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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政治學分析范文1
[分類號]G251.6
所謂職業競爭力，是指在職場上人與人之間對于從事某種領域、某種工作所具有的競爭優勢，表現為從事某一職業的適應能力和創造力。在激烈競爭的市場經濟中，職業競爭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擁有職業競爭力的職業者有安全、有尊嚴、也有未來，擁有更多這類職業者的團隊當然更容易獲得優勝。所以，每個團隊都應該努力使自己的隊員擁有這種能力”。長期以來，由于教育體制、社會環境、價值觀念等的不同，中美兩國圖書館學畢業生的職業競爭力存在較大的區別。通過與美國圖書館學畢業生職業競爭力的對比，我們可以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
1 中國的圖書館學畢業生職業競爭力現狀
長期以來，圖書館一直被認為是象牙塔中的清靜之地，圖書館員沒有競爭，沒有職業危機感。但是隨著現代科學技術，尤其是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在圖書館的應用，當今圖書館的工作內容和方式，乃至整個圖書館業態都在發生深刻的變革，包含職業適應力和創造力的職業競爭力已成為新時期圖書館員必備的素質。
然而，就當前來看，中國目前在職的圖書館員“職業高原”現象嚴重，對工作缺乏激情，消極思想日益蔓延，圖書館員被認為是人人都可以勝任的職業，缺乏技術含量。具體表現在：從人員的組成來看，圖書館員往往由參差不齊的各種專業、各種學歷背景的人員組成，“”后許多人員是被照顧的家屬，缺乏圖書館學專業的學科背景。這些人員進了圖書館之后，只是被動地做一些簡單的工作，并不關注自身技能的提升，也很少有人主動學習圖書館方面的知識，圖書館實際工作的枯燥往往更加劇了他們學習的被動性。
而許多圖書館學畢業生從事圖書館職業亦非主動選擇，似屬被動無奈之舉，一些高薪有趣的其他職業如信息技術工作時刻引誘著他們。他們在工作中感覺前途渺茫，一方面由于管理層人數有限，能夠方面通過館員――部門主任――副館長――館長上升的人，畢竟只是個別；另一方面由于高級職稱的要求高，要有一定數量的研究成果，也讓他們感到要從一般館員到副研究館員再到研究館員的高度，同樣遙不可及。如此狹小的職業發展空間，造成了他們在職業發展道路上過早地停止不前和消極觀望了。據天津圖工委的調查，天津高校圖書館工作人員中11％的人表示對圖書館不感興趣，16％的人抱著有機會就走的態度，50％的圖書情報畢業生已經跳槽。
不僅如此，盡管圖書館界提倡繼續教育，也將繼續教育納入職稱評定的重要方面，但就目前來看，由于繼續教育缺乏實質上的硬性規定，而且形式單一，導致許多在職館員對繼續教育漠不關心，在工作過程中缺乏對新技術、新技能的掌握，隨著知識的不斷老化，其僅有的知識已經無法滿足工作中的實際需要，自然也無法更好地服務讀者。
此外，作為圖書館員看家本領的圖書館學專業核心知識和技能，由于近年來圖書館學方面的課程為防止就業難而過度改革，導致圖書館學畢業生并沒有很好地掌握本學科的核心知識，反倒經濟學、計算機方面的知識掌握得較多。然而由于課程跟不上變化，造成專業不專的情況居多，許多課程只是淺嘗輒止，看起來什么都學，而真正運用起來什么都不會。肖希明《圖書館學專業教育與圖書館員職業競爭力――來自圖書館員的調查與分析》一文顯示，在目前的圖書館學專業課程體系評價中，“基本適應工作需求，但需更新”和“內容陳舊，跟不上時展”兩者比例分別占51.0％和25.2％，可見，圖書館學課程內容更新刻不容緩。而且，由于目前的圖書館學教育與圖書館實踐結合的情況較差，專業出身的圖書館員在工作中難以滿足實際工作中技術性、專業性較強的工作需要。再加上學科背景知識單一，許多館員無法勝任實際工作中對多學科知識的需求。在肖希明的調查中，認為專業課程“理論性太強，與實踐脫節”的比例占到了44％。這一結果說明，圖書館學理論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必須改革，而改革的方向就是加強與實踐的聯系，理論用于指導實踐才能顯示出理論的價值。
而對圖書館主管部門和領導而言，他們認為對其它學科背景的人才進行圖書館學方面的知識培訓，要比圖書館學出身的專業人員容易得多。也正是這種現狀，致使圖書館學畢業生的競爭力遠不如社會上的情報機構、咨詢機構，而圖書館員這一職業與社會上的情報員、信息咨詢員相比，普遍缺乏職業競爭力。
2 美國圖書館學畢業生職業競爭力現狀
2003年6月，美國專業圖書館職業資格委員會向專業圖書館協會理事會提交了一份“21世紀信息專業人員從業資格修訂版報告”，提出了21世紀專業圖書館員應具備的職業能力，包括：①具備信息資源組織與檢索的專業知識，包括對信息的精確評價與篩選能力；②具備組織和用戶需求相匹配的學科專業知識；③設計和管理與組織的戰略方向一致的、方便的、可獲得并且花費不高的信息服務；④為圖書館和信息服務用戶提供優質的指導和幫助；⑤了解信息需求，并為特定信息需求設計和提供具有較高附加值的信息服務和產品；⑥利用適當的信息技術獲取、組織和傳播信息；⑦利用適當的業務與管理方法與上一級管理機構交流信息服務的重要性；⑧開發適于在組織內部或外部利用、或適合于個人用戶的專門信息產品；⑨評價信息利用成果，開展管理方面問題的研究；⑩針對變化的需求不斷提高信息服務水平；⑾成為上一級管理團隊的有效成員，以及組織處理信息問題顧問。
在美國，一般情況下，從事圖書館工作的圖書館員必須具有該專業的碩士學位。美國沒有專門的圖書館學本科，圖書館員的本科學歷來自于各個專業背景，他們是通過研究生或博士學位的學習獲得本學科的知識的。在課程設置上，美國的圖書館學研究生課程類目多，多達幾十門，學生選擇空間非常大，而且課程設置具有良好的層次性，選修課居多，必修課較少，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適合自己發展的方向，如美國著名的圖書情報學院――北卡羅來納大學和希洛斯大學(見表1)。不僅如此，美國的圖書館學課程設置注重理論與圖書館工作實踐的充分結合，使得這些圖書館學的畢業生從校園畢業之后即可勝任圖書館的各項工作。
在美國，圖書館員具有很高的責任意識，具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能為讀者提供所需要的幫助。某些機構把圖書館員看成引路人，特別是在信息技術領域。美國圖書館員認為傾向于服務的職業最有價值，而這種價值觀也使得他們能夠積極地投身于工作。
在美國，為了提高自身的服務水平，圖書館學畢業生必須持有職業資格證才能上崗。一些州對不同規模的圖書館提出了不同的職業資格要求，如美國肯塔基州規定服務于15000人以上的圖書館需要有專業認
證；服務于15000人以下的圖書館員、流動圖書館員、助理圖書館員和分部圖書館員需要有輔助專業認證；圖書館行業的全職人員需要有圖書館閱歷認證。不僅如此，美國還有一些州對不同規模的圖書館的館員提出了不同的學歷要求，如新澤西州規定服務于1萬人以上的圖書館員需擁有圖書館學情報學專業碩士學位；內華達州規定服務于5萬人以上的圖書館員需擁有ALA認可的圖書館學情報學專業碩士學位。
此外，在工作過程中，為了防止知識老化無法適應時展的需要，美國的圖書館員必須不斷接受各種形式的繼續教育，繼續教育的形式多種多樣，包括講座、各種各樣的在職學習班以及遠程教育等。職業資格認證制度和繼續教育制度的實施，不僅促使圖書館員提升了自身的能力，也使得圖書館員這一職業充滿了生命力和競爭力。
3 中美圖書館學畢業生職業競爭力差距分析
同一職業，在美國有著勃勃的發展生機，在我國卻是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景象。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在哪里呢?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3.1教育體制的差別
中美兩國在圖書館學教育的體制方面存在諸多不同。我國的圖書館學教育從中專到博士教育各個階段都存在。當然，由近幾年的招生情況來看，中專和高職教育被不斷弱化，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得到加強。然而，由實際情況來看，圖書館學研究生階段招收的學生中圖書館學學士居多，這就導致培養出來的學生不具備復合性人才的內涵，而且對本科教育是一種沖擊。部分學者認為，沒有必要保留圖書館學的本科教育。即使有部分高校逐漸側重于招收其它專業背景的學生，但培養出來的學生重理論輕實踐，脫離圖書館工作的實際。根據肖希明的調查，在110家從事圖書館工作的人員中，從事流通這一普通職位的圖書館員根本不需要專業訓練的比例高達50％，這充分說明目前的圖書館學教育沒有體現出應有的價值。這樣脫離圖書館實踐的圖書館學教育是圖書館無法接受的，也直接導致了目前國內在職的圖書館員缺乏職業競爭力。
與中國的圖書館學教育相比，美國的圖書館學教育沒有本科階段，他們側重于職業教育，通過各類職業資格認證獲得實際需要的初級人才。在圖書館學的教育體制中，比較重視研究生教育，招收的學生幾乎都是其他學科的本科生，學制一年，如表2所示：
招生要求中沒有對圖書館學知識的要求，主要看是否滿足碩士教育的基本素質要求。從課程設置來看沒有公共課程，均為專業課程，碩士課程的內容和層次是面向沒有學過圖書館學的其它學科的大學畢業生的。從結構上講，必修課的比例遠小于選修課，便于學生根據自己興趣和專業方向從選修課中選擇，便于學生成為某一研究領域的專門人才。美國的圖書館學教育強調實踐性，超過78.2％的院校將實踐課程作為選修課程。美國圖書館界認為，只有固守自己的學科領域，固守自己獨有而別人不能占領的學科領域，才能保證圖書館員的職業競爭力。
3.2社會環境的差別
社會環境的不同，導致中美兩國對待圖書館員這一職業的態度不同，從而成為中美兩國圖書館學畢業生職業競爭力產生差距的外在因素。在中國，圖書館員這一職業不吸引人，工作待遇、社會地位低，人們不認為圖書館員作為一種職業需要豐富的知識和信息技巧。圖書館員不像教師，很少得到主管部門的注意，也很少像教師那樣有科研經費和項目，其公共形象被誤解，缺乏自尊，對工作缺乏興趣。而且由于社會文化經濟歷史的原因，中國圖書館事業在招聘新人、教育環境等方面面臨很大挑戰。不僅如此，就當前來看，安穩、沒有壓力已經成為圖書館員社會職業的一大顯著特征，即使目前部分學校已經采用外聘制，但圖書館員不會輕易遭到解聘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這種社會環境之下，圖書館員的工作是被動的、缺乏積極性的，很難想象他們會有什么職業危機感，也很難想象他們會主動去提高自己的職業競爭力。
在美國，社會給予圖書館員比較高的社會地位，認為他們是有知識、有興趣、有技能和能提供幫助的人。另外，不錯的工資待遇也是美國館員就職的考慮(加州州立大學圖書館給剛進館有圖書館學碩士的新人起薪是6萬美元)。在這種社會環境之下，美國的圖書館員愿意從事圖書館工作，并認為自身的服務是有價值的。在良好的社會環境和薪酬機制的鼓勵下，美國的圖書館員愿意主動學習，不斷提升自己的職業能力，時刻保持自己的職業競爭力。
3.3任職資格的差別
在圖書館學領域，雖然中國一直都在執行專業職稱制度，但它并不是行業的“準入證”，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從事圖書館工作的人員可以不經任何培訓，長此以往，圖書館員的競爭力從何而來?從目前來看，職業資格證在圖書館界的缺失，不僅大大傷害了圖書館員工作的積極性，在某種程度上也剝奪了圖書館員接受再教育的權利與機會，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也使圖書館員的職業競爭力缺乏制度保障。因此，中國應當盡快建立圖書館從業人員的資格認證體系。
與中國相比，美國早在1925年就頒布了《圖書館學院最低標準》。總體來看，美國的圖書館員職業資格認證體系分為兩部分：一是“圖書館學高等教育認可”，由美國圖書館協會所屬機構對圖書館學和情報學碩士學位的教育機構進行認可，全美有效；二是各類圖書館員的職業資格認證，包括大學圖書館員職業資格認證、公共圖書館員職業資格認證、學校圖書館員職業資格認證以及其它形式的認證。美國圖書館協會制訂的《圖書情報學碩士學位教育計劃認可標準》是認證的依據。《美國人事管理辦公室操作手冊――聯邦政府職位認證標準一GS1410：圖書館員個人職業要求》為圖書館員的資格認證提出了宏觀層面的指導。美國圖書館協會制訂的《認可政策與程序》是認可委員會的認可工作手冊。
總的來說，美國圖書館的認證標準是比較高的，也正是基于其較高的職業準入門檻，美國圖書館員才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聲望和待遇，才能夠吸引大批不同專業的優秀人才投身于圖書館事業中，使美國圖書館事業始終走在世界前列，也使得“圖書館員”這一職業保持了應有的競爭力。
3.4社會價值觀的不同
社會價值觀的不同也是導致中美圖書館學畢業生職業競爭力差別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一項調查中，61.25％的受訪者認識到了正確的職業價值觀對職業競爭力的重要性。盡管如此，但在實際工作中，我國的圖書館學畢業生在職業精神方面始終欠缺，沒有參與感和成就感，缺乏職業興趣和職業認同感，許多人把職業作為不得已而為之的手段，工作中苦惱多于快樂，在工作中也表現為消極被動，而非發自真心的為讀者服務。
正確的職業價值觀是職業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說，圖書館學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是圖書館員職業競爭“硬實力”的話，那么正確的職業價值觀就是職業競爭的“軟實力”。在一定情況下，“軟實力”的重要性并不亞于“硬實力”。很難想象，一個不熱愛自己的職業，或者對自己的職業沒有自信心的人，會有很強的職業競爭力。
與中國相比，美國的圖書館學畢業生多數是因為喜歡為他人服務而從事圖書館職業的，他們對自己能為讀者提供良好服務表示自豪，對圖書館未來的發展和前途充滿信心。因此，圖書館員在人們心目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被認為是知識淵博、學問高深的人，是專家，是導師，是信息導航員和信息建筑師。在社會、在學校，圖書館員普遍受到人們的尊重，良好的形象和較高的社會地位也使他們獲得了優厚的物質待遇。
比較政治學分析范文2
(1) 從人物的特定形象上可以看出，中國古代文學的俠客與歐洲騎士都表現出了正義精神。不同的是，西方文學中的騎士通常具有個性化的特點，而中國古代的俠客實現自我價值的方式大都是忠君愛國、建功立業。中世紀的時候，騎士是西方的一種職業，生活方式比較高尚，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十二世紀，哲學家索爾茲伯里的約翰曾經就騎士之道提出了疑問，他指出騎士之道為保護教會、崇敬教士、對叛逆之士進行討伐，保護窮人免于不公平待遇，堅守職責， 忠于民族， 維護和平，甚至為國家和民族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騎士文學實際上是對正義精神的一種贊揚。例如，被稱為歐洲中世紀三大古典史詩之一的西班牙史詩《熙德之歌》(另兩部是法國的《羅蘭之歌》和德國的《尼伯龍根之歌》)，其中的主人公熙德，就是一個典型的英雄形象， 流傳于民間，主要為抗擊外來侵略。該史詩寫熙德的勇武使兇猛的獅子也乖乖地低頭懾服，順從地被裝進籠中;而國王的兒子卻非常害怕獅子， 看到獅子只能嚇得倉皇而逃。當民族出現危難時，熙德決心要效忠君王，他還通過蓄須這種方式表示自己的決心。上世紀初，西班牙著名評論家梅內德斯-佩拉約在《卡斯蒂利亞抒情詩人文選》中指出， 《熙德之歌》不是用于吟唱的詩歌，而是生活的詩歌。詩中體現了強烈的民族情感，英雄開始在民間廣為流傳，并成為國家的重要象征
中國古代文學中俠客具有的正義，主要是個體通過君王建功立業來實現自身的價值。唐代的邊塞詩中有很多俠客為國家建功立業的事跡，這種主題來源于魏晉六朝。如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詠：少年本六郡，遨游遍五都。插腰銅匕首，障日錦屠蘇。 千金募惡少，一揮擒骨都。到了初唐盧照臨《劉生》也詠劉生氣不平，抱劍欲專征。報恩為豪俠，死難在橫行。
(2) 不論是中國古代文學中的俠客，還是西方文學中的騎士，都具有正義與邪惡斗爭的深刻內涵。西方騎士精神重點強調了正義戰勝邪惡的信念，在判斷 正義還是邪惡上，主要的評斷準則是是否符合政治和宗教的利益。古代西方，正義的代表就是封建君主和基督宗教。我國關于俠客的詩歌中主要贊頌的是俠客建功立業的思想。中世紀法國史詩《羅蘭之歌》中的詩歌通常為歐洲的一些歷史事件和傳說故事。比如，楊憲益先生在他的翻譯中做出了如下總結：這個主題的思想為正義戰勝邪惡，堅守戰勝敵人的決心和信心，即使付出自己的生命也要取得勝利。
我國古代詩歌文學中，有很多詠俠詩都是描寫邊塞戰爭的，強烈地突出了詩人為國家建功立業、效忠君王的壯志理想，具有強烈的自我中心化、個人主觀化以及情緒化傾向，不僅僅是詩人自我價值的實現，也是對英雄主義的謳歌，詩人通常為了君王而征戰沙場。如王維的《少年行》漢家君臣歡宴終，高議云臺論戰功。天子臨軒賜侯印，將軍佩出明光宮，體現俠少年希望在建功立業后得到朝廷的賞識，封侯拜相， 正義色彩不夠明顯。這與中國古代的君王專制制度有直接關系。
(3) 中國古代文學中的俠客精神和歐洲騎士的正義精神也可以通過某一特定意象表現出來。這里可以舉西方文學中的鷹和中國俠文學中的劍為例。獅子和鷹是古代西方文學中典型的兩個審美意象：這兩種動物體現了西方人對自由和超越精神的追求，當西方人出現精神危難，無法擺脫困難時，就會通過獅子和鷹來表達自己對自由的向往和追求。鷹飛向天空中之后，就如同人升華了自我，對自由更加渴望。有些小說中也描寫了關于大鳥的意象。如《紅與黑》里，描寫于連翻過維吉爾山脈到朋友富凱那里去，他在山頂上看見老鷹，并且自己也像老鷹那樣站在懸崖上，太陽照在山峰上。這幅景象使他振奮。
在中國古代，俠客的正義精神往往集中體現在劍意象上。劍作為一種象征， 是獲取功名的手段， 無論是醉里挑燈看劍，還是拔劍擊柱心嘆息，表達的都是建功立業功成名就的愿望。 俠 通常被人們稱為 劍客或者劍仙，人們往往會運用舞刀弄槍使劍弄丸等詞語來描述俠客，這一點在古代詩歌中有大量的詠嘆。
比較政治學分析范文3
一、財政學的學科基礎
縱觀財政學科發展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其他學科向財政領域滲透，即移植其他學科原理和方法研究財政問題和解釋財政現象，為現代財政學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堅實而寬廣的學科理論基礎，使財政學演變成為一門融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法學以及社會學于一體的交叉學科。
1、財政學的經濟學基礎
2、財政學的政治學基礎
現代財政學在具有經濟學基礎的同時還具有政治學基礎。首先，財政學與政治學研究的行為主體具有一致性。政治學以國家或政府機構為中心進行研究，而財政是以國家或政府為主體的分配活動，因此政治學的理論與觀點，尤其是政治學上的國家理論或政府理論會直接滲透到財政學研究中來。在財政學著作中，有些直接冠以《政府經濟學》來體現財政學與政治學之間的密切關系。在西方財政學中，一直存在著將財政學與政治學相聯系的傾向，西方經濟學家道爾頓在其《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中更是開宗明義地指出，財政學是界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3]其次，財政決策過程需要通過政治決策機制來完成。財政所研究的公共資源配置依賴于政治過程，政治決策機制與方法的差異對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響，因此財政收支活動與過程同時又是政治活動與過程。隨著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的出版和公共選擇理論的興起，為政治學建立了與經濟學相同的分析基礎，使得經濟學分析范式成功地拓展到政治領域，以經濟學為紐帶將財政學研究與政治學研究打通。公共選擇理論的政黨理論、官僚理論、投票理論在財政學中的運用，開辟了從完善政治決策機制的角度來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效率的新領域，使經濟學、財政學和政治學更為有機的結合起來，便于我們從經濟學和政治學兩個層面共同研究財政問題。
3、財政學的管理學基礎
財政從來都是同國家或政府的職能連在一起的，財政收支活動的目標就是要有效實現國家或政府的社會經濟管理職能，從這種意義上說，財政可以界定為政府的一種經濟管理活動。從經濟學角度考察財政，主要側重于財政運行規律的分析和揭示；從管理學角度考察財政，則側重于財政管理機制的構造和操作，兩者具有內在統一性。當今世界，傳統意義上的公共管理或稱公共行政已經或正在為“新公共管理”所取代。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論所謂“產業型政府”的解釋，政府部門實質上是一個特殊產業部門。因此，財政問題不僅是經濟學和政治學問題，同樣是管理學問題。[4]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論，吸收管理學的合理內核是構建合理的財政機制、提高財政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財政管理歸結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過這種制度安排構筑利害相關主體的約束與制衡機制、規范財政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各種權利配置關系和利益分配關系，通過吸收企業治理理論來謀求財政的科學控制。從管理學角度出發，按照管理學的范式，將管理學中的制度、行為、組織和決策理論引入財政學來研究財政，必然會使財政學的學術基礎得到進一步夯實。
4、財政學的社會學基礎
財政制度運行于特定的社會環境之中，社會文化制度會通過財政行為主體對財政運行產生重要的乃至決定性影響。自德國宗教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提出其“韋伯命題”以來，人們越來越重視一國社會文化環境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透過經濟現象去探究隱藏其背后的社會文化根源日益成為人們洞察經濟問題的新視角。社會文化環境對經濟主體行為的影響，一方面是通過影響經濟主體的價值觀念進而影響其行為取向與方式，從而發揮其對經濟主體行為的導向功能與約束功能，進而使制定出的政策帶有較為濃厚的倫理色彩；另一方面，根源于社會文化傳統的非正式規則對約束、規制與調整人們行為起重要作用，其對正式規則的作用發揮將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事實上，就是在同種經濟運行機制（如市場機制）下，由文化傳統所決定的非正式規則的差異，會在經濟運行機制層面上得到反映，呈現不同特點，最終體現出制度效率的差異。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同種制度在不同國度有著不同的運行狀況和運行結果，為什么一項制度在具體運行中會出現偏差，為什么我們不能完全照搬產生于西方社會環境下的某些做法。因此，我們研究財政現象與問題時不能忽略社會文化環境的客觀影響，否則，會使現實財政制度流于形式抑或趨于無效。
在經過幾個世紀的學科日益分化的歷程之后，人們已經開始強調學科之間的互相融合，甚至出現了學科綜合的趨勢。[4]財政學科的綜合性要求我們對財政學科中一些重大或重要問題必須結合有關學科進行交叉研究，將財政學建立在一個寬廣而堅實的學科基礎之上，并體現于財政學的課程體系設計之中，這樣才能達到“厚基礎、寬口徑”的財政人才培養目標。
二、財政學課程設置存在的主要問題
1、目前課程設置難以完全體現財政學的多學科基礎
為了滿足我國財政學科發展與財政人才培養的需要，許多院校對財政學的課程體系進行了優化調整，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增加了經濟學基礎課程，但仍然存在缺陷。首先，財政專業主要學習的經濟基礎課程是《西方經濟學（初級）》，很少開設中級（或高級）《微（宏）觀經濟學》課程，而其中的經濟理論或分析方法正是許多財政問題分析所必備的，如稅收效應中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分析、最優稅制設計等。由于這方面知識的缺乏，大大降低了財政專業學生的分析能力。其次，隨著數學在經濟分析中的廣泛運用，數學分析方法日益成為財政領域的一個重要工具，基本的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知識對于財政專業學生是不可缺" 少的。但在目前的財政課程體系中，許多學校將《計量經濟學》僅作為選修課程開設，《數理經濟學》更是一個空白，導致學生對數學公式與推理只知數學含義而不知經濟含義，遇到財政專業課程中的數學分析內容，則以囫圇吞棗的方式死記結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財政學的管理學基礎、政治學基礎以及社會學基礎未能有效的通過相關的課程設置體現出來，財政專業學生的分析視角過于單一，對財政現象與問題的理解難以深入，就財政論財政的現象沒有得到改觀。[5][6]尤其是社會學知識的缺乏，使得學生無法準確理解中國財政制度的本土化要求，死搬硬套西方理論分析財政現實問題的現象較為普遍。
2、學科基礎課程與專業課程的結構、專業課程內部結構不夠合理
撇開公共基礎課不論，在財政學科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程的結構方面，存在較為嚴重的“頭重腳輕”現象，即學科基礎課程偏少而專業課程偏多，其直接反映出財政專業的口徑較窄而專業性過強，導致財政專業人才培養的市場適應性偏低；在專業課程內部結構方面，由于課程門數過多，過分強調單項課程結構完整，導致各門課程大而全、小而全，在不同課程名義下講授相近的內容，內容交叉重復，知識容量狹小。[7][8]如《稅收與實務》、《中國稅制》、《稅務管理》、《稅務稽查》和《稅務會計》等課程相互之間都存在著比較嚴重的直接重復，極大地降低了教學效率。
3、財政實驗課程相對貧乏
財政學科是實踐性較強的學科，實踐應用能力培養是財政人才培養的重要目標之一。在財政學教學過程中，無論是稅收和稅收管理知識，還是政府預算管理和預算會計知識，基本上全部依賴傳統的“空對空”的課堂講授方式，既給教師授課帶來困難，同時也無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可謂是事倍功半，不僅效率低下，而且無益于提高學生的實踐應用能力。
三、財政學課程體系建設的建議
1、優化財政學課程體系結構
財政學課程體系結構的優化應從這么幾個方面入手：第一，加大學科基礎課程的數量比例和課時比例，充分體現財政學的多學科相融合的發展趨勢。增加經濟學理論課程的門數和教學課時，如加大《計量經濟學》的課時量，增設《中級微（宏）觀經濟學》（針對本科層次）或《高級微（宏）觀經濟學》（針對碩士、博士層次），同時將反映政治學、管理學、社會學基本理論的課程納入學科基礎課程體系當中，在選修課程中擴大反映上述學科理論發展以及分析方法創新的課程，如《制度經濟學》、《信息經濟學》等。第二，適當壓縮財政專業課程門數或教學課時，或者將某些課程從必修課降格至選修課，為學科基礎課的教學留出課時空間。如取消《稅務會計課程》，將《公債管理學》、《稅收與實務》《比較稅收學》等課程作為選修課開設。第三，新設部分財政實驗課程或從現有課堂教學課時中劃出部分課時進行實驗教學。
2、整合現有財政學科各專業課之間的內容
在維持財政主干專業課程基礎上，對部分專業課程進行歸并整合，避免單項課程內容交叉重復，擴大知識容量，節約教學時間，提高授課效率。[7]如《稅務管理》與《稅務》可以合而為一，稱為《稅務管理與》；《國家預算》與《預算會計》聯系緊密，部分內容存在較大程度的重復，建議合二為一，改造為《國家預算與核算》課程；《財稅專題講座》則改造為《財經專題講座》以擴大其適用范圍和突出課程內容的一般性與實踐性，等等。
3、加強相關課程內容講授的協調與分工
在財政專業教材的編寫中，為了保證內容體系的完整性，內容的重復與交叉在所難免，因此需要我們就相關內容在講授過程中予以協調與分工。這樣做的優點除了可以盡可能避免授課內容的重復之外，還可以確保學生接受知識的邏輯順序以及連貫性，同時使各科課程的教學重點更為明確。在這方面，可以依據理論與制度兩大模塊來對教學內容進行分工。[9]在理論部分，授課的重點應該是基礎理論的傳授和分析思維與分析方法的訓練；在制度部分，則應該將重點置于分析方法的運用和具體問題的解決。如對于《財政學》中的“國家預算”部分，只著重講述預算的一般理論與分析方法，而對于預算的具體做法、存在的問題以及解決方案可以不加介紹，留待《國家預算管理》中進行講述，遵循從一般到具體的認知規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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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政治學分析范文4
一、族裔屬性斗爭中的文化政治學
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所反復確立的就是主奴辯證法，主人在征服他人的過程中確立自己的主體意識和精神強勢，他者則在長期的蒙昧狀態中失去自我獨立精神。英國小說家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就是最明顯的文本表征。魯濱遜和星期五間的關系很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但是人們通常從魯濱遜的冒險開拓精神角度進行解讀，從而掩蓋了這一本質現象。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理論啟發了大批邊緣學者，他們開始把種族當做一個復雜的文化范疇，對其進行質疑、解構，“作為一個歷史轉折點，20世紀中期的民權運動(TheCivilRightsMovement)使大批西方少數族裔獲得一種族性覺醒，他們中間的精英分子開始意識到自身的種族身份在整體文化觀念中嚴重錯位。為此，他們一面在政治領域發起抗爭，不斷要求主流社會正視種族問題，一面又在學術領域展開持續的反思、批判與創新。”他們開始質疑、顛覆、重構西方所謂的文學經典，揭示滲透在文本結構、故事情節和道德教誨中的種族等級制，進一步加深了文學分析的力度、深度，也拓寬了讀者的視野。開始了對主流文學中所存在的習以為常的、隱含的種族歧視和偏見進行批判，“他們開始把種族視為一個復雜的文化思想范疇，而不僅僅從自然科學的的角度來解釋，并同時借助西馬與后結構主義的成套分析工具，對種族問題進行深入的質疑、解析與批判。”解構滲透到文本中的話語霸權和制度規范，使得“其主題、敘述策略和文化編碼都可在新的層面得到考察。”黃玉雪的自傳小說《華女阿五》則以自傳的方式生動地揭示了種族文化身份建構的這一文化政治學所涉及的核心問題。其種族斗爭經歷了族裔內斗爭的文化政治學和族裔外斗爭的文化政治學。族裔內斗爭求獨立，族裔外斗爭求認可。這兩種斗爭共同成就了族裔文化身份建構的獨特性和混合性。文化身份是個人區別于他人的一個重要屬性，是得到他者認可的一種象征性存在。處于中國文化家庭中的華女，自小深受中國文化的熏陶，在無形中習得了中國文化所蘊涵的孝道文化，如恪守中國傳統道德，遵守孔子教誨:“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作亂者，未之有也。”家庭重于個人、孝順父母、尊敬長輩、勤儉節約等中國文化價值觀在無形中，自小深入到華女阿五的心靈中。父親帶著她一起誦讀中國經典，她六歲時又被送到中文夜校讀書。在學習中國文化的過程中，她形成了強烈的文化自豪感，她為自己所屬的種族而驕傲，為祖先所創造的豐富文化而自豪，為自己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和突出的學習成績而自豪，為此她看不起理查德，認為他的成績根本無法和她相比。由此她得出結論:外國人生性愚蠢，不懂得站在別人的角度體諒他人，他們天生冷漠。《華女阿五》的主要讀者是西方白人，因此使美國人了解中國文化，彰顯中國文化的優秀，使華人的成就得到西方社會的認可，打破西方固定化的華人形象是創作者顯示其族裔屬性的一個重要任務。因此“黃玉雪極力想使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得到白人主流社會的認可和接受，她筆下的‘華人之女’一改西方文學中負面的中國人概念化形象，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熟悉美國社會文化的模范女性。”為了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可，融入主流社會，更重要地是讓主流社會熟知我的自身特性，展示自我。因此書中大量介紹了中國文化，如“華人的家庭教育、父母和子女的關系;華人的生活方式，包括衣、食、住，尤其是飲食，以及節日、婚喪嫁娶等習俗;唐人街的華人學校、劇院、家族會館、修鞋店、修表店、中藥店，等等。”她對中國文化的這些元素并非全盤采取贊揚的態度，而是站在跨文化對比的立場上，根據美國這個多元文化背景采取了批判、贊揚和詳細描述三種不同態度。對待美國文化則以華人的眼光來審視，但“也用美國人的眼光看到華人文化中的許多錯處。因此，我們有這種雙重視野、雙重傳承，但我們的人生因為這兩種視角而更顯豐富。”在面對兩種不同文化時，黃玉雪把兩種異質性文化置放在一起，發現其中的異質和同質，使之相互轉化，實現超越于這兩種不同文化的第三空間文化建構。她之所以大量介紹中國文化元素就是盡其所能爭取主流社會的認可;對自己族裔文化的批判正是向主流社會發出一個積極信息:我們不是消極被動地、封閉式地、被迫式地融入美國社會，而是美國主流社會拒絕我們的融入。但是作為華人代表的阿五克服了巨大的種族歧視，取得了自己所認為的成功。兒童時期受到同齡學童的歧視，被稱為;中學時受到學校輔導人員對華人的輕視。雖然在美國人的公司找到一份秘書工作，雖然極盡其力，把一份冷凍疫苗工作報告寫得內容豐富、結構合理、獨具創見，依然得不到認可，晉升的機會微乎其微，在男人的世界中女人想擁有自己的一片天地，難。想在白人男性的世界中得到認可，更是難上加難;結婚后，想在高檔住宅區租房也是不可能，白人不把房子租給華人。“白人主流社會并沒有把她當成平等的、獨立的個人。苦思冥想之后，她靈感突來－把自己的奮斗經歷寫下來。”因為她想讓美國人了解華人，了解華人文化，她想給自己，同時也給他人提供如何在成長及尋求獨立的過程中汲取、揀選中美兩文化的合用之處，以及如何努力促進兩種文化之間的相互溝通與了解。正是她的這種不妥協的斗爭精神才使她贏得了美國主流社會的認可，讓那些不曉得中國文化是什么模樣的美國白人加深了對中華文化的了解。從這一方面而言，黃玉雪是成功的。同時，這本書的成功也改變了她的生活道路，她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到東亞各國旅行，隨后到世界各地旅游，以經營旅行社為業。她對自己的不妥協進行過闡釋:“‘不妥協者’，因為只有不妥協者才能把事物做新的組合，如果妥協的話，每件事都照父母的話去做，這個世界就無法產生新事物。你可以做個不妥協者，對于任何事情都不妥協，不去擾亂社會，因為你做的是不同的事。……妥協意味著做其他人所做的事，不妥協者則與眾不同。但他們都具創造性和保守性，那很好。這全都配合在一塊。”這種不妥協精神就是一種文化政治學的僭越，或者稱為抵抗的文化政治學。在不失時第4期《華女阿五》:兩種族裔屬性斗爭的文化政治學機地跨過既定界限，對主流的價值、觀念、習慣、規定等進行修改、顛覆。顛覆被傳統稱為正典的、普通的價值體系。“文化是一個充滿意識形態爭執的概念，也是一個典型的政治術語，聲稱‘文化’是一套永恒而普遍的價值體系，與糾纏于暫時世俗利益的紛爭政治相對立，這種做法本身恰恰顯露出強烈的政治動機和鮮明的政治傾向。”黃玉雪的自傳小說《華女阿五》描述了自己以不妥協精神和族裔外的歧視進行斗爭，以一種力求上進的精神求得主流社會的認可;進行族裔內斗爭以求得獨立，擺脫中國傳統文化的束縛，結合西方文化，以一種超越兩種文化之外的第三空間模式建構獨具本族裔的文化模式，從而實現個人獨立，族裔文化的獨立。人作為社會中的一員，必然離不開社會。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把人定義為“政治的動物”，因此“作為政治的動物，人就不能離開政治和道德觀點來考慮文藝問題。”文化政治學中的“政治”體現為權力關系，即統治和被統治關系，而種族斗爭就是爭取認可權力和獨立權利的斗爭，以求得文化身份的解構、重構、建構的非中心式建構模式，這些都明顯地打上了文化政治學的身份建構烙印。
二、性別所代表的族裔屬性斗爭中的文化政治學
文化政治學關注的是權力關系，權力關系不僅僅表現為強制的政治形式而且表現為非政治的、無所不在的觸須、無意識渠道等方式滲透到日常生活中，是充滿斗爭和喧囂的政治場所在。“只有通過對文化問題的有效分析，正視文化的政治功能和含義，并且最終訴諸政治行動，才能實現真正的文化變革，把此岸世界建設成理想樂土。”文化政治學中，性別和政治聯姻，從而出現了性別政治。“女性主義者大都認為，性別的政治性在于它是一種社會歷史文化建構，反映著特定的權力關系。”《華女阿五》中的阿五由于小時候所受到的恪守儒家傳統式的教育，學會了逆來順受。孝順是維系家庭的臍帶，集體大于個人，家庭重于個人等觀念滲入其幼小的心靈當中。父親定下了各種各樣的規矩，要求孩子們無條件嚴格遵守。在接受教育方面，父親重男輕女思想很嚴重，父親拒絕為黃玉雪上大學時支付學費。玉雪并沒有氣餒，內心抗議:“生為女孩非我所愿。作為女孩，我也許不想僅僅為養兒育女而結婚!也許我的權利不止是養兒育女!我既是女性，也是一個人!難道中國人認為女人就沒有感情和思想嗎?”在心理上，玉雪開始有意識地進行反抗，反抗中華族裔屬性對女性這一社會性別所限定的文化期待。她要做一個獨立的個人，為個人幸福去追求，這是美國教師傳授給她的價值觀。但在她幼時，父親就諄諄教導她應為家庭榮譽而犧牲個人幸福。兩種不同的價值觀代表著兩種屬性:中華族性和美國屬性。這兩種屬性在性別之戰中體現出來，也體現出兩種屬性所各自代表的權力角力。父親是第一代華裔的典型代表，其身上依然濃縮著中華族裔屬性，他們內心中那種葉落歸根的心理非常強烈，對故國的眷戀和回憶深深地刻印在內心深處。特別是當他們想極力融入美國社會而遭拒絕，處處存在的種族歧視讓他們不斷地回憶起故國，想躲進故國的回憶之中進行逃避。生活在唐人街之內，父輩感到愜意。有人聆聽他們內心的苦楚，更有親情、更溫暖，可以和朋友分享自己的夢想和希望、坎坷和痛苦。唐人街之外則處處充滿了紛爭、競爭，人與人之間只有金錢關系，毫無親情。生活在唐人街讓他們有種歸屬感。但代表著第二代華裔的黃玉雪則截然不同，種族歧視更堅定了其融入美國社會的決心而非逃避。她積極融入父輩所極力逃避的白人社會。在這個世界里，人人可以享受到唐人街所不曾有的自由和尊重，可以體驗到隱私權受到尊重的幸福。和華人社會相比較，黃玉雪感到白人社會給了她更多的尊嚴和權利、溫情和平等。而父親所代表的“中國封建文化認為女性一般心胸狹窄，目光短淺，智商低下，不適合從事智力活動，屬于無才者，且不可教也。因此，為了她們自己，同時也為了社會公益，她們最好謙卑、緘默，不要拋頭露面。”［2］為挑戰父輩所代表的傳統文化對女性的歧視，她在一次開船典禮上，特意把一瓶香檳酒砸碎在船首，這是一個罕見的情形。因為在父輩所代表的華裔看來，女人觸碰會給新船帶來厄運和不幸。而黃玉雪竟然親手把這艘船送出海，是她個人的殊榮，更是中國女性的殊榮和華裔的殊榮。“此舉表現了黃玉雪在建立自我、肯定自我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一步，同時也象征著她業已沖出束縛唐人街華人婦女的陳規陋習之藩籬。”［2］黃玉雪以自己自立自強的精神和行為顛覆了父權制對女性的想象性建構，同時也打破了西方對華裔女性的模式化形象。“在當時的美國流行文化中，東方女性毫無例外地不是居心叵測的狐媚，就是出賣色相的藝妓。甚至在美國華人自己的作品中，比如說在劉裔昌的自傳中，華人女子也被稱作‘尤物’，這是個具有性暗示的詞藻。與這些模式化了的性感華人婦女形象作一比較，黃玉雪筆下的女主人公截然不同。有血有肉的五姑娘才代表著真正的美國華裔女性形象。
作者：唐利平 單位：亳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比較政治學分析范文5
[摘要] 公民文化理論描述了一種政治文化形態，并成為比較政治研究的重要工具。它不僅提出進行比較研究的必要的價值目標，而且提出了歷史發展進程、政治制度建設以及政治社會化過程等方面的研究進路。公民文化理論具有廣泛的應用價值，針對普遍的政治發展國家，能夠對其深層政治結構問題提供一定的分析和解釋。
[中圖分類號]D0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2826(2012)07-0073-08
比較政治學作為政治學分支學科，體現了它對科學方法論的重視，甚至依賴。特別是20世紀中期以來行為主義理論的興起，為比較政治研究進一步提供了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從以往偏重于歷史、制度等文獻性的描述迅速發展到通過建立價值系統進行比較、評價的更高研究階段。它建立了有序的政治學研究體系，主要涉及政治系統、政治文化、政治社會化、政治決策、政治執行等研究領域；它擁有嚴格、有效的分析工具，其中，政治文化作為政治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提出，進一步補充了進行學術研究的手段。它為比較政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解釋視角，比起制度、經濟等解釋，政治文化是解釋不同政治體系之間差異的唯一的、重要的因素。‘肌’它幫助政治分析家把文化變遷的心理層面與更大的政治發展問題聯系起來，提供了一種把宏觀分析與微觀分析聯結的方法。
阿爾蒙德是較早提出政治文化理論的重要學者，他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分類以及分析方法；此后，雖然有關政治文化的理論討論和應用不斷擴展，但基本上還是沿用了阿爾蒙德的理論概念和基本邏輯。然而，在進一步的學術研究中，“公民文化”理論之工具性價值逐步體現出來。雖然，如阿爾蒙德所說，公民文化是一種與民主政治相適應的政治文化，但它并非僅適用于解釋民主政治生活。它包含了進行比較研究的價值指導，指出了政治文化研究的路徑，形成一種分析方法，對深入解釋不同國家、社會錯綜復雜的政治現象具有極大的幫助，由此成為學術活動可操作的理論工具。本文試圖對公民文化理論做出分析，在闡述理論內涵的同時，對其工具性價值的應用給予解釋。
一、公民文化理論基本內容及其價值
(一)公民文化理論的基本內容
1961年美國學者阿爾蒙德和維巴撰寫了《公民文化：五個國家中的政治態度與民主制》，提出公民文化的概念。他們在對政治文化分類的基礎上闡釋了一種混合型政治文化形態，這就是“公民文化”。所謂混合的政治文化，正如阿爾蒙德解釋的那樣，是指傳統政治文化和現代政治文化的融合。阿爾蒙德對政治文化的分類是基于不同社會公眾對政治權威的認識及其態度、政治統治權分化與否以及公眾政治參與程度等主要標準做出的。概括地說，傳統政治文化基本表現為公眾對統治權力的依附，從而形成對政治權威的服從或忠誠的態度，統治者權力集中，以及缺少公民政治參與；而現代政治文化主要表現為公民政治參與的加強。阿爾蒙德指出，公民文化的混合性就體現在傳統社會對政治權威的態度與現代的公民參與要素的結合上。具體地說，它表現為各種政治要件的平衡。
其一，公民文化是共識與分歧平衡的政治文化。現代社會首先是多元化社會，政治多元化是現代政治基本特征之一。一個社會中如果缺少一定的結構性分歧是不可思議的，公正的利益分配便不存在意義，也不可能產生現代民主政治；同時，如果沒有一致，那么則意味和平解決政治分歧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處于分裂之中的政治體系勢必在不斷的爭端和沖突中受到威脅。因此，一個社會應該有一套普遍的、具有支撐作用的價值存在，成為建立社會信任和合作的基礎，以此凝結政治共識。
其二，公民文化是公民政治參與意識和規范與參與行為的平衡。雖然公民文化具有現代政治文化的元素——政治參與，但是阿爾蒙德等通過大量的調查資料證明，從個人的價值取向來說，大多數民眾并不傾向經常性地參與政治行動，而進行大規模的政治參與往往是不得已的行為，比如，在長期的利益表達受阻的情況下進行的，或是盲從的行為。就建立政治秩序而言，經常性的、大規模的群眾參與行為既是缺乏政治認同的必然結果，同時也將在政治對抗中激化矛盾，造成更大的政治不信任。在公民文化中，公民首先擁有政治參與的權利意識，而且社會具備進行參與的制度安排(即阿爾蒙德所說的“參與規范”)；而就公民的參與行為而言則是消極的、非主動性的。因為，公民權利保障及進行參與的制度安排，已經提供了公民表達利益要求、影響政治過程的可能。另外，公民政治參與的平衡還表現在選擇政府過程中的積極參與和選舉之后公民的消極參與方面。在對政府賦予權力的過程中，通常需要公民積極參與選擇政府的過程(參與選舉)；而一旦政府被正式授權，公民則把權力交給政府行使，使其擁有做出政治決策的空間，公民參與則回歸“消極”的狀態。
比較政治學分析范文6
公共管理的學科體系建設在我國經歷的時間不長,各學派和各高校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存在一定的差別。目前,學術界對于公共管理學科體系的設置有一定的分歧,原因之一是,按照我國目前研究生專業目錄(1997年),公共管理一級學科下設:行政管理、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教育經濟與管理、社會保障、土地資源管理等5個二級學科。在本科專業目錄中則是行政管理、勞動與社會保障、土地管理、公共事務管理等4個二級學科。公共管理一級學科的研究生教育設置10個二級學科,即行政管理、非營利組織、公共政策、公共財政等。在10個二級學科的基礎上還可以設置三級學科的研究方向。[3]這兩個專業目錄有相同部分,也有不同部分,其差異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釋。
在教學實踐中,教師們也感到上述專業目錄沒有能全面、準確地覆蓋公共管理領域。有學者在宏觀視野中闡述了公共管理應涵蓋的學科范圍,公共管理領域可以對行政管理、非營利組織、公共政策、公共人力資源管理、國民經濟管理、社會發展管理等,依此來設置二級學科。[4]有的學者站在更高的視野探討公共管理學科體系的設置,公共績效應該成為公共管理的目標導向,成為公共管理學科體系的構架基石。與傳統的行政管理相比,公共管理更加凸顯管理性色彩,在運作機制方面,有兩個明顯特征:其一是重視管理方法與技術,其二是突出應用性和回應性。學科設置應遵循此方向去設置。[5]作為一級學科的公共管理學,其研究對象和范疇可以劃分為三個層次:政府自身的運作和管理;政府對社會不同領域的管理(部門公共政策和管制);非政府公共部門的內部運作和管理(如學校和醫院的內部管理)。……公共管理二級學科之間缺乏有機的內在聯系,主要表現在教育經濟與管理、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管理、土地資源四個學科上。這些學科劃分的基礎是橫向的領域分工,相互之間在研究對象上的區別是比較明顯的,且原來就分屬不同的一級學科。[6]
有學者則認為,不應僅從管理學視角去探討公共管理學科體系的設置,更應從源頭去探討,因為管理學是從經濟學分離出去的,所以,應該雙管齊下,從管理學與經濟學兩維視角去探討公共管理學科體系的設置。[7]爭論的存在說明中國公共管理學科的設置和理論支撐需要厘清,這有利于公共管理學科的發展與政府工作績效的提升。中國行政學及公共管理學在其發展進程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一是對于當代國外的公共部門管理特別是政府管理研究領域的新發展、新趨勢和新成就跟蹤不夠,對國外這一領域的新理論、新方法和新技術的引進、消化和吸收亟待加強;國內現有的行政學的學科理論體系(特別是教學體系)較為陳舊、單一和狹窄,大部分教科書的理論體系及內容基本上停留在西方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水平上,未能充分體現和吸收當代國外公共管理領域所取得的新成就。二是行政學的研究缺乏開闊的視野,學術基礎不牢,既未能反映政府管理領域的新變化,將其他國家機關(立法、司法機關)和非政府公共部門的公共管理活動納入自己的研究范圍,又未能順應當代科學技術尤其是社會科學發展的交叉、綜合和整體化趨勢,充分吸收相近學科尤其是當代經濟學、工商管理學、政治學和政策分析等學科的新理論和方法成果。它不能突破以往的眼界,在主題上創新,在范圍上拓寬和在基礎上打牢。三是行政學的理論研究落后于現實的政府管理實踐,尤其是缺乏對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管理的重大實踐問題以及當代國外公共管理的實踐加以深入的研究,行政學的應用性、現實性和生命力不強。[8]受單一行政學的影響,我國公共管理學未能跟蹤西方學術前沿,也沒有如實反映國內政府運作現狀,更沒有與社會科學的全面發展相適應,因此,應借助新公共管理思想,探討我國公共管理學的學科設置及其相互間的支撐機制。
二、新公共管理理念與實踐要求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美國出現了一種(新)公共管理運動。這種運動的目標是以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門管理問題的解決為核心,融合各種學科相關的知識和方法,創立一個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新知識框架,以適應當代公共管理實踐發展的迫切需要。公共管理學者來自于行政學、經濟學、政策分析、組織與管理理論(管理學)等各個學科。公共管理學不僅是一種新的政府管理理論,而且也是一種新的政府管理模式。[2]86西方公共行政學的淵源來自于政治學、法學和財政學等學科,其思想基礎則是由伍德羅•威爾遜和馬克斯•韋伯等人所奠定的。[9]公共管理學的研究目的就是將管理從混亂和狹隘經驗主義的現狀中解救出來,使之建立在堅實的科學理論基礎知識之上。[10]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響之下,學術界對公共管理學科的認知經歷了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轉變。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意味著公共部門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領域范式的轉變。[8]73新公共管理認為,那些已經和正在為私營部門所成功地運用著的管理方法,如績效管理、目標管理、組織發展、人力資源開發等并非為私營部門所獨有,它們完全可以運用到公有部門的管理中。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變了傳統公共模式下的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重新對政府職能及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務”的官僚機構,政府公務人員應該是負責任的“企業經理和管理人員”,社會公眾則是提供政府稅收的“納稅人”和享受政府服務作為回報的“顧客”或“客戶”。政府服務應以顧客為導向,應增強對社會公眾需要的響應力。其次,與傳統公共行政只計投入、不計產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視政府活動的產出和結果,即重視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最后,與傳統公共行政排斥私營部門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廣泛采用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質量管理、目標管理等)和競爭機制,取消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如“政府業務合同出租”、“競爭性招標”等。[12]新公共管理理念轉向的改變,要求公共管理學科設置需要發生相應的變化,公共管理學唯“行政學化”需要加以改變。政府不再是官僚機構,政府變成了顧客導向的政府;有企業家精神的政府;預防在先、治療為輔的有預見與前瞻思維的政府;從官僚層級制到參與及團隊合作的分權的政府;通過市場杠桿進行改革的市場導向的政府。[13]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論所謂“產業型政府”的解釋,政府部門實質上是一個特殊的產業部門。政府部門產生、存在和運轉的唯一理由,就在于它要生產或提供通過市場解決不了或解決得不能令人滿意的公共物品或服務。[14]新公共管理理念的興起,智識群體已經意識到了公共管理學科設置需要加以改變,需要突破傳統公共行政學的局限,借助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拓寬學科視域,更好地服務于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門。
三、新公共管理思想影響下的公共管理學科設置模式和支撐機制
公共管理學科雖然存在內在的邏輯和規律,但由于中國公共管理歷史很短,各院校辦學的背景差別也很大,在尊重學科規范的前提下,也應當鼓勵各種不同模式的選擇和競爭。[15]將公共管理列為一級學科,是建立在公共管理知識具有相對獨立性基礎上的。雖然對知識進行學科劃分是按照科學規律進行的,但這并不能抹煞帶有一定主觀色彩。公共管理及其二級學科的確立,是對公共管理類知識進行劃分的結果,同樣帶有主觀色彩。[16]目前,國內不同類型的高校公共管理學科的設置存在一定的差別,難有統一的模式,結合國內現狀,公共管理學科設置模式主要有四種。第一種模式以政治學(行政學)為主要學科,設置相應的學科和專業。在這個模式中,行政學成為公共管理學科的主要分支學科,其目標指向直接為政府培養行政管理人才,政治傾向明顯。第二種模式以經濟學為主要學科,設置相應的學科和專業。在這種模式中,設置教育經濟管理、政府經濟管理等專業,將政府視作企業進行運作,其目標指向為政府等公共管理部門培養精于成本收益管理人才,績效傾向明顯。第三種模式以管理學為主要學科,設置相應的學科和專業。在這種模式中,設置行政管理、公共管理、教育管理、土地資源管理等相應專業,其目標指向為政府等公共管理部門培養應用型的管理人才,政策傾向明顯。20世紀,社會學只是社會科學中的剩余學科,未能對公共管理學科產生明顯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