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演變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演變范文1

關鍵詞：；資本；經濟；思想

1 經濟正義思想概述

關于經濟正義最早的概念可以在古代中外思想家那里找到表述，比如：先秦道家以自然主義為核心的經濟倫理和經濟正義思想；在亞里士多德的學說中關于民眾占有并行使財產權利適度和中道的正義觀；柏拉圖關于建立財產權利和財產關系亙古不變秩序的正義觀念。這些古代經濟學家關于經濟正義的形式觀念大多已經表達出樸素經濟正義思想的內容，前者是尊重秩序、履行承諾，保持適中，后者體現為崇尚權利、和諧互利和經濟恰當。在我國先秦時代和西方的古希臘時期，這些經濟正義觀念不約而同的隱藏在“善”的面紗下。

2 經濟正義思想的特征

經濟正義是指在正義的一般意義下，突出反映正義的理性實踐精神或者現實的規定，即民眾的經濟行為需要選擇一個理想的體制化目標和規范來解決社會經濟關系所產生的矛盾。經濟正義是從人的本性出發對社會財富進行合理化分配。

近代經濟正義思想是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倫理精神緊密聯系的，二者具有天然的契合性；經濟正義思想的實質符合市場經濟的道德規范和市場的價值原則，雙方具有可通性；在資本主義的產權制度和私有制度中對經濟正義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討，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正義制度的發展；經濟正義思想所具備的實現公有制經濟目標的研究內容，自然成為馬克思社會正義學說及社會經濟正義觀的理論源泉。

經濟正義思想最基本的特征，或者說經濟正義所追求的最主要目標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關系中獲得自由和解放，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從這個理論意義上，可以把經濟正義看成是社會經濟制度的意義元素或者經濟學的精神核心。人作為一種社會性、歷史性的存在，在對經濟正義的認知和探索中也就表現出歷史性的特征。突出特征就是經濟正義的概念和內容會根據社會的發展出現相應的變化。社會正義的核心衡量標準之一就是經濟正義，經濟正義也是社會正義的表現形式和主要內容。從古代的亞里士多德、斯密對經濟正義的最初步研究到近現代的莫爾、歐文以及馬克思對經濟問題的研究不斷使經濟正義問題的現實意義得到凸顯。

3 馬克思資本積累理論中的經濟正義思想

理論認為資本積累的主要內容是資本家把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轉化為資本，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積累具有客觀必然性。這是因為，一方面，資本家從事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追求剩余價值，他們為了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除了提高對工人的剝削程度以外，還必須增加自己的資本，以便購買更多的生產資料和雇傭更多的工人，擴大生產的規模。也就是說，對剩余價值的無限貪欲是推動資本家不斷進行積累的內在動力。

資產階級學者為了替資本主義制度辯護，一向用各種謬論來掩蓋和歪曲資本積累的真實內容。在現代經濟學中一個重要體現就是前期資本主義經濟學者的經濟正義思想。比如在早期一些學者的的學說中認為經濟正義是以功利原則為基礎的個人權利。西方資產階級學者通過規則制定和制度安排，對私人財產權利進行有效界定，在滿足人性中自私自利要求的同時，相應對私有制的正義性進行鼓吹。認為以“私惡即公利” 的方式增加了社會福利總量，從而有利于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但是，這種觀點忽略了人們對經濟正義的本質追求。也造成了對經濟現象的錯誤認知：當一種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對功利進行提升時，它就是正義的。正義僅僅是促進功利的手段而不是經濟獨立的標準，亨利正義的惟一的標準是功利。按照這種邏輯理解，只要在制度層面體現了正義的要求，社會中的種種不平等就可以視而不見，而這恰恰為資本主義制度及其資本積累的合理化提供了相應的理論支撐。

而現實情況卻是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和資本積累不斷加速過程中，社會的財富以越來越迅速的態勢積聚到資本家的手中，創造財富的無產階級去日益貧困，隨著自動化程度的不斷深化，失業人口越來越多，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日趨惡化。

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經濟現象及本質的分析中預言資本主義必將會最終走向沒落和滅亡，這是符合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性認知結論。但是，為了擺脫這一厄運，資本主義學者不斷對社會經濟學說進行調整，在制度和思想層面，一些資產階級學者也借經濟正義理論為資本積累披上虛偽的外衣。馬克思在其理論著作中根本上指出，只要私有制存在，社會的經濟活動就必然會表現為不計一切地追逐金錢，這個基礎上，是根本無法找到正義的一點點蹤跡的。馬克思的經濟正義思想的顯著特點在于，馬克思從生產關系的概念來闡述經濟正義，其前提和基礎是對社會經濟關系的深入剖析。馬克思的經濟正義思想的關注點不僅僅是構建一種社會的正義形態，而是致力于最終探尋一種如何實現社會正義的有效途徑。

馬克思的經濟正義思想從社會經濟學視角打開對資本主義制度分析的通道，使得自身的經濟正義理論具有唯物主義歷史管的特征正如熊彼特所說的，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創造性的毀滅過程”，一方面它的發展導致了繁榮與蕭條的交替，改造了現存的產業結構；另一方面，這種由不斷創新而引起經濟增長的結果，不可避免地使它本身陷入困境，走向沒落，必將趨于滅亡而過渡到“社會主義”。

4 馬克思經濟正義思想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指導意義

馬克思的經濟正義理論和思想在經濟學界占據獨特的重要地位，對經濟學理論的完善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在深刻剖析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的基礎上，揭示了經濟正義在社會公平正義體系中的基本性地位，進一步闡述了人們對正義的追求從個人美德向社會制度發展的大趨勢，充分說明人們對經濟正義的認識從形式正義階段發展到實質正義階段。馬克思的經濟正義思想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正義思想的批判性的繼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研究價值。

馬克思的經濟正義思想開放性的指出經濟正義在社會正義的理論體系中居于基礎性的地位。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中，任何科學性研究都是緊密聯系社會經濟基礎的，特別是對經濟正義的研究。

馬克思經濟正義思想揭示了人類追求正義事業的趨勢是從個人美德向社會制度道德發展。人們對正義理論的認知可以從兩方面闡述，一是美德，正義是人們在生活中所崇尚和追求的正當行為；而是社會性制度規范或標準，正義是對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架構進行的制度性評價標準。在當今社會中，制度正義、規范合理、制度倫理已經顯現出比單純追求個人美德具有更為重要的理論價值。馬克思在承認人的真正自由的前提下進一步強調社會制度的公平合理，引導人們認識到制度正義、規范合理和制度倫理對社會經濟正義的重要作用，充分體現了人類對正義的追求由個人德性向社會制度道德轉變的現代化發展趨勢。

馬克思經濟正義理論使人們對于正義問題的研究從形式主義演變到實質主義的范疇，人們關于正義的觀念發生了根本性變革。在對資本主義經濟正義批判繼承的過程中，馬克思對經濟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進行了嚴格的區分。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所主張的經濟正義，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正義或程序化的正義，根本未觸及實質正義的內容。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周輔成.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M].上海：商務印書館，1964.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M].上海：商務印書館，1979.

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演變范文2

市場經濟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因而給人們一種誤解，似乎它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其實，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具有不同的質的規定性。如果把市場經濟一般和產生過程進行抽象，它們的區別就會顯示出來。

所謂市場經濟，簡言之，就是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市場為樞紐建立起社會經濟調節機制釣商品經濟。它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經濟機體，要對它作全面概括是困難的，但可以從一些主要方面認識它一般的質的規定。

首先，調節包括生產要素在內的社會資源的分配是市場經濟的主要內容。_調節的對象是全方位的:既包括資金，也包括物資，既包括物化勞動，也包括活勞動，既包括產品加工，也包括科技、管理和土地，既包括生產，也包括流通，而且還包括各個經濟單位、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各個產業經營活動等等在內的各個方面。通過對所有這些方面的調節，實現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使整個社會經濟順利運行。

其次，社會總商品的實現是市場經濟的中心問題。商品經濟的運行離不開交換，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必須通過社會產品的實現才算最終完成，才能保證社會總商品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并在再生產中顯示其效益。所謂社會商品的實現，就是社會商品的名個部份從哪里出售，使消耗的價值得到補償，從哪里買進商品，使消耗的物質資料得到替換。所以，交換是調節社會資源配置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完善流通體制，搞活交換環節，對建立和實現市場經濟的調節機制至關重要。

再次，價值規律的要求是建立和實現市場調節機制的根本依據。市場經濟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理所當然的是它的基本規律，必然要對市場進行調節。實際上，建立市場調節機制就是生產力發展到機器大工業階段的價值規律的要求。只有按照價值規律要求建立和完善市場調節機制，才能真正達到社會資源合理配置，保證社會總商品再生產順利實現的目的。

第四，價格是進行市場調節的基本杠桿。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是價值規律的作用形式。通過價格以價值為軸心的不斷背離運動，能夠較準確地把價值規律的要求傳遞到各個利益主體，從而驅動資源的不斷流動，使市場對社會資源配置的調節得到實現，并逐步趨于合理。由于進入市場的商品種類十分繁雜，各種商品價格的形成條件互不相同，作為調節杠桿的價格就不能是某一種商品的價格，也不總體價格，而是形成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價格體系中所有各種商品的價格。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是市場經濟本身的要求，它直接關系能否建立起合理的市場調節機制。

第五，競爭是實現市場調節機制的普遍形式。競爭是商品經濟的終生伴侶。在市場經濟中，競爭具有其它任何東西不能代替的功能。正是參與市場各利益主體.之間的競爭，造成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把價值規律的要求傳遞到各個利益主體，才使價格成為調節經濟的杠桿。最后，平等是市場經濟的一般社會性質。平等是商品經濟的本質特征，當然也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換必須堅持以價值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這是一種平等原則，體現著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平等關系。這一平等原則是價值規律的要求，貫串于市場經濟的一切領域，制約著參與市場的所有利益主體的活動，而不管這些主體屬于哪一種所有制。正是這個平等原則，能夠造就出平等的競爭環境，激勵著各利益主體、’從而社會經濟的發展。

市場經濟的建立是經歷了一段漫長過程的。在商品經濟產生以后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由于生產力低下，商品生產規模狹小，商品量不大，社會分工不發達，生產者之間的經濟聯系不緊密，處于自由發展狀態，市場主要是實現商品和反饋信息的場所，不存在對經濟進行社會調節的要求，沒有市場經濟。隨著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發展，特別是手工業小生產過渡到機器大生產，各個經濟單位的聯系日廣泛和密切，單個勞動越來越成為社會總勞動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部份，一個經濟單位勞動產品的實現與否，都會影響到其它經濟單位的經營狀況，客觀上產生了對社會經擠建立調節機制的要求。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只有通過市場進行調節，同時，市場在不斷發育中也逐步形成了相應的調節功能。于是，市場經濟在社會發展到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階段時產生了。商品經濟也就進入了一個有社會調節的新階段。

從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和產生過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屬于社會經濟制度的問題。它與資本主義經濟分屬于不同的范疇系列，具有不同的質的規定性。它們之間既不是誰決定誰的關系，也不是誰依附誰的關系，更不是等同關系。正像武器可以被人用于侵略也可用于防御一樣，只要具備一定條件，市場經濟同樣可以用于發展資本主義也可用于發展社會主義。長期以來，有些人習慣于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等同起來或把它當作資本主義的產物，主要是因為，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幾乎同時產生，市場經濟的運行狀況，直接顯現出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展或收縮、高漲或衰落。

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同時產生、至今仍結合在一起，這是歷史事實。但不能由此認為市場經濟附屬于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結合，是同一源頭兩支分流在一定條件下的匯集，它們都根源于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是由于發展到機器大生產階段的生產力要求改變不適應它的封建主義生產關系，市場經濟的形成，是由于生產力發展到社會化大生產階段，社會分工更加細致，各個經濟單位成為相互制約、相互依存、具有緊密聯系的社會經濟的有機組成部份，產生了對生產要素和資源配置進行社會調節的要求。前者屬于社會經濟制度的更替間題，后者屬于經濟運行形式和調節機制的演變和發育問題。兩者雖然都由生產力發展引起的，并在同一個時期產生，但確實屬于兩個不同范疇系列的問題，把它們等同起來系屬誤解，是不符合實際的。

正因為如此，市場經濟也就并不注定只能同資本主義結合，只要具備一定條件，也可以同社會主義結合，而且是歷史的必然。隨著生產力和生產社會化達到一定高度，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和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從而資本主義市場矛盾的日趨尖銳化，越來越要求變資本主義制度為社會主義制度。在兩種制度逐步交替過程中，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面臨著兩種制度的選擇。由于從一長遠觀點看，一方面，社會主義制度能夠消除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從根本上克服市場危機，同時要求在鏟除剝削的過程中把平等關系從形式深入到本質，貫串到社會一切領域，為同樣要求貫徹平等原則的市場經濟深入發展提供了優越條件，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平等要求提供了具體的實現形式和手段。因此，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是兩廂情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不僅具有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但是，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是一種不能單獨存在并具有游離特性的經濟形式，它必須存在于某種具體的社會制度下并與之結合才能發揮其功能。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同時存在的情況下，要就是維持原狀與資本主義結合，在為資本主義實現表面平等、本質上剝削的服務過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自己的平等要求，要就是游離出來與社會主義結合，在為建立勞動人民之間真正平等關系服務的過程中，更全面、更充分地實現自己的平等要求。究竟誰能同它結合，關鍵在于人的主動性。所以，社會主義不能消極等待市場經濟的自然合攏，必須發揮主觀能動作用，充分利用自己的優越性，把它吸引過來，使之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二、市場經濟可以是自發的，也可以是有計劃的

市場經濟在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后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是完全自發的。這很自然地使人們把市場經濟和自發傾向聯系起來，認為市場經濟只能是自發的，并把自發傾向看作市場經濟的特有現象。這也是一種誤解。自發傾向不是市場經濟的專利，它與市場經濟之間不是同生共死的關系。市場經濟只是要求以價值規律為依據建立市場機制，對社會經濟進行調節。至于這種調節采取什么方式實現，是自發的還是有計劃的，這不是市場經濟本身所能提出的問題。經濟運動的自發傾向，是由同時并存著兩個條件決定的。一個條件是各個經濟單位具有不同的物質利益，為了獲取更多的物質利益，總要無拘無束地自由發展自己。這種現象早在市場經濟形成以前的自然經濟中普遍存在。市場經濟的產生改變了經營形式，自給自足的生產者變成了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經營者。但并未消除追求更多物質利益的自發傾向，只是自發的內容發生了變化。過去是各個經濟單位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自由自在地發展自己，而現在，參與市場經濟的所有經營單位無一例外都必須接受市場規范的約束，在價值規律自發調節下活動。另一個條件是生產社會化程度相對不高，社會分工相對不夠發達，市場容量還有閑置空間，各個經營單位之問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關系還不十分密切，一個經營單位經營狀況的好壞還不致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映，波及整個社會，由價值規律自發調節還不嚴重影響商品經濟運行和市場機制的實現，相反還會起充實市場、促進生產發展的作用。很一長一段時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由于同時并存著這兩個條件，所以是自發的。

但是，市場經濟并不天生只能是自發的，它也可以是有計劃的。當第二個條件發生…變化，即生產社會化程度進一步提高，社會分工更加發達，市場容量趨于全面飽和，各個經營單位之間依賴關系和制約關系更加緊密，任何一個經營單位自發活動的偏差，都會牽制一系列其它經營單位的活動，對它們起破壞作用，甚至波及整個社會再生產的正常進行，導致市場危機。這就產生了由一個社會中心用計劃來制約、限制以致在某些方面取代自發傾向的要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現象體現了單個資本家與資產階級總體之間的矛盾，只有資產階級國家才能充當這個中心。于是，逐步產生了國家有計劃的調節，并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充當“總資本家”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萌芽，經過幾次起伏，終于在二次大戰后迅速發展起來，成為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進行計劃調節的主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進入了一個計劃調節和自發調節并存的新時期。

計劃調節和自發調節并存的現象，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仍然存在。這是因為，一方面，參與市場的各個經營者仍然存在著不同的物質利益，即使占主導地位的全民所有制企業之間，也存在著物質利益差別，它們必然要為自己的利益在市場上自由發展，同時，在我國目前總體上生產社會化程度相對不高、社會分工相對不發達、市場容量還有較大空間的條件下，經濟的自發運動不僅會在一定范圍內延續下來，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社會主義經濟和市場的發展是有利的。另一方面，我國目前相當一部分經濟，主要是一部分全民所有制經濟的社會化程度較高，社會分工比較發達，市場容量較為飽滿，企業之間聯系相當緊密，經濟運動的自發狀態會對它們起破壞作用，并且可能波及總體，要求采取計劃形式，以保證社會經濟有秩序地運轉。

總之，市場經濟并不注定只能是自發的。作為調節手段的形式，市場經濟既可以采取自發形式，也可以采取計劃形式，或兩種形式同時采用。這里的關鍵在于條件，這無論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社會制度下，這些調節手段滲透著利用它們的那個社會制度的性質和要求。

三、建立和健全杜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杜會主義國家的任務

國家屬于上層建筑，是在一定經濟基礎上產生的，因此，為造就它的經濟基礎服務，是國家的基本任務。

社會主義國家為社會主義經濟服務，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要遵循客觀規律的要求，使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建立和不斷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當前情況下，必須以價值規律為依據，通過健全市場體系和價格體系，建立起以市場為中心、以價格為基本杠桿，能對生產要素和各種社會資源進行合理調配的市場機制，井利用這種機制進行對社會經濟的宏觀調節，在實現社會主義經濟高效、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保證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為了有效地實現市場機制，哈競爭制造一種平等的環境是十分必要的。根據我國目前生產力多層次下的不同情況，必須有針對性地引導和協調包括自由競爭在內的各種形式競爭活動的展開，以利于調動各類利益主體發展經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至于競爭的形式，不能只強調自由競爭。競爭采取什么形式，與市場調節采取什么手段是一致的，它不由社會之制度決定，歸根到底取決于生產力一定水平的經濟條件。資本主義社會的很長一段時期，自由競爭占絕對優勢，是因為那時的生產力和生產社會化程度不高，這種競爭形式適應當時的經濟條件，當生產力發展弓L起生產社會化程度相對提高，生產達到高度集中，一個或幾個部口的經濟活動被少數一些大企業控制時，就產生了占統治地位的壟斷控制下競爭。這種以壟斷統治下的竟爭為主與自由競爭并存的局面，更適應新的經濟條件。隨著生產力和生產社會化程度進一步提高，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更趨尖銳化，為適應這種條件，在壟斷競爭和自由競爭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又產生了國家指導下的竟爭，并得到不斷發展。我國目前生產力和生產社會化程度不高，并呈現多層次的狀態，同樣要求各種競爭形式同時并存，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為了發展和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國家還必須采取措施，組織力量清除一切阻礙、破壞市場經濟發展的障礙。分清政企職責就是其中要做的一個重要方面。政企職責不分這種原蘇聯模式，本來就是為取消市場經濟而設計的，它對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嚴重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在這種模式下，企業失去了獨立性，喪失了作為自主經營的經濟實體的基本條件。面對構成市場經濟經營主體的這種殘缺不全的功能，市場機制無從建立，發展和完善市場經濟也就成了空話。因此，進一步深化改革，把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展到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政企職責分開，是當務之急。黨的以來，雖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政企職責不分的現象還未從根本上扭轉，還要花很大氣力才能實現。各種經濟犯罪活動，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另一種嚴重障礙。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不僅起阻礙作用，還起著嚴重的破壞作用。例如，走私販私會擾亂國內市場和、對外貿易，干挑社會生產要素和資源合理配置，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會破壞生產和流通秩序，其中制造使用很鈔還會擾亂金融秩序，破壞社會經濟正常運行;投機倒把會破壞合理的價格和價格體系，使價格不能正常發揮杠桿作用，給市場經濟造成混亂，封建式的欺行霸市會破壞平等的競爭，‘阻礙市場機制的實現;制黃販黃會腐蝕人的思想，削弱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人的經濟活動能力，貪污盜竊會損害削弱經營主體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實力，影響資金投入和擴大再生產，等等。所有這些經濟犯罪活動，都會從不同方面擾亂、削弱、破壞市場經濟，因此必須給予堅決打擊。

除了上面這些以外，加強教育和宣傳，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任務。市場經濟雖然不是社會制度的產物，然而一旦它被某種社會制度利用，就會滲入該種社會制度的性質和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利用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滲透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和要求。而這種要求又是借助于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實現的，這是因為，經濟活動的主體是人，人的行為是在一定思想和學識指導下進行的，一旦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掌握了群眾，就會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用科學文化知識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和宣傳群眾，就會使吏多的人了解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把原來對社會主義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的不理解、以致產生抵觸或排斥的消極因素變為積極因素，并逐步樹立起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自覺抵制和打擊各種犯罪活動，更主動地用自己的聰明才智，把學到的知識和技能服務于人民。這無疑對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會起巨大作用的。

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演變范文3

關鍵詞：金融；金融危機；資本主義

引言：2008年9月，美國次貸危機全面升級，演變為金融危機，其影響迅速波及全球，造成巨大沖擊，讓全球經濟陷入了陰霾兩年之久。此次金融危機引起了政府、組織、學者和廣大民眾的密切關注，大家都在透視危機爆發的原因，尋求自我解贖的途徑。因此我將從西方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及其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的分析，探討我國應對西方金融危機的措施。

1.西方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

西方金融危機的爆發表面上是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產生，但是其內在深層次的根源卻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的長期積弊，以及近幾十年來西方新自由主義政策和資本主義各種矛盾誘發的產物。

1.1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西方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性原因。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存在必然會滋生各種社會矛盾，使得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正常運行所需要的一系列連續性、并存性和均衡性關系難以得到滿足，從而爆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持續推進，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圍不斷擴展并日趨激化。①

1.2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是西方金融危機爆發的政策性原因。1979年撒切爾夫人在英國上臺，1980年里根在美國上臺后，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開始在英美推行，并隨后在全世界蔓延。他們極力主張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堅決否定公有制、社會主義和國家干預。但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可能要給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畫上一個句號，成為其失敗的標志。英國《金融時報》說：“自由化時代也是金融危機格外頻發的時代……所有這一切都蘊含著最終導致自由化時代滅亡的種子②”。

2.西方金融危機對中國的不利影響

西方金融危機的爆發對全球經濟都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同時對我國經濟的發展也帶來了機遇與挑戰，在此，我就主要分析西方金融危機對我國帶來的不利影響。

2.1沖擊我國金融業。首先，持有美國投資銀行股份或債券的金融機構，受金融危機影響，股票債券大幅縮水。其次，金融危機導致中國金融市場的資金流動放緩。主要是由于國外各商業銀行縮緊銀根所導致。再次，影響了投資者的投資信心。中國股市的一蹶不振，幾乎套牢了所有的股民，投資者信心受損，影響了整個金融業的經營環境③。

2.2減少中國出口貿易，就業壓力突增。西方爆發金融危機后，其“消費過剩”矛頭凸顯。短期內出現大幅度的減少生產，解雇工人，減少對供應商的原料采購，隨著危機的蔓延，其他國家采取類似的措施，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多年貿易順差的的出口國而言，必然面臨著“生產過剩”的困境。生產商擔心存貨過多，就會縮減生產，反過來又進一步縮減消費需求④。生產的縮減又必將會對勞動力需求降低，從而使國內的就業壓力突增。

2.3影響投資熱情與投資能力。從國內投資來看，金融危機一是會導致投資者投資熱情下降，信心不足。二是會利用外資的能力減弱。隨著金融危機的不斷演進，國外金融機構和企業紛紛甩賣海外資產，回籠資金，以套現應對危機。三是預期投資成本的上升，隨著各國的救市措施的實行和危機的緩解必然導致資源和初級產品價格的迅速反彈，使得投資成本上升。

3.西方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在國際政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雖然中國沒有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受金融危機很大的影響，但其影響和威脅仍然彌漫在中國的周圍。因此，中國應從這場金融風暴中吸收經驗教訓，積極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3.1堅定不移地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中國市場經濟的特色就是政府對經濟主體和活動具有的強大的監督管理作用，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能夠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集中力量辦大事。歷史證明這種模式是卓有成效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調節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必須在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市場調節和政府調控的作用。通過增加投資需求以及由此帶動的固定資本的有序更新和對國民經濟的技術結構及其比例關系的調整，拉動內需，刺激經濟增長⑤。

3.2加強防范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危險，注重金融機構的審慎經營。西方金融危機的爆發警示我們，在中國金融業積極穩妥地推進對外開放的同時，全球金融體系中的風險不容忽視。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必須深化改革，改進風險管理能力，提高綜合競爭力。在過渡期間，需要借鑒國外信用風險管理技術，選擇最適當的信用風險識別理論模型并將其與中國信用風險管理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構建中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識別模型⑥。

3.3有效調整外匯儲備結構。我國對美國經常項目保持多年的貿易順差，積累了大量美元資產，其中有上萬億美元債券。因而，美國國內經濟對我國經濟財富有著直接的影響。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當在搞活多邊貿易的基礎上，逐步調整外匯儲備的資本結構，減少美元比重，豐富幣種。我國應當增加外匯儲備中黃金的份額，達到保值的目的，適當增持黃金，降低美元貶值給我國造成的損失。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張燕生等.次貸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形勢及對我國經濟的影響[J].宏觀經濟研究.2008.3

[3]周慧蘭、曹理達：美國金融危機：根源與教訓[N].21世紀經濟報道，2008-9-20.

[4]郭田勇.《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影響和對策》《黨政干部學刊》.2008第12期

[5]《列寧全集》，第5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衛興華：《國際金融危機與我國經濟發展》，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0年第1期

注解：

①《研究》2010年第7期，西方國家金融和經濟危機與中國對策研究（上）。

②英國《金融時報》，2008年8月15日。

③《現代經濟》2008年第7卷第10期（總第98期），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④《現代經濟》2008年第7卷第10期（總第98期），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演變范文4

經濟活動是人們在一定的經濟關系的前提下，進行是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以及與之有密切關聯的活動。在經濟活動中，存在以較少耗費取得較大效益的問題。經濟關系是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結成的相互關系，在各種經濟關系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生產關系。

經濟一詞，在西方源于希臘文，原意是家計管理。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的著作《經濟論》中論述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奴隸制經濟的管理，這和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是適應的。

在中國古漢語中，“經濟”一詞是“經邦”和“濟民”、“經國”和“濟世”，以及“經世濟民”等詞的綜合和簡化，含有“治國平天下”的意思。內容不僅包括國家如何理財、如何管理其他各種經濟活動，而且包括國家如何處理政治、法律、教育、軍事等方面的問題。

包括在“經世濟民”內的“經濟”一詞，很早就從中國傳到日本。西方經濟學在19世紀傳入中、日兩國。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譯為“經濟學”，中國的嚴復則譯為“生計學”。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已逐漸成為各門類經濟學科的總稱，具有經濟科學的含義。

現代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大量運用現代數學方法和現代計算機技術，進行經濟數量關系的分析，這是由于現代經濟發展日益錯綜復雜，在此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運用這些新的方法進行精確的描述和解釋。經濟學各門學科依據本身的特點，適當運用現代數學和計算機技術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對于增強經濟科學的精確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經濟學發展簡史

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前，對當時的一些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形成了某種經濟思想，但是并沒有形成系統。

在以歷史和文明悠久著稱的民族和國家中，以中國、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保存的歷史文獻最為豐富。它們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在經濟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

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的經濟思想

古希臘在經濟思想方面的主要貢獻中，有色諾芬的《經濟論》，柏拉圖的社會分工論和亞里士多德關于商品交換與貨幣的學說。

色諾芬的《經濟論》論述了奴隸主如何管理家庭農莊，如何使具有實用價值的財富得以增加。色諾芬十分重視農業，認為農業是希臘自由民的最好職業，這對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和以后法國中重農學派都有影響。

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從人性論、國家組織原理以及使用價值的生產三個方面，考察社會分工的必要性，認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經濟生活所必需的一種自然現象。這種分析與中國古代管仲的“四民分業”論和孟子的農耕與百業、勞心與勞力的“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理論，基本上是一致的。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與《倫理學》兩書中指出，每種物品都有兩種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與其他物品相交換，而且說明了商品交換的歷史發展和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職能，指出貨幣對一切商品起著一種等同關系的作用，從而成為最早分析商品價值形態和貨幣性質的學者。

古羅馬的經濟思想部分見于幾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圖、瓦羅等人的著作中。古羅馬對經濟思想的貢獻，主要是羅馬法中關于財產、契約和自然法則的思想。

古羅馬早期有十二銅表法，以后在帝國時期有適用于羅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適用于帝國境內的各族人的萬民法。在這些法律中，對于財產權、契約關系以及與此相聯系的買賣、借貸、債務等關系都有明確的解釋。萬民法所依據的普遍性原則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漸形成自然法則思想，成為資本主義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來源。

西歐中世紀雖然經歷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紀才真正建立起來。中世紀的學術思想為教會所壟斷，形成所謂經院學派。

經院學派主要用哲學形式為宗教的神學作論證，但也包含某些經濟思想，用來論證某些經濟關系或行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來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的興起，教會不得不回答當時社會上出現的兩個重要問題：一是貸款利息的正當性問題，一是交換價格的公正性問題。

貸款取息與教義抵觸，教會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來迫于大量流行的貸款取息的現實，經院學派不得不采取調和態度。

在中世紀神學家中較早論述公平價格的是大阿爾伯特，他認為公平價格是和成本相等的價格，市場價格不能長期低于成本。對這兩個問題，在中世紀并未形成有說服力的觀點，但為以后的經濟學家提出了研究的課題。

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

由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有著自己的特點。與西方古代的經濟思想比較，除在重視農業生產、社會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處外，也有它自己的特點。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義利思想、富國思想、賦稅思想、平價思想、奢儉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經濟思想。道家從自然哲學出發，主張經濟活動應順從自然法則運行，主張清靜無為和“小國寡民”，反對當時儒家所提倡的禮制和法家所主張的刑政。道家這種經濟思想后來傳到西歐，對17～18世紀在西歐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響。

義利思想是關于人們求利活動與道德規范之間相互關系的理論。“利”主要指物質利益，“義”是指人們行動應遵循的道德規范。儒家貴義賤利，成為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僵化教條，妨礙了人們對求利、求富問題的探討和論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商品經濟在中國的發展。

中國古代思想家為使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富強，提出了各種見解或政策。孔子的學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這是儒家早期的富國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國變法，提出了富國強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韓非，認為農業是衣食之本、戰士之源，發展農業生產是國家富強的唯一途徑。同時，他們認為工商業是末業，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會使人人避農，危害農業生產，因而主張“禁末”。富國思想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史上具有獨特地位，這與中國長期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國家這一特點有著密切關系。

對土地課征賦稅是中國封建社會農產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國思想家經常論述的問題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對農業生產改為按所有田畝課征賦稅。因此，中國古代的經書、史籍如《尚書》、《周禮》、《國語》等，常有關于田地分級和貢賦分等的論述。

平價思想，即關于穩定物價的思想。戰國時代，李悝、范蠡鑒于谷價大起大落對農民和工商業者都不利，提出國家在豐年購進糧食，在歉年出售糧食的“平糴”、“平糶”政策，使糧價只在一定范圍內漲落。這一平價思想也被用于國家儲備糧食的常平倉制度，和救濟貧民的義倉制度中。

古代王公貴族生活的奢侈或節儉，關系到財用的匱乏或富足，稅斂的苛繁和薄簡，因此，對待消費應提倡“儉”還是“奢”，這也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經常論述的一個問題。一般來說，黜奢崇儉是中國封建時期占支配地位的經濟思想。

但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也出現過一些相反的觀點。如《管子》一書的《侈靡》篇，就論述過富有者衣食、宮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開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農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貧民得到就業和生活的門路，也可使商業活躍起來。這在當時確是一個頗不尋常的觀點，它從經濟活動各方面的相互聯系來考察消費問題，提出了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的卓越見解。

除上述幾種主要經濟思想外，中國古代思想家還有其他的經濟觀點，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財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盡其利、民盡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來說，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大都是為維護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統治服務的，但也有些思想是為擴大商品生產與交換、發展社會生產力開辟道路而提出來的。

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發展和演變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在西歐各國逐漸形成了資產階級經濟學。

重商主義16～17世紀是西歐資本原始積累時期。這一時期商業資本的興起和發展，促使封建自然經濟瓦解，國內市場統一，并通過對殖民地的掠奪和對外貿易的擴張積累了大量資金，推動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產生了代表商業資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義思想。

重商主義原指國家為獲取貨幣財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紀末以后，在英、法兩國出現了不少宣揚重商主義思想的著作。重商主義重視金銀貨幣的積累，把金銀看作是財富的唯一形式，認為對外貿易是財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過出超才能獲取更多的金銀財富。因此，主張在國家的支持下發展對外貿易。

古典經濟學17世紀中葉以后，首先在英國，然后在法國，工場手工業逐漸發展成為工業生產的主要形式，重商主義已經不適應日益壯大的產業資本的利益和要求。資產階級面臨的任務是對封建勢力作斗爭，這種斗爭要求從理論上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怎樣使財富迅速增長，探討財富生產和分配的規律，論證資本主義生產的優越性。由此，產生了由流通過程進入生產過程研究的古典經濟學。

古典經濟學的先驅是英國的配第和法國的布阿吉爾貝爾。配第的主要貢獻在于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一些基本觀點，并在此基礎上初步考察了工資、地租、利息等范疇。布阿吉爾貝爾認為流通過程不創造財富，只有農業和畜牧業才是財富的源泉。

出現于18世紀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爾戈為主要代表的法國重農學派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第一個系統理解。他們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農業來概括資本主義，用的生產經營活動來分析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

斯密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杰出代表和理論體系的創立者。他所著《國富論》一書把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他批判了重商主義只把對外貿易作為財富源泉的錯誤觀點，并把經濟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

他克服了重農學派認為只有農業才創造財富的片面觀點，指出一切物質生產部門都創造財富。他分析了國民財富增長的條件以及促進或阻礙國民財富增長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見的手”支配著社會經濟活動，他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則。

李嘉圖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分配論為中心的嚴謹的理論體系。他強調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闡明財富在社會各階級間分配的規律，認為全部價值都是由勞動生產的，工資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利潤是工資以上的余額，地租是工資和利潤以上的余額。由此，他闡明了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對立。此外，李嘉圖還論述了貨幣流通量的規律、對外貿易的比較成本學說等等。古典經濟學到李嘉圖時達到了頂峰，對后來的經濟學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古典經濟學產生于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處于上升發展的時期，在這種條件下，古典經濟學還能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系和矛盾進行較為客觀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學成份。古典經濟學員主要的貢獻是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從而成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一個重要來源，但由于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性，他們的理論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歷史學派19世紀上半葉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還遠遠落后于英法。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以國家主義為先驅的德國歷史學派。

歷史學派分為舊歷史學派和新歷史學派兩個階段。以羅雪爾為創始人的舊歷史學派活動于19世紀40～70年代。他們反對19世紀中葉以前的英法傳統經濟學，以歷史歸納法反對抽象演繹法；以歷史反對理論，否認經濟規律的客觀存在；以國家主義反對世界主義；以生產力的培植反對交換價值的追求；以國家干預經濟反對自由放任。

隨著19世紀70年代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出現了以施穆勒、瓦格納、布倫塔諾等為主要代表的新歷史學派，他們在上述基本觀點的基礎上，提出改良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因而被稱為“講壇社會主義者”。

邊際效用學派這是19世紀70年代初出現在西歐幾個國家的一個庸俗學派，以倡導邊際效用價值論和邊際分析為共同特點，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兩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為基礎的心理學派，其主要代表為奧地利的門格爾、維塞爾和帕姆·巴維克等；一是以數學為分析工具的數理學派或稱洛桑學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國的杰文斯、法國的瓦爾拉斯和帕雷托。

邊際效用學派在美國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邊際效用論的基礎上提出邊際生產力分配論。當代經濟學家把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出現稱為“邊際主義革命”，即對古典經濟學的革命。這個學派運用的邊際分析方法，后來成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的重要基礎。

新古典經濟學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他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繼承19世紀以來英國庸俗經濟學的傳統，兼收并蓄，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這是繼密爾之后庸俗經濟學觀點的第二次大調和、大綜合。

馬歇爾用均衡價格論代替價值論，并在這個核心的基礎上建立各生產要素均衡價格決定其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分配論。他頌揚自由競爭，主張自由放任，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可以通過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新古典經濟學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

制度學派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美國出現的歷史學派變種。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倫、康蒙斯、米切爾等。他們把歷史學派的方法具體化為制度演進的研究，否認經濟理論的意義，以批判資本主義的姿態出現，提倡改良主義政策。

此外，在北歐出現了以維克塞爾為代表的瑞典學派，提出與馬歇爾不同的理論體系，強調投資與儲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論，在這一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說中，占有特殊地位。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學

這里主要指經過所謂“凱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資產階級經濟學。

凱恩斯主義與后凱恩斯主義1929年爆發空前規模的世界經濟危機后，資本主義經濟陷入長期蕭條狀態，失業問題嚴重。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借助市場自動調節機制，達到充分就業的傳統說教徹底破產，壟斷資產階級迫切需要一套“醫治”失業和危機，以加強壟斷資本統治的新理論和政策措施。正是適應這個需要，凱恩斯于1936年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

《通論》的出現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震動，把它說成是經濟學經歷了一場“凱恩斯革命”。凱恩斯抨擊“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薩伊定律和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觀點，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總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決定就業量的理論。

有效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它主要由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費傾向、收益預期、流動偏好和貨幣供應量決定的。他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存在失業和蕭條，就是由于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據此，他提出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采取財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開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資和消費，以提高有效需求，實現充分就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凱恩斯這一理論為根據而形成的凱恩斯主義，不僅成為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占統治地位的一個流派，而且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具有重大的影響。

新經濟自由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和20世紀50～60年代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促成了凱恩斯主義的盛行。但是隨著壟斷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激化，國家干預經濟不斷引起一系列的新問題，特別是70年代以來出現了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并存的“滯脹”局面，使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經濟自由主義流派的挑戰。

各種色彩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具有各自的論點和論證方法，但是，反對國家干預經濟，鼓吹恢復和加強自由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作用，是他們的共同立場。

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問題愈來愈復雜，所研究的范圍也愈來愈廣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運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別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課題，又各有側重地研究不同的經濟領域。因而，不僅在理論上彼此有爭論，而且出現了門類繁多的“經濟學科”。

經濟學說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濟學說的主要內容，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馬克思從分析商品開始，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地繼承并發展了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派奠立的勞動價值理論，指出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二重性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勞動的二重性決定的。

剩余價值學說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石。馬克思把社會總生產分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并把每一部類產品的價值，分解為由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剩余價值所構成。馬克思還考察了資本的各種具體形式，以及相應的剩余價值的各種具體形式。

經濟學學科分類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深化，人類經濟活動的內容愈來愈復雜、豐富，專業化程度愈來愈細密；同時，各種經濟活動之間、經濟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之間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聯系，也愈來愈緊密。

為了適應這種情況，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也愈來愈擴展。一方面，從帶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論經濟學中，不斷分化出帶有應用性和獨立的部門經濟學、專業經濟學等分支學科；另一方面，也出現了經濟學科內部各個分支相互交叉的學科，以及經濟學科與其他社會科學，以至自然科學學科之間彼此聯結的邊緣學科。

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學研究的深化，對分析的精確性的要求愈來愈高，出現了研究經濟數量的分析和計量方法的學科；為了總結歷史經驗，為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統的歷史依據，出現了各種經濟史的學科。這樣，就在社會科學中逐步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門類分支繁多的經濟學科體系。

關于現代經濟學的學科分類，大體上可以分為如下幾個門類：

理論經濟學論述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一般規律，為各個經濟學科提供基礎理論。理論經濟學通常稱為一般經濟理論，它分為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兩個分支。

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為視野，以經濟活動總過程為對象，考察國民收入、物價水平等總量的決定和波動。其中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波動(經濟周期)理論又是宏觀經濟學的兩個獨立分支。

微觀經濟學研究市場經濟中單個經濟單位即生產者(廠商)、消費者(居民)的經濟行為，包括供求價格平衡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在不同市場類型下廠商成本分析與產量、價格決定理論、生產要素收入決定即分配理論等。

經濟發展史是研究人類社會各個歷史時期、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發展演變的具體過程及其特殊規律的學科。它為總結歷史經驗和預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趨勢提供依據，也為研究各個歷史時期形成的經濟思想、學說、政策提供歷史背景。

經濟史按地域范圍劃分，有國別經濟史(如中國經濟史、英國經濟史等)，地區經濟史(如歐洲經濟史、拉丁美洲經濟史等)，世界經濟史(以世界為整體，研究世界經濟的形成和發展)；按部門或專業來區分，有農業發展史、工業發展史、銀行發展史等；按歷史分期，有古代經濟史、近代經濟史、現代經濟史之分。關于世界經濟現狀及其發展趨勢的研究，實際上屬于現代經濟史范圍。經濟史如同理論經濟學一樣，要受研究者的階級立場、觀點、方法的影響。

經濟思想史或稱經濟學說史。它研究各個歷史時期出現的經濟觀點、經濟思想、經濟學說及其產生的經濟政治背景、所起的影響、所占的歷史地位，以及各個人物、各個學派之間的承襲、更替、對立的關系等方面的學科。

經濟數量的分析、計量方法包括數理經濟學、經濟數學、經濟統計學、經濟計量學等學科。

經濟學家比較注重各種經濟現象之間數量關系的分析。自19世紀70年代起，就有一些經濟學家應用數學推導經濟理論，建立數理經濟學。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數理經濟學得到進一步發展，廣泛應用現代數學方法建立了各種靜態的、動態的、微觀的宏觀的經濟模型。與之相聯系的一個分支是經濟數學，它側重闡述現代經濟分析中運用的各種數學方法，這實際上屬于應用數學范圍。

應用經濟學主要指應用理論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研究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各個專業領域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規律性，或對非經濟活動領域進行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經濟學科。應用經濟學大體上可分為：

以國民經濟個別部門的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農業經濟學、建筑經濟學、運輸經濟學、商業經濟學等等；

以涉及國民經濟各個部門而帶有一定綜合性的專業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計劃經濟學、勞動經濟學、財政學、貨幣學、銀行學等等；

以地區性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城市經濟學、農村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經濟地區規劃、生產力布局)等等；

以國際間的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國際經濟學及其分支：國際貿易學、國際金融學、國際投資學等等；

以企業經營管理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企業管理、企業財務、會計學、市場(銷售)學等等；

與非經濟學科交叉聯結的邊緣經濟學科，如與人口學相交叉的人口經濟學；與教育學相交叉的教育經濟學；與法學相交叉的經濟法學；與生態學相交叉的生態經濟學或環境經濟學；與社會學相交叉的社會經濟學；與自然地理學相交叉的經濟地理學、國土經濟學、資源經濟學等等。

這些邊緣經濟學科主要研究這些非經濟領域發展變化的經濟含義、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從中找出它們的規律性。

應用經濟學的分支學科，是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不斷擴展、不斷充實的。應用經濟學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經濟實踐，離不開理論經濟學的指導，但它們的發展反過來又豐富了理論經濟學的內容，起著指導實踐的作用。

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

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各種社會活動和各種社會關系的理論和歷史的多種學科的總稱。經濟活動是其他一切活動的物質基礎，經濟關系也是其他一切社會關系的物質基礎。因而，除了哲學之外，經濟學，特別是作為理淪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就成為社會科學中的基礎科學，成為人們認識社會、改造社會必先掌握的思想武器。

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演變范文5

Abstract: The flow theory of Marxism and Western capitalism circulation flow theory is to study and get o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paper, the position of a variety of different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two still exist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low through the theory of Marx an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estern theories in circulation, circulation can build our socialist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t distribution play a guiding role.

關鍵詞:馬克思流通理論 西方流通理論 流通經濟

Key words: Marx flow theory western flow theory MARKET

作者簡介:李慶文(1966― ),男,廣西北流人,廣西國際商務職業技術學院工程師。

流通是連接生產與消費的橋梁,是社會再生產環節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連續的高速增長,但內需不旺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重大問題之一,而造成內需不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流通環節不暢。因此,在當前我國“擴內需、促增長”的背景之下,對馬克思流通理論與西方流通理論進行比較性的研究,從而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為我國流通領域的發展提供參考依據,是尤為迫切和重要的。

一、馬克思流通理論簡述

馬克思關于流通的論述是極其豐富和詳盡的,他從流通的一般概念開始對資本主義的商品流通進行剖析,詳細論述了流通時間和流通費用,深入分析了主要流通業的特點,并具體提出了如何提高流通效率的途徑,所有這些內容都是極具邏輯性和科學性的。

1. 關于流通一般。馬克思指出,流通是指產品從生產領域到最終到達消費者之間所必須經過的一系列過程,流通存在的條件是社會分工。社會分工出現之后,生產和交換就成為了社會化生產的必不可少的經濟活動環節。生產與流通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首先是生產對流通起到決定的作用,流通是為生產服務的,但是流通對生產又起著反作用,尤其是在買方經濟的條件下,其反作用更是強大。歷史上,流通的發展經歷了物物交換、商品流通形式和資本流通形式的三個階段,分別與前商品經濟、簡單商品經濟和發達商品經濟相適應。

2. 關于流通時間和流通費用。馬克思認為,資本在流通領域停留的時間稱為流通時間,由商品轉化為貨幣的時間和貨幣轉化為商品的時間這兩個部分組成。他還指出,資本在流通時間內是不執行生產資本的職能的,也不創造新的價值,因此,為了提高資本的效率應盡量縮短流通時間。在對流通費用的研究中,馬克思指出,流通費用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與價值運動相關的,稱為純粹的流通費用;另一類是與使用價值相關的,稱為生產性流通費用。這兩類費用的性質及其補償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3. 關于流通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于流通業的研究中主要論述了商業、對外貿易和運輸業的特點,他指出商業在如下幾個方面大大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一是節省了社會資本;二是縮短了流通時間;三是提高了商品的利潤水平。在對對外貿易的研究中,馬克思認為對外貿易可以為生產提供原料和市場、平衡經濟中的波動現象,以及減少商品儲備費用等。馬克思在對運輸業的研究中指出,運輸業的發展可以打破生產與消費的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從下述幾個方面對經濟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一是運輸業能減少資本的流通時間;二是運輸業能為生產要素的集中提供保障;三是運輸業能大大拓展市場的地理范圍;四是運輸業能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

4. 關于提高流通效率。馬克思指出,流通費用尤其是純粹流通費用是對收入的直接扣除,對社會是不能創造財富的,因此,對經濟發展而言,應該采取適當措施來縮短流通時間,盡量降低流通費用。具體的措施包括:一是大力發展商業,尤其是發展大商業;二是加快交通運輸業和通訊業的發展;三是建設和完善信用制度。

二、西方經濟學的流通理論概述

古典政治經濟學對流通的研究是很重視的。早在17世紀,重商主義就進行了流通方面的研究。重商主義認為對外貿易是財富的真正來源,主張國家支持對外貿易,特別是對出口的支持。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中深入分析了分工與交換的規律,指出社會分工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而生產分工的前提是交換,交換使各種專業化生產成為可能,還提出了絕對比較優勢理論。斯密之后,大衛?李嘉圖提出了相對比較優勢理論,從而奠定了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研究流通就離不開對社會再生產的研究,從薩伊開始,資產階級經濟學就一直流行使用“四要素”法來研究社會再生產,并把這種方法奉為適用于一切生產方式的“科學方法”。所謂“四要素”是指把社會再生產分為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要素,是資產階級經濟學流行的方法。

然而,古典微觀經濟學產生以后,西方經濟學轉向了市場均衡的一般性研究,流通領域的研究被開始淡化。古典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馬歇爾建立了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經濟學體系之后,流通便逐漸從西方主流經濟學中消失了。因此,西方經濟學主要專注于研究生產者行為和消費者行為,有系統的關于生產、消費和市場等方面的理論,卻沒有專門的流通理論。雖然西方主流經濟學淡化了對流通的研究,但流通畢竟是社會經濟活動中一項重要的內容,因此西方經濟學對流通的研究仍然占有一席之地,當然有關方面的研究主要還是集中在非主流經濟學中。

1. 新制度經濟學。交易費用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它從制度安排的角度來研究社會交易過程,認為合適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交易費用,從而可以提高社會整體福利,進一步提高了經濟運行的效率。雖然交易與流通在含義上存在較大的差異,但一般的交換和流通基本包含在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之中,而交易費用理論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能夠對流通過程及其制度安排做出解釋的。

2. 新興古典經濟學。新興古典經濟學用非線性規劃等現代分析工具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和專業化的經濟思想變成了決策和均衡模型,從而把與分工和專業化相關聯的交換和流通納入其研究范圍。在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中,交換的產生、批發與零售的分工、流通渠道的演變等等與流通相關的經濟內容都得到了深入的分析,也為流通理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3. 區位經濟學與城市經濟學。區位經濟學與城市經濟學將聚集經濟原理用于對商業的分析,把區位經濟與城市經濟的發展與流通業聯系起來,并建立了空間相互作用、運輸和區域間商品流通模型來研究城市內部和城市間的商品流通,這些理論被稱為“商圈”理論,是流通經濟學研究商業規模和布局的重要理論基礎。

三、馬克思流通理論與西方流通理論的比較

馬克思流通理論和西方流通理論都是對資本主義流通進行研究而得到的關于流通的論述,由于各種的立場不同,這兩種理論體系還是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主要的不同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研究立場的不同。馬克思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來研究資本主義流通過程的,而西方經濟學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因而西方經濟學基本是在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從而無法像馬克思那樣能深入剖析資本主義流通的本質,只能就現象來進行表面的分析,因此西方經濟學的流通理論是具有明顯的局限性的。

二是研究方法的不同。馬克思研究經濟的哲學思想是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能從歷史的角度客觀地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運行(包括流通方面)的各種經濟現象,總結出其運行的經濟規律。而西方經濟學則更多的是以資本主義是永恒的制度為研究出發點,采取的是個人主義的研究方法,在對資本主義流通活動方面的分析也只是得到一些唯心的主觀論點。

三是主要觀點的不同。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時,總是把生產流通過程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研究的,并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統一。馬克思認為,流通過程是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階段,商品生產者的關系也只有在流通領域通過商品交換來體現。西方經濟學中,主流經濟學基本不對流通的經濟活動進行研究,非主流經濟學雖然對流通經濟有所涉及,但也是就現象做一些歸納總結,只是形成一些零星的、針對某個局部的見解。總之,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中流通現象的研究, 提出了市場經濟的一般流通規律,馬克思的流通理論是科學的、客觀的。而西方流通理論則是片面的、主觀的。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資本論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薩繆爾森. 經濟學上冊 [M]. 北京:商務印書局, 1979

[3] 高鴻業,吳易風. 現代西方經濟學 [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1990

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演變范文6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把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體融合”，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的內涵與外延非常的豐富，人們對媒體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潛在的經濟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為歷史現象，媒體融合的發展也還未有終結。處在最活躍的經濟和技術領域，媒體融合的走勢受到宏觀政治、意識形態、產業政策、市場、技術、核心價值和社會大眾的多方影響。介于“媒體融合”是一個動態的學術熱點，本文試圖粗略地歸納出幾種比較突出的研究途徑和角度。特別是站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本文旨在審視北美學者近幾年內對“媒體融合”現象的預測、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論分析框架。總體來說，北美學者對媒體融合的探討大致分三大重點：第一個重點考量媒體融合這一歷史現象的性質，并試圖解釋趨勢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和阻力; 第二個重點通過實證研究方法，對媒體融合的具體狀況加以分析。對于新媒體政策與新融合經濟的解析是這個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個重點涉及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反映在大眾政治、公共文化、社會關系上的種種深刻影響。可以說，一方面，通過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格局的分析，北美傳播學，特別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未來主義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認識到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響下，媒體融合已超越言論，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承載國際政治經濟角逐、影響國內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歷史趨勢，北美學者也因此給于媒體融合足夠的重視，對這個歷史進程在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和權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機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學學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專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體融合描繪成一股未來趨勢。這個概念泛指由數字技術所帶來多種媒介載體相互融合的技術演變。根據這個概念，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信電、電話、電報、大眾傳媒之間原有的行業隔離與技術區別正在逐步消失。未來， 某一物理媒介—無論它是無線還是有線，無論是電波還是電纜—將能承載所有的語音、圖像、數據、以及視頻的傳遞； 同理， 原本只能由傳統媒體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廣播和電話，也將不再限于它們原來特定的載體 （Jenkins， 2008: 10）。 3G手機、數字電視、網上廣播、還有眾多網絡互動媒體的出現都是媒體融合的具體例子; 這些技術的進一步推廣也對網絡帶寬和終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術要求。

總的來說，“媒體融合”是西方未來主義思潮的又一流行詞匯， 是繼“信息社會”、 “第三次浪潮”、“后工業社會”之后的又一熱點。在未來主義的詞匯中， “媒體融合”以技術演化為核心標尺，對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又持有實在化的觀點。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主導思潮， 未來主義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力精英對人類社會發展未來前景的主觀愿望。 技術未來主義一大特點是把科學技術偶像化、自在化、絕對化， 但同時又回避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與限定。無獨有偶，北美傳播學主流思想為未來主義的流行貢獻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預測數字化的內容下載功能將進一步推動媒體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認，技術演變是媒體融合現象的重要特點，“媒體融合”的口號也確是強有力的言辭。但是，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框架， “媒體融合”有明顯的盲點。脫掉“科學技術”客觀性的偽裝，“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帶有強烈價值傾向的規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為“革命式”的技術創新而加油歡呼；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卻領會不到融合潮流實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自我再造重組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對新技術寓言式的描述，“媒體融合”潛在地為維護并重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核心優勢做了鋪墊 ，埋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未來主義把“新科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放大到絕對主導的地位， 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和西方發達國家實實在在的推動，媒體融合已從主觀預測轉變為有自我實現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話語范疇的現實影響力。特別是美國1996年的電信改革，不僅取消了原來的行業隔離，不再禁止電信運營商進入有限電視和網絡服務行業，更是搶先全面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電信、廣電、計算機網絡在內的美國傳播行業，因而迫使英國和歐盟國家緊隨其后以期提升本國媒體資本在國際化的市場競爭中的實力。在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壟斷集團通過融合強占先機，以期制定規則，主導轉型（Zhang， 2002: 38)。可以說通過迎合跨國壟斷集團資本擴張的本性，這一歷史性改革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機制的興起，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整個國際傳播體系。

就在市場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自九十年代以來，融合潮流變得相當明朗。盡管技術演變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術革命為理論框架的學者眼里，新技術就成了凌駕于政治經濟結構之上、自成體系的歷史推動力。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繪了由電子技術帶來了媒體經濟和技術組織結構的重大變化。根據Mueller， 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已流傳了近25年。自從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誕生以來，關于互聯網是否會最終促成媒體融合的討論就不絕于耳（Mueller: 12）。在互聯網時代， 技術進步顯然已將媒體融合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但是，如果這個趨勢至今還沒有充分實現，是什么樣的非技術阻力導致的？哪些機構，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動或延緩這個趨勢？哪些地區國家，哪些社會團體，哪些權力集團將從媒體融合的大潮中獲利？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程度也大相徑庭，這些結構性、實質性的問題將引導學術界的討論。

當然，不同的學術流派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也不盡相同。首先是機構研究。機構研究以引導機構改革、促進融合為目的，著重分析和評估融合的具體政策和現狀。這類研究默認并接受了主導媒體融合的商業邏輯，其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完善并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改革，推進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信息體系的重組與再造。比如說，Dong-Hee Shin (2006) 就韓國的發展狀況，認為目前媒體所有制結構，監管部門結構，以及媒體管理政策從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體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們的專著里(1996) 也指出媒體融合的實現不僅僅包含技術問題，還涉及到產業運作、商業文化、融資方式、基礎設施、產業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個國家的特定環境，站在經營策略的立場，這些論述著重討論“如何做”這一實際的操作性問題，為幫助實現跨國抑或本土資本在這一重大媒體產業變革中的取得戰略地位獻計獻策。

機構研究的“改良主義”的前提有意無意地提示我們：媒體融合決不是簡單的、必然的技術潮流，因為政府政策、經濟行為、意識形態、乃至資本主義的國際生產關系對媒體融合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理論架構下，“媒體融合”成為一個縮寫，泛指在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由一系列技術演化、產業重整、市場改革和相關政策組成的現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對于未來主義科學技術絕對化和自在化的邏輯，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更加贊同這種社會化、機構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機構研究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默認或回避的態度，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的理解有意識地跳出“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并直截了當地解析全球資本主義系統與傳播信息體系之間日益復雜交錯的關系。在他的專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張把媒體融合的本質看作是國際資本擴張和重組的又一個歷史表現，并指出“媒體融合”這個概念使公眾錯誤的認為融合是不可逆轉的技術進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下，“信息”作為一種資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場經濟活動中去了，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資本積累的平臺；在信息經濟的旗號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關心的是資本通過傳播信息平臺在全球范圍的積累，只要能增加利潤，這個體系中的主導者有意摧毀任何國家或地方干擾利潤實現的現有技術體系、制度、傳統和機構。從這個意義上，媒體融合說明資本邏輯滲透全球傳播體系的規模和深度的不斷擴張。有別于機構視角，批判政治經濟學往往突出國際資本活動所起到的隱形的，但實質上相當核心的主體導向作用，并且描述這個復雜歷史過程中所上演的種種矛盾、斗爭、控制，進而說明社會變革的根本性質和方向。

此外，由商業邏輯為主導的媒體融合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進的。那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媒體融合的看法與做法一致嗎？新媒體的普及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機會嗎？當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國家政府與本土資本是否有能力有選擇地介入媒體融合，并從中獲得實質性的實力增長？當地的人民大眾能否從中贏得更多的權益？當日本韓國成為媒體融合的先導國家，跨國資本在這些亞洲國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新媒體的出現會促進本土文化的發展？抑或是遏制它？隨著媒體信息產業變得越加重要，它與國際政治和區域經濟之間又有什么樣的緊密關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新媒體環境下，這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跨文化傳播的“永恒”問題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說，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討過信息技術融合對亞洲區域經濟的影響；Msimang (2001) 則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想改變相對落后的被動狀況，面向媒體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自由經濟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進一步指出數字媒體在國際上的擴張幫助重整國際資本所操縱的媒體霸權。總的來說，從比較與跨國視角出發，如果媒體融合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體產業在國際上的演變能幫助我們理解重大的國際權力的動態結構嗎？

二、新媒體政策與融合經濟

毋庸置疑，媒體融合給行業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原本是在相對獨立的監管制度下發展的。具體的說，在歐美地區，電信監管政策強調對基礎設施硬件的管理，但視內容為超出監管范疇的私人問題；出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維護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廣電的監管則側重內容管理；同時，信息與網絡產業則是在相對無監管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對媒體融合，原來各自分立的行業監管不得不重新調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間的爭論與沖突不可避免。對于這些爭論的記載和分析有助于說明媒體融合的多重主體性與復雜的內在矛盾。

同時，從宏觀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更是把關于融合政策的爭論設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主導下，為了迎合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的戰略，歐美電信、廣電、信息行業監管政策都紛紛鼓勵自由化的機制，推動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Schiller，2007)。同時，隨著發展中各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規范化的條約更加速了國家傳播產業本身以及以傳播產業為渠道而進行的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融合政策還能在“社會公正，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利益”之間作出比較公允的平衡嗎（Simpson， 1999)？就全球媒體經濟而言，劇烈的市場改革和產業重組將改變以往經濟實體之間的動態平衡嗎？

首先，在基礎設施這一層面，就存在許多關于發展趨勢的爭論。比如說，當電信與廣播電視產業日趨重疊，“融合式”的監管架構是否會削減原來受推崇的媒體多元文化的保護制度。(Simpson，1999)？當電信運營商也開始提供媒體服務，怎樣才能保證其他服務供應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商的惡意排擠(Blackman， 1998)？由于兩種以上的技術都可以實現寬帶傳播，采用哪種技術來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也將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總而言之，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種種有關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以及行業準則的監管政策都將影響未來媒體格局，因而至關重要。

其次，媒體融合還促使了許多新型終端和新型服務的出現；雖然傳統媒體并不會徹底消亡，但卻經歷巨變。重要的是，這些劇烈的變革鼓勵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貌似永恒不變的媒體結構和媒體權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爭論和動蕩。以數字電視為例，承擔著公共服務功能的非盈利性媒體應當怎樣應對和適應數字化的挑戰？在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網絡為紐帶的，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下的多媒體環境里，什么樣的媒體監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護“公共利益”這一核心價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經濟的大環境里，數字電視的推動是由目前的壟斷企業領導？還是通過政策介入把市場準入條件降低 (Casta?eda， 2007)？可見，即便在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下，傳播信息體系不僅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載體，還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公益責任。因此，有關媒體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業邏輯、權力結構和社會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訴求下被左右著前行的。到目前為止，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下，商業邏輯凌駕于媒體社會公益的責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體在社會效益中的貢獻。當然，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歷史進程，最終的收益者將由歷史裁定。

就媒體經濟而言，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正在經歷劇烈的擴張，同時，其內部的市場格局也是動態的。在新自由主義和媒體融合的雙重導向下，傳播體系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歷了結構性的調整。這一結構性的調整不局限于技術層面，而是涉及到資本主義媒體經濟內部的實力較量和重整。一方面，處于優勢地位的跨國壟斷集團試圖鞏固并進一步壯大其市場實力；另一方面，傳播信息體系在全世界范圍的調整也給新興的市場經濟主體帶來了機會。

具體的說，由于媒體融合的前提是網絡基礎設施和服務產品的重建和升級，這促使目前仍處于優勢地位的電信公司、傳統媒體、和硬件制造產業通過種種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切入新興市場，以適應變化，因而引發了產業結構、市場結構、部門結構的變化。目前，國際壟斷媒體公司已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和政治影響力上的種種優勢，通過擴張，兼并、重組等途徑，搶先把媒體融合納入公司發展策略中；換句話說，跨國媒體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導媒體融合的走向，媒體融合也改變了它們的商業運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與此同時，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國際生產鏈也經歷了重大的重組配制。電信、廣電與信息產業的廣泛融合甚至改變了這些細分產業內部的產業鏈結構，因此影響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國際資本的帶動和跨國產業的結構調整之外，國內的政治經濟原因，特別是不同部門、不同經濟實體乃至階層利益之間的博弈，都可能影響以媒體融合為其點的產業格局的發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說，在這場以媒體融合為形態的市場角逐中，鹿死誰手、誰是贏家是有關全球信息體系和全球市場經濟的前瞻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并不是堅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在新舊技術交替時期被放大，因此維護和鞏固資本邏輯對傳播體系的控制至關重要。首先，從純技術角度來說，現代技術給人類的交流傳播活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數字技術不僅使“信息”從一種稀缺資源轉變一種過剩資源，融合媒體更是具備了互動的特點，因而讓普通使用者對信息流通過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權。但是，往往正是這些極有益的技術特點使得資本通過全球傳播體系實現利潤積累的過程受到沖擊。

以知識產權為例：由于數字技術改變了媒體制作、內容存儲、信息傳遞和信息流通種種階段的操作方式，知識產權原有的生效范疇和執行方式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一方面，網絡強大的共享與復制功能不僅激發了數以萬計的免費內容下載和內容轉載，甚至鼓勵了非盈利性的創作共享運動的風起云涌(Murdock，2009)。作為反擊，大公司不僅嚴格化了知識產權規則，他們還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應的技術手段以期順利實現信息“商品化”的轉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權，收費網絡信息，使用者密碼輸入系統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當多媒體和互動媒體成為主流傳播方式時，現代技術已給予消費者避開商業廣告狂轟濫炸的能力，數以萬計的頻道更使傳統的廣告失去原有的效應。 新媒體與廣告、新媒體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將如何發展直接涉及到商業媒體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總之，如何創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殺不符合資本積累的技術應用，如何打開并開發利用新興市場，如何創造新的需求不僅對于資本邏輯下的媒體行業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剖析現代資本經濟組織演化也有關鍵性意義.

三、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

由媒體融合引發的全球傳播體系的重整對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本身有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北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注新媒體與新聞事業、新媒體與大眾政治、新媒體與社會民主之間的互動關系。換句話說，這類討論往往跳出了產業機構視角，關注非經濟問題。如果傳統媒體的特點之一是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壟斷式的信息制造和傳播，媒體融合是否可以減少了消費者對壟斷媒體的依賴，鼓勵更為民主的、更具參與性的信息傳播方式？這一議題是關注媒體政治的學者們關心的核心問題。一方面，互聯網、數字手機、網絡播客不僅讓大眾接觸到數以萬計的信息來源，更賦予普通人曝光突發事件、引發大眾討論、制造新聞效果的主體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壟斷媒體集團為了迎合大眾需求也相繼推出網絡討論空間以期制造互動新聞的氣氛（Thurman， 2008)。

早期學者對新媒體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義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認為在媒體產權日益集中的國際環境中，媒體融合能鼓勵民眾的媒體參與，進而推進言論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會公正。不可否認，Pool的觀點有科學技術絕對性的傾向；潛在地，他把技術進步與民主化相提并論，把個人消費自由等同于社會群體之間的民主平等。但是這一極富價值取向的期望已成為了主流媒體研究的理論框架，同時也為西方科技未來主義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傳。相對來說，近期的新媒體研究則運用了內涵更為嚴格的“民主”概念，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動媒體、草根新聞的實在效果。從純技術的角度，新媒體跨越了傳統媒體中被動消費與主體性內容制造的鴻溝，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社會各界、各個階層、各個民族享有新媒體的程度極度不平衡，保守的媒體權力結構也并沒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說，相對于技術絕對化和個體化的研究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權力在資本邏輯下實現的分配關系提出了結構性的、批判性、本質性的認識，因而為了解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提供了現實版的背景認知。

新媒體與大眾文化的互動也是一個重要領域。隨著壟斷媒體集團對大眾娛樂市場的不斷開發利用，消費者通過互動媒體為資本主義娛樂產業提供了大量新鮮的內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經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強調了消費者在新形成的媒體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 (p. 8)。通過文化視角，關注互動式的多媒體，Jenkins提出媒體融合不僅是被資本宏觀推動，而且帶動了自下而上的消費者的媒體參與。簡而言之，新型的媒體文化和消費者群落是這類研究的重點。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過社會交際網站；Tarantino（2003）寫過消費者對數字電影的反哺；Mizuko (2005)寫過手機短訊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機作用。可以說，全世界的媒體管理者、軟件設計者、系統工程師和計算機網絡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體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更想了解大眾流行對新技術的接受方式和導向趨勢。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評價，這類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體消費者主體性的地位，并且強調了“文化”獨立于政治經濟的自在性和影響力，因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有益補充。但同時，不可否認，優先消費者視角，突出市場經濟范疇內個體或群體的“消費自由”的邏輯回避了資本最大化的商業邏輯以及階級這最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這些盲點削弱了對市場經濟框架下的大眾文化的認識，也代表著向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某種妥協。

當新媒體社會學和新媒體文化學的研究從大眾“消費者”的視角出發，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則又回歸到媒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重要交點，那就是媒體融合對勞動者、勞動關系和勞動狀況的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在各種機構中的滲透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的監視、控制和操縱，在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當全球數字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 媒體融合更促使國際產業鏈的擴張和調整，因而對世界各國的就業結構和勞動狀況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鼓勵勞動者主體性和承載集體維權活動的空間。這一對相互制衡的矛盾趨勢將怎樣影響數字勞動、創造性勞動和知識型勞動？面對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媒體產業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廣義的媒體工人是怎樣應對的？在信息產業全球化，媒體行業的工會做出什么樣的戰略性的組織調整？可以說，關于廣義的“知識勞動”與“創造性勞動者”的研究是一個的新興領域。這個視角再次把媒體融合的現象設置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擴張和自我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

四、總結與未來趨勢

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 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媒體融合不僅存在明顯的盲點，而且是帶有強烈規范傾向的框架。可以說，對媒體融合的分析，只有結合對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深刻理解時，才能有效擺脫“媒體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傾向。從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媒體融合的潮流，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通過傳媒信息技術手段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擴張的有機表現。就影響而言，媒體融合對全球格局、社會經濟和政治民生帶來的并非是理所當然的、線性的、純粹的、正面的影響。實質上，媒體融合技術雖然蘊涵了促進積極的歷史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強大的主導下，這一歷史進程更多的是優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占有領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媒體權力等層層的保守格局。

通過本文的敘述和梳理，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以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設引導了北美學術研究對媒體融合的審視和反思：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主導下，媒體融合將削弱跨國資本對傳播體系的霸權控制？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時機和空間？延續甚至加強傳統“公眾利益”的監管核心取向？推動公共服務媒體的發展？摧毀社會歧視，實現全社會化的平等信息服務？推動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繁榮嗎？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顯而易見，目前媒體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歐洲以及日本韓國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為對象的。這個研究范疇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體融合不平衡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隨著印度、巴西、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他們在媒體融合潮流中的發展進程將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可能的未來趨勢。中國政府就已將三網融合作為實現內需帶動，促進應用，重點突破，在未來的技術發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經濟戰略。筆者認為，對于未來的研究，媒體融合將繼續成為一個載體，幫助學者認識資本邏輯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和變形。具體的說，在發展中國家里，媒體融合在國際資本與本地政治和國家發展需求的多重影響下會產生怎樣的特有的可能性？作為市場國際化的重要載體，媒體融合的趨勢會為本地資本的壯大創造什么樣的環境？會給國家信息化格局帶來什么樣影響？是否有助于形成電信運營商與上下游產業互動共贏的產業鏈？政府與市場主體在媒體融合中將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的境況下，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這些國家會在媒體融合上會有什么具體的舉動和作為？媒體融合又會在當地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一系列的問題對于關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型工業化和市場化國家的走勢、轉型中的媒體以及廣義的發展問題的學者都是很有意義的。

[參考文獻]

Arsenault， Amelia H. & Manual Castells. (2008).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Global Multi-Media Business Net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 707-748.

Baldwin， Thomas F.， D. Stevens McVoy， Charles Steinfield. (1996). Convergence: Integrating Media，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Benkler， Yochai. (1998).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Regul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rol over Content.”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2 (3): 183-196.

Blackman， Colin R. (1998). “Convergence betwee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Other Media: How Should Regulation Adapt?”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2 (3): 163-170.

Boyd-Barrett， Oliver. (2006). “Cyberspace， Globalization and Empir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 (1): 21-41.

Casta?eda， Mari. (May 2007). “The Complicated Transition to Broadcast Digital Televi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elevision & New Media， 8: 91 - 106.

Chon， Bum Soo et al. (2003).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Media Convergence: Cross-Industry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Industries.”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16 (3):141.

Jenkins， Henry. (2006). “Introduction: Worship at the Altar of Convergence: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Media Chang.” In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1-24.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Jussawalla， Meheroo. (April/May 1999). “The Impact of ICT Convergence on Development of Asian Regio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3 (3/4): 217-238.

Lankshear， C. and M. Knobel. (2003). “Do-it-yourself Broadcasting: Weblogs in a Knowledge Society.” Retrieved July 4， 2009， from geocities.com/c.lankshear/blog2003.html

Lehr， W. and L.W. McKnight. (June 2003). “Wireless Internet Access: 3G vs. Wifi，”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7 (5-6): 351-370.

Mizuko，Ito， “Intimate Connections: Contextualizing Japanese Youth and Mobile Messaging.” In Richard Harper， Leysia Palen， and Alex Taylor Eds.， The Inside Text: Social， Cultural and Design Perspectives on SMS， 127-143. Norwell， MA: Springer.

Msimang， Mandla. “Regulation in the Era of Convergence，” InterMedia 29，issue 1 (January 2001): 4-7.

Mueller， Milton. (1999). “Digital Convergence and its Consequences.” Javnost-the public， 6 (3): 11-28.

Bryan Murley. (2009). “Web Logs: Democratizing Media Production.” In August E. Grant and Jeffrey S. Wilkinson (Eds.)， Understanding Media Convergence: The State of the Field， 234-2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urray， Simone. (Spring 2003). “Media Convergence’s Third Wave，” Convergence: The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9 (1): 8-11.

Pool， Ithiel de Sola. (1983).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Schiller， Dan. (2007).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hin， Dong-Hee. (2006). “Convergence of Tele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ion.” Info: The Journal of Policy， Regulation and Strategy for Telecommunications， 8 (1): 42-56.

Simpson， Seamus. (1999). “Regulating ICT Convergence: How Useful Is The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Model?” Javnost， 6 (3):49-66.

Spinello， R. (2002).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rs and Knowledge Monopolies.” In Regulating Cyberspace: The Policies and Techonologies of Control， 143-174， Westport， CT: Quorum Books.

Spurgeon， Christina. (2008). Advertising and New Medi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Tarantino， Quentin. (2003). “Star Wars?: Digital Cinema， Media Convergence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In David Thorburn and Henry Jenkins (Eds.)， Rethinking Media Change， 281-314. Cambridge: MIT Press.

Thurman， Neil. (February 01， 2008). “Forums for Citizen Journalists? Adoption of User Generated Content Initiatives by Online News Media.” New Media and Society， 10: 139-157.

Wilkinson， et al. (2009). “Receiver-Senders and Content Creators.” In August E. Grant and Jeffrey S. Wilkinson (Eds.)， Understanding Media Convergence: The State of the Field64-8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tz， B.W. (2001). “Reconfiguration of Value Chains in Converging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Markets.” Long Range Planning， 34 (4):489-506.

Wu，Irene S. (2009). From Iron Fist to Invisible Hand: The Uneven Path of Telecommunications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Zeitlyn， David， Jane Bex， Matthew David. (1998). “Access Denied: The Politics of New Communications Media.”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15:219-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