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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雙減政策的意義范文1

關鍵詞：轉產轉業 漁民 政策建議

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在陸地資源被大規模開發利用的今天，資源、環境、人口之間矛盾逐步激化，而海洋以其豐富的資源和開發潛力向我們展示了廣闊的前景，成為我們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地。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的近海捕撈強度不斷增加，海洋資源不斷衰竭，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沿海人民的生活和穩定，尤其是中日、中韓和中越北部灣協定的相繼實施，使本來就十分嚴峻的局面雪上加霜。

為此，我國政府從維護海洋資源的可持續角度出發，同時借鑒國外先進的漁業管理經驗與政策，我國漁業行政管理部門于2001年開始實行沿海捕撈漁民的轉產轉業政策，至今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問題。

1.沿海漁民轉產轉業的政策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漁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自1990年以來，水產品總產量已連續10多年居世界首位，是名副其實的世界漁業大國，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造船和捕魚技術的不斷成熟，捕撈強度的加大使得海洋資源枯竭。現在一艘普通的鋼質漁輪的生產水平相當于三艘中小型帆船，而勞動力的使用數量卻比帆船節約了30%。

進入20世紀以后，工業化不斷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如火如荼，大量沿海灘涂被占用，港口建設，海上漏油事件的頻發，城市生活污水和工業污水的大量排放對魚類的生活環境造成破壞性影響，海洋生態系統遭到破壞，魚類的繁殖能力下降，加劇了漁業資源的衰退。

特別是隨著《中日漁業協定》、《中韓漁業協定》和《中越北部灣漁業協定》的簽署和相繼生效，我國傳統的漁場面積被壓縮，大批漁船被迫撤出，據統計，中日、中韓漁業協定生效，我國東部各省（市）約有2.5萬艘漁船從日韓的對馬、濟州、大小黑山島等傳統作業漁場撤出，據浙江省統計，僅中韓漁業協定就有超過一萬余艘漁船轉產，約3萬捕撈勞動力下崗待業，波及近10萬漁民的生活問題。

鑒于此，從2002年以來，國家陸續出臺了扶持漁民轉產轉業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報廢漁船補助，轉產轉業項目補助，轉產轉業漁民技能培訓補貼等。

2.政策實施的困難

政策對于社會經濟的作用具有統領的作用，所以對于漁業雙轉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的發展漁業經濟。盡管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努力對漁民實行轉產轉業，希望漁民提高收入、漁業走出困難， 然而實際效果與預期相差甚遠， 而且又有新的問題出現， 如漁民轉產后返流捕撈現象普遍；又如漁民退出捕撈而非漁勞力進入捕撈有逐年增加之勢， 削弱雙轉成果；尤其是近幾年隨著海洋開發的推進，臨港產業得到快速發展， 大量海域被征用、填沒等， 對傳統的沿岸漁業生產造成極大沖擊， 漁民失業或潛在失業增加， 漁民權益保障問題日益凸顯。[1]通過實地考察與分析，我們發現影響雙轉政策實施的因素主要有：

2.1雙轉政策涉及的漁民規模大且素質不高

雖然隨著捕撈強度和漁業資源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激烈，讓大部分漁船和漁民從捕撈大軍中退出是歷史潮流，但是我國的轉產轉業政策是由于中日、中韓協定而被迫集體退出捕撈業的，我們把這種稱為突發性轉產，而發達國家是在市場機制下，受利益的驅動而進行的常規性轉產。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漁民轉產問題來得比較突然，突如其來的協定使我們措手不及，大量待轉漁民使得我們不得不盡快制定政策，也使得雙轉工作一時難以開展。

從2002年起，我國對沿海漁民實行轉產轉業政策，力爭5年內減船3萬艘，約30萬漁民實現轉產轉業，其規模之大，人數之多是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此外，漁民相對來說，接受的教育比較少，文化素質不高，缺乏轉業的職業技術，造成就業困難，漁區漁民的社會養老保險體制滯后等等也給雙轉工作帶來許多困難。

2.2漁民轉產轉業的沉淀成本過高，政府扶持資金少

經濟學知識告訴我們所謂沉淀成本是指即使廠商不再進行生產也不能收回的成本。[2]為了方便分析，我們假定所有的固定成本都是沉淀成本。那么對于一個人是否要進入或退出某種行業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當沉淀成本大于平均成本時，他就可以持續生產；另一種是當沉淀成本小于平均可變成本時，他就會選擇退出這一行業。

實際上確切的說當廠商的收益在平均可變成本與平均成本之間時，即使會出現一些損失，他也會繼續生產，因為如果停止生產，他就蒙受更大的損失。

對于漁民來說，漁船是漁民的基本生產資料，也就是投入生產的固定成本，根據政治經濟學知識我們得知固定成本是通過工人的勞動一部分一部分的轉移到新產品中去的，再通過出售從而得到彌補，也就是回收成本，它不能一次性收回。對于漁船這樣的高價值產品更是這樣，動輒幾十、上百萬，回收周期更是需要很長的時間。另外，漁船的專用性很強，幾乎不能用作別的用途，因此，它的二手市場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所以，淘汰舊漁船和轉產轉業對漁民來說成本比較高，難以承受。漁船越大，投資成本就越高。擁有大漁船的漁民一般靠借款，加上利息成本，退出捕撈業經濟損失很大，雖然從國家到地方各級政府都給一定補助，但是政府的資金補助對于已經債臺高筑的漁民仍是杯水車薪。

2.3政策宣傳不到位，完善政策實施的手段

任何一項政策要想達到良好的政策實施效果，除了科學的制定政策目標，進行可行性的政策分析，監督政策實施的過程外，還要有良好的政策宣傳手段。漁例如一些基層的工作人員對工作并不負責，僅僅下發給各漁村干部，也不深入漁民做思想工作，使得政策流于形式，漁民們也只知道有此政策，對其內容卻知之甚少，甚至曲解政策，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對此，我主要從三個方面來加以說明，希望能提高政策的實施效果：

①宣傳教育

沿海漁民轉產轉業政策是新的歷史時期，我國漁業結構調整和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是一項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的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在具體的落實過程中，要通過報刊，廣播，電視，網絡等先進的媒體傳播技術加強對漁民的宣傳教育，使他們深刻認識到現在的形式。理解黨和國家的各項方針政策，這樣才能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取得他們對政策的擁護；

②強制手段

執法機關作為國家的強制機關要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尤其是在利益的誘惑下要分清是非，對于一些年老失修的漁船和無證船舶要堅決的查處，依法辦理，同時也要加強自身的思想素質，杜絕尋租行為，認真履行國家的相關政策方針；

③利益誘導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起來的今天，雙轉政策的實施除了國家要進行干預與指導外，更要利用好市場的調節作用。國家在促進漁民轉產轉業的時候要配置以其他的輔助措施，引導漁民自己退出海洋捕撈業，例如建立漁民的社會保障體制，加強就業指導，對轉產轉業的漁民給以生活部貼等等；同時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建立良好的政策實施環境，利用市場機制，促進競爭，優勝劣汰，使漁民自主擇業，自己選擇退出方式，從而促進漁業的可持續發展。

2.4雙轉政策的補助對象不明確

國家實施漁民轉產轉業政策的對象是漁民，所以對于漁民這個概念我們必須首先明確。雖然任何公民，商業機構以及外國人和公司都可以在我國從事漁業捕撈，但我國的漁民轉產轉業政策的對象應該是傳統意義上漁民。

根據我自己的理解我認為所謂的專業漁民是世代生活在漁村且一直以捕魚為生的才是漁民，至于原“非專業漁民”的人員成為漁民家庭的成員（入贅女婿等）而下海捕魚的，這些可以由當地漁民協會視具體情況， 制定出符合本地實際的漁民入會條件來確定。[3]另外，對于“船老大”和“漁工”也要區別對待，都要顧及，例如在漁船報廢項目上，根據農業部和財政部的文件規定，漁船報廢專項補助的對象是漁船的所有人，即該船的股東，而沒有考慮在漁船上的雇工，可見，現行的漁船報廢補助政策僅僅注重漁船的產權，卻忽視了漁民的漁業權。[4]

3.完善我國漁民轉產轉業的政策建議

任何一項政策從它的提出、實施到產出，都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我們要正視其中的不足之處，隨著時間的發展來不斷修改、完善它。

3.1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制定科學的總體規劃和實施辦法

漁民作為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和農民還不一樣，農民還有土地可耕種，而漁民只能依靠海洋生活，沒有任何的生活保障，更何況在漁業資源日漸衰竭的今天，漁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我們必須從全局的高度予以重視。同時，在具體實施的過程當中，要根據沿海各地的具體情況的不同，因地制宜，而不能一刀切，忽視現實的因素，做到分類指導，合理布局，做到減船、轉產轉業、保護恢復資源并重。

3.2加大對轉產轉業漁民的政策扶持力度

①要落實轉產轉業的各項補助資金，例如對漁船的報廢拆解的補助，對漁業稅費減免的資金

②加強對漁民培訓補助政策。通過農業部漁民轉產轉業培訓專項資金及地方培訓補助政策的實施，幫助受訓漁民掌握一技之長和提高就業能力

③實行漁民稅費減免政策。在沿海各地取締違規涉魚收費，在辦證、納稅方便，給予優惠和減免；四是對從事海水養殖的漁民給予技術指導和支持。

3.3積極發展旅游業和休閑漁業

現代漁業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面對海洋資源的衰竭，必須調整漁業發展經濟結構，大力發展二、三產業，培植龍頭企業，開發具有高附加值的海產品，同時加大濱海資源的開發，促進漁民的增收、轉型，從傳統的以打漁為生的漁民變成真正的“上班族”，這樣才能更好的吸納更多的轉業漁民，促進可持續發展。

3.4完善法律制度，創造良好的政策實施環境

進一步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域使用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漁業船舶報廢暫行規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堅決依法辦案，處理“三無”和“三證不齊”漁船，同時針對我國漁業資源的特點，進行漁業權的法律制度的研究，建立一項符合我國漁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漁業權制度。

3.5落實漁業權保障漁民權益，建立漁民養老保險制度

目前我國在城市已經有了醫療、養老、就業等保險制度，農村也已經開始著手建立養老保險制度，而漁業是一個高投入、高風險的工作，漁民，特別是老年漁民，病殘漁民等弱勢群體還沒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建立漁民養老保險制度已成為廣大漁民最迫切的要求。只有漁民的醫療衛生、就業、養老等問題得到根本的解決，漁民轉產轉業政策才會得到根本的落實。

參考文獻：

[1]劉舜斌.制度、國情、政策與漁業問題[J].海洋漁業.

[2][美]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 卡爾·E·沃爾什.經濟學（上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M].1996：161

[3]劉舜斌.漁業權研究II[J].中國漁業經濟，2009，1（27）.

[4]韓立民.漁業經濟前沿問題探索.海洋出版社[M].2007：143.

實行雙減政策的意義范文2

關鍵詞：低碳經濟；兩型社會；現狀；設想

一、引言

近年來，能源短缺和環境污染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問題，發展以低能耗、低排放為標志的“低碳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河北在經歷了過去若干年的長期經濟高速增長后，面臨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任務。近年來，中央強調“以人為本”走科學發展之路，建設和諧社會和兩型社會，其實是在中國強勁增長動力之上增加一個平衡器。對于過分依賴煤炭、工業偏重、環境容量有限、環繞京津的河北而言，要在新一輪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就必須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改變唯gdp論的驅動模式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來抓。發展低碳經濟，正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路徑和必然選擇。

二、國外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與實踐

（一）英國。低碳經濟的先驅英國早在2003年就率先提出了低碳經濟的概念。2005年英國建立了3，500萬英鎊的小型示范基金。2008年英國頒布了《氣候變化法案》，承諾到2050年將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60%的長期目標。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將“碳預算”納入政府預算框架，使之應用于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并在與低碳經濟相關的產業追加了104億英鎊的投資，英國也因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公布“碳預算”的國家。2009年7月15日，英國政府公布了發展低碳經濟的國家戰略。

（二）歐盟。歐盟在低碳經濟發展方面整體水平較高。歐盟碳市場（eu ets）是目前全球最先進的交易體系，該市場目前不同類別的碳價已經成為全球范圍內最具參考價值的碳交易市場價格。歐盟通過碳交易實現兩個目標：一是促進私營經濟參與低碳轉型；二是借由交易盈利為歐盟發展世界領先的碳技術籌措資金。歐盟還實施經濟與技術援助在內的項目目標式戰略，如積極支持清潔能源項目建設。2010年11月10日歐盟委員會出臺一份新的能源戰略——《能源2020》，擬在重點能源領域實施更加細化的行動計劃。

（三）美國。美國在低碳經濟發展方面也一直在暗自發力。美國政府的舉措可分為節能增效、開發新能源、應對氣候變化等多個方面，其中新能源是核心。2009年《美國復興和再投資計劃》、《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2009年美國綠色能源與安全保障法案》和《美國清潔能源和安全法案》的均旨在加大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美國在新能源、低碳技術等方面的大力投入，世人有目共睹。

（四）日本。日本作為亞洲低碳經濟的倡導者，也在不斷堅定著低碳發展的步伐。2007年6月，日本內閣會議制定《21世紀環境立國戰略》，確定了綜合推進低碳社會、循環型社會和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建設目標。2008年5月，日本環境省全球環境研究基金項目組了《面向低碳社會的12大行動》，其中對住宅、工業、交通、能源轉換等都提出了預期減排目標，并提出了相應的技術和制度支持。同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氣候變暖的政策，即著名的“福田藍圖”，這是日本低碳戰略形成的正式標志。2009年4月，《綠色經濟與社會變革》的政策草案出臺，旨在通過實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措施，強化日本的低碳經濟。

（五）韓國。韓國2008年9月制定了《低碳綠色增長的國家戰略》，明確了2009～2050年的低碳綠色增長總目標。以此為主軸，立法機構負責描繪法律框架，2010年4月14日公布了《低碳綠色增長基本法》；行政部門制定了階段計劃，韓國環境部新設“溫室氣體綜合信息中心”，推行一項旨在到2012年前達到年均能耗下降1%～6%的計劃；科研部門發展綠色技術及其產業，外匯部門發展“旅游”等貨幣資產項目。

（六）印度。印度是cdm項目大國。印度在《京都議定書》還未生效的時候，就看好并著手cdm項目，還專門成立了一個管理cdm項目開發的部門，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支持企業和中介服務機構發展cdm項目的政策。目前，印度在利用cdm機制方面走在了發展中國家的前列。此外，印度還通過各種途徑致力于國內的減排行動，包括對煤炭征收碳稅為清潔能源提供資金支持。

（七）巴西。巴西政府以保護和合理開發利用熱帶雨林為出發點，結合農業和能源產業發展新能源替代產業。如，成立了一個跨部門委員會，該委員會由總統府牽頭、14個政府部門參加，負責研究和制定有關生物柴油生產與推廣的政策與措施。目前，全巴西境內27個州，有23個州建立了研發生物柴油的技術網絡。金融支持政策是巴西政府出

手的另一項拳頭措施。國家銀行推出各種信貸優惠政策，為生物柴油企業提供融資；央行設立專項信貸資金，鼓勵農戶種植甘蔗、大豆等作物，滿足原料需求。除此之外，巴西政府還大力號召和推動國民的低碳生活方式。

三、河北低碳經濟發展現狀

河北發展低碳經濟具有明顯的優勢：

（一）地理位置優越。河北省處于我國第三經濟增長極“京津冀環渤海經濟圈”的核心腹地，同北京、天津構成了聞名遐邇的“金三角”。借勢京津輻射優勢，構建河北低碳經濟區，具有獲得國家戰略支持的良好前景。

（二）資源稟賦良好。河北省蘊藏著豐富的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清潔可再生能源資源，是改善能源結構，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資源基礎。

（三）前期基礎堅實。為緩解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努力構建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河北自2007年開始實施“雙三十”工程以來，積極推進節能減排，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不斷取得新突破。在發展新能源方面，河北已經投產的風電裝機規模居內蒙古和吉林之后，排名全國第三；在光伏發電領域，河北省也走在了全國前列；保定新能源產業發展迅速，并已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集群，構成了建設低碳城市的良好基礎，2010年7月國家發改委確定保定市為首批開展低碳工作的城市試點之一；以“生態科技”、“創新”為理念的曹妃甸國際生態城，目前已經進入全面開發建設階段，作為當今世界四種類型的低碳生態城市之一，曹妃甸國際生態城的建設同樣有助于低碳經濟在全省范圍內的崛起；河北在建筑節能方面也取得了積極進展，全省大部分城市新建建筑80%達標，唐山市新建建筑100%達到節能標準；在“節能減排”方面，河北也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基本實現了“十一五”規劃目標；2009年河北省經濟工作會議把加快建設唐山新能源汽車、張承千萬千瓦級風電、保定中國電谷、寧晉晶龍等新能源產業基地作為2010年重要經濟工作之一，為河北省的經濟低碳化發展確定了方向。

但是，發展低碳經濟是一項動態的、長期的系統工程，當前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仍面臨許多現實挑戰。一是缺乏有效激勵機制，政策支持體系還不完善，尚未形成穩定的政府投入機制和金融系統支持機制；二是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重要階段，對能源需求呈快速增長態勢，碳增長是剛性的，短期內跨越資源、能源瓶頸約束是主要難題；三是以煤炭等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結構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將是長期制約因素；四是整體科技水平落后，低碳技術研發能力有限是最大制約；五是河北工業特別是鋼鐵、裝備制造和石油化工等重化工業比重偏高，“高碳”產業特征明顯，低能耗的第三產業和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比重偏低；六是低效企業眾多，單位能耗偏高，要徹底淘汰這些落后產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尚需時日；七是高耗能的基礎設施、機器設備以及個人大件耐用消費品在河北占有大比重，短期內改造很難，從而導致高碳排放鎖定，構成潛在風險；八是人們低碳消費意識尚未普遍形成。

四、發展河北低碳經濟的設想

借鑒與參照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與實踐，立足河北現狀，積極尋找適合自身的發展路徑，對河北今后實現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第一，明確低碳發展戰略。戰略是行動的指南，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行動的總體安排。將低碳經濟發展作為重點納入全省總體發展規劃，制定低碳經濟的全面方案和行動路線，形成一個可操作性強的低碳經濟發展藍圖。同時，將二氧化碳減排作為約束性指標列入“十二五”規劃中，以制度形式來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努力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模式的低碳轉型。

第二，細化低碳支持政策。細化政策支持是落實戰略目標的關鍵所在，有助于形成低碳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因此，需要省人大專門委員會、省有關經濟、環境保護和稅務等部門密切協作，探索建立適應河北省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制度體系，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為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科學合理的制度支撐。

第三，開發低碳居住空間。加強建筑節能技術和標準的推廣，開發低碳住宅已勢在必行。建議引入能效標準和標識制度；提高建筑節能標準，加大標準的檢查、執行力度；鼓勵能源服務公司對既有高耗能建筑進行節能改造；推進建筑節能材料的產業化發展。

第四，構建低碳城市公共交通系統。城鎮應該大力發展公共交通系統，提高公共交通分擔率，控制私人轎車無節制增長；加快發展城市軌道交通和城際高速鐵路，形成立體化交通體系；不斷提高強制性的汽車燃油效率標準，促進汽車改善燃油效率；同時，大力發展混合燃料汽車、電動汽車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第五，積極倡導低碳生活方式，培養居民“碳中和”理念。通過對“碳中和”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分解和對低碳生活方式的大力提倡，可以使人們深刻了解到生活中習慣和細節的改變可以起到減少碳排放、促進碳中和的作用，擁有越來越

重要的環保意義。每一件生活用品，大至家電小到玩具、書籍和擺設，都有無窮的改進空間，投入智慧就意味著減少每一個環節的碳排放。個人的積極行動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可匯聚為行為減碳的威力，對減緩全球氣候變暖意義重大。

第六，先行試點示范，總結經驗逐步推廣。在低碳轉型的方向下，為了改革過程不可逆轉，同時使改革不確定性所引起的風險是可承擔的，應當堅持漸進式改革的路徑，采取“先試點，后推廣”的路徑。可以選擇一個或者幾個特定的地區或行業來先期試點，先在局部取得經驗，再逐步擴大，最后在全省范圍內推廣改革經驗。

五、結語

沒有人會反對增長，因為這是繁榮和福祉的基石，需要調整的是增長方式。置身在一個有限的世界，告別“竭澤而漁”的野蠻增長，倡導低碳轉型，發展低碳經濟，不僅是對我們過往所保持的唯經濟發展單一維度評價體系的深刻反思，也是為了邁向更為人道和可持續的增長軌道，必將成為影響未來若干年河北增長后勁的重要因素。

主要參考文獻：

[1]如明.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減排策略[j].中國科技投資，2006.7.

實行雙減政策的意義范文3

關鍵詞：糧食生產；現狀；做法；對策；嘉祥縣

中圖分類號F326.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731（2016）02-44-02

嘉祥縣位于山東省西南部，全縣總人口87萬，轄12鎮1鄉2個街道和1個經濟開發區，714個行政村，總面積960km2，耕地面積6.7萬hm2。嘉祥是一個農業大縣，糧食生產大縣，也是全國重要的糧食主產區，主要種植的農作物有小麥、玉米、大豆和水稻等，曾3次獲得“全國糧食生產先進縣”榮譽稱號。

b嘉祥縣種植糧食作物常年穩定在11萬hm2，其中，小麥5.3萬hm2、玉米4.1萬hm2、大豆0.8萬hm2、水稻0.4萬hm2。小麥平均單產7224.0kg/hm2，總產38.3萬t；玉米平均單產8259.0kg/hm2，總產33.9萬t；大豆平均單產2857.5kg/hm2、總產2.3萬t；水稻平均單產9475.5kg/hm2，總產3.8萬t。截至2015年底，全縣累計實施農業部小麥玉米“萬畝高產創建示范片”36個，面積2.6萬hm2；實施山東省糧食（小麥、玉米）高產創建示范方3個，建設面積2.0萬hm2。2015年高產創建示范田內小麥、玉米每hm2分別達8353.5kg、8809.5kg，在糧食高產創建示范建設輻射帶動下，全縣小麥、玉米平均單產分別達7618.5kg、8289.0kg，糧食總產突破80.0萬t，實現糧食產量連續14a增產，進一步奠定了嘉祥縣產糧大縣的地位。

2主要經驗做法

2.1加強行政指導，落實糧食生產責任

嘉祥縣歷來重視糧食生產，始終堅持政府強力推動不動搖。牢牢把握“穩定面積、主攻單產、提升品質、增加總產”的工作思路，把改善品質、提高單產、增加效益作為發展糧食生產的主體內容。近年來，嘉祥縣委、縣政府圍繞確保糧食安全，保障供給，每年都研究出臺關于推進農業生產特別是加強糧食生產的工作意見。相繼出臺了《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實施意見》，印發了《嘉祥縣糧食高產創建示范方建設實施方案》，把糧食生產納入全縣目標管理考核范圍，成立了由縣長任組長，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為成員的糧食生產暨高產創建工作領導小組，縣、鄉、村層層簽訂責任書，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確保各項目標任務的完成。

2.2實施政策扶持，調動糧食生產積極性

不斷完善政策支撐體系，把發揮政策、項目、資金在糧食生產中的扶持作用，作為拉動糧食發展的重要措施。全面落實農業耕地地力保護、小麥統一供種、農機補貼、政策性農業保險、小麥“一噴三防”、玉米“一防雙減”等強農惠農項目，2015年全縣落實各類政策性補貼資金1.4億元，充分調動了農民種糧積極性。切實做好農業部“萬畝高產創建示范片”、山東省“糧食高產創建示范大方”建設，利用高產創建平臺，整合國家“千億斤糧食”產能、農業綜合開發土地治理、小型農田水利建設等項目資金2.8億元，農田基礎設施建設逐步完善，糧食生產抵御自然災害能力和農業綜合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縣財政列出專項資金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種糧大戶的發展，積極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鼓勵和支持承包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流轉；同時制定了《嘉祥縣金融支持現代農業“雙百”行動實施方案》，加大支持新型經營主體扶持力度，不斷創新體制機制，推進嘉祥糧食生產的發展。

2.3強化科技支撐，推廣配套關鍵技術

嘉祥縣始終把提高科技貢獻率作為帶動糧食生產的重要支撐，積極轉變糧食發展方式，加大農業科技推廣力度。按照“健全縣級、強化鄉級、突破村級”的工作思路，健全完善農技服務體系，建立起縣、鄉、村三級農業科技示范幫扶網絡。在縣電視臺開辟了跟我學種田、農業直通車等專題欄目。同時，結合新型農民科技培訓、基層農技推廣體系建設補助等項目，采取舉辦專題培訓班、廣播電視講座、生產現場會、巡回技術報告、印發技術明白紙等進行多層次、全覆蓋技術培訓。組織100名農業技術人員包村聯戶，深入田間地頭開展技術服務，重點推廣小麥寬幅精播、“一噴三防”、氮肥后移、玉米精量播種、“一防雙減”、“一增四改”、適期晚收、秸稈還田等關鍵高產栽培技術。截至2015年底，全縣關鍵生產環節技術推廣率達95%以上。2.4借助“種子企業+”，實現糧食生產共贏在糧食生產中，實施“種子企業+”合作模式。嘉祥縣是種業大縣，全縣注冊資金500萬元以上的規模農作物種子企業11家，其中，山東圣豐種業注冊資金1億元、山東祥豐種業公司注冊資金3000萬元。縣內小麥、大豆、玉米種子繁育田面積達到1.3萬hm2，種子生產量8.1萬t。通過“種子企業+合作服務組織+種糧大戶+家庭農場+農戶”聯合發展模式，實現各方共贏。種子企業在種子基地推廣繁育自己的優良品種，專業合作組織負責“統一播種、統一施肥、統一防治病蟲害、統一機械收獲”，農戶把自己的土地流轉給種糧大戶和家庭農場，剩余勞動力給種子企業、服務組織打工掙取勞務費。為保證“種子企業+”模式的有效運行，建立長效機制，種子企業和服務組織、種糧大戶及家庭農場分別簽訂種植服務、良種回收合同，實施“訂單農業”，保障各方利益。比如，繁育的小麥種子，種子企業的收購價格一般比當年同期市場價格高出0.32元/kg，按照2015年小麥單產7618.5kg/hm2計算，能多收入2437.9元/hm2。借助“種子企業+”模式的推廣，逐步建立起“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利益聯接機制，有效解決了銷售難、缺服務、種糧效益低的問題，促進了糧食生產的健康發展。

3制約糧食生產的主要因素

3.1農民種糧熱情降低

連續多年糧食增產增收之后，糧食單產增長困難加大，糧食產量出現滑坡拐點的幾率在累積，風險在上升，農業豐產豐收面臨著很多不確定性。受種子、農藥、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影響，引起農業生產成本上升，抵消了一部分國家對農民的種糧補貼、減免稅和其他政策效力，再加上糧食價格偏低，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各種因素，造成種糧效益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

3.2農業基礎設施薄弱

農業基礎設施特別是農田水利設施薄弱的局面沒有根本改變，抗御重大自然災害的能力不強，沒能真正改變農田“旱能澆、澇能排”的局面，影響了糧食穩產高產。

3.3技術裝備陳舊落后

傳統種植模式沒有根本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仍較粗放，高產栽培先進技術還沒有真正得到推廣普及，農業裝備落后，機械化作業水平偏低，專業化服務組織力量薄弱，大型植保機械作業面積偏小，農業科技力量不足，滿足不了發展現代農業對科技文化方面的需要。

4對策建議

實行雙減政策的意義范文4

根據國家外匯局公布的數據顯示，由于貨物貿易順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經常項目實現順差1608.18億美元，同比增長134.23%，占我國國際收支總體順差的比例上升為72%，主要是因為貨物貿易順差大幅上升。根據國際收支統計口徑，2005年我國貨物貿易順差1342億美元，增長128%。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629.64億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對外投資增長較快，“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由順差轉為逆差，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占2004年中國國際收支總體順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的逆差分別為49億美元、40億美元。在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雙順差的推動下，外匯儲備增長2089.4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了22.6億美元，特別提款權增加0.05億美元，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儲備頭寸減少19億美元。2005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到8189億美元。“凈誤差與遺漏”出現在借方，為168億美元，相當于國際收支口徑下的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的1.21%，在國際公認5%的合理范圍以內。2005年，我國的國際收支交易總規模2.42萬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27%，占GDP比重進一步上升到109%。國家外匯局在《國際收支報告》中指出，這表明我國經濟對外開放度進一步擴大，與世界經濟的融合更加緊密，對外經濟運行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增強。

2005年，國家繼續運用貨幣、財政等政策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加快經濟結構調整，進一步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金融體系改革取得進展，整體穩健性增強。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積極發展外匯市場，放寬匯價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彈性逐步增強，外匯市場參與主體不斷擴大。

2006年，我國經濟平穩快速增長，對外開放邁上新的臺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穩步推進，匯率彈性提高。國際收支延續“雙順差”的格局，經常項目實現順差2498.66億美元，同比增長55.37%，其中出口11444.99億美元，進口8946.33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6.66%和20.45%。我國進出口的高速增長得益于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內國際市場需求的不斷增長，使得我國對外出口貿易形勢大好。在進口方面，我國進一步加強宏觀調控，進口需求穩步增長，使得我國進口持續快速發展。從整體數據來看，運輸是導致經常項目中的服務項目出現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億美元，支出343.69億美元，逆差133.54億美元，與2005年運輸逆差63.32億美元相比，同比擴大70.22億美元。

從2003年到2007年經濟保持增長較快、效益較好、運行較穩的基本態勢，國際收支繼續保持“雙順差”的格局。國際收支順差式不平衡的問題依然十分突出，在這幾年里，“雙順差”似乎已經成為我國國際收支的“慣例”。經常項目順差1629億美元，同比增長78%，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個百分點。調整、對部分產品加征出口關稅等政策執行前搶先出口，貨物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按國際收支統計口徑，貨物貿易出口5472億美元，進口4115億美元，分別較上年同期增長28%和18%；順差1357億美元，增長70%。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902億美元，同比增長132%，較上年增長1.3倍，改變了2006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國來華直接投資流入627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54%。隨著國家“走出去”戰略的逐步實施，對外直接投資較快增長，2007年上半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80億美元，增長21%。證券投資逆差48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244億美元。其中，我國對境外證券投資凈流出151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297億美元；我國從境外證券市場融資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投資流入103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53億美元。按國際收支統計口徑，2007年上半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80億美元，同比增長21%，其中，非金融部門對外直接投資78億美元，增長21%；對外直接投資撤資清算匯回6億美元，增長142%；凈流出74億美元，增長17%。“雙順差”的國際收支特征使得我國外匯儲備進一步增長。截至2007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13326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億美元。持續的國際收支順差和較高的外匯儲備規模，有助于提升我國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并且增強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

二、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的原因

我國連續的、長期的、大幅度的經常項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雙順差”已明顯表現為經濟的外部失衡。這既有悖于傳統的國際收支結構理論，又是各國國際收支結構實踐中罕見的，其之所以能夠維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內外經濟發展環境和國內特殊的管理體制與鼓勵政策，但其本身也潛伏著一定的風險，引發諸多矛盾和問題。這種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觀復雜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國際的原因，也有國內自身的原因。

從國際上來看，隨著世界各國經濟的緊密聯系，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為了尋求更優化的資源配置，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產業和產品向國外的轉移。而我國為了適應國際形式的發展，日趨完善基礎設施和優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時不斷加大對外開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國具有廉價的勞動力成本，這些都使得我國逐漸成為國際制造產業轉移的一個主要目的地，連續數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時由于我國國內金融市場比較不發達，國內企業往往借助境外資本市場進行融資，從而增加了資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國直接投資的發展也促進出口的增長，1992年以來境外資本流入中國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從國內來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國的持續大額順差。

（一）儲蓄率過高

我國經濟增長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儲蓄率過高。國內總儲蓄率在20世紀90年代平均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盡管投資率在此期間也有所增長，但儲蓄快于投資的增長，擴大了經常帳戶順差。當前的儲蓄率和資本形成率無論與本國歷史平均相比還是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均處于高位。一般認為中國儲蓄率高主要是因為個人儲蓄欲望強烈，但更主要的是企業和政府的儲蓄率高，企業高儲蓄率帶來的投資增長效益較低并可能導致產能過剩。此外，國內儲蓄轉化為投資渠道不暢，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滯后，導致企業不得不更多地依賴自有儲蓄。

（二）加工貿易仍占主導地位

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勞動力密集、技術含量低的產業和領域，以加工貿易出口為主，而加工貿易出口方式與貿易出口數量的增加呈明顯正相關的關系。深入分析我國貿易結構可以發現，一般貿易及其他貿易實際上處于逆差狀態，持續攀升的貿易順差主要來源于加工貿易。加工貿易兩頭在外，無論是通過來料加工還是進料加工，最終產品一般銷往國外，在我國境內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構成順差。因此，加工貿易的規模越大，相應的順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對稱性的國際收支政策

長期以來，我國采取鼓勵出口和鼓勵外資流入的非對稱性國際收支政策。我國的國際收支雙順差是多年的“獎出限出”的傳統思想和對外資不加選擇的“超國民待遇”等經濟政策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資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導致資本項目凈流入大于凈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資的大量涌入不僅拉動了我國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而且加大了外資企業在我國出口中不斷增長的比重。

三、促進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主要對策

我國目前的“雙順差”的國際收支結構與其基本國情是極不相稱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較為理想的國際收支結構應是：貿易項目逆差，經常項目保持平衡，資本項目下的順差。而目前的國際收支失衡、巨額的外匯儲備對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所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因此，國家提出“調投資、促消費、減順差”的政策導向，運用各種手段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國過高的儲蓄率

貨幣政策的取向應當是貨幣供應收緊，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幣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實行降低投資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當前貨幣政策應當適度從緊，包括降低貨幣供應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應當繼續加息并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控制流動性。同時，人民幣匯率應該更加靈敏地反映市場供求變化，更加富有彈性。這些政策措施都將有助于糾正內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進行進出口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核心競爭力

經常項目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進出口產業結構失衡，出口集中于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產品缺乏核心技術競爭力，在國際上以低價量大為特點，企業利潤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傾銷訴訟。進口缺乏中國真正急需的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發達國家產業調整僅僅把我國作為制造業基地，真正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的研發都在發達國家國內。因此，我國現在必須調整進出口產業結構，限制高耗能高耗資源型出口；并把環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納入企業的出口成本；開發產品核心技術創造力，提高企業自主競爭力，實現在平穩出口量的基礎上利潤最大化。

（三）實施“走出去”戰略，擴大對外投資

積極探索多元化、多層次的外匯運用方式，通過各種渠道擴大對外投資。政府應進一步完善支持企業“走出去”的相關法律和政策，給予其適當的優惠政策和信貸支持，為企業“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環境和條件。鼓勵能夠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擴大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的領域、途徑和方式，繼續發展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鼓勵有競爭優勢的企業開展境外加工貿易，帶動產品、服務和技術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開發國內短缺資源，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資源置換；健全對境外投資的服務體系，為實施“走出去”戰略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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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雙減政策的意義范文5

最近五年來，人民幣匯率問題一直是國際經濟界引人注目的焦點問題之一，特別是在中美兩國的經貿關系中，這個問題更具有特殊意義。在2005年之前，中國實務界和理論界多是從對外經貿關系的角度來看待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直到2006年，當中國的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以及國際收支雙順差成為國際收支失衡基本內容并且成為中國宏觀經濟調控中必須認真對待的挑戰性問題之后，實務界和理論界關于認真對待和多角度思考人民幣升值壓力及匯率政策調整問題的聲音才多了起來。

由于匯率決定模型復雜多樣而且還因為匯率理論的假說及其政策引申意義，至今難以找到一個可被廣泛應用且能夠被當成“主流認識”的具有廣泛認同性的一致說法。正因為這一點，我們在研究人民幣匯率問題時，也自然要從多角度出發不受限制地進行思索，才有可能從中發掘更深刻些的理論內涵和更有利于中國長遠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在目前形勢下談人民幣匯率和中國國際收支問題，應當考慮以下問題：（1）怎樣看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動機？（2）人民幣幣值是否被嚴重低估？低估的背后原因是什么？（3）現行的人民幣匯率政策能否做出更好的策略性選擇？本文就上述幾個問題談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愿望為何如此強烈

在眾多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經濟體中，美國無疑是愿望最強烈的一個。據我觀察，在美國大致有四類人對人民幣匯率問題表示了強烈關注：一是勞工組織，他們認為從中國大量進口工業制品影響了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就業；二是制造業資方代表，他們親身感受了中國低價產品的競爭性威脅；三是一些代表前兩類人的政治家，他們往往出于政治考慮以某些利益集團代言人身份發表施加壓力迫人民幣升值一類的意見；四是一些從一定的經濟學理念和全球貨幣結構經濟結構失衡角度思考問題的經濟學家，他們認為人民幣幣值的確存在嚴重低估傾向，如果人民幣通過增加匯率彈性等手段出現較大幅度的升值結果將有助于業已出現明顯傾斜的全球貨幣結構和經濟結構，當然也可以部分地緩解美國的貿易逆差壓力。

2006年，美國的對外貿易逆差為7636億美元，其中，美國對中國的逆差為2325億美元在美國貿易逆差總額中占比大約為30%，這一高比例也說明了為什么美國最為關注人民幣匯率問題。只不過許多呼吁人民幣升值并指責中國匯率政策人士忽略了兩個重要的事實：一是在2006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3000多億美元產品中，有2/3是外資企業或中外合資企業，其中也包括很多的美國公司；二是中國向美國出口增速較高，與美國沃爾瑪等大公司的低價采購行為推動有很強的關聯度。2000年時，沃爾瑪公司的全球零售總額只有1913億美元，到2006年，這個數字已飆升至3500億美元左右，沃爾瑪公司多年來就一直把中國當成其最重要的商品采購市場，而美國市場在沃爾瑪公司銷售總額中的貢獻率達80%以上，這說明，美國消費者也是便宜中國商品的最大受惠群體。盡管如此，要求人民幣匯率擴大波動控制區間并允許人民幣提高升值速度仍然是美國社會的主流意見。其中，許多學者認為人民幣幣值確實存在嚴重低估現象及中國政府通過匯率政策的調整也能對世界貨幣體系產生積極影響等意見，也的確值得重視。

二、人民幣幣值低估及其形成原因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只要它力圖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和非自由放任的匯率制度，就必然會面臨一個如何確定匯率的問題。確定匯率實際上確定本國商品在國際貿易活動中的相對價格。假若進出口商品的價格彈性充分（即按照馬歇爾——勒納條件，這個彈性的絕對值大于1），“相對價格”較低即本幣幣值采取低定價策略能夠刺激出口并改善經常項目收支的狀況，“相對價格”較高即本幣匯率高估則會出現相反情況。

一般情況下，經濟學家們總是用一價定律和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來思考和解釋長期的匯率決定問題。按照一價定律，同樣的商品如果不考慮運費和貿易管制成本，它在不同的國家應該價格相等。由于一價定律考慮的不是單項商品，如果將兩國商品的總體價格水平進行比較就生成了以購買力平價為基礎的匯率決定理論。購買力平價理論從邏輯上之所以能夠成立，它背后的前提是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即在貿易和資本完全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因素（如勞動、資本、土地等）價格會逐漸趨同。

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況，因此，本幣幣值的確定并不能簡單地運用國際經濟學中的主流匯率決定理論進行解釋。通常，一國貨幣的匯率水平常常取決于它所選擇的匯率制度及由國內貨幣市場、宏觀經濟運行及國際收支調節策略等多項因素決定。在浩如煙海的經濟學文獻中，雖然有各式各樣的均衡匯率模型，但對市場參與者和調節者有影響意義的永遠是選擇什么樣的匯率形成機制或如何確定一定時期的名義匯率。

中國多年來的匯率制度名曰“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實際上是以美元為釘住目標的固定匯率制。在十多年的時間里，我們一直將美元與人民幣的兌換關系確定在1:8.28左右。直到2005年7月21日，中國才宣布放棄單一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而改為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根據市場供求允許人民幣匯率每日在3‰的區間中浮動的新匯率制度，20個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已升值約7.76%。盡管如此，國際金融市場仍抱有強烈的人民幣升值預期，中國的外貿出口勢頭仍然有增無減，國際上一些熱錢仍然在想方設法鉆進中國市場，在難以抑制的人民幣升值預期推動下，資產（股票、房地產）市場價格也出現一路飆升的景象。所有這些，都給我們提出了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人民幣幣值是否被低估，到目前為止，被低估的幅度到底有多大？

人民幣幣值是否被低估？這是一個很難用三言兩語就簡單說清的問題。在一國實際匯率的分析中，現在理論界較普遍的看法是用實際有效匯率這一綜合匯率指數方法判斷一國的幣值更有說服力。在這一方法的應用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大多數成員國都以消費物價指數為測算基礎，其中，24個工業化國家還采取以單位勞動力成本來替換消費物價指數指標，其所得測算結果，同樣能反映出一國的國際競爭力。根據專家的計算，中國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大體經過了3個階段，即（1）1980～1988年，人民幣名義匯率與實際有效匯率均呈現大幅同步貶值勢頭；（2）1989～1993年，人民幣名義匯率基本穩定但實際有效匯率卻大幅下降；（3）1994年至今，人民幣名義匯率僅經歷了相對較短時間的變動但實際有效匯率卻出現了明顯的升值。我們都知道，一國的名義匯率如果未發生變化，但實際有效匯率出現明顯升值，就說明該國的貨幣幣值存在低估傾向。

匯率決定理論極為精巧復雜，由于中國國情的特殊性，直接用任何一種均衡匯率理論模型恐怕都難以獲得對人民幣幣值現狀及走向問題的圓滿解釋，但現有經濟理論卻可以給我們提供一條簡明的思考路徑，這就是在不考慮決策當局偏好的情況下，從一些重要宏觀經濟變量的變化趨勢中分析現行匯率是否已出現失調，然后從失調的矯正措施中去選取政策調節方法。

一般地說，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一國貨幣幣值的提升總是與這個國家的經濟基本面狀況良好及由此產生的投資者預期改善等因素相聯系。而一國經濟的基本面又主要取決于在一定的開放度條件下該國的儲蓄投資循環狀況、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社會總需求和就業水準、貿易條件、政府財政支出水平以及金融體系的健全和效率等等因素。這些因素如果都處于良好運行狀態就會對經濟成長產生合成推動作用，而中國在改革近30多年的時間里一直保持年均經濟增長速度世界第一的記錄也就是這些因素發揮積極作用的結果。近年來，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滯后影響，原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已大大放慢了增長速度，美國自2001年以來也結束了持續近十年的強勁增長勢頭，歐洲經濟雖然未出現美國經濟那種戲劇性的漲跌變化但始終未出現過高成長奇跡，日本則剛剛走出經濟不景氣泥沼呈現低速增長勢頭，印度和俄羅斯雖近年來在經濟增長率上亦有不俗表現但眼下及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在某些方面還無法同中國抗衡。在相互發生作用的國際競爭環境中，中國不僅速度領先，而且在國民儲蓄率、外匯儲備增長額、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絕對額方面都名列前茅，并且，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中國至少在今后十年中也許還能繼續保持增長領先地位。按照一般規律，一個政治安定、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主要依靠內源融資能維持10年以上的經濟高增長預期的經濟體，其貨幣就必須堅挺并出現明顯的相對升值，從上世紀70、80年代德國馬克、日本日元到90年代的美元幣值變動史中都可以看出這個規律。同樣，中國目前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也是這個規律在強制地發揮作用的結果。

實行雙減政策的意義范文6

作為世界主要貿易出口國之一，我國憑借廉價勞動力的相對優勢，以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結構特征占領全球出口市場，國內外匯儲備及貿易順差不斷上升，并引起發達國家及各國利益集團一致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面對發達國家的壓力和本著負責任的態度，中國于2005年7月21日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并使人民幣匯率升值了2．1%。此后，人民幣受到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仍在不斷升值。鑒于出口貿易作為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人民幣升值對出口貿易的影響亦引起了國內外學者和業界的廣泛研究興趣。傳統國際經濟學主張匯率是影響一國出口的重要解釋變量，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貨幣貶值會提高本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競爭力，從而增加其出口。例如，Junz和Rhomberg(1973)、Wilson和Takacs(1979)使用固定匯率時期數據，Bahmani－Oskooee和Kara(2003)使用浮動匯率數據，分別發現匯率貶值刺激發達國家出口貿易的增加。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初期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來，固定匯率制度崩潰，匯率波動已成為常態，其帶來的匯率風險可能阻礙出口貿易的發展。探討匯率風險與出口貿易關系的理論與實證文獻，出現了或正或負不一致的結論。理論上，Ethier(1970)認為風險規避(risk－averse)的出口廠商，為防止匯率風險所造成的成本過高，或是根本不可能規避匯率風險所帶來的出口利潤不確定性風險，因此會降低出口。DeGrauwe(1988)則認為出口廠商面對匯率風險，為抵消潛在的出口利潤損失而可能增加出口。Broll和Eckwert(1999)則從出口選擇權的觀點出發，認為匯率波動風險增加可提高出口選擇權的價值，進而增加出口。實證方面，Pozo(1992)對英國的實證分析指出，匯率風險減少英國對美國的實際出口額;Arize(1995)發現美國、歐洲及G7工業國等國家出口顯現負的匯率風險效果;Weliwita等(1999)證實匯率風險負面沖擊發展中國家及欠發達國家的出口貿易。然而，Asseery和Peel(1991)的研究顯示，除了英國外，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及德國等國的匯率風險顯著正向影響出口貿易。Kroner和Lastraps(1993)發現匯率波動與法國、德國及日本的出口貿易存在正向關系，但對美國及英國的出口存在負向沖擊。國內也有不少相關研究成果。任永菊(2003)指出，我國進口中近82%的比例為經過加工后復出口，而人民幣升值不僅有利于我國的進口，也有利于復出口。韓螈(2007)基于脈沖響應函數對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出口影響的分析，發現人民幣升值并沒有使出口減少。范金等(2004)計算得出我國的長期出口彈性為－0．86，人民幣升值使出口商品價格上升額幅度大于出口商品數量減少的幅度，從而增加出口總額。張軍和李君君(2010)基于中美貿易數據，發現匯率波動負向影響中國對美國的實際出口額。可見，對人民幣升值這一相同問題的分析，學者得出的結論不同。一般來說，不同的樣本期間、變量選擇及研究方法等均可能導致實證結果不同。而現有的國內外文獻均為從匯率變動的角度出發探討匯率與出口貿易的關系，尚未有評估匯率變動及其風險對出口沖擊凈效果的研究。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使用雙變量GARCH－M模型(Bollerslev，1990;Engle和Kroner，1995)，實證分析匯率變動及其波動風險對我國出口的影響。本文的研究方法、模型設定及目的，不同于現有的出口貿易實證文獻。例如，Abeysinghe和Yeok(1998)、Bahmani－Oskooee和Kara(2003)等采用協整分析，探討出口與匯率的長期關系，并利用誤差修正模型檢驗出口變動與匯率貶值間短期調整過程;Lee(1994)基于短期調整的觀點，建立納入協整及誤差修正項的VECGARCH模型。但這些研究忽略了匯率風險波動的影響，進而可能高估匯率貶值對出口的影響。Arize等(2000，2003)及張軍和李君君(2010)等均采用匯率的動態標準差代表匯率風險，這種做法可能存在邏輯不一致的問題，如使用標準差表示風險是基于同方差(homoskedasticity)假定，而事實上匯率風險可能存在異方差(heteroskedasticity)現象。本文使用GARCH模型匯率方差方程估計的隨時間變動匯率風險，考慮到異方差現象，從而可避免上述缺點。另外，Pozo(1992)、Weliwita等(1999)、Fang和Lai(2003)先利用單變量GARCH模型估計匯率風險，再代入出口均值方程以估計匯率風險效果。事實上，此兩階段(two－step)估計過程降低了模型估計效率，而本文雙變量GARCH－M模型同時估計隨時間變動的匯率風險及其對出口的影響，較具估計效率。最后，匯率及其風險對出口的沖擊可能存在當期與滯后效果，不同的經濟和金融環境、產業結構及出口企業反應行為等，可能造成不同的動態調整過程，本文設定自回歸滯后分布模型(ADL)出口方程，不同于Kroner和Las-trapes(1993)僅考慮匯率當期效果的GARCH－M模型，從而能充分反映匯率及其風險對出口的動態影響過程。

二、實證模型與數據說明

1．實證模型Rose和Yellen(1989)使用非結構簡化式(reducedform)模型實證考察匯率與進出口貿易間的關系，在此架構基礎上，我們對匯率風險效果加以考慮。設定實際出口(x)為國(境)外經濟景氣度(y)、實際有效匯率(q)及實際有效匯率風險(hq)的函數:x=f(y，q，hq)(1)實際出口為以本國貨幣表示的名義出口收益，以本國物價水平進行平減后的數值;與本國出口貿易相關的國(境)外經濟景氣度正向影響出口需求;名義匯率為以本國貨幣表示的外幣價格，實際有效匯率為本國主要貿易國實際匯率的出口加權平均值，匯率下降代表本國貨幣升值，出口商品在國(境)外市場的價格競爭力下降，出口貿易可能減少;匯率風險對出口的沖擊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根據不同的國家(地區)、金融環境以及產業結構等可能出現不同的反應。為刻畫匯率及其風險的動態效果以及消除序列相關問題，我們設定出口方程為自回歸滯后分布(ADL)模型:

2．數據說明

本文使用月度數據，檢驗匯率及其風險與出口的關系，進而分析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由于中國人民銀行于2005年7月對人民幣實行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次匯改制度，為保持樣本數據的一致性，本文樣本期間選取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共66個觀察值。實際出口(x)為使用X－11方法進行季節調整后，以本國貨幣表示的名義出口經消費者價格指數平減后數值。實際有效匯率(q)根據潘紅宇(2007)由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數據計算得出。國(境)外經濟景氣度為選取美國、日本、韓國、德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荷蘭、俄羅斯、澳大利亞、英國等10個主要出口貿易國和香港、臺灣地區，以我國對其出口貿易額作為權數計算得出的工業生產指數(IP)加權平均值。所有變量均以2000年為基期。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數據來源于國際清算銀行(BIS)，其余數據來自于中國海關網、中國人民銀行以及國家統計局網站。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的走勢曲線圖。從圖中可以看到，2007年7月匯改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化趨于穩定，從2008年起實際有效匯率呈現迅速上升趨勢，即人民幣快速升值并于2009年4月到達最高值，之后回落并又趨于穩定變化。而從2010年10月至今，人民幣再度升值，進入第二輪升值通道。圖2為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經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減后我國實際出口額曲線圖。從圖中可以看到，我國外貿出口從2007年7月起一直保持平穩快速增長，而2008年10月起因受到美國金融風暴的影響，實際出口額呈現迅速下降的趨勢。而隨著金融危機影響的減弱及歐美國家經濟復蘇，另外由于我國出口歐美國家的產品大多為低附加值的生活必需品，所以我國實際出口額而從2009年4月起再度呈現迅速增長趨勢并于2010年7月后趨于穩定。如僅從匯率和出口額變化走勢圖看，兩者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事實上，通過相關系數，我們發現兩者并無顯著的相關關系，這再次驗證了本文的預期:兩者并無直接統計相關關系，而匯率主要經由匯率風險途徑影響出口額。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個有效的GARCH模型要求所有變量均為穩定的，我們對所有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表1給出了出口、國外經濟景氣度及實際有效匯率三個變量的ADF檢驗結果。檢驗結果顯示三個變量序列均為常數與時間趨勢明顯，根據AIC信息準則選取ADF回歸方程最佳滯后期數，并保證回歸殘差不存在自相關。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三個變量水平值均無法拒絕非平穩(nonstationary)的原假設，但一階差分項則均拒絕非平穩的原假設。這說明三個變量均為一階單整I(1)序列，其一階差分項滿足GARCH模型在設定、估計、檢驗及推論過程中的平穩性要求。正確的GARCH模型設定還需考慮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表2給出了出口、國外經濟景氣度與實際有效匯率三個變量的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根據檢驗結果，樣本期間內，出口等三個變量在5%顯著水平上存在兩個協整關系。在確定變量的單整及協整關系后，多變量GARCH－M模型設定上還須考慮變量的基本統計特征。表3給出了出口增長率Δlnxt和匯率變動率Δlnqt兩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其中，出口增長率的均值，或以標準差、極大值及極小值表示的增長波動率均大于匯率變動。在5%顯著水平上，其偏度、峰度系數及JB統計量顯示出口增長率服從正態分布;而匯率變動率的偏度接近于0，峰度值則顯著大于3，呈尖峰(lep-tokurtic)分布，JB統計量亦拒絕匯率變動服從正態分布的原假設。Ljung－BoxQ統計量用于檢驗變量的序列相關性，其中滯后期k的選擇可能影響檢驗結果，根據Tsay(2002)建議選取樣本數的自然對數作為最適滯后期數，本文研究樣本數為66，ln(66)=4．18，因此我們選取滯后期數為4。表3中Ljung－BoxQ統計量顯示出口增長率及匯率變動率均存在高階序列相關，因此本文使用自回歸過程AR(p)以刻畫出口及匯率變量的動態特征，而兩變量平方項自相關檢驗的Q統計量亦顯著，說明出口與匯率變量的方差可能不為固定值。為了檢驗這兩個序列是否存在隨時間變動且與其自身滯后值相關的方差，即自回歸條件異方差(ARCH)，我們再以ARCH－LM統計量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見表4。其中，Δlnxt的AR(3)過程及Δlnqt的AR(1)過程的Ljung－BoxQ統計量不顯著，說明使用自回歸過程可刻畫出口與匯率變量的自相關性，其殘差為白噪聲。另外，ARCH－LM統計量顯示Δlnqt存在自回歸條件異方差，而Δlnxt則不存在自回歸條件異方差現象。表5給出了單變量GARCH(1，1)模型以及剔除不顯著變量后的ARCH(1)模型估計出口與匯率波動過程的結果。Δlnxt與Δlnqt的均值方程分別服從AR(3)和AR(1)過程，其殘差及其平方項的Ljung－BoxQ統計量顯示，滯后4期后已不存在序列相關及異方差，對于出口與匯率變量自回歸過程的模型設定是正確的。

在簡化的ARCH(1)模型估計結果中，在5%顯著性水平上，Δlnqt方差方程式中兩個變量系數均顯著，顯示匯率波動的方差隨時間變動，其中γ0＞0、γ1=0．32＞0，方差過程為正、有限且穩定，且其殘差的水平值及平方項值的Ljung－BoxQ統計量至滯后4期均不顯著，即εq，t不再存在序列相關及條件方差。Δlnxt的GARCH(1，1)模型中方差方程估計量均不顯著，說明出口變動不存在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效應。此結果與表4中Δlnxt不顯著的LM統計量相一致。似然比統計量LR用以檢驗GARCH(1，1)過程中方差方程的AR項是否為零，較小的LR統計量顯示ARCH(1)模型已充分刻畫Δlnxt與Δlnqt的方差變化過程。最后，計算得出匯率變動ARCH(1)模型的方差hq，t的均值為2．44，標準差為1．50，變動區間為1．68至16．88。最后，我們根據式(6)至式(11)建立雙變量GARCH－M模型，聯立估計匯率及其隨時間變動的風險對出口的影響。以匯率風險波動，即匯率變量的方差作為出口均值方程中的解釋變量，該模型方程組的信息矩陣為分塊對角矩陣，因此聯立估計與兩階段估計相比更具效率(KronerandLastraps，1993)。因篇幅所限，表6給出剔除不顯著變量后的GARCH－M簡化模型估計系數及標準差。表6表明，該模型不存在自相關及條件方差，其中不顯著的似然比統計量LR(18)=22．59，表示在5%顯著性水平上，簡化模型與原始模型具有相同的解釋能力。匯率變動方差為正值且收斂(γ0＞0且1＞γ1＞0);風險變量hq，t平均值為2．46，標準差為1．52，變動區間為1．69至17．09，與表5中單變量GARCH模型估計結果相差不大。模型檢驗結果顯示雙變量GARCH－M模型設定正確，出口方程中的解釋變量，即國外經濟景氣度、匯率及匯率風險估計系數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多變量Ljung－Box統計量(Hosking，1980)聯合檢驗出口與匯率變動雙變量GARCH－M模型殘差在滯后4期后不存在序列相關，殘差平方項至滯后4期亦不顯著，證明模型不再存在條件方差。

模型估計結果顯示國外經濟景氣度系數均為正，即國外經濟景氣度增加出口收益且存在顯著的滯后效果，這與Arize等(2000)、Fang和Lai(2003)的研究結果一致。匯率升值在2個月內增加出口收益，在第7及第8個月后顯現顯著減少出口收益的負面效果，這可能是匯率升值對出口的沖擊存在滯后效果。由于貿易訂單簽訂和合同的履行存在一定周期，在半年后匯率升值效果對出口的負面影響才逐漸顯現，這與傳統理論預期及多數實證結果相同。我們計算出匯率升值對出口的影響在－1．17%到1．09%之間，即雖然人民幣升值減少出口收益，但其效果其實不大，這與大家的直觀感覺并不一致。匯率風險系數在5%顯著性水平下顯著，滯后1期效果為－0．71，說明匯率風險造成預期出口利潤的不確定性，風險規避的出口廠商可能減少出口，這一結果與Arize(1996)相同。另外，匯率風險估計系數的顯著性可能受到匯率條件方差平均值的影響。本文雙變量GARCH－M模型估計的匯率條件方差平均值為2．46，出現負的匯率風險效果。若與國外經濟景氣度及匯率變動的滯后5期與滯后8期相關相比較，匯率風險僅存在2期滯后效果，我國出口廠商似乎能夠相當快速地調整匯率風險的沖擊。我們進一步分析匯率影響出口收益的規模。雙變量GARCH－M模型匯率風險hq，t的平均值為2．46，其他情況不變的情況下，匯率風險對出口收益的平均沖擊，一個月后為－1．75%，樣本期間內，匯率風險的最大、最小估計值分別為7．08和1．69，因此月平均沖擊效果在－2．83%至－1．19%之間。表7給出國外經濟景氣度、匯率變動及匯率風險三個變量沖擊出口收益的效應。就月平均效應來說，正的國外經濟景氣度沖擊效應小于負的匯率風險效應，匯率升值會減少出口收益，但效果并不明顯;無論是平均值，還是以正、負一個標準差構造的平均效應波動區間，相較于匯率及其風險，國外經濟景氣度都呈現較大的沖擊效應。與中國關系密切的出口貿易國(地區)的經濟增長波動對我國出口收益波動影響較大，并給我國經濟增長波動帶來負面效果。張軍和李君君(2010)亦認為國外經濟景氣強弱對我國實際出口的影響大于匯率變動;匯率風險沖擊出口平均收益并造成收益波動的負面效果明顯大于匯率變動減少出口的效果。從出口貿易的角度出發，穩定的外匯市場應比抑制人民幣升值政策更為重要。

四、結論與建議

傳統國際經濟學主張匯率是影響一國出口貿易的最主要因素，匯率升值減少出口。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初期固定匯率體系崩潰，匯率波動引發的不確定風險亦可能降低出口貿易。本文實證結果顯示，與我國出口貿易關系密切的國外經濟景氣度顯著正向影響出口收益，作為世界主要貿易國家之一，雖然國外經濟景氣度對我國出口的平均影響效果不大，但是國外經濟景氣度為影響出口收益的最主要因素。另外，匯率升值減少出口收益，但效果并非如我們想象的那樣顯著。匯率風險作為出口方程中的重要解釋變量，顯著負面影響出口收益，然而出口廠商能夠快速調整，消除風險沖擊。根據實證結果，匯率貶值似乎并不是刺激出口的有效工具，一則匯率貶值本身對出口的影響效果有限，二則匯率變動所引發的匯率風險沖擊明顯大于匯率貶值效果。在人民幣持續升值的背景下，大量中小企業因難以抵御危機而紛紛破產，所以幫助出口企業尋找出口路徑是一項亟須解決的課題，也是實現外貿乃至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當務之急。我們建議政府采用以下政策以緩解人民幣升值給我國外貿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

(1)尋找更多的潛在貿易伙伴國，拓展國際市場。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較高，在浙江等沿海開放省份，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60%以上，而我國貿易輸出國對象主要為美歐、日本、加拿大等一些大國，在匯率變動和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主要貿易伙伴國經濟狀況的惡化會嚴重削弱我國的出口貿易，并會帶來我國經濟發展的較大波動。因此，相關政府部門應幫助企業“走出去”，開拓拉美等發展中國家市場，尋找更多潛在的貿易合作伙伴。同時鼓勵我國企業對海外投資，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也將具有對外直接投資(FDI)流向相對更加落后國家的基礎。FDI可以拓展我國產品在海外市場的銷售，同時也可以使經常項目順差形成的外匯儲備得到更有效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