在不同體制高校間流動的社會氛圍還相當缺乏。多數公辦高校依靠其在教育領域內的特有優勢而不屑于與民辦高等教育資源共享。

民辦高等教育內部的教育資源流動機制同樣非常重要，目前民辦高校只局限于師資流動，很難促進民辦高等教育的整體資源優化配置。要形成民辦高等教育的整體合力，才會在與公辦高等教育的競爭中不致于太弱勢。所以民辦高等教育自身更應該形成較為合理的教育資源流動機制，實現民辦高校之間理性競爭。

三、微觀層面：民辦高等教育個體的管理機制

民辦高等教育的可持續發展，還需要民辦高等教育個體的良性管理機制，而且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各個民辦高等教育個體發展的此消彼長。

（一）科學的決策機制

對于民辦高校而言，健全完善的決策機制是辦學所面臨的第一個重要問題。民辦學校為數眾多，情況千差萬別，但是科學的決策機制至少要考慮以下幾方面：

1.先進的辦學理念。辦學理念貫穿于學校運行的始終，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學校將來能走多遠。先進的辦學理念以為學生的成長和發展服務以及能服務到什么程度為宗旨，并且能夠使學生的心靈舒展，并且在離開學校以后仍然具備心靈舒展的素養。這就意味著先進的辦學理念必須要與學生的心相通。

2.與時俱進的辦學措施。辦學措施要根據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發展，并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而采取相應的能滿足社會對教育尤其是民辦高等教育的剛性需求的措施。這些措施的采取是要深挖受教育者的真正需求所在，并恰到好處地發展受教育者的弱項而又是社會發展急需的那些素養。與時俱進的辦學措施就需要民辦高校的決策者在決策時不能貪大求洋，更多的是要對社會民眾教育需求的深層次剖析，也不是好高騖遠的一味地求“高深”，而是要腳踏實地地夯實基礎。

3.民辦教育的公益性目標和經濟性目標并駕齊驅。民辦教育目標的公益性與經濟性并非完全矛盾，兩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結合，民辦高校的辦學實踐如果注重到了公益性，當然就會增加其社會美譽度，相應地就會產生豐厚的經濟效益。

（二）切合實際的利益

建立健全切合實際的利益—動力機制是實現民辦高校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現代管理學和組織行為學告訴我們，組織發展的動力來源于個體動力，而個體動力的很大一部分產生于個體在組織運行中所能獲得的利益。缺乏持續動力的運轉是不能持續的。民辦高校可持續發展的真正動力來自內部，如果學校內部的每一個人的實際利益的獲得都與學校的真正發展以及自己的努力程度有天然的正相關性，就使員工所獲得的實際利益大小會轉化為相應的動力。因此辦學者必須要真正而不是形式方面考慮到員工的實際獲得利益，因為學校運轉的實際動力就來源于此。

要建立健全切實可行的利益－動力機制，需要考慮以下幾方面在學校運轉中的落實：

1.切實整合員工和學校價值取向。學校的價值取向是多維且復雜的，同樣員工的價值取向也是多層的，這就需要學校和員工都要具備找到兩者的共振點以求共振。盡量實現兩者的雙贏目標。

2.學校要根據員工所處的不同發展狀態和不同的發展需求有差別地管理員工，在可能的范圍內最大限度地實現絕大部分員工的實際利益訴求，盡可能創設出一種讓每個員工都能獲得相應的發展因為轉化為相應的動力。這樣的學校，運轉中必然會形成強大的凝聚力，這樣的員工必然會產生相應的向心力而不是離心力。

（三）暢通的信息流通機制

民辦高校的正常遠轉離不開信息在管理路徑流動的暢通無阻。要實現信息在管理路徑中暢通，必須要求學校內部的部門和層級的權、責、能的高度匹配，而且這種匹配要以嚴格的制度作保障。如果部門和層級的權、責、能不匹配，管理信息就會在流通過程中出現會被截留、添加、壓縮、放大、歪曲、異化等現象。要確保管理信息在管理路徑的暢通，就必須要求各部門各層級對于流經的信息只做自己該做的、能做的解讀和加工。而且這種解讀和加工是有助于管理信息被其他部門接受的。

（四）嚴格的質量保證機制

現代高等教育發展快速、多樣，而且隨著規模越來越大，更要重視質量的提高，要形成嚴格的質量保障機制。從目標管理、資源保障、人員隊伍保障、過程監督管理、質量評估等方面進行管理和考核。考核結果作為一個相對客觀的數據記錄和技術統計，它的作用是對大學系統的運行狀態作全面的把握，起到一面鏡子的作用。學校內部要設立一個專門的辦學質量評估機構，按照學校運作系統的特點，組織內部的、定期的、有針對性的評估，將辦學質量的控制常規化、持續化。也可以邀請校外專門的評估機構對學校辦學質量進行評估，使評估結果更加客觀。

（五）富有活力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

民辦高校的可持續發展最終是要靠人去完成的，人是民辦高校可持續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所以，富有活力人力資源管理機制民辦高校實現可持續發展所不可缺少的。

就民辦高校而言，其員工的年齡與經驗及能力分布的“雙端”特征明顯。“雙端”的一“端”是高齡的員工，另一端是剛出校門的高校畢業生。民辦高校員工的“中間層”不多，且“雙端”之兩端的員工因實際情況和工作動機不同，因而其實際需求也不同。這就要求民辦高校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不能對所有人搞一刀切。要針對不同員工的實際利益訴求采取針對性的激勵以及保障措施。

民辦高校員工分布的雙端特征還要求人力資源的實際運行必須要創設一種讓高齡教師的經驗和閱歷成為年輕教師成長的支持力。讓年輕教師的熱情和精力成為延續高齡教師工作欲望的火種。采取新老教師“結對子”“新教師拜師學藝”等措施加速青年教師的成長。讓高齡教師的經驗和能力找到新的載體，同時高齡教師的現代媒體操作技能也會得到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雙端都會有所發展。

民辦高校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要有活力，還必須要在實際運行中創設一種良性的競爭機制。民辦高校的決策者要有勇氣把高校內一些基層的領導崗位拿出來在校內符合條件的員工中“公推公選”，而不是指定。這樣在很大程度上更能激發青年教師對學校管理的參與欲望。更好地推動學校的良性運轉。

（六）生生不息的財力保障機制

民辦高校運轉的財力多數屬于自己籌集，這就要求民辦高校形成財力保障機制。這種財力保障機制必須要具備不斷地產生財力的能力，民辦高校的財力來源一是在于自身發展的“雪球”效應，二是融進社會民間資本。自身的“雪球”方式屬于財力內生，融進社會民間資本屬于財力外生。對于財力內生的高校，要形成一種盡可能在降低“雪球”的“雪核”規模前提下能迅速增大“雪球”的機制。這可以通過民辦高校利用自身的優勢為社會公眾服務的服務的方式來獲取。財力外生的高校，要具備融進社會民間資本的能力，同時要具備對這些游資的過濾能力，只有合乎民辦高等教育發展要求且具有公益意向的游動資本才可以作為財力外生的資源。

（七）靈敏的的自我糾偏機制

民辦高校在我國發展較遲，運轉相對不成熟，表現在決策以及運轉的各環節，這樣就更需要建立一種自我糾正的機制，對運轉過程中的不成熟、不規范、不理性行為表現予以適當糾正。這就要求民辦高校的管理者敏銳的觀察力及時發現學校運行中出現的偏差，有勇氣自我解剖這些偏差出現的原因與根源，并且有能力采取相關糾正措施。

建立自我糾偏機制，在民辦高校的運轉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會很多，但這些問題大多源于教育的公益性與經濟性、管理措施的理性與感性的把握。對于多數民辦高校而言，在這些問題上具備準確界定的能力才是建立自我糾偏機制的最關鍵的需要。這就會外化要求民辦高校必須要加強教育和民辦教育的研究。

建立自我糾偏機制要求民辦高校的運行要具備快速發現問題的觀察力，擁有冷靜分析問題的理論思考能力和有力的糾正能力。對于為數眾多的處于“重新洗牌”時期的民辦高校，需要開拓、拼搏、實干和進取，更需要一種冷靜的反思，這樣，民辦高校的實際運行會越來越理性

（八）良性的資源共享機制

民辦高校的實際運行，不可避免地要與外界產生互動，這種互動涉及到雙邊和多邊資源的流動與共享。民辦高校可以利用發展形成的一些自身優勢服務社會增加美譽度，可以和其他高校建立圖書共享、學分互認，教學、科研成果共享等多種方式來強化這些這種互動機制。此外還可以和企業進行產學研互動。在這些互動中，不僅可以使學校獲得自身發展的許多外力還可以盡可能地學習外界的長處做到取長補短，盡快提升民辦高校運轉的規范性和成熟度。

在資源共享機制的建立過程中要注意到以下幾點；一是這種資源共享必須以提高學校的教學質量，提升學校運轉的水平為前提。民辦高校要有勇氣摒棄狹隘的利益觀念，走出傳統關門辦學的小圈子，讓學生享受到優質的高等教育，二是要盡量實現互利多贏。這種資源共享就是要求參與的高校都提供自身最佳優勢、最具特色的資源，讓涉及的高校和學生都能獲得最大收益。三是優質教學資源經由社會統籌。優質教學資源短缺，是我國高等教育目前的客觀現狀。實現教學資源共享必須要改變傳統教學資源傳統的學校本位觀念，應該把教學資源視為社會公共的資源。讓優質教學資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戰略發展報告范文5

論文摘 要：提高教育質量是當前高等教育發展的首要任務，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必須構建一套整體持久的質量保證體系用以指導，控制和調整教育過程。本文針對我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制度存在的問題，提出將質量管理的各個階段、環節、學校各部門控制質量的職能和活動有機地組織起來，而形成的一個任務、職責、權限明確，互相促進的體系，以應對我國教育在培養人才的過程中出現的困境。 

 

一、國外的教育質量保證制度 

開放式培養是西方世界最為常見的教育模式，有無有效的質量保證制度是開放式培養模式能否得以順利實施的第一關。在美國，教育機構質量保證涉及三種(級)評估，一是機構注冊評估，二是機構質量保證制度，三是專業質量評估。機構的注冊，如同商業機構一樣，只是申請辦學許可，不反映辦學的質量。能夠表明高等教育機構辦學質量的主要是質量保證資格及資格等級。何為質量保證，簡而言之，就是以相互約定的質量標準為準繩，以自我評估和同行評估為特點，以質量的連續性提高為最終目的(質量保證手段之一)。也有學者認為，保證的目的是使學校取得校外人士的信心和信任，并進而贏得更好的聲譽。美國教育的質量保證對象是所有從事教育培養的機構，負責保證的機構為全美教育學院聯合會組成的保證理事會。質量保證又可細分為兩大類型，一是專業單純型，比如由全美教育學院聯合會的質量保證；二是政府撥款進行的相關質量保證。后者又分為兩種，一種是政府組織的質量保證(在美國很少見)；二是政府委托質量保證機構進行的質量保證。政府通過對質量保證機構的保證標準、程序及工作規范加以認可從而獲得對質量保證的間接干預權。通過保證的結果來最終確定政府對教育的撥款額度。美國聯邦教育部對教育的政府補貼多數是通過這一手段而實現的。 

與美國相比，歐洲很多國家教育機構質量保證系統稍有不同，多數是通過中介機構來實施質量保證。機構質量保證分為機構(學校)質量評估和專業質量評估。目前的發展趨勢是將兩種質量評估合二為一。英國于1997年成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署，該署于1999年11月首次公布質量評估新框架。2000年開始對42種學科進行質量評估。評估的主要目的是(1)在質量監控與質量改善上求得平衡；(2)在質量保證的各個側面維持平衡，直言之，要在依賴外部質量監控手段和依靠自我質量保證之間維持平衡；(3)追求效率；(4)與其它高等教育政策相協調。教育作為一個專業，也必將受到英國質量評估新框架的影響。 

二、目前我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制度存在的問題 

我國自從1992年開始新一輪高等教育改革以來，體制改革、教學改革和教育觀念改革全面展開，質量意識明顯增強，高等教育規模和質量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有關質量保證的研究迅速被提，以質量保證為目的的教育評估廣泛開展，1995年國家教委開展了全國高校本科教學合格、評優與“211工程”建設等工作。但總體而言，我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制度建設尚處于探索和借鑒外國經驗的階段，仍然存在著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主要有： 

1、質量監控主體單一化。建國以來，我國對高等教育進行質量控制是政府，他們既是高等學校的興辦者，又是高等學校的管理者，還是高等學校的評價者。在我國高等教育已經大眾化的情況下，面對近2000所高校的質量監控全部由政府來完成，其結果必然是周期長，時效性差，質量不能保證。 

2、質量控制外部化。在我國現行的質量保證制度中，質量控制主要來自外部，政府在高等教育質量管理和保證方面有絕對的權威，其結果是學校本身高度重視外部評價，而忽視自身內部的自我評價，高校普遍缺乏加強質量管理的內部動力。從管理學理論角度看，高校內部全體員工自覺的質量控制才是持久的，僅依靠外部的質量監控是很難保證其教育質量的。 

3、質量觀念片面化。在評價高等教育質量過程中，往往只根據人才培養的數量和規格這一因素來評價高等教育的整體質量，忽視了高等教育是否滿足人們的受教育需求，以及高等教育是否促進現代化這個根本的內容。高等教育是否促進當地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是否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受教育需要，是否有利于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這些本來應該是評判高等教育質量高低的因素，卻被忽略了。在質量標準方面，用精英階段高等教育的學術取向和質量標準來規范大眾化高等教育，結果又造成了質量標準的同一化。 

三、新時期完善我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制度的取向與對策 

教育質量是高等教育的永恒的主題，高校能否保質保量的滿足社會對大學的全面要求，不僅影響到社會的進程，而且也決定了大學自身能否從社會換取資源的能力及其生存發展狀態。因此，高等教育的質量的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制度是質量的保證，要提高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必須完善我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制度。 

1、政府部門的質量監控制度。 

（1）制定質量保證法律、法規，規范高校行為。 政府的主要職能是通過教育立法，規范高等教育教學質量行為。目前我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主要以《普通高等學校教育評估暫行規定》為政策依據，由于該《規定》制定較早，其基本框架已不適應當前形勢發展的需要。為此，國家應以《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師法》等為法律依據，并吸收歐美發達國家高等教育保證的經驗，制定有關高等教育質量保證的法律、法規，對高等教育質量保證的目的、組織、程序、周期、結果公布、保證對象及類別、保證結果的使用等做出明確規定。各省教育行政部門也要結合本省的實際對所管轄的高校制定必要的教育質量保證政策，使高等學校有法可依，并加大執法力度，使質量保證活動規范化、制度化。

（2）建立多層次、各種類型的高校質量標準。多層次、各種類型的高等教育質量標準的建立是由人才培養目標的多樣性和高等學校不同的層次、類型、結構和功能決定的，同時，目前中國高等教育在投資主體、辦學模式、體系結構、培養目標等方面，越來越向多元化、多層次發展，因此，難以用一個統一的質量標準來衡量，也不可能用一個統一的機制來保證。正如1998年在巴黎召開的首屆世界高等教育大會通過的《21世紀高等教育展望與行動宣言》中指出的，考慮多樣性和避免用一個統一的尺度來衡量高等教育質量。如果我們用統一的質量標準來衡量不同的高等學校教育質量，那是不現實的，也是不能奏效的。必須區分類型，并以此施行不同的管理辦法，建立分層次的多元化質量評估標準。如研究型院校、理工科院校、師范類院校、藝術類院校、高職高專等，使各級各類高校找到合理的定位和發展空間，在相應的平臺上與其他高校展開競爭。 

 （3）分類保證。上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高校結構性的合并調整、招生并軌、大規模地擴招等改革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使我國的高等教育進入到一個嶄新的高等教育大眾化時期。學習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歷程中的經驗，在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已初見端倪的今天，應盡快建立起高等教育的保證制度，制訂公正客觀的評價標準，對多樣化、多層次、不同區域的高等教育進行保證評估，保證的目的是要保證最低的質量要求，以確保高等學校提供的教育學生是合格的，可以被社會接受，從而證明學校是有效率的。以確保各類高校的教學質量符合社會經濟發展對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要求。 

2、高校內部施行全面質量管理制度 

隨著大眾化高等教育的發展，高校的主體地位將隨著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而變得越來越突出，高校在質量保證中的作用也將變得越來越重要。高校在獲得辦學自主權的同時，應當建立嚴格的自律機制，通過自我控制、自我調節、自我完善，保障高等教育健康發展。 

（1）強化質量意識，建立校內質量控制體系。全面質量管理是教育質量保證體系的重要理論基礎，基本核心就是提高教職員工的素質，增強質量意識，做到“質量第一，人人有責”，人人做好本職工作，人人抓教育質量，通過抓好教學、科研等工作質量來保證和提高教育質量。:建立校、院（系）兩級教學質量監控和管理體系；完善教學督導制度和教師教學評估制度；學校內部的教學質量由校、（院）系承擔，對專業的規劃、設置、監控嚴格把關，并實行審查。學校設立質量監控中心、學術委員會，（院）系也設立也設立相應的職能結構，目標分解，層層把關，及時糾正出現的問題，確保教育質量。 

（2）建立定期的教學質量自我評估制度。建立定期的教學質量自我評估制度就是在校內形成教學質量管理網，使教學的每一環節都有相對穩定的管理標準和質量要求。學校教學質量自我評估分兩個維度進行，一是院系對人才培養的自我評估，主要評估專業培養目標是否符合社會需要；教學質量是否達到培養目標要求。二是對教師教學質量的自我評估，主要對教師教學態度、教學技能、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效果進行評估。學校實施教學質量自我評估就是把質量管理的思想和理念要反映和滲透在各個考評項目中，包括教學管理工作效率、試卷建設、課程建設、教師教學紀律、教師教學質量、教研活動、聽課、教材、學生紀律、省級以上統考課程、師資水平、實驗設備、學生科研和實習工作等評估項目，以達到以評促改，以評促建的要求。為保證評估目標的實現，學校建立教育質量評價與診斷系統，由分管校長負責，聘請教學經驗豐富、教學水平高的教師組成質量監控中心，中心的人員經常參加聽課和評課活動，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學生和其他方面對教學的意見和建議，以便對學校教學質量管理進行評價，診斷質量管理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關的改革意見。 

（3）建立畢業生信息反饋制度。畢業生就業狀況和對社會的貢獻度如何，直接反映高校的教學質量，是高校質量保證的重要環節。學校可以建立畢業生就業狀況檔案，了解畢業生就業狀況。這樣做一方面能夠完整地了解畢業生走向社會的反饋情況，另一方面又能夠為學校提供專業的需求狀況，及時修正人才培養工作的偏差，同時也為學校及時調整專業起導向作用，是高校質量保證工作的重要環節。 

 

參考文獻 

[1]楊德廣.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多樣性和質量保證.東南學術，2002（2）：24-28 

戰略發展報告范文6

    規劃(planning)是一個組織對其未來及通向未來的路徑進行設計的過程[1]。戰略規劃則是一個組織確定其方向或戰略以及運用各種資源實現這一戰略而做出決策的一個過程，它一般來說規定機構的使命，制定指導機構設定目標和實施戰略的方針，建立實現機構使命的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然后根據確定的目標決定行動的方向[2]。它不僅可以引導組織應對變化，把握未來；規范組織行為，增強組織活力；更是自我宣傳和展示組織價值的重要工具。

    從國外檔案事業發展現狀看，戰略規劃已經成為檔案機構確定發展目標、探索發展途徑的重要頂層設計與管理工具。本文試圖闡述國外檔案戰略規劃的發展現狀與成就，并分析其特點，以為我國檔案戰略規劃的制訂與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鑒。

    2　國外檔案戰略規劃的發展態勢

    國外檔案戰略規劃的制訂呈現出蓬勃發展之勢，本文僅就主要國際組織及部分國家的發展態勢進行分析和闡述。

    2.1國際檔案理事會的戰略規劃

    國際檔案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ICA)是一個旨在保證世界各地的文件和檔案得到有效管理(包括永久保存和公共利用)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它是檔案機構和檔案職業在全球舞臺的代言人。隨著環境與技術的變化，ICA于2008年7月26日理事會年度大會上討論通過了新的《國際檔案理事會2008-2018年戰略方向》(ICA Strategic Direction 2008-2018)[3]，ICA執行委員會則于2010年1月25日了《國際檔案理事會2009-2010年業務規劃》(ICA Business Plan 2009-2010)，成為目前全世界檔案事業的行動指引和發展路徑[4]。規劃期為十年的《戰略方向》表達并闡述了ICA的愿景、使命、核心價值、目標、戰略任務及預期社會貢獻，與之配套的第一個系列跨年度業務計劃《2009-2010年業務規劃》則以量化的形式展示了ICA的業績目標。

    2.2美國檔案界的戰略規劃

    美國國家檔案與文件管理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NARA)是美國聯邦政府檔案工作行政管理的領導中心和最高管理機構，早在1997年，NARA即制訂了一個十年戰略規劃《美國國家檔案館與檔案管理署1997-2007年戰略規劃》(The Strategic Plan of NARA 1997-2007)，并分別于2000年和2003年進行修訂；2006年NARA又出臺了一個新的十年戰略規劃《美國國家檔案與文件署2006-2016年戰略規劃》(The Strategic Plan of NARA 2006-2016)，并于2009年進行修訂[5]。此外，NARA的《信息資源管理戰略規劃》由來已久，最新的版本是2010年9月的5.6.1版本《NARA 2010-2013財年信息資源管理戰略規劃》(The Strategic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Plan of NARA FY 2010-2013)[6]。另外，NARA還編制了《開放政府規劃》(Open Government Plan)以體現國家檔案透明、開放、合作的文化理念；編制了《績效規劃》(Performance Plan)，以檢驗某一財年完成任務計劃與長期戰略規劃目標之間的關聯。NARA還出臺了投資計劃、社會媒體戰略、業績報告、年度報告、電子政府法實施報告等一系列重要的綱領性綜合性文件[7]。

    除NARA外，美國的一些檔案學術機構也在積極地制訂事業發展戰略規劃。

    例如，美國檔案學會(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SAA)自2009年2月開始廣泛征求對相關發展規劃草案的意見并幾經修改，最終于2010年5月推出《2010-2014財年戰略優先目標與活動規劃》(Strategic Priority Outcomes and Activities FY 2010-2014)，并經SAA理事會(SAA Council)批準[8]。該規劃是SAA五年來編制的所有發展規劃中最詳細的一個，其繼續推進SAA于2005年確定的三大優先領域，即：技術、多樣性、提倡及公眾意識，只是根據新的目標及活動對之進行了調整，并擬訂了細致的實施步驟和時間表，以改進檔案管理方法、增強檔案與社會的關聯、提高檔案界的社會影響。

    2.3英國檔案界的戰略規劃

    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TNA)是英國政府檔案的集散地，也是檔案信息管理與信息服務的主要窗口。2007年7月，英國國家檔案館了《流動著的信息：國家檔案館愿景》(Living Information：The Vision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9]，為達到這些愿景，結合戰略優先領域的分析，自2007年起，英國國家檔案館連續幾年制訂了年度《發展戰略規劃》(Strategic Plan 2007-2008、Strategic Plan 2008-09、Strategic Plan 2009-10、Strategic Plan 2010-2011)，分別闡述了未來一年內國家檔案館的主要工作任務、計劃、方案、項目、活動及相應措施[10]。2011年4月，英國國家檔案館編制了一個為期五年的帶有長期性的《2011-2015年業務戰略規劃》(For the Record.For Good.Our Business Plan for 2011-2015)，闡釋了其未來五年中的核心作用、社會職責與戰略優勢，附帶描述了2011-2012年的主要業務領域、信息戰略及國家檔案館經費花銷的透明度[11]。

    除了國家檔案館，英國還有其他檔案組織或機構也制訂了相應的戰略規劃。

    例如，英國博物館、圖書館及檔案館理事會(Museums，Libraries & Archives Council，MLA)，早在數年前即編制了跨年度業務戰略規劃，其中《MLA 2009-2010年業務規劃》(MLA Business Plan 2009-2010)已經是5.0版本。除了總的前導規劃外，MLA還編制了一系列實施規劃(Operational Plans)，以體現相關行動對機構愿景的落實和績效檢驗，另外還有一些體現具體活動的行動計劃，如《圖書館行動計劃》(Library Action Plan)、與英國國家檔案館聯手實施的《檔案館行動計劃》(Archives Action Plan)等。

    2.4澳大利亞檔案界的戰略規劃

    澳大利亞檔案界十分重視戰略規劃的制訂實施對檔案工作的引領作用，從國家檔案館、檔案學會，到大學檔案館、州立檔案館，都制訂有相應的戰略規劃。

    例如：澳大利亞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NAA)于2009年9月制訂了《2009-2012年整體規劃》(Corporate Plan 2009-2012)，闡述了NAA的主要成就、戰略優先領域、價值理念、核心業務、預期目標等[15]。又如：1975年成立的澳大利亞檔案學會(Australian Society of Archivists，ASA)一直是本國的行業代言人，其在20 05年即制訂過《2005-2008年ASA戰略規劃》(ASA Strategic Plan 2005-2008)，闡述了ASA的使命、關鍵目標、主要貢獻等，該規劃于2006年9月9日得到ASA理事會(the ASA Council)批準[16]。2008年ASA又制訂了《2008-2012年ASA戰略規劃》(ASA Strategic Plan 2008-2012)，并在2008年7月11日得到ASA理事會批準；規劃主要闡述了ASA在未來幾年內的戰略優先領域，如發展職業理念、開展教育培訓、提供準確服務、注重組織建設等[17]。

    2.5加拿大檔案界的戰略規劃

    加拿大圖書館與檔案館(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LAC)于2006年6月制定了戰略規劃“變革的方向”，從加拿大圖書館與檔案館將是什么、什么將指導加拿大圖書館與檔案館、什么是實現目標的支撐戰略三個方面，確立了該館今后若干年內發展的主要方向，提出了引人入勝的愿景和富有活力、自信和高度相關的機構的組織哲學[18]。2007年和2008年，LAC又分別出臺了新的戰略規劃：《2007-2010年LAC業務規劃》(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Business Plan 2007-2010)、《2008-2011年LAC業務規劃》(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Business Plan 2008-2011)，闡述了本機構的使命、風險識別、主要活動、戰略選擇及未來展望[19]。

    另外，加拿大也有一些地區性的檔案戰略規劃。例如，《安大略檔案館2010-2013年戰略規劃》(Archives of Ontario Strategic Plan 2010 to 2013)，《薩斯喀徹溫檔案館戰略規劃》(Strategic Planning for the Saskatchewan Archives)等。

    3　國外檔案戰略規劃的發展特點

    國外發達國家普遍重視檔案戰略規劃的制訂，并呈現出以下特點，值得我國檔案界深入思考并積極借鑒。

    3.1強烈的職業使命感

    諸多國家或機構的戰略規劃都體現出大力開發檔案價值并通過具體的行動服務于社會、服務于政府的強烈的職業使命感。正如SAA“發展規劃”中描述的，不斷變化的信息技術挑戰著檔案理論、實踐及通訊協議，必須實現更有效的各種格式檔案的收集、獲取與保存；檔案從業者必須明確檔案及其職業的重要社會價值，增加公眾支持、塑造公共政策、獲取各種資源，以確保檔案記錄的可獲性、保障公民的文化權利并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ICA在其“戰略方向”中提出：我們提供超越政治分歧的專業論壇，捍衛全世界的檔案事業；ICA致力于從檔案形成之時便對其實行有效管理，維護檔案作為國家和社會文獻記憶的永久保存，并將它們最大范圍地提供給公眾利用；通過ICA的活動，國家和國際組織的主要決策者以及世界各地的普通民眾都將了解，有效的文件和檔案管理是良政、法治、行政透明、保護人類集體記憶以及公民利用信息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20]。NARA在其《2007-2017年戰略規劃》中提出[21]：作為國家的文件管理者，NARA將通過加強對政府文件管理的領導與服務，確保聯邦政府工作的連續性和高效性；將應對電子文件的挑戰，以確保在數字時代成功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必須重新將注意力和資源投入到使盡可能多的文件提供給公眾利用上去。國外檔案界的這種對自身職業重要性的高度意識及強烈的職業使命感，尤其值得我們思索和借鑒。

    3.2清晰明確的目標定位

    ICA在其《2009-2010業務規劃》中既制訂了業務目標(Programme Objectives)，也制訂了機構目標(Organizational Objectives)，三大業務目標和三大機構目標下又分別明確了多項具體關鍵目標(MainGoals)，還輔之以圖表形式展示的具體計劃項目(Project)或活動(Activity)的名稱、承擔機構、產品及預計完成時間，不僅內容清晰，更增強了戰略計劃的務實性和可操作性。SAA在其確定的三大優先領域下，分別設定了多個預期成就(Desired Outcomes)以及可以計量的各種重要活動(Measurable Activities)，并給出實現時間，責任到人或機構。NAA規劃中則以圖表的形式明確規定了主要預期成就(Planned Outcomes)與行動計劃(Programs)、核心業務的職責(Responsibility)與相應的戰略措施(Strategy)。

    3.3內涵豐富的規劃體系

    如前所述，NARA不僅制訂了總的十年戰略規劃，還編制了《信息資源管理戰略規劃》、《開放政府規劃》、《績效規劃》等，相輔相成并形成了一套內涵豐富的規劃體系。TNA則不僅連續幾年制訂年度發展戰略規劃，并有相關的長期業務戰略規劃，還編制了配套的收藏戰略、相關政策文件及行動計劃。另外，MLA的年度業務戰略規劃、整體規劃、前導規劃、實施規劃、行動計劃等，也構成了內涵豐富的規劃體系。我國也有國家層面的全國“十一五”時期檔案事業發展規劃、全國檔案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不少地市也都隨之編制了檔案事業發展的五年規劃，但少有年度發展計劃、專項活動規劃及相關戰略、政策文件或行動計劃的制訂。

    3.4注重規劃實施績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