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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與經濟發展范文1
金融是貨幣與信用的融合，它是商品交換與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打破了直接的物物交換中買賣雙方在時空上的限制。隨后信用的發展又令貨幣與商品的交換在時空上的限制進一步放開，以至即使在交換雙方商品所有權轉移后市場仍繼續存在，貨幣也逐漸作為一種可有償轉讓的特殊商品成為市場交易對象之一。于是，從商品流通中獨立出了一種特殊商品——資本，金融也開始具有真正意義。此后，金融工具逐步由單一的貨幣形式發展為貨幣、商業票據、股票債券等多種形式并存，出現了專門經營金融業務的金融機構以及從事金融活動的金融市場，金融開始由最初中介商品交換的輔助地位逐漸發展成為經濟活動中一個相對獨立的因素，通過其自身的貨幣發行、信用創造、資源配置等功能影響著社會再生產和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
l 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當金融得到健康有效的發展時，它積極促進著經濟發展。
1.1 貨幣的運用降低了交易成本、便利交換斯密認為。勞動分工即專業化是提高生產力的首要因素。專業化程度越高，工人越可能發明更先進的機器或生產方法。而金融的作用在于貨幣的產生大大降低了物物交換中因需求和時間的雙重巧合的困難而存在的用于評估商品品質、掌握商品信息的單位交易成本，便利了交換，從而實現市場范圍擴大專業化程度提高。隨著經濟貨幣化程度的提高、單位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仍會下降。這一作用更為加強。
1.2 金融能促進儲蓄和投資的增長，從而為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支持經濟發展需要大量資金推進。而儲蓄是提供資金的重要來源之一。特別是在經濟從不發達走向發達的過程，儲蓄率的高低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幾乎所有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伴隨著儲蓄率的上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日本在50：7O年代的高速發展時期，儲蓄率曾達到40％的水平。在促進儲蓄率上升的因素中，金融是最重要的一個。金融的特點在于資金融通，而利息率使當前消費轉化為未來消費、實物儲蓄轉化為貨幣儲蓄揩蓄增值并轉化為投資成為可能，這就決定了它有條件吸收社會中的閑散資金轉化為儲蓄，從而為生產提供資金采源。此外，金融的特點又使它成為動員儲蓄和投資的最佳途徑：一方面，把分散的儲蓄者用于投資或存儲的資金集中起來需要大量信息和投資渠道，發揮規模經濟的優勢，而流動性金融市場能增強金融工具的多樣性和流動性、滿足持有多樣化證券組合的需要；另一方面，動員儲蓄牽涉大量籌資企業與擁有剩余資金的諸多投資者，金融中介能以最低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最大量地動員儲蓄，有效避免信息不對稱的弊端。
1.3 金融發展實現了資金的合理流動，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本效率首先，金融能降低長期投資的流動性風險。高收益的投資項目需要長期的資金占用，為此儲蓄者必須承擔因資金長期被占用而產生的資金流動性風險，以致不愿長期投資。而資本市場交易、各種金融工具的創新金融中介的往來存款業務以及針對外部沖擊對流動性投資和非流動性投資進行的動態均衡組合部位金融具有降低和分散流動性風險的能力，向力圖回避流動性風險的儲蓄者提供最大眼度的保險。這使更多資金會流向周期較長的項目。正是基于這一作用，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才能擁有充足的資本支持它最終完成。其次。金融的存在能大大節約信息成本。金融中介具有較個體儲蓄投資者更強的獲取和處理眾多企業、管理者和經濟環境方面信息的能力和專業評估技術。這使它為其成員提供投資信息服務的成本比個體儲蓄投資者通過個人努力獲取信息的成本要低得多。
再者，金融體系能降低監督成本，改進對資金使用者銷監督。資金所有者在投資時需要核實項目質量和項目回報，這需要支付一定的費用，提高投資成本。同時資金使用者夸大投資收益、掩蓋經營問題的內在傾向又會使這種監督成本加大。為此。金融能借助其專業技能和中介地位來資金所有者對資金使用者的監督。提高監督的有效性。
此外，金融業為社會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并促進經濟全球一體化的發展。這些都不同程度地為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
2 金融對經濟發展的阻滯作用金融在經濟運行中所處的重要地垃不僅體現在其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金融危機的爆發對整個經濟體系正常運轉的沖擊也顯示出它對經濟的負面效應。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更使人們認識到金融的穩健發展對于全球經濟與社會穩定發展的重要性。
2.1 金融活動中的不確定性令金融風險客觀存在在經濟生活中，只要存在不確定性，風險就存在。金融業是高負債經營的產業，自有資金所占比重小，資金來源主要依靠將其對零散儲戶的流動性負債轉化為對借款人的非流動性債權來實現。但這有兩個前提條件：一是儲蓄者對金融機構有信心；二是金融機構對借款人的篩選和監督高效FB確。由于不能確定這兩個條件能否滿足，金融風險就客觀存在：一方面，由于市場信息不對稱性和市場經濟主體對客觀認識的有限性，即使銀行經營穩健，儲戶能認識到全體不擠兌更利于集體利益，但在面臨“囚徒困境”時仍可能為降低預期風險而參與擠兌；另一方面，由于市場經濟主體存在機會主義傾向，金融機構管理者趨于采用高風險、高收益的投機策略，以致金融資產質量下降。同時貸款者也可能采用不正當手段，如欺騙、違背合約以及鉆制度的空子來不合理占用資金。致使金融機構對借款人的監督有限。
2.2 金融對經濟運行的廣泛滲透性、擴散性使金融風險具有很強的傳染性首先，金融機構作為儲蓄和投資的信用中介組織，它的經營失策必將連鎖造成眾多儲蓄者和投資者蒙受損失。其次，銀行創造存款貨幣擴張信用的功能也令金融風險具有數倍擴散的效應。再者，銀行同業支付清算系統把所有銀行聯在一起，任一銀行的支付困難都可能釀成全系統的流動性風險。最后，信息不對稱會使某一金融機構的困難被誤認為全金融業的危機，從而引發恐慌。金融的這些特殊性令其風險相對其它行業而言具有快速、面廣的特點。使局部性金融困難能快速演變成全局性金融動蕩甚至經濟危機。
2.3 金融資產的高度流動性金融風險的隱蔽性以及金融危機的突發性令金融風險易于劇變成金融危機并嚴重危害經濟
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國際金融市場的迅猛發展以及科技進步令各地區金融資源融合和互動的規模加大、速度加快，一國或一地區的金融風險能很快傳染到別國或別的地區。與此同時，信用存在的有借有還、借新還舊、貸款還息等特點以及銀行壟斷或政府干預等外在因素又很容易將其掩蓋，使其得不到及時解決并日益嚴重。待到這種金融風險漸進累積到一定程度才爆發時，就已演變成金融危機，并加劇對經濟和社會的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來勢之猛，使馬來西亞的人均國民財富水平倒退10年，使泰國的國民財富損失近一半。這場危機還使1998年全球經濟增長率降低1個百分點，意味著比前一年下降1/3.而危機的成因就在于長期累積的金融風險的最終爆發。
金融與經濟發展范文2
《金融規劃》中“雙中心”的打造,發揮金融資源集聚功能,側重于資金的來源層面,而《海洋經濟規劃》預示著海洋經濟建設需要大量資金,解決了資金的去向問題。兩者合力對接,就是要構筑浙江大量資本,尤其是民間資金向海洋經濟傾斜的渠道和路徑。這種發展的舉措上的交點為浙江金融業支持海洋經濟發展提供了切實的切入點和突破口。浙江金融發展與海洋經濟發展的時間相一致“十二五”時期是浙江經濟實現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有望突破1萬美元大關。屆時,浙江經濟社會發展將迎來全面轉型和跨越式發展的新階段。《金融規劃》明確指出,其規劃的時間范圍是“十二五”期間,其總體目標、具體目標的節點都在“十二五”末,戰略任務的時間范圍也定格于“十二五”期間。而《海洋經濟規劃》指出,“規劃期為2011—2020年,重點為“十二五”時期”,具體表現為在發展目標層面,重點規劃的是到2015年主要發展目標,包括海洋經濟綜合實力明顯增強、港航服務水平大幅提高、海洋經濟轉型升級成效顯著、海洋科教文化全國領先以及海洋生態環境明顯改善等方面,涉及到具體量化指標多達11個,而2020年的量化指標僅為3個。
由此可見,兩個規劃總體上在時間維度是銜接一致的,而這一時間又與浙江經濟總體上轉型的關鍵時期相一致。這種時間上的一致性為浙江地方金融支持海洋經濟發展在政策支持和引導以及金融業總量調控和結構優化在動態最優和統籌管理上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浙江金融發展與海洋經濟發展的空間有疊合《金融規劃》明確指出戰略重點是“兩個中心,三極空間,六大平臺”,其中“三極空間”具體是指構建起以杭州、寧波、溫州三個區域性金融中心城市為增長極,打造臺州、紹興、嘉興和義烏等若干金融特色城市為亮點,重點培育一批金融創新示范縣(區)為支撐,推進其他地區加快發展的浙江省多層次金融空間布局。《海洋經濟規劃》明確指出要構建“一核兩翼三圈九區多島”的海洋經濟總體發展格局。即要加快寧波-舟山港海域、海島及其依托城市的核心區建設,盡快提升環杭州灣產業帶及其近岸海域為北翼和以溫州、臺州沿海產業帶及其近岸海域為南翼的兩翼發展水平,并做強杭州、寧波、溫州這三大沿海都市圈。同時還將在整合提升現有沿海和海島產業園區基礎上,重點建設杭州、寧波、嘉興、紹興、舟山、臺州、溫州等九大產業集聚區,并重點推進舟山本島、岱山、泗礁、玉環、洞頭、梅山等重要海島的開發利用與保護。杭州、寧波、溫州作為“三極空間”或“三大沿海都市圈”完全一致,嘉興、紹興、臺州作為重要城市在兩個規劃里也都被提及。除了內部區域疊合,兩個規劃還在接軌“長三角”等外部對接區域也有共同的觸點。可見,兩個規劃在空間布局上有相當比例的重合交匯,這就為浙江金融業支持海洋經濟發展在金融資源的空間集聚層面提供了平臺和基礎。3五大舉措、三大保障:護航經濟金融協調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的約束下,資金總量的投入并不是越大越好,尤其是信貸規模總量的投入需要有一個統觀全局的規劃。為此,要統籌規劃,合理調控社會融資規模總量,支持浙江海洋經濟持續科學發展。金融支持海洋經濟發展結構要優化浙江地方金融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間接融資規模大、效益好,直接融資相對弱勢;銀行業發展強勢,非銀行業,尤其是小金融機構、類金融結構發展相對滯后。因此,抓住海洋經濟發展的契機,切合海洋經濟的特點,鼓勵發展直接融資和非銀行尤其是創新型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優化浙江金融業整體的結構。為此,要加強研究,區分海洋金融與大陸金融的差異性,利用發展海洋經濟的契機,優化浙江金融結構,提升金融發展水平。金融支持海洋經濟發展業務要創新在發達經濟體,與海洋經濟相關的金融業務十分廣泛,因此需要在學習借鑒的基礎上,因地制宜,積極發展船舶融資、航運融資、物流金融、海上保險、航運保險與再保險、航運資金匯兌與結算等航運金融服務。為此,要大膽創新,尤其是要創新非銀行業務,構建海洋金融、航運金融和與臨港大工業配套的口岸金融服務等現代海洋金融服務體系。金融支持海洋經濟發展風險要監控海洋經濟的發展具有投資規模較大、不確定性高的特點。一方面資金投入量十分巨大,對區域流動性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戰;另一方面伴隨著金融創新,資金集聚和流動方式、渠道可能較以往有較大程度的差異,可能會在特定試點和局部區域集聚金融風險,這對浙江區域金融監管提出了新的挑戰。為此要協調監管,建立政府監管當局、行業自律和內部風控三位一體的監管體系,同時也要創新監管方式,及時預警金融風險。金融支持海洋經濟發展資源要整合在經典的經濟金融互動關系中,金融的發展有兩種基本動力,一種是需求拉動,一種是供給推動。一方面海洋經濟的發展顯然對浙江地方金融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這體現了需求拉動,另一方面,在發展海洋經濟戰略的過程中,地方政府扮演了積極引導和推動的角色,在金融支持領域也積極推動。因此,地方金融與海洋經濟協調發展需要需求拉動和供給推動兩種力量合力的合力推動。
為此,要整合金融資源,發揮市場的基礎作用,同時也要加大政府引導力度,合力推進海洋經濟發展。浙江金融業與海洋經濟協調發展的保障體系金融與海洋經濟協調發展需要政策大力支持一是在宏觀層面的統籌發展上需要政府協調兼顧,在保證資金支持的同時,也要防止一哄而上,重復建設;二是在總體的優惠政策的制定、實施層面,通過制定相關實施細則,對金融支持海洋經濟建設要有傾斜;三是在具體的業務層面加大支持力度,例如對設立海洋經濟產業基金、政策性海洋保險等予以積極的財政稅收支持。金融與海洋經濟協調發展需要體制不斷創新一是要創新金融準入和管理體制,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要素配置上的作用,適當放寬民間資本準入的條件,引導民間資本支持海洋經濟建設;二是創新金融業務監管體制,監管部門對于適應海洋經濟發展的新型金融業務要密切跟蹤,同時也要借鑒西方發達經濟體的監管經驗,三是創新金融運行體制,尤其是現代金融在業務多元化、國際化的趨勢下,通過搭建信息平臺和綜合服務平臺,提高金融運行效率。金融與海洋經濟協調發展需要人才培養引進一是要建立立體化的金融人才培養體系,包括高端人才,一般管理人才和應用型人才,大力開展系統性、國際化的金融管理和專業人才培養機制;二是健全金融人才的引進、培養和使用機制,創新金融人才引進政策和模式,大力引進各類金融高端人才服務于浙江金融業;三是搭建金融人才合作交流平臺,尤其是要與海洋經濟和海洋金融高端的國家和地區加強合作交流,培養和引進既懂金融、又懂海洋經濟的復合型人才。
金融與經濟發展范文3
一、虛擬經濟下的金融風險因素分析
虛擬經濟是一種高收益與高風險并存的經濟形勢，能夠有效的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但同時快速擴張的資本經濟又會增加經濟金融風險系數。對于虛擬經濟而言，實體經濟是其產生的基礎，虛擬經濟是在實體經濟取得發展和進步的時候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并通過自身的發展促進了實體經濟的相應發展。隨著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改革的深化，社會經濟中的各種資源配置以及使用效率都獲得了較大的提升。另外，證券化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等虛擬經濟的組成部分提供的套期保值等服務，給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較為穩定的發展環境，使實體經濟經營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成本、價格、匯率等風險因素得到很大程度上的降低。
但是我們應該清楚的是，虛擬經濟在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的同時，還造成了金融風險的急劇上升，其中經濟泡沫風險是一種危害較大的風險形式。
按照正常的虛擬經濟發展來看，正常的虛擬經濟發展需要建立在與實體經濟發展規模相適應的前提下，但是，現在虛擬經濟正在朝著一個相對獨立的方向發展。金融泡沫一直伴隨著虛擬經濟的發展，是金融資產與實體資產在價值角度上背離的表現，從金融泡沫的實質上來看，虛擬金融泡沫根本無法實現真正的市場價值。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各種金融機構如投資銀行、證券公司等迅速發展，這些機構之間存在激烈的市場競爭，各自的金融服務項目逐漸增多，從而使得金融資產不斷擴大，而相應的金融工具并沒有相應的得到提升，致使各種金融投機行為日益嚴重，金融泡沫風險不斷增加，在金融市場中，各種不良資產以及債券是最重要的金融泡沫產生形式。
在現實中利用資產的擴張這種方式來實現財富增長的形式，只是對經濟中實際資源的價格進行了改變，使資源的真實價值被過分的夸張，而資源的實際使用效率卻在逐漸變小。考慮開放經濟條件下，一些非貿易品因供給彈性較低，價格也會較快上漲。非貿易品對貿易品比價的上升，意味著實際匯率的升值，出口競爭力隨之被削弱。因此價格泡沫在一定程度上誤導了資金的流向，破壞了實際經濟活動。當然經濟過熱和價格泡沫都不會無限制的持續下去，增長的速度終會因某些瓶頸而趨于放緩。泡沫破裂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為經濟體系當中可以投入該資產市場的資金是有限的。何況，泡沫對實質經濟的負面影響以及消費和投資的財富效應都將進一步降低資金的供給。
二、現代經濟發展中的金融風險管理
（一）對實體經濟結構進行有效的調整
我國正處在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但是自身的工業化水平還需要一定的時間發展，同時還需要面對經濟快速發展中的各種挑戰和機遇。因此，我們應該充分地認識到實體經濟對于國家發展的重要性，根據實際發展中遇到的各種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整。首先，對我國經濟的增長形式進行有效的轉變，逐漸朝著內涵式的方向發展，增加科技、教育以及設施等方面的資金投入，從而為集約式的經濟發展創造條件；其次，加大對我國經濟結構以及產品結構的調整，對科研成果盡快實施產業化生產，以發展技術性商品為重點，不斷根據市場需求，積極調整產業產品結構，不斷進行實體經濟的創新，增加實體經濟的競爭力；最后，逐步建立起現代化的企業管理制度，加強對企業法人智力結構的建設，在企業中建立科學有效的激勵機制以及責任約束機制，不斷引導企業朝著創造財富、避免投機的方向發展，從而增強實體經濟，限制金融泡沫的產生。
（二）調整現有的金融結構
對當前我國金融結構的調整需要從下面幾個方面進行。第一，對銀行中的各種不良資產進行必要的處理，在進行不良資產處理的過程中必然要涉及存量和增量的問題，前者主要是針對于過去而言，而后者的處理主要關系到當前和未來。所以說，在進行金融結構調整時，應該盡量降低不良資產的增量，從而保證現在和未來的發展。當前，我國主要實施的是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因此，銀行應該將信貸服務主要的提供給那些快速增長、效益突出的企業，進而有效的降低呆賬、壞賬的發生比例，這就要求在進行信貸服務時，消除一些不平等的規定，減少政府的干預，使銀行在公平、合理的條件下選擇信貸客戶。
在進行我國金融結構的調整時，另外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完善我國金融體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當前我國金融體系中存在的最大缺陷和不足就是對一些高新技術產業的支持，也就是所謂的風險投資。開展風險投資可以有效促進資本與科技的結合，提升我國產業的技術含量，使科技更好地轉換成經濟效益。
總之，在現代經濟發展中，泡沫經濟是一個重要的金融問題，同時也和實體經濟以及虛擬經濟之間的制度有著重要的聯系。因此，想要達到消除金融泡沫，遏制金融危機的目的，就必須從實體經濟結構以及金融結構兩個方面入手，從而保證我國金融的安全順利發展。
參考文獻
[1]陳瑤.金融風險與防范對策探究[J].科海故事博覽·科教創新,2010(01）.
[2]梁麗紅.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與金融風險[J].科學之友,2009(33）.
金融與經濟發展范文4
關鍵詞：協整分析 格蘭杰因果檢驗 經濟分析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綜述
在眾多經濟學重要課題中，金融進步和經濟發展存在的爭議問題，受到經濟學家的關注。在理論方面和實證層面上，都影響著對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理解和處理。
從理論層面分析，早期的古典經濟學家與新古典宏觀學派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因果關系，貨幣金融變量對于實體經濟而言只是一層面紗。金融發展處于“供給主導”地位。
在實證分析上，Goldsmith在《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中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跨國的比較分析，對這一領域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結果表明金融進步和經濟擴大化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因此，從目前的情況而言，關注金融進步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有著重要的政策意義，尤其是對于發展中國家。本文將基于國內專家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研究，對國內目前金融行業發展與經濟之間存在的辯證研究。
二、實證分析
（一）指標與數據
衡量金融發展，國際上通用的標準：麥氏指標（M2/GDP）和戈氏指標（全部金融資產/GDP）。戈氏指標別稱是金融相關比率（FIR）。許多學者選擇這兩個指標進行實證分析，這兩個指標局限性在于都僅僅測度的是金融規模，實際上并不能完全代表金融發展程度。馬正兵（2008）據此應用第一組數據與經濟增長向量開展典型相關分析，構建了一個金融發展指標=1.2015×M2/GDP―0.0465×PRIVATE―0.2248×SVT/GDP，應用路徑分析方法探討了我國金融發展作用經濟增長的效應和路徑。本文將應用馬正兵（2008）所構建的金融發展指標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進行協整分析與格蘭杰因果檢驗。
對于經濟增長指標的選取，回顧歷年文獻，之前的學者有選擇GDP、GDP的增長率或者人均GDP的。本文選擇人均實際GDP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變量。
考慮到我國證券市場發展較晚及部分稻2009年之后缺失，我們采用數據樣本區間為1992-2009年。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及《中國金融年鑒》。為了實現除去不穩定的時間序列的不同方差情況，同時實現變量間的彈性系數，對人均實際GDP和金融發展指標進行自然對數變換，分別用LnARGDP和LnFD來表示。應用Eviews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
（二）單位根檢驗
如果變量之間的信息在產生中是不穩定的時候，我們需要對這兩個不平衡的時間程序做回歸分析，這樣對導致虛假回歸情況的存在。因此，在進行檢測以前，對這些時間程序進行是否平穩進行檢測。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采用ADF方法對lnARGDP與lnFD兩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經檢驗，lnARGDP和lnFD均為I（1）過程，符合協整檢驗的條件。
（三）協整檢驗
本文在這里采用E-G兩步法協整檢驗來分析人均實際GDP和金融發展之間是否存在著長期均衡的關系。
第一步，對同屬I（1）過程的lnARGDP和lnFD兩個變量的時間序列采取最小二乘估計（OLS），模型的估計結果為：lnARGDP=7.9594+0.8380lnFD
（87.9838）（4.0788）
R2=0.5097F=16.6362
第二步，對上述模型的殘差e進行單位根檢驗，仍采用ADF檢驗，人均實際GDP和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的關系。方程回歸系數表明，金融發展對人均實際GDP的彈性為0.8380，即金融發展深化1個百分點，人均實際GDP可增長0.8380個百分點，這說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顯著。
（四）格蘭杰因果檢驗
1988年格蘭杰提出的因果關系檢驗模型為：
[Yt=α+i=1mβiYt=i+j=1nγjXt-j+μt]
上式中：Xt，Yt分別代表兩組變量Xt-j為Xt的滯后值，Yt-i為Yt的滯后值，α是常數，βi，γj為回歸系數，μt為隨機誤差。
零假設檢驗為Ho：“X不是引起Y變化的原因”，如果系數γ1，γ2，…γn中至少有一個顯著不為零，則拒絕零假設，接受“X是引起Y變化的原因”。
對兩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發現lnARGDP和lnFD存在著單向因果關系，即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但人均實際GDP的變化對金融發展的深化沒有統計意義上的因果關系。當前情況是金融進步和經濟發展之間相互聯系，維持長時間的相互平衡。金融發展幫助經濟發展，在另一方面經濟進步沒有給金融發展提供較為明顯的推動作用。
三、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采用協整分析與格蘭杰因果檢驗研究了國內經濟發展和金融進步之間聯系，中國在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的近二十年期間存在從金融發展到經濟增長的單一因果關系。我們的結論支持了“供給主導”的理念，就是金融的進步幫助了經濟的發展，而不是經濟發展對金融服務的被動體現。
通過以上分析，金融進步應該得到政府的足夠重視，為了維持國內經濟的不斷進步，有必要進行金融行業的改革，保持金融行業規模的擴大，推動金融結構優化，改善金融效率，維護金融安全穩定，充分發揮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韓廷春.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基于中國的實證分析[J].經濟科學，2001（3）
金融與經濟發展范文5
關鍵詞：金融產業集聚；集聚經濟；區域金融；區域經濟
文章編號：1003-4625(2008)06-0049-06
中圖分類號：F830，3
文獻標識碼：A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
國外學術界對金融產業集群的研究起步較早，并且對國內的相關研究有很大的啟示和借鑒。
金德爾伯格認為，金融市場組織中存在著規模經濟，形成了金融市場的積聚力量，同時局部信息與地區不同都是金融市場集聚的主要原因。規模經濟促使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選擇一個特定的區位，同時信息與時區不同也是金融市場集聚的原因。
Davis(1990)通過對金融服務業領域的調查發現，在大都市區域里，大、中、小型的金融服務產業都傾向形成集聚。
Gehrig(1998)根據證券的流動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動，認為對信息較為敏感的金融交易，更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與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區，從而形成金融產業集聚；而對信息不敏感卻對監管成本差異更為敏感的金融交易，也由于信息網絡聚區域。
Pandilt等(2001，2002)則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產業集群動態研究方法，對英國金融服務產業進行分析，認為集群效應影響公司的成長以及新進入者的數量。
國內與金融產業集群相關的研究文獻有限。連建輝、孫煥民、鐘惠波(2005)分析了金融企業集群的經濟性質、效率邊界，并考察了金融企業集群的優勢。
藤春強(2006)分析了金融企業集群的現象和內涵，探討了其經濟性質，并從內原動力和激發動力兩個方面分析了區域金融企業的動力機制與競爭優勢。
鐘偉等(2003)對金融中心和集聚效應結合起來分析，并具體研究了我國的金融中心現狀及其區位選擇。
殷興山、賀繹奮等(2003)通過構建城市金融競爭力的評價指標體系，對長三角15城市金融競爭力進行了評估，提出了著重反映現實的城市金融競爭力或金融實力的“金融聚集力”概念。
梁穎、羅宵(2006)對金融產業集聚的形成模式和宏觀動因進行了研究。
然而上述文獻在金融產業集聚的內涵上眾說紛紜，對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效應方面也缺乏系統的研究與總結。
因此，本文的立意在于剖析金融產業集聚的內涵，在此基礎上梳理金融產業集聚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即效應分析，并進行簡單的實證考察。
二、金融產業集聚的理論內涵
在經濟金融全球化、市場化及信息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金融機構的空間集聚現象日益凸顯，金融產業集聚成為現代金融產業組織的基本形式。20世紀70年代以來出現的這種新現象不僅發生在發達國家，而且出現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美國的紐約、佛羅里達、邁阿密、奧蘭多、亞特蘭大，加拿大的多倫多，英國的倫敦，愛爾蘭的都柏林，印度的孟買等地區，金融產業聚集的趨勢十分明顯。
綜觀當今世界各層級金融中心的發展歷史，可以大致歸納出以倫敦為例的歷史積累自發形成的和以新加坡為例的政府主導嵌入發展的兩種金融產業集聚形成模式(梁穎、羅霄，2006)。
所謂金融產業集聚，就是指一國的金融監管部門、金融中介機構、跨國金融企業、國內金融企業等具有總部功能的機構在地域上向特定區域集中，并與其他國際性(跨國)機構、跨國公司、國內大型企業總部之間存在密切往來聯系的特殊產業空間結構。
金融產業集聚的內涵深刻而豐富，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金融產業集聚的“累積經濟性”。
金融產業集聚通過金融資源與地域條件協調、配置、組合的時空動態變化，金融產業成長、發展，進而在一定地域空間生成金融地域密集系統的變化，必然帶來對區域經濟的發展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形成金融產業集中――金融產業集聚――區域經濟發展的邏輯鏈。
第二，金融產業集聚的空間性。
金融產業集聚的動因、運動規律以及運動結果繼承和印證“金融地理”學家的思維路徑，即沿著“空間差異”、“空間過程”和“空間相互作用”的模式運行。國際上金融產業集聚通過集聚和擴散兩種基本形式進而形成緊密型集群(如倫敦金融城圣保羅以東地區金融產業集群)、次緊集群(如倫敦的西尾金融產業集群)和衛星型集群(如倫敦金融城北部的以商用服務為主的集群，以及橫跨倫敦金融城和西尾地區的法律集群)三種空間形態。
第三，金融產業集聚的層次性。
從國家經濟體系的空間結構來看，由于經濟資源分布、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分工在地域上具有明顯的非均衡性，使經濟運行和發展呈現出較強的區域性特點。金融系統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必然會呈現出特別明顯的區域性，這在客觀上導致了金融產業集群集聚的層次性。從發展規模、輻射范圍和分布格局來看，金融產業集聚的費希層次可以分為宏觀(國際)、中觀(國家)和微觀(區域)三個層次。
第四，金融產業集聚的遞進性。
金融作為一種稀缺資源，是由多層次要素復合而成的綜合體。通過經濟地域運動，金融產業集聚由低層次向高水平方向發展，具有遞進性，體現了“金融”與“地域運動”的耦合。金融產業集聚的遞進性起始于各經濟地域的金融資源稟賦差異，各層次金融要素在Preto效率的驅動下參與金融地域運動的結果。
三、金融產業集聚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效應分析
(一)集聚效應
1、集中交易能大大提高交易效率。
金融產業聚集效益主要體現在跨地區支付效率的提高和金融資源跨地區配置效率的提高。
美國著名金融專家Kindleberger(1974)指出：“單一金融中心的效率性類似于增加單一法幣的效用。每個地區在對外收付時，并不是分別與其他地區進行結算，而是與單一金融中心進行結算；如此，只需要n-1個渠道，而非n(n-1)，2個。……法國將商品經銷集中于巴黎的做法遭到眾多的批判；隨著運費的上漲，商品清算中心的效率必定明顯下降。但是對于貨幣支付來說，作為一國系統頂點的核心金融市場和作為各國金融中心頂點的單一國際金融市場的效率性是毋庸置疑的。”
2、提供近距離交流與溝通的便利。
Vernon(1960)認為，城市吸引著具有巨大不確定性、需要面對接觸的產業和服務業，吸引著那些以較快的互動速度為必要條件的行業。
紐約港吸引了批發商，批發商帶來的金融機構又引來了全國性大公司。公司或金融機構集中在一
起能夠適應復雜多變的市場需求而建立客戶關系，具有相關業務的金融機構需要加強聯系。高級管理者要與承擔債券發行的分銷商加強業務聯系，也需要與中央銀行或金融監管部門打交道，為了避免交易中出現的誤會，金融機構或公司間的低層業務人員也需要緊密地聯系起來解決相關的問題。
(二)外部規模經濟效應
1、節約周轉資金余額，提供融資和投資便利。
Kindleberger(1974)的研究表明，隨著高效支付體系的發展，公司發現通過集中于大都市的金融中心，利用銀行業的交易媒介功能節約周轉資金余額達到一定規模的公司趨向于在大都市設立財務部門，利用當地的金融市場進行交易，并且可以運用較少的周轉資金余額為更大規模的支付提供資金。競爭性日益增加的證券市場為資金短缺者提供越來越大規模的、便宜的證券發行機會，同時為資金盈余者提供更多的流動性投資對象。規模經濟不僅存在于貨幣的交易媒介和價值貯藏功能之中，就貸款、貼現和債券而言，規模經濟還存在于延期支付標準功能之中。
2、提高市場流動性，降低融資成本和投資風險。
通常金融市場的規模越大，證券的流動性越高，這會吸引其他地區的貸款人和借款人把他們的總需求和總供給轉移到這個市場中來，而不僅僅是他們的凈超額需求和供給。借款人可以支付較低的利率或得到更多的貸款。貸款人則可獲得性質不同的投資，這些投資能在規模更大的二級市場上進行交易，這也是貸款人愿意接受較低利率的原因(潘英麗，2003)。
3、金融機構的合作得以開展，其輔產業得以發展與共享。
威廉姆森認為，資產專用性的高低決定了行業的進入和退出的壁壘。在一個行業發展的初期，由于整體規模過小，沒有投資者愿意為其所需要的輔中介業務的專用性資產進行投資。只有當行業發展到一定規模，所提供的發展空間足以抵消專用性資產而有余的情況下，其輔業務才能形成獨立產業。金融輔產業的發展也遵循這一原理。隨著大批金融機構的集中和發展，為金融機構服務的相關輔產業或社會中介服務業也將得到迅速的發展。律師、會計、投資咨詢、信用評估、資產評估、外語和金融專業技術培訓等等機構都將得到發展并提供高質量的服務。至于那些具有相同專業背景和利益的白領階層和管理人員，工作使他們變得關系親密，他們相互之間也會激勵起創新的思想和行動。那些對所有企業、機構和市場都有益的研究機構也將建立起來，并提供咨詢等相關服務。
(三)信息外溢效應
由于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和具有不同競爭實力的金融機構在同一地理位置上的密集設置，會帶來知識、技術等要素的外溢，使金融產業集聚具有典型的信息外溢和知識學習效應。從信息外溢角度看，無論是特殊的金融業還是一般的企業，在企業集群發展過程中，信息外溢現象非常明顯。
地理位置的接近有利于掌握更加豐富的金融信息，金融中介(信息提供商)的參與，使得銀行與借貸經營的企業家之間信息交流充分，從而提高了整個價值鏈的利潤。
而金融機構可根據群內企業的需求，提供多樣化的金融產品，更好地滿足企業的發展需要，同時也拓展了金融機構的盈利空間。
對于支付手段復雜而且信息靈敏度高的股票和金融衍生工具來說，投資者和經紀商在地理位置的接近有利于掌握更加豐富的金融信息。
(四)知識學習效應
在信息外溢的同時，處于同一金融產業集聚中的金融機構之間會相互學習對方的優勢，從而使集聚具有突出的知識學習效應。知識技術的外溢效應隨空間距離的擴大而下降，集聚所帶來的知識溢出，有利于集群內經驗共享、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和生產率。
企業在地理上的集聚有利于研發活動這一問題中知識溢出的原理。編碼知識含義較簡單，它在長距離的空間中傳播成本很低；而難以編碼化的模糊知識則只有通過面對面交流才能低成本地傳播。
而新技術和新知識具有非正式、未編碼化的特點，在本地流動就比在遠距離內流動容易。而且許多知識是隱性的，面對面的接觸與交流才能利于這種知識的傳播，這類信息的聚集與外溢也節省了金融企業的學習成本。
(五)網絡效應
金融產業集聚的網絡結構帶來的額外收益稱為網絡效應。
首先，通過地理集中，金融服務商和客戶都比較熟悉，網絡成為信息流動的渠道，減少了信息交流和搜尋的成本。
其次，網絡促進金融產業集聚主體之間的相互聯系，增進了解，容易建立信譽機制，這樣既減少機會主義行為傾向，降低合約的執行和監督成本，降低交易成本，也能使金融產業集聚區在創新性金融知識的傳播、消化、吸收都更加迅速、快捷，集聚主體之間經過知識的綜合、外化、內化，實現了知識的區域化過程，十分有利于金融知識的共享，創造“知識乘數效應”，加快了集聚區域的金融知識孵化和金融創新，從而獲得了金融創新的區域比較優勢(連建輝等，2005)。
四、金融產業集聚的我國考證
金融中心是一個綜合性的有機體，以國家銀行或中央銀行為總樞紐，以商業銀行、儲蓄、投資、信托等銀行或公司為軀體，證券交易所、貨幣市場、黃金市場和外匯市場為輔翼，擁有收集、交換、重組和解譯信息的能力，其實質就是金融產業集聚的結果(黃解宇、楊再斌，2006)。
鑒于金融中心是金融產業集聚的結果，本部分將以我國金融中心城市建設為例，對金融產業集聚進行考證。
(一)我國金融中心呈現出層級體系的空間布局
目前我國的金融中心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金融中心的空間密度由沿海平原向山地到高原逐漸減少，金融中心的功能地位也逐漸下降。經濟實力、金融制度、交通地理三方面因素決定了我國金融市場的“非標準化信息”的空間布局，從而決定了我國金融中心的空間布局與競爭力結構。
按照“信息腹地”的范圍來劃分我國的金融中心，上海、深圳與廣州、武漢、重慶、沈陽分別是服務于華東、華南、華中、華西、東北地區的金融市場，是我國的區域金融中心；西北地區與青藏高原的金融業相對落后，金融機構聚集的數量少，功能相對簡單，談不上有金融中心；北京是我國的國家金融中心，服務的信息腹地是全國的企業與居民。
上海和深圳則履行部分的國家金融中心職能：上海的經濟基礎雄厚，制度相對完善，處于中國沿海的中心，地理的戰略位置極為重要，上海天然地要打造成中國金融中心金字塔的頂尖；深圳是在深港一體化當中發揮其區域金融中心的作用，由于地理上與香港太接近，深圳更多的是補充香港的金融作用，著重發展創業投資，支持科技創新。
香港是亞太區的跨國公司的總部，是亞太區的國際金融中心，服務的“信息腹地”主要是亞太地區，是全球范圍內的區域金融中心。但中國還沒有與倫敦-紐約-東京“金三角”平級的全球金融中心(馮邦
彥、譚裕華，2007)。
(二)我國金融中心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由于目前國內金融行業發展尚未完全市場化，城市之間缺乏協調，未能形成一個輻射全國的金融中心，難以高效率低成本地提供金融服務。
1、金融資源分散。
目前不少省市，尤其是具有政治地域優勢的北京和具有制度創新優勢的深圳，都提出了建設金融中心的具體設想和思路，均把金融發展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非常重視對金融資源的集聚與利用，國內競爭激烈。
這將引發我國有限金融資源的分流，對其他區域城市中心集聚資源、做大增量帶來困難，并使得各地的金融資源均難以取得最大的規模效應。
如北京，其金融機構總量雖少于上海，但擁有規模更具優勢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人保、人壽等機構總部，此外，目前大陸范圍內有兩個證交所、三個期交所，且相互之間存在“同質競爭”的現象。這導致我國的金融市場力量分散、難以與國際上其他資本市場抗衡。
2、缺乏明確定位。
國內區域金融中心、國際金融中心抑或全球金融中心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逐步積累的自然歷史過程，是金融機構、金融家和相關企業自發選擇的結果，并遵循金融資源運動規律，應該從各區域城市的實際出發，統一規劃。
目前我國金融中心的建設缺乏統一協調和多層次的定位，各地政府盲目高標準攀比建設，紛紛出臺優惠政策爭搶中外金融機構，容易造成重復建設和惡性競爭。
3、條狀監管體系。
由于中國實行高度管制的金融體制，金融業實行垂直管理，地方政府沒有金融改革等權限，難以根據各地實際情況，推動金融業快速發展。
同時我國區域差別大，各地經濟、金融發展水平嚴重失衡，防范風險能力以及監管能力也有較大的差別，國家在決定經濟金融等方面的改革進程時，需要兼顧各地特別是發展相對較慢地區的實際情況，這對有較快發展要求的國內金融中心城市的發展存在一定牽制作用。金融小到一個產品、一項服務的創新，都要付出巨大的爭取成本，金融創新難度較大。
4、地域分割局限。
金融中心首先必須是經濟中心，即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較強的經濟集聚和擴散能力，與相鄰的腹地有緊密的經濟聯系，進而直接影響腹地經濟發展的規模和速度。沒有廣闊的金融腹地，沒有一體化的區域經濟支持，金融中心的集聚與輻射功能發展就會受到限制。由于我國現存經濟體制的約束和市場體系發育的不成熟，跨地區的市場平臺，個人和機構的金融活動多局限在本地區，資本和資金未能按照收益最大化的標準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樊鴻偉，2007)。
5、國際化人才缺乏。
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設需要一大批懂得國際慣例、精通業務的專門人才。目前我國人才國際化總體水平低，特別是缺乏國際通用型人才。
一是缺乏懂得國際慣例、熟悉WTO游戲規則的高級經營管理、金融、保險人才；
二是缺乏一大批取得國際化執業資格的高級人才，如注冊會計師、注冊設計師；
三是缺乏一批熟練運用外語直接工作的人才；
四是缺乏一批計算機應用能力強的人才。
五、推動金融產業集聚的政策建議
推動金融產業集聚，必須借鑒國際金融產業集聚的實踐經驗，依據金融產業集聚自身發展規律，并結合我國金融中心建設的客觀實情，走政府指導與市場導向相結合的道路，以促進區域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一)正確發揮政府在推動金融產業集聚中的積極作用
無論自發形成的，還是政府主導的金融產業集聚，政府的支持至關重要。尤其是金融業產業集聚在發展的萌芽期，往往層次較低，金融本地化或根植性不強，技術進步的動力不足，難以產生持久的產業收益，這時需要政府的引導和介入。
但是，政府支持應該是在市場主導作用下的適度介入。因為真正能決定金融服務業產業集群過程的是金融市場及其微觀主體，作為直接的經營者，金融機構對金融資源稟賦、金融業市場狀況最為了解，作為微觀主體的金融企業竭盡全力地作出有限理性下的最優選擇。而作為宏觀管理者的政府無法完全獲得相關的微觀信息。
同時，政府的任期制度和不完善的政績考察制度，可能使政府更具機會主義傾向，政府行為的過度介入，可能容易導致尋租事件的發生。
因此，必須改善各級政府對金融業調控的方法和手段，規范政府行為，正確發揮政府在推動金融產業集聚的積極作用，通過產業政策的推動，科學抉擇出具有發展可能性的城市，并積極影響引導金融機構的選址決策：同時也必須準確把握金融產業集聚的規律，對于金融集聚的規模、程度和輻射范圍等按階段提出切實可行的戰略目標。
(二)通過金融創新，吸引金融資源集聚，并在創新中形成區域金融產業的核心競爭
金融創新來自于兩方面的動力，一方面是在金融管制條件下的金融創新，另一方面金融創新來自于放松的金融管制。在監管機構放松管制比較困難的情況下，推出的金融創新業務應在不違背管制的情況下尋找出路和創新，同時，應建立寬松的金融運行環境，鼓勵金融機構的創新業務，由此帶動金融管制的放松和放開。突破管制試點金融創新業務必將帶動地方金融資源的巨大增長，相應必然引起金融產業集聚，也有助于區域金融產業核心競爭力的形成。
目前加強金融創新的重點：
一是市場和產品創新。要在加快市場制度建設的同時，大力推進金融產品創新、拓展新的市場。例如，加快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建立，并加快國債期貨、股指期貨、石油期貨、產業基金等金融產品的上市進程。
二是制度創新。在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的基礎上，深入推進金融制度的市場化、國際化、自由化、透明化改革。可適當允許金融混業(如制訂《金融控股公司管理暫行辦法》、《進一步促進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的措施》等)，并探索資本項目的開放問題及操作辦法；加快利率市場化、提高匯率彈性以吸引金融企業投資。
三是機構創新。主要包括機構的功能和種類創新，通過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實現股權結構多樣化等。
四是人才創新。通過人才素質建設、國際交流方式創新培養一批世界一流國際化人才，為金融產業集聚提供人力資源保證。
(三)建立“互補型”的金融組織體系，提升金融產業集聚的層次，優化集聚結構
金融產業聚集程度應與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金融資源的營運效率相配稱，唯有如此，才能體現出金融活動的規模效益。目前，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還有待進一步深化，金融資源的跨行政區域的市場化配置有待進一步改進。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目前金融機構按行政區劃設置的格局還沒有完全得到改變，金融組織體系的空間分布還較勻齊，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機構設置的相似系數還很高，金融組織結構的區域趨同。一方面，使金融資源的空間配置過于分散化、勻齊化，導致金融資源的大量重復配置；另一方面，使金融結構不能在區域間形成互補狀態，增加了金融機構的運轉成本，導致區域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下降。同時，由于金融組織體系的勻齊狀態，也使區域金融失去了優化和成長的空間。
因此，需要重新整合金融組織體系，積極推動“互補型”的金融聚集，促使金融機構形成符合區域經濟與資源配置特色的金融組織網絡，使金融資源在相應區域內的使用變得更加富有效率。
從整體上看，“互補型”的金融組織區域聚集將使金融資源的區域配置趨于合理，獲得資金配置上的帕累托改進。要使區域金融組織機構向“互補型”轉換，實質在于通過解除現有的不合理的條塊金融體系，構建新的區域組合型金融組織框架。要按照經濟金融發展的態勢，形成若干個次級金融中心或金融發展極，打破金融資源的地方壁壘，彌合區域金融市場的相對割裂狀態，促使金融資源空間流動與配置機制的形成。
(四)調整和改進金融監管，防范金融風險
良好的監管環境是金融集聚、金融中心形成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
金融監管與金融發展相伴而生。金融監管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一是保證公平競爭的環境；二是保證市場的穩定，以防范或抑制金融風險，為市場發展提供穩定的制度環境。
同時，監管制度也是一個地區或城市投資環境質量的主要方面。在金融產業集聚區，金融機構多樣化、國際化，金融業務、金融工具交叉化和多元化，金融資產虛擬化，金融創新迅猛化，金融風險多極化，使金融的整體形態和變化機理都出現重大變革。
金融與經濟發展范文6
關鍵詞：農村經濟；經濟發展；金融變革
1我國農村經濟發展與金融變革的現狀
1.1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現狀
1993年以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較為緩慢，但在近幾年，農村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農村經濟的迅速發展主要取決于以下幾個方面。①國家政策環境的變化。相關政策從以工業發展為主，開始向發展農村經濟轉變，這樣的大趨勢給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了較好的政策環境[1]。②生產力和生產水平提高，直接推動了我國工業的發展。由于工業生產的進步，我國的農業經濟也得到了較好的發展，很多工業生產的機械設備開始投入到農業生產中，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機械化水平，直接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③其他產業的發展對農村經濟發展也有較好的推動作用。很多農村開始發展體育旅游，開辦“農家樂”等，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1.2我國農村金融變革的現狀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增速有所下降，再加上其他原因，導致農村金融發展緩慢，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的促進作用也沒有得到很好的體現。與此同時，我國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在不斷健全，對農村金融變革也有推動作用。我國農村金融發展主要經歷了3個階段。①1978—1984年。在這一階段，我國農村的相關金融機構逐漸恢復，金融事業開始發展。②1985—1993年。該階段為農村金融變革的發展和擴大階段，在這一階段出現了很多農村金融發展問題，建立有效、及時且全面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成為這一階段主要解決的問題。③1994年至今。該階段屬于農村金融變革的完善與補充時期，這一階段不斷完善農村金融市場和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給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動力，推動了社會主義經濟更快發展[2]。
2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和金融變革存在的問題
2.1農村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及缺陷
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主要存在以下4方面的問題。①農民收入水平的增長速度放慢。這主要是因為受到國際經濟發展的影響，在當前的經濟發展形勢下，僅靠糧食增產和提高農副產品價格已經難以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國企體制改革使得農村企業的優勢開始減弱，城市中的下崗人員增多，降低了農村人口在城市中的就業率，嚴重影響了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②農業勞動的比較效益低下，生產率難以得到提高。我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家，人多地少的問題明顯，據調查，我國14億人口中有9億農民，這也使得我國的人均耕地面積不足0.927hm2，而世界平均水平已經接近2.001hm2，例如印度是我國的20倍，加拿大是我國的18倍。③農業是弱勢產業，農產品的生長時間非常長，農副產品的售價卻非常低，這也導致農業生產的投資回報率低，投入多、收益少已經成為農業經濟發展亟需解決的問題。④農村經濟的主體是個體農民，因而經濟主體結構具有分散性，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投入不足影響了經濟發展，農業生產部門難以與大市場聯結，綜合效益也難以得到提高。除此之外，受規模資金的影響以及部分農民的信用觀念相對較差，銀行為農業提供的貸款資金也較少，銀行不良信貸資產增值。
2.2農村金融變革中的問題
農村金融變革中主要存在以下3個方面的問題。①農村融資渠道較窄。當前農村的融資渠道僅包括農村信用社和農商銀行兩種，其業務內容單一也直接阻礙了農業資金的投入。政策性農業貸款較困難，農業綜合開發和農業基本建設性貸款都較少。②農村金融市場分割顯著，金融活動等級低。當前農村金融市場被農村發展銀行、農村信用社和農業銀行等分割，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和移動支付工具等的興起，使農民降低了對銀行的依賴程度，農民周轉資金的方式也開始從銀行轉變成了快捷支付和其他民間信用市場，農民和銀行只有存取資金的關系。③金融機構的管理方式和農村經濟發展不協調。由于農村信貸管理較為嚴格，有著嚴格的擔保抵押制度，貸款程序復雜，審批的周期較長，整個貸款過程也不夠透明，這就使得很多農民選擇民間借貸。
3促進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及金融變革的策略
要進一步推動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就必須構建農村金融改革服務體系，不斷優化金融機構資源配置，在適應經濟環境變化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優化，推動農村農業經濟的發展。
3.1轉變農村金融改革服務理念
要轉變農村金融改革服務理念，應做好以下3方面的工作。①改革要全面。不僅要幫助弱勢群體，還要服務農業和全體農民。②方案的制定工作必須要結合“三農”的實際情況。根據“三農”結構性的變遷來構建更加全面可行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其中包括金融機構的監督管理、金融的協調、農村保險、農村信用合作等，但是這并不是組織機構的簡單擴張，而是立足于為農民辦實事，為農業經濟和金融發展服務[3]。③對農村金融服務工具進行創新。根據實際情況，改進和優化工作及服務方式，提高員工工作的積極性和靈活性等。
3.2優化金融機構的資源配置
要解決農業金融發展中的問題，還必須優化農村金融機構的資源配置，如功能配置及人員配置等。明確農村金融改革的目標，與農村“三農”環境的變化相適應，讓農民了解農業金融機構的資源配置是吸引客戶和服務廣大農民的一種手段，并不是金融改革的最終目的。
3.3適應經濟環境的改變
農村經濟和農村金融改革必須要適應經濟環境的變化，適應社會需求的變化、客戶地位的變化以及“三農”環境的變化等。不斷加大統籌城鄉發展的力度，提高農村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活力，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堅持工業反哺農業，提高對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視度，加大對農業的投入等[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