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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雙減政策的原因范文1
對照年初考核目標任務和有關指標要求，結合工作實際，制定中期自我考評方案，開展自我考評工作。充實提高扶貧防貧脫貧組織機構，實行黨委書記、政府鎮長雙組長制，主管副職為副組長，其余副鄉級領導成員；下設扶脫防辦公室，主管副職為主任，扶貧、民政、財政、農經等相關負責人為成員。另抽調我鎮骨干力量，結合我鎮包村領導、包村干部以及各村支書主任共同構成我鎮扶脫防體系人員。鎮黨委每月至少召開一次專題會議研究部署脫貧攻堅工作，黨政班子會逢會必講扶貧工作，做到了思想上的真正重視，真正扛起扶貧責任；制定相應的幫扶計劃和措施，針對中央、省、市、縣反饋的各項問題，進行專題討論并制定整改方案。
今年上半年脫貧攻堅工作取得決定性進展，在市、縣黨委、政府的堅強領導和正確指導下，鎮黨委、政府高度重視，團結帶領廣大干部群眾，大力踐行“3691”扶貧脫貧防貧工作法，扎扎實實推進脫貧攻堅的各項工作，鎮所轄19個村，2019年目標脫貧154戶、336人，十月底將完成今年減貧任務。
二、工作成效
（一）、工作部署推進情況。為深入貫徹落實中央、省、市關于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策部署，保障自我評價工作順利推進，我鎮高度重視，充實提高扶貧防貧脫貧組織機構，實行黨委書記、政府鎮長雙組長制，主管副職為副組長，其余副鄉級領導成員；下設扶脫防辦公室，主管副職為主任，扶貧、民政、財政、農經等相關負責人為成員。另抽調我鎮骨干力量，結合我鎮包村領導、包村干部以及各村支書主任共同構成我鎮扶脫防體系人員。鎮黨委每月至少召開一次專題會議研究部署脫貧攻堅工作和自我考評工作，黨政班子會逢會必講扶貧工作，做到了思想上的真正重視，真正扛起扶貧責任；制定相應的考評工作計劃和方案，針對中央、省、市、縣反饋的各項問題及存在的不足，進行專題討論并制定整改方案。
（二）、目標指標實現情況。
減貧成效方面，2019年減貧任務154戶、336人，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呈上升趨勢；責任落實方面，鎮黨委、政府每月至少召開一次專題會議研究部署脫貧攻堅工作及自我考評工作，黨政班子會逢會必講扶貧工作，做到了思想上的真正重視，真正扛起扶貧責任；政策落實方面，飲水安全、教育扶貧、健康扶貧全覆蓋，農村危房改造方面，南關1戶危房已完成整改；兜底保障工作做到貧困戶應納盡納；產業科技扶貧方面，大力發展產業項目。發展產業扶貧是脫貧攻堅的根本舉措。在產業扶貧的工作中，根據因地制宜、長短結合、市場導向的原則，制定各村產業規劃。一是于2018年冬春季，落實人均20棵核桃樹政策，采用村集體規劃栽植、全鎮貧困戶收益的方法，在南崗、北崗、上偏涼、南原、中原、北原和寨上7個村，集中栽植核桃樹苗，建成核桃扶貧產業園，由村集體統一管理，貧困戶每人每年可收益40元；二是在已建成中原核桃扶貧產業園，為2018年的貧困戶每戶再落實一棵盛果期核桃樹，實實在在增加貧困戶林果收入；三是采取集中種植加農戶分散種植的方式，落實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人均紅薯1畝地政策，扶持貧困群眾發展紅薯產業，增加產業收入，加快農民脫貧致富奔小康步伐；就業扶貧方面，著力提高貧困戶就業。為進一步落實就業扶貧各項政策措施，幫助貧困勞動力實現就業脫貧，我鎮以“四個就業”為目標，以“六個一批”為措施，依托縣級貧困勞動力就業大數據平臺，搭建了貧困勞動力就業信息對接平臺。經全面詳細調查摸底，對有就業能力、有就業需求的貧困勞動力，我鎮建立精準扶貧就業工作臺賬，多次組織農業技術、電子商務等技能培訓，多層次、多方面、多形式的開展就業培訓，變“輸血”為“造血”。通過招商引資上項目，結合雙創雙服，將有就業能力、有就業需求的貧困勞動力向企業進行勞務輸出。同時，增設公益性崗位，拓寬增收渠道，爭取做到就業一人、脫貧一戶；金融扶貧方面，積極配合聯系我縣郵政儲蓄，推進貧困戶小額信貸工作，做好金融扶貧；生態扶貧方面，幫助年齡較大、但身體尚好的貧困人口參加護林防火、道路養護、衛生保潔等工作，2019年上半年，幫助中原村、太平莊村、龍耳村、上偏涼村共計4人貧困人口參加護林防火工作，幫助南原村1人貧困人口參加道路養護工作，幫助北關村1人貧困人口參加治安管理工作，幫助南崗村、北崗村、下偏涼村等12個村共計16人貧困人口參加衛生保潔工作；扶貧資金績效方面，保障扶貧資金管理使用情況，制定扶貧資金管理使用規章制度，明確扶貧資金的使用情況。
（三）、工作亮點
一是設立專項救助金。扶貧工作中，了解到貧困戶大都是因病因殘因學致貧，為幫助更多貧困戶解決“燃眉之急”，打通扶貧的“最后一公里”，對因病、因學、因災等可能致貧的情況，我鎮于2018年5月份新成立扶貧專項救助基金，涉及醫療、教育、護理、特殊困難等扶貧領域，對符合情況的建檔立卡戶，逐一實施特別救助，對非建檔立卡貧困戶的特殊困難戶進行“一事一議”，決定是否納入救助范圍。二是建成中原核桃扶貧產業園，為2018年的貧困戶每戶再落實一棵盛果期核桃樹，實實在在增加貧困戶林果收入。
三、存在的主要問題和難點
一是問題剖析不到位，整改措施不到位，政策宣傳不到位，危房改造建設進度緩慢等問題，缺乏長效管理機制；二是對存在的個性和共性問題分析研究不夠徹底，部分整改措施空洞，對整改報告中未完成整改部分現場督導走訪多，回訪少；三是扶貧工作力量弱，村級臨時抽調工作人員，業務不夠熟練，對政策的理解力和工作的執行力與精準扶貧工作要求還有差距，亟待提高業務水平，同時在挖掘社會資源、動員社會力量方面還存在欠缺。截止目前，我鎮1貧困村已脫貧出列，但出列村仍有貧困人口5戶、10人。因病因殘人群比例增高。
針對存在問題，我鎮將認真剖析問題深層次原因，充分認識打贏脫貧攻堅戰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嚴格制定問題整改措施，切實做到精準扶貧、精準脫貧。
實行雙減政策的原因范文2
根據國家外匯局公布的數據顯示，由于貨物貿易順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經常項目實現順差1608.18億美元，同比增長134.23%，占我國國際收支總體順差的比例上升為72%，主要是因為貨物貿易順差大幅上升。根據國際收支統計口徑，2005年我國貨物貿易順差1342億美元，增長128%。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629.64億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對外投資增長較快，“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由順差轉為逆差，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占2004年中國國際收支總體順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的逆差分別為49億美元、40億美元。在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雙順差的推動下，外匯儲備增長2089.4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了22.6億美元，特別提款權增加0.05億美元，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儲備頭寸減少19億美元。2005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到8189億美元。“凈誤差與遺漏”出現在借方，為168億美元，相當于國際收支口徑下的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的1.21%，在國際公認5%的合理范圍以內。2005年，我國的國際收支交易總規模2.42萬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27%，占GDP比重進一步上升到109%。國家外匯局在《國際收支報告》中指出，這表明我國經濟對外開放度進一步擴大，與世界經濟的融合更加緊密，對外經濟運行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增強。
2005年，國家繼續運用貨幣、財政等政策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加快經濟結構調整，進一步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金融體系改革取得進展，整體穩健性增強。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積極發展外匯市場，放寬匯價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彈性逐步增強，外匯市場參與主體不斷擴大。
2006年，我國經濟平穩快速增長，對外開放邁上新的臺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穩步推進，匯率彈性提高。國際收支延續“雙順差”的格局，經常項目實現順差2498.66億美元，同比增長55.37%，其中出口11444.99億美元，進口8946.33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6.66%和20.45%。我國進出口的高速增長得益于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內國際市場需求的不斷增長，使得我國對外出口貿易形勢大好。在進口方面，我國進一步加強宏觀調控，進口需求穩步增長，使得我國進口持續快速發展。從整體數據來看，運輸是導致經常項目中的服務項目出現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億美元，支出343.69億美元，逆差133.54億美元，與2005年運輸逆差63.32億美元相比，同比擴大70.22億美元。
從2003年到2007年經濟保持增長較快、效益較好、運行較穩的基本態勢，國際收支繼續保持“雙順差”的格局。國際收支順差式不平衡的問題依然十分突出，在這幾年里，“雙順差”似乎已經成為我國國際收支的“慣例”。經常項目順差1629億美元，同比增長78%，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個百分點。調整、對部分產品加征出口關稅等政策執行前搶先出口，貨物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按國際收支統計口徑，貨物貿易出口5472億美元，進口4115億美元，分別較上年同期增長28%和18%；順差1357億美元，增長70%。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902億美元，同比增長132%，較上年增長1.3倍，改變了2006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國來華直接投資流入627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54%。隨著國家“走出去”戰略的逐步實施，對外直接投資較快增長，2007年上半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80億美元，增長21%。證券投資逆差48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244億美元。其中，我國對境外證券投資凈流出151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297億美元；我國從境外證券市場融資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投資流入103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53億美元。按國際收支統計口徑，2007年上半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80億美元，同比增長21%，其中，非金融部門對外直接投資78億美元，增長21%；對外直接投資撤資清算匯回6億美元，增長142%；凈流出74億美元，增長17%。“雙順差”的國際收支特征使得我國外匯儲備進一步增長。截至2007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13326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億美元。持續的國際收支順差和較高的外匯儲備規模，有助于提升我國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并且增強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
二、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的原因
我國連續的、長期的、大幅度的經常項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雙順差”已明顯表現為經濟的外部失衡。這既有悖于傳統的國際收支結構理論，又是各國國際收支結構實踐中罕見的，其之所以能夠維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內外經濟發展環境和國內特殊的管理體制與鼓勵政策，但其本身也潛伏著一定的風險，引發諸多矛盾和問題。這種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觀復雜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國際的原因，也有國內自身的原因。
從國際上來看，隨著世界各國經濟的緊密聯系，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為了尋求更優化的資源配置，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產業和產品向國外的轉移。而我國為了適應國際形式的發展，日趨完善基礎設施和優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時不斷加大對外開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國具有廉價的勞動力成本，這些都使得我國逐漸成為國際制造產業轉移的一個主要目的地，連續數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時由于我國國內金融市場比較不發達，國內企業往往借助境外資本市場進行融資，從而增加了資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國直接投資的發展也促進出口的增長，1992年以來境外資本流入中國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從國內來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國的持續大額順差。
（一）儲蓄率過高
我國經濟增長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儲蓄率過高。國內總儲蓄率在20世紀90年代平均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盡管投資率在此期間也有所增長，但儲蓄快于投資的增長，擴大了經常帳戶順差。當前的儲蓄率和資本形成率無論與本國歷史平均相比還是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均處于高位。一般認為中國儲蓄率高主要是因為個人儲蓄欲望強烈，但更主要的是企業和政府的儲蓄率高，企業高儲蓄率帶來的投資增長效益較低并可能導致產能過剩。此外，國內儲蓄轉化為投資渠道不暢，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滯后，導致企業不得不更多地依賴自有儲蓄。
（二）加工貿易仍占主導地位
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勞動力密集、技術含量低的產業和領域，以加工貿易出口為主，而加工貿易出口方式與貿易出口數量的增加呈明顯正相關的關系。深入分析我國貿易結構可以發現，一般貿易及其他貿易實際上處于逆差狀態，持續攀升的貿易順差主要來源于加工貿易。加工貿易兩頭在外，無論是通過來料加工還是進料加工，最終產品一般銷往國外，在我國境內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構成順差。因此，加工貿易的規模越大，相應的順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對稱性的國際收支政策
長期以來，我國采取鼓勵出口和鼓勵外資流入的非對稱性國際收支政策。我國的國際收支雙順差是多年的“獎出限出”的傳統思想和對外資不加選擇的“超國民待遇”等經濟政策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資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導致資本項目凈流入大于凈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資的大量涌入不僅拉動了我國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而且加大了外資企業在我國出口中不斷增長的比重。
三、促進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主要對策
我國目前的“雙順差”的國際收支結構與其基本國情是極不相稱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較為理想的國際收支結構應是：貿易項目逆差，經常項目保持平衡，資本項目下的順差。而目前的國際收支失衡、巨額的外匯儲備對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所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因此，國家提出“調投資、促消費、減順差”的政策導向，運用各種手段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國過高的儲蓄率
貨幣政策的取向應當是貨幣供應收緊，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幣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實行降低投資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當前貨幣政策應當適度從緊，包括降低貨幣供應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應當繼續加息并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控制流動性。同時，人民幣匯率應該更加靈敏地反映市場供求變化，更加富有彈性。這些政策措施都將有助于糾正內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進行進出口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核心競爭力
經常項目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進出口產業結構失衡，出口集中于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產品缺乏核心技術競爭力，在國際上以低價量大為特點，企業利潤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傾銷訴訟。進口缺乏中國真正急需的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發達國家產業調整僅僅把我國作為制造業基地，真正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的研發都在發達國家國內。因此，我國現在必須調整進出口產業結構，限制高耗能高耗資源型出口；并把環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納入企業的出口成本；開發產品核心技術創造力，提高企業自主競爭力，實現在平穩出口量的基礎上利潤最大化。
（三）實施“走出去”戰略，擴大對外投資
積極探索多元化、多層次的外匯運用方式，通過各種渠道擴大對外投資。政府應進一步完善支持企業“走出去”的相關法律和政策，給予其適當的優惠政策和信貸支持，為企業“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環境和條件。鼓勵能夠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擴大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的領域、途徑和方式，繼續發展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鼓勵有競爭優勢的企業開展境外加工貿易，帶動產品、服務和技術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開發國內短缺資源，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資源置換；健全對境外投資的服務體系，為實施“走出去”戰略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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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雙減政策的原因范文3
關鍵詞 玉米生產；氣象條件；山東禹城；2016年
中圖分類號 S1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7）02-0222-01
夏玉米是禹城市主要糧食作物之一。受國家政策和玉米價格影響，2016年禹城市玉米種植結構有了明顯調整。玉米播種面積4.8萬hm2，比2015年減少706.67 hm2。氣象條件是影響玉米產量的重要因素，克服不利氣候因素是保障玉米豐產的有效途徑。2016年禹城市大力抓好“一增四改”、精量播種等技術的推廣普及，加大各項惠農政策的宣傳落實，實行良種良法配套，帶動全市玉米持續穩定增產，順利實現玉米生產14年連豐。
1 玉米生長期氣候概況
夏玉米是喜溫作物[1-2]，主要生長期在6月下旬至9月下旬。在此期間，禹城市平均氣溫25.7 ℃，較常年偏高1.1 ℃；降水708.9 mm，較常年偏多334.0 mm；日照時數616.6 h，較常年偏少118.5 h。降水異常偏多、氣溫偏高、光照欠缺是2016年夏玉米生長期的主要氣候概況。
2 玉米生產基本情況
據考察，2016年禹城市玉米收獲面積4.8萬hm2，平均穗數6.375萬穗/hm2，穗粒數525.32粒，千粒重340.5 g，平均單產9 693 kg/hm2，總產量46.54萬t。產量結構與2015年相比，收獲總面積略有減少，減少706.67 hm2，穗數增加750穗/hm2，穗粒數減少10.38粒，千粒重增加3.1 g，平均產量增加13.5 kg/hm2，增幅0.14%，總產量比2015年減少0.66萬t，減幅1.4%。
2.1 播種基礎好于往年
玉米播種自6月9日開始，至17日全部結束，比2015年平均提前1～2 d。其間13日有1次大的降水，徹底解除了旱情。同時，全市推廣普及了玉米單粒精播技術，播種質量高，玉米播種進度明顯加快，出苗整齊，沒有出現苗期干旱和芽澇、苗澇現象，加快了苗期發育進程。
2.2 播種質量大幅提高
單粒精播技術的推廣普及，減少了用種量，減少了苗期養分消耗，有利于苗壯[3-4]。據統計，2016年全市機播面積達100%，精量播種面積達100%，良種覆蓋率達100%，為玉米豐產豐收打下了良好基礎。
2.3 新技術、新措施得到進一步推廣應用
2016年禹城市重點推廣了“一增四改”、配方施肥、“一防雙減”、病蟲草害綜合防治、良種良法配套等農業科學技術，并采取示范引導，提高了廣大農民群眾的科學種田水平。一是推廣了優良品種，登海605、先玉335、鄭單958、蠡玉35、蠡玉37、登海618等分e占總面積的30.5%、13.1%、14.9%、6.7%、7.7%、5.7%，其他良種占總面積的21.4%，良種覆蓋率達到100%。二是大力推廣配方施肥技術，增施磷鉀肥、有機肥及微量元素，合理用肥，提高了肥料利用率。三是根據玉米生長發育階段、長勢、地力水平、天氣等情況采取措施，科學管理，及時排水。四是推廣“一防雙減”，在玉米大喇叭口期，一次施藥兼治多種病蟲，減少玉米中后期穗蟲發生基數，減輕病害流行程度。
3 氣候因素對玉米生產的影響
3.1 溫度
2016年8月上旬平均溫度27.3 ℃，比2015年低0.3 ℃，溫度適宜，沒有出現極端高溫天氣情況，對玉米授粉有利。8月中、下旬及9月平均溫度分別為27.3、24.4、21.7 ℃，分別比2015年增加0.1、0.8、0.1 ℃。溫度適宜，積溫多，適宜于玉米灌漿，對后期生長有利。
3.2 降水
2016年6月上旬降水量約為0.2 mm，為無效降雨。6月中下旬降水頻繁，降水量為160.6 mm，是2015年同期的3.42倍，其間正值玉米播種和出苗時期，有利于玉米快速發芽、出苗和根系下扎，對玉米苗期生長有利。7月降水量為171.2 mm，是2015年同期的3.44倍，降水量多，但間隔時間合理，對玉米拔節、抽雄等生長發育非常有利。8月降水量合計為145.0 mm，比2015年同期少28.8 mm，對玉米開花、灌漿等生長發育有利。因8月降雨量偏多、雨強偏大，加之品種不同、地塊差異及生育進度不同，導致部分地塊玉米生長發育不良。特別是8月上中旬降水次數較多，6―9日出現連陰雨，這對正處于授粉期的部分玉米產生了不利影響，這也是造成2016年穗粒數比2015年減少的主要原因。9月降水量為9.1 mm，較2015年減少8 mm，陰雨天少，利于灌漿。
3.3 光照
玉米是短日性作物，光照對產量影響很大，尤其在籽粒灌漿階段光照條件對產量形成尤為重要。2016年8月光照時數為204.9 h，較常年同期偏少10.0 h，較2015年減少22.4 h，光照較不足，不利于玉米開花授粉和前期灌漿；9月光照時數242.0 h，較常年同期偏多32.1 h，較2015年增加64.0 h，光照充足，且日光照大多在8 h以上，對灌漿十分有利，使玉米千粒重增加。
總之，從整個玉米生育期的氣象條件看，利多弊少，氣溫適宜、降水充沛，光照比較充足，對玉米生長十分有利，為2016年玉米14年連續豐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8月在玉米開花授粉期間，由于降雨次數頻繁、降雨量較大，造成部分地塊玉米授粉不良，穗粒數比2015年減少，對玉米生長不利。
4 參考文獻
[1] 歐陽海，鄭步忠，王雪娥，等.農業氣候學[M].北京：氣象出版社，1990.
[2] 龔紹先.糧食作物與氣象[M].北京：北京農業大學出版社，1988.
實行雙減政策的原因范文4
關鍵詞：國際收支；現狀；對策
國際收支是一國居民在一定時期內與非居民之間的全部政治、經濟、文化往來所產生的全部經濟交易的貨幣記錄。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狀況主要由經常賬戶、資本和金融賬戶決定，而經常賬戶的盈虧取決于一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金融賬戶則主要決定于金融市場的利率、風險、投資報酬率與其他非經濟因素的變動。從動態上講，國際收支活動描述了一種經濟現象，反映了一國在一定時期內全部對外往來的貨幣收付活動。就靜態而言，國際收支描述了一國與其他國家之間貨幣收支的對比結果，把這種結果加以系統地記錄，就形成了國際收支平衡表。
我國國際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紀90年代，除個別年份外，呈現出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雙順差”。特別是21世紀以來，雙順差規模出現迅速擴大的趨勢。正是由于這種國際收支雙順差所引起的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導致了我國目前一段時間貨幣政策的主要任務是對沖銀行體系過多的流動性。近兩年來，我國國際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國內外相關學者的關注。
一、近幾年我國國際收支的現狀
根據國家外匯局公布的數據顯示，由于貨物貿易順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經常項目實現順差1608.18億美元，同比增長134.23%，占我國國際收支總體順差的比例上升為72%，主要是因為貨物貿易順差大幅上升。根據國際收支統計口徑，2005年我國貨物貿易順差1342億美元，增長128%。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629.64億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對外投資增長較快，“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由順差轉為逆差，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占2004年中國國際收支總體順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的逆差分別為49億美元、40億美元。在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雙順差的推動下，外匯儲備增長2089.4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了22.6億美元，特別提款權增加0.05億美元，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儲備頭寸減少19億美元。2005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到8189億美元。“凈誤差與遺漏”出現在借方，為168億美元，相當于國際收支口徑下的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的1.21%，在國際公認5%的合理范圍以內。2005年，我國的國際收支交易總規模2.42萬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27%，占GDP比重進一步上升到109%。國家外匯局在《國際收支報告》中指出，這表明我國經濟對外開放度進一步擴大，與世界經濟的融合更加緊密，對外經濟運行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增強。
2005年，國家繼續運用貨幣、財政等政策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加快經濟結構調整，進一步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金融體系改革取得進展，整體穩健性增強。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積極發展外匯市場，放寬匯價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彈性逐步增強，外匯市場參與主體不斷擴大。
2006年，我國經濟平穩快速增長，對外開放邁上新的臺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穩步推進，匯率彈性提高。國際收支延續“雙順差”的格局，經常項目實現順差2498.66億美元，同比增長55.37%，其中出口11444.99億美元，進口8946.33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6.66%和20.45%。我國進出口的高速增長得益于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內國際市場需求的不斷增長，使得我國對外出口貿易形勢大好。在進口方面，我國進一步加強宏觀調控，進口需求穩步增長，使得我國進口持續快速發展。從整體數據來看，運輸是導致經常項目中的服務項目出現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億美元，支出343.69億美元，逆差133.54億美元，與2005年運輸逆差63.32億美元相比，同比擴大70.22億美元。
從2003年到2007年經濟保持增長較快、效益較好、運行較穩的基本態勢，國際收支繼續保持“雙順差”的格局。國際收支順差式不平衡的問題依然十分突出，在這幾年里，“雙順差”似乎已經成為我國國際收支的“慣例”。經常項目順差1629億美元，同比增長78%，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個百分點。調整、對部分產品加征出口關稅等政策執行前搶先出口，貨物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按國際收支統計口徑，貨物貿易出口5472億美元，進口4115億美元，分別較上年同期增長28%和18%；順差1357億美元，增長70%。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902億美元，同比增長132%，較上年增長1.3倍，改變了2006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國來華直接投資流入627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54%。隨著國家“走出去”戰略的逐步實施，對外直接投資較快增長，2007年上半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80億美元，增長21%。證券投資逆差48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244億美元。其中，我國對境外證券投資凈流出151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297億美元；我國從境外證券市場融資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投資流入103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53億美元。按國際收支統計口徑，2007年上半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80億美元，同比增長21%，其中，非金融部門對外直接投資78億美元，增長21%；對外直接投資撤資清算匯回6億美元，增長142%；凈流出74億美元，增長17%。“雙順差”的國際收支特征使得我國外匯儲備進一步增長。截至2007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13326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億美元。持續的國際收支順差和較高的外匯儲備規模，有助于提升我國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并且增強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
二、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的原因
我國連續的、長期的、大幅度的經常項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雙順差”已明顯表現為經濟的外部失衡。這既有悖于傳統的國際收支結構理論，又是各國國際收支結構實踐中罕見的，其之所以能夠維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內外經濟發展環境和國內特殊的管理體制與鼓勵政策，但其本身也潛伏著一定的風險，引發諸多矛盾和問題。這種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觀復雜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國際的原因，也有國內自身的原因。
從國際上來看，隨著世界各國經濟的緊密聯系，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為了尋求更優化的資源配置，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產業和產品向國外的轉移。而我國為了適應國際形式的發展，日趨完善基礎設施和優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時不斷加大對外開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國具有廉價的勞動力成本，這些都使得我國逐漸成為國際制造產業轉移的一個主要目的地，連續數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時由于我國國內金融市場比較不發達，國內企業往往借助境外資本市場進行融資，從而增加了資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國直接投資的發展也促進出口的增長，1992年以來境外資本流入中國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從國內來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國的持續大額順差。
（一）儲蓄率過高
我國經濟增長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儲蓄率過高。國內總儲蓄率在20世紀90年代平均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盡管投資率在此期間也有所增長，但儲蓄快于投資的增長，擴大了經常帳戶順差。當前的儲蓄率和資本形成率無論與本國歷史平均相比還是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均處于高位。一般認為中國儲蓄率高主要是因為個人儲蓄欲望強烈，但更主要的是企業和政府的儲蓄率高，企業高儲蓄率帶來的投資增長效益較低并可能導致產能過剩。此外，國內儲蓄轉化為投資渠道不暢，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滯后，導致企業不得不更多地依賴自有儲蓄。
（二）加工貿易仍占主導地位
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勞動力密集、技術含量低的產業和領域，以加工貿易出口為主，而加工貿易出口方式與貿易出口數量的增加呈明顯正相關的關系。深入分析我國貿易結構可以發現，一般貿易及其他貿易實際上處于逆差狀態，持續攀升的貿易順差主要來源于加工貿易。加工貿易兩頭在外，無論是通過來料加工還是進料加工，最終產品一般銷往國外，在我國境內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構成順差。因此，加工貿易的規模越大，相應的順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對稱性的國際收支政策
長期以來，我國采取鼓勵出口和鼓勵外資流入的非對稱性國際收支政策。我國的國際收支雙順差是多年的“獎出限出”的傳統思想和對外資不加選擇的“超國民待遇”等經濟政策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資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導致資本項目凈流入大于凈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資的大量涌入不僅拉動了我國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而且加大了外資企業在我國出口中不斷增長的比重。
三、促進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主要對策
我國目前的“雙順差”的國際收支結構與其基本國情是極不相稱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較為理想的國際收支結構應是：貿易項目逆差，經常項目保持平衡，資本項目下的順差。而目前的國際收支失衡、巨額的外匯儲備對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所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因此，國家提出“調投資、促消費、減順差”的政策導向，運用各種手段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國過高的儲蓄率
貨幣政策的取向應當是貨幣供應收緊，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幣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實行降低投資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當前貨幣政策應當適度從緊，包括降低貨幣供應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應當繼續加息并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控制流動性。同時，人民幣匯率應該更加靈敏地反映市場供求變化，更加富有彈性。這些政策措施都將有助于糾正內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進行進出口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核心競爭力
經常項目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進出口產業結構失衡，出口集中于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產品缺乏核心技術競爭力，在國際上以低價量大為特點，企業利潤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傾銷訴訟。進口缺乏中國真正急需的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發達國家產業調整僅僅把我國作為制造業基地，真正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的研發都在發達國家國內。因此，我國現在必須調整進出口產業結構，限制高耗能高耗資源型出口；并把環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納入企業的出口成本；開發產品核心技術創造力，提高企業自主競爭力，實現在平穩出口量的基礎上利潤最大化。
（三）實施“走出去”戰略，擴大對外投資
積極探索多元化、多層次的外匯運用方式，通過各種渠道擴大對外投資。政府應進一步完善支持企業“走出去”的相關法律和政策，給予其適當的優惠政策和信貸支持，為企業“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環境和條件。鼓勵能夠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擴大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的領域、途徑和方式，繼續發展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鼓勵有競爭優勢的企業開展境外加工貿易，帶動產品、服務和技術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開發國內短缺資源，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資源置換；健全對境外投資的服務體系，為實施“走出去”戰略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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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雙減政策的原因范文5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結構調整[CD15]作者簡介：伍端翌(1986―)，男，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成都，610074 ）。研究方向：國際金融。
一、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的內外因素
自2007年下半年以來，人民幣升值速度開始加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不斷創下匯改 以來的新高。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來源除不斷受到美歐日等經濟體聯合施壓的政治因素外，更 主要在于內外 經濟因素的推動。第一，我國持續的國際收支雙順差造成儲備資產過快增長，直接使外界產 生人 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第二，我國國內消費投資結構不合理，間接引發了外部經濟的不均衡 。據 世界銀行統計，2006年世界平均消費率為62%，發展中國家平均為58%，我國不到50%。 ［1］根 據宏觀經濟雙缺口模型：儲蓄缺口（S-I）＝外匯缺口（X-M），當國內儲蓄>投資，即S-I>0 時，過剩的產能和積壓的產品只能轉向海外市場加以消化，會加大貿易順差，形成升值壓力 。第三，我國長期奉行“出口至上”戰略，政府出于政績，企業出于生存而千方百計地擴大 出口 與招商引資，形成外向型經濟粗放增長的巨大慣性。第四，根據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如 果一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是由貿易品部門生產率增長所驅動，其結果要么是國內通貨膨脹，要 么是本幣名義匯率升值。［2］唐旭，錢士春（2007）等人的研究結果 均支持該效應在我國的顯著存在。［3］第五，2007年以來，美國金融市場因次貸危 機等原因 持續動蕩，經濟增速放緩，巨額貿易赤字有增無減。為防止經濟陷入衰退，美國施行寬松 的 貨幣政策，利率下行加劇了美元貶值。美元資產吸引力的下降使不少資本開始撤離美國，重 新尋找新的避風港。第六，我國于2001年加入WTO后，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擴大，加之國內勞 動力資源 豐富且成本低廉，基礎設施和法律環境日臻完善，因此日益成為國際制造業轉移和國際資本 流入的主要目的地。
二、開放經濟條件下的Mundell-Fleming模型
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追求的宏觀經濟目標不僅要實現內部均衡――物價穩定、充分就業 、經濟增長，還要實現外部均衡，即國際收支平衡。為實現內外均衡的目標，在市場經濟條 件下，可供選擇的政策工具，除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外，還有匯率政策。20世紀50年代，英 國經濟學家米德J.Meade提出“米德沖突”，認為單獨使用一種政策工具要同時達到內外均 衡目 標，其結果必然是使決策者面臨兩難的處境。20世紀60年代，蒙代爾打破這種看法，指出只 要恰當 地搭配使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就可以同時實現內外均衡。他提出并經弗萊明修正形成了 著名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為我們分析在不同的匯率制度和不同的資本流動條件下的政策 搭配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析框架。需要指出的是，經典M-F模型多用在對發達國家的分析上 ，至于對發展中國家是否適用，其創始者蒙代爾先生也認為要謹慎。但筆者認為，隨著我國 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和資本項目開放程度的提高，我國的經濟環境將越來越符合模型的假 設條件，分析結果是具有參考價值的。
Mundell-Fleming模型（以下簡稱M-F模型）由IS-LM模型推廣而來，它由三條曲線及其對 應的三個方程構成，分別是：
1.IS曲線:SP（Y）＋T＋M（Y）＝I（r)+X+G，表示經濟的漏出因素等于注入因素 ， 反映商品市場的均衡。式中Y代表本國國民收入，r代表本國利率；SP為私人部門儲蓄，M 表示進口，二者均是Y的增函數；I為投資， 是利率的減函數；稅收（T）、政府支出（G）、出口（X）視為外生變量。
2.LM曲線：Ms=Md=L(r,Y)，Ms與Md分別代表貨幣供給與貨幣需求，L是貨幣需求函 數，貨幣交易需求是Y的增函數，投機需求是r的減函數。該曲線反映貨幣市場的均衡。
3.BP曲線：CA+K=X-M(Y)+K(r)=0,反映國際收支均衡。蒙代爾認為，外部均衡是經常項目、 資本與金融項目總差額的平衡。M-F模型作為一種理論研究視角，所探討的是在純粹固定匯率制度或完全浮動匯率制下的政 策組合，但現實中各國采用的匯率制度大多是介于這兩種極端模式之間。我國從匯改以來實 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事實上還是在努力維持匯率的穩定，匯率水平波動幅度有 限（2007年5月18日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日波動區間擴大為0.5%）。為此，在分析問題時筆 者選用固定匯率制度模式近似定位。另外，由于我國對資本項目實行較為嚴格的管制，國際 資本流動對利率的敏感性較低，彈性較小。可以認為BP線比LM線更陡峭。［4］
M-F模型的作用在于：根據當前經濟運行情況，決策者可以搭配使用手中的政策工具― ― 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對這三條線進行移動，使之重新交于一點。該點對應充 分 就業下的國民收入，意味著商品市場、貨幣市場、勞動力市場、國際收支重新達到均衡狀態 。
三、基于M-F模型的現行政策搭配探討
從2004年開始，中國經濟逐漸走出通貨緊縮陰影，開始了新一輪的高速增長。宏觀經濟也 呈現出新的特征，主要表現在：（1）GDP增長跨入9％區間且呈逐漸攀升之勢；（2）社會部 分行業投資過旺，消費增長緩慢使銀行存貸差逐年擴大。大量閑置資金滯留于金融機構內部 ，有效資源得不到合理利用；（3）國際收支順差通過影響本國儲備資產量，形成外匯占款 ，貨幣供給量快速增長。根據2008年6月的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中國的外匯儲備已達1 8088億美元（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也就6萬多億美元），占央行總資產的70%。過剩的流動性 ， 集中在商品市場，引發通貨膨脹；集中在資產市場，會推高房地產、股市等資源類產品的價 格，最終催生泡沫損害實體經濟。2008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8%，比上年 提高5.3個百分點；原材料、燃料、動力價格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漲幅逐月攀升，分別上漲9 . 8%和6.9%；種子、仔豬、化肥、農藥和柴油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大幅上漲，農產品生產價 格 同比上漲25.5%；此外，國際大宗商品繼續提價進一步加大了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 1］高企的通貨膨脹和快速增長的外匯儲備積累已成為宏觀經濟面臨的兩大難題。
從M-F模型出發，筆者認為，為重新實現經濟的內外均衡，適宜在維持匯率漸進、有序、 小幅升值的前提下，搭配使用緊縮的貨幣政策與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政策取向由長期擔負 的經濟增長“發動機”功能向“穩定調節器”和“結構優化機”的功能適度轉變。
如果政策當局采用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如圖2所示，政府支出增加（或稅收減少），IS 曲線右移到IS1，與LM曲線交于點A。屆時，國民收入（Y）增加使進口增加，經常項目惡化 ；而資本項目反而因利率升高得到改善。由于假設我國資本流動對利率的敏感度低，資本項 目 的改善不足以補足經常項目的惡化，最終造成國際收支逆差（A點在BP線下方），本幣有貶 值壓力。而搭配緊縮貨幣政策的執行需要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拋出外匯買本幣，相當于收 縮貨幣供應量，LM曲線左移到LM1。如果政策力度恰好合適，IS、LM、BP三線會重新交于 一點E。在新的均衡點，國民收入增加且利率水平上升。收入增長保證了國民經濟的發展 速 度，整體利率上升有助于抑制經濟過熱。這里有兩點需要強調：第一，財政政策的擴張程度 必須溫和，否則（例如移到IS2）會同緊縮的貨幣政策一起形成利率上升的合力。第二，利 率上升在調控經濟過熱的同時也可能會加大人民幣升值預期。但是，在我國仍然維持資本項 目相當管制的情況下，利率僅是引起匯率變動的因素之一。除投機資本外，外資流入更多是 因為看好我國低廉的資源價格、穩定的政治經濟局勢、廣闊的市場空間和優惠的稅收政策。 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國內外利差的不利因素可以通過其他措施的搭配加以緩解和 彌補。我們應當抓住當前的主要矛盾，而不能本末倒置。
四、人民幣升值壓力下政策搭配的側重點與實施途徑
社會上對于人民幣升值的利弊一直爭執不下。不可否認，人民幣升值對于中國既是嚴峻的 挑戰更是難得的機遇。對于不善于從內部主動 進行轉變的中國來說，借助于升值的外力與硬約束環境，變壓力為動力，我們可以加快進行 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的調整與升級，轉換外貿增長方式，化解因順差過大引發升值的惡性循 環，并著力推行以擴大內需為基點的經濟發展戰略。這是從源頭上緩解我國當前宏觀經濟突 出問題的治本之道，也是運用政策工具搭配進行宏觀調控的中心任務。
（一） 從緊的貨幣政策應側重于總量調節和自身功能改善
克魯格曼（Krugman，1999）提出了“三元悖論”思想，指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不能 同時實現固定匯率制、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獨立性三個目標，只能三者取二。［2 ］我國現在的發展趨勢是逐步由固定匯率制走向浮動匯率制、由資本管制向資 本自由流 動的方向平穩過渡，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匯率起伏和國際游資的頻繁沖擊 。在現行結售匯體制下，基礎貨幣投放量不能完全由中央銀行主動控制，貨幣政策獨立 性受到削弱；而發達國家常用的三大工具，卻因我國金融市場發育不完善、傳導媒介缺乏市 場基礎而效率低下。因此，貨幣政策取向的當務之急是改進自身功能，提高政策調控實力， 從總量上抑制經濟過熱。具體建議有：大力發展短期融資工具；加強存款準備金、公開市場 業務、再貼現工具的有機結合；靈活使用外匯掉期、貨幣互換等衍生金融工具；加快貨幣市 場――特別是同業拆借和票據貼現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發展，加快投融資體制改革進程； 改變現行的強制結匯制度；繼續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等。
（二） 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應側重發揮結構引導與資源配置的優勢
2003年到2007年，全國財政收入累計約17萬億元，比上一個五年計劃增加10萬億元，年均 增長22.1%。2007年財政盈余占GDP的0.7%.在貨幣政策日益陷入被動的困境下，財政政策 大 有用武之地。我們應抓住財政增收的有利契機，靈活用好三大財政政策工具――稅收工具、 支出工具和國債工具，從根本上解決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的體制和結構問題。
1． 稅收工具
財政收入上需要探索利用減稅機制，降低經濟主體的稅收負擔以提高其利潤水平和生產積極 性。因此，應有效實施企業所得稅合并政策，并加快增值稅轉型的推廣。第一，“兩稅合并 ”將使國內企業總體所得稅水平由33％下降到25％，這有利于改善企業的盈利空間，減輕因 升值造成的勞動力、土地、原材料等生產要素提價和緊縮環境中利率上升而加重的融資成本 。同時，“兩稅合并”對外資企業整體而言是增稅，這有利于從稅收、土地和融資方面減少 對外資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變“招商引資”為“選商擇資”，多引進資本和技術密集型 的外資企業，對屬于粗淺加工貿易和能耗高、資源占用多的外資盡量少引進甚至不引進，有 助 于擴大外資的技術外溢效應，實現我國從加工到制造再到創造的產業結構優化。［5］ 第二， 與生產型增值稅不同，消費型增值稅征收時對所有房屋、基礎設施和設備等固定資產投資進 項稅全額抵扣，既能消除重復征稅，體現稅收公平、中性原則，又能促進企業進行技術升級 ，參與到比較優勢的動態轉移和高層次的國際分工中去。
2． 支出工具
首先，穩中趨松的財政政策意味著政府支出的適度擴張，但增加的支出――通過政府消費、 轉移支付、政府直接投資等方式實現――不應進入競爭性投資領域，而要更多地用于針對農 村地區、經濟落后地區及城市弱勢群體等的公共服務支出。如前文所述，消費疲軟、內需不 足是造成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深層次原因之一。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政府 在社會保障、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等領域的缺位使居民的預期消費支出（包括住房、養老、 失業、醫療、保險、教育等項開支）增加。如何改善民生，縮小城鄉、地區、行業和階層 間的收入差距，挖掘消費 潛力，需要財政支出充分發揮引導功能。
其次，支出工具應與稅收工具（主要是出口退稅等）一道，共同推進貿易增長方式的轉 變。第一，可以采取降低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甚至征收出口關稅的做法，減少能源、原材料和 高能耗的一般工業品出口，并適當運用降低關稅、調節增值稅等激勵措施，進口一些可用于 改善國內教育、醫療設備、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節能、安全生產、排污環保事業亟須的各種 設備與技術，以及國內短缺的重要能源和資源產品。這樣不僅能直接減少貿易順差，而且為 我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增強了風險抵御能力。第二，可以直接安排財政專項資金用于支持 企業研制新產品、新技術和進行技術改造，支持重點企業和重要行業科技投入，打造國際品 牌，重在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以提高國際競爭力。
3． 國債工具
國債工具的地位特殊，它既屬財政政策，又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考慮充分發 揮它在兩大政策中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在拓寬財政收入渠道的同時改善貨幣政策的執行效力 。第一，財政可發行專項國債，募集資金以購買中央銀行富余的外匯儲備。這樣不僅可以直 接減 少外匯占款引起的基礎貨幣投放，回收居民手中的流動性，而且可以豐富央行持有的國債資 產余額，改善其資產結構比例，提升沖銷操作空間。2007年8月財政部開始分批次發行15500 億元特別國債以購買外匯為中國投資公司注資，就是一次很好的嘗試。第二，設立專門的投 資公司，財政參與國家外匯儲備的投資與管理，并結合使用財政支出工具，改善國際收支， 分散投資風險。第三，大力發展短期國債市場。短期融資工具是央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重 要載體，而現有債券的種類、期限和數量遠遠不能滿足需要。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可以加大 短期國債的發行力度，既能改善央行票據日益捉襟見肘的尷尬處境，又能為財政省下一大筆 利息支出，這對于貨幣政策效率的提高以及進一步發展債券市場都是大有裨益的。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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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雙減政策的原因范文6
一、回歸模型的初始設定
海洋捕撈產量的波動是綜合因素影響的結果，其中包括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文章假定漁業資源量是外生給定的，主要考察捕撈努力量（即主要檢驗漁船數量、漁船馬力數以及專業捕撈勞動力）對漁獲量的影響，稍后再加入制度虛擬變量進行分析。首先將模型設定為：Yi=a1+a2X1i+a3X2i+a4X3i+ui其中，Y代表海洋捕撈量，X1代表海洋捕撈漁船馬力數，X2代表海洋捕撈轉業勞動力數，X3代表海洋捕撈船數。文章數據來源為各年《中國海洋年鑒》和《中國漁業年鑒》，選取了1989~2006年17年間相關變量數據進行回歸擬合，應用Eviews6計量軟件進行實際操作，得到回歸結果見表1。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捕撈轉業勞動力數（LDL）和捕撈船數（cs）均未通過置信度5%檢驗，但R2和修正R2都較高，可知存在較嚴重的共線性問題。由此進行輔助回歸，即將每個X變量對其余X做回歸。回歸的R2結果見表2。將結果進行懷特異方差檢驗通過，所得結果表明接受原假設，即樣本不存在異方差。將結果進行LM在p=1、2、3等時均不能拒絕原假設，即殘差項不存在序列相關。從而證明最后的回歸結果具有說服力，代數表達式為：由此代數式可知，海洋捕撈專業勞動力每上升1單位，捕撈量就上升15.6個單位，馬力數每上升1個單位，捕撈量上升0.8個單位。可見，勞動力的增加對于捕撈量的的增加影響很大。
二、加入制度虛擬變量后的回歸模型
（一）模型穩定性檢驗
對模型的穩定性進行檢驗，首先采用遞歸殘差發進行檢驗，見圖1。
（二）虛擬變量的引入
由于2000年、2001年模型參數都存在不穩定性，因此，引入虛擬變量D1，2000年以前賦值0，2000年為1，2001年以后為2。加入虛擬變量的回歸結果見表4。由圖1所示，在2000、2001年兩年間方程的參數的標準差超過了臨界區域，因此是不穩定的。通過鄒志莊斷點檢驗2000、2001兩年結果表明方程在這兩年間具有不穩定性。從而加強了遞歸殘差檢驗的結論。代數表達式為：BLL=-10711203.2004+1.31385269897MLS+8.29952328351LDL-1105153.33186D1加入虛擬變量后的模型修正后的R2增大，且F統計量也大幅度增加，說明加入虛擬變量的回歸模型更好的擬合了數據。
三、模型解釋
（一）常規變量解釋
由以上模型可以看出海洋捕撈量與海洋捕撈努力量存在較大依存關系。這種關系用生產函數表示為：q=hfx。其中，q表示漁獲量，h為可捕系數，x表示資源量，f表示捕撈努力量（它是一個復合概念，包括投入捕撈作業的漁船數及漁船功率、航海次數、捕撈時間及船員的素質等）。本文假定漁業資源量是外生給定的，主要考察捕撈努力量（即主要檢驗漁船數量、漁船功率以及專業捕撈勞動力）對漁獲量的影響。對捕撈努力量替代變量的選取，本文選擇了三個有代表性的且數據容易量化的變量———漁船數、漁船馬力數、捕撈勞動力數，但三者存在較大共線性問題，經過比較分析將漁船數剔除，留下漁船馬力數與捕撈勞動力數作為兩個自變量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表明海洋捕撈量與漁船馬力數、捕撈勞動力數存在明顯的依存關系，回歸結果中的R2為0.970466，也佐證了這一結論。
（二）虛擬變量解釋
對模型進行穩定性檢驗看出，不同年份模型參數存在著較大的不穩定性，由圖4可知，2000、2001兩年超過了臨界值，其余各年份雖沒有超過臨界值但波動性較明顯。因此針對超出臨界值的2000、2001兩年引入虛擬變量進行回歸，回歸結果通過了遞歸殘差檢驗，證明模型穩定性問題得到解決。下面即對模型的不穩定原因展開分析。
1.“雙控”制度
農業部從“八五”（1987年）開始對全國海洋捕撈漁船船數和功率實行總量控制。通過壓減捕撈漁船船數和功率數，達到初步控制我國海洋捕撈強度盲目增長和資源的過度利用，逐步實現海洋捕撈強度與海洋漁業資源可捕量相適應的目的。與此同時，“雙控”制度也和海洋捕撈“零增長”和“負增長”政策相配合，進一步加大了對海洋捕撈強度的控制力度。
2.休漁制度
休漁制度是根據漁業資源的繁殖、生長、發育規律和開發利用狀況，劃定一定范圍的禁捕區（保護區、休漁區），規定一定的禁捕期（休漁期），在禁漁區內禁止某些漁具漁法的使用或者全面禁漁的一系列措施和規章制度的總稱，屬于投入控制制度。針對近海漁業資源的不斷衰退，我國自1995年起在東海和黃海實行伏季休漁制度，并在1999年把我國的伏季休漁制度推廣到其他海域。
3.“零增長”制度
我國于1999年提出捕撈量“零增長”，2000年新修訂的《漁業法》正式提出了在我國實行海洋漁業捕撈限額制度。捕撈限額制度也是一種投入控制制度，通常是在一定的區間、一定的區域對特定的漁業生物資源品種設定可允許捕撈量的最大值，是將漁業的結果———產量（捕撈量）作為直接管理對象，根據相關捕撈對象的資源稟賦狀況，通過綜合性的資源評價，確定總允許捕撈量，如果捕撈量超過了一定的標準，漁業生產就會被控制。
4.“入世”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雖然并不是針對海洋漁業發展的制度變化，但是它對我國海洋漁業發展的影響卻引起了很多漁業專家的注意。在進出口方面，2002年1月，我國的活魚（不包括鰻魚、觀賞魚和魚苗）和鮮、冷大馬哈魚的進口稅率分別降到了10.5%和10%；在要素投入方面，以前礙于我國市場準入限制的外資會利用我國加入WTO后實行的普惠制與全面降低關稅為漁業發達國家介入這一領域提供的有利契機，積極加入到我國的漁船和相關產品的生產、制造技術和管理中來。總之，入世對我國海洋捕撈業的影響既有積極作用也有消極作用，不能一概而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