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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文化藝術范文1

[關鍵詞]甘肅；絲綢之路；文化資源；影視創作；文化產業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2）18—0072—05

一、 甘肅絲綢之路文化資源及其影視創作

早在絲綢之路開創時期，古代人民就開始通過文學、音樂、舞蹈、繪畫等多種藝術形式表達對新穎文化生活的特殊感受。從漢武帝劉徹的《西極天馬歌》到唐代詩人張籍的《涼州詞》，從敦煌變文到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從西涼樂到長安宮廷舞，從克孜爾石窟到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武威天梯山石窟、永靖炳靈寺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再到云岡石窟、龍門石窟等，無不彰顯絲綢之路博大精深的文化藝術魅力。1900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發現樓蘭古城，同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發現，絲綢之路文化再次煥發出新的生命力，由此誕生了敦煌學、絲綢之路學、西夏學等諸多學派，也大大激發了文學家、藝術家的靈感，創作出很多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音樂、舞蹈和影視作品。尤其是影視作品，以其迅捷的傳播速度與多元性綜合化藝術效果，更是后來居上、影響極大。

（一）甘肅擁有豐厚的絲綢之路文化資源

絲綢之路①在我國境內長4000多公里，東起長安（西安）或洛陽（東延段），西至羅馬帝國，縱橫交錯，形成網絡，覆蓋歐亞大陸大片地域。這條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動脈綿延2000年，將所經地區的民族部落聯結在一起，在商業貿易、文化藝術、科學技術、軍事政治等方面相互發生深刻影響。

甘肅處在絲綢之路咽喉位置，絲綢之路三條主干道均穿越甘肅省境，②在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也締造了博大精深的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絲綢之路的交流、繁榮鑄就了天水、蘭州、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等歷史文化名城的品位和魅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敦煌。敦煌是多種文化融匯與撞擊的交叉點，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文化在這里相遇，造就了獨一無二的敦煌文化藝術。敦煌文化不僅包括壁畫、彩塑、文書等，還有豐富多樣的地理環境、人文生態系統和人們的生存方式。敦煌莫高窟匯集了世界四大文化命脈精華，創造、保存了中國上千年的文明和歷史，是古絲綢之路上一顆璀璨的藝術明珠，是中華民族的歷史瑰寶，也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內容最豐富、藝術最精湛、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藝術寶庫。

絲綢之路三千里，華夏文明八千年。追溯歷史，甘肅作為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中西文化交匯的要道和各民族交融的前沿地帶，新石器時代眾多民族就在這里生息繁衍，相傳，人文始祖伏羲、女媧誕生于隴上，周秦先祖從這里走向中原。甘肅在歷史遺產、經典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觀光文化四類資源豐富度排在全國第五位，堪稱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資源寶庫。在新的歷史背景下，隨著絲綢之路文化特別是敦煌文化研究的不斷深入和現代影視藝術表現手段的快速發展，在影視創作中充分開發利用這些寶貴的文化資源是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動甘肅省文化產業乃至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

（二）絲綢之路文化資源在影視作品中的運用

1.電視專題片

中國影視界主創人員很早就將目光投向絲綢之路。近幾十年來，以甘肅絲綢之路文化為背景拍攝的電視專題片有《絲綢之路》、《新絲綢之路》、《敦煌再發現》、《守望敦煌》、《大河西流》、《敦煌寫生》、《敦煌》、《黑戈壁·黑喇嘛》等。1979年，中央電視臺（CCTV）與日本放送協會（NHK）合作拍攝大型系列片《絲綢之路》。《絲綢之路》讓許多人真正了解了這條舉世聞名的古代商道和蘊涵豐富人文歷史文化的中國西部地區，它代表了當時中國紀錄片制作的最高水平，在日本等國家掀起一股了解中國的熱潮。2004年6月，中國中央電視臺與日本放送協會再次攜手合作攝制12集電視紀錄片《新絲綢之路》。兩國共派出350多人的拍攝隊伍，深入敦煌、樓蘭、黑水城、喀什等地采訪，還專門設立海外組，在八國十個博物館拍攝到大量珍貴鏡頭。該片歷時兩年攝制完成，于2006年3月10日在中央電視臺黃金時間播出。《新絲綢之路》以近年來考古發現與學術研究成果為基礎，盡可能還原歷史原貌。該片在技術手段上也多有突破，首次使用超高清晰設備，以直升機、動力傘、航模飛行器從空中全方位進行拍攝，首次將電腦復原的壁畫展現在世人面前。為尊重拍攝雙方的審美情趣、觀察角度、素材取舍和表述方式，合作方式比較靈活，最終形成CCTV與NHK兩個版本。

絲綢之路文化藝術范文2

《絲綢之路》雜志創刊16年來，緊緊圍繞“弘揚絲綢之路優秀文化，服務中國西部現代旅游”的辦刊宗旨，以“追求高品位和可讀性統一”的風格，獲得了廣大讀者的認同。近年來，雜志社在利用自身力量做好刊物編輯、出版工作的同時，不斷加強雜志的總體發展和對外聯絡工作，先后在北京、陜西和新疆三地組建了辦事

處，聘請專職人員負責刊物在北京、陜西、新疆范圍內的宣傳、組稿、征訂、廣告等事宜，并利用《絲綢之路》雜志的品牌優勢，主動與當地文物、旅游行政管理部門、企事業單位加強聯系，組織各種高品位的文化藝術活動。

為了探討《絲綢之路》如何更好地服務新疆旅游，進一步加大對新疆旅游文化的宣傳推介力度，2008年11月12日，《絲綢之路》雜志社在烏魯木齊市召開新疆通聯會。來自新疆旅游、文物、文化研究部門和高校、新聞媒體的近40位代表參加了座談。新疆自治區旅游局黨組書記池重慶作了講話，絲綢之路雜志社社長、總編輯季成家對座談會進行了總結。與會代表集思廣益，暢所欲言，就如何加強《絲綢之路》與新疆的全方位聯系與合作，把新疆的文化旅游做深度展示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大家一致認為：“絲綢之路”是東方文明中最具魅力的文化資源和文化品牌，它既蘊含著豐厚的歷史內涵，又具有多彩的現實內容，因而，《絲綢之路》雜志在內容上的資源優勢是取之不盡的，其對國內外讀者的吸引力和影響力也是無限的。目前，國內以《絲綢之路》命名的刊物獨此一份，它在甘肅、西北乃至全國同類刊物中的地位也是無可取代的。新疆是絲綢之路國內段的重點區域之一，它獨具的文化、旅游、交通等資源優勢為絲綢之路文化在新疆的發展和繁榮奠定了基礎，也為《絲綢之路》雜志在新疆的扎根和成長提供了難得的機遇。要以此為契機，拓寬領域，加強合作，在保持辦刊宗旨和文化品位的前提下，適應時代的變化發展，不斷更新理念，充實內容，進一步強化組織建設、隊伍建設、文化建設、區域建設、國際化建設，將刊物辦成濃縮絲綢之路燦爛文明、古老文化和向世人全面介紹中國西部現代旅游和發展的權威性、標志性媒體。

會上同時舉辦了“絲綢之路―魅力新疆”旅游書畫聯誼筆會，特邀趙萬順、康國楨、王如一、吳景秋、馬肇、解興祿、冉世鈞、陳少林、崔逢春、王硯華、靖殿國等新疆十多位書畫家現場寫字、作畫，進一步深化了會議主題。

絲綢之路文化藝術范文3

1.漢魏洛陽城遺址

該遺址位于今河南省洛陽市東約15千米，這里是當時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它代表了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大融合所產生的獨特城市文化，見證了佛教在中原地區的傳播和本土化過程。2008年，考古人員在隋唐洛陽城定鼎門遺址發現了大量人和動物的足跡及車轍痕跡，尤其是駱駝蹄印的發現，為洛陽是絲綢之路起點之一提供了佐證。

2.崤函古道石壕段遺址

崤函古道位于河南省三門峽市，是遺產點中唯一一條古道遺跡，主要包括石灰巖質古道路面、路旁蓄水設施。崤函古道是漢唐時期溝通長安、洛陽兩大都城交通要道的組成部分，是絲綢之路長期、長距離交通保障系統的珍貴物證。

3.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

未央宮遺址位于今陜西西安市，處于漢長安城遺址的西南隅，又稱西宮。未央宮總體布局呈長方形，四周筑有圍墻，面積4.8平方千米，包括未央宮等40余座建筑。未央宮作為西漢都城最重要的宮殿，起到漢通西域的決策和指揮中心的作用，見證了漢長安城在絲綢之路發展歷程中兼具時間及空間上的雙重起點價值。

4.張騫墓

作為絲綢之路的開拓者，張騫的墓葬也入選了絲綢之路的遺產點。張騫墓位于陜西漢中城固縣，該墓自漢以來，歷代文獻均有著錄，沿革明確。其具有漢代特征的封土墓葬形制以及“博望造銘”封泥、漢五銖錢、石首等文物的發掘出土，無不與張騫這一歷史人物所處的時代特征相印證，從考古學上證明了該墓的真實性。

5.懸泉置遺址

懸泉置位于甘肅省敦煌市，該遺址是中國迄今發現最早的漢代驛站遺址，也是此次絲綢之路遺產點中唯一的驛站遺址。遺址包含漢代懸泉置的完整建筑群落遺跡，出土文物包括簡牘文書、帛書、紙質文書、絲織品、農作物等，數量巨大，內容豐富，保存完好，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文化、科學和藝術價值，為人們認識古代交通郵驛制度提供了絕佳素材，為復原和再現絲綢之路的繁榮景象提供了價值極高的實物證據。

6.高昌故城

高昌故城位于新疆吐魯番市，這里是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4世紀吐魯番盆地第一大中心城鎮。城址包括外城、內城和“可汗堡”，城址內分布有大量宗教建筑遺址和房屋遺址。高昌故城見證了漢唐等中原王朝通過設置郡、州縣等建置對絲綢之路開創與繁榮所起的重要推動和保障作用，展現了城市文化、建筑技術、多種宗教和多民族文化在吐魯番盆地的交流與傳播。

7.北庭故城遺址

北庭故城遺址位于新疆吉木薩爾縣，時代為7～14世紀，是天山以北地區的重要軍政中心和交通樞紐。該遺址主要包括北庭故城城址、城址西部的北庭高昌回鶻佛寺遺址（北庭西大寺）兩部分，見證了唐帝國“都護府”等邊疆管理模式及其對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保障和古代西域地區高昌、回鶻等文明。

8.克孜爾石窟

克孜爾石窟位于新疆拜城縣，開鑿于3～9世紀，是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佛教遺跡之一，現存洞窟349個，壁畫近1萬平方米。它以獨特的洞窟形制和壁畫風格，揭示出佛教經西域地區由西向東的傳播軌跡，以及在傳播過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過程即龜茲風格。

9.碎葉城（阿克?貝希姆遺址）

碎葉城位于吉爾吉斯斯坦第三大城市托克馬克附近，始建于5世紀，13世紀毀于蒙古西征。唐高宗時期在西域設此重鎮，是中國歷代以來在西部地區設防最遠的邊陲城市。碎葉城與龜茲、疏勒、于闐并稱為唐代“安西四鎮”，更因傳為唐代大詩人李白的出生地而聞名于世。

絲綢之路文化藝術范文4

時光回溯到西漢時期。漢王朝的西進及與西方世界進行交流必須擁有一個鞏固的橋頭堡和后方基地。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和兩關（玉門關、陽關）的設置，主要是在政治和軍事上維護絲綢之路的暢通。與此同時，圍繞“保暢通”的戰略目標，開始有計劃地強化邊疆防務。甘肅有史可查的邊防設施建設始于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秦國在甘肅東部沿黃河河套修筑長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開始大規模修筑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 。僅漢一代，在河西的疏勒河流域修筑了包括烽燧、城障和長城在內的綿延千里的邊防線，東接秦長城，西至鹽澤。甘肅現存秦漢等早期長城里程全國第二、明代長城里程全國之首，是名副其實的“長城故鄉”。

20世紀初期開始，河西地區的漢塞和烽燧遺址陸續出土大批漢簡，有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懸泉漢簡、武威漢簡等。這些簡牘主要是屯戍機構和人員來往的公文、檔案、書信以及契約和生活方面的記錄，為研究當時河西邊塞地區的政治、經濟、民俗、軍事情況和漢代屯戍制度提供了寶貴而鮮活的第一手資料。甘肅不僅是發現漢簡最早的地方，同時也是出土漢簡最多的省份，占全國出土總數八成以上。拂去覆蓋在簡牘上的歲月風塵，長河落日與大漠孤煙同輝，金戈鐵馬印證崢嶸歲月，一個不朽帝國的光榮與夢想流傳至今。

甘肅被譽為“石窟藝術之鄉”。這一稱號和絲綢之路有著密不可分的特殊歷史與地理淵源。佛教文化藝術發源于印度，學術界認為早在公元前25年左右，在南亞大陸已經出現了將佛陀人形化的作品。到公元1世紀，來自西方的外國商人已經在塔克拉瑪干的綠洲城鎮擁有了自己的居住區，商人們毫無疑義成為佛教的傳播者。佛教最先由印度傳入中亞并在此興盛和取得支配地位，以后逐步蔓延至東亞成為那里主要的。在中國歷史上，“通過（絲綢之路）這條通商大道，一種外國宗教首次傳入了中國”。甘肅是中西交通的要道，入玉門關后首先到達河西四郡，即十六國時代的五涼和西秦，這一地區首先接觸到佛教及石窟藝術。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迭經戰亂，而河西地區在前涼、后涼、南涼、西涼、北涼等政權統治下，社會相對安定，經濟亦持續發展。《資治通鑒》載，隋唐時期，“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閻文儒先生在《中國石窟藝術總論》中總結道：“在中原大亂時，黃河以北種族斗爭與階級斗爭極其尖銳，而河西卻比較平靜，因而文化是相當發達的。十六國及北朝時代的統治者利用、推廣、傳播宗教，因此甘肅便成了佛教的中心，作為宗教藝術的石窟，也就居全國之冠了。”沙漠中的美術館――敦煌莫高窟，東方雕塑陳列館――天水麥積山石窟，中國石窟鼻祖――武威天梯山石窟……甘肅石窟寺以其歷史悠久、藝術形式多樣、文化內涵豐富而系統全面地反映出了中國佛教藝術發展興衰的全過程。

甘肅是中國“彩陶故鄉”。東部渭河流域的大地灣文化是甘肅彩陶之肇始，距今8000年前后，先民們在這里生產了我國第一批彩陶，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之一。中部黃河、湟水流域及河西走廊一帶，孕育了著名的馬家窯文化，成就了甘肅彩陶的鼎盛階段，器物的藝術表現力和感染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進入青銅時代，在中國其他地區彩陶難覓蹤影的情況下，分布于甘肅各地特別是河西走廊的齊家、四壩、辛店、沙井等含有彩陶的文化，為甘肅青銅文化增添了獨有魅力。安特生在1925年出版的《甘肅考古記》中寫道：“此次甘肅考古，足跡所涉，幾及甘省大半。所得結果，頗出意料所及。蓋不僅器物豐盈之仰韶紀遺址，為吾人所獲，而多數前古未聞之重要葬地，亦竟發現。其中完整之彩色陶甕多件，類皆精美絕倫，可為歐亞新石器時代末葉陶器之冠。”甘肅彩陶自此聞名世界。今天，彩陶有可能是甘肅民間知名度和普及程度最高的收藏品，在全國亦有相當影響力，成為代表甘肅深厚歷史底蘊的文化符號。

甘肅是中國歷史上極為重要的民族交匯點，漢族和少數民族在此最早接觸、雜居，中原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以及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在此交融、薈萃。先秦時期的戎族，西漢時期的匈奴，東漢和十六國南北朝時期的氐、羌、鮮卑，隋唐至宋代的吐蕃和回鶻，對甘肅的歷史發展都有過重大影響，各民族圍繞絲綢之路繁衍生息，多元文明在這里碰撞融合，多種宗教在這里和諧共處，多樣性民族文化在這里互動發展，使甘肅成為西北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搖籃和國家統一與邊疆穩定的見證地，同時給我們留下了眾多獨特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著悠久的民族歷史與燦爛文化。

甘肅地處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黃土高原交會地帶，自古以來就有拱衛中原、護翼寧青、保疆的戰略地位和獨特的文化通道區位優勢，為中原連系西北乃至中西亞的咽喉和紐帶，在政治地理、經濟地理、軍事地理特別是文化地理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甘肅以璀璨奪目的華夏文明，引領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秦漢至唐代前期，甘肅更是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風向標。絲綢之路上佛教東傳，絲綢和四大發明西去，證明了甘肅是中西文化交流第一站。絲綢之路是人類文明交流與文化融合的杰出范例，千百年來，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沿著絲綢之路這條東西貫通甘肅全境的文化線路而搏動，絲綢之路沿線的甘肅文化遺產的突出普遍價值因而也具備了相當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包括佛教石窟寺、長城、大遺址在內的若干類有代表性的文化遺產早已具備了成為世界遺產的潛質。1985年，中國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87年12月11日，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11次會議審議通過，莫高窟和嘉峪關（與長城其他關隘共同以“萬里長城”名義入選）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首批世界文化遺產之一，標志著有甘肅特色的絲綢之路文化遺產走出國門，開始向全世界展示自己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而莫高窟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成為了甘肅的代名詞。甘肅的文物保護、管理、研究和利用工作亦逐漸與國際全面接軌，并在世界遺產地管理領域積累了豐富經驗和行之有效的做法，為時隔27年再度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成功奠定了基礎。

絲綢之路是典型的文化線路遺產。早在1988年，為研討中西相遇時的復雜文化交流并幫助塑造多元文化特性及豐富歐亞大陸的共同遺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啟動了主題為“對話之路：絲綢之路整體性研究”項目，引起了國際社會對于絲綢之路的濃厚興趣。1990～199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圍繞該項目先后組織開展了五次國際性考察。2006年8月，國家文物局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在新疆吐魯番召開“絲綢之路跨國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國際協商會議”，簽署了《絲綢之路跨國申報世界遺產吐魯番初步行動計劃》，標志著絲綢之路跨國（中國、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聯合申遺工作正式啟動。

甘肅省申遺工作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八年。2006年下半年，絲綢之路跨國申遺工作正式啟動后，甘肅省文物局迅速組織開展相關調研和申遺備選點的推薦、遴選工作。2007年，成立申遺領導小組并向國家文物局上報了13處申遺備選點的基礎資料；經過專家考察，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水簾洞石窟群、榆林窟、馬蹄寺石窟群、鎖陽城遺址、駱駝城遺址、懸泉置遺址、玉門關遺址、果園―新城墓群、張掖大佛寺11處被列入申遺預備名單。2008～2011年，在各級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下，各申遺備選點的文物本體保護維修、周邊環境治理、陳列展示、遺產監測、保護性設施建設等方面的工作全面展開，相關地方政府陸續公布實施了申遺備選點的保護管理辦法或保護規劃。2011年12月，絲綢之路跨國系列申遺協商會確定由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以“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名稱先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2012年2月，國家文物局初步確定甘肅省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鎖陽城遺址、懸泉置遺址、玉門關遺址、張掖大佛寺六處入選絲綢之路申遺首批名單。2013年1月，國家文物局正式公布我國22處首批絲綢之路申遺名單，甘肅省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鎖陽城遺址、懸泉置遺址、玉門關遺址入選；同年10月，五處申遺點順利通過國際專家的現場考察評估。2014年1月，“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申報文本正式提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38屆大會上，世界遺產委員會建議該申報項目命名為“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并一致同意將其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甘肅省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鎖陽城遺址、懸泉置遺址和玉門關遺址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大家庭的新成員。至此，甘肅省世界文化遺產地總數增至七處，躍居全國世界文化遺產大省前列。

甘肅省七處世界文化遺產地宛如七顆璀璨的寶石鑲嵌于長達1600多公里的絲綢之路咽喉段，它們的歷史文化價值與絲綢之路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關系。絲綢之路各個時期的交通、文化線路基本涵蓋了甘肅省大部分市州，至今保存有大量的文化遺存，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

“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由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6世紀整個絲綢之路的起始路段與分布于天山山脈地區的交通路網組成，它從中國古代的長安/洛陽往西，經甘肅河西走廊進入天山山脈地區，路網跨距近5000公里、總長達8700多公里，主要包括分布于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境內的不同歷史時期的諸多帝國或汗國的都城或宮城、中心城鎮、商貿聚落、佛教石窟寺、古道、驛站、關隘、烽燧、長城、城堡、水利管理系統、墓葬等考古遺址和多種宗教建筑與代表性遺存。它連接了多種文明地帶，見證了東西方之間持續而廣泛的商貿、宗教、科技、文化等交流活動，體現了亞歐大陸突出的多元文化特征，促進了洲際間多種文明的協調和共同繁榮，是亞洲大陸上建立長距離東西方交通、開展廣泛的人類文明與文化交流的杰出范例。

絲綢之路文化藝術范文5

絲綢紡織產業是淄博的傳統支柱產業和重要的民生產業，有著輝煌的歷史，凝聚著幾代人的心血和汗水，對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出口創匯、安置就業、增加財政收入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將淄博絲綢世世代代傳承下去很重要，發揚光大更重要。從目前絲綢行業的現狀和前景看，淄博的絲綢企業必須在品牌建設和絲綢文化建設方面尋求突破和轉變。在轉變觀念、合理規劃、科技進步、自主創新、市場帶動、管理體制等方面積極采取有效措施的基礎上，對探索、弘揚絲綢文化建議如下:

（1）大力營造弘揚淄博絲綢文化的氛圍。定期舉辦絲綢形象大使選拔賽、絲綢技能大賽、絲綢服裝設計賽、絲綢文學藝術競賽等，每年評比養蠶狀元和絲綢之星，獎勵絲綢功臣、表彰絲綢熱心人，讓淄博人人了解絲綢、關心絲綢、支持絲綢、發展絲綢。

（2）加強絲綢的系列、持續宣傳工作。一是策劃電視、廣播、報社、網絡等媒體舉辦持續宣傳絲綢的專欄；二是編輯出版中國絲綢知識讀本，發放給學生、領導干部、工人、城市居民，定期舉辦知識競賽。

（3）建立絲綢文化交流平臺：定期舉辦國際、國內絲綢論壇；建立淄博絲綢文化研究會；整合淄博絲綢網絡資源，打造國內一流的絲綢門戶網站。

（4）建立校企聯合機制，利用部分大專院校的科技和師資力量，共同研究、開發絲綢系列文化創意產品；加強古絲綢歷史文化和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研究；加強對絲綢專業人才的培養，特別是服裝、藝術設計等對絲綢拓展開發有益的人才培養和引進。

（5）加強淄博絲綢文化名店建設和絲綢文化市場的開拓。在中心城市和重點景區建設集絲綢歷史文化展示、絲綢知識宣傳、絲綢產品展銷為一體的絲綢特色專賣店；建立、博采眾長，構建即具有地方文化特色，又融入書畫藝術、餐飲文化、手工藝術和出版印刷等文化藝術特色的絲綢文化市場或絲綢文化產業創意園。

絲綢之路文化藝術范文6

[關鍵詞]敦煌;歷史文化名城;絲綢之路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0)04-0027-02

1986年,敦煌被國務院命名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1979年,敦煌被國務院列為第一批對外開放城市。本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梳理、分析了敦煌之所以被列為歷史文化名城的原因。

一、悠久而輝煌的歷史

敦煌是一個古老而又充滿生機的地方,燦爛輝煌的古代文化與雄渾樸厚的現代文明交相輝映,璀璨奪目。古代先民在這里繁衍生息,用他們的不屈精神和頑強毅力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歷史文化。

根據考古發現,今敦煌地區最早的居民,相當于夏代玉門市火燒溝類型文化的主人,此后又逐漸演變為玉門市騸馬類型的文化。近年來,敦煌境內零星出土的獨具地方特色的彩陶、石器、銅器和金銀器,表明當時已進入了青銅器時代。墓葬、遺址中出土數量較多的動物骨骼,證明生活在敦煌的先民們以畜牧業為主,有專家考證屬于羌人;從石器、陶器、青銅器、金銀器種類來看,已經有了分工較細的手工業;從遺址出土的石鋤、石磨、酒器和粟類考證,農業生產也有一定規模。從遺址中發現的不屬于當地生產的珍珠、瑪瑙珠、海貝、蚌殼等飾品遺物看,其與外界有貿易交流關系。

敦煌有可靠文字記載的歷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當時,河西走廊的主體民族是月氏人,他們游牧于敦煌和祁連山一帶。此外,敦煌地區還有烏孫人和塞種胡。大約在秦朝末年,月氏擊敗烏孫占據了敦煌。秦漢之際,北方強大的匈奴先是打敗東胡,然后西擊月氏,河西走廊及敦煌歸入匈奴統治下。

漢武帝時國力強盛,為了安定邊防,打通國際交往的通道,于元狩二年(前121)發動了對匈奴的攻擊,殲敵4萬余人,得匈奴祭天金人。漢武帝征服河西走廊后,在河西建立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和玉門關、陽關,并劃玉門關、陽關為敦煌郡管轄,史稱“列四郡,據兩關”。絲綢之路開通后,敦煌遂成為中外交通的咽喉要道。

曹丕伐漢建魏,分置河西為涼州,敦煌郡歸涼州管轄。東晉十六國時期,敦煌先后被前涼、前秦所據。東晉咸康元年(335),前涼張駿又分敦煌為敦煌、晉昌、高昌、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置沙州。興寧三年(365),前涼被前秦所滅,涼州郡縣悉為前秦所管轄。敦煌郡是前秦涼州的屬郡。

晉安帝隆安四年(400),敦煌太守李建立西涼國,自稱涼公,管轄著西海、建康、涼寧、祁連、酒泉、會稽、晉昌、涼興、廣至、敦煌共十個郡。永建元年(421),被北涼所滅。

北魏太延六年(439)滅北涼,敦煌為北魏統治。北魏初期的敦煌管轄范圍最大,北魏末,敦煌罷鎮,置瓜州刺史,管轄著敦煌、效谷、壽昌、晉昌、常樂、會稽、涼寧七個郡。

557年北周滅北魏,敦煌屬北周所轄,北周并敦煌、效谷、龍勒等縣,更名為鳴沙縣。隋大業初年(605),復置敦煌郡,改鳴沙縣為敦煌縣。唐武德二年(622),改敦煌為西涼州。唐太宗貞觀七年(685年),分全國為十道,改敦煌為沙州,受領著敦煌、壽昌二縣,隸屬于隴右道。唐德宗二年(781),吐蕃占領敦煌長達70余年。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敦煌人張義潮率民武裝驅逐了吐蕃統治者,依次收復了伊、瓜、沙、肅、甘、蘭、河、岷、鄯、廊等州的大片土地。唐天三年(906),張承奉舉事,在敦煌建立“西漢金山國”,后張氏后嗣遂絕。州人推沙州長史曹議金繼掌州事。這一時期,張、曹兩家世守此地達198年,在拓疆守土、保境安民方面建立了不朽功業。

宋仁宗景二年(1036),敦煌被西夏占領。1227年元滅西夏后,在敦煌設沙州路,隸甘肅行省。元世祖二十九年(1292),將瓜、沙一帶居民下令全部東遷。明滅元后,永樂二年(1404),敦煌設沙州衛。嘉靖十八年(1539),明政府兩次封閉嘉峪關,敦煌又被吐蕃占領。

清康熙中葉,又開始經營敦煌,設立沙州衛。雍正四年(1726),從甘肅56州縣移民2400戶。乾隆二十四年(1760),將沙州衛改升敦煌縣,直至后縣名始終未作改變。1987年9月,經國務院批準,敦煌撤縣改市。

二、獨特的地理位置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是狹長的走廊與廣闊的西域諸國的交通要沖。其西接西域,東接中國,處在古代中國早起對外開放的窗口;扼據兩關,雄視西域,是絲路之咽喉、西邊之鎖鑰。

秦漢以前,敦煌是古代各民族必爭之地。西漢武帝時,為爭奪西域曾多次以敦煌玉門關為基地向西域派兵。太初元年至四年(前104至前101),貳師將軍李廣利兩次出征大宛,先后幾十萬人馬均在敦煌玉門關會師盟誓,把敦煌玉門關作為伐宛基地。宣帝時外交官長羅侯常惠、破羌將軍辛武賢在解決中國與中亞的友好關系中均在敦煌留下了他們的足跡。中國的鑿井技術也是由辛武賢通過敦煌在伐宛過程傳到了中亞一帶。

絲綢之路開通后,敦煌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外交、貿易、文化與科學技術交流的世界口岸。那時的敦煌正如《漢書?西域傳》所記載:“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旅販客,日牧于塞下。”隋唐南北朝時期,多次的商品交易“萬國博覽會”就在敦煌召開。

北魏時,敦煌常遭鄰國侵亂,戰爭不止,有人建議朝廷放棄敦煌,但韓秀卻陳述:“敦煌之立,其來已久……一旦廢罷,則關右荒憂,烽警不息,邊役繁興,艱難方甚。”因而,敦煌得以保存。武則天時期,為使敦煌與西域交通暢通,加強兵力爭奪“安西四鎮”,每次用兵都以敦煌為指揮基地。因此,這一時期“敦煌地方最為繁忙,是兵站、糧站,也是庸役人力的補給站” 。

唐代的敦煌既是西域交通的總樞,又是國際貿易市場。內地生產的絲綢、茶葉、陶瓷器等,先在這里進行交易,然后運往西方。而西域各國的金玉珠寶、奇禽異獸及各種畜產品也在這里交易后,再運往中原。可見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歷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突出的政治地位

敦煌這個名字,是漢武帝建郡時命名的。當時為郡的治所,相當于地區行政級別,管轄敦煌、龍勒、效谷、廣至、淵泉、冥安六縣及陽關、玉門關兩關。

東晉咸康元年(335),前涼王張駿將敦煌、高昌、晉昌三郡和西域都護、戊已校尉、玉門大護軍三營設置為沙州,州治在敦煌。沙州之名最早始見于此。沙州之設,提高了敦煌的行政地位,擴大了管轄范圍。隆安四年(400),敦煌太守李建立西涼國,定都敦煌。拓疆東至建康,西至鄯善,北達伊吾,南鄰鄯州海。

唐大中二年(848),敦煌人張義潮率領各族人民一舉了吐蕃貴族,收復沙州。至此,“西進伊吾,東接靈武,得地四千余里,六郡山河,宛然而歸”。斷絕近百年的東西交通,從此又暢通無阻。

1226年,蒙古軍擊敗西夏攻占沙州,在敦煌置驛站抵玉門關,以保障西域的暢通。并升沙州為路,設沙州路總管府,將瓜州也改隸沙州路管轄。

明朝為經營西域,在肅州以西至哈密,次第建了“關外七衛”。其中罕東衛(敦煌南湖鄉、肅北一帶)、沙州衛(敦煌古城)與明朝的關系最為密切,因為它是直接擔負著西域防線軍馬糧秣的供應基地,敦煌不保,則明朝的西域防線就無法存在。

清康中葉以后,因敦煌人口日繁,商業也日益興旺發達。原筑衛城已不能適應飛速發展的需要,所以,又筑新城。各朝帝王都十分重視西北交通和敦煌這個戰略重鎮,常以宗室諸王駐鎮沙州。

四、燦爛的文化藝術

敦煌地上地下文物保存十分豐富,共有文物點241處,文物保護單位47處,其中國家級3處、省級9處、市級35處。公元1世紀,佛教由敦煌傳入中原,首先在這里開花結果,孕育了舉世聞名的以莫高窟為代表的文化和藝術,對中國宗教、文化、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以敦煌遺書、石窟藝術、敦煌史地為主形成的敦煌學使敦煌成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

敦煌被列入國家保護的歷史文化名城,促進了文化交流,繁榮了科學文化事業。這片神奇的土地和博大精深的人類文化瑰寶,吸引了無數中外人士前來尋幽探奇,更使敦煌蜚聲遐邇。

[參考文獻]

[5]敦煌市志編輯委員會編纂.敦煌市志[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4.

[2]常書鴻.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M].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