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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壓患者健康指導意見范文1

關鍵詞高血壓患者；護理；個性化延續護理

高血壓不僅患病概率高，同時致殘概率也相對較高，給人們生命和健康帶來直接影響[1]。本研究對高血壓患者護理中個體化延續護理應用效果進行具體探討，通過研究發現，高血壓患者選擇個體化延續護理有明顯效果，報告如下[2，3]。

資料與方法

2015年1月-2016年1月收治高血壓患者60例，無腦卒中、腎功能不健全等疾病，并在患者自愿參與和家屬同意的情況下，將60例高血壓患者進行隨機分為對照組與試驗組，每組30例。對照組男12例，女18例；年齡50～85歲，平均(67.5±2.4)歲；病程7～26年，平均(16.5±3.3)年。試驗組男13例，女17例；年齡51～86歲，平均(68.5±2.3)歲；病程6～25年，平均(15.5±3.2)年。兩組性別、年齡和病程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護理方法：對照組：高血壓患者在入院后采用常規藥物治療、常規健康宣導以及常規護理方法，其中包含觀察日常血壓檢測，觀察飲食量與運動次數等；2個月后對患者進行復診，填寫相應的生理機能調查表，且收集與保存。試驗組：在高血壓患者常規治療的基礎上進行個體化延續護理，具體流程：①撰寫患者健康手冊：通過對高血壓治療資料的分析與研究，我院高血壓專家利用德菲法進行討論，最終確定適合我院高血壓患者的健康手冊。②組織個體化延續護理小組：以本次研究為基礎，對護理人員的標準進行選擇：擁有數十年護理經驗且2年以上責任護士經驗；專科護理人員；溝通能力較強；急診科骨干護理人員。對選擇的護理人員進行系統化地培訓，并對護理人員的理論知識與實踐能力進行考核。③護理流程：對高血壓患者臨床資料進行調查分析，同時對出院患者采用24h血壓動態測試儀檢測，叮囑患者在24h之內出現的異常狀況應詳細記錄；出院第2天，護理人員對血壓動態測試儀進行回收，患者主治醫師對患者的血壓動態值與異常狀況進行分析，制定針對性與個體化的護理流程；出院第3天，對患者進行電話回訪，針對患者的血壓狀況和用藥情況判定，給予正規指導意見；出院第10天，對患者家屬進行家訪；出院2個月后，對患者的復診情況進行判斷，并填寫相應的生活質量調查表。觀察項目：觀察護理前后血壓情況和護理后生活質量，其中生活質量包括精力和社會功能、健康情況以及生理功能等，評分越高說明患者生活質量越好。統計學方法：利用SPSS18.0統計學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處理，計量資料用(x±s)表示；兩組數據用t檢測。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結果

兩組血壓情況比較：護理前，兩組收縮壓、舒張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均衡性。護理后，對照組的收縮壓、舒張壓明顯高于試驗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兩組生活質量比較：護理后對照組的精力和社會功能、健康情況以及生理功能的判定標準明顯低于試驗組，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討論

個體化延續護理屬于我國新型護理方法，醫護人員可以通過家庭方式、電話隨訪等方法，對較為嚴重的患者進行針對性的治療，能對患者治療后的實際病情進行穩定，是根據患者實際要求進行有效護理的一種方法[4]。根據相關數據統計，我國高血壓患者在1億人以上，同時世界上有10億患者受到高血壓疾病的侵蝕，預計到2025年，世界上共有高血壓患者15.6億[5]。在對高血壓患者基本資料分析時發現，我國高血壓患者年齡在35～45歲，占總高血壓患者的43%。高血壓患者經過臨床治療出院后，隨著時間的增長，治療效果大打折扣，造成血壓的升高，從而引發各種高血壓并發癥的發生。個體化延續護理是指對高血壓患者發生急性周期治療或出院治療中采取的護理方法，通過個體化延續護理方法的應用，能夠滿足患者對護理的需求，提高患者護理滿意度[6]。本研究結果顯示，高血壓患者護理中采用個體化延續護理方法，能夠有效改善患者高血壓情況，有助于生活質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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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壓患者健康指導意見范文2

摘 要 糖尿病和高血壓常合并存在，對心血管系統的危害性較大，易導致腦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和腎功能衰竭等。對糖尿病合并高血壓患者，應基于靶器官損害的程度選擇降壓藥物。本文介紹常用的降壓藥物及其在糖尿病合并高血壓患者治療中的應用。

關鍵詞 高血壓 糖尿病 降壓藥物

中圖分類號：R97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33（2013）19-0014-05

糖尿病正成為世界范圍內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疾病之一。糖尿病患者中約有80%會發生高血壓，高血壓患者中有20%會發生糖尿病[1]。高血壓和糖尿病同時存在、共同作用會加快對心血管系統的損害，由此導致腦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外周血管疾病和慢性腎臟疾病等并發癥，使糖尿病患者提前病殘并提高死亡風險7.2倍[2]。因此，糖尿病合并高血壓患者是需要特別關注的一類降壓人群。

1 發病特點

糖尿病合并高血壓的發病機制與一般高血壓相比更為復雜，不但與遺傳、胰島素抵抗、高血糖水平和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 RAAS）等因素有關，還與腎功能受損有關。有些糖尿病患者在疾病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會發生血壓升高，這種血壓升高常與腎臟損害有關，其機制大致如下：①糖尿病初期，高血漿容量狀態及高腎小球灌注使得入球小動脈不能有效收縮，導致腎小球內高壓。腎小球內高壓會促進腎實質損害、特別是腎小球硬化。②長期高血糖水平可致毛細血管通透性增加、血漿蛋白外滲，引起毛細血管基底膜損害、腎小球硬化和腎組織萎縮。③高濾過狀態得不到控制、球-管反饋機制無法充分發揮和高容量負荷狀態的自身調節失效會加速糖尿病腎病進展并形成惡性循環，導致血壓升高而發生高血壓。糖尿病合并高血壓患者的血壓變化節律與一般高血壓不同，其患者失去了正常的“晝高夜低”的血壓波動規律，尤以收縮壓負荷、夜間收縮壓升高最為明顯，同時血壓波動增大、直立性低血壓發生增加。

2 降壓目標

《2012高血壓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壓控制專家指導意見》提出的糖尿病合并高血壓患者的目標血壓值是

3 藥物治療

對糖尿病合并高血壓的藥物治療應該注意以下幾點：①單藥治療的血壓控制率低，故常需聯合治療；②常用的5類降壓藥物即血管緊張素轉化酶（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ACE）抑制劑、血管緊張素Ⅱ受體拮抗劑（angiotensinⅡreceptor blockers， ARB）、鈣拮抗劑、β-受體阻滯劑和利尿劑的降壓效果沒有明顯差異，但就心臟、血管和腎臟等靶器官的保護作用而言，首選ACE抑制劑或ARB；③堅持個體化治療準則，用藥應注重靶器官保護、安全性、依從性以及代謝的影響等因素，根據循證醫學證據選擇治療藥物[8]。

3.1 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抑制劑

ACE抑制劑和ARB為糖尿病合并高血壓患者的初始或基礎降壓藥物[8]，是目前具有心、腎保護證據最多的藥物，可控制血壓、改善內皮功能、減少蛋白尿或微量白蛋白和改善或防止腎臟纖維化。ACE抑制劑通過抑制ACE產生降壓作用，對糖、脂代謝無不良影響；ARB通過阻斷血管緊張素Ⅱ的Ⅰ型受體產生降壓作用。“ADVANCE”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使用以ACE抑制劑為主的降壓藥物治療能夠降低心血管死亡及腎臟事件的發生率[4]。“UKPDS”和“HOPE”研究均證實，ACE抑制劑能降低糖尿病患者的大血管事件如心肌梗死和腦卒中的發生率。“UKPDS”研究還顯示，ACE抑制劑能減少37%的糖尿病微血管病變率[9-10]。“RENNAL”研究則表明，氯沙坦有腎功能保護作用，能減少2型糖尿病腎病患者的復合終點（血清肌酐值倍增、進入終末期腎病或透析治療）率[11]。“VALUE”、“LIFE”、“CHARM”、“SCOPE”和“NAVIGATOR”試驗均發現，ACE抑制劑或ARB治療還可降低新發糖尿病的發病率[12]。薈萃分析表明，在使用ACE抑制劑或ARB治療的高血壓患者中，新發糖尿病的發病率分別下降了27%和23%[13]。糖尿病患者合并高血壓后的癡呆風險提高，而回顧性分析表明，ACE抑制劑或ARB治療能降低癡呆風險[14]。這些藥物對糖尿病新發癡呆患者也可能有延緩癡呆進展的作用。

新型降壓藥物阿利吉侖[15]也屬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抑制劑，能經降低血漿腎素活性（plasma renin activity， PRA）阻止血管緊張素原轉化為血管緊張素Ⅰ、影響血管緊張素Ⅱ的生成，進而減少RAAS中、下游所有有生物活性的內源性物質的生成。由于PRA水平的增高與靶器官（腎臟）的損傷直接相關，故除降壓作用外，阿利吉侖在理論上應還具有心、腎保護作用。“ALTITUDE”研究比較了阿利吉侖和ACE抑制劑或ARB在4 274例2型糖尿病患者中減少心血管或腎臟事件的作用。經中位32.9個月的隨訪，結果發現阿利吉侖組和安慰劑組的主要終點事件發生率間沒有差異。阿利吉侖組患者的尿白蛋白/肌酐比值下降14個百分點，但高鉀血癥（血鉀水平≥6 mmol/L）發生率明顯高于安慰劑組（分別為11.2%和7.2%）。研究認為，阿利吉侖對2型糖尿病患者終點事件的影響無益甚至是有害的[16]。不過，“AVOID”研究發現，使用阿利吉侖聯合氯沙坦治療能顯著降低糖尿病腎病患者的尿白蛋白/肌酐比值，非常適用于血糖水平控制不佳的患者治療[17]。總之，阿利吉侖用于糖尿病患者治療目前還缺乏循證醫學證據。

3.2 鈣拮抗劑

鈣拮抗劑分二氫吡啶類和非二氫吡啶類兩類，后者主要有維拉帕米和地爾硫?，但在我國較少用于降壓治療。鈣拮抗劑通過阻斷血管平滑肌細胞的鈣離子通道而產生擴張血管、降低血壓的作用。“VALUE”研究證實，使用氨氯地平治療能較纈沙坦更快地達到降壓目標。此外，兩組的主要復合終點心臟致死和致殘的轉歸事件以及次要終點心力衰竭和腦卒中的發生率均無顯著差異，且氨氯地平組的非致死性心肌梗死事件率更低[18]。“ABCD”研究顯示，非洛地平能夠延緩微血管病變進程以及減少卒中發生率，但對心肌梗死和心力衰竭沒有益處[19]。亞組分析還顯示，與依那普利相比，使用尼索地平治療反而會提高致死和非致死性心肌梗死的發生率[20]。但鈣拮抗劑也有其優點：①對糖耐量無不良影響；②降壓作用不受高鹽飲食的影響，適用于我國鹽敏感性高血壓治療；③具有保護血管內皮和抗動脈粥樣硬化的功能，可有效降低卒中事件的發生率；④對血液系統和電解質的影響較ARB輕微。有研究顯示，在2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壓患者中，鈣拮抗劑引起的紅細胞計數、紅細胞壓積、血紅蛋白值的降低以及對血鉀水平的影響較ARB低[21]。2010年發表的《美國糖尿病學會糖尿病診斷和治療指南》指出，對糖尿病合并高血壓患者，應首選ACE抑制劑或ARB治療；如單藥治療效果不佳，可再聯合利尿劑或鈣拮抗劑治療。我國《2012高血壓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壓控制專家指導意見》則指出，糖尿病合并高血壓患者使用鈣拮抗劑的優先級排在ACE抑制劑、ARB、β-受體阻滯劑和低劑量噻嗪類利尿劑后，且應選擇長效制劑[3]。

3.3 利尿劑

我國多用噻嗪類利尿劑、主要是氫氯噻嗪和吲達帕胺。但因利尿劑可激活RAAS以及對糖、脂肪和電解質代謝有不利影響，故較少單獨用于治療糖尿病合并高血壓患者。“ALLHAT”和“SHEP”試驗都提示，高血壓患者使用氯噻酮或氫氯噻嗪治療有提高新發糖尿病的傾向[22-23]。“INVEST”研究發現，在鈣拮抗劑治療的基礎上加用噻嗪類利尿劑會提高新發糖尿病的發生率并有劑量依賴性趨勢[24]。但“SHEP”試驗發現，老年糖尿病合并高血壓患者使用小劑量氯噻酮能夠降低34%的全部終點事件發生率[25]。目前認為，低劑量噻嗪類利尿劑對糖耐量和血脂的影響微乎其微，可與其他降壓藥物（ACE抑制劑、ARB、β-受體阻滯劑或鈣拮抗劑）聯合使用以更有效地控制血壓。不過，在阿米洛利等保鉀利尿劑或螺內酯等醛固酮拮抗劑合用ACE抑制劑或ARB等降壓藥物治療時需注意發生高鉀血癥的風險。

3.4 β-受體阻滯劑

β-受體阻滯劑通過抑制交感神經活性、減慢心率和抑制心肌收縮力產生降壓作用。“UKPDS”研究證實，聯合使用阿替洛爾和卡托普利強化控制血壓組的所有糖尿病相關終點率都明顯降低，且大血管病變和微血管病變事件均顯著減少[9]。不同的β-受體阻滯劑有不同的特點。對糖尿病合并高血壓患者，卡維地洛能改善內皮功能[26]；高β1-受體選擇性的奈必洛爾無內源性擬交感神經活性且有膜穩定性，并可通過激動β3-受體增強一氧化氮的釋放，故還具有改善冠狀動脈的灌注、舒張外周血管、舒張心肌和增加左心室充盈的作用。卡維地洛和阿羅洛爾還能阻滯α1-受體，從而產生周圍血管舒張作用。

β-受體阻滯劑對糖代謝有不良影響。有研究認為，β-受體阻滯劑可使2型糖尿病患者的糖基化血紅蛋白值升高并加劇胰島素抵抗現象[27]。“ASCOT-BPLA”和“ALLHAT”研究都提示，β-受體阻滯劑有提高新發糖尿病的傾向[28-29]。“ASCOT-BPLA”和“LIFE”研究還顯示，β-受體阻滯劑防治腦卒中的療效不佳[28，30]。可能是由于過分擔心β-受體阻滯劑的不良反應，國內β-受體阻滯劑在高血壓治療中的使用率僅為2%[31]，而西方國家的這一比例超過30%[32]。β-受體阻滯劑在國內的使用明顯不足，在糖尿病患者中的使用更少。阿替洛爾的國外循證醫學證據較多。有研究顯示，高選擇性的β1-受體阻滯劑如比索洛爾和美托洛爾等對糖代謝的影響較小，而卡維地洛和阿羅洛爾擴張周圍血管的作用能抵消與阻滯β2-受體相關的對糖和脂代謝的負面影響以及冠狀動脈痙攣的不良反應。這些藥物可能更適合用于糖尿病合并高血壓患者。如果患者同時伴有心血管疾病如心力衰竭、心絞痛或心肌梗死，則降壓治療應優先聯合使用β-受體阻滯劑。

3.5 α-受體阻滯劑

只有少數患者在使用選擇性α-受體阻滯劑（哌唑嗪、特拉唑嗪等）進行降壓治療。由于循證醫學沒有證實α-受體阻滯劑有減少心血管事件的有益作用，故現高血壓治療指南已不再推薦α-受體阻滯劑作為一線降壓藥物。“ALLHAT”研究顯示，α-受體阻滯劑雖能有效降低血壓，卻不能減少心血管終點事件風險[22]。此外，α-受體阻滯劑不能減少糖尿病患者的尿微量白蛋白，故僅對重癥或頑固性高血壓在使用ACE抑制劑或ARB、鈣拮抗劑、β-受體阻滯劑和利尿劑治療后血壓仍未達標的2型糖尿病患者才考慮聯合使用。

3.6 聯合治療

最常用的聯合治療方案為ACE抑制劑或ARB聯用鈣拮抗劑和（或）利尿劑。ACE抑制劑或ARB可阻斷鈣拮抗劑和（或）利尿劑所致反射感神經張力增加以及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激活和心率加快的不良反應。該聯合方案的有效性已得到眾多循證醫學證據的證明。“ASCOT-BPLA”研究顯示，與阿替洛爾聯合芐氟噻嗪相比，鈣拮抗劑聯合ACE抑制劑治療能使收縮壓降低3 mmHg、心血管事件發生率降低16%[33]。“JIKEI HEART”和“KYOTO HEART”研究顯示，ARB聯合鈣拮抗劑治療能較單用鈣拮抗劑更顯著地降低腦卒中風險[34]。“ADVANCE”研究表明，對糖尿病合并高血壓患者，這一聯合治療方案能使大血管和微血管事件發生率降低9%[4]。在ACE抑制劑或ARB聯合鈣拮抗劑和（或）利尿劑方案中，如兩藥聯合治療仍不能有效控制血壓，則可加用第3種藥物，如ACE抑制劑或ARB聯合鈣拮抗劑和噻嗪類利尿劑。美國心臟病協會在其有關難治性高血壓降壓治療的建議中建議聯合使用這3類藥物[35]。存在冠心病或心力衰竭時，應聯合β1-受體阻滯劑治療。如3藥聯合治療仍不能有效控制血壓，需考慮加用第4種藥物，此時往往是ACE抑制劑或ARB聯合鈣拮抗劑、β-受體阻滯劑和利尿劑。

不被推薦的聯合治療方案有：①ARB聯合ACE抑制劑。“ALTITUDE”和“ONTARGET”研究已經證實，這類聯合治療沒有任何益處，且有更多的不利影響[36-37]。但對存在蛋白尿或心力衰竭患者，這類聯合治療可能有一定的益處。②利尿劑聯合β-受體阻滯劑。這類聯合治療對糖代謝有不利影響，不推薦用于糖尿病患者。

4 結語

糖尿病合并高血壓患者的心血管事件風險較高，而嚴格控制血壓并使之達標能顯著降低風險，故降壓達標十分重要。在臨床上，醫師應根據患者的心血管危險因素、靶器官損害程度和合并疾病等具體情況，合理選擇并制定適合患者的個體化治療方案，從而最大程度地減少遠期心、腦血管事件及總死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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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壓患者健康指導意見范文3

當天下午，由首都醫科大學心臟病學系副主任華琦教授、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心臟中心副主任孫寧玲教授牽頭，中國老年醫學學會高血壓分會、中國醫師協會高血壓專業委員會兩個學術機構聯合眾多專家制定的《復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臨床應用中國專家共識》也在此次活動上正式。另據記者了解，去年9月17日，中國老年醫學學會高血壓分會在京成立，華琦教授當選為分會會長。該分會成立一年來，為了更好地服務于老齡人群，捍衛老年群體的生命健康，他們先后制訂了3部中國專家共識，《復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臨床應用中國專家共識》只是其中的一個。因此，在當天的全國高血壓日主題活動間隙，本刊記者就中國老年醫學學會高血壓分會成立一年來的主要工作進展以及三部專家共識出臺的背景、意義及相關內容，對華琦教授做了獨家專訪。

高血壓分會是重要的學術研究平臺

“要了解《復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臨床應用中國專家共識》的出臺背景，必須從中國老年醫學學會高血壓分會的成立說起。”采訪一開始，華琦教授首先這樣說。

談及中國老年醫學學會高血壓分會的成立背景，華琦教授首先介紹說：高血壓是最常見的慢性病，也是心腦血管病最重要的危險因素。據《中國心血管病報告2015》顯示，我國每年因血壓升高導致的過早死亡人數高達204萬，中國衛生總費用為31869億元，其中高血壓直接經濟負擔占6.61%。《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2015年）》則顯示，在我國高血壓患者中，有41%接受了藥物治療，血壓達標的患者占13.8%，較2002年的24.7%和6.1%有了明顯提高。但在整體范圍內，我們國家與發達國家仍然有著明顯的差距，特別是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農村或邊遠地區情況尤為嚴重。在上述背景下，為了更好地促進老年人、尤其是高齡高血壓的管理工作，培養相關人才，促進國家分級轉診制度的改革，2015年9月17日，中國老年醫學學會高血壓分會和青年委員會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宣布成立。據記者了解，在當天下午舉行的成立大會上，華琦教授當選為高血壓分會會長和青年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文、劉梅林、李艷芳、郭藝芳、高平進、李為民、陳魯原、張源明、袁洪、祝之明當選為分會副會長；李靜、胡亦新、蔡軍、皮林、丁春華、李悅、李燕當選為青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華琦教授介紹說：“中國老年醫學學會高血壓分會成立后，以第一屆委員會共181名專家及第一屆青年委員共100名青年才俊為主，構成了學術團隊的中堅力量，迅速針對高血壓防控問題開展了一系列的學術研究工作；分會成立后也很快成為我國高血壓研究領域的主要學術平臺之一。一年來取得的主要學術成果之一，就是發起制定了《高齡老年人血壓管理中國專家共識》《復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臨床應用中國專家共識》和《老年人血壓過度波動應對策略中國專家共識》。”

華琦教授進一步介紹說：《高齡老年人血壓管理中國專家共識》是今年1月份正式的。“目前，許多國家和地區對老年高血壓的診斷和治療提出了建議。然而，由于循證醫學證據缺乏，80歲或80歲以上高齡老年患者的血壓管理仍然處于相對滯后狀態，血壓達標率低于80歲以下人群。我們中國老年醫學學會高血壓分會結合我國現狀以及高齡高血壓臨床研究結果，制訂了《高齡老年人血壓管理中國專家共識》，希望能夠完善我國血壓管理策略，有效降低高血壓對高齡人群的危害。”

“老年高血壓的發生機制主要源于大動脈僵硬度的增加、心臟瓣膜的鈣化、腎功能的減退和微血管的減少。多項應用24 小時動態血壓監測進行的研究表明，老年高血壓患者血壓波動大，治療和管理更復雜、更困難。因此，我們還制訂了《老年人血壓過度波動應對策略中國專家共識》。”華琦教授透露，“這個《專家共識》目前仍在修訂、完善中，不久即將正式。”她接著介紹說，“剩下的就是今天正式的《復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臨床應用中國專家共識》了。這是針對我們以往稱之為‘號’的復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這一種藥物專門制定的臨床應用專家共識。”

“號”解決了

我國缺少降壓藥物的大問題

在解析《復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臨床應用中國專家共識》之前，華琦教授首先向記者回顧了“號”這一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藥物的研發歷史。

她首先介紹說：“復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之所以簡稱‘號’，是因為研發伊始，它最早被稱為‘號’，后來也曾被稱之為‘北京降壓號’。”華琦教授進一步介紹說，“號”的誕生，與我國三位著名專家密不可分，他們是著名數學家華羅庚、著名醫學家吳英愷和洪昭光。早在20世紀60年代，我國降壓藥物較少，許多降壓藥需從國外進口。為進一步提高降壓療效，上海高血壓研究所鄺安醫淌詬據中醫“輕可去實”的理念，突破當時國際上盛行的“階梯療法”，提出了小劑量、多種藥物聯合應用的“小復方”構想，并研制出了“復方降壓片”，開創了用固定復方制劑治療高血壓的先河。后來，吳英愷院士、洪昭光教授和著名數學家華羅庚教授采用優選法，研發了“長效小復方”復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也就是著名的“號”降壓藥。“號”的誕生，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當時我國高血壓治療缺少相應藥物的大問題。“號”誕生后，在吳英愷院士的積極推動下很快投入生產和臨床應用，一直到今天。華琦教授認為，作為我國自主研發和生產的一種長效小劑量單片固定復方制劑，復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每日服藥一次，就可平穩地降低血壓，這便有效地改善了患者的服藥依從性，尤其適合基層醫療機構對輕中度高血壓患者的治療。近些年來，世界各國指南紛紛認識到了這一藥物的學科地位，逐漸加大了對“長效小復方”的推薦力度，這也充分說明我國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已開始廣泛普及的“長效小復方”理念的先進性。

華琦教授還介紹說，“號”降壓藥主要由基礎降壓藥和利尿藥組成，每片含基礎降壓藥硫酸雙肼屈嗪12.5mg、利血平 0.1mg，含利尿藥氫氯噻嗪12.5mg、氨苯蝶啶12.5mg。這些年來，關于“號”的臨床研究一直沒有停止過，主要有：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心臟中心的孫寧玲教授領銜開展的全國、多中心《北京降壓號與氨氯地平（絡活喜）治療原發性高血壓的臨床對比研究》，全國、多中心、納入 5269 人的長期研究《國家“十?五”科技攻關子課題――降壓號與吲達帕胺隨機對照有效及安全性研究》和《北京降壓號治療原發性高血壓療效及安全性評價》長期研究，以及《復方利血平氨苯喋啶片聯合其他抗高血壓藥物治療非杓型原發性高血壓患者的血壓達標情況及其安全性》半年期研究；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常務副院長胡永華教授主導的國家“十?五”科技攻關項目《降壓號治療老年單純收縮期高血壓的療效和安全性評價》、國家“十一?五”科技支撐項目 《降壓號對社區高血壓患者脂質代謝影響的流行病學調查》和國家“十一?五”科技支撐項目《降壓號對社區高血壓患者電解質和血尿酸的影響》；在基礎研究方面，還有中國藥理學會副理事長、中國藥理學會心血管藥理專業委員會名譽主任委員蘇定馮教授開展的《北京降壓號對靶器官的保護作用》和國家心血管病中心、阜外心血管病醫院流行病學研究室主任王增武教授開展的《號與復方降壓片對比研究――社區復方制劑抗高血壓治療研究》等。

“更令學界關注的是，我國高血壓防治的旗幟性人物、世界高血壓聯盟前主席劉力生教授正在領銜開展的一項研究――CHINOM試驗。”華琦教授繼續介紹說，“CHINOM試驗是世界上第一個在血壓正常高值人群中進行藥物干預的、以并發癥為研究終點的大規模臨床試驗，計劃隨訪65000人，預計將在2018年公布實驗結果，讓我們共同期待！”

針對國情，

制定我們自己的專家共識

中國的“長效小復方”已經誕生半個世紀了，針對“號”的研究和使用至今依然經久不衰，但在使用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問題困擾著廣大臨床工作者和廣大患者。針對這種情況，為規范臨床、指導診療，由華琦教授、孫寧玲教授牽頭，中國老年醫學學會高血壓分會、中國醫師協會高血壓專業委員會兩大權威學術機構聯合眾多專家制定了《復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號）臨床應用中國專家共識》。

談及這部《中國專家共識》的緣起，華琦教授說：“這事兒還得追溯到 2015年9月17日召開的‘復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專家研討會’。在那次研討會上，阜外醫院的王增武教授對我國高血壓流行病學現狀作了介紹，安貞醫院的李艷芳教授對‘號’的循證醫學證據作了介紹。與會專家對‘號’在基層廣泛應用、在高血壓防治中的貢獻表示肯定，也對其目前存在的疑慮、未來發展提出了諸多建議。王增武等專家還提出，‘號’是我們自主研發的藥品，我國地廣人多，高血壓發病情況復雜，發病率也在增高，我們為什么不制定自己的專家共識，以指導臨床應用？于是，那次研討會便決定將‘號’已有的臨床試驗加以整理，邀請專家推出《號在基層使用的指導意見/專家共識》，以幫助基層醫生規范使用藥物――這就是現在我們見到的這個《專家共識》最終得以出臺的背景。”

“說著容易做起來難啊！”華琦教授感嘆著繼續回憶說，“半個多世紀以來，國內外專家學者、臨床工作者圍繞‘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文，經過篩選，我們最終梳理出了與‘號’相關的文獻160余篇、與高血壓相關的文獻數十篇，共計近200篇文獻。由于這些文獻的證據層次水平不一，又經過艱苦的工作，我們進一步梳理出35篇有價值的參考文獻，最終選擇了最簡潔的表達方式，字斟句酌、力求公正地拿出了這個共識的初稿。在此過程中，我們于今年1月28日、4月16日、7月12日分別召開了共識啟動會、討論會和定稿會，先后有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劉力生教授、范利教授等63位專家參與討論，給出了諸多寶貴意見；幾易其稿、數十次增刪，光文章的架構就大調整了3次，最終才得以定稿，形成了現在的這個文件。這個共識的執筆人――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李靜教授，為此不知道度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

針對這一《專家共識》的內容，華琦教授介紹說，共識認為，我國傳統固定復方制劑降壓效果明確且價格低廉，可作為基層降壓藥的一種選擇。復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號）是傳統的固定劑量的單片復方降壓藥，自問世以來，在我國人群中積累了大量的使用經驗。在當前眾多新藥涌入市場的情況下，復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仍然是基層醫療單位治療輕中度高血壓的常用藥物之一，在中國高血壓防治工作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本共識全面回顧了與“號”相關的循證醫學證據，并據此對藥物的安全性、有效性、適用人群和使用方法進行了總結、推薦和建議。

共識認為，復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降壓療效明確，使用方便，價格低廉，不良反應較少，可作為降壓治療的選擇之一。目前，以復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為基礎治療方案的CHINOM研究（中國正常高值血壓伴心血管病危險因素者的干預研究）已經入選受試者10689人，該研究隨訪期為5年，預計2018年公布研究結果。這項研究結果的公布，將有助于進一步證實復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的療效和安全性，奠定其在我國高血壓預防和治療中的地位。

華琦教授說：“我們希望這個專家共識能為臨床醫生在高血壓防治中提供確切的指導和幫助，也為中國高血壓防治事業提供助力。”同時她還認為，《復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臨床應用中國專家共識》的正式，充分說明我國的“號”以其明確的降壓效果，方便的使用，低廉的價格，較少不良反應的特點，得到臨床醫生和廣大專家的一致認同，這個藥物必將在我國高血壓防治事業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最終能夠有效捍衛我國民眾的生命健康，為助力“健康中國”大業，增添一份力量！

高血壓患者健康指導意見范文4

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十八屆五中全會和各級衛生計生工作會議精神，堅持預防為主的工作方針，樹立公共衛生治未病的理念，進一步完善重點傳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工作機制，加快推進衛生應急核心能力建設，全面加強食品安全風險監測體系建設，不斷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健康水平。

二、工作目標

（一）健康管理服務

1、加快健康管理服務聯合體建設。在上級要求和指導下建設縣級健康管理服務聯合體。

2、提高健康管理重點人群覆蓋率。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健康檔案建檔率達到90％以上，糖尿病、高血壓、嚴重精神障礙患者規范管理率達50%以上。

（二）重點疾病防控

1、艾滋病防治。完成高危人群艾滋病檢測1000人，新發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8人，符合治療標準成人和兒童抗病毒治療比例不低于85%（按照CD4計數小于500/ul的標準）。

2、結核病防治。免費篩查疑似結核病病人1575人，免費治療肺結核病人373人。

3、血吸蟲病防治。人群查病15000人次，擴大化療7000人次，規范免費救治14例晚期血吸蟲病人；釘螺調查2300萬平方米，藥物滅螺120萬平方米。

4、預防接種。完成6.3萬劑次第一類疫苗接種，以鄉鎮為單位適齡兒童免疫規劃疫苗接種率達到95%以上。根據實際情況，適時、適地增加預防接種點。（宜昌下達指標為增加2個接種點）

5、慢性病防治與精神衛生。管理高血壓患者26098人、糖尿病患者10765人、嚴重精神障礙患者2100人。

6、急性傳染病防治。按照要求規范管理散發傳染病病例，各醫療機構尤其是市人民醫院做好流感樣病例及疑似手足口病抗原快速檢測。

7、職業病防治。全市職業病報告率達95%。

8、疫情網絡報告。網絡直報正常運行率100%，進一步推進醫院公共衛生信息化建設。

（三）衛生應急工作

1、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處置率達100%。

2、積極爭創第一批省級衛生應急示范縣（市、區）。

3、加強全市二級以上公立醫院衛生應急工作，二級以上公立醫院設立衛生應急辦公室。

（四）食品安全保障

1、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完成食品化學性污染物和有害因素監測的饅頭、淀粉類制品、黃花菜、餅干、面包等5大類106項次樣品檢測任務，食品微生物和致病因子監測的生禽肉、及時發酵豆制品、鮮榨果蔬汁等3大類340項次樣品檢測任務。

2、加強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實驗室和哨點醫院規范化建設，進一步完善食源性疾病防控體系，各醫療機構按要求加強食源性疾病的監測及信息報送工作，更好的服務于市創建國家食品安全城市工作。

三、工作措施

（一）繼續實施疾病預防控制“強基工程”

1、建立市防治重大疾病工作部門聯席會議制度。在市政府統一領導下，強化多部門合作，統籌協調全市重大疾病防治工作，不斷健全和完善重大疾病防控政策和措施。

2、積極推進疾病防控體系建設。推動落實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機構編制標準指導意見、疾控中心崗位設置指導意見和傳染病防治人員安全防護意見，健全完善疾病預防控制績效考核指標體系和工作機制。不斷完善疾控工作制度、程序和標準，切實加強疾病預防控制工作規范化建設。加強疾控機構實驗室管理，強化健康危害因素監測和干預，提高衛生檢測社會化服務水平。

3、繼續加強疾控人才隊伍建設。結合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加強人才的更新與引進，探索公共衛生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實施多元化培養模式。繼續開展疾控機構崗位練兵大比武活動，全方位開展全員崗位培訓，大力推廣疾病預防控制適宜技術。強化健康管理團隊服務能力建設，努力提高指導基層的能力。繼續加強二級以上醫療機構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公共衛生科規范化建設，強化全科型公共衛生醫師指導團隊和責任團隊的建設，加強社區和村級疾病預防控制服務網底建設，增強城鄉社區健康管理功能。

（二）逐步推進健康管理工作

探索健康管理運行機制。加快健康管理專家隊伍建設，推動健康服務業發展。加強健康管理中心能力建設，實現疾病管理向健康管理轉變。爭取基層社區和網格管理政策支持，探索健康管理師參與網格化管理工作。爭取醫保部門支持，探索健聯體基本醫療保險費用總額預付、費用前置制度，用好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經費，發展社會力量參與健康管理服務。結合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進一步增強新農合保障、大病保險、醫療救助等保障合力，加強農村貧困人口健康管理服務。

（三）深入推進疾病預防控制重點工作

1、加大艾滋病綜合防治力度。全面推進“醫防合作”艾滋病綜合防治模式，落實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主動監測、分級診療、定點救治、全程管理”。探索阻斷經性途徑傳播艾滋病的有效干預模式，強化青年學生、男性同性人群艾滋病綜合干預，擴大艾滋病檢測咨詢覆蓋面，努力降低新發感染。全面推進“五擴大六加強”和“四免一關懷”措施，進一步加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發現和管理力度。切實加強艾滋病感染者的早發現工作，落實首診負責制。

2、加強結核病防治工作。結合深化醫改，依托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進一步優化當前“醫防合作、分級診療、定額支付、全程管理”結核病綜合防治模式，強化定點醫院診療路徑和一站式服務。加強肺結核患者發現及轉診工作，進一步落實患者治療管理、疫情監測和實驗室工作，加強督導檢查力度，全面提高工作質量。加強中小學校結核病防治工作。新涂陽肺結核病人數發現率保持在70%以上，肺結核患者治愈率保持在85%以上。

3、落實血吸蟲防治任務。貫徹落實《血吸蟲防治條例》，加強部門協調配合，明確工作職責。開展血防健康教育，做好血吸蟲病疫情監測點監測工作，有效控制急性血吸蟲病的暴發和流行。做好沮漳河水系血防聯防聯控工作。落實晚血病人規范免費救治工作。進一步壓縮釘螺面積，鞏固傳播阻斷成果，努力實現消除血吸蟲病目標。

4、鞏固免疫規劃工作成果。繼續開展“三查三補”和“四項整頓”，鞏固預防接種專項整治和規范管理年活動成果。落實一類疫苗免費接種政策，免費接種覆蓋率達100%；實施消除麻疹行動，調整脊灰疫苗免疫策略，繼續保持無脊灰狀態。開展“互聯網+預防接種”試點工作，加強宣傳教育，普及預防接種知識，規范接種行為。加強預防接種異常反應監測、調查和診斷工作。加強全市二類疫苗規范管理，推進預防接種信息化建設。

5、加強重點傳染病預防控制工作。進一步完善傳染病聯防聯控機制，做好人感染H7N9禽流感、手足口病、麻疹、流感、布病防治工作，嚴防寨卡病毒、埃博拉出血熱、中東呼吸綜合征、登革熱、瘧疾等輸入性傳染病在本地擴散蔓延。強化傳染病疫情監測、預警和報告工作，針對重點傳染病及時開展疫情研判與分析，提高法定傳染病實驗室診斷率。加強學校、托幼機構的呼吸道與腸道傳染病突發疫情的預防控制與應急處置工作，指導督促教育部門落實托幼機構及小學晨檢制度。

6、加強地方病、寄生蟲病、慢性病防治工作。強化地方病防治監測體系建設，有效落實防治干預措施，推進消除重點地方病危害的工作進程，鞏固地方性碘缺乏病防治成果。做好兒童、學生等重點人群的寄生蟲病防治工作。落實各級各類醫療機構對35歲以上人群實行首診測血壓制度。

7、加強精神衛生工作。認真貫徹落實《精神衛生法》和市委、市政府關于加強嚴重精神障礙患者救治救助工作的要求，全面落實各級政府相關部門的責任，依法推進精神衛生工作。強化精神衛生機構基礎設施和能力建設，逐步完善精神衛生服務體系，落實嚴重精神障礙患者救治救助工作，探索救治救助政策“一站式”服務。啟動精神科醫生轉崗培訓工作，推動二級以上綜合醫院精神衛生科建設。加強嚴重精神障礙患者排查和隨訪工作，及時為轄區內診斷明確的患者建立健康檔案。

8、加強“四大衛生”工作。認真貫徹實施《職業病防治法》，進一步規范職業健康檢查等工作。加強職業病監測和報告，提高監測方案的科學性和監測覆蓋面。加強職業病防治機構能力建設，建立完善職業病防治網絡。

（四）及時有效處置各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1、推進衛生應急核心能力建設。健全市、鎮（社區）、村三級衛生應急組織管理體系，繼續加強衛生應急“一案三制”建設，盡快落實國家衛生計生委下發的《全國疾控機構和醫療機構衛生應急工作規范（試行）》。督促指導二級以上公立醫院設立衛生應急辦公室負責院內衛生應急日常管理，明確規范醫院衛生應急職責，建立健全醫院衛生應急組織體系，提升醫院衛生應急處置能力。積極開展省級衛生應急示范縣（市、區）創建工作。

2、規范衛生應急隊伍管理。按照省衛生應急隊伍管理辦法，加強全市衛生應急隊伍的建設和管理。開展衛生應急人員技術培訓，規范應急物資儲備，積極備戰全省衛生應急技能競賽，提升衛生應急隊伍處置能力。

3、健全突發事件公共衛生監測預警體系。完善突發事件公共衛生風險月評估、季會商、年總結制度，繼續開展突發事件公共衛生風險監測預警、信息報告、風險評估等工作，并加強結果運用。完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監測預警、部門聯動和風險隱患排查工作機制，繼續聯合教育、食藥部門做好學校風險隱患排查整治工作，從源頭減少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發生。加強網絡輿情監測工作，利用國家輿情監測平臺科學監測分析輿情，充分利用輿情評論手段為衛生應急管理工作提供決策支持，進一步做好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風險溝通。

（五）切實加強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高血壓患者健康指導意見范文5

[關鍵詞] 良性前列腺增生癥；患病率；危險因素；保護因素

[中圖分類號] R195 [文獻標識碼] C[文章編號] 1674-4721（2011）07（c）-194-03

良性前列腺增生（BPH）是老年男性常見的一種進行性疾病，由于BPH發病率高，藥物治療有一定不良反應而手術治療又有一定風險及并發癥，所以BPH嚴重影響了中老年男性的生活質量[1]，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齡化加速，BPH的患病率有明顯的上升趨勢[2]。為了解BPH在梧州市發病情況，查找BPH的高危因素及保護因素，為進一步的社區干預提供依據，通過社區努力干預而達到進一步控制和降低BPH的發生及發展，提高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慢性病管理水平。筆者選擇梧州市兩個具有代表性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邊區作為調查區域，筆者考慮BPH是一種多因素疾病，除了一致公認的老齡化因素和雄激素代謝影響這兩大基本因素外，尚有植物雌激素、吸煙、飲茶、飲酒及運動及高血壓、高體重、高血糖、高血脂等已知及未知的因素起作用，國內外已有相關報道[3-5]。本工作調查是對梧州市兩個代表性社區40歲以上男性居民進行BPH的患病及發病情況調查，重點了解高血脂、高血糖、高蛋白飲食，吸煙、飲酒、蔬菜、水果、豆類飲食和登山、游泳等生活情況，并對結果進行分析研究，查找可能影響BPH發病的高危因素及保護因素，為進一步社區防治BPH提供依據及指導意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梧州市長洲區大塘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代表新城區）及梧州市萬秀區城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代表老城區）管轄區為調查范圍，選擇區內40歲以上男性居民作為調查對象，兩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轄區共有19個社區，總人口101 740名、其中，男性51 883名， 40歲以上為23 606名，分別從大塘社區衛生服務中心8個社區中隨機抽取2個社區以及從城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11個社區隨機抽取3個社區40歲以上男共計6 373名進行普查（占梧州市區轄區40歲以上男性居民總數的11%，占調查范圍內40歲以上男性居民的27%），其中40～49歲2 266名、50～59歲1 593名、60～69歲1 266名、70～79歲885名、80～89歲312名、90歲以上51名，各年齡段的失訪率控制在10%以內。

1.2 方法

1.2.1 調查方式在社區衛生服務中進行健康調查，慢病管理建立健康檔案，健康體檢時由全科醫生及全科護士采用問卷記錄，采用一對一的接診調查或上門調查或電話調查方式。

1.2.2 調查內容①年齡；②職業；③婚姻及性生活情況；④吸煙及飲酒、茶、豆漿、牛奶和食水果情況；⑤運動情況；⑥飲食（分植物為主及動物為主兩類）；⑦對BPH了解情況；⑧BPH發現年齡及出現尿路癥狀年齡；⑨診治情況（有無手術治療，有無規范治療）；⑩是否有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高體重。

1.2.3 BPH判斷以醫院（包括一、二、三級醫院）的既往診斷及體檢發現為標準，如3年內未有體檢資料的免費作直腸指檢前列腺（≥3 cm）進行判斷。

1.3 統計學方法

用SPSS 13.0統計軟件進行描述分析，對數據采用χ2檢驗，方差分析等檢驗方法。

2 結果

2.1 患病情況

按每10歲為一年齡段統計其患病情況，具體結果見表1。

梧州市40歲以上男性居民BPH患病率為33.3%（1 941/5 826）與徐偉剛等1995年上海市區的BPH患病率為53.9%（656/1 218）兩者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 發病情況

按每10歲為一年齡段為統計其發病率，具體結果見表2。

通過表2說明，2001年1月～2002年12月3年平均發病率為3.14%（548/3/5 826），2003年1月～2005年12月3年平均發病率為3.47%（607/3/5 826），2000年發病率為2.94%（171/5 826），2005年發病率為4.10%（239/5 826），結果表明，BPH發病率有逐年上升趨勢，其發病高發年齡為60～89歲，其中70～79歲為最高發病年齡，同時近年發病年齡有明顯的年齡化趨勢。BPH臨床癥狀隨年齡增大而明顯，總體BPH臨床表現率為11.4%，年齡60歲以上為27.9%。

2.3 職業情況與發病情況調查結果

按站立式或行動性工作為主的稱為Ⅰ類職業，而坐式或少活動為主的職業稱為Ⅱ類職業，被查5 826名中Ⅰ類職業人3 217名，患病921例，患病率為28.6%，Ⅱ類職業人2 609名，患病1 020例，患病率為39.1%。兩類職業的患病情況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Ⅱ類職業人患病明顯偏高。

2.4 生活飲食習慣與BPH的患病關系調查結果

2.4.1 吸煙（每日吸煙≥3支）與BPH患病情況抽查5 826名中吸煙4 013名（吸煙率為68.9%），吸煙人數為1 429例，患病率為35.6%，非吸煙人數為1 813名，患病人數為512例，患病率為28.2%，吸煙與非吸煙人群患病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吸煙人患病率明顯偏高。

2.4.2 飲酒與BPH患病情況抽查5 826名中經常飲酒者（每日飲酒精含量超15 ml）有1 679名，患病人數為987例，患病率為58.8%，非經常飲酒4 147名，患病954例，患病率為23%，結果表明飲酒多明顯增加BPH患病率。

2.4.3 飲茶與BPH患病情況抽查5 826名中經常飲茶2 330名，患病437例，患病率為18.8%，非經常飲茶者3 196名，患病1 504例，患病率為43%，結果表明飲茶有助于降低BPH的發生。

2.4.4 飲豆漿與BPH患病情況抽查5 826名中經常飲豆漿（每日飲100 ml以上或食黃豆、大豆25～50 g）2 012名，患BPH 240例，患病率為11.9%，非經常飲豆漿3 814名，患病1 701例，患病率為44.6%，兩者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4.5 飲牛奶與BPH患病情況抽查5 826名經常飲牛奶（每日飲100 ml以上）1 210名，患病428例，患病率為35.4%，非飲牛奶4 614名，患病1 513例，患病率為32.8%，牛奶飲食對BPH發病影響不大。

2.5.6 經常食用水果與BPH患病情況抽查5 826名中，經常每1～3天食用水果（以柑桔、香蕉、龍眼、荔枝等熱帶水果或蘋果為主）250 g以上者有1 016名，患病152例，患病率為14.9%，非經常食用者4 810名，患病1 789例，患病率為37.2%，說明多食水果有助于降低BPH患病率。

2.4.7 運動鍛煉與BPH患病情況抽查5 826名中經常運動（每日相當于步行2 km或游泳半小時或球類活動半小時）有2 912名，患病553例，患病率為19.0%，少運動者2 914名，患病1 388例，患病率為47.6%，說明運動遷走有利于降低BPH患病率。

2.4.8 飲食與BPH患病情況把飲食分為兩類，以植物為主飲食為Ⅰ類，以動物為主食（每日肉類大于150 g）為Ⅱ類，（以近10年飲食為準），Ⅰ類飲食有2 711名，患病596例，患病率為22.0%，Ⅱ類飲食有3 115名，患病1 345例，患病率為43.2%，說明植物類飲食為主食人群BPH患病率明顯低于動物類飲食（P

2.4.9 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高體重與BPH患病情況抽查5 826名中患高血壓1 631例，合并BPH 796例，合患率為48.8%，體重超標1 513例，合并BPH 736例，合患率為48.6%，高血脂1 522例，合并BPH 652例，合患率為42.8%，高血糖251名，合并BPH 100例，合患率為39.8%，合并有上述“四”高中≤2項高的有1 019例，合并BPH 577例，合患率為56.6%，上述結果表明高血壓、高體重、高血脂、高血糖人群BPH患病率明顯高于40歲以上男性BPH患病率為33.3%。本調查結果40歲以上男性高血壓患者合并BPH患病率與史新竹、寧夏的研究相似[3-4]，說明高血壓、高體重、高血脂、高血糖發病有一定關系。

2.4.10 40歲以上男性對BPH知曉情況抽查5 826名中對BPH有初步了解的1 375名，占23.6%，患有BPH者1941例，了解BPH的有1 162名，占59.9%，未患有BPH者3 885名，了解BPH者有64名，占5.5%。結果表明未患BPH者對BPH了解不多，重視不夠。

3 討論

調查結果顯示：站立式或活動性工作方式，適當的健康運動，多飲茶、豆漿、多食水果及以植物類為主食等為保護因素能明顯降低患BPH的風險，而吸煙、大量飲酒、多坐少活動或患有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高體重等為高危因素，都會增加患BPH的風險。梧州市位于西部內陸地區，環境相對封閉，但屬于山城水都，山青水秀，特產有冰泉豆漿及六堡茶馳名中外，市民有飲豆漿、喝早茶、爬山、下江游泳等良好生活習慣，生活休閑，故梧州市BPH患者只有33.3%，與徐偉剛等1995年調查上海市區的BPH患病率53.9%相比較明顯偏低（P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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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壓患者健康指導意見范文6

關鍵詞：全科醫生制度；社區居民；就醫行為

一、導論

（一）研究背景。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城市社區居民對健康水平的要求也逐步提高。但目前醫療服務資源不均勻，社區服務水平遠不及需求。社區居民存在著就醫不及時、就醫機構趨高、不合理用藥以及遵醫行為不足、健康意識保健意識缺乏等不合理的就醫行為。為提高衛生服務的可及性與公平性，我國2011年出臺《關于建立全科醫生制度的指導意見》，實行社區全科醫生負責制，合理規范全科醫生行為，引導社區居民形成良好的就醫行為。目前，國內外對全科醫生制度的研究集中在對該制度設計的描述上，對其政策影響研究較少，政策的反饋不足。因此，分析政策的影響結果對其調整和完善有著現實的必要性。

（二）研究目的與意義。本文通過文獻研究，建立在全科醫生制度相關理論、就醫行為相關理論、政策與行為的互動理論基礎上，建立本文的影響路徑分析邏輯框架，結合相關現實狀況對全科醫生制度對社區居民就醫行為的影響做出探討。對政策的有效性和完善性進行相關評價，指出當前全科醫生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建議。

二、文獻綜述

（一）國內外就醫行為理論及分析路徑。國外學者建立了較為豐富的就醫行為理論模型。戴維?麥肯尼克將就醫行為區分為衛生資源利用行為和就醫促進行為，后者包含了預防行為、衛生服務利用行為、保健行為。在就醫行為分析路徑的分析上，首先，從研究主體來區分，姜麗（2010）指出，國外對于就醫行為的研究分為關注結果和關注過程的研究；國內學者張容瑜（2012）將衛生服務利用行為的分析路徑分為兩類，一種分析影響因素，另一種分析就醫路線。目前，國內大多數學者建立在Andersen模型上選取部分影響因素直接進行結果檢驗，并將就醫行為僅僅局限于衛生服務行為。本文就醫行為定義為就醫促進行為，并結合Andersen模型影響因素與健康理念模型中建立新的分析路徑。

（二）社區居民就醫行為及其影響因素。蔣敏，李曉松（2007）利用關聯規則中的Apriori算法，探討影響患者就醫行為各種因素間潛在的、有價值的關系，指出社區居民就醫行為影響因素是復雜而多變的。黃歡（2010）通過問卷調查對日照市社區居民就醫行為研究發現，以往就醫經歷、媒體信息情況、他人推薦對社區居民就醫行為有影響。任曉（2010）運用spss軟件統計分析，對社區居民就醫行為影響因素及其影響力大小進行了研究，對就醫選擇影響的前八名因素為疾病程度、居民類別、婚姻狀況、醫療服務價格、家庭規模、是否參保。但是國內大多數對于影響因素的分析具有分散性的特征，本文對影響因素分析進行了分類，并為政策的引入建立了影響路徑模型。

（三）全科醫生制度下社區居民就醫行為研究。王敏，張開金（2010）提出，只有不斷改善就診環境，完善社區衛生服務模式，才能引導居民合理就醫；靳婕，周穎清（2011）指出，全科醫生制度縮短了人們看病治病的路徑，提高了就醫的及時性與可及性，就醫意愿加強；陳憲澤，詹小清（2014）指出，全科醫生制度中簽約服務存在著供方誘導需求的現象，會影響社區居民合理就醫；高其法（2006）從醫患關系層面指出，全科醫生的年齡、性別、學歷、醫療質量及水平對社區居民的就醫行為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總得來說，國內基于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改善對居民就醫行為的研究較多，而全科醫生制度對居民就醫行為的影響很少。本文將從正負兩個方向進行分析，并對全科醫生制度的完善提出一定的建議。

三、理論模型

本模型建立在健康理念模型和衛生服務利用模型上。通過內在的知覺、態度和信念進行心理決策以及外在即輸入變量共同影響就醫行為。

四、現實分析

（一）全科醫生的服務模式與內容。首先，我國全科醫生的服務模式與先進發達國家一樣為簽約服務模式，即醫生責任制度。二者之間的關系是通過建立契約關系而進行的委托關系。其次，在服務內容上，我國與其他國家也大致相似，但是包含了基本醫療服務和公共衛生服務兩大項。集健康教育、預防、醫療、保健、康復、計劃生育等為一體的社區衛生服務，并且與二、三級醫院進行競爭與合作，雙向轉診。

（二）全科醫生制度對社區居民就醫行為的影響路徑及結

果分析。（1）準入機制。在準入機制層面，政策主要通過改變外在醫生水平與態度這個因素，內在患者在心理層面對基層社區衛生服務建立信任度，從而改變患者的就醫機構選擇、醫生選擇及遵醫行為。從正向來看，高學歷要求及“5+3”培養模式提高了基層醫療服務水平，加強了患者就醫的信心，就醫機構選擇回流社區，醫療費用一定程度降低，社區的遵醫行為有所提高。但是，目前我國準入機制也存在著軟約束力的現象，社區全科醫生供不應求，高質量人才趨高就業，導致正向引導不足。（2）服務內容及模式上。在服務內容和模式上，政策主要通過改變醫生建議與經濟費用兩個因素，來影響社區居民預防及保健行為、就醫機構醫生選擇及用藥行為。首先，全科診療提高了服務資源的可及性與及時性，降低了醫療費用，因此社區居民趨向社區就診取藥。其次，在委托―模式下，人與消費者建立長期關系，供方誘導需求行為會減少。再者，健康檔案管理提高了居民進行健康管理的意識，但也存在著流于形式的現象，作用發揮受限制。（3）分級診療。在分級診療層面，主要是通過影響衛生服務的可及性、醫療技術水平與態度、醫療技術設備三個因素來影響社區居民就醫行為。在社區首診、雙向轉診制度下，醫療服務資源可及性增強，由于政策支持，社區醫療技術設備，醫生水平和態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對社區居民就醫機構選擇的影響是會向社區醫療機構流向。但實際實施過程中，社區首診的比例增加并不明顯，其次，由于患者及其家人心里因素的影響，單向轉診嚴重，回轉不暢問題層出不窮。（4）監管付費補償激勵機制。對于監管付費及補償激勵機制，兩個層面進行了整合，主要是通過影響醫生的水平和態度來影響社區居民對社區全科醫生的信任度，從而就醫機構、遵醫行為、及用藥行為進行引導。實際狀況中，我國的監管、付費補償激勵機制并不完善，社區全科醫生認為自己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從而對社區居民就醫行為并沒有形成好的正向的引導。大多數社區居民還是選擇趨向大醫院及專家診療。

（三）全科醫生制度的不足及完善建議分析。（1）當前我國全科醫生制度存在的問題。1）供需失衡。由于收入的差異性和制度的不完善，大多數醫護人才就業趨高，供不應求。從質量上來看，準入機制軟約束，社區全科醫生的整體質量水平較低，大多數醫生仍然是老社區的傳統醫生。其次，服務范圍有限，局限于基層首診與轉診，誘導需求存在。社區居民對全科醫生滿意度與信任度較低。2）激勵機制不足。國外對于全科醫生的獎勵機制類似于績效獎勵，按照全科醫生完成的服務數量與質量進行綜合考核，一方面，提高了整體的服務質量，另一方面，對全科醫生進行了獎勵激勵。我國在激勵機制層面非常薄弱，缺乏考核，處于政府發放固定工資的狀況。3）政府補貼不足。政府補貼即，增加社區居民報銷比例及為全科醫生提供培訓學習機會、獎金福利。但目前我國對于全科醫生制度下的社區主體只有制度層面的規定，補貼較少，導致制度的推廣和運行緩慢，對整個社區居民就醫行為的合理化作用較小。

（2）國外先進經驗借鑒。1）完善準入機制與服務內容。在當前供不應求的情況下，通過高校醫藥專業、高級醫院調用的專業人才任用及新人才的招聘來實現全科醫生數量和質量的保障。其次，完善服務內容，學習國外強制性轉診手續，并且通過費用給付過程對專科醫生進行約束，從而使社區居民形成從社區先就診的就醫行為。2）逐步建立起自愿簽約服務。社區居民可以自由更換全科醫生，促進全科醫生之間的競爭，從而提高服務質量。促進醫生合理的規范自身的行為，從而對社區居民進行正向的就醫引導。3）政府要進行相應的補貼。在社保的基礎上，通過相應的中介購買全科醫療服務，按照服務任務完成情況和人頭數多少付費，對其業績進行一個考核和獎勵，即付費與個人業績和服務質量掛鉤，從而實現保障服務質量和控制醫療費用；4）建立完善的質量監督、考核、培訓、激勵機制。通過設置指標，如荷蘭的患病率、按年齡的處方次數、服務利用年增長率、年轉診率等進行考核。并通過進一步的培訓，從而提高社區全科醫生的服務素養與專業技能。建立和形成好的激勵機制，如與任務掛鉤，通過績效進行獎勵，形成其合理的行為，為社區居民負責。

五、小結

我國全科醫生制度建立之后，通過提高服醫療服務資源可及性、衛生服務質量等，對社區居民就醫行為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正向引導，但由于制度本身的不足，如準入機制、監管獎勵機制的不完善，醫生對患者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不合理導向。因此，結合現狀及國外先進經驗對全科醫生制度進行完善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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