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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社會責任理論范文1

傳媒社會責任論的理論建構

社會責任論緣起于客觀現實的發展及理論自覺的進步。西奧多•彼德森將社會責任論的提出背景總結為以下幾方面:第一,通訊工業的科技革命帶來了社會變遷,改變了國家的面貌及人們的生活方式,使大眾傳媒具有了巨大的影響力,也造就了少數人控制傳媒工具的現實。第二,秉持自由主義理論的西方資本主義傳媒因其經濟利益最大化及自由選擇最大化的追求遭受到各方面的尖銳批評,在理論上直接促成了社會責任論的提出。第三,出現了適于社會責任論生存的新的“知識氣候”,這些20世紀的新的世界觀對自由主義思想形成了巨大的沖擊,推動了社會責任論的形成。第四,傳媒業界吸收了一些有原則有教養的人,與整個工商業界社會責任感的提升相一致,傳媒業的職業精神也獲得了發展,為社會責任論的提出奠定了基礎。總之,社會現實的發展及整體世界觀的改變推動了人們對有關媒體自由的反思,促成了媒體社會責任論的形成。

社會責任論修正了傳統自由主義理論。在如何看待傳媒社會責任理論與自由主義理論的問題上,部分學者常不自覺地將兩者對立起來,將前者視為“道德的”、“好的”,而將后者視為“不道德的”、“壞的”。顯然,這是一種誤讀。事實上,社會責任論是自由主義理論的演化與發展,是適應新情況的新理論。只是,社會責任論對自由主義理論進行了反思,修正了其中部分不合時宜的內容:第一,修正了人性認識中的理性觀。在傳統自由主義理論下,人被視為有道德的、完全理性的人,能夠傾向于追求真理。但歷史事實和現代社會學已表明,人類理性并非如此完美。有鑒于此,社會責任論提出,人并非完全的理性動物,人類的目標不是尋求真理而是滿足自身直接的需求和欲望,人類理性不可靠且人們懶于運用它,傳媒負有引導理性生活、塑造道德精神的責任。第二,擴充了傳統的責任觀。社會責任論摒棄了絕對自由的觀念,強調責任與自由、責任與權利的統一。第三,揭示了責任的社會性。社會責任論不僅強調了責任與權利的統一,還揭示了傳媒所負責任的社會性。只要媒體對社會產生影響,其社會責任就是無法回避的問題,越是對他人產生重要影響,其所承擔的責任就越重大。因此,那些傳媒從業者及傳媒集團的控制者對社會整體都負有不可推卸的一份責任。

社會責任論進一步確證了傳媒自由理念。第一,社會責任論重新認識了自由與責任的關系,將自由區分為“積極的自由”與“消極的自由”,即“有做……的自由”與“免于……的自由”兩大類。同時,社會責任論指出,純消極的自由是沒有實效的,真正的自由必須具備積極、消極兩方面。換言之,傳媒有自由去獲取其道德意識與社會需要所指出的目標,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它必須具備相應的經濟、技術條件。第二,社會責任論進一步確證了傳媒自由的重要性。傳媒社會責任論肇端于人們關于自由主義理論弊病的反思,與傳媒自由濫用直接相關,但這并不表明社會責任論否定傳媒自由理念,相反,它是對自由理念的擴充和確證。社會責任論之所以強調傳媒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其宗旨在于確保“思想的自由市場”,保障大眾自由的信息獲取權,維護傳媒的健康發展。若要確保傳媒社會責任的履行,則必須保障其自由權利的獲得。換言之,沒有傳媒自由,作為社會公器的傳媒機構就無義務亦無能力踐行社會責任。

傳媒社會責任論的諸多困境

傳媒社會責任理論自創立以來,獲得了廣泛響應,在理論呼聲中逐步取代了西方自由主義理論而占據了主導地位。但細究下去,則不難發現,與其高漲的道義呼聲相比,實際的落實狀況并不令人滿意。這種現象的出現,既有其理論自身的不足,亦有現實環境的局限。具體而言,一方面,社會責任論面對不少的理論質疑。傳媒社會責任論一經提出,就遭受到很多質疑與批評。以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為代表的部分學者直接質疑這一理論的科學性與必要性,正如他們反對企業承擔任何社會責任一樣,他們提出作為經濟組織的傳媒企業其社會責任只有一種,即不斷增加企業利潤,使經濟效益最大化。同時,有學者認為傳媒社會責任論本身具有不可化解的內在矛盾:一是,社會責任論訴求于政府去規范傳媒濫用自由的現象有悖于祛除政府干涉的自由主義原則。社會責任論一方面堅持自由傳媒的原則,力求祛除政府的干涉,確保傳媒的批評監督權,但另一方面又主張在一定條件下引入政府的管束,這本身就是一個矛盾。二是,社會責任論訴求于人類理性及道德自律來規范傳媒行為有悖于它對人類有限理性的批評。社會責任論一方面批評自由主義理論賴以立論的完全理性說,但另一方面又將人的自律理性作為自身理論的基礎之一,是自相矛盾的做法。

另一方面,社會責任論面臨諸多現實困境。社會現實的不斷發展,特別是新型傳媒方式的不斷涌現使社會責任論的實踐面臨眾多障礙。一是,社會責任的主體認定較為復雜。如兒童接觸暴力圖片,其責任主體就包括刊載暴力圖片的媒體、兒童的父母、暴力圖片的提供者等,如何恰當界定責任主體,確定責任大小是頗為復雜的問題。二是,現代傳媒巨鱷的出現增加了落實社會責任的難度。在社會責任論提出之初,學者們業已擔心傳媒壟斷對傳媒自由、傳媒責任的危害,但令人遺憾的是,時至今日,這一現象不僅沒有改變反而愈發嚴重。如甘尼特(Gannett)、克姆卡特(Comcast)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等傳媒寡頭的出現使得它們對社會的影響更為簡易,更無所顧忌,也使社會責任論對其約束更為無力。三是,新媒體的出現改變了社會責任論的理論前提,為其現實落實設置了障礙。各類新型媒體特別是互聯網的出現和盛行,使傳媒的主體行為更為隱蔽,使傳媒社會責任的認定和追責極為困難,直接造成了社會責任論指導作用的弱化。總之,傳媒社會責任論自身的理論不足與現實的客觀限制帶來了上述諸多矛盾與問題,同時也為我們探討大眾傳媒的社會責任預制了新的起點與要求。

傳媒社會責任論的實現路徑

面臨新情況與新境遇的傳媒社會責任論,其作用發揮是值得探討的。特別是,傳媒社會責任論在初始狀態是以西方白人中產階級價值觀念為核心,帶有鮮明西方文化特色的。對于中國而言,其指導價值的發揮就更值得商榷和探究了。因此,我們認為傳媒社會責任論的落實可有如下幾方面的工作。

應以傳媒組織多向度利益的均衡發展為基礎。當代社會,傳媒組織多是市場經濟中的獨立主體,既有其作為市場經營主體的經濟利益、作為政府“喉舌”的政治利益,又有其作為社會公器的社會利益。諸多利益與傳媒組織所承載的社會身份相連,與其扮演的社會角色相關,表現出多向度、多層次的特點。這些利益主張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傳媒組織所負的責任與所擔的義務。我們強調傳媒的社會責任,不能脫離這個根本的基礎,必須客觀認識傳媒組織所應實現的諸多利益,在促成多向度利益均衡發展的基礎上推動社會利益與社會責任的實現。事實上,多向度利益與責任之間是相輔相成的,傳媒組織經濟效益的增長會提升其實現政治、社會效益的能力,擴展其社會責任的范圍與限度;傳媒社會責任的落實則會提高傳媒組織的社會美譽度,增強其實現經濟、政治利益的能力。

應以自由與責任的協同發展為前提。獨立自由是傳媒組織的生存之基與價值所在,承擔責任是傳媒組織的內在之道與外在要求。強調傳媒的社會責任離不開對傳媒獨立與自由的確認,離開自由純粹談論責任是空洞而有害的。因此,在國家宏觀統一部署之下,切實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新聞出版產業改革,就成為當務之急與必然之選。不斷深入的改革能夠避免傳媒組織陷入與異化政治責任、異化經濟責任的沖突之中,使傳媒組織具有真正的獨立地位與自由權利,進而杜絕各種傳媒失語、傳媒缺位、傳媒腐敗、傳媒庸俗化的現象。換言之,通過宏觀制度層面對傳媒生命力的釋放,傳媒自由與傳媒責任能夠獲得協同發展,其社會責任也能夠自然而然地獲得實現。

媒體社會責任理論范文2

摘 要：社會責任論是在40年代中期問世，10年后不僅在美國新聞界得到普遍認同，而且開始風行于西方各國。社會責任論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西方社會的變遷，而且適合西方國家的現實需要。社會責任論的新聞自由觀在強調新聞自由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新聞媒介對社會要承擔的責任，所以它的到來是新聞界進步的一個標志。中國雖然沒有明確的社會責任論新聞自由觀的說法，但是中國有著對新聞媒介同樣的要求。比較中西方對于社會責任論的新聞自由觀，從而認識兩者的相同與不同點，使我國的新聞工作者能夠更加深刻地認識學習到中西方的新聞社會責任理論，更好的發展我國的新聞事業。

關鍵詞：社會責任論；新聞自由觀；責任；自由

一、西方社會責任論新聞自由觀概況

“在當代西方新聞理論中，有兩個核心概念值得高度重視。這兩個核心概念就是權力和義務。它既表明了傳媒自身的價值追求，又包含了社會公眾對傳媒的責任寄托①”。在西方人眼中新聞自由是至高無上的信念，為了追求新聞自由，人們把新聞的地位甚至提升到“第四種權力”。

現代西方新聞理論已明確地提出實現新聞自由的三個基本要求：知曉權、傳播權、傳媒接近權。隨著西方新聞自由理論的發展，西方新聞界同時也發生了一些問題，迫使一些學者開始研究以新聞自由理論為基礎而發展的另一種理論即社會責任論，學者們認為不能使新聞無條件的自由下去，新聞要對社會承擔責任。社會責任理論是對西方新聞過度自由化的一種約束與控制。

新聞自由是危險的，這個危險危及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危機了資本主義制度。所以社會責任論的倡導者驚呼“新聞自由是危險的”。社會責任論的發展對西方其他國家產生了很多積極作用，“它為公眾評價西方的新聞媒介建立了一個價值體系，成為人們對大眾傳播媒介進行批評的武器，從而對傳媒造成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西方各國的新聞媒介先后都依據社會責任論建構道德自律，以及同新聞協會進行自我監督和相互監督；使新聞媒介的煽情新聞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司法機構的判案標準；社會責任論成為新聞從業人員培訓和新聞教育的重要內容，教育了幾代西方新聞從業人員②”。但是社會責任論的提出并沒有徹底解決新聞媒體和公眾與政府的矛盾，反而這種理論在西方新聞界實踐上暴露出了更多的弊端。

二、中國社會責任論新聞自由觀理解

在我國雖然并沒有像西方那樣明確的提出社會責任理論，但是我國在新聞觀中，也有著新聞對社會負責的要求。我國的一些學者對社會責任理論有著中國化的理解：媒體、新聞從業人員對社會、國家、民眾所應負的責任和應承擔的義務。有些學者認為，“自由是權力和義務的結合，社會責任理論是舊的新聞自由觀念擺脫了天賦權力的魔影，把新聞自由帶回到對道德權利認識的起點上，重新加以審視？”。

我國的社會責任新聞自由觀，即強調新聞要有自由，又要承擔社會責任，如果過分強調自由，無限擴大新聞的權力，就會向西方一樣產生種種自由過度化的問題；如果新聞只強調責任化而忽視自由觀，那么新聞將會是枯燥無味的，所以我國對社會責任新聞自由觀的理解是既強調自由又強調責任的結合。

三、中西社會責任論新聞自由觀的共同點

雖然中西方對新聞社會責任論有不同的理解和概念，但是總體來說，其核心都是強調新聞對社會負責，兩者還是具有一定的相同之處。

首先，兩者都強調自由和權力的統一。

不論是西方的社會責任新聞自由觀還是中國的社會責任新聞自由觀，兩者均認同權力和義務是相輔相成的，享有權力的新聞要對社會承擔責任。

其次，中西方都以道德標準為基礎進行判斷，以自律為形式。

社會責任很大程度上來說是道德層面上的概念，難以用具體的法律條款來約束，所以東西方都只有很少的法律涉及到新聞的社會責任問題，大多以依靠道德標準來制約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而且多是以建立一些新聞組織和道德自律信條來實現對新聞界的約束。

四、中西社會責任論新聞自由觀的差異

雖然中西方對于社會責任論新聞自由觀在權利和義務上是統一的，實行以及在判斷標準上均以道德為基礎，為自律為形式，但是由于中西方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文化背景等多方面的不同，造成中西方對社會責任論新聞自由觀的理解上有著很大的差異。

首先，新聞體制的不同。

這是兩者最根本的不同，在這種不同下衍生出了兩者更多的差異。我國的新聞事業實行社會主義新聞體制，而西方是資本主義社會，實行的是資本主義新聞體制，最大限度追求新聞自由，但是這種新聞自由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使權利集中化，易產生壟斷和大集團化，忽略了大眾對新聞的使用權利，容易導致各種社會問題。在西方的新聞體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從根本上來說是與社會責任相互矛盾的，新聞界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常常嘩眾取寵，報道一些黃色新聞，虛假新聞和低俗新聞，致使新聞界無法承擔社會責任，而社會責任論新聞自由理論更是無法得到真正的實現。

其次，理論基礎不同。

西方的新聞理論基礎即社會責任論的新聞自由觀，它強調新聞自由應該承擔道德責任，應該追求積極自由，擴大和發展新聞自由的權利。社會責任論的提出，是西方新聞理論的一個進步，但是它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新聞媒介不負責任的狀況，卻使新聞媒介壟斷情況日益嚴重。

而我國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理論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核心的新聞倫理道德觀。新聞媒體必須遵循這種道德觀，進行新聞報道，這就保證了我國新聞事業的健康狀態。

最后，記者的社會角色不同。

在西方對新聞記者的評價是“無冕之王”，具有凌駕在社會之上的特殊社會地位，進一步解釋就是新聞記者是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種等級”。但是這種“第四等級”的本質是受到社會政治集團所左右的，為某一集團服務的。就像美國傳播批判學者阿特休爾認為的一樣，西方媒介所以宣揚客觀，宣揚記者是無冕之王，只是因為這樣做有利可圖，其實還是受政治和經濟利益控制的。所以這種形式下，新聞記者想要真正的對社會負責，還是很難實現的。

我國的新聞記者則是黨和政府的喉舌，是人民的公仆，記者起到上傳下達，聯系政府和群眾的橋梁作用。記者的權利以維護黨和國家以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基礎，受黨、國家、群眾的制約。在當代中國，每一家新聞機構，每一個新聞從業人員，所從事的都不僅僅是單純的傳播新聞，他們肩負著“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③”的重大使命。

綜上所述，中西方對于社會責任論的新聞自由觀，有著相同和不同的理解與運用，雖然西方新聞理論發源早于中國，理論發展也優先于中國，但是在理論實施上中國亦有先進之處，中國在對待西方的新聞理論上，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斷的完善和發展自己的理論基礎，進而運用到自己的新聞實踐中，使我國的新聞工作者能夠更好的發展我國的新聞事業，使我國的新聞能夠在自由和責任中得到更好的發展。（作者單位：渤海大學）

注解

① 劉行芳《西方傳媒與西方新聞理論》2004年，新華出版社，第283頁

② 李良榮；《西方新聞事業概論》，1997年，復旦大學出版社，第38頁

媒體社會責任理論范文3

SA8000研究的四大階段

如果以文章的發表作為斷代的標準，國內理論界對SA8000的研究可以分成如下幾個階段：

階段一：從SA8000的初始介紹到2003年12月12日。

這一階段的標志性文章是粵港信息時報的《美欲向我掄SA8000大棒，珠三角恐成重災區》（2003年12月12日）。

這個階段的特點是理論界對SA8000的研究比較零散，國內雖然已經有不少文章涉及到SA8000，但卻很少有專家或媒體進行長期跟蹤研究或連續發表系列文章，國內理論界和外經貿領域的人士對SA8000也知之甚少。現在回顧這個階段公開發表的文章，理論界基本上是把SA8000界定為技術貿易壁壘，而已經通過或正在認證SA8000的企業，幾乎都是由國外購買方要求并指引其進行操作。咨詢、培訓和認證也全部都由國外購買方聯系的中介和認證機構一手包辦，絕大部分的其他企業基本不了解SA8000，政府部門在這個階段幾乎沒有發表過對SA8000的任何言論。

階段二：2003年12月12日至2004年4月28日。

這一階段的標志性文章是南方日報的《跨越SA8000》（2004年4月28日）。

這個階段的特點是SA8000被炒得鋪天蓋地，而且越炒越懸，甚至出現了很多誤讀和曲解。我們注意到，很多接受媒體采訪的專家實際上并不了解SA8000。這個階段媒體對SA8000的報道乏善可陳，不過是貼來貼去罷了。由于媒體的炒作和市場的誘惑，大量在國外從事SA8000研究的工作機構對中國的認證市場產生了巨大的興趣，紛紛派人前來企圖開辟這一市場。這一階段，理論界開始關注和研究SA8000；企業在媒體的炒作下紛紛開始學習SA8000，并表現出對SA8000認證的強烈興趣及緊迫感；政府相關部門也開始注意SA8000。媒體方面要算民營經濟報（前粵港信息時報）最為積極，多次推出了系列專題報道。

階段三：2004年4月28日至2004年7月13日。

該階段的標志性文章是羊城晚報的《SA8000認證國內遭遇尷尬》（2004年7月13日）。

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對SA8000的爭論達到了高峰，問題主要集中在SA8000是不是壁壘上。首先是南方日報作為廣東省委的機關報，以少有的全版全文刊登了廣東省社科院SA8000課題組的長文，全面解讀SA8000。各媒體紛紛轉載。商務部的《WTO經濟導刊》和原國家經貿委的《現代企業教育》等雜志紛紛開辟專欄，引起了理論界和政府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很多政府的相關部門紛紛組成工作組進行有關方面的調查研究，不少理論界的專家和政府官員也就SA8000發表看法，全國興起了培訓SA8000知識的熱潮。經過SAI授權的9個認證公司設在香港的境外中介機構紛紛進入內地開展培訓、咨詢和認證業務。國內的相關認證機構和中介組織就SA8000也開展了一系列的活動，但大都受到境外同行機構的排擠。與此同時，企業參加SA8000的知識培訓和認證的興趣也越來越濃厚。

階段四：2004年7月13日羊城晚報《SA8000認證國內遭遇尷尬》文章的發表至今。

該階段的特點是，對SA8000的扭曲認識逐步回歸到正確的軌道。《SA8000認證國內遭遇尷尬》一文首次指出：“自稱國際標準的SA8000實際是由美國一家民間機構牽頭制定的，事實上還不是國際標準”。理論界和相關政府部門的深入調查研究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對SA8000的看法出現了轉變。值得一提的是，由對SA8000的研究得到的啟示，理論界開始從SA8000的研究轉入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將不斷涌現，打破對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敏感和沉悶局面，對勞工及其他社會責任的話題將長期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大批企業對SA8000的看法也迅速回歸，受到SA8000壓力的企業表示將繼續認證SA8000，還沒有受到壓力的出口企業對SA8000出現了反感的情緒。境外機構在國內開展的認證和咨詢活動有所收斂，轉入更加隱秘的形式。廣東省社科院SA8000課題組推出的“SA8000研究前沿系列報告”震驚了經SAI授權認證的9家認證機構及其他境外相關機構，他們開始對其在中國開展的SA8000認證、咨詢行為進行反思，同時也對中國市場給予了更大的關注。

SA8000在中國的推行及影響

根據SAI于2004年10月31日對外公布的數據，來自40個國家、51個行業的492家企業取得SA8000的有效認證，其中包括中國的59家企業。這里之所以提出“有效認證”，是因為在過去通過SA8000認證的企業中，有不少企業自動放棄認證資格或在認證機構的復審中不過關而被取消了有效資格。

一段時間以來，由于國內理論界對SA8000認證的爭論越來越激烈，已經引起了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國家認鑒委表示，不宜在國內推廣SA8000的認證。今年下半年以來，我國提交認證的企業明顯減少。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大部分認證SA8000的企業幾乎無不是被跨國公司迫使的。由于SA8000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影響并不大，國外的消費者也不十分了解，SA8000只是目前幾百個公司社會責任守則中的一個，跨國公司要求其供貨企業進行社會責任建設并不一定要進行SA8000的認證，如現在我國沿海地區進行的第二方審核就已經很普遍。據初步調研測算，我國沿海地區有超過35000家企業已經通過第二方社會責任審核，而全國通過SA8000認證的企業只有50多家。面對國內理論界對SA8000的批評，跨國公司也存在著推動SA8000認證的擔心，如在國內推行SA8000最為積極的沃爾瑪公司，最近卻受到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對其“有意不設立工會”的質疑，從而鬧出了經常講勞動者權益保護的企業并不一定確實保護勞工的國際笑話。

但不管怎樣，SA8000導入中國至少有以下兩方面的積極意義。其一，它引發了包括理論界在內的社會各界對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爭論，并把國際上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引入中國。另一方面，也給中國企業家補了一堂國際課，可以預見，社會各界以后將會對企業社會責任建設更加重視。作為中國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已經成為一種新型的企業文化，其建設與完善迫在眉睫。那些不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企業或企業家，將在未來的經營活動中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甚至會被社會淘汰出局。

SA8000帶給中國企業的經驗與啟示

SA8000的出臺和在我國的推動是當前國際新格局下的必然產物；是我國經濟崛起的同時對相關國家帶來壓力的必然反映；是中國和發達國家貿易摩擦的一種表現形式；同時也是我國即將成為世界加工廠的發展趨勢下，國際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導入中國的必然結果。

國際上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已經有了100多年的歷史，如何建設企業社會責任，什么樣的企業應承擔什么樣的社會責任，以及應當承擔多重的企業社會責任等問題，歷來都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場合爭論的焦點，而且始終難以達成一致意見。這也說明，等待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統一標準的出臺，將會是一個不短的時間。

由于SA8000是一個拼湊的公司守則或體系，其不科學、不系統及不可操作的缺陷注定了：SA8000如不加以修改便難以成為國際標準，最多也只是某些跨國公司替代其社會責任守則的民間體系，在此前提下，我國政府將不會承認SA8000認證的合法地位，從而也注定了SA8000在我國的認證行為是違法的。

媒體社會責任理論范文4

記者：今年4月16日，中國記協和全國“三項教育”辦公室舉行“我為實現中國夢傳遞正能量——新聞工作者社會責任”主題討論會，并由中國記協和25家媒體共同發起“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為實現中國夢傳遞正能量”的倡議，引發了一場關于記者社會責任的大討論。自覺履行社會責任是合格的社會主義新聞人應該必備的素質，為什么現在再提記者的社會責任？您認為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哪里？

王冬梅：社會責任是新聞從業者的職業準則之一，需要記者在職業生涯中始終堅守，自覺履行。記者應從開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像印記一樣把社會責任的基本要義印在頭腦中，指導職業行為。實際上，我們絕大多數記者都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高尚的職業精神。但不容忽視的是，隨著社會思想多元化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沖擊，以及市場經濟給媒體帶來的壓力，一些記者對媒體的基本屬性、記者的職業性質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模糊認識和角色錯位。有人把記者是社會發展的記錄者、見證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參與者這種職業的本分淡忘了，換位成了社會萬象的“旁觀者”或“點評人”。有的媒體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壓力下迷失方向，不再明確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的原則立場，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忽視社會效益，不把傳遞正能量、唱響主旋律的報道作為主業，卻熱衷于那些低俗報道或對社會可能產生負面影響的所謂“轟動性”的新聞。有些記者甚至無視職業道德操守，根本不到現場采訪，不核實新聞要素，而是從網上搜來搜去，再粘貼拼湊成自己的“作品”。更有甚者利用職業所賦予的報道權作為“權錢交易”的手段，干一些觸犯法律法規的新聞敲詐類勾當。這些問題導致不負責任的報道、虛假報道不斷出現，雖然屬于個別媒體和記者所為，但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不僅削弱了媒體的輿論導向功能，也嚴重損害了新聞媒體的公信力。前不久發生的《新快報》記者陳永洲涉嫌損害商業信譽罪一事，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對此，不僅廣大人民群眾十分反感，絕大多數新聞工作者更是深惡痛絕，稱之為“害群之馬”。

正是響應社會和行業呼聲，中國記協和全國“三項教育”辦公室在全國新聞界發起了圍繞“為什么要特別強調媒體的社會責任”“記者的社會責任是什么”和“記者應當怎樣承擔社會責任”等話題的行業大討論，并聯合25家中央和地方媒體發表了“以強烈社會責任感為實現中國夢傳遞正能量”的倡議。

實際上，記者社會責任并非新命題、新概念，至于說為什么要重新提起并且開展大規模的業內討論呢？主要應從國際國內輿論形勢現狀和走向以及新聞界面臨的新挑戰等幾個方面來考量。其一，從國際上看，隨著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發展，國際關系正處于深刻變化的歷史新階段。這種深刻的變化在思想文化領域的表現是：交流中有交融，交融中有交鋒，特別是不同意識形態的交鋒更加頻繁、復雜、激烈。這類交鋒更多時候是體現在媒體上的，既體現在內容上，也體現在對從業者的影響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主流媒體不僅在涉華報道上仍然堅持其新聞價值取向，也通過傳播理念、傳播模式和市場手段來影響中國的媒體及從業人員。隨著網絡信息傳播的普及，西方意識形態滲透越來越頻繁，國內思想領域日趨多元、多樣、多變。其二，從國內經濟社會看，我國社會處于轉型期，改革進入“深水區”，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經濟社會發生了深刻變革。在這個特殊的歷史階段，各種社會矛盾交叉、集中呈現，和諧穩定的難度加大，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問題突出。時代的思潮和情緒在新聞隊伍中都有反映。有人在堅持新聞觀上出現動搖，認為已經過時了，不適用了；有人對媒體和記者的社會責任認識不清，在堅守職業道德、承擔社會責任這些根本性問題上出現迷失；有的記者則把“社會發展的守望者”理解為是高居人民群眾之上的“社會監督者”，個別記者甚至突破職業道德底線違法犯罪。其三，隨著新興媒體的迅速發展，媒體格局和輿論生態發生了深刻變化，有些媒體管理者理想信念不夠堅定，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沒能承擔起“圍繞中心、服務大局”職責，致使媒體管理不嚴，人員良莠不齊，客觀上為不良信息的傳播提供了平臺，為新聞隊伍中出現“病毒”提供了溫床。

這樣的形勢和現狀，凸顯了媒體和記者社會責任的至關重要，不容我們有任何麻痹或忽視。因此，突出強調媒體和記者的社會責任，強調記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參與者，不僅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也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記者：王書記，結合三十多年新聞職業生涯的體會，您怎樣理解和定義記者社會責任的概念？在新時期，這一概念又被賦予了什么新的內涵？

王冬梅：從新聞學的定義來講，記者的社會責任是指從事新聞職業活動的人員對其職業行為所產生的社會作用和社會意義所應承擔的責任。我本科的專業是新聞，畢業后從事了30年的新聞工作。我體會，記者職業不同于其他文字類工作，是一個必須時刻考慮怎樣把政治與傳播屬性有效關聯起來的職業，涉及的社會層面之廣，影響范圍之大、發揮效應之迅速，都不同于任何其他行業。正因如此，記者的社會責任感應該視為職業生命。因為它體現了記者的政治立場、思想意識、價值觀念、道德品質，并直接體現在記者的采訪、編輯、播發等所有新聞行為中；體現在新聞選題的設置、采訪對象的選擇、報道角度的定位；體現在報道的真實性、客觀性和實效性上。這種職業的特殊性要求記者必須把承擔社會責任當作“天職”，來不得半點含糊。

記者社會責任的基本內涵，如堅持真實性、客觀性、實事求是、把握社會發展主流、主持正義、弘揚正氣等，是記者要恪守始終的。當然，不同的歷史時期會賦予記者的社會責任以新的內涵。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就新時期如何強化媒體和記者的社會責任，提高新聞隊伍素質明確了方向，為記者社會責任賦予了新內涵。我認為新時期記者社會責任的新內涵應該包括：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堅持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方針，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以激發全社會團結奮進為新聞報道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黨對新時期新聞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聞工作者要深刻領會，貫徹落實到新聞實踐當中。

記者：自媒體時代，信息爆炸，為搶新聞、奪眼球，一些記者過分依賴網絡信息，不核實采訪，忽略新聞的真實性；有些記者成為虛假信息的跟風者、炒作者甚至是謠言傳播者；有些記者熱衷于挖掘負面新聞，甚至夸大事實。您認為這些忽視媒體公信力和責任意識的做法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規避和防范？

王冬梅：我認為最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記者個人原因。有的記者缺乏專業素質和業務能力，沒有按照新聞職業操作規則和工作準則從事信息收集和采訪報道，沒有堅守新聞的真實性、客觀性原則，導致報道中出現張冠李戴、內容失實等問題。有的記者缺乏應有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盲目跟風、信謠傳謠或不負責任地歪曲新聞事實。有的記者缺失職業道德和社會責任，甚至個別人的思想品德有問題，出于某種個人目的有意制造假新聞。

二是媒體管理原因。有些媒體缺乏系統管理和自律機制，對記者管理比較松散，對報道的導向性、新聞性、真實性、客觀性等關鍵環節把關不嚴，導致失實報道、假新聞頻出。有些媒體對假新聞和新聞敲詐的嚴重性和危害性認識不夠，在懲治上缺乏有效手段。

三是市場競爭原因。有些媒體在與同類媒體和新媒體的激烈競爭中處于劣勢，市場份額縮水，甚至不再具有市場空間，為了維持生存而不擇手段，客觀上給某些道德和專業水準低下的記者制造假新聞和“新聞敲詐”活動提供了可乘之機。有的媒體為了刺激發行量、收聽收視率、點擊率，片面追求吸引力，迎合格調低下的信息需求，為獵奇或低俗報道提供了傳播平臺。

四是社會因素。有些地方領導或單位負責人出于保護形象和市場影響等目的，不能正確面對監督類報道，甚至采取“花錢免災”的做法來“屏蔽”相關負面報道。有些企業和政府機關為了做形象宣傳搞“有償新聞”等。這些做法客觀上致使假新聞、不實報道屢禁不止，新聞敲詐行為屢屢得手。

上述問題敗壞了新聞隊伍風氣，破壞了媒體的公信力和影響力，也阻礙了新聞媒體正常發揮輿論監督職能。最根本的原因是這些媒體、記者違背了新聞的職業道德準則，喪失了應有的社會責任。為了采取有效措施進行行業規范和管理，近幾年，中國記協在強化新聞記者社會責任方面開展了多項正本清源工作，得到了中央和地方媒體的積極響應，社會反響也很好。我認為，在防范和打擊虛假新聞、惡意炒作、新聞敲詐等行業弊端方面，當前應繼續加強以下幾項工作：

一要加大新聞觀的教育培訓力度，開展針對性的職業道德教育活動。從樹立理想信念、遵守職業操守、承擔社會責任、提高專業素養入手，對記者特別是年輕記者開展系統而實用、科學而生動的理論和業務培訓。

二要加快新聞道德委員會的試點建設和普及，對媒體和記者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實行有效的社會監督和行業管理。在社會各界代表組成的新聞道德委員會中，設置專門的舉報查處機構，暢通舉報途徑、完善查處程序、落實查處措施，對違規媒體和記者及時曝光、嚴肅處罰、公開通報。

三要加強媒體管理，嚴格履行媒體和記者的社會責任。建立健全媒體內容管理和人員管理制度、獎懲機制，從新聞業務流程管理中確保報道的導向正確、內容真實、受眾喜愛、社會效益良好。

四要加大對違規媒體和記者的處罰力度，強化自律機制。建立行業“黑名單”制度，設立行業管理的“紅線”和“底線”，對被列入“黑名單”的媒體或記者實行退出機制。政府行政主管部門與新聞道德委員會建立溝通協調機制，對核發、吊銷記者證工作加大審查管理力度。

記者：2012年以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傾聽中國”系列報道、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中國夢”系列報道、中央電視臺尋找最美系列報道等，將視點觸角伸向廣大的基層群眾，傳遞社會的正能量，受到廣泛好評。請您談談在媒體的社會責任至上方面，國家媒體應如何承擔起表率和引領作用？

王冬梅：中央三臺播出的系列節目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導向。不僅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熱烈歡迎，也得到了新聞界的高度評價，在全國媒體中發揮著主流和表率作用。我認為，中央媒體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都發揮著傳遞社會正能量“放大器”的作用。中央媒體具有權威地位和優良傳統，在媒體社會責任的引領上應繼續發揮重要的作用。一是做唱響時代主旋律的表率。堅持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在版面、頻道、頻率、網站和移動終端等新聞載體上，以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的報道為主導，大力宣傳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心聲，深入闡釋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激勵全社會推進改革發展，在全國新聞界充分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二是做把握新聞傳播規律和輿論引導規律的表率。及時、準確、全面、客觀地報道新聞事實，圍繞國計民生中的熱點問題，人民群眾關注的焦點問題，把報道做得讓受眾愛看、愛聽。把握好輿論引導的時、度、效，不斷增強輿論引導的針對性和藝術性。在做好公眾輿論引導的同時，做好新聞界輿論引導的“風向標”，及時發出權威聲音。三是做新聞隊伍中的表率。來自中央媒體的新聞工作者，要具備一種代表本媒體形象的品牌意識和形象意識，在從事新聞活動中要注意維護本媒體的社會形象和個人形象。要在紛繁的社會萬象和喧嘩的輿論場中不斷增強“職業定力”和“職業免疫力”，堅定理想信念，站穩政治立場，恪守職業道德，保持清正廉潔、”嚴細深實”的工作作風，在履行記者社會責任、遵守職業道德方面做好表率。

媒體社會責任理論范文5

國家電網公司推進全面社會責任管理始終堅持以探索、宣貫、檢驗、完善科學的企業社會責任觀為前提和指導，主要采取了12項推進行動策略，分別是宣貫理念、組建機構、匹配資源、深化研究、制定規劃、健全制度、提升能力、強化溝通、開展試點、推動融合、促進參與、管理績效，具體如下圖所示；

推進行動策略1：宣貫理念

國家電網公司推進全面社會責任管理，堅持理念先導，始終把持續探索、宣貫、檢驗和完善科學的企業社會責任觀作為起點、前提和指導，推動公司上下樹立科學的企業社會責任觀，深入探索科學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方式。

國家電網公司黨組，特別是劉振亞總經理一直以來高度重視社會責任工作，利用包括年度工作會議在內的各種場合，通過總經理致辭、總經理報告、重點工作部署、工作批示等多種方式向公司廣大員工宣貫科學的企業社會責任觀，推動公司上下自覺樹立和正確認識科學的企業社會責任觀。國家電網公司始終將深化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識作為公司推進全面社會責任管理的首要任務。國家電網公司持續企業社會責任全員宣貫工作。針對公司員工數量多、覆蓋地域廣、管理層級多的特點，為確保宣貫效果和水平，采取了多途徑和分層次的宣貫方式。

具體包括：一是通過開展全員培訓宣貫社會責任。二是通過社會責任報告會宣貫社會責任。國家電網公司堅持每年公開社會責任報告，并要求各下屬單位均派人參加會，從而使報告會不僅成為公司與外部利益相關方互動的平臺，而且成為內部宣貫社會責任的平臺。特別是，國家電網公司2012年采取電視電話會議形式2011年社會責任報告，公司總部、網省、地市和區縣四級供電公司的1835家各級單位、37000余人在各分會場直接收看收聽了報告會，實現了對社會責任的廣泛宣貫。三是通過內部媒體和專門網站宣貫社會責任。國家電網公司通過在《國家電網報》、《國家電網》雜志等內部媒體上開設社會責任專欄形式，在系統內廣泛傳播社會責任理念和知識。同時，國家電網公司在網站上開設了專門的社會責任板塊，登載社會責任的基本知識和公司的社會責任工作動態，開辟社會責任學習培訓專欄，初步構筑統一的社會責任學習交流平臺，擴大了社會責任宣貫范圍和創新了社會責任宣貫形式。四是通過開展活動宣貫社會責任。國家電網公司鼓勵下屬各單位開展多種形式的社會責任活動，力求通過活動強化員工的社會責任意識。比如，江蘇無錫供電公司開展了全員參與的“社會責任大討論”和“責任感言”活動，提升了全體員工對社會責任的認識和理解。

推進行動策略2：組建機構

國家電網公司立足與現有組織管理體系的有機融合，在國內企業中率先建立了系統的覆蓋各個管理層級的社會責任組織管理體系，即“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社會責任工作辦公室”以及“社會責任工作領導小組+社會責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基本架構，為推進全面社會責任管理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障。

國家電網公司在總部層面成立了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負責制定公司社會責任工作使命和方針，統一領導公司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主任由公司主要負責同志擔任，其他領導班子成員擔任委員會副主任，所屬各部門主要負責人、各單位黨政主要負責人擔任委員。

國家電網公司在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下設社會責任工作辦公室，辦公室的日常工作由公司對外聯絡部組織。

國家電網公司下屬各單位相應成立社會責任工作領導小組，由單位主要負責同志擔任領導小組組長，并明確一名班子成員擔任領導小組副組長，分管本單位社會責任工作，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日常工作由對外聯絡部組織開展。

推進行動策略3：匹配資源

國家電網公司不僅通過建立健全社會責任組織管理體系為實施全面社會責任管理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障，而且從人力資源配備、資金支持等方面提供了充分的資源保障。國家電網公司不僅在總部配備了社會責任推進專職人員，每年安排社會責任工作專項預算，而且在所屬各省公司也配備了相應崗位從事社會責任推進工作，每年保證一定數額的社會責任推進工作預算，確保各層級、各單位的社會責任推進工作得以順利實施。同時，公司還積極支持社會責任推進工作人員參加國內外企業社會責任論壇等重大社會責任活動，參與社會責任國內外標準制定，承擔國家級和省部級重大社會責任研究項目，安排專項資金組織出版社會責任培訓教材、社會責任研究專著。組織內外部專家評選社會責任優秀案例，積極推動公司重大社會責任實踐進高校、進媒體、進政府。

推進行動策略4：深化研究

國家電網公司始終認為，持續深化企業社會責任研究是包括公司在內的中央企業的重大社會責任，也是確保中央企業科學推進社會責任實踐的關鍵。公司作為國內率先開展企業社會責任系統研究的企業，一直高度重視社會責任研究工作，持續開展了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研究、實踐研究、標準研究和重大專項研究，建立了從企業社會責任基本概念到全面社會責任管理再到對公司的綜合價值的完整成果體系，為公司開展全面社會責任管理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強有力的支撐，也為推動國內企業社會責任理論與實踐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媒體社會責任理論范文6

摘要:目前,民營企業普遍存在缺乏社會責任問題,社會上要求民營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呼聲越來越高。許多民營企業家對履行社會責任的呼聲懷有怨言和抵觸情緒,對履行社會責任的認識存在誤區。因此,只有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增強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

關鍵詞:政府;民營企業;企業社會責任;推進

一、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研究的回顧

國外相關理論的研究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關于企業應不應該承擔社會責任的爭辯。以弗里德曼(Friedman,1962)、哈耶克(Hayek,1969)、波斯納(波斯納,1997)等為代表認為企業不應該承擔社會責任;以安德魯斯、彼得.F.德魯克(1987)及利益相關者理論研究者(Clarkson,1995;Freeman,1984;Mitchell和Wood,1997)為代表,認為企業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尤其是利益相關者理論的研究為企業社會責任奠定了理論根基。第二階段是關于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爭論,在三種觀點中最被管理學界推崇的是將企業責任劃分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道德責任、社會責任(Carroll,1979)。第三個階段是關于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研究。此類研究由于涉及太多制約因素很難得出確切的結論。第四個階段是關于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化及國際化的研究。最近幾年企業社會責任研究朝著范圍定性化、具體評價目標定量化及可操作性方向發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企業社會責任認證體系SA8000和ISO2600推進及實施的研究。

我國學術界從理論上對企業社會責任進行系統研究起步較晚,但絕大多數研究者都對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持肯定態度。自2004年以來,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使人們充分認識到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意義,使之迅速成為國內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出現了很多研究成果。國內學者的研究很多都從我國的具體情況出發,涉及到了企業社會責任推進問題。由于介入較晚,國內學者的研究主要以介紹國外相關的理論研究和具體做法為主,而較深入的研究大部分是選取某個角度對此所做的分析,針對跨國公司推動和實踐的社會責任的研究較多。

二、對浙江省民營社會責任現狀的調查分析

溫州大學課題組在2006年5月至6月之間,分別對563位中國民營企業經營者采用訪談加問卷調查形式進行了抽樣調查。此調查以中國境內民營企業經營者(董事長或總經理)為主要目標對象,對563份由民營企業經營者所填寫的問卷做統計分析。這些樣本中涉及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房地產業、建筑業、交通運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和商業服務業等業。

1.社會責任認知度低,價值認識不足,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理解片面。調查數據顯示,這些民營企業經營者多采用小作坊經營、事無巨細的管理模式,缺乏管理創新意識,對短期不能見效的管理、新名詞、新理念多無暇顧及,社會責任認知度低,價值認識不足,對企業社會責任理解存在誤區很多誤區:如創造就業、按章納稅就是履行社會責任;慈善捐款就是履行社會責任;履行社會責任是有能力承擔的大企業的事;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的長期發展戰略無關;履行社會責任會增加企業負擔和成本等。

2.企業內部缺乏系統、科學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機制。大多數企業未設立社會責任管理部門,在組織化、正規化方面嚴重落后于發達國家,使企業不能有效的把企業社會責任成本轉化為企業績效,嚴重削弱了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內動力。沒有企業社會責任戰略,沒有社會責任實施推進機制。隨意性、隨機性、盲目性普遍存在,不能科學有效地利用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提升影響力,轉化為企業競爭力。許多企業的公益捐助活動多是出于從眾心理,缺乏戰略規劃。

企業內部缺乏對企業社會活動績效的評估和衡量。感受不到社會責任承擔帶給企業的價值,不能將社會責任與企業經營目標有機結合,融入企業發展戰略。沒有效益期待的事業必定不是企業發自內心樂意為之的事業,消極應付、懈怠、欺騙走過場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3.缺乏把企業社會責任轉化為競爭力的意識和技巧。大多數企業缺乏把企業社會責任轉化為競爭力的意識和技巧。與國外企業比,民營企業不善于公關策劃,不善于以企業社會責任事件為契機大做文章,借助媒體,傳播組織形象及產品或服務的信息,缺乏根據自己的行業特點、專業特長,針對能源緊張、環境污染、社會貧困、弱勢群體等社會熱點問題提供支持的意識和技巧。

4.逃避社會責任現象嚴重。在調查中我們發現,許多民營企業雇用廉價勞動力,超時加班、拖欠工資、工作生活條件差、工傷事故頻發的情況仍相當嚴重。很多企業對內不遵守勞動法,不簽訂勞動合同。對外缺乏誠信,偷稅漏稅、拖欠貨款、虛假宣傳,污染環境,浪費資源。

企業的行為體現了企業最基本的價值取向和發展訴求。中國民營企業還沒有把關注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勞動權益和商業倫理融入自己的經營理念中,履行社會責任完全靠企業自覺和自律是很難在短時間內見效的,發揮特定時期強勢地位的強勢政府的起始推動和引導作用成為明智之選。

三、增加民營企業社會責任推進對策

單純靠行政命令解決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是不現實和不經濟的,應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引導民營企業進行自主決策、自主選擇,是企業社會責任控制機制化、市場化、長效化的先驗嘗試。

1.給予參與ISO26000制定的機會,保護民營企業利益。ISO26000國際企業社會責任標準是一個跨行業、跨區域的標準,至今已有50多個國家參加,把自己國家的企業社會責任價值觀標準納入這個體系成為各參與制訂方的利益爭奪點。我國應在政府所帶領的參與制訂代表中增加民營企業的代表力量,提出保護發展中國家弱小企業團體的階段性發展要求,為中國民營企業爭取更多發展空間和利益。

2.加大對地方政府的監管力度,修訂地方政府政績評定標準。在現行政績評定指標體系下,地方政府的利益主要表現為地方經濟總量或GDP的增加。如果地方政府對企業不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加強監管,必然導致高的監管成本和經濟總量或GDP降低的雙重損失,因此在自主選擇狀態下地方政府多傾向于從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發,對企業有損于社會的行為實施弱監管或放任。而中央政府對為數眾多的民營企業則鞭長莫及。中央政府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策略的首選最佳策略應是加大對地方政府的監管和修訂地方政府政績評定標準。

3.加強企業社會責任法制化建設。制定和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企業社會責任法》作為推進民營企業社會責任法制建設的物質基礎,是民營企業社會責任機制建設的當務之急。其中,民營企業社會責任所包含的法律義務與道德義務如何界定是立法的難點問題,可采取發達國家的通用做法,法律意義上的企業社會責任采取強制性規范的形式予以規定,而道德上的企業社會責任則采取授權性規范的形式予以規定。此外,還應修正現行法律條款中不利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內容。嚴格執法力度,規范執法程序,加大對不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懲處力度。

4.設立企業社會責任五級管理部門,協同推進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實施。設立國家、省、市、縣、鄉各級政府管理部門專門負責各級企業社會責任協調和溝通機制,協同推進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實施,對所轄范圍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實施領導和管理,協調政府各部門間的政策和措施,保證政府政策的一致性。管理政府社會責任管理部門的工作職責首先是對本轄區的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狀況進行調查和跟蹤監控,根據世界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趨勢和衡量標準和本區域現狀向所屬政府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其次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制訂本國的民營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再次是對轄區內民營企業社會責任的實施情況進行檢查和調研,建立企業社會責任審計制度并推動其發展;再次,建立五級分管部門縱向及橫向網格狀信息交流和溝通機制,向全社會傳播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加強各方面對這個問題的深入了解,實現企業社會責任的價值最大化;最后積極向社會進行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宣傳、教育、培訓、咨詢等各種有效措施和形式,為企業提供社會責任支持和服務。

5.建立企業社會責任激勵機制、監督機制和社會責任披露制度。激勵機制包括正激勵和負激勵,對好企業的獎勵就等于是對差企業的懲罰。對承擔社會責任成績優秀的企業政府應給予必要的獎勵,如慈善捐款沖抵或減免稅費、企業信譽狀況與融資以及擔保系統掛鉤、評選社會責任先進企業給予表彰、建立企業社會責任分級評定及升降級制度等。同時要發揮社會輿論、新聞媒體、企事業單位及公民個人的監督作用,建立對違背社會責任行為的舉報獎勵制度。

企業社會責任披露在國外是一項成熟的制度,應該要求企業定期公布社會責任報告,政府有關機構也應定期對轄區內的民營企業社會責任狀況進行公布。

6.積極引導社會力量為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建設服務。在強化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政府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但這是不夠的。政府應該積極引導各種社會力量參與到企業社會責任建設過程當中來。在國外企業社會責任建設過程中,各種非政府組織等社會力量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我國目前市場經濟制度還不是十分完善,在經濟活動中非政府組織的作用還極其有限,我們應該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促進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使其在企業社會責任建設過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如行業協會、民間商會、民間環保組織、慈善組織機構、各種志愿者組織等等。另外我們還應積極推動員工與企業的工資集體議價機制,保護勞工權益。

7.鼓勵責任消費和責任投資。責任消費指消費者越來越關心他們所購買的商品的制作是否符合基本的人權標準和環保標準,是國際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重要推動力量。責任投資,即社會責任投資(sociallyresponsibleinvestment,簡稱SRI)是指在傳統的財務指標之外,以預期穩定利潤分配的持續性、遵守法律、雇傭習慣、尊重人權、消費者問題、社會貢獻程度和對環境問題的關注等社會倫理性標準為基礎,評價并選擇企業所進行的投資。此外,SRI還包含以社會正義、地區貢獻、行使股東權利等為目的的資金投入行為。國家及各級政府應積極倡導、鼓勵消費者和投資者(或機構)把企業社會責任作為消費和投資的關鍵決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