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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文化數字化傳播范文1

一、運用全媒體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提升非遺教育的效果，擴大其影響力、覆蓋面，提高其知名度

非物質文化遺產蘊含著諸多優秀的傳統文化元素，但再好的資源如果不能轉化為生產力，那它也僅僅是一種事實存在而已。將全媒體引入非遺教育，可以有效地幫助人們深入了解非遺文化的歷史發展脈絡，豐富和拓展非遺教育內容，增強親和力和說服力，在全社會形成關注、保護和自覺傳承非遺文化的氛圍，接受非遺文化熏陶，這種潛移默化的文化滲透方式不僅有助于個人形成正_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而且也有助于在全社會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二）有助于創新非遺文化傳播載體

全媒體包括新興媒體和傳統媒體，新興媒體可以讓非遺文化的內容采用不同的傳播渠道進行傳播，方便人們在各種接收終端欣賞、學習。我們可以利用全媒體技術的全方位、多渠道的特點，把非遺文化多媒體化，實現文化的傳播交流。新興的媒體技術降低了文化信息傳播的成本，擴大了可利用的內容、渠道，方便了人們以更直接有效的方式來獲取循環傳播的文化信息。因此，非遺文化只有創新傳播載體，才能永葆生機與活力，得以在時代中傳承。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策略

（一）充分利用新興媒體進行傳播

1.打造“非遺”數字圖書館。數字圖書館可以將“非遺”進行數字化并得以永久保存，受眾可以不受時間和空間地限制自由地查看、獲取相關知識，有利于促進“非遺”研究工作的展開。“數字圖書館是對收集、整理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相關資料進行數字化存儲的網上圖書館，包括對經典典籍、研究著作、地方文獻、研討會議記錄、研究期刊、音像資料、圖片展示等進行數字處理和存檔，方便網上查閱者的使用。”美國早在1990年就開始啟動全國性的數字圖書館“美國記憶試驗計劃”（American Memory），其中一部分內容記錄了美國幾百年的風土人情，和今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非常類似。

建立數字圖書館，可以保留“非遺”的原始文獻資料和影像素材，為人們觀看、研究、利用提供了一個便捷的公共平臺，是“非遺”全民共享的重要途徑。由于“非遺”數量較多，任務很艱巨，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可以按照國家級、省級、市級等不同級別的“非遺”名錄，逐步建立和健全“非遺”數字圖書館。另外，“非遺”數字圖書館可以依托并掛靠在現有圖書館上，也可以單獨構建數字圖書館。

2.利用微信、手機APP等移動媒體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現在每人幾乎都擁有一臺甚至是多臺智能手機，人類已經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手機對人們的影響越來越大，并且具有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特點，所以應當充分利用移動互聯網加大“非遺”的傳播，特別是對微信、手機APP等移動終端的應用。廣東省文化廳在這方面就走在了全國的前列，在2015年6月13日，全國首個非物質文化遺產APP項目《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電子地圖》（手機版）已經正式上線。安卓手機用戶可以通過掃描二維碼下載并安裝使用，輕松地就可了解廣東“非遺”項目分布、項目代表性傳承人等相關信息。

手機應用終端不僅能夠縮短溝通的時間和空間，且已經成為人們如影隨形的信息媒介，微信、手機APP等應用程序可以隨時更新，隨時關注，互動效果十分明顯。就如王雋博士所說：“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傳播過程中注重契合碎片化、短微化傳播規律勢必能夠提高到達率，順應現代受眾的收視收聽或閱讀需求。”由于“非遺”整體信息量較大，所以我們就可以開發具體到個體的APP軟件，特別是具有商業價值和市場價值的“非遺”項目。像黃楊木雕、甌繡等傳統美術類型的“非遺”就可以充分利用手機APP軟件，把黃楊木雕和甌繡的歷史、現狀、傳承人信息、活動信息、相關制作工藝、品牌推廣和意見反饋等內容用移動互聯網的思維方式和方法進行推廣與傳播，甚至可以做成銷售平臺，這是典型的傳統與現代的結合，緊跟時代潮流，有利于培養更多的年輕人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

（二）提高“非遺”的海外影響力

“非遺”作為一種傳統文化也需要走出國門，向海外傳播，讓世界了解中國，了解“非遺”。“非遺”的海外傳播有許多成功的案例，例如國粹京劇、昆曲和泥人張都在海外贏得了良好的聲譽，特別是昆曲曾一度在西方掀起了“昆曲熱”。同時，“非遺”也成為海外了解中國的重要途徑與方式。海外傳播對溫州“非遺”的傳播顯得尤其重要與特殊，因為溫州是著名的僑鄉，有將近70萬人在海外生活和經商，“凡有市場的地方就有溫州人”。海外溫州人在空間分布上具有鮮明的特征，祖籍溫州的華人華僑在海外呈現“全球分布，地區積聚”的空間分布特點，以歐美為主，主要集中在美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荷蘭等國家。所以溫州“非遺”的海外傳播可以根據溫州人在海外的空間分布特點，有針對性地向溫州人聚集的國家或城市重點推廣宣傳。這樣一方面可以用非物質文化遺產凝聚海外溫州人，因為這些“非遺”是他們成長生活中的共同記憶，有著故鄉的熟悉氣息和味道，是情感凝聚黏合劑，所以在當地華人中容易形成“集體認同”和“共同歸屬”，成為海外溫州人鄉愁的寄托；另一方面又可以讓海外了解溫州的異域風情。

（三）“非遺”的品牌延伸傳播

“非遺”是一座城市的名片，代表著城市的形象，傳遞著豐富的文化信息。“非遺”已經成為當地的“文化DNA”，由于這些“非遺”歷史悠久，在當地頗有影響力，所以自身就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品牌。我們完全可以利用品牌效應，對“非遺”進行適當的開發和利用，衍生出一些具有商業價值的藝術品或產品。例如，可以把甌劇、永嘉昆曲中一些具有文化符號意義的臉譜、服裝、道具、動作造型制作成手工藝品甚至是玩具，把這些“非遺”元素融入本地的服裝品牌設計、家具設計、瓷器設計中，或者是旅游景區及地標性建筑物的一些裝飾中，把這些元素放在顯眼位置。溫州目前正在規劃發展軌道交通，可以把具有溫州地域特色的“非遺”作為一種重要元素融入車站的裝修中，不同的車站選取不同的內容，這樣每一座車站都具有濃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內涵，不僅可以提升建筑物、服裝、家具的文化層次，使其富有鮮明地域特色，還可以擴大“非遺”傳播的受眾面，加速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

三、結語

非遺文化數字化傳播范文2

關鍵詞：非遺;傳播;策略;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520（2014）-11-00-02

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在文化進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對其宣傳報道正是對民族文化傳播的有力補充和豐富。非物質文化遺產承載著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是中國人文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是一種動態的、活態的傳播，主要以人為載體，以口傳心授的方式進行代際傳承。現代的社會變革致使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環境，使其難以適應時代的需求。傳承人老齡化、后繼乏人、經濟壓力大、文化心理自卑等導致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巨大傳承危機。我國非物質文化的搶救，到了十分緊迫的關頭，原因有三：

第一，受現代科技的沖擊，一些富有特色的民俗禮儀不斷簡化蛻變，以至萎縮或消失，民間民俗文化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

第二，政府文化主管部門的經費得不到有力保障，更沒有形成科學的搶救保護體系，導致保護和搶救工作處于一種無序狀態;

第三，由于缺乏科學有效的文化產業運作機制，長期以來民間民俗老藝人收入低，生活難以維持，有的轉行，以至民間民俗藝人出現斷層、斷代的嚴峻局勢。在此背景下，“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即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應運而生。要使非物質文化得到更好搶救和保護，必須以非遺文化為依托，把民間民俗文化資源轉化成發展文化產業的文化競爭力，才能使民間民俗文化保護與發展形成“源頭活水”的良性循環。任何文化資源，必須通過整合、加工、提煉，使其成為人們精神文化生活所需要的文化產品。所以，民間民俗文化搶救保護下來后，想要繼續發揮作用，必須經歷現代文化產業的轉換，即便有陣痛也決不能有絲毫猶豫。只有通過產業化形式再創造，才能使搶救和保護的民間民俗文化生存下來，并不斷地發展和壯大。

一、大眾傳媒策略

2006年國家設立了“文化遺產日”，此后非物質文化遺產才被更多的民眾了解，關注度日益提高，整個社會形成了一種對于非遺認知和宣傳的熱潮。著名學者拉斯韋爾提出了傳播的“文化享受，豐富精神世界，社會遺產傳承”的三功能說，他認為“傳播是保證社會遺產代代相傳的重要機制”。 大眾媒介傳播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延續了留存時間，并擴展了其分布空間。文化與傳播兩者是互動一體的，所有的傳播在本質上都是一種特定文化的傳播。文化不進行交流與傳播，便失去了生機和活力。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需要代代傳承的民族文化，其傳承本身就具有傳播的特性。而文化的傳播能夠促進人們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并在這個過程中達成一種普遍的認同，因而特別需要大眾媒介的廣泛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民族古老的生命記憶和活態文化基因，體現著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是一筆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在現代社會中，隨著人們交際范圍無限擴大和交流方式多樣化，非遺也需要有更具宣傳力和影響力的傳播渠道，而通過大眾媒介的傳播就是對其傳承的一種重要方式。隨著信息量的不斷上升和增加，一個屬于非遺自身的“媒介語境”已經形成并逐漸完善。將非物質文化遺產植入媒介語境之中，并借助現代傳媒的各種優勢，能使其獲得更好的傳承和延續。大眾傳媒作為一種現代文化設施和傳播載體，在傳承文化等方面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作為一種綜合性文化載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當今社會中的傳承與變遷深受大眾傳媒的影響.

二、網絡平臺數字化傳播策略

信息時代的到來，以數字化的方式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提供了技術支撐。充分利用互聯網的對話優勢，從傳播學的現實意義出發，可以使傳承和保護非物質文化從理論上的可能變為現實中的實踐。我們應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整體的人類文化行為來研究，深入探索網絡時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模式，充分利用多媒體和數字化手段探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絡傳播的手段和方法，構建非物質文化遺產信息網絡傳播平臺，有效地保存非物質文化遺產自身的傳播規律和大眾傳播規律。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數字化“牽手非物質文化遺產，試圖探討虛擬旅游產品開發的可行性。

三、非遺旅游開發策略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特殊的旅游資源，既要通過旅游開發，提升旅游產品的文化內涵和游客體驗的層次性，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使用價值，更要通過旅游開發，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在價值的傳播拓寬途徑，要實現這一目標，對旅游和文化兩方面因素都必須認真審查，之后才能確定如何對其進行開發和管理。對“非遺”進行適當的旅游開發，一是增加民眾對“非遺”認知的機會。由于“非遺”自身特性，所知者、所深知者很少。如果只在大眾媒體上呼吁對它的保護，而大眾卻又對其“不甚了解”，那么這種宣傳效果會大打折扣。二是有益于“非遺”傳承。如向云駒所說，當文化遺產的價值經過專門學科和專門家的研究，得到充分揭示的時候;當文化遺產在大自然的霜刀雪劍、日曬雨淋、風吹霧蝕下面目全非的時候;當文化遺產在人類新生活、社會新發展中不相適應、淡出歷史舞臺之際，保護保存這些文化遺產的課題就擺在了人們的面前。而旅游，就有益于保護和傳承。各地以民間文化特色形式開發開放旅游市場也一地熱過一地。如民間工藝、民間藝術品就極具市場潛力。三是豐富文化旅游資源。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指出：“積極發展文化旅游，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與旅游相結合，發揮旅游對文化消費的促進作用。“旅游資源的種類很多，而高品位的文化旅游資源尤其值得高度關注。“非遺”的眾多項目，無疑豐富了各地文化類的旅游資源。四是對于以保護為前提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來說，進行旅游開發既需要分析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的文化內涵、存在形態，也需要考慮遺產地的物質與非物質資源組合狀況、遺產地的地理區位、可進入性、遺產的市場吸引力等開發條件，更需要在保護的前提下分析遺產-資源-產品的適宜性轉化，分析旅游開發對遺產造成負面影響的程度和遺產的承載力，慎對“產業化”。 近年來，隨著文化旅游的發展使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商品化和市場化。

參考文獻：

[1]楊艷麗;旅游業與非遺文化產業融合研究;《安徽農業科學》;2011年第33期

[2]拉斯韋爾;《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與功能》;1948

非遺文化數字化傳播范文3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技術

1概述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民族傳統文化的代表，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和文化空間[1-2]，隨著社會的高速發展，主流文化對于傳統文化的沖擊在所難免，不同國家民族的文化交流成為必然趨勢。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國開始重新尋求、審視自身民族文化的根脈，開啟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國外便已著手對于文化遺產的數字化保護工程。美國通過政府以及工商界的力量對文化遺產的數字化保護進行基礎建設，如“美國記憶”工程；歐盟國家的保護工作通常由政府牽頭，高校及科研機構開展實施，更加重視相關學科的建設和人才培養，如“內容創作啟動計劃”；日本則多是通過民間組織來保護的，政府只提供相關支持。我國是世界上擁有非物質文化遺產最多的國家，有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近87萬項。但同時也面臨著原生態空間破壞所導致的非遺文化生存威脅；專項保護資金不足導致的保護工作受阻；傳播及技術手段方面的欠缺造成的文化體驗、認同感缺失等等。因此，我國政府采取了各種積極措施，參與國際間的非遺保護工作并制定相關法律。我國大量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現代化進程中都面臨著嚴峻的生存困境和轉型困難，對它們進行保護和開發利用的同時，應當注意采取合理的方式方法。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使兩者有效結合，能充分發揮二者之間的優勢互補關系。因此，對非遺的數字化研究也成為學界關注的話題。本文中國知網利用“數字化”、“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為關鍵詞進行模糊檢索，檢索式為數字化AND非物質文化遺產OR數字化AND非遺，得到核心期刊論文共99篇（檢索時間為2015年12月31日），以此為主，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的研究現狀進行了分析和總結。

2國內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研究現狀分析

2.1論文計量分析

期刊論文在發表時間上的規律，可以看出該學科學術研究的發展水平，上圖顯示近十年國內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研究方向的年份與數量的折線圖。圖1顯示，該領域的研究呈現相當平穩的上升趨勢。國內此領域最早的研究出現在2002年，林正同在國際博物館協會亞太地區第七次大會中發表《中國無形遺產現狀與博物館》，就中國無形文化遺產所面臨的狀況進行了分析，強調了博物館在管理、保護和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所起到的地位和作用。建議博物館在更廣泛的范圍內與地方政府合作，建立無形文化遺產的普查機制和保護機制，加大無形文化遺產保護的宣傳力度，促進無形遺產的立法進程，共同推進無形遺產的保護工作。國務院辦公廳于2005年提出“要運用文字、錄音、錄像、數字化多媒體等各種方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真實、系統和全面的記錄，建立檔案和數據庫”。學術界將此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工作起步的標志。在2005到2009年間，學術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的研究停留在對其文化性的層面。強調對非遺地域性、本真性的保護。非遺依賴于特定的文化環境而存在，即為“語境”[3]。脫離特定語境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形成代際傳承的斷裂，而這種斷裂所造成的影響是深遠且難以逾越的。因此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的數字化研究需要結合地域性和本真心。牟維和李琦將個人效用數字化,主張在制度設計的過程中,利用博弈理論將個人意識與文化遺產的生存狀況結合，解決了先傳承人后文化遺產的困境。2009年開始，學術界對數據庫的建設投入了極大的熱情。主要關注點在于對數據類型的整理分類歸納，異構數據的整合等。到2013年，對技術手段的研究達到。

2.2基本情況研究

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注點不同，表1是對505篇文章所屬一級學科進行統計所得。由表可知：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圖書館學、藝術、管理學等領域。間接地體現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技術特性以及文化特性。表2顯示了資助項目排名最高的前10名，社科基金、自然科學基金以及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三項資助項目的論文篇數占到14篇，占到前十名資助項目的近一半。這說明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數字化的管理層面，政府的引導十分明顯，基本形成以政府引導為主線，各地區教育、文化部門參與的局面。除此，還可看出，國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研究地域性很強，并且集中在少數民族眾多的省市直轄市，地域性明顯，各地區都著力于研究本地區特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數字化保護與傳承，探索構建該地區特色數據庫。但是研究呈現各自為政的局面，不利于形成數字化資源的整合效果.

3國內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研究內容分析

國內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建設的研究還處在理論向實踐轉化的階段。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的研究集中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信息屬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的技術特性、非物質文化遺產管理層面三方面。

3.1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信息屬性

2008年至2013年間，學術界主要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信息性，對其數據庫的建設、分類體系的構建、數字化的傳播進行了眾多討論。3.1.1標準化、精細化的數據分類數據庫的建設首先要面臨的就是對數據類型的整理分類歸納等步驟，然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分類是一項復雜的科學認識活動。多數現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分類方法僅界定出非遺項所屬大類和亞類，尚未形成一種比較科學、合理、完善的分類方法。其次，在實踐中，因為研究人員知識背景的不同存在著多重分類標準，標準的混亂影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數字化，無法體現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的生態性、復雜性和關聯性。這種粗放型分類無法滿足數據庫建設要求。為解決目前我國分類體系建設與數字化傳承的失衡問題.構建數字資源統一的標準體系。黃永林等人提出了多層次分類的基本設想及可行性路徑[4]，程齊凱等提出了基本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分類組織方法。3.1.2新媒介、多平臺的傳播方式目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展示媒介以PC網絡平臺為主，智能移動設備、社交網絡、公共文化平臺為輔。VR虛擬展示技術的應用實現了計算機網絡平臺上的仿真可操作式體驗，使受眾在展示媒介中感受到帶入感和體驗性大大提高，例如敦煌研究院數字化研究中心的三維全景敦煌石窟。利用三維攝像、全景掃描和數字化編程，建立民族文化遺產數據庫，加工后生產數字影像實現全景展演。以中央美術學院設計開發的《中國古典家具》作為一款APP應用程序，通過趣味性的互動體驗激發用戶探尋古典家具的奧秘，這種基于移動智能設備的數字化展示媒介更能引起年輕人的關注，廣泛的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此外，社交網絡已成為互聯網時代最流行最普及的社交工具，用戶群體龐大，這些新媒體的利用，打破了非遺靜態呈現的局限性。但目前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在社交網絡的展示成功案例并不多見。

3.2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的技術特性

3.2.1平臺整合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知識重構內容復雜龐大，需要在合理的文獻觀指導下開展多方協作。然而項目化的數據庫會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信息源產生桎梏，導致資源信息的分散或遺漏，以特定文化現象為依據對相關信息源進行規范聚類，更加全面客觀合理。宋麗華等人提出以知識本體的理論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信息進行抽象和歸納[5]。從知識的內部特征和外部特征兩個方面利用元數據模型對概念化的知識進行表達。同時以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調查為核心進行項目普查資源集合，以展示為核心進行地方資源集合，以研究為核心進行專項研究資源集合，以宣傳互動為核心進行知識傳播資源集合，以申報工作為核心進行政務管理資源集合。3.2.2數字化技術的選擇國內學者側重于探討不同數字化技術工具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踐價值及應用范圍。數字化的技術性主要體現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保存、繼承、傳播和發展創新中。數字化應用領域大致有數字化保存與存檔；數字化虛擬博物館；虛擬文物修復；數字化故事編排與講述技術；復原及演變模擬技術等[6]。所涉及的技術有空間信息技術、虛擬現實技術以及數據庫技術等[6]。空間信息技術主要包括感測與識別技術、信息傳遞技術、信息處理與再生技術以及信息使用技術四個方面。信息傳遞技術包括各種通信技術以及廣播技術；信息處理與再生技術包括對信息的編碼、壓縮、加密等，以及在對信息進行處理的基礎上，形成的新的更深層次的決策信息；信息使用技術作為信息過程的最后環節，包括控制技術、顯示技術等[7]。此外，數字化修復與演變模擬技術也備受關注。這種技術可以將三維建模、虛擬漫游、圖像處理、人工智能等技術應用于現場調查和保護修復等各個環節，結合專家的領域知識進行藝術品的虛擬復原和演變模擬。

3.3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的管理層面

3.3.1知識產權的歸屬問題國內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管理缺位，相關組織不健全，沒有相關專門保護法。例如：2011年制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屬于行政性法律，側重于公權保護，對私法保護少有提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私法保護存在特殊性和復雜性，涉及的法律較多，權利類型復雜、權利邏輯混亂。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成果是通過現代科學技術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記錄整理創新，具有獨創性的改造就可以收到著作權的保護，相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來說，對其知識產權的保護相對容易。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產品通常以數據庫、圖片、視頻等方式表現，數字化的過程中如果加入了獨創性，就有可能會產生新產品，產生新的文化價值和商業價值。但是這種權利只停留在數字化成果上，并不能延伸到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3.3.2產業化建設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產業建設包含政府機制、市場機制和公益機制三大運作體系。在此方面范對英國的全民參與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展開了調查研究。英國成立了創意出口小組、文化遺產與旅游小組等把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進行開發、生產、推廣、營銷的總攬性與全民參與性的結合，從直接財政投資與撥款到產業化扶植，營造出全英國范圍內可持續發展、人人參與的文化與藝術氛圍。通過多層次分級的文化遺產管理與扶持體系為全民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提供多種資助方式。最終整合成一個大眾參與的、可持續發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化生態系統。

4總結及展望

非遺文化數字化傳播范文4

【關鍵詞】“互聯網+”；徽州民歌；創新；傳承方式

中圖分類號：J64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11-0073-02

一、問題的提出

去年，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的“互聯網+”行動計劃，是首次將這一創新理念從國家的層面予以提出，雖然晚于該概念的誕生，但足以看出國家、中央政府對互聯網在國民經濟運行與發展中的重視程度。什么是“互聯網+”行動計劃？李總理在報告中強調“推動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制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引導互聯網企業拓展國際市場”。[1]“互聯網+”行動計劃的提出并實施，對我國傳統產業的改造和升級有著積極的指導意義。一年多來，以“互聯網+”為政策導向的改革和創新在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內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文化產業作為第三產業，在“互聯網+”時代背景下，擺正位置、改變傳統觀念、創新生產模式，積極順應時展的需要。例如：傳媒產業推出的數字出版；廣電產業推出的手機電視；圖書館行業推出的網上圖書館、數字圖書館等，都是基于互聯網的技術和優勢進行的成功的產業轉型實踐，對文化產業的消費者來說，這一轉型更有助于消費。除了科技含量增加之外，人性化的理念在轉型中尤為凸顯。因而，“互聯網+”行動計劃又是引導創新實踐的指導思想……以用戶為中心，社會為舞臺的面向知識社會、以人為本的下一代創新模式，即創新2.0模式正逐步顯現其生命力和潛在價值。[2]聯系到文化管理領域內的非遺保護和傳承，作為文化產業改造提升的一個子方面，在“互聯網+”和創新2.0模式的理論和實踐的指導下，主導者如何順應時代的發展，如何改革傳統保護的思路，如何創新傳承方式，將互聯網、大數據、多媒體等當代領先科技手段交互運用于非遺保護和傳承，是當下創新非遺傳承方式的議題。

二、口頭非遺傳承理念的創新

近日，中國文化報發表了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所長、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會長方李莉教授的文章《非遺保護3.0層級和中國文化的當代復興》。文中，方教授闡釋了非遺保護的三個層級，即：第一，做先行的記錄和調查研究，摸清家底，確立非遺的保護名錄，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非遺保護的1.0 層級；第二，當我們確立了非遺的保護名錄以后，需要確立非遺傳承人，并為他們傳承非遺文化和技藝提供必要的條件和經費，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非遺保護的2.0 層級；第三，科學家、藝術家們挖掘非遺資源，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科學的或藝術上的創新，發展出具有原創性的科學或藝術的成果，貢獻給全世界，促進世界文明的發展……[3]依據方教授對非遺保護層級的界定，就徽州民歌來說，第一層級在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已經開展了工作。當時以屯溪區文化館劉凡館長、歙縣文化館汪繼長館長為主要負責人的徽州民歌搶救小分隊，對徽州地區進行大量的田野工作，搜集并整理了徽州地域的民歌200余首，并記錄成冊，以文本形式加以保存。在這一基礎上，2008年，徽州民歌成果入選國家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老一輩音樂工作者的努力換回的卓越成果為徽州民歌的進一步發展和傳播奠定了基礎，也使得外界知道徽州是有民歌存在的，徽州民歌是漢族民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層級是繼徽州民歌申遺之后，依照《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的規定，對徽州健在的民歌藝人加以認定、命名與保護。作為徽州民歌載體的傳承人，對于他們的保護是徽州民歌保護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徽州民歌傳承不可或缺的工作之一。所以，經過申報，最后確定了操明花、凌志遠為第一批徽州民歌省級傳承人。從任命以后，這兩位傳承人一直在為徽州民歌的傳承出自己的一份力。對于第三層級的工作，當前，徽州民歌的傳承仍然以各位傳承人的傳承為主，但也有突破這一常規模式的做法。比如，F為黃山市音樂家協會主席的劉凡老師，親歷了徽州民歌的搶救，對徽州民歌的藝術魅力體會很深。近年來，他多以徽州民歌的音樂元素為創作的元思想，寫出了《老街盛世》、《碎月灘的月亮》等歌曲，并改編了屯溪民歌《螃蟹歌》成為新的地方性小調《小石橋》。這些作品并非全部是新的創作思想、新的創作手法。徽州民歌的音樂元素與音樂風格是這些作品主要的音樂特征。劉凡老師的這種傳承理念是直接的、樸實的，體現著他本人對徽州民歌的熱愛，這份感情需要后人來延續。劉凡老師的這種傳承手段順應了當時社會的發展，是創新1.0模式的主要體現，即傳統的以技術發展為導向、科研人員為主體、實驗室為載體的科技創新活動……[4]在當下互聯網時代，基于創新2.0的模式指引下，我們不僅需要像劉凡老師那樣的淳樸的傳承理念來做好徽州民歌的傳承工作，還需要結合時展的特點，利用互聯網技術綜合各個領域的優勢，以及大數據、多媒體等新興的媒介物，來傳承徽州民歌。這一理念的建構是創新2.0模式精神的貫徹。去年，黃山市文化委員會改編的新版徽州民歌《四繡紅繡鞋》，是用通俗音樂風格的旋律、數字化控制下的LED燈光效應、現代的舞臺服裝和效果多維包裝下的現代風格的表演類節目，這種傳統節目融合現代因素進行再創作和新包裝的做法，可謂創新2.0模式在徽州民歌傳承中的首次嘗試。該節目獲得全省“群文杯”比賽一等獎，深受觀眾的喜愛。所以說，在“互聯網+”時代，改變傳統的傳承理念，迎合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需要，使之能為傳承服務，是做好徽州民歌傳承創新的首要方面，也是傳統音樂自身發展的需要。

三、口頭非遺傳承方式的創新

方李莉教授對非遺保護第三層級闡述時突出了“科學性”這一關鍵詞。這不僅是對口頭非遺傳承理念的定位，更是對口頭非遺傳承方式創新的指引。聯系到當前“互聯網+”這一推動產業改革創新的大趨勢之下，首要的是認清楚“互聯網+”的本質。“互聯網+”的本質是傳統產業的在線化、數據化。[5]也就是說，利用互聯網的技術手段將信息轉換成二進制的數字模式進入計算機的系統，再依靠互聯網傳播面廣、傳播速度快、使用便利的優勢加以共享。這一過程是多學科知識的運用，是多種類技術、多要素參與互動的實施過程。傳統產業數字化的進程是科學技術的進步與實踐過程中運用創新的融合體。技術進步和應用創新兩個方向可以被看作既分立又統一、共同演進的一對雙螺旋結構， 或者說是并行齊驅的雙輪――技術進步為應用創新創造了新的技術， 而應用創新往往很快就會觸到技術的極限， 進而鞭策技術的進一步演進。[6]就文化產業的發展來說，雙螺旋結構推動了文化產業傳統發展模式的解構，并順應形勢重構以互聯網為發展平臺的新型發展模式。具體到口頭非遺的傳承方式來看，針對目前口頭非遺前期保護的成果，比如書面文本、口頭文本、傳承人的活態形式等，都可以進行數字化的保存，并在線予以進一步的組合和傳播。就拿徽州民歌來說，前人的研究成果目前已經公開發表的有《徽州民歌100首》（2005）、《古歙音韻》（2011）、《龍池灣民歌集》（自編本）、《歙縣新安小學徽州民歌鄉土教材》（自編本）等書面文本，還有《徽州民歌集》（操明花演唱）、《黃山之歌》（黃山市文化委編）等口頭文本，這些文本資料是徽州民歌傳承的主要依據，也是傳承徽州民歌的傳統傳承方式之一。這些文字資料在傳承過程中的不足是受保存的時間、環境以及使用的次數的影響很大，不能長期完好地保存。另外，這些文本資料不能同時給予多人使用，也不利于徽州民歌的傳播。在徽州民歌申遺之前，音樂界和當地老百姓對徽州民歌知之甚少，也有人對徽州地區是否有民歌存在疑慮，這里有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在中華民族傳統民歌的大海洋中，徽州民歌因其影響力太小，而往往會被忽視。如今，在“互聯網+”時代浪潮的推動下，基于WEB2.0的技術平臺，對徽州民歌已有的文本資料開展的數字化保護，將信息以二進制形式錄入電腦，并結合互聯網整合大數據的優勢，與徽州文化、徽州地域的歷史、地理信息相融合，構建徽州民歌的文化數據庫。且在技術可能達到的前提下，基于這一數據庫建設，搭建人機互動的交互式、觸摸型平臺，并以制作終端的樣式廣泛運用于徽州的文博館、交通服務窗口、旅游、餐飲等場所，來拓展徽州民歌在地域內外的傳播緯度。以數字化、在線化的技術運用來對口頭非遺進行傳承，是當前“互聯網+”時代對傳統博物館式保護和傳承人口授式傳承模式的打破，同時又是在此基礎之上的大幅度技術提升。建設徽州民歌數字化平臺與用戶終端，既可以提高傳統傳承方式的科技含量，又可以達到傳承人口傳所不能及的效果，是現階段創新傳承方式的主要方向和重要舉措。

四、結語

“互聯網+”行動計劃的實施，促進了傳統產業的轉型和升級。作為文化產業發展重要一環的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發展，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獲得比原先更為有效的方式、方法成為可能。徽州民歌數字化、在線化傳承模式的構建，是“互聯網+”行動計劃在傳統音樂保護領域內的嘗試，從理念上和方式上同樣具有前沿性和科學性。可以肯定地說，以徽州民歌為代表的傳統音樂傳承和發展的又一個春天已經到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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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非遺文化數字化傳播范文5

[關鍵詞]網絡傳承；戲曲藝術；傳統藝術文化

[DOI]10.13939/ki.zgsc.2017.06.230

1 文獻綜述

王國維說：“戲曲者，謂以歌舞演故事也。”戲曲是我國特有的民族藝術，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化身，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和教育價值，是人文精神與傳統文化的瑰寶。它表現的大多是民間生活，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閆飛瑜[1]認為傳統戲曲借助網絡平臺可以有更充足的發展；余浩[2]提出利用微傳播“微”贏天下；房曉[3]指出戲曲文化要有品牌，要返老童走時尚路線，形式內容要創新，還要落地還俗走群眾路線，目標群體大眾化。互聯網的發展為中西文化的融合與傳播提供了新的契機，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群眾的生活，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對我國傳統文化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導致戲曲受眾群體邊緣化。弘揚和發展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軟實力我們義不容辭。王廷信[4] 和楊燕等[5] 對戲曲藝術網絡傳播進行了研究，將當下定位為戲曲傳播新時代，并對目前存在的戲曲網站的種類、數量等進行了分析統計，從戲曲網站傳播的意義、網絡戲曲傳播的特點幾方面來對戲曲網站的現狀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與思考；孫昭[6]在文章中提到2013 年，陜西省委提出建設富裕陜西、和諧陜西、美麗陜西，為實現“陜西夢”，助推“中國夢”創造良好氛圍，凝聚正能量的號召。其中和諧陜西是實現“陜西夢”的根本保障，也是文化藝術工作的核心內容，而網絡與戲曲的聯姻無疑能夠為促進文化藝術的發展，建設和諧陜西提供一種契機。郭宇芝[7]提到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傳統戲曲文化市場要正確認識中國傳統文化與市場經濟文化之間的關系，需要面對現實，了解市場并且依靠市場來實現可循環發展。中國傳統戲曲文化市場需要認清形勢、勇于創新，以互聯網思維為工具重新思考市場發展的契機，借鑒互聯網經濟的成功模式，開拓戲曲市場發展的新路。

2 戲曲藝術網絡傳承發展的現狀

2.1 戲曲藝術網絡傳承傳播途徑多樣化

“就戲曲而言，其傳播形式亦可劃分為舞臺傳播時代、印刷傳播時代和廣播影視傳播時代，最后還有一個就是網絡傳播時代”，互聯網作為新的傳播媒介，它跨越了時間限制和空間范圍，以其獨有的時效性、廣泛性、快捷性，為戲曲藝術非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多樣化的傳播途徑。周華斌[8]教授認為，戲曲從最初的通過“勾欄”、廣場、戲園、劇場的傳播到如今通過電影、電視、網絡傳播，不僅改變了戲曲單一的舞臺表演形式，創作了新的戲曲類型，又使戲曲得到了全方位的普及。當下網絡報刊、網絡廣播、網絡直播、微電影等傳播途徑，極大地促進了戲曲藝術的傳播和發展。

2.2 戲曲藝術網絡傳承平臺多元化

戲曲藝術的發展平臺在移動端的集中趨勢下主要體現在專門的戲曲傳播門戶網站、微博、論壇、微信公眾號、手機App等，在一些圖片網站、視頻網站、網絡交易平臺上也有與戲曲有關的內容，強大的網絡空間給戲曲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虛擬舞臺”。

2.3 戲曲藝術網絡傳承數據信息共享化

建立戲曲藝術“非遺”傳承數據庫，整合網絡戲曲藝術資源，是實現戲曲藝術資源交流共享的必要條件。有學者說“戲曲互聯網傳播的主要功能有兩種――展示和交流”[9]。戲曲藝術的發展在于人們對戲曲資源的交流、理解、接納與吸收。互聯網所包含的戲曲藝術內容豐富多彩，在戲曲藝術的傳承創新下用戶不但可以方便快捷地下載自己所需要的信息，還可以分享自己所推崇的戲曲藝術文化，極大地滿足了人們的文化需求，實現了資源的有效利用，促進了戲曲藝術的長遠發展。

2.4 戲曲藝術網絡傳承表現形式多樣化

基于人們對戲曲藝術審美觀念的不斷更新和戲曲藝術自身網絡傳承的客觀要求，戲曲藝術的表現形式逐步多樣化。歌手譚維維與華陰老腔藝人們在2016年春晚上將流行音樂與戲曲藝術大膽融合，《華陰老腔一聲喊》展示了新式搖滾的巨大魅力，顛覆了人們對戲曲藝術的傳統觀念；陶吹摹端杖說》、李玟的《刀馬旦》等，均將戲曲藝術與流行音樂完美融合；少年版《白蛇傳》將黃梅戲與影視作品巧妙結合，深受大眾喜愛與追捧；蔡國慶在綜藝節目中一首《霍元甲》嗨爆全場，流行街舞與戲曲藝術的相互融合，讓人嘆為觀止。流行元素為網絡傳承下的戲曲藝術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其蓬勃發展。

3 戲曲藝術網絡傳承存在的問題

3.1 戲曲藝術網絡傳承非遺傳承人才缺失

戲曲藝術作為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歷史厚重的積淀，也是中華民族精神支柱。社會的快速發展使得戲曲藝術傳承人逐漸趨于高齡化。例如，2016年春晚中張喜民帶領的華陰老腔團隊都是六七十歲的老藝術家。網絡傳承下戲曲藝術非遺傳承中，年青一代的愛好者少之又少。甚至，作為華東地區最大的劇種之一錫劇也曾出現“人才斷層”現象。

3.2 戲曲藝術不同劇種網絡傳承的受眾群體差異大

我國戲曲藝術劇種種類繁多，風格各異，吸引的受眾群體也不盡相同。筆者通過對不同劇種網絡數據調查分析發現：秦腔播放量與點擊量始終高于昆曲，整體起伏并不大；而京劇與華陰老腔的比較中，京劇播放量與點擊量遠遠高于華陰老腔，且華陰老腔的瀏覽數量始終較低且區域平緩。這種現狀最直接地表明，戲曲藝術的發展重心不僅是網絡傳承，而且在于受眾群體的受眾需求和自身知名度的高低。

3.3 戲曲藝術網絡傳承創新力不足

創新是我國戲曲藝術發展的核心內驅力。互聯網為戲曲藝術傳承提供了客觀的外部條件，但同時，更應該注重戲曲藝術文化的本質創新。中華傳統戲曲藝術文化的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于它能夠與時俱進，以強大的包容性融合各種優秀文化，形成獨特的戲曲藝術魅力。

現在，戲曲藝術的表現形式包括傳統形式、戲曲與流行音樂、舞蹈、影視作品融合等。如歌手譚維維與華陰老腔藝人們搖滾作品《給你一點顏色》、周杰倫的《霍元甲》、王力宏的《花田錯》、陶吹摹端杖說》、李玟的《刀馬旦》等都深受人們喜愛。戲曲藝術的傳承發展，需要更多的戲曲愛好者與藝術創作者支持與創新。

3.4 網絡傳承下有知名度的網站占比較低，且影響力較為薄弱

據不完全統計，2011 年我國互聯網上存在的戲曲網站林林總總，專業的戲曲網站至少在 1100家以上[10]，戲曲網站的建設不斷增加。但是，知名度較高的網站所占比例太低。盡管戲曲藝術網站處于上升階段，但從全球范圍橫向對比，我國戲曲藝術網站還是缺乏一定的實力與能力。長此以往，不利于我國戲曲藝術文化的網絡傳承與發展。

3.5 戲曲藝術網絡傳承缺乏政府政策支持

戲曲藝術的網絡傳承，不僅在于企業、個人的努力和創新，同時更在于政府的領導與支持。目前很多戲曲網站的發展停滯不前，主要是由于資金不足和技術匱乏的問題，導致網站各方面都受到了相應的影響。企業缺乏政府政策支持，造成其融資難，網站運營成本高，很多小的戲曲藝術網站紛紛關閉，同時，政府對戲曲藝術宣傳力度小，了解的人少，導致戲曲藝術的受眾群體小。

4 戲曲藝術網絡傳承發展的路徑與對策

戲曲藝術文化網絡傳承發展應遵循四步走原則：①培育人才；②勇于創新；③擴大影響；④政府支持。

4.1 加大戲曲藝術文化的教育力度，大力培養戲曲藝術人才

大力培養戲曲藝術人才是對其網絡傳承的基本要求。應該加強傳統的戲曲藝術文化教育，培育新時代全面發展的人才。戲曲藝術是我國非遺文化，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沉淀與積累，戲曲藝術的網絡傳承，依靠的并不僅是老一輩戲曲藝術家的研究發展，更是當下年輕人傳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任務與責任。

4.2 提高戲曲藝術網絡傳承的創新能力

縱觀我國戲曲的發展歷程，從最初的廣場廳堂，到后來的廣播電臺、電影電視，每種媒介的誕生都在拓展蚯藝術的外延[11]，戲曲廣播、戲曲電影、戲曲電視劇和專題片等戲曲“變異生態”[12]或“延伸生態”[13]的出現，既忠實了舞臺戲曲文化，又賦予戲曲以新時代生命。戲曲藝術的創新體現在兩個方面：

（1）革新戲曲藝術的內容與思想。隨著時代潮流的發展，人們社會觀念的不斷更新，戲曲藝術的內容創新要符合社會主流思想要求和大眾的文化價值取向。

（2）加強戲曲藝術表現形式的創新。傳統戲曲藝術單一的表現形式已經難以滿足人們對時尚戲曲藝術的消費需求。應該認識到戲曲藝術文化強大的包容性，將其與時尚的音樂、影視、動漫、游戲、舞蹈、小說、話劇等融合起來，賦予其強大的生命力。

4.3 增強戲曲藝術網站的宣傳力度，提高知名度，擴大影響力

戲曲藝術網站建設是戲曲藝術網絡傳承戲曲藝術文化的重要途徑，主要包含三層內容：

（1）資金充足是戲曲藝術網站建設的必要條件。很多戲曲藝術網站知名度低、影響力小，甚至有的網站建設半途而廢，根本原因在于網站建設過程中盈利模式的固化，從而導致網站建設成本高，利潤低，資金不足，難以為繼。

（2）戲曲藝術網站建設技術不成熟。有學者認為“目前的運轉都是完全憑著自己對戲曲的熱情和鐘愛，再加上自己有限的資金來源和有效的網站贏利模式直接引導著戲曲網站的正常運營，如何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是關系戲曲網站生存的關鍵問題”。應該努力提高戲曲藝術網站建設的維護技術和資源更新技術。

（3）企業戲曲藝術網站建設應遵循強強聯手的發展理念，實現資金與技術的有效整合，實現雙方合作共贏，促進網絡傳承下戲曲藝術快速發展。

4.4 加強政府對戲曲藝術網絡傳承的政策支持和保護力度

（1）加大對戲曲藝術文化網絡傳承的政策支持，必要時可以給予適當政策偏移。

（2）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村網絡設施建設，提高網絡傳承下戲曲藝術知名度。

（3）鼓勵企業大力發展戲曲藝術文化的網站建設，降低企業融資難度，促進企業轉型和戲曲藝術文化的發展。

（4）加強經濟建設。大力發展經濟是網絡傳承戲曲藝術文化的根本保障。

（5）弘揚優秀戲曲藝術文化，加強對戲曲藝術非遺文化的保護力度。

5 結 論

戲曲藝術網絡傳承既是時展的客觀要求，也是其自身創新的本質要求。戲曲藝術網絡傳承的發展代表的不僅是文化本身，更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深刻體現。戲曲藝術發展的當務之急是解決戲曲藝術網絡傳承發展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這需要我們個人、企業、政府等全社會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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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文化數字化傳播范文6

[關鍵詞]大數據；民族地區；生態文化；圖書館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8.121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6）18-0-02

伴隨著現代文明的快速發展，人類適應、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得到不斷提升，進而影響到人類適應自然生態環境的方式。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人類文化的內化形態和表現方式悄然發生著變化。民族地區在歷史上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未能與外部社會保持相對一致的發展速度，客觀上為當地原生態文化的保護創造了條件，也為深入探究民族地區的原生態文化形態奠定了基礎。

1 “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對資料建設提出的要求

湖北省委、省政府于2008年提出構建“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以來，先后投入大量資金打造了一批適合鄂西地區經濟發展狀況和當下經濟發展趨勢的文化項目，力求將“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打造成為具有全國影響力和知名度的文化產業名片，為推動當地經濟建設和文化發展提供動力。這一政策的出臺可以追溯至1985年前后，我國從世界經濟論壇引入“關于競爭能力的報告”之后針對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和政策思維策略的一些認識。鄂西地區經濟基礎薄弱、自然資源開發面臨諸多挑戰，要想令當地的經濟發展有所改觀，就必須引進既能發揮自身優勢、又符合時展潮流的新型經濟發展模式。王秉安先生指出：“區域競爭力是指一個區域在其所處的大區域中與同類區域爭奪市場和資源的能力。”隨著學術界就區域競爭力的研究逐步深入，學者們逐漸認識到“一個地區的核心競爭力是該地區具有而其他地區不可模仿和學習的能力或素質。”就鄂西地區來說，自然景觀和地方文化是當地最為鮮明和突出的兩大優勢資源，以此為基礎形成的自然生態資源和生態環境共同孕育了自然景觀中最具競爭優勢的經濟增長點。

現代旅游已不停留在游山玩水這樣一種感官愉悅的觀光旅游層次上，日益成為一種綜合性的高品位審美文化活動。旅游開發不僅是一個技術過程與經濟過程，而且也是一個文化過程，文化是旅游開發的靈魂。而文化又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傳承性，并為一個國家和地區所獨有，從而使文化因素成為旅游業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圖書館作為一個文化機構，理所應當在這樣一個文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地方高校圖書館作為本地區最大的信息庫，既可滿足本校教學、科研的需要，又可兼顧本地區經濟發展的需要。在“生態文化旅游”這一重要興州戰略的指引下，湖北民族學院圖書館作為一所地處恩施州首府的地方高校圖書館，如何應對這一興州戰略，如何確定本館的特色館藏，如何建設富有本館特色的信息庫，如何實現特色館藏的長期保存，并探尋本館特色館藏的建設與本校特色學科建設及本地區經濟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如何實現以特色館藏促特色文化建設，以特色館藏促旅游產品開發等一系列問題顯得日益緊迫且意義重大。課題組將以“鄂西生態文化旅游特色館藏的建設研究――以湖北民族學院圖書館為例”為題展開研究，期望能為本館的館藏建設指引方向，為同在圈內的圖書館提供借鑒，為地方經濟建設提供幫助。特色館藏是指圖書館根據本館所處的地理位置、歷史傳統及其主要讀者群的需要，在收藏文獻資料過程中有意識選擇并逐漸形成的具有一定特點和優勢的館藏體系。加快特色文獻建設是現階段我國圖書館信息資源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普通高等學校圖書館規程》（修訂）也明確提出了應“根據館藏基礎及地區或系統文獻資源布局的統籌安排，判定文獻信息資源建設方案，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館藏體系”。因此，圖書館要保持活力，保持競爭性，就要建設具有權威性、地域性、代表性和個性鮮明的特色館藏，并不斷優化館藏結構，實現“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目標。這一點已成為圖書館人的共識，國內外均有較多文獻作了論述。

對自然景觀和地方文化的關注，與我國學術界從西方引入“生態文化”的理念有著直接的聯系。自20世紀90年代伊始，中國學術界開始將西方生態理論引入到學術討論和問題研究中，孕育了“生態文化”的新概念，“并從兩種學術理路對之作闡釋，一種是將生態文化視為一種人類應當采取的新的文化形態，另一種則從人類文明演進的角度，將生態文化視為一個歷史范疇或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民族生態文化是中國各少數民族在與自然生態環境交往的漫漫歷程中，以特有的生態觀、文化觀和宇宙觀為指導，以調適生態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尋求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為落腳點和歸宿而形成的生態物質文化、生態制度文化、生態觀念（精神）文化的總和。它與生態文化既有顯著的區別，又有深刻的聯系。”作為民族地區文化傳播和經濟建設的重要支柱之一，民族高校更應在當地的文化建設中扮演重要角色。

2 文獻資源建設的基本定位

我國對旅游特色館藏的研究始于21世紀初，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旅游特色館藏的作用與價值、分類與特點及收藏范圍、開發與利用及數字化研究等方面，主要研究人員有鐘瓊、尹美菊、溫穎欣、魏偉等。作為圖書館特色館藏建設之一的旅游特色館藏建設的研究，有利于拓展圖書館館藏建設的新領域，有利于豐富圖書館館藏理論體系。旅游特色館藏及其數字化建設有利于推動旅游經濟和旅游產業的深度發展，有利于滿足廣大游客對旅游信息的需求，有利于加強旅游管理學科建設并提高學科發展水平。以“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為背景來研究圈內旅游特色館藏建設的文獻尚不多見，而“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的建設將是未來湖北省支持湖北西部發展的一項重要的中長期戰略。

湖北民族學院圖書館多年來扎根于西部民族地區，形成以土家族資料收集、整理和民族地方志撰寫為主要特征的館藏儲備形態，先后成立了“土家族研究網”、武陵地區民族研究特色數據網和本校碩士學位等文獻資源儲備體系。土家族研究網以湖北民族研究所、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湖北民族學院南方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和湖北民族學院圖書館民族文獻資料室為依托，主要為土家族研究學者和政府職能部門提供信息檢索和信息咨詢服務。目前開設有土家族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研究動態、文物資料、文字資料、音像資料與圖片資料等欄目。土家族研究網希望最大限度收集土家族研究中的文獻資料、田野調查資料、圖片和音像資料、學術著作、論文和調查報告、民族地方志、民族地方概況、政協文史資料、黨史資料、考古發掘資料、民間文藝資料及實物資料等，并對這些資料進行數字化處理，力圖建設成土家族研究的資源數據中心。在眾多的土家族文獻資源中，湖北民族學院圖書館儲備了一批具有較高藝術水平的土家族織錦，為傳播和研究土家族織錦獨具的抽象構圖特征提供了實物資料。“土家族織錦與黎族織錦、傣族織錦、苗族織錦并稱全國‘四大民族名錦’。早在2000多年前的漢代，土家織錦就己經作為貢品進宮。土家族織錦在土家語中叫‘西蘭卡普’，用漢語釋義，‘西蘭’是‘鋪蓋’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西蘭卡普’即‘花鋪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西蘭卡普”的制作技術不斷得到提高，并應用到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

湖北民族學院圖書館還建設有“武陵地區民族研究特色數據網”，該數據庫以湖北民族學院民族文獻資源、民族學一級學科碩士點、相關館員和學者群為依托，全面系統地收集、挖掘、整理、保存和傳播武陵地區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研究資料和學術成果，構建武陵地區民族研究文獻數據庫、非遺文物及民俗風情多媒體數據庫、學者數據庫等特色數據庫，以現代化手段保護和傳承武陵地區特色文獻，全面展示武陵地區獨特的民族文化、藝術、醫藥、政治、經濟及社會等各領域的研究特色和學術積累，為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及中醫學等學科的本土化研究和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提供重要的文獻信息保障平臺。同時，湖北民院圖書館與州內各縣市公共圖書信息機構在旅游特色館藏文獻建設方面的共享協作機制研究，還針對州內鄂西生態文化旅游特色館藏文獻的整合開發及信息化建設與利用研究。隨著研究的深入以及學校相關專業的建設和發展，正在形成鄂西生態文化旅游特色館藏文獻的建設與本校旅游管理學科及恩施州生態文化旅游產業發展之間的互動互促關系研究。

3 民族院校資源建設與“生態文化”發展的統一

作為地方民族類院校，在完成基本的教學任務和培養高水平人才的同時，還需要承擔起文化保存、開發和利用的社會職能。湖北民族學院圖書館在這一方面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以土家族文獻資料電子化為載體的土家族研究網，不僅為國內外研究者提供了便利的文獻查閱功能，還將一批長久以來被忽視、被遺忘的土家族地域文化的表演、制作技法保存下來，成為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和打造地域文化品牌的重要力量。以2008年在中央電視臺青年歌手大獎賽獲得民族類唱法金獎的“土苗兄妹組合”為例，該組合由湖北民族學院在校學生吳娟和獲得“土家歌王”稱號的王愛民等人組成。他們一曲《打起鼓盆唱起歌》獲得了評委的一致好評，這首歌曲是湖北省著名作曲家王原平，根據保康縣大型情景音樂劇《荊山楚源》中的民歌《鼓盆歌》改編而成，其中加入了長陽山歌高腔元素，顯得更加高亢嘹亮，地方特色更加濃厚。以此為開端，湖北民族學院大力引進少數民族音樂、藝術人才，以教學培養和社會實踐相結合的方式，努力提升學校的辦學層次。同時，當地正在形成的以地方土苗文化為核心的文化品牌，二者構成了高等院校民族文化資源整理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良性互動，是推動“生態文化”穩步、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根據前文對湖北民族學院圖書館文獻館藏資源的介紹，可以看到，地方民族院校儲備了類型豐富、數量龐大的各類地方文化資源，在為本校教師提供文獻查詢、資料整理的同時，還鄂西地區文化發展、經濟建設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但文獻資源與生態文化經濟的發展之間尚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學術界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關注“生態文化”研究以來，就高度重視研究協調文化資源與經濟發展之間平衡點問題的討論。一部分學者基于文化捍衛者的自我定位，對于以經濟發展為唯一訴求的文化產業開發持徹底否定的態度，并認為此類開發模式將最終導致經濟發展模式的同質化以及文化資源的破壞。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經濟發展和文化保護可以維持良性的互動模式，只需對當下文化產業發展中存在的若干問題給予適當調整即可。兩派學者的觀點各有其合理性，又由于二者均能在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文化產業開發中尋找到相應的證據，最終形成了兩派觀點始終處于焦灼狀態的狀況。有鑒于此，筆者認為需要跳出以經濟發展和文化資源的保護的爭辯為矛盾雙方的討論模式，轉而尋求一種更具操作性和現實針對性的研究模式。

隨著社會各界對“生態文化”的認識越來越清晰，地方政府和民間機構也逐漸形成了以民族文化品牌打造為目標的文化產業營造意識。大數據技術的發展更成為使地方民族文化得以保存和開發的技術保障，作為一項方興未艾的開拓性事業，以大數據建設為切入點討論民族地區生態文化建設中各項問題，尚處于起步階段。湖北民族學院圖書館在這一領域也僅僅是開其端緒而已，將來的工作還需要更多的資金支撐和技術投入。

主要參考文獻

[1]王秉安，陳振華.區域競爭力理論與實證[M].北京：航空工業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