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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保護文物的演講稿范文1

20xx端午節主題演講稿范文一尊敬的各位朋友們：

中國的傳統節日端午節即將到來，在此佳節來臨之際，我祝所有朋友們節日快樂，合家幸福!

端午節節日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在每年的固定日，共同舉行的儀式或慶典。全民認同并參與，一年一度，周而復始。

我國的傳統節日，豐富多彩，源遠流長，蘊涵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影響廣及東方，乃至世界。中國的節日文化，具有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

中國節日，從元日到除夕，計十四個，其中最盛大的節日是端午、中秋、年(春節)三節。

端午節起源，傳說多種。五月正值仲夏，“端”即“初”，端午既初五，古人“俗重五日”。又當“夏至”，漢初定五月五為節日，為逐疫辟邪。唐宋時稱為“端午”(“五”“午”相通)，別稱端陽節、重午節。包粽子、賽龍舟成為端午節中國兩大民俗。

五月五日又是偉大愛國詩人屈原的殉國之日。每逢此日，屈原家鄉人民以竹筒盛糯米，投江中紀念屈原。后演變用竹葉或葦葉代替竹筒并系以彩繩，即“粽子”。于是，端午節包粽子紀念屈原，為廣大人民所認同，兩千年來，代代相傳，延續至今。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任楚國左徒，世稱三閭大夫。他對內主張舉賢任能，改革弊政;對外主張聯齊抗秦，興邦強國。因遭讒臣嫉謗，被楚懷王蔬遠，后又放逐湘沅，雖輾轉艱辛，仍憂國憂民。聞秦軍攻破郢都，憂憤交加，投淚羅江以殉國難。 屈原心系國運民生，是愛國愛民的賢臣，又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詩人。一生寫下《離騷》、《九章》、《九歌》等二十余篇詩歌。屈原詩歌表現出強烈愛國精神，具有巨大藝術魅力，是高度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完美統一，是中國古典文學遺產中的瑰寶。屈原和他的學生作品結集《楚辭》。《楚辭》與《詩經》并稱中演講稿國古典詩歌璀燦星空中“雙子星座”。

屈原代表作《離騷》，是中國第一首長篇抒情詩，表達詩人憂國憂民眷戀故土的深摯感情和忠誠正直追求光明的高尚品質。《離騷》詩句優美，想象豐富，開中國古典詩歌浪漫主義創作手法之先河。詩如其人，屈原的崇高精神和屈原詩歌的高度思想性和藝術性，哺育著中國一代又一代詩人和文學家。

屈原熱愛祖國，關懷人民，忠誠正直，信守芳潔，追求光明，舍生取義。他的精神是中華民族之魂。屈原精神就是表率萬世、積厚流光的中華民族精神。

古往今來，端午節紀念屈原，弘揚民族精神，抒發愛國情懷，已成華海內外華夏兒女的共識，這就賦予端午節愛國主義情結，既“端午情結”。

我們永遠紀念中華民族之魂，不斷弘揚中華民族精神

20xx端午節主題演講稿范文二各位老師、親愛的同學們：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國旗下的主題是《端午節的由來》。

關于端午節起源的傳說可多了，其中，紀念屈原的說法流傳得最廣。屈原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愛國詩人，出生在20xx多年前戰國時期的楚國。他為人正直，學識淵博，很有才干，在楚國擔任了重要職務。因為他主張堅決對抗秦國侵略，而受到打擊、排斥，還被楚王趕出了朝廷。屈原悲憤極了，在流放途中寫下了許多充滿愛國精神的詩篇，最有名的是《離騷》。后來，秦國軍隊攻占了楚國都城。楚國失地千里，尸橫遍野。屈原心如刀割，他不愿意看到國破家亡的慘景，就在農歷五月五日這一天，懷抱石塊，跳進了淚羅江。當時他62歲。

百姓們愛戴屈原，當聽到他自殺的消息后，紛紛劃著船奔向江中，去打撈屈原的遺體，但沒能找到。他們怕江中的魚蝦會咬食屈原的遺體，又紛紛把江米裝迸竹筒，扔到水里，想用江米喂食魚蝦來保護屈原的遺體。從此，每年的五月初五，人們都會自發地來到江邊，悼念屈原，還要劃著船沖進洶涌的波濤，象征人們爭相打撈屈原遺體，以此來寄托對屈原的哀思。久而久之，我國南方就形成了端午節賽龍舟的習俗。因此，端午節又成了紀念屈原的節日。

同學們，屈原因為熱愛祖國、關心百姓疾苦而受到人們的愛戴。當我們津津有味地吃棕子、觀看賽龍舟時，不要忘記20xx多年前那位愛國大詩人——屈原。

讓我們懷著敬愛之心和珍愛之情來看待中華這一傳統佳節吧!提前祝大家端午節快樂!

20xx端午節主題演講稿范文三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屈原，是春秋時期楚懷王的大臣。他倡導舉賢授能，富國強兵，力主聯齊抗秦，遭到貴族子蘭等人的強烈反對，屈原遭饞去職，被趕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寫下了憂國憂民的《離騷》、《天問》、《九歌》等不朽詩篇，獨具風貌，影響深遠(因而，端午節也稱詩人節)。公元前278年，秦軍攻破楚國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國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終不忍舍棄自己的祖國，于五月五日，在寫下了絕筆作《懷沙》之后，抱石投汨羅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譜寫了一曲壯麗的愛國主義樂章。

傳說屈原死后，楚國百姓哀痛異常，紛紛涌到汨羅江邊去憑吊屈原。漁夫們劃起船只，在江上來回打撈他的真身。有位漁夫拿出為屈原準備的飯團、雞蛋等食物，“撲通、撲通”地丟進江里，說是讓魚龍蝦蟹吃飽了，就不會去咬屈大夫的身體了。人們見后紛紛仿效。一位老醫師則拿來一壇雄黃酒倒進江里，說是要藥暈蛟龍水獸，以免傷害屈大夫。后來為怕飯團為蛟龍所食，人們想出用楝樹葉包飯，外纏彩絲，發展成棕子。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龍舟競渡、吃粽子、喝雄黃酒的風俗;以此來紀念愛國詩人屈原。

源于紀念伍子胥

端午節的第二個傳說，在江浙一帶流傳很廣，是紀念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年)的伍子胥。伍子胥名員，楚國人，父兄均為楚王所殺，后來子胥棄暗投明，奔向吳國，助吳伐楚，五戰而入楚都郢城。當時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三百，以報殺父兄之仇。吳王闔廬死后，其子夫差繼位，吳軍士氣高昂，百戰百勝，越國大敗，越王勾踐請和，夫差許之。子胥建，應徹底消滅越國，夫差不聽，吳國大宰，受越國賄賂，讒言陷害子胥，夫差信之，賜子胥寶劍，子胥以此死。子胥本為忠良，視死如歸，在死前對鄰舍人說：“我死后，將我眼睛挖出懸掛在吳京之東門上，以看越國軍隊入城滅吳”，便自刎而死，夫差聞言大怒，令取子胥之尸體裝在皮革里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因此相傳端午節亦為紀念伍子胥之日。

源于紀念孝女曹娥

端午節的第三個傳說，是為紀念東漢(公元23--220xx年)孝女曹娥救父投江。曹娥是東漢上虞人，父親溺于江中，數日不見尸體，當時孝女曹娥年僅十四歲，晝夜沿江號哭。過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就此傳為神話，繼而相傳至縣府知事，令度尚為之立碑，讓他的弟子邯鄲淳作誄辭頌揚。

孝女曹娥之墓，在今浙江紹興，后傳曹娥碑為晉王義所書。后人為紀念曹娥的孝節，在曹娥投江之處興建曹娥廟，她所居住的村鎮改名為曹娥鎮，曹娥殉父之處定名為曹娥江。

源于古越民族圖騰祭

近代大量出土文物和考古研究證實：長江中下游廣大

在新石器時代，有一種幾何印紋陶為特征的文化遺存。該遺存的族屬，據專家推斷是一個崇拜龍的圖騰的部族----史稱百越族。出土陶器上的紋飾和歷史傳說示明，他們有斷發紋身的習俗，生活于水鄉，自比是龍的子孫。其生產工具，大量的還是石器，也有鏟、鑿等小件的青銅器。作為生活用品的壇壇罐罐中，燒煮食物的印紋陶鼎是他們所特有的，是他們族群的標志之一。直到秦漢時代尚有百越人，端午節就是他們創立用于祭祖的節日。在數千年的歷史發展中，大部分百越人已經融合到漢族中去了，其余部分則演變為南方許多少數民族，因此，端午節成了全中華民族的節日。

關于保護文物的演講稿范文2

[關鍵詞]太湖流域；生態農業；水環境

一、旱農、澤農及精耕細作

司馬遷很形象地說江南為“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之地，這很好地概括了古代江南的生產活動和膳食結構的特色。“火耕水耨”一詞最早見于《史記·貨殖列傳》、《史記·平準書》、《漢書·武帝紀》、《漢書·地理志》、《監鐵論·通有》等文獻，但都由于記述過于簡略，難于了解其具體內容。中外學者對此有不少的專門研究，但是可以說至今尚無定論。

關于“火耕水耨”的探討是理解古代江南一帶農耕文化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學問上饒有興趣的問題，可是這不在本文討論范圍之內。只因剛才提到“火耕水耨”很好地概括了古代江南的生產活動，故須再衍伸其內涵。“火耕水耨”是秦漢時代北方人對南方耕作方式的一般概括。實行這種農耕方式之地無疑是靠近江、河、湖、海等較低濕地區，即所謂的“水鄉澤國”。在這里，水就是突出的生態因素之一。在司馬遷生活的時代，中國的經濟重心在北方黃河中、下游一帶，那里氣候干燥、雨量稀少，實行的農耕是旱作物為主的旱地農業或干燥農業，又叫旱農。這與南方以

水田稻作為主的濕地農業或濕潤農業很不相同。南方濕潤農業的自然環境，除了上述的水環境之外，還包括高溫濕潤的氣候因素，特別是水稻生長季節的高濕多濕，規定了南方濕潤農業的精耕細作的特色。

關于旱地農業和濕潤農業，在農學領域里有各種提法。歐美之農業基本上屬于旱地農業。據美國Utah大學的J．A．Widtsoe教授在1910年所下的定義，“據現代的解釋，干燥農法(Dry—Farming)就是在降雨量二十英寸或者在其以下的土地上，實行不灌溉而以常利為目的的生產有用作物的農業”⑴依日本熊代幸雄教授的見解，中國傳統的旱地農法(“農法”為日本學術界慣用的術語，意思近于農耕方式)一一亦即以《齊民要術》所代表的農法一一跟歐美的近代旱地農法(Dry— Land-Farming)或干燥農法相比較，二者都以保墑為基本原理，所不同的是，歐美的近代旱地農法是以營利為目的之機械化農業，而中國傳統旱地農法是以畜力和手工操作為主的精耕細作的農業。⑵

關于中國的北方早地農法同南方濕潤農法或水田稻作的關系，熊代幸雄和西山武一兩位教授的見解是基本上一致的。他們都認為中國北方旱地農業的集約、手工操作的基本原則貫穿于中國南方乃至整個東亞的濕潤地區水田稻作里面。依西山教授的說法，北方旱地農法集約手工操作的原則，轉移到南方的水田稻作里來，脫胎換骨，由“耕耘就是濕潤”(Tillage is moisture)變質為“耕耘就是肥料”(tillage is manure)⑶。按所謂“集約．手工操作的原則”指的就是我國傳統的“精耕細作”。又，Tillage is moisture意即我國諺語說的“鋤頭底下三寸澤”。

以上熊代、西山兩位教授的見解可以說相當精辟。可是北方旱地農業也同樣重視培肥土壤，歷史上其施肥技術也在進步。我們應該這樣理解：就是說，不分南、北方，或不分早農、澤農，精耕細作是中國傳統農業的精髓，這是第一個層次；而北方旱地農業相對地注重保墑，這是第二個層次。這樣，中國傳統農業(或傳統農法)這一概念就統一起來了。

自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隨著長江流域豐富的考古發掘資料的增加，對“火耕水耨”的研究有所深化，不少學者認為過去的研究對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水平估計不足，甚至還提出了長江文明的概念。

據北京大學考古系嚴文明教授的研究，中國包含有兩個互相聯系的農業起源中心。一個是黃河流域的粟作農業起源中心，一個是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起源中心。長江流域在中國古文明發展中，也同黃河流域一樣處于十分重要核心地位。這一情況是有其深層的歷史背景的，其中最重要的也許就是稻作農業的發展⑷。

日本的東洋史家內藤湖南認為中國古代史就是北方游牧民族跟南方農耕民族(主要是漢族)互相抗爭的歷史。他的弟子貝冢茂樹發展了這種史觀，認為北方游牧民族與南方農耕民族的關系不僅僅是抗爭的歷史，而更多的是互相交流與融合的過程⑸。不只

是民族關系，就說對待上述北方旱地農業與南方稻作農業的關系，也不應將此對立絕對化，還要看到互相交流、融合的一面。而交流、融合才是歷史發展的主流。

二、圩田一一水土資源的開發利用

水稻是江南的主要糧食作物，其稻作歷史悠久，由“火耕水耨”發展為水田稻作。“江南以水與平地較，水得十之五六，故稱澤國”⑹。圩田就是在這樣的澤國開發利用水土資源的一種創造，是水利田的一種形態。成書于元代的《王禎農書》有幾處關于圩田或圍田的記述，如(《農書》“農桑通決集之三，灌溉篇第九”)：

復有圍田及圩田之制，凡邊江近湖，地多閑曠，霖雨漲潦，不時淹沒，或淺浸彌漫，所以不任耕種。后因故將征進之暇，屯戍于此，所統兵眾，分工起土，江淮之上，連屬相望，遂廣其利。亦有各處富有之家，度視地形，筑土作堤，環而不斷，內地率有千頃，旱則通水，澇則泄去，故名曰圍田。又有據水筑為堤岸，復疊外護，或高至數丈，或曲直不等，長至彌望，每遇霖潦，以捍水勢，故名曰圩田，內有溝瀆，以通灌溉，其田亦或不下千頃。此又水田之善者。

由此可以知道圩田或圍田是在淺沼洼地，建造堤岸阻攔外水，排除內澇以圍墾良田的一種水利工程，是變淤泥為沃土的一項獨創。圩內有溝渠，用來灌溉排水。圩田有屯田官辦的，也有富豪民辦的，這有很長一段歷史的過程。至于“圩田”與“圍田”有沒有區別，王禎把它分別敘述，但并沒有解釋清楚。當代研究者對此意見有分歧，一般認為二者實際上是同一類型的工程，只是因地而名稱不同而已，如“在太湖地區稱為圩田，在洞庭湖地區稱堤院，在珠江三角洲稱為堤圍，也稱基圍”⑺。其實“圩田”與“圍田”的區別問題固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區別對待充分開發利用水土資源這一意義上的“圩田”，跟后來人為的盲目圍湖造田、破壞水域生態環境問題之分。

《王禎農書》另有一處關于圩田之記述如下(《農書》“農器圖譜集之一．田制門”)：

“圍田、筑土作圍，以繞田也。……復有圩田……。”其內容與上引記述同，但這里附上了圍田圖。

明代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卷之五。田)也有關于圍田的記述和圍田圖。關于圍田的記述部分全都見《王禎農書》(農器圖譜集之一·田制門)，唯有圍田圖與《王禎農書》所錄者略有不同。據石聲漢校注本《農政全書校注》⑻，王禎原書圖都是單幅。《四庫》本整個圍田全用土堤圍繞，堤外盡是水；圖中房屋人物較少，右上角的村舍，還有木柵包圍。殿本，土堤有些段用木柵代替了。本書雙幅圖，堤圍不很明顯；中間橋上的人，畫得很粗拙，和后幾卷的圖，大不相稱；左幅左下角的田，與殿本左下角的一段畔相當的，庫本沒有。

從兩幅圖里可以看到圩田的生態景觀的梗概。這是個小圩，圩田四圍是堤岸，堤岸上面栽樹。堤外是河，河的隔岸是另外一個圩田，也就是所謂的“圩圩相接”吧。河上有小船運航。圩內有稻田、田塍、溝渠、農路、橋、村舍、庭院、木柵、家畜等等，是一幅江南澤國的田園風光。這里應該還有堰閘，因為圍堤、內河、堰閘三者是建立圩田的基本條件，缺一不可。

圖中的堤上栽樹，這是養護圩堤的一種措施。堤岸長期受風吹雨刷，為了防止坍塌毀壞，需要經常養護管理。堤上栽樹種草能起固堤護岸之作用，又可以發展副業生產。“雖然圍田全仗乎岸塍，岸塍常于修筑”。“是吳下之田，以圩岸為存亡也”。以上見于《農政全書》(卷之十四水利·東南水利中)，強調養護圩岸之重要性。書中總結歷史上養護圩岸之經驗，提出堤上、堤邊栽樹種蔬、種草為

有效方法之一。例如“岸上遍插水楊，圩外雜植茭蘆，以防風浪沖擊”；“子岸八尺，閑而無用，宜種植其上。法惟種藍為最上。……其有土名烏山不宜藍者，或種麻豆，或種菜茄亦得。……若正岸外址，令民蒔葑，或種菱其上。蓋菱與葑，其苗皆可御浪，使岸不受齒。況菱實可啖，葑苗可薪，又其下皆可藏魚。利之所出，民必惜之。岸不期守，自無虞矣”⑼。歷史上植樹養護堤岸之經驗，還則可以追溯到春秋時代。管仲說：“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為之囊，大者為之堤，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荊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⑽。《管子》確實是一部杰出的生態學著作。

一方面出于人口增加、增產糧食之需要，在水網洼地修建圩田以種糧食，又為保護圩岸而植樹，這從林業的角度來看，圩田也是一個重要的林業建設基地。南京的史正提示如上道理，是很有見地的⑾。依史正說明，因為圩田多是從水中建造起來的，這些地方本來不生長什么樹木，而建造圩田后在圍堤圩岸上植樹，又圩內村落四旁、田園隙地，更都要遍種桑、果、雜木等，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圩田也是一種在水域的植樹造林。

圩區是指水、土利用以圩田為主，還包括河網、湖泊、灘地等在內的一個地區單位。圩區的綜合規劃利用應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整個區域內水土間合理的量的比例關系，規劃之主要目的是避免盲目的圍湖造田以至破壞水域之生態環境。另一個是在合理的水土比例的前提下，以單個經營為基礎，因地制宜綜合規劃糧食和經濟作物，農業和林、牧、副、漁各業的相互配合協調的關系。

現就后一個方面的問題來略予討論。綜合經營是我國傳統農業的一個重要原則，而陳旉也就繼承這一傳統，是在江南澤農中第一個提倡多種經營的人。《農書·地勢之宜篇》談到根據水、土的質地不同加以綜合利用，談到蓄水、防洪和排水。在《六種之宜篇》談到多種經營充分利用土地和勞動力，要使“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但主要還止于種植業(以稻作為主)和養蠶。元代的王禎也很重視綜合經營，他雖是北方人(山東)，但他足跡遍及皖、江、浙、湘、贛等地區，熟識當地農業情況。王毓瑚先生如此高度評價《王禎農書》：“作者在前人著作的基礎上可以說是第一次對所謂廣義的農業生產知識作了較全面的、系統的論述，提出來一個中國傳統的農學的體系"⑿。郭文韜指出：“王禎的農學思想，還貫徹了‘農林牧綜合經營’的精神。……它給今日的大農業概念提供了有益的啟迪”⒀。

明末清初的《補農書》(亦稱《沈氏農書》)雖是一部地方性農書，卻進一步豐富了綜合經營的思想和實踐。它的對象地區正是本文所討論的太湖流域的嘉興一帶。《補農書》里有作者張履祥為好友遺孀一家人策劃的農業經營的記述，這是一般小農經營的規劃。也有為地主經營所作的設計的，這些都體現了綜合經營的思想⒁。綜合經營一般都符合生態學原理的。上舉經營設計都是根據當地、當時的自然、經濟條件而產生的一種以糧、桑為主，糧、桑、魚、畜有機結合的生態農業的雛型。

明代嘉靖年間常熟的譚曉、譚照兄弟的圩田經營是有名的生態農業的典型例子，記載于《常昭合志稿》卷48《軼聞》，常為后人所引用。這或許只是傳說，內容有所夸張，但其因地制宜、綜合經營的規劃還是有道理的。從內容來看，這是經濟力量比較雄厚的經營地主的農業經營，在當時整個太湖流域中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它體現太湖地區生態農業發展的一種可能性，因此，現抄錄其原文并略予以分析：

譚曉邑東里人也，與兄照俱精心計。居鄉湖田多洼蕪，鄉之民皆逃而魚，于是田之棄弗治者以萬計。曉與照薄其值買，庸鄉民百余人，給之食，鑿其最洼者為池，佘則圍以高塍辟而耕，歲入視平壤三倍。池以百計，皆畜魚，池之上架以粱為發舍，蓄雞冢其中，魚食其糞又易肥，塍之上植梅桃諸果屬，其圩澤則種菰茈菱芡，可畦者以藝四時諸蔬，皆以千計。凡昆蟲之屬，悉羅取而售之。室中置數十甌，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匭魚，某匭果，入盈乃發之。月發者數焉．視田之入又三倍。曉照俱纖嗇，悼費不紈綺服，非大故不宰割，于是資日益。

從這條記載中可以看出，譚氏兄弟乘荒年以低價購買荒田一區，修筑一個萬畝以上的大圩田，類似王禎所說的“亦有各處富有之家，度視地形，筑土作堤，……”⒂筑土、作堤、鑿池等都是在已有的工程技術之基礎上進行的。這些水、土工程固很重要，如不與因地制宜、用養結合、多種經營的原則結合起來，是很難收到“歲人視平壤三倍”、“視田之人又三倍”的成效的。譚氏兄弟買田、修筑大圩田，是投下一大筆資本的，這就是固定資本。固定資本一旦投下去就構成生產品成本的一部分，不管生產量多少，它的總額是一定的。生產量多了，每單位生產物內所包含的固定成本(另一部份是肥料等流動成本)就少了，反之則多了。因此，經營者要考慮盡量不讓田地、水利設施等閑置著。這就是為什么需要多種經營(或綜合經營)的經濟方面的理由。

為什么需要多種經營，除了上述經濟方面的理由以外，另外一個就是生態學方面的理由。譚氏兄弟之所以要把養魚和養雞、豬結合起來，就是因為“魚食其糞又易肥”。上引《常昭合志稿》文中沒有提到的動植物資源循環利用的好處還很多，例如糧食的糠秕可用做飼料，雞糞、豬糞、魚糞和塘泥都可用做肥料，等等都是。

三、用養結合的水田集約經營

上個世紀初美國的農學家金氏(F．H． King)前來日本、中國和朝鮮考察農業，回國后寫了一本書《四千年的農民》⒃。極力贊揚東亞的傳統農業。這件事在中國的農史界經常被提起。金氏于1909年2月2日離開美國的西雅圖，同年7月18日前后離開日本返回美國。這期間訪問日本、中國和朝鮮，而在中國的時間最長，大約為4個月20天。在中國訪問太湖流域的時間最長，前后兩個半月。其余時間訪問香港、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以及現在山東省的青島和濟南、天津市和吉林長春市。他觀察中國農業時南北兼顧，既看到南方澤農和北方旱農的不同處，更多地注意到二者的共同特點一一那就是用養結合、精耕細作和地力常新。

金氏在他晚年拖著老邁之身不遠千里來東亞考察農業(當時他夫妻倆是坐輪船來的，從美國到日本的橫濱花了20天時間)，其動機和目的在哪里?讀他這本著作必需要把這一點搞清楚，就是說要把他的問題意識搞清楚。他在著書的序文里說，他們早就渴望跟中國和日本的農民見面，用自己的腳走進他們的田園來考察，親眼察看并理解世界上最古老的這些農民們所采用的若干方法、器具和習慣等。他說：“我們渴望了解經過二千年或三千年甚或也許四千年之久的今天，怎么使得土壤生產足夠的糧食來養活這3個國家稠密的人口成為可能。現在我們得到了這個機會”。⒄

顯然，金氏最關心的問題是：為什么東亞三個國家人口那么稠密而其地力經久不衰竭?金氏之所以有這個疑問是有其背景的。雖然沒有明確說出來，從他著作的字里行間看得出來，他對當時美國式的農業之前途是感到憂慮的。例如說美國農業使用大量的化學肥料；美國的農耕方法使肥沃的處女地不

到三代人就地力枯竭，等等⒅。

其次，要想到金氏是一個受過西歐現代農學熏陶的農學家，特別專于土壤學、肥料學、農業工程學。他在中國實地考察農業的時間雖然只有4個多月，但可以想象，在他到中國之前，肯定對中國農業有一定的研究。而他仍然堅持一定要來中國親眼考察，為他的著書寫序言的美國農學界耆宿L．H．Bai— ley教授稱贊金氏是"訓練有素的觀察家”。

金氏這本著作有個副題：Permanent A— 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這個 Permanent Agriculture可以翻譯為“永久農業”，也可以譯成持續農業。有部分學者把金氏說的永久農業理解為沒有發展的、四千年不變的農業，把它跟流行的關于東洋社會的停滯性理論聯系起來⒆。或理解為封建社會末期的“農業凋弊-[20]。把中國四千年之農業看作是停滯性的，也不能說不是一種看法，但如細讀金氏的書，他說的“永久農業”毋寧近于“持續農業”的意思。

金氏這本著作在國外學術界的影響不小。德國學者Wargner的《中國農書》隨處引用金氏此書。著名的有機農業之倡導者英國的Albert Howard和美國的J．I．Rodale都讀過金氏的著作，深受影響。日本有機農業研究會的代表干事一樂照雄稱贊Albert Howard為“真正的農學者、真正的生態學者”[21]。自從上個世紀后半葉西方石油農業的諸多弊端暴露以來，提倡替代農業之聲此起彼伏，如有機農業、自然農法、生物農業、生態農業、循環型農業以及持續農業等等。看來，說金氏是現代持續農業之先驅者也未嘗不可。因此，可以認為金氏是近代西歐農業科學的繼承者，而他的農業觀或者說農學思想具有很濃厚的有機論及生態學因素。以下就從這一角度來驗證一下金氏對中國傳統農業的看法。

首先看看金氏留意到中國農民使用哪些肥料。把主要的列舉如下：

人糞尿、家畜禽糞尿、蠶屎、蚯蚓糞、草木灰、草木落葉、綠肥、堆肥、骨肥、泥肥、土肥、蒿秸、蝸牛殼、豆餅、灶灰、其它雜肥。

這些肥料的絕大部分是有機肥。金氏沒有提到化學肥料的弊害，只說化肥的來源不是無盡藏的，而且由于使用化肥而默認了植物營養素的浪費。這可以說是他對近代歐美社會的一種文明批判。相反，他在書中多處講到有機肥的好處。其中最強調廢物利用的重要性(第九章)。人糞尿、家畜糞尿、草木落葉等等廢物都不浪費掉而當作肥料歸之于土。這就是一種循環利用。漢字“糞”的本來意義是“棄除”，后來變成“肥料”的同義詞。

金氏強調廢物利用，稱贊蒙古人種勤儉、勞動的美德。又說中國人是由于人多地少，迫不得已千方百計利用一切能利用的廢物作為有機肥料，這也道破了真理的一面。但他的洞察力并不止于此，他同時還看到施用有機肥在農學上的合理性，雖然這在今天已經屬于常識的范圍，而且也是中國古農書上已經說過的。施用有機肥不但能給作物補充植物營養素，還可以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質，增進土壤的肥沃度。施用有機肥生產出來的農產品質量好。金氏說中國人不但是給作物營養(Feeling the Plants)，還給土地施肥(Manur— ing the Land)，增養肥力。日本的一些老農也有類似的說法，他們說這是“土づくり”(培肥土壤的意思)。

在中國農民施用的眾多肥料中，金氏特別注意觀察河泥(Canal Mud)、草塘泥(漚肥)。他在太湖地區(昆山、嘉興)仔細觀察草塘泥的制造、施肥過程，為此不辭在不同時期往返同一個地區之辛勞。在山東省他觀察了土肥的制造、施肥過程。他認為土肥是一種硝化過程的應用，歐洲的硝石農法(Niter Farming)類似于此，說很可能是從中國傳人的。凡上述種種，證明東方的農民通過實踐

掌握事物的本質，而其中所包含的原理是值得他們美國人花費精力來研究的[22]。

中國農業的間、套復種的多熟制度也是使金氏嘆為觀止的一種傳統習慣，說東洋人善于集約使用時間和空間(第十一章)。他說的集約使用或有效利用時間和空間，不僅是指多熟制度(System of multiple cropping)，還包括類似在田地以外的地方制造土肥等。在他的著作的第十一章里，他舉了在太湖流域的冬小麥套種棉花的例子，據他的計算，這種方法比不實行套種一一即等小麥收割完后才開始播種棉花的方法要節省30天的時間。這樣，如能伴之以合理施肥和精耕，就能從單位面積的土地上獲得最大的收獲。關于間套復種的多熟制度，金氏側重說明其節省時間和空間的效率面，當然他也一定注意到合理輪作實際上也就是保持地力常新壯，改善農田生態環境的措施。

除了以上所述以外，金氏在太湖流域還觀察了河網和農田的狀態、稻作栽培技術、養蠶業、茶業以及農民生活的其它方面如燃料、建筑材料、織物原料等等，可以說衣食住行各方面都他仔細考察。熟讀他的著作，會覺得他不僅是一個技術精湛的農學家，更是一個具有高深哲學思想的農學家，而且是個對農民抱有深厚感情的人道主義者。

金氏考察東亞農業回國后，留給他整理資料、思索著書的時間太短，不到兩年就與世長辭，著書也沒有寫完。據為金氏的著書寫序文的Bailey教授說，金氏準備寫最后一章“中國和日本給世界的信息”(Message 0f China and Japan to the World)，而來不及寫這一章就不幸逝世了。我們不禁會想，他會在這最后一章寫些什么?如今這只有由讀者自己去體會了。Bailey教授在序文里談他自己的讀后感，說：“我們的第一個教訓是，要學習保護自然資源，土地這個資源。這就是金教授從東洋帶回母國的信息”。

《四千年的農民》(公元1911)出版后三年的1914年又有一本金氏的著作Soil Man－ agement在紐約出版[23]。這本書是金氏構思十年，收集資料，要寫成一本書而來不及寫，逝世后由他的遺孀整理其遺稿出版的(據該書C．w．Burkett氏的序言)。這是一本關于土壤的理論性著作，全書十二章，最后一章以“三個古代國家的農業”作為結束，而這一章可以說是《四千年的農民》一書的理論總結。

我國的社會人類學家教授曾經如此談過他讀金氏《四千年的農民》的觀點：“他(指金氏)是從土地為基礎描寫中國文化。他認為中國人像是整個生態平衡里的一環。這個循環就是人和‘土’的循環。人從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瀉物還之于土，一生結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復始。靠著這個自然循環，人類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人成為這個循環的一部份。他們的農業不是和土地對立的農業，而是和諧的農業。在亞洲這塊土地上長期以來生產了多少糧食，養育了多少人，誰也無法估計，而且這塊土地將繼續養育許多人，看不到終點。他稱頌中國人是懂得生存于世的人。”[24]費教授這一段文章是1985年寫的，反思他自己的學術工作，說金氏這本書的觀點對他的影響很大，引導他得出中國傳統社會的特色是“五谷文化”或“鄉土社會”這個概念。費教授讀金氏著作的體會是相當深刻的。

距金氏著《四千年的農民》700多年前。中國一個74歲的老人陳旉寫了一本農書。據說陳旉“于六經諸子百家之書，釋老氏黃帝神農氏之學，貫穿出入，經往成誦，如見其人，如指諸掌。下至術數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陳旉農農》·洪興祖后序)。他自稱“西山隱居全真子”，是道家。他繼承、發展了先人的農業技術和思想，提出“地力常新壯”之說。金氏想從東方帶回給美國乃至全世界的信息是否就是這個“地力常新壯”之說?

四、“三小”農業

我國著名的農民小麥專家劉應祥于1981年lo月應邀到美國參加了第二屆國際集約農業會議，回國后應《光明日報》記者采訪，談了中國農業現代化中的一些問題，并提出了幾點意見[25]。這雖然是20多年前的談話，至今仍發人深省。劉應祥先生說：“我們現在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樹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對我國傳統的農業技術要重新評價”，“要充分重視小種植業、小養殖業、小加工業”，“最要緊的是讓農民掌握科學技術”。他強調有機肥料的重要性，要走以有機肥料為主的路；提倡小規模生物集約農作法；要發展小種植業、小養殖業和小加工業(即“三小”)。我國的特點是人多地少，要發揮人多的優勢，家庭的優勢。搞“三小”很有條件。

在太湖流域，從其自然、社會環境及歷史傳統來看，可以說要發展小規模生物集約農作法以及“三小”的前途是很廣闊的。水鄉江南廣泛分布著江河、河道、水庫、池塘和稻田等各種不同類型的水體，可以有效利用這些水體發展淡水養殖和栽培水生蔬菜；可以利用宅旁、村旁、水旁和路旁搞庭院經濟和四旁綠化；可以利用豐富的地方特產加工等，以創出富有水鄉特色的生態農業。

早在2400多年前陶朱公就說：“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教人池塘養魚。據此一般認為春秋時的吳、越時代，太湖地區的人工養魚已比較普遍了[26]。在兩漢乃至西晉以前，江南一帶人民雖不富有，但能“飯稻羹魚”或“民食稻魚，……食物常足”(見《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到明清時期，人工養魚不但更加普遍，養魚種類和技術有了長足的進步，而且如前述常熟縣譚氏兄弟的漁牧糧園綜合經營的例子，淡水養魚成為整個農業生態良性循環的有機組成部分。

1957年成都天回山漢代巖墓出土的一套陶水塘模型，里面有魚、鴨、荷花、小船[27]。又1975—1991年在云南省小松山、七步場、大展團、鎮海、梨花村等地先后出土漢魏時期的墓中陂池水田模型，池中有藕、蓮子、泥鰍、螺蛙、蚌、貝、龜、魚、鴨子等水生動植物，展現出陂池副業興旺的情景[28]。此外在全國各處也有類似出土。漢代陂池也叫陂塘，這就是池塘。池塘是充滿生機的生態環境，也是江南澤國生態農業的縮影。

古代的詩文雖然不是科學的分析，卻是真實的直觀。如“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韓愈《盆池》)、“池上新年有荷葉，細雨魚兒吻輕浪”(蘇軾《池上》)“十里陂塘春鴨鬧”(金代·元好問)，這些都不但是抒情詩，也吟出了池塘的自然生態系統[29]。

池塘里栽培各種水生作物是一項投資少，收效快，生態、經濟效益高的副業。河姆渡遺址出土里有菱角、蓮藕、芡實。中國是菱的起源中心，而太湖地區可能是我國首先馴化和栽培菱的地區之一。蓮藕不僅當作蔬菜煮食，還可以加工成藕粉，杭州西湖藕粉就是盛名全國的一項特產。目前太湖地區的水生蔬菜有菱角、蓮藕、芡實、茭白、莼菜、荸薺、慈茹、水芹、蒲等等多種，而以菱、茭白和蓮藕栽培較多。栽培水生蔬菜的好處還有如“深處種菱淺種稻，不深不淺種荷花”(清·阮元“吳興雜詩”)，而且水面種菱可為魚類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肥沃池底泥土，清潔水質。

水田除了發展復種多熟制的種植業以外，可以利用其水體、田塍、農路等來養魚、養鴨、種植蔬菜、樹木等，太湖地區早在明代就有稻田養魚的記載[30]。至今浙江省紹興農民有這樣的說法：田中的魚是自動除草工，活動捕蟲網，自動中耕器，肥料制造機。就是說，稻田養魚除了來自養魚本身的收益之外，兼有除草、除蟲、中耕和魚糞肥田等好處。有

人說稻田養魚在水稻的栽培管理上，如麗田、施肥、施農藥等方面存在著稻、魚之間的矛盾，而且會影響水稻產量。但是據上海市水塘養殖總場的邢湘臣的研究，證明只要對耕作制度和養魚方式進行改革，是完全有可能解決這個矛盾的[31]。邢先生說稻田養魚是一種“生物學農業”，應當加以研究、提高和普及。

又據貴州黔南自治州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昌雄的考證，我國苗族稻田養魚的歷史悠久[32]。“苗族不僅利用水灌田，還用水養魚。每當收稻谷時，要在田里留幾只母鯉魚，讓其繁殖。”水稻栽培歷史與稻田養魚歷史有關聯。苗族的祖先早在楚國區域內繁衍生息，后來受各種原因而南遷，仍把長江中、下游稻作經驗與稻田養魚技術隨著傳帶至現住地。由以上可推測，太湖流域的稻田養魚歷史是很悠久的。

庭院經濟又叫庭園經濟，也有的叫庭院農業。提法不同，但其共同點在于都是以家庭院落和園地為基地的種、養、加相結合的家庭小型綜合農業經濟形式。它是農業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產物，在我國有悠久的歷史，到了明、清時代農家庭院經濟趨于成熟。庭院經濟與大田生產有機聯系，自古便是我國生態農業的集中表現。反映明末清初太湖流域嘉、湖一帶的農業經濟與技術的《補農書》，給我們展示當時庭院經濟的輪廓和生態農業的雛型。張履祥是浙江桐鄉人，1611年出生于沒落地主的家庭，卒于1674年，享年64歲。明亡之后，1647年起，隱居家鄉過著耕讀生活。他耕田十余畝，地數畝，雖然是雇工的經營地主，其經營規模并未超過中農許多。因為他親身參加農業勞動，在農事方面下功夫，也留心他鄉的農情，所以對當時太湖地區的農業經濟與農業技術“無不習其事，而能言其理”[33]。

張履祥在《補農書》敘述種果品及桑樹事之處說，住房基址空曠的人家，屋前可以種一

些榆、槐、桐、梓等樹，屋后可以種一些竹、木，兩旁開辟園圃以種植蔬菜。種在中庭的樹，

最好的是梅、棗、香椽、橙桔、茱萸之類。這些主要是取作祭祀鬼神、招待賓客、饋贈親友等用的。又說，在土地空隙處及水邊，凡可植樹的地方種上百余株用材林木，在桐鄉種的是

椿、梓、榆、檀等上等木材。

在談到園圃的設置和護理的地方說，既要從事大田種植和蠶桑生產，就不能不同時

經營點菜園。菜園必須編好籬笆，圍成園圃。籬笆間雜一些枳桔、五茄皮、枸杞，這三種植

物有刺，可以防御之徒。籬下普遍種上萱花。園種廣泛栽培菜、果、瓜、蒲等。絲瓜

要種在水邊，飯瓜要搭棚上架，苦瓜緣樹向上長蔓，茨菇種在溝里，香芋宜于種地墻陰。此

外還談到飼養豚、胡羊、雞、鴨、鵝以及魚。

注釋：

[1]引自熊代幸雄：《比較農法論一東アツア傳統農法と西ヨ1ツパ近代農業一)，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69，308～309頁。

[2]見注[3]熊代幸雄：《干地農法にぉける東洋的と近代的命題》。

[3]參照西山武一、熊代幸雄譯：《校訂譯注·齊民要術》解說，東京，アジア經濟出版會，1969，318頁。

[4]嚴文明：《稻作農業與東方文明》，《中日東方思想討論會論文集》，上海，三聯書店，1997；《長江流域在中國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1996年4月25日在四川大學的演講稿。以上兩文引自嚴文明：《農業發生與文明起源》，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5]參照貝冢茂樹：《中國の歷史》，東京，巖波書店)

[6]黃輔辰：《營田輯要》第二編，內篇上之下一一成法(二)。

[7]見《中國農史辭典》，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4)，128頁“圩田工程”條。

[8]石聲漢校注，西北農學院古農學研究室整理，《農政全書校注》(全三冊)卷之五．田制．附注[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9]見注[8]之《農政全書校注》，上冊，346～347、377頁。按，引自《常熟水利全書》。

[10]《管子·度地第五十七·雜篇八》。

[11]中國農業科學院、南京農業大學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太湖地區農業史研究課題組編著：《太湖地區農業史稿》，北京，農業出版社，1990，341頁。

[12]引自王毓瑚校：《王禎農書》“校者說明”，北京，農業出版社，198l。

[13]引自郭文韜著：《中國傳統農業思想研究》，北京，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巖波書店，424頁。

[14]詳見(清)張履祥輯補，陳恒力校釋，王達參校：《補農書校釋(增訂本)》，增訂北京，農業出版社1983，“策鄔氏生業”、“策漤上生業”。

[15]轉引曹貫一：《中國農業經濟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848頁。

[16]F．H．King，D．SC．，Madison，wis．，Mrs．F．H．King，Farmers F0n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1911．

[17]同注[16]，2頁。

[18]同注[16]，1、48、193頁。

[19]見西島定生著：《中國經濟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3—4頁。不過西島教授本人是不承認停滯性理論的。

[20]布瑞著：《中國農業史》(下冊)，李學勇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798—799頁。

[21]見アルバト.ハワト著：《ハヮノトの有機農業)(上、下冊)，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2002．3頁。

[22]見注[16]，276頁。

[23]Late F．H．King，D．SC．，Soll Manage—ment(New York：Orange judd Co．，1dndon：Kegan Paul，7remch，Trubner＆ Co．，Limited，1914．

[24]引自著：《學術自述與反思：學術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37頁。

[25]李林河：《中國農業現代化中的幾個問題一一訪農民小麥專家劉應祥》，《農業考古》，1982，1期。

[26]同注[11]，388頁。

[27]劉志遠：《成都天回山巖墓清理記》，《文物》1(1958)，轉引自秦保生：《漢代農田水利的布局及人工養魚業》，《農業考古》，1984，1期。

[28]見肖明華：《陂池水田模型與漢魏時期云南的農業》，《農業考古》，1994，1期。

[29]參照林蒲田：《池塘詩話》，《農業考古》，1992，1期。

[30]《太湖地區農業史稿》，423頁。

[31]參照刑湘臣：《稻田養魚小史有其現實意義》，《農業考古》，198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