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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轉型變革范文1

然而，可再生能源發展“必要性”與“經濟可行性”之間存在的反差，傳統能源利益集團對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阻撓，對發展路徑有意或無意的曲解，決定了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之路必將是曲折、艱難和反復的。

在我國，一個更為強烈的反差是：一方面，我們“極端重視”可再生能源發展，不斷出臺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另一方面，對現有能源系統以何種恰當方式轉向一個以“可再生能源為主導”的能源系統方面的研究“高度忽視”。對可再生能源“如何轉型”缺乏基礎性研究與系統性思考，導致本應是系統推動能源轉型的政策在實踐中“各自為政”，并演變為單純以實現某個“既定份額”為目標。

將可再生能源發展置于人類能源轉型歷史進程之中，探討能源轉型的基本內涵與動因，梳理能源轉型的邏輯，系統分析可再生能源轉型與歷史上能源轉型的異同，對于正確認識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中的問題和轉型方式，不僅有理論必要性，也有實踐重要性。 一問：能源轉型如何發生

很多報告和論文將“能源轉型”（energy transition）一詞等同于“向可再生能源轉型”或“低碳轉型”來理解。這一含義最早可能來自1980年德國科學院出版的一份報告：《能源轉型：沒有石油與鈾的增長與繁榮》。該報告當時呼吁徹底放棄核電和石油能源的觀點受到強烈反對，但在進入21世紀后逐漸演變成為德國能源政策的基本內容。相應的，德國“能源轉型”的含義逐漸演變為“轉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并宣稱最終目標是建立百分之百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能源體系。

能源轉型的含義當然不僅僅是可再生能源發展。在更一般意義上，能源轉型通常被理解為一個國家或社會主導能源的轉換或更替過程。比如，煤炭替代薪柴并成為主導能源，石油替代煤炭成為主導能源。不過，對能源轉型的這種描述性的理解，以及基于這一理解的相關研究難以適應復雜、豐富的能源轉型實踐的需要，無法對認識當前能源轉型提供洞見。

美國天然氣專家羅伯特?海夫納三世試圖另辟蹊徑。在其2009年出版的著作《能源大轉型》中，羅伯特?海夫納三世從能源存在的三種物理形態，即固體（木材、煤炭等）、液體（石油）和氣體（天然氣、風能、太陽能、氫能等）出發，把人類能源利用的歷史與未來概括為兩次能源轉型：第一次能源轉型是固體能源向液體能源的轉型，第二次能源轉型是液體能源向氣體能源的轉型。這一觀點具有理論抽象性和邏輯一致性，為我們認識能源轉型方向提供了有價值的觀察視角；但這一理論對于能源轉型判斷標準過于抽象，對能源轉型的內涵和特征等問題缺乏深入研究，對理解能源“如何轉型”作用有限。

加拿大的瓦茨拉夫?斯米爾（Vaclav Smil）教授認為，能源轉型是各種能源利用“原動機”（prime movers）驅動下的能源結構不斷變化過程?！懊慨斝矢叩男履芰俊瓌訖C’出現取代舊的原動機，顯著提高了人類所能利用的能源的量級，能源轉型就會發生?！?/p>

斯米爾教授根據“原動機標準”將人類能源利用劃分為四次能源轉型：第一能源轉型發生在距今1萬年到5000年，人類通過馴養役畜來替代部分人力；第二次能源轉型發生在公元前1000年風車和水車的出現，進一步替代人和動物的肌肉力；第三次能源轉型隨著1765年瓦特改良后的蒸汽機的擴散和進一步改進，啟動了煤炭替代薪柴的能源轉型進程。第四次能源轉型的發生則伴隨著發電機的發明使用，以及1882年世界第一座中心發電站在紐約和倫敦投入使用，人類進入電氣化時代而出現。

斯米爾教授所提出的“原動力發明、改進和擴散”邏輯為我們認識歷史上的能源轉型“何時發生”、“如何發生”提供了非常有啟發性的見解。然而，回顧人類能源利用史就會發現，以“原動機”單一標準來判斷能源轉型至少存在兩個問題：

一是從原動機標準所劃分的一些能源轉型并未真正導致該種最終能源成為“主導能源”，從而不構成人類社會或者國家層面上的能源轉型。比如公元前1000年伴隨風車和水車的出現，除了在小范圍外，風能和水能并沒有在普遍范圍成為主導能源，更不用說全球了。這是風能和水能的自身局限所致，與原動機效率高低無關。二是以“發電機”出現而引發的第四次能源轉型，偏離了“一次能源”的邏輯進入二次能源（電氣化），這一轉型與當前清潔化低碳化發展存在矛盾和沖突。這是因為，化石燃料發電的“原動機”效率和能級的提升將進一步增強化石燃料的競爭力，不利于向清潔燃料過渡。因此，任何非一次能源技術革命對于“能源轉型”的價值和意義，必須回歸到其所依賴的一次能源的“源頭”來評價。

為了更好描述歷史上能源轉型的邏輯和解釋未來的能源轉型，筆者對能源轉型的定義是：能源轉型是由原動機推動的，伴隨著能源系統深刻變革的，一次能源結構長期變化過程。能源轉型的發生與深化，是隨著一種足以推動國家，乃至全球層面的能源轉型得以發生“原動機”發明、擴散而發生、發展的，正如歷史上的蒸汽機之于煤炭，內燃機之于石油一樣。 二問：中國能源轉型處于哪個階段？

中國處于能源轉型的哪一個階段，下一次能源轉型是第幾次轉型？判斷能源轉型的標準不同，答案也不相同?；谀茉崔D型的上述新定義，就國家層面而言，能源轉型應符合三個判斷標準：

一是要有導致能源利用方式重大變化的“技術創新”或“原動機”出現。能源轉型不是“新”能源品種使用數量的簡單“累積”，中世紀英國城市用煤非常普遍，到18世紀初，英國不僅家庭住宅取暖，很多工業行業生產中都使用煤炭。煤炭的利用方式依然是沿用過去的燃燒方式，沒有出現用煤技術的重大創新。1765年，瓦特蒸汽機作為煤炭原動機的出現，英國才真正啟動了向煤炭的轉型，隨后擴散到歐洲大陸和美國。

二是要有基于能源技術創新的一次能源結構變化，即新“原動機”出現后，所利用的一次能源逐漸替代原有能源，并最終成為主導能源。換句話說，替代能源需要有成為主導能源的潛質。從這個判斷標準看，瓦茨拉夫?斯米爾所說的風車和水車發明所引發的能源轉型，并不構成國家層面的能源轉型。

三是要有能源系統的深刻變革。也就是說，基于新的能源利用方式（原動機），一次能源的替代與轉換的展開，必須同時構建與這種能源特性相匹配的能源生產、消費和輸送體系，否則能源轉型難以順利和有效推進。因此，就當前的可再生能源轉型而言，能否建立起與可再生能源特性相匹配的能源系統對于轉型成功至關重要。

根據這些標準來梳理人類能源利用的歷史，可以發現：從原動機標準和一次能源結構變化標準看，歷史上的能源轉型可以劃分為三次，即薪柴向煤炭轉型、煤炭向石油轉型、石油向天然氣轉型。目前正處于第三次能源轉型階段，即石油向天然氣轉型階段。

如果結合能源系統變革（第三個標準）來看，就會發現：煤炭、石油和天然氣同屬于化石能源，其能源生產和消費系統的共同特征是：大規模生產、輸送和消費。也就是說，它們均屬于“能源系統”特征相同的一次重大能源轉型。

人類能源利用可以劃分為兩次大的能源轉型。第一次能源轉型是植物能源向化石能源的轉型，第二次能源轉型是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轉型。兩次大能源轉型期間存在著一些亞轉型（如向煤炭轉型，向風力發電轉型等）。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天然氣是向第二次能源轉型的重要過渡能源，這不僅是因為它比煤炭和石油更加清潔，而且因為從能源系統看，它兼具集中式和分布式的特點。 三問：向可再生能源轉型難在何處？

向可再生能源轉型有多難，難在何處？相信任何一個相關的政府官員、學者和產業人士都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概括，我認為向可再生能源轉型至少有如下“三難”：

一是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迫切性與經濟可行性存在巨大反差?；茉磳χ参锬茉吹奶娲?，不僅是高密度能源對低密度能源的替代，而且是高競爭力能源對低競爭力能源的替代，主要是市場競爭的產物。當前各國正在發生的可再生能源轉型，是在“應對氣候變化”成為國際主流價值觀的背景下發生的，是碳減排政策驅動下的能源轉型。因此，可再生能源對化石能源的替代，是在化石能源自身效率還有較大提升潛力情況下，為實現經濟增長的“脫碳”而發生的低密度能源對高密度能源的替代，同時也是低競爭力能源對高競爭力能源的替代。這一轉型的迫切性、必要性與經濟可行性之間的巨大反差，是導致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問題的基本根源。

二是與可再生能源特點相匹配的“新”能源系統無法通過現有能源系統的“外推式發展”而得到。一個與化石燃料的大規模生產、消費和輸送體系及其高能量密度、可儲存、分布不均衡等特性密切相關，而風能、太陽能的廣泛分布性、低能量密度和不可存儲性決定了本地生產本地消費模式是較好的選擇，現有能源系統必須變革以適應可再生能源的新特征。然而，與化石能源特性完全耦合的現有能源系統并不會自覺向適應可再生能源特點的能源系統轉型，因為傳統能源企業從自身短期利益出發，往往會自覺阻礙這一進程。

三是可再生能源的單一品種，無論是水能、風能、太陽能，還是生物質能，都不具有成為單一主導能源的潛質。因此，向可再生能源轉型是就多個品種集合整體而言的。這些不同可再生能源品種的技術特性不完全相同：水電基本與現有能源系統兼容，風能和太陽能更適合分布式、小功率，生物質能則分布式、集中式均可。要將這些能源利用技術整合為一個有機“新”能源體系，將面臨更多的技術、組織和制度方面的復雜性。

上述“三難”，也可以說是能源轉型的新特征和新變化。這就給能源轉型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轉型政策要更具系統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能源體制與政策實施方式也要做出相應調整，以適應這些新特征與新變化，減輕能源轉型的成本與陣痛。 四問：從德國能源轉型實踐學到什么？

德國是當前全球能源轉型的典范，其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做法也被作為“經驗”為各國所借鑒。比如，可再生能源全額上網、固定電價（FIT）、投資補貼等政策已經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可再生能源發展政策的標準選項。對此，無需多言。這里我將特別指出兩個很少被提及，但實際上對我國更有價值的德國能源轉型“經驗”：

一是增強電力市場靈活性是應對可再生電力波動性最重要的制度條件。德國電力改革始于1998年，但在短短幾年時間就實現了“放開兩頭，管住中間”電力市場制度架構，確立了電力供應側和需求側競爭性市場。其核心要素包括：電力零售側放開，終端用戶可以自由選擇售電商；開放電網使用權，電網運營商不參與市場競爭；日前、日內現貨市場與多級調頻輔助服務市場協同合作的市場結構，等等。德國可再生能源轉型到目前為止能夠較為順利地推進，競爭性電力市場及其配套機制所決定的市場靈活性是基本制度條件。從經驗借鑒看，構建這一制度是中國等很多國家推進可再生能源轉型的必備條件。

近年來，隨著可再生能源電力份額上升，德國又設計了一些新的市場制度以期進一步提高市場靈活性：一是建立了以平衡結算單元為主體的電量平衡機制，以及與之配套的獨立調頻市場。凡是不能維持區域內發電和用電平衡的平衡發電運營商（結算單元）都必須從電網公司那里購買調頻調峰電量，同時允許調頻供需獨立進行拍賣；二是在2015年底的《能源變革白皮書》中提出了一系列提高電力市場靈活性措施，主要包括：允許短時間內的超高電價和負電價，允許更多類型的技術參與到調頻輔助服務市場中，等等。更為靈活的電力市場制度，能夠更為精確地反映電力的時間和空間價值，市場參與者能夠及時反應。

二是從發電、電網和用電各個環節入手，提高電力系統運行的整體靈活度以應對可再生電力波動性挑戰。具體做法包括：進一步提高化石能源發電廠的靈活度，以提高其調峰能力，而不是擴大規模降低能耗；改變熱點聯產電廠和生物質發電廠運行方式提高其靈活性；發揮歐洲互聯電網的“間接儲能系統”作用，提高德國輸電網的靈活度；綜合運用儲能、熱泵、電動汽車、智能電表等技術手段提高負荷的可調節性，增加電力需求側靈活性，等等。 五問：什么是中國可再生能源轉型的當務之急？

中國可再生能源轉型面臨的問題是什么？可再生能源比重太低？補貼力度不夠？并網得不到保證？這些問題不是“當務之急”。當前應優先落實如下事項或原則：

一是確立我國可再生能源轉型的國家戰略?？稍偕茉崔D型的國家戰略既要反映可再生能源的特點，也要充分考慮我國基本國情。各國能源轉型方向雖然相似，但能源資源稟賦與治理結構不同，決定了能源轉型的國別差異。

我國的能源轉型遠未上升的“國家戰略”層面。首先，我國能源轉型處于各個部委各自為政階段，每個部門就自己主管的領域自行決定重點、方向和速度。其次，我國能源轉型缺乏清晰的戰略安排，實施路徑和推進速度也缺乏統籌考慮。最后，能源轉型進展和政策實施效果也無科學評估和考核。政策出臺了很多，能源轉型的問題也很多，但鮮有部門能夠出面糾正和完善。這些問題的解決，有賴于我國能源轉型“國家戰略”的確立和落實。

二是當前能源體制改革應充分反映能源轉型的方向和要求。我國能源體制抑制市場作用導致配置效率低下問題非常突出。大力推動能源市場化改革已經成為能源體制改革的方向和要求。不僅如此，德國能源轉型的經驗告訴我們，競爭性電力市場和靈活的交易機制是可再生能源轉型最重要的制度條件。因此，能源市場化改革的遲緩不僅會影響能源配置效率，而且還會阻礙我國可再生能源轉型的進程，增加轉型成本。

三是我國能源轉型的進展與步驟不應由傳統能源巨頭決定。傳統能源巨頭一定是能源轉型的主要參與者，但能源轉型的方向和進展不能由電力公司等傳統化石能源巨頭主導。因為它們可以從放緩能源轉型速度和進程中獲得經濟利益。正如赫爾曼?希爾在其《能源變革：最終的挑戰》一書所指出的，“客觀上，在向可再生能源的轉型中是不可能實現共贏的。百分之百轉向可再生能源是工業時代以來最廣泛的經濟轉型。如果這個進程沒有勝利者和失敗者，是不可思議的。失敗者將不可避免地是傳統電力工業，其損失程度取決于其洞察力、決心和能力，以及進行徹頭徹尾的重組、直面迅速衰減的市場份額、發現新的業務領域。”

如果想讓我國能源系統能夠按照能源轉型的方向和邏輯來實現轉型，必須要在確立能源轉型國家戰略基礎上，配套以推動能源轉型的系統法律和政策框架，由國家來主導和推動轉型，方有可能避免能源轉型進展和節奏由傳統化石能源巨頭主導的局面出現。

四是基于能源轉型方向調整當前投資以避免鎖定效應。未來30年-50年的能源系統是由當前投資決定的。當前的能源投資要符合能源轉型要求，否則將導致我國未來能源系統（電力系統）鎖定在既定道路上，加大未來能源系統轉型的成本。

能源轉型變革范文2

一、低碳經濟與經濟轉型

“低碳經濟”概念由英國首相布萊爾在2003 年發表的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 創建低碳經濟》中提出，對低碳經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從狹義的理解看，低碳經濟是以消耗低碳燃料為主，追求溫室氣體特別是二氧化碳最小化排放的發展，是一種高能效、低資源消耗和低溫室氣體排放的經濟模式。從科學發展觀角度看，低碳經濟是經濟發展方式、能源消費方式、人類生活方式的一次新變革，它將全方位的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礎上的現代工業文明，轉向生態經濟和生態文明。從效率角度，低碳經濟的實質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清潔能源結構，最大限度地減少煤炭和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建立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經濟。低碳經濟強調的是一種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帶動經濟實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經濟發展模式，包含了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和制度創新以及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

經濟轉型則是個大戰略、總要求，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市化是落實經濟轉型的重要環節，也是經濟轉型的應有之義。具體而言， “新型工業化”就是要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工業化道路”?！靶滦统鞘谢本褪且摺百Y源節約、環境友好、經濟高效、社會和諧的低碳城市化道路”。落實經濟轉型也必然要求制度上的創新和生產生活方式理念的轉變。

盡管低碳經濟和經濟轉型的概念內涵和外延有一定區別，但在強調“綠色”、“環保”、“高效“和“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卻是一致的。這就要求必須走綠色低碳發展道路。

二、中國低碳經濟轉型的意義

低碳經濟是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中國的必然選擇，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面臨國際社會要求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巨大壓力，還因為發展低碳經濟有助于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護國內環境，避免技術和資本的鎖定效應。特別是在當前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減緩的情況下，發展低碳經濟不僅可以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重點突破口，也是度過目前經濟困難的有效方式，更是確保我國中長期經濟持續增長最可行的手段之一。

首先，低碳經濟是實現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戰略選擇。發展低碳經濟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也成為新一輪國際經濟的增長點和競爭焦點。以低碳化能源發展為代表的低碳經濟產業,不僅可以為傳統產業的振興提供支撐,其自身也可以在這一過程中找到發展機遇，特別是應對氣候變化的低碳技術進步，將填補經濟增長所需技術進步的供需缺口。另外，低碳化還可以滲透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領域乃至日常生活的各個環節，有著相當長的產業鏈，足以形成一股新的經濟力量，影響著世界的經濟發展格局和競爭格局，成為各國經濟轉型發展的不竭動力。低碳經濟是涉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全球性革命，也是人類社會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進步，可以說，低碳經濟將是世界經濟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將引領全球生產模式、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國家權益發生深刻變革。中國能否在未來幾十年里走到世界發展的前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應對低碳經濟實現經濟轉型的能力，我們必須盡快采取行動積極應對這種嚴峻的挑戰。

其次，低碳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有效途徑。如何節能減排，拓展中國低碳經濟之路，是中國“十二五規劃”的重要內容之一。我國目前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拉動經濟增長的是汽車、住房等耐用消費品工業，在這些耐用品生產過程中大量使用鋼鐵、水泥等重化工材料，大量消耗煤炭能源，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氣體。隨著城市化發展，能源消耗增大，私人汽車增多，尾氣排放增加，嚴重惡化著生態環境，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耗國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國，發展低碳經濟成為刻不容緩的可持續發展的國計民生大事，關系到中國和世界的整體利益。目前我國最緊迫的減排任務，是通過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淘汰能耗高、污染大、排放高的落后產業，以盡快把現有能耗水平降下來，并通過新型城市化改造方案和技術進步措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進而推進低碳經濟運行。當前，世界各國都在試圖將經濟復蘇與經濟轉型結合起來，努力尋找經濟復蘇以后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力圖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占據戰略制高點。

因此，低碳經濟不僅是傳統的環保手段，更有望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成為我國各級政府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首選和重要抓手。

再次，發展低碳經濟轉型有利于我國的能源安全。能源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是繼軍事安全、經濟安全、金融安全之后的又一大安全問題。世界各國在能源領域內的競爭與合作愈來愈密切, 對于正經歷經濟總量與能源消費皆高速增長的中國而言, 能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當前，中國能源對外依存度較高, 抗風險能力較低。低碳經濟不再一味依賴煤和石油等化石能源, 而是大力發展核能、水能、氫能、太陽能、風能、潮汐能等低碳能源與可再生能源, 實現了能源利用的多元化, 從而降低了能源結構單一的潛在風險, 提高了中國應對能源危機的能力, 是確保國家能源安全的有效途徑。

最后，發展低碳經濟轉型有利于在全社會倡導一種“綠色”健康的生活消費方式。低碳經濟不僅體現在生產方式方面, 而且體現在居民的日常生活方面和消費方式方面。居民應該從日常生活的點滴做起, 節約能源，改變不健康的消費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講, 每個普通的居民都是低碳經濟的實踐者。

能源轉型變革范文3

之所以這么說，因為里夫金認為，雖然現在大量新型的發展計劃都是歐美政府所引導的，但是在發展中國家實現這樣的轉變所帶來的益處甚至超過發達國家。因為基礎設施薄弱就意味著在基礎設施轉型的時候成本更低，發展會更迅速?！昂芏嗟膰疑踔炼紱]有互聯網基礎設施，一上去就可以用最新的，不需要把舊的拆完之后再埋起來，沒有這個成本，就非常的快。試想一下，在中國西部，不用拆房子、不用拆樓，成本很低。”

當《中國信息化周報》記者向他問道，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中國如何才能真正成為引領者時，他表示：“中國將在未來的人類發展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無論是從中國經濟的規模，還是中國文化和觀念上來看，中國都有這樣的可能性。現在中國提出了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而從中國的歷史、文化、宗教上看，中國提倡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所以說從大的方向上中國是有可能成為引領者的，不過如何做、從哪里開始做，還需從中國本身找到方法?！?/p>

另外，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當中他提出，支撐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五大支柱：一是向可再生能源轉型；二是建設智能綠色基礎設施；三是在每一棟建筑物以及基礎設施中使用氫和其他存儲技術，以存儲間歇式能源；四是搭建智能電網；五是將運輸工具轉向插電式以及燃料電池動力車。

為什么當談到第三次工業革命時，里夫金會將其和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以及綠色能源聯系起來？

因為在他看來，第三次工業革命就是能源互聯網與再生性能源結合導致人類生產生活、社會經濟的重大變革，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標志就是能源互聯網。同時，他還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將是能源和通信技術相結合而促成的最后一次工業革命，最終會讓人類的商業模式和社會模式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第三次工業革命來襲

對于第三次工業革命，里夫金的認識是，其已經到來，并且已是迫在眉睫。以數字制造技術、互聯網技術和再生性能源技術的重大創新與融合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將導致工業、產業乃至社會發生重大變革。這一過程不僅將推動一批新興產業誕生并發展以替代已有產業，還將導致社會生產方式、制造模式甚至生產組織方式等方面的重要變革，最終使人類進入生態和諧、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此外，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技術發展呈現出了新材料復合化、納米化；生產制造快速成型；生產系統數字化、智能化的特點，并得益于關鍵技術的突破。此次工業革命的生產方式也出現相應的重大轉變，既突破低成本的大規模生產，也區別于高成本的個性化定制，生產企業在差異化產品和生產成本之間尋求著有效平衡。

這次科技革命不僅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領域的變革，而且也影響了人類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使人類社會生活和人的現代化向更高境界發展?！兜谌喂I革命》預言，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里，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傳統的集中經營活動將被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分散經營方式取代。其標志著合作、社會網絡和行業專家、技術勞動力為特征的新時代的開始。

構建能源互聯網

里夫金給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幅圖畫：億萬人在自己的家中、辦公室里和工廠里，源源不斷地生產綠色可再生能源。然后，他們將這些能源轉化為氫氣儲存，并用綠色電力為自己的樓房、機器和汽車供電，多余的電力則可以與他人分享，就像在網絡上分享信息一樣，這就是“能源互聯網”。

在能源互聯網中，人們既是能源的提供者，可以從系統中賺錢，也是系統的受益者，可以從系統中體驗生活的智能和便捷。當革命性的一天來臨時，我們已超越碳基能源，困擾人類的難題也許已經解決了一大半。另外，為了未來的能源供應，我們需要可持續的能源網絡。能源供應的轉換導致分散和更加依賴天氣的電力生產……而解決問題的關鍵是現代信息和通信技術。

不僅如此，里夫金還提出，“能源互聯網”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支柱性基礎，也是關系到國家經濟和產業發展轉型的一種戰略型技術，將對國家經濟增長和國家安全產生重大的支撐作用。工業革命總是與技術革命相伴而生。蒸汽機的出現促成了近代集約化生產方式的形成，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引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同時促進了化石能源的開采和利用。發電機、電動機的發明以及遠距離輸電技術的出現，將人類帶入大批量生產的電氣時代，造就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同時也形成目前現代電網中集中電力生產傳輸的格局。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模式是，技術革命引發生產方式的革命，生產方式的革命導致能源供給體系的變革。

所以說，為滿足未來分布式制造的這種全新的產業趨勢，需要新型能源供給方式，分布式、共享型可再生能源將成為能源供給發展的趨勢。這種供給方式不僅能夠滿足未來新型制造業發展的需要，同時能夠避免化石燃料的工業活動引發的氣候變化。里夫金提出，互聯網技術和可再生能源結合起來所構成的能源互聯網，將是實現能源分布式供應的一種有效模式。

提倡零邊際成本

為什么要提倡零邊際成本？里夫金說：“在過去的一萬年中，75%的物種滅絕是在最近一百年發生的，我們怎么解決這樣的問題？提倡道德，不斷地加強宣傳只是一個方面，要從根本的經濟形態上解決問題才有可能。這么多人要消耗這么多的資源，成本轉嫁到誰身上？提倡大家要共享房子，共享汽車，共享整個世界大數據，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效率，保護環境?！?/p>

如果說《第三次工業革命》勾畫出一個新經濟模式框架，那么《零邊際成本社會》則是為前者描述的框架注入了實質性內容，提出了具體實施措施和解決方案。里夫金特別強調，未來的新經濟模式是一種混合型經濟模式。目前的資本市場經濟形成的是交換經濟，而《零邊際成本社會》描述的新經濟模式是一種分享經濟。這兩種經濟以既競爭又合作的模式并存。因此，我們需要尋找出如何管理掌控這種混合經濟模式的途徑和方法。

能源轉型變革范文4

--學習朱共山董事長講話精神有感

協鑫集團從電力業務起家，電力曾在協鑫逐步壯大的發展歷程上起到過舉足輕重的作用。但隨著集團戰略調整，電力發展速度一度放緩，也錯失了一些機會。我們看到，社會在進步，經濟在發展，能源結構在調整，競爭環境在變化。一方面，大氣減排標準不斷提高、國際石油價格的大幅下跌、"氣電價格聯動"政策即將實施，電力產業結構將發生重大變革，包括燃機、風能、水能、核能、生物質、太陽能、分布式在內的新能源業態將成為未來電力發展核心。另一方面，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在迅速推進、電網體制改革不斷深化、配售電業務牌照逐步開放，能源互聯網、微電網運營模式日益清晰，發電、配電、儲能、售電一體化，以及線上線下交互經營將成為未來能源市場最具競爭力的商業模式。與此同時，在互聯網+的浪潮中，許多新興能源互聯網企業也迅速加入了競爭，這些"叢林野狼"虎視眈眈，為著能夠占據一席之地而傾盡全力。

面對這些變化，協鑫集團作出了快速的反應，對電力板塊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架構調整，將新能源、清潔能源等電力業務作為未來發展的重點之一，這就把我們又一次推向了轉型的關鍵歷史時期。相信大家已經嗅到了這種迫在眉睫的氣息，也感受到了隨之而來的壓力。

當前的電力集團，業態結構上仍以火電為主，模式還停留在"發電小時數配額",人才配置集中在電力方向，科技創新更是僅處于起步階段。可以說，我們的現狀，距離成長為一家具有國有國際視野，具有最先進經營理念和管理模式，具備在未來與任何一家集團一較高下實力的企業仍然存在明顯的差距。所以說，我們的轉型，絕不是從小型、中型，到大型這樣的簡單變化或次第增長；絕不是浮光掠影，淺嘗輒止的表面功夫，而是要反躬自省，來一次徹徹底底的自我診斷，在思想觀念上，發展模式上都要有脫胎換骨的轉變。這并不是說，我們否定過去的成績，清零歷史的經驗，這些已經在協鑫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發過光，發過熱，產生過效益，帶來了貢獻。但我們一定要有向前看的覺悟，一定要有放得下的魄力，如果還是抱著傳統的思想觀念，死守著純粹的發電業務，那一定會在未來競爭中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

轉型不能急功近利，也不會一蹴而就。建電廠、發電、上網模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依然會存在，火電也不可能完全被取代。在未來，我們只提倡在絕對的負荷中心，在國家煤電基地，在特高壓起始點布局大火電項目。除此以外，我們所有的資源和精力都要投向新能源、清潔能源，以及新興能源互聯網、能源服務領域。抓緊時間搶位置、爭地盤，提前布局與電力相配套的儲能、配電、變電所運營建設；致力于電力與燃氣、通信、運輸等跨行業合作的新服務模式探索；從資本結構、人才結構、組織結構、產業結構等方方面面推動一系列與之相適應的變革。

所以，我們的一切工作都要與逐步深化的電力體制改革相結合，與協鑫集團發展新能源、清潔能源的宗旨與使命相契合，與國家宏觀政策導向相符合。所有經理人都要積極思考面向未來的發展策略：我們的分布式能源、六位一體如何解決成本問題，為用戶帶去更多利益？我們的電力設計院、技術團隊、開發團隊怎樣承擔起自己的職責，需要重點研究什么課題？我們如何評估、篩選出最具發展潛力和回報價值的項目，集中資源重點突破？我們如何把每一個現有運營企業打造成區域、開發區的堡壘，在后續的拓展中形成輻射效應和規模效應？我們如何通過"產學研協同"模式，加強與知名高校、科研機構的合作，推進"三院合一"進程，為企業后續發展持續提供強勁動力？我們如何圍繞"產融協同"的組合制定未來的戰略規劃，培育金融租賃、基金、保險等業務，實現產融之間的相互促進與發展？我們如何推動"產產協同",在產業群之間及產業板塊內部建立業務協同互補優勢，提高市場競爭力？我們如何把"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觀念落到實處，在前沿科技領域有所作為，以科技創新促進企業發展？我們如何搶占人才高地，讓更多專業領域、綜合型的高端人才為企業所用，成為未來競爭的支柱？……這些課題，朱董在講話中已經給予我們許多有益的啟示，但更重要的是要靠我們每個人在實踐中認真思考、積極探索，我相信解題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明確方向，堅定信心的過程。

第三次戰略轉型已不只關乎發展、更關乎生存，電力集團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既不能盲目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要有憂患意識，更要有迎難而上的勇氣。要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幸親身參與企業經歷的這樣一個關鍵時期，我希望每個人都不要辜負這個證明自己價值的機遇。

能源轉型變革范文5

IBM大中華區董事長陳黎明表示：“商業人工智能的核心是解決關乎企業經營中生存和制勝的關鍵問題。以電子、能源、汽車、工業產品制造及相關服務產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是保持國家競爭力和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技術的不斷創新發展，不僅將帶動這些行業的生產率提高和產品性能提升，還能催生新材料、新能源、新生物產品、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IBM從未停下技術探索的腳步，引領著人工智能、區塊鏈、物聯網等創新技術的發展，以此強化行業基礎能力，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助力中國企業由大變強的歷史跨越?！?/p>

下面請跟隨筆者來看看IBM助力中國企業實現轉型和升級的幾個案例吧。

神思電子（以下簡稱神思）是中國領先的智能識別領域軟硬一體化解決方案提供商。神思率先采用IBM Watson Explorer（WEX），基于分析洞察、推理、自然語言理解能力，重點選擇了金融和醫療這兩個長期服務的行業，鎖定“智能客服”、“實體服務機器人”和“自助設備智能升級”三大領域，改造服務流程，降低人力成本，提升服務質量與效率。

神思副總裁井j表示：“從2016年起，我們就啟動了‘從行業深耕到行業貫通、從智能識別到認知行業解決方案’的戰略升級。神思與IBM一樣，將思考與持續創新都根植于企業的基因之中，我們與IBM并肩合作，希望運用IBM Watson認知計算加速公司戰略升級的步伐，打造國內領先的智能認知行業解決方案，加速國內商業人工智能的發展。”

默克（Merck）是一家先進的科技公司，專注于醫藥健康、生命科學和高性能材料三大領域。默克攜手IBM打造全新智能物流與智能工廠，利用IBM Watson IoT技術，對于需要妥善儲存和運輸產品的鋼瓶實現智能化管理。通過鋼瓶傳感器數據收集與分析，IBM幫助默克施監測和管理廠內或運輸途中的鋼瓶的數量、位置和溫度，確保空瓶及時回收，同時針對鋼瓶的使用和返回情況，實時洞察并預測未來的庫存情況，以便科學合理地采購來滿足日后的需求。這不僅幫助默克達成了鋼瓶的自動監控及全程追蹤，還挺高了所獲結果的精準度，節省人力和時間，大大提升工廠運營的整體效率。

默克中國首席信息官朱皓峰表示：“默克一直致力于以技術為驅動力，為患者和客戶創造價值。IBM作為世界領先企業，在技術創新和業務管理上的先進理念都與默克的核心信念不謀而合。因此我們選擇IBM作為重要合作伙伴，推行全球物聯網部署計劃，并將中國作為試點，加速當地的電子材料廠智能升級，引領未來默克‘工業4.0’和智能制造產業變革。”

隆基泰和與IBM共同合作，借助Watson平臺，利用物聯網與人工智能技術，構建綜合能源云平臺，為工業商業企業構建360度完整的客戶能耗視圖，持續構建高耗能企業用能預測及能效水平的分析和洞察能力，提升與客戶的交互體驗，增強與客戶粘性，深度挖掘云平臺服務價值，助力隆基泰和實現對傳統能源服務模式的突破，打造智慧能源服務體系。

能源轉型變革范文6

當前，我國的“十二五”規劃實施在即，在這個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如何順應世界發展潮流選擇好中國的低碳經濟發展之路？成為國內社會各界亟待破解的重大課題。同時，在全球氣候環境危機和國家節能減排政策的引導下，建設發展“低碳城市”成為中國城市的共同追求。去年以來，從沿海國際大都市到西部偏僻小城都掀起了“低碳城市”建設發展熱潮，都把發展低碳經濟作為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和提高城市競爭力的必然選擇。如何在“低碳城市”發展中做到全面、統籌、可持續發展？成為當前我國城市管理者和建設者必需面對的挑戰，也成為困擾廣大投資者的難題。

為科學推進中國“低碳城市”建設和發展，如何在“低碳城市”發展中努力做到全面、統籌和可持續發展，筆者認為各城市應給予明確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低碳經濟”的概念看似簡單，內涵卻豐富，現階段中國應以“發展低碳經濟”為目標，大力推進綠色經濟發展。

2009年底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大會的召開，使得全球迎來了新一輪的節能減排熱潮，“低碳經濟”、“低碳城市”、“低碳生活”等概念也隨之流行起來，并在某種程度上正引領當今社會的變革。不可否認，這些概念的提出，確實為我們人類構想了一個追求的理想目標?？墒?，“低碳經濟”從內涵看，兼顧了“低碳”和“經濟”兩個方面，“低碳”意味著經濟發展必須最大限度地減少或停止對碳基燃料的依賴，實現能源利用轉型和經濟轉型；“經濟”意味著要在能源利用轉型的基礎上和過程中繼續保持經濟增長的穩定和可持續性，這自然不能排斥發展和產出最大化，也不排斥長期經濟增長。由此我們可以明確，若實現這兩者的對立統一和相輔相成，絕非是一朝一夕之事。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講，當前首要任務仍是發展經濟、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具體到中國，現在處于工業化中期，在國際產業鏈分工中處于低端產品生產的“世界工廠”，在產業結構上“重化工業”還需要加速發展，也將會迎來一個的碳排放高峰期，而多數發達國家已走過了碳排放高峰期。同時，中國還有繼續推進城市化的艱巨任務，這些都是滿足和完善13億中國人持續發展所必需的。2009年9月22日，主席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明確把“大力發展綠色經濟，積極發展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研發和推廣氣候友好技術”，列入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要采取的四大措施中。主席隨后又在多種場合多次強調了中國“大力發展綠色經濟”的重要性。區別“大力發展”和“積極發展”的要求程度，我想大家就應該明確現階段我們各項工作的重點了。

第二，建設“低碳城市”、實現城市低碳發展任重道遠，需要一個長期、持續變革的過程，應當充分認識其艱巨性。

在當前我國進一步推進地城鎮化過程中，如何把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結合起來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巨大挑戰。發展低碳經濟確實為我國實行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操作性詮釋，建設“低碳城市”顯然也為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條未來之路。然而，我們現階段很有必要明確建設“低碳城市”的核心思想和基本內涵。“低碳城市發展模式”目前被普遍認同的核心思想，在于強調以城市中各主體的行為為主導，以城市生態系統為依托，以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為支撐，在保障城市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以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其基本內涵包括：低碳化的城市能源供給方式、低碳化的城市經濟發展方式和低碳化的城市生活消費方式三個方面。拿這些方面與我國城市發展的實際比對，人們不難明白當前建設“低碳城市”、實現城市低碳發展任務的艱巨性?？墒牵恍┑胤秸唵蔚卣J為，打造“低碳城市”就是多上幾個新能源項目，將低碳城市的建設發展動力押寶在新能源產業的興衰上，其必然不能持續。為此，必須明確建設“中國低碳城市”還需要一個長期、持續變革的過程，必須因地制宜，科學布局，系統規劃，應根據各自城市的特點，通過差別化路徑逐步實現“低碳化”，謹防一哄而上、趕時髦建成“政績盆景”，到時悔之晚矣。

第三，當前抓好節能減排是中國城市逐步實現低碳發展的關鍵，而落實節能減排目標應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

大家知道，目前走低碳經濟發展之路主要有兩點：一是抓好節能減排，二是發展清潔能源。發達國家多選擇后者，倡導發展清潔能源，并正在搶占新能源技術的制高點，而中國和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則要兩者兼顧，同時還要面臨氣候變化、糧食安全、能源稀缺等諸多挑戰。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高污染、高能耗問題，主要源于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源于覆蓋全國的低端制造、低端生產和低端加工，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轉變還需要有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通過十多年來的努力，煤在中國能源結構中比重仍占60%。為此，通過經濟結構調整優化，淘汰消耗大、污染重、回報低的產業和產品，盡全力發展清潔能源、發展煤基醇醚等燃料，減少煤炭直接然繞，應是中國未來10年或更長一個時期內最艱巨、最緊迫、最重要的任務。當前，各級地方政府在促進節能減排、產業結構轉換和發展方式根本轉變中，一定要明確這一點，下決心關閉一大批低水平重復形成的、過時的生產能力，堅決淘汰落后的生產工藝，盡快解決各地耗能高、排放大、污染重的重點問題。同時，充分發揮好政府的主導作用，積極引導國外投資和國內民間資本，把更多投資用在建設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先進生產工藝、生產流程上，不要再盲從的搞形象工程，如摩天耗能大樓等。

第四，中國目前向“低碳”轉變的最大制約是整體科技水平落后，應在大力推進科技自主創新的基礎上積極發展中國低碳技術。

目前，我國的科研體系和生產體系還基本處于脫節的狀態，產品開發能力低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術和自主的知識產權，還無法形成一個集科研、生產、銷售和服務為一體完整的鏈條。在這樣的狀況下，如果單純的以碳減排為核心，貿然向發達國家看齊，把當前工作重心放在發展清潔能源上。那么，我們就不得不依靠商業渠道、花費大量外匯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這對于尚不富裕的中國來說顯然是不現實的。時下，世界各國不約而同地將發展新能源產業視為搶占未來經濟發展制高點的必勝法寶，都希望在這場世界新能源產業的角逐中拔得頭籌。我們則應該在理性看待當前世界新能源產業這場角逐的基礎上，正確把握我國能源現狀，科學推進我國新能源產業發展，以免在爭先恐后中遺漏了我們最急需的東西。新能源開發和產業發展是我國未來發展趨勢，目前應作為中長期目標進行規劃發展。為此，根據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狀況和國際上應對氣候變化的趨勢，盡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先進低碳技術、適用技術的層次體系，加大適用技術推廣應用力度，著力加強新能源技術、清潔煤技術、節能降耗等戰略性技術的研發和儲備，努力做到各種技術之間相互協調與相互推動，才是中國向“低碳”轉變的最佳選擇，也應是廣大中外投資者參與發展的主要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