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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政治學研究方法范文1

一、中國政治學30年的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楊海蛟研究員認為，中國政治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以下四個發展階段：第一，恢復和重建階段（1978—1985年）；第二，飛速發展階段（1986—1989年）；第三，全面深刻反思階段（1989—1991年）；第四，深入發展階段（1992年—至今）。

與會專家學者認為，中國政治學的30年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堅持和發展了政治學理論體系；二是開展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理論的全面研究，明確了中國政治發展的目標和路徑，探索了中國民主模式，比較了民主形式，對精英民主論、協商民主論、草根民主論、混合民主論等理論進行了深入比較研究；三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形成了多元化的政治學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四是中國政治學界在理論創新、思想啟蒙、政策設計和人才培養等方面都對推動社會主義政治發展作出了具體貢獻。

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徐勇教授和鄧大才教授對實證方法進入中國政治學研究的歷程進行了全面深入的闡述和總結。他們認為，要將實證方法的研究推進到更高階段，需要完成以下工作：從權力政治向日常生活政治延伸；從文本政治向田野政治延伸；從空間政治向時間政治延伸；從質性研究向量化研究延伸；研究工具和方法向其他學科延伸。

楊海蛟研究員認為，30年來中國政治學的基本經驗有：首先，始終堅持正確的思想方向；其次，始終堅持理論聯系實踐；再次，始終堅持在汲取人類政治學的優秀成果的同時，堅持從本國國情出發，立足于中國政治現實。他認為，目前我國政治學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現在：第一，中國政治學的基本理論基礎仍然不夠雄厚；第二，中國政治學的研究缺乏共鳴，重大基本問題的研究深度不夠；第三，中國政治學的學科建設、專業設置仍有待系統化。

本次年會也指出了中國政治學努力的方向：一是繼續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等一系列政治學的研究方法；二是繼續拓展研究領域；三是在創新思想、理論、觀點的同時，要注意研究成果的應用性，使其能更多地為各級決策者所重視和采納；四是要努力構建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既要爭得在國際政治學界的話語權，也要在和國內其他學科的并行發展中不斷提升自己的地位；五是繼續推進政治學科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的科學化與人文化。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張桂琳教授提出兩個繼續保持：一是繼續保持政治學學者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對國家與人民的火熱情懷；二是繼續保持政治學界一貫的團結、和諧、學術包容之風。

二、中國政治30年的發展

與會代表認為，中國政治發展30年的歷程大致經歷了撥亂反正與改革開放的起步時期、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確立時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起步時期以及黨的十七大后啟動新一輪政治建設時期等五個時期。30年的政治發展取得了十個方面的主要成就：一是提出了一系列與時俱進的政治理念；二是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道路；三是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四是人權和公民權利得到制度化的保障；五是六次政府改革與創新，實現了政府職能的轉變，基本建立起現代公務員制度體系；六是基本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政治監督體系和相對健全的廉政制度；七是“一國兩制”構想在港澳地區成功實踐，為實現祖國統一奠定了政治基礎，提供了經驗；八是政治治理技術逐漸成熟；九是黨的執政能力不斷提升；十是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在世界上顯現出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比較政治學研究方法范文2

關鍵詞：比較政治學；大國崛起；對外戰略；和平崛起；馬歇爾計劃

比較政治學是需要以問題為導向的政治學學科分支之一，從其學科化的歷程來看，其發展與興盛得益于國家地位的提升以及國家“外向化”程度的增長，受現實政治需求的影響較大。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一直將主要精力集中于國內的政治經濟發展，國家戰略的外向性并不明顯。但現階段，中國崛起成了不可否認地事實，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更加迫切地需要從全球比較的視野來審視自己的國家。伴隨著這一需要的同時，比較政治學也將開創學科發展的新時代，從而為中國對外戰略的實施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一、比較政治學的現實意義

比較，是一個古老的概念，源于簡單的觀察，是人類意識形態生活中最早的形態之一，之后人類社會的組織形式不斷發展，從母系社會到父系社會，再到奴隸制社會之后封建社會，到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并存的現狀，當人類開始用比較的方法認識社會組織形式的時候，就產生了比較政治學這門學科。

比較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意識形態研究學科，有三點核心的要素作和其他學科的區分概念，第一，顧名思義，比較的研究方法必須始終貫穿每一項研究工作，在進行研究工作的時候，使用比較方法進行時，必須在理論上有合理科學的理論依據，以使得該項研究有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所以比較方法是一種可以包容其他學科原理和理論的研究方法，可以依據現代社會所新發現的任何具有科學性的理論概念和事實。作為比較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必須是具有實際意義的獨立的政治實體，現今社會形勢下的比較政治學可以概括為“對民族國家的比較”。只有跨國的政治比較才屬于比較政治學，這是其學科邊界。在這一理論意義下我們可以理解為研究對象是民族國家，但是這并不是說所有的研究對象都是以上述對象為唯一。在研究的事實上，所有的在同一個民族國家框架和情境下的每一個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都可以成為研究對象。第三，作為一門以比較方法貫穿始終的研究學科，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這是一門經驗科學，每一項研究都不能在推斷中尋找理論依據而是必須以已經發生的事實為依據，再事實的基礎上進行分析研究才是唯一的可取之道，通過對已經發生的事實的描述和研究來陳述比較政治現象，是本門學科的第三個要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比較政治學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再到豐富發展的過程。日益提升的國家地位，對外戰略的提出，為中國比較政治學的發展提供了更加直接的動力：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議題。

二、中美崛起對外戰略比較

大國崛起的概念是二戰以后興起的研究現象，通過對世界上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幾百年的發展興衰史進行總結研究，意圖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進行總結。改革開放以后，伴隨著我國國力的不斷上升，西方社會開始流傳“中國”的聲調，在此情況下，我國國內研究學者開始把目光投向大國崛起的研究領域。大國崛起一般指的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日本、美國等九個資本主義大國興衰的歷史過程。

美國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從殖民地迅速崛起，并在后崛起階段持續走強。縱觀美國崛起歷史，地理位置的天然優勢使其占據了有利地緣政治條件，除了這一主要原因之外，在制定國家對外發展戰略方面，美國審時度勢，也做出了正確的決策。比如，建國初期，處理與霸主英國的關系，冷戰后對蘇聯的遏制、對歐州的援助關系。中國崛起的歷史情況遠比美國的復雜。但比較幸運的是，中國有一個比較良好的崛起環境，除了獲益于冷戰結束之后總體向好的國際和區域安全與經濟環境。在一定程度上要歸結于對外政策的轉變（改革開放），不僅使中國對周邊和西方國家的威脅降低，也使中國對它們更具經濟吸引力。

中美在崛起的過程中都需要處理與霸權國、與其他大國和與周邊國家這三個方面的錯綜復雜的關系，也都有與之相應的對外戰略的提出。本文通過對“一帶一路”與“馬歇爾計劃”提出背景、目的、方式分析比較后發現，兩者有著本質差異。

（一）馬歇爾計劃

“馬歇爾計劃”又稱“歐洲復興方案”。通過捐贈、貸款、有條件補貼等形式對二戰后的歐洲進行直接的經濟、物資援助，但和西歐相關接受援助的國家簽訂美援的相關協定，這些條件對美國當時國內大量的過剩產能提供了出路，由于，美國在二戰中大量的軍事工業產品可以隨時轉成民用工業和產品，面對西歐二戰后的一片殘破，這些產能對西歐來說正是他們缺少的，雙方一拍即合，這一計劃既能為西歐在戰后的重建提供急需的物資和財政支持，又能讓美國在戰后的經濟發展中后勁更足，在此基礎上，西歐避免了向東歐和俄國那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和發生，保護了西歐的資產階級政權的穩定，維護了美國的霸權地位。

（二）一帶一路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因與美國的馬歇爾計劃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稱之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基于國際戰略的考慮，中國一再反對在兩者之間劃等號――馬歇爾計劃的成功實施，確立了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而中國當前面臨的政治經濟環境不同于二戰結束以后，中國是當前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參與者而不是挑戰者。

（三）兩者的比較

“一帶一路”略與馬歇爾計劃之間確實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這種相似性主要體現在經濟層面，在政治及其他層面，兩者是不同的。

1、經濟層面的相似性

都是在全球經濟低迷和國內產業結構急需調整中提出的戰略構思，主要體現在海外存在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本國擁有充足的資金、過剩的商品和閑置的生產能力，積極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等方面。

（1）大規模的國際基礎設施建設需求

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直接影響著國家經濟的增長。在二戰中，歐洲國家的基礎設施遭到大規模的破壞，但是自身無法解決這些問題，迫切需要外來資金的援助。當前的亞洲，中亞、西亞和南亞等國的基礎設施比較落后，廣大亞洲發展中國家迫切的需要改善本國落后的基礎設施現狀。

（2）本國擁有充足的資金、過剩的商品和閑置的生產能力

南北戰爭結束后，美國進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最大障礙被清除，第二次工業革命隨后大規模開展，以制造業為首的美國經濟全面工業化開啟，十九世紀末，美國一舉超越英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國家。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由于美國遠隔重洋，雖然以主要參戰國的性質進行了兩次世界大戰，但是戰火沒有燒到美國本土，美國本土工業因此大發戰爭橫財，隨著兩次戰爭后德國、英國、法國的徹底衰落，美國成為全球資本主義世界全面的霸主，戰爭結束后，沒有了巨大的消耗來源，巨大的工業產能使得美國本土市場急劇飽和，美國迫切需要尋找新的市場來化解國內的過剩工業產能。

目前，經過三十年的高速發展，盡管中國國內市場巨大，但是中國地方政府高企的債務和地方政府支持下持續的工業產能，無法完全被消耗，制造業產能擴展過速，國內過剩的產能難以被化解。

（3）積極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

美國在實行馬歇爾計劃時首次正式提出“歐洲一體化”的觀念，為歐洲的復興和發展指明了方向。

“一帶一路”特別強調沿線國家發展戰略、規劃、標準、技術的對接，逐步建立起歐亞非互聯互通的網絡。

2、兩者的不同性

（1）運行機制強調平等互利

馬歇爾計劃將歐洲整體納入其主導的自由經濟政策秩序之下，維護了美國的經濟霸權，確立了美元的霸權地位。作為一項政治和安全戰略，出臺的背景是美蘇圍繞戰后歐洲形成的政治真空進行爭奪，所以制定之初就將蘇聯排除在外，具有明顯的謀求勢力范圍的特征。

相較之下，當今世界各國的相互依存度不斷加深，一國的長期可持續發展與其他國家的發展密不可分，各國只有共同發展，才能實現長遠發展。基于此，“一帶一路”戰略首先強調弘揚古絲綢之路和平友好、開放包容的精神，任何有合作意愿的沿線國家都可以參與，是一項完全開放的合作倡議。

（2）合作內容更加豐富

中國政府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時，認為應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方式，其實已經基本指明了“一帶一路”戰略的合作內容。

（3）開創經濟合作新模式

“一帶一路”區域內的國家大部分屬于發展中國家，經濟比較落后，如何在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實現區域經濟合作，作為南南合作的偉大構想，既是對理論界的挑戰，也對實際操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馬歇爾計劃只是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是在美國的主導下支持歐洲經濟恢復。

三、馬歇爾計劃對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的啟示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在很多方面與“馬歇爾計劃”存在差異，但兩者都是在產能過剩背景下促進出口增長和就業增加，在借鑒“馬歇爾計劃”成功的經驗的同時，也要根據當前的國際國內實踐提出有效的策略。

（一）重視國家層面的整體規劃，成立國際層面的協調機構

客觀準確定位自己，審慎地處理好與世界霸主美國的關系。受各種地緣政治因素影響，“一帶一路”戰略面臨重重困難。而目前的中國只是具備了資金和產業實力，軍事和政治影響力還比較低。因此，如此大規模的區域經濟發展規劃，在國內，需要成立強有力的機構。在國際上需要成立一個跨國家的區域性協調機構，處理諸如國際鐵路、公路等大型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營事宜，以及其他需要協調的事項。

（二）國內率先完成產業升級，構建“利益共同體”

從國際分工看，中國以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業為主，與“一帶一路”區域的很多國家大多是直接競爭關系。中國想要順利推進“一帶一路”戰略，使其他國家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受益，必須進行產業升級，不斷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是對外直接投資順利的保證。

（三）構建促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政策組合，政府和市場齊頭并進

目前，“一帶一路”戰略主要由政府積極推動，但是，再好的規劃也需要企業的配合，市場才是戰略實施的主體。在馬歇爾計劃的實施過程中，在政府推動之下，大量的企業以市場化方式參與其中，使大量的過剩產能和美元流向西歐國家。當前，中國企業在把握經濟效益與社會責任的關系、輸出中國的文化和理念、加強與所在國民眾的溝通等方面，可以肩負較大的責任。另外，亞投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銀行等金融機構在提高自身決策能力的同時，也需要處理好與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關系，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實踐探索逐步解決。

（四）促進金融服務業的支持，加大人民幣國際化的力度

當美國將自己包裝成一個捐助者的形象，以一種近乎饋贈的方式，使大量的美元注入歐洲的同時，馬歇爾計劃大大促進了美國對西歐的商品和資本輸出，更為用經濟手段控制歐洲打下了基礎，因而顯示了“美元換盟友”的效果。

在“一帶一路”戰略中，基礎設施建設將是重中之重，而基礎設施建設最關鍵的是資金問題。當前，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領域、投資領域以及儲備貨幣領域的地位和影響力都非常小，還需要在貿易等方面加大人民幣國際化的力度。

四、結論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一直將主要精力集中于國內的政治經濟發展，國家戰略的外向性并不明顯。這一背景下的中國比較政治學成為我國的政治學學科體系中最為薄弱的環節，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比較政治學對于他國政治的研究不是為了推廣自己的制度，而是為本國的建設提供經驗和借鑒。不僅可以有效避免西方國家曲解和誤讀中國，而且中國的現實國情，為中國比較政治學的發展也創造了條件。

國家地位日益提升的基礎上，對外戰略的提出也為中國比較政治學的發展提供了更加直接的動力：它不僅為中國的比較政治學研究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而且也為中國的比較政治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議題。

本文以“一帶一路”與“馬歇爾計劃”為例，通過比較政治視角對其加以客觀剖析，兩者在解決資本過剩和產能過剩上有共同點，但之間有著本質差異。中國應該在借鑒馬歇爾計劃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積極推進“一帶一路”戰略，根據當前的國際國內環境制訂有效的策略：重視國家層面的整體規劃，成立國際層面的協調機構；國內率先完成產業升級，構建“利益共同體”；構建促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政策組合，政府和市場齊頭并進；促進金融服務業的支持，加大人民幣國際化的力度。（作者單位：華東理工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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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金玲，《“一帶一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國際問題研究，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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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潘維，《比較政治學及中國視角》.國際政治研究，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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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政治學研究方法范文3

一、《政治學概論》的學習困難

(一)學生受應試思維影響,學習中缺乏學科意識學生往往把《政治學概論》看作是中學思想政治課的延續,在學習思維上也沿用了以往的應試思維。最明顯的表現是學生習慣在學習中追求一字不差的唯一標準答案,對教材介紹的同一名詞的不同定義,同一問題的不同觀點往往缺乏獨立思考,無所適從。甚至要求教師提供練習冊,通過題海戰術來應對考試復習。這種應試思維嚴重影響了學生以學科意識來整體把握《政治學概論》課程的內容體系,奠定政治學理論基礎和認知框架,造成學習的困難。

(二)學生學習政治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存在困難。

《政治學概論》往往安排在大學一年級開設,同時,使用的教材大多理論性、系統性較強,對于大學新生來說,學習理解抽象概念和理論會有一些困難和挑戰。往往是名詞聽起來熟悉,但卻不能準確表述與理解,如“政治、國家、權力”等。對政治學中的基礎理論,特別是某一理論的不同觀點,如“民主理論、國家理論”等往往是似是而非,不知其所以然,更談不上用其概念與理論分析現實政治問題。[1]

(三)學生課外閱讀政治學經典著作存在困難

閱讀經典著作是人文社會學科入門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教學中我們往往會提倡學生不要囿于教材,要閱讀經典著作。但政治學經典著作多數來源于西方學者,無論是內容體系還是理論分析邏輯,抑或行文表述都令學生覺得艱澀難懂,難以堅持。例如《政府論》、《學術與政治》,還有馬列經典原著等都不是大一新生能夠輕松讀懂的著作,單純強調學生閱讀經典著作,不僅無助于學生對課程的學習,反而加深了學生認為政治學是一門枯燥、難懂的課程的刻板印象。[1]

(四)學生自主運用理論分析現實政治現象存在困難

《政治學概論》教材由于內容的相對穩定性,并囿于篇幅,往往限于簡單介紹理論的主要觀點或是簡單得出結論。表現為作者在論證觀點時僅僅限于從理論到理論的思辨與價值判斷等傳統的規范手段,缺乏以令人信服的事例、數據等事實資料作為觀點的支撐,懈于進行田野調查等實證研究方法,未能及時反映政治生活中的變化。雖然教師常常運用“討論法”、“案例法”等去彌補教材的不足,但學生往往還是難以信服結論,更難以自主運用理論分析、解決問題。

二、《政治學概論》的教學建議

上述學生在學習政治學中存在的困難,既涉及到中國政治學研究發展的問題,也涉及到政治學的教材建設的問題,但筆者主要就教學中的應對學習困難提出了一些建議。主要是課程講授中應凸顯學科意識與學科研究方法,注重培養學生的“述議”能力,引導、推動學生的課外學習。

(一)教學體系安排應凸顯學科體系的完整、獨立,幫助學生建立學科意識

政治學的知識體系龐大豐富,《政治學概論》課程到底應該涵蓋哪些基礎性政治學知識呢?為使學生從總體上把握《政治學概論》的基本框架及其獨立的學科地位,需要對其內容進行分類,進而明確部分與部分、部分與整體之間的聯系。[2]而且這不僅僅是在導論課給學生做一次性的介紹,教師應在每一章節的課程講授中起到“串珠成寶”的作用。以政治內容可分為實體、觀念、活動三個方面為線,根據所選教材的分析框架,幫助學生建立起學科體系的基本框架,系統把握政治學概論的課程內容,而不是通過“背多分”的應試方式來獲得概念或理論觀點。

(二) 理論教學過程注重學科研究方法的介紹與分析

關于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導論中的一節內容,但這遠遠不能讓學生掌握政治學的研究方法,更不足以讓學生自主運用這些學科方法去學習、研究。學者們的理論成果是通過一定的學科研究方法得出來的,教師進行理論分析也運用了一定的學科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我們疏于介紹與分析方法的使用,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往往以接受知識性內容為重,以方法的學習與運用為輕。就如大廚端出美味佳肴,食客能品嘗到食材,卻不懂炮制方法一樣。師生之間的教學,不僅要授之以魚,亦要授之以漁,因此強調理論教學過程注重學科研究方法的介紹與分析。如:在講授歷史上“非政治觀”的內容時,需要對每一思想家的歷史背景、經濟地位、階級地位以及歷史地位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還需要對不同政治觀的合理性、局限性進行辯證分析,作到有理有據、全面客觀,可以向學生介紹綜合運用到的文獻研究法、歷史分析法、經濟分析法。

(三)構建互動課堂,培養學生的“述議”能力

構建互動課堂的方式,已經有很多學者作了有益嘗試,提出了“引導討論”式、啟發式、辯論式、師生角色互換式等,這都值得我們在課堂中學習應用。值得重視的是,構建互動課堂不能僅僅是為了活躍課堂氣氛,增加學習的生動性、有趣性,更要立足于培養學生的“述議”能力,提高學生的明辨、批判和創新等思維水平。例如,在介紹了非政治觀與政治觀之后,可以讓學生用自己的語言表述政治的概念,可以鼓勵學生對不同的界定進行發言,講出自己贊同或者反對的理由。在涉及到觀點評價的講述

時,還可以讓多個同學針對彼此的看法進行發言,以更深入明了觀點的邏輯。“述議”能力的鍛煉,能夠培養學生在表達思想觀點時擁有清晰的概念、嚴密的邏輯、有力的論據和明確的觀點,這十分重要。“憑借這種思維,在了解必要的預備知識后,對于關乎國計民生的社會熱點話題,就能夠獨立思考并得出正確結論;對于社會上的種種爭論,也能夠給予恰當評價。”[3,4] (四)教師引導、推動學生的課外學習

課堂教學效果的取得與鞏固,少不了課外學習的配合。教師應該通過多種方式引導、推動學生的課外學習。

第一,推動主題閱讀,夯實理論功底。閱讀是培養學生自主獲取知識能力的重要途徑,也是培養理論思維能力的基本載體。針對學生閱讀經典的困難,教師一方面可以根據教學內容少而精地選擇一些經典的章節,先教師導讀再學生閱讀;另一方面也可以以學科發展前沿與中國政治熱點、難點為依托,推薦學生閱讀一些比較具有影響力的學術論文;還可以通過舉辦“兩會精神我解讀”、“讀書筆記大賽”等常規性的學生素質拓展活動為學生提供閱讀交流、提高的平臺;也可以以讀書筆記、小論文等作為作業形式與學生考核方式來推動學生的課外閱讀。

第二,充分利用網絡資源推進課外學習。一是利用多種網絡形式建立師生的課外互動。微博、微信、QQ群等多種網絡形式為師生課外的提問答疑、討論交流、分享資源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關鍵是教師在網絡交流平臺中要起到組織者的作用,除了答疑與分享資源,要善于拋出問題、引起討論、適當總結,營造活躍、熱鬧的學習討論、交流的氛圍。二是充分利用《政治學概論》精品課程等教學網絡資源,為學生課外學習提供參考書目和復習思考題等,補充和豐富課堂教學的參考資料,通過題目等對所學知識進行梳理歸納。三是利用政治學學術網站與名家博客等網絡資源為學生課外學習提供高質量的資源。如“選舉與治理網”、“中國政治學網”、“中國政治學研究網”、“中國農村研究網”、“共識網”、“愛思想”等學術網站吸取了大量的學術研究成果和前沿動態信息等,大大豐富了課堂教學內容,讓學生及時了解到學術界的新成果和新動向。一些學者、專家在自己博客中的精湛論述往往就是政治學中的理論難題與現實難題,可以從某種程度彌補教材未能及時反映政治生活變化的不足,有利于提高學生運用理論分析現實政治現象的能力。

比較政治學研究方法范文4

關鍵詞：法國高等教育；巴黎政治學院；學術特質

2011年8月～2012年2月，筆者赴法國巴黎政治學院進行了為期半年的修習，對法國的高等教育體制、其教育教學特質和精髓有了比較直觀的體驗和觀察，深感法國高校在學校管理體制、招生方式、學位與課程設置、教學組織形式、后勤服務管理等方面的許多做法和經驗值得我國研究借鑒。目前，從整體介紹國外包括法國高等教育體制概況與特點的文章已比較多見[1][2][3][4][5][6]，但對具體教育教學特點和案例的介紹還比較少。本文以巴黎政治學院為例，淺析法國教育教學特色以及對我國高等教育的啟示。

一、法國的“雙軌制”教育體系

重視教育是法國幾個世紀以來的傳統，教育一直是法國政府優先發展的領域。法國對教育的投入占全國總支出的20%[7]，居政府財政預算之首，其中高等教育在法國整個教育事業中又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法國《教育指導法》規定，高校是創造和傳播知識的地方，是造就未來管理人員、科研人員和教師的地方[8]。法國高等教育體系與我國條塊分割、“小而全”、“大而全”的狀況有較大差異，其明顯特點是院校類別多樣化。目前，法國共有3000多個高等教育機構，其中包括90所綜合性大學、240所工程師學院、230所高等商業院校，此外還有眾多的藝術學院、建筑設計學院等。[9]

法國高校主要分為綜合性大學（universités）和大學校（grandes écoles）2類相互獨立的教育系統[10][11][12]。前者屬于公立普通教育，側重于教授理論知識，并培養碩士、博士等高層次學術研究型人才。這類大學實行“開放式”招生，中學畢業會考合格的學生都有資格在公立大學注冊入學，是法國國民高等教育的主體。后者則是法國“精英教育”的體現，以高質量的教學聞名于世，此類學校入學門檻高，需要高中畢業生先在專門的預科班接受2年的高等文理科教育，再通過激烈的競爭考試和篩選才能進入其中學習，教學注重應用而非基礎科學研究，針對軍政、工商、法律等領域培養高級應用技術人才。大學校的規模一般較小，招生人數也十分有限，學生畢業后多進入政府、企業，擔任政府官員、工程師、工商管理人員和其他專門人員，可謂是法國社會培養精英的搖籃[13]。此外，還有旨在培養介于工程師與技術員之間的高級技術員的短期技術大學和高等技術學院等。

巴黎政治學院屬上述第二類學校，它坐落在崇尚學術思索、充滿文化氣息的巴黎塞納河左岸圣日耳曼德佩街區，這里曾培養出了幾乎所有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總統以及普魯斯特、克里斯蒂安·迪奧、顧拜旦等大師，被譽為法國社會精英的搖籃，在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和歷史學四大學科領域享有國際盛譽。[14]

二、巴黎政治學院教育教學特色

教育是按既定目標對人進行德、智、體、美全面培養的活動過程，其內涵是依據培養目標朔造人。教學是教育活動整體的一個部分、一個環節，是對知識、經驗、方法、能力的傳授過程，它的內涵是充實、壯大一個人的內涵。顯然，教育與教學是不可割裂的，是相輔相成的。通過修讀相關課程，筆者感受到巴黎政治學院高等教育教學有以下幾方面的特色。

（一）課程設置多樣化

目前，法國有數百所高等院校，涵蓋學科十分廣泛，包括文學、語言、政治、經濟、自然與生命科學、宗教、神學、地理、歷史、考古、藝術、法律等。與其他許多國家類似[15]，法國沒有我國那樣明確具體的所謂“專業”，只是設置若干“課程群”，其課程設置多樣化，針對學生的多樣化需求和不同的發展目標設立長期和短期性課程、應用與研究性課程等。

巴黎政治學院各項設施都非常完備，如其圖書館是歐洲藏書最豐富的社會科學圖書館。課余時間，學生們大多都泡在圖書館的電子資源閱覽室，幾乎所有門類的學術期刊都可以在這里輕松地查到。

巴黎政治學院的本科階段不劃分專業，包括國際交流學生在內的全體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各系各學科的課程。學校開設的多為社會科學類課程，涵蓋歷史與政治、經濟與技術、神學、宗教學、心理學等眾多科目。每門主課都由“大課”和“實踐課”組成，大課主要由主講教授進行理論授課，實踐課則由助教主持開展習題講解和學生討論。

（二）教育資源共享

法國高校實踐高等教育資源共享的原則。據筆者了解，多數教師都同時在數所高校任職或開設講座。這些來自不同大學的教授，基本上都是各個領域的學科帶頭人。巴黎政治學院的教師隊伍流動性很強，除終身教職外，還有相當數量在政府、企業等各領域任職的兼職教師、客座教授以及外國訪問學者。專職教師與兼職教師發揮各自的優勢，將理論與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這種方式對培養學生的整體素養和職業素質作出了顯著的貢獻。教師們通常具有生動鮮明的個性和理念，他們的人生經歷常常對學生頗具啟發性。筆者選修的一門課程為環境政治學，任課教師是一位英國女性，一年中每半年在世界綠色和平組織總部工作，另一半時間則在巴黎四大、巴黎政治學院擔任一線教學工作。由于她本身是綠色和平組織的骨干成員，授課內容非常真實生動，經常向學生介紹自己在實驗室里的最新研究成果及綠色和平組織的抗議游行活動經歷。

比較政治學研究方法范文5

【關鍵詞】職高 政治教學 有效性

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7.10.193

隨著我國職高教育的發展，職高學校的生源也逐漸充足，這對于職高學校而言，是對職高學校發展的促進，但也給職高學校的發展帶來了一定壓力。一方面是學校的硬件、軟件設施無法滿足眾多學生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學生人數太多，學生的水平難免不在一個水平線上，這就給教學帶來了挑戰。當然這樣的挑戰也可以轉化為教學的動力，只需要老師理性看待這一問題，并能夠在教學過程中運用較為科學的教學方法。政治學科是一門偏向于文科的學科，對學生閱讀能力、理解能力、記憶能力都有一定的要求，而職高學生的基礎知識較為薄弱，因此導致對學習缺乏熱情。職高政治教學中，如何考慮到學生的基礎知識薄弱的特點和提升學生的學習熱情是教學有效性的關鍵。很多學生對于政治學科沒有學習欲望，在學習過程中要么消極學習，要么對老師產生抵觸情緒，這都給老師的教學帶來了壓力。當前職高政治教學的效率低下，學生自身存在著一定問題，但仍然不能忽視老師自身的教學也存在著一定弊端，首先是部分老師自身能力缺乏，在教學過程中沒有保持學科的心態，使得個人能力無法提升。其次是教學方法過于陳舊，這也是學生缺乏學習興趣的主要因素。本文將以此為依據，分析在職高政治教學中如何能提升教學有效性的相關策略。

一、營造輕松的學習氛圍，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職高學生最大的特點就是對學習缺乏熱情，他們在中學校園時就缺乏學習興趣，到了職高，他們更多的想法是可以減輕學習壓力，但職高面臨的學習壓力仍然較大。因此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學習熱情再次受到影響，也就無心學習。因此要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必須從老師的教學方面入手。政治學科的教學完全可以變得更加幽默、詼諧，當前職高政治學教學的形式大多是比較嚴肅的，課堂氛圍也是較為緊張的氛圍，師生之間缺乏和諧的溝通，在職高政治教學過程中，老師要能夠營造輕松的學習氛圍，在教學中多運用一些較為詼諧的話語，而不必一直板著臉。營造輕松的課堂氛圍，需要老師和學生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師生之間能夠以朋友相處，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遇到問題就能夠及時向老師詢問，學生的問題得到及時的解決，他們的學習熱情自然就會高漲。當前職高學生大多為“00后”，他們有他們的年代價值觀，與老師之間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營造和諧的教學氛圍，老師就要能夠及時改變自身的教學方式，尤其是語言風格要能夠跟上學生的時代感。因此老師可以主動學習一些新潮的語言或是網絡用語，在和學生交流過程中適當運用，學生也就會改變對老師的看法，與老師之間就會更加親近。

二、對學生進行激勵性評價，提升學生自信

職高學生的學習基礎較差，政治學科雖然對學生的基礎要求并不高，但需要注意的是，學生的學習基礎差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信心。這就會導致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缺乏信心，這對于政治學科的教學開展是不利的。老師雖然無法改變學生的學習基礎的現狀，但可以通過一定的教學手段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對學生進行激勵性評價是較為常見且效果較好的辦法。有學者研究中美教育差距，美國的教師如果發現學生在數學課堂上畫畫，不僅不會批評，反而稱贊他未來可以成為優秀的畫家。這樣的激勵不僅不會讓學生以后在數學課堂上依然去畫畫，而是讓學生感受到老師的包容和慈愛，他依然保持畫畫的熱情，但在數學課堂上卻從不做其他的事。可以借鑒這一方法，職高政治教學課堂上學生很容易出現走神、做小動作甚至做其他事的現象，對于這類學生，老師要予以包容的心態看待，既要包容學生在政治課上做其他事的現象，又要鼓勵他們學習政治。這樣的做法可以讓學生感受到老師的魅力，他們不會因為老師的包容而愈加放縱，反而會在政治課上有所收斂。這樣既保護了學生的虛榮心，避免他們當眾受批評，又可以讓師生關系更進一步。學生基礎較差，在課堂上難免就會犯錯誤，老師面對學生的錯誤不要立即指出，而要分析學生錯誤的回答之中的閃光點，比如“你的心思特別靈敏”或是“你的觀點很好，值得大家學習，但是有點答非所問”。老師這樣的評語既點明了學生的觀點是錯誤的，但又贊賞了學生，學生的學習信心也就逐漸得到提升。

三、創新教學形式，采取多樣化的教學方式

沉悶的教學氛圍和陳舊的教學形式是學生對政治學習熱情不高的主要原因，因此老師就要從自身入手，積極改變教學方式。政治學科的教學比較靈活，老師可以在教學過程中運用案例進行教學，降低學生對知識點的理解難度。政治涉及到很多的專業化名詞和熱點詞匯，這對于學生的學習是不利的，對于基礎較差的學生而言，他們難以正確理解這些專業化名詞。而案例教學法可以將專業性較強的知識點融入在大量的案例中，政治學科的案例大多是事跡型案例，學生對這類案例比較有興趣，老師運用案例進行教學，學生有足夠的學習熱情，教學也就得以正常開展。除此之外，老師還可以在課堂上進行情境模擬教學，教學形式上可以采取小組合作學習方法等，采取多樣化的教學方式，讓學生不再覺得政治學科枯燥。

四、職高政治教師自身堅持學習，提升個人教學水平

學習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每個人都應該保持著堅持學習的態度。社會的變化是迅速的，而如果自身不猿盅習，個人就無法跟上社會發展的步伐，最終將會被社會淘汰。教師亦是如此，老師不保持時刻學習的心態，沒有學習的習慣，無法滿足學生逐漸進步的求知欲。因此在教學之余，職高政治教師自身要能夠堅持學習，提升個人教學水平，只有這樣才能滿足學生的求知欲，面對學生的問題才能更、更準確的解答。

比較政治學研究方法范文6

 

二戰后，新制度主義逐漸成為政治學比較推崇的研究方法，它認為即使制度對政治行為和政治抉擇有一定的約束作用，但并不是起決定性作用。新制度主義認為需要深層次地考察和分析制度對個體行為的影響，并將個體行為放在歷史條件中進行考慮，通過運用歸納法形成較成熟的理論，然后再對國際政治展開研究。新制度主義拓寬了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和領域，特別是對國際政治學學科研究領域具有重大啟示。

 

一、新制度主義范式的興起與演進

 

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科學從對制度的普通研究轉向對制度主義的研究。彼得斯認為，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屬于舊制度主義研究，經過行為主義流行的30年后，新制度主義在政治學中開始興起。新制度主義學者反對把行為界定為政治分析的基礎，用行為去解釋政治現象是不具備說服力的，所有的行為都是發生在某種特定的制度環境之內的，這種行為才能充分地被理解。因此，有學者大聲疾呼“重新發現制度”“回歸國家”與“回歸制度”，但“回歸國家”似乎并無特別新穎之處，人們不應該簡單地接受制度的一般定義，而應該使其發展成為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途徑。

 

二戰結束后，西方社會科學逐漸以美國為重心，歐洲失去了傳統的學術中心地位，在歐洲盛行的歷史分析范式、制度—法律分析范式及哲學思辨傳統也逐漸被重視實證、數量分析方法的科學主義所取代，定性研究和價值判斷在研究中被最小化。經濟學隨著日益強大的經濟領域力量凸顯了其顯學地位，并逐步得到確立，它對其他學科的影響推動了崇尚個人主義和以市場原則的自由文化擴張，并使這種文化發展為新理論范式的基本框架。理性選擇范式就是在這種學術背景下產生的，并發展成為社會科學的主流范式。20世紀中期，行為主義興起并迅速主導了整個社會科學領域，其研究方法形式客觀、中立，論據實證并能近乎精確地解釋政治活動，這是傳統的研究方法無可比擬的，行為主義因其獨特的優勢取得了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話語權。行為主義是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重大革新，但其用科學標準來衡量社會政治現象似乎脫離了實際，暴露出了對社會價值觀的忽視，研究的形式主義和數理語言難以表述的困難，導致其會容易遺忘對歷史與現實問題的研究。20世紀70年代，各種研究范式開始盡顯其能，取長補短，交叉與融合，逐漸打破了行為主義在各學科尤其是社會科學領域的絕對優勢地位。新制度主義是在新制度經濟學在經濟領域巨大成功的影響下，為了矯正行為主義方法中過于關注政治個體及其行為，忽視宏觀和中觀層面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環境因素對結果的影響而產生的。實際上，新制度主義并沒有完全放棄舊制度學派的一些合理“內核”，和舊制度主義學派用靜態眼光看制度不同，新制度主義用動態的眼光綜合分析經濟運行理論、政治行為和制度的作用。因此，新制度主義的興起不是制度分析范式的簡單回歸，而是其向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發展。

 

二、新制度主義的解析

 

新制度主義最早從經濟學中興起，由于有學者不滿意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主義對于“政治”“國家”“制度”的輕視，將政治的分析片面地建基于個人主義之上，才被引入政治學研究。新制度主義是對行為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反思，其主要內容有：

 

首先，在解釋社會現象時，在制度因素中結構與人哪個更重要?行為主義強調“人”的重要性，而新制度主義認為對人的獨立影響作用的研究應該放在對社會結構分析的基礎上，這樣才能獲取有力的解釋論證。新制度主義著重分析制度對人的行為、對政策結果的影響，并認為制度約束人類的行為可以促進行為的規律和規范，增強解釋和預測的可靠性。新制度主義認為人類接受制度的約束，同時制度又是人類行為的結果，所以新制度主義必須解釋作為個體的人接受制度約束的原因，不同的解釋促成了新制度主義不同流派的產生。新制度主義各流派認為政治的核心要素包含制度，制度是政治管理和解釋政治現象的有效工具;個體及其行為雖然很重要，但必須把個體放進一定的制度背景中進行分析。

 

相比舊制度主義，新制度主義在強調制度重要性的同時，更注重分析個體偏好行為，這增強了新制度主義的解釋力。新制度主義豐富了“制度”內涵，制度還包括非正式的結構、慣例和觀念。舊制度主義在方法論上普遍以整體主義為主，而規范制度主義類似整體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是典型的個體主義，歷史制度主義則居中。與舊制度主義相比，盡管新制度主義在發展研究的可傳遞性、可重復性、量化等方面還不完善，但新制度主義更加重視理論的發展和方法論。

 

按影響力不同，可將新制度主義分為以下三大類范式。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發端于以羅納德·科斯和奧利佛·威廉姆森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科斯認為在制度選擇中交易成本權衡很重要，引起了經濟學中的新制度主義革命，威廉姆森則提出了將交易成本推理操作化，他認為制度環境是政治制度存在的表現形式。政治學中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源自于對政治制度本身進行交易成本分析。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認為每個政治個體都有固定的偏好，實現偏好最大化是政治行動者的最大目標。理性制度主義視行為為導致政治結果的關鍵因素，建立了理論來解釋制度的產生：相關行動者能從中獲得比其他制度更多的利益。理性選擇范式認為理性個人的選擇和行為動機是自我利益最大化，也是社會運行的基本動力。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最大特征體現在理性策略算計的行動者行為上，強調政治人的理性和穩定的偏好，認為政治的過程是集體行動陷入困境的過程，行動者通過制度安排達到共同獲利的目的。

 

歷史制度主義是在比較政治學中發展起來的，它保留了舊制度主義對正式制度的重視，接受了關于集團理論的觀點。豪爾和泰勒認為歷史制度主義有四個特征：歷史制度主義廣泛地界定了制度與個體行為之間的關系;強調了與制度的運作和演進相聯系的非對稱的權力分配;在分析制度演進時強調“路徑依賴”和“意外結果”;注重將制度分析和能夠產生某種政治結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來。歷史制度主義將現場制度融入歷史環境，強調既有制度中的權力對比關系對新制度的產生所帶來的不公平的壓力，它認為政治結構和制度安排可能導致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不平等。歷史制度主義重視將制度分析和觀念等因素結合起來分析問題，在分析微觀現象時缺乏有效性，它不能解釋制度與行為間是否存在因果聯系，不及它在分析宏觀現象時的效用性。

 

社會學制度主義是從社會學中發展起來的。不少社會學家認為西方的世界文化強調韋伯的理性觀念，即將理性看作實現正義和進步的手段。這種世界文化規則構成了包括國家、組織和個人的行為體，并為其確定了合法的追求目標。世界文化規范也使全球范圍內的組織和行為變得越來越相似。由于他們將這些文化規范和規則稱為“制度”，他們的研究路徑被命名為“社會學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的制度概念打破了把基于組織結構的“制度分析”與基于共同價值的“文化分析”分裂的做法，促使兩者交融，強化了宏觀解釋力。社會學制度主義者有效地解釋了無效率制度長期存在的現象，這是前兩者所不及之處。制度不是簡單地規定人們做什么，而是指出在特定背景下人們覺得該做什么。制度不是直接影響個人的策略性計算和行為選擇，而是為行為提供了必備的認知版本、類別判斷和行為選擇模式，影響人們偏好、認同和自我形象的形成，從而間接指導人們的行為。

 

三、新制度主義對國際政治學的啟示

 

正是在新制度經濟學的學理支援下，基歐漢在《霸權之后》中發展出了國際機制的功能理論，這部著作“提供一種以制度經濟學為基礎的新的理論視角”。基歐漢的功能理論有力地論證了“制度是重要的”，但仍有其缺憾性。有學者批評說，國際機制的功能理論并沒有解釋為什么一些機制發展為正式的組織，而另一些機制卻沒有。基歐漢的不足被后來的學者們彌補，他們認為，國家在國際關系中所面臨的集體行動問題不止“囚徒困境”，必須創設不同類型的國際機制以滿足不同的集體行動所提出的功能性要求。由于采用了與微觀經濟學相同的行為假定，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能夠從微觀經濟學中輸入理論和方法，如博弈論、公共選擇理論、集體行動理論、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委托—理論等。盡管理性假定受到了認知心理學、期望理論和社會建構主義等多個流派的質疑和批判，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裹挾“經濟學帝國主義”之威，迄今仍是國際制度理論與經驗研究的主流，有助于開拓國際政治學理論研究的新視角，有助于國際政治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發展。

 

社會學制度主義和國際政治學中的建構主義有某些共同點。社會學家認為社會結構并不是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社會所構成的，而是由正在擴張和深化的世界文化所構成的。現代國際體系被以韋伯的理性觀念為核心的文化規則所主導。這些西方的、理性化的規則通過兩種方式將國家塑造為國際體系下的單位，一種是為國家確定“理性的”目標，如追求“現代性”和“進步”，另一種則是確定“理性的”制度以實現這些目標，如市場和官僚制。社會學制度主義是在美國社會科學傳統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理論假設明確，方法是實證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者通過強調社會規范在國際生活中的力量，為國際制度的獨立價值提供了更具剛性的論證，國際制度會增強，不僅是因為它便于達到帕累托最優，有助于國家以最小成本實現目標，而且認為參與日益增多的國際組織網絡在文化上是必要的和適當的。

 

國際制度研究在早期階段打上了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義烙印，在研究方法上屬于舊制度主義范疇。行為主義革命的發生和“國際機制”概念的提出為新制度主義取代舊制度主義創造了必要條件，同時又在國際政治學領域形成了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和歷史制度主義。新制度主義就解釋國家、國際組織及國際體系運行的基本邏輯而言，理性選擇屬于“預期結果邏輯”，社會學屬于“適當性邏輯”，但就歷史觀而言，理性選擇和社會學都認為歷史總是有效率的，歷史制度主義則將無效率的歷史帶入研究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