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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生育率的因素范文1

[關鍵詞] 大學生；學習效率；主體；外界

大學生的身心狀態對學習效率有著重要影響，所以研究影響學習效率的因素首先要從主體展開，這主要包括兩點：

1、智力因素。

心理學家對智力與學習效果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統計分析，發現二者有明顯相關關系：在其他條件大體相同的情況下，智力水平高的學生學習成績往往好。但需要說明智力因素只是影響因素而非決定因素，不可以以自己的智商不如他人而作為學習成績不佳的借口。

2、非智力因素。

在大學學習階段自覺培養非智力因素，不僅是提高學習效率的需要，也是日后成才的基礎。這里說的非智力因素是狹義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學習興趣

興趣是提高大學生學習效率的前提條件。學習有了興趣，就可以使自己在知識的海洋中忘我暢游，就能在學習中集中精力提高學習效率。《論語》中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教育學家赫爾巴特也把發展廣泛的興趣視為教育的主要目標之一，認為主要是興趣引起對物體正確的全面的認識，它促進知識的長期保持，并為進一步的學習提供動機。

（2）學習動機

人做每一件事都有動機，學習也是如此。學習動機是直接推動學生進行學習的內部動力，是引起和維持個體的學習行為以滿足學習需要的心理傾向，是激勵和指引學生進行學習的一種需要。大學生的學習雖然受興趣、態度、志向等因素的影響，但主要的是受動機的支配。

（3）學習態度

學習態度是指學生對學習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比較穩定的心理傾向。它通常可以從學生對學習的注意狀況、情緒狀況和意志狀態等方面加以判定和說明。積極的學習態度是學習的動力，能夠調整學生的學習行為并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效率。在學校情境里，如果其它條件基本相等，學習態度好的學生的效率總是遠勝于學習態度差的學生。

（4）堅強的意志

意志品質在學習中的表現主要有四方面： 第一，自覺性。

學習活動是一個有目的有計劃的過程，需要學習者自覺按照預定計劃有目的地進行。 第二，堅定性。在實現學習目標時可能遇到困難和阻力，這就需要學習者依靠堅忍不拔的毅力和精神去克服。 第三，果斷性。學習過程中如果遇到突發事情需要果斷做出判斷、采取措施，以保證學習的順利進行。 第四，自制性。在同外界環境的接觸中可能會產生對學習有干擾作用的心理因素，這需要用自制力去克服。

（5）自身性格

性格是個體對現實比較穩定的態度，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習慣化的行為方式，是人格結構中表現最明顯的心理特征。 有些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善于獨立思考，學習踏實、細致，對知識有深入的理解和掌握，而另外一些學生則習慣于簡單盲從，不善于深入思考理解常常浮躁不踏實。

（6）學習方法

不同的課程，學習的目標、方式都不相同，因而其學習的方法也必然不同。有些學生學習成績不理想，不是他們沒有主動學習，而是學習方法不對。對學習方法的選擇是一種能力，也是一門學問。當掌握了科學的學習方法之后，學習就不僅是一種任務，更是一種享受。

分析完主體因素，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外界因素對大學生學習效率的影響。

1、學習對象。

學習對象對學習效率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但如何從選擇學習對象入手達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則是學習理論與實踐中的重大難題。前蘇聯心理學家維果茨基提出：必須區分學習者的兩種發展水平，一種是已經達到的水平和能力，另一種是尚未達到、但經過努力有可能達到的水平和能力。后者能使學習者面臨最大的挑戰，并最大限度地調動和激發潛能，這樣的學習有可能獲得最高的效率。

2、學習手段。

學習手段是為達到某種學習目的而采用的方法和措施。是否采用適當的學習手段，對學習效率的提高有重要影響。“得法者事半功倍，不得法者事倍功半”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借助現代化的學習手段和工具有利于學習效率的提高。例如，學會利用互聯網，就可以在網上快速地獲取信息；多媒體計算機輔助學習軟件，圖文聲并茂，具有人機交互的功能，有利于個別化學習以此提高學習效率。

3、客觀環境。

學習環境對學習效率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研究發現，良好的環境可使用腦效率提高15%-35%，并可延緩和消除大腦疲勞。客觀環境可分為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兩種。就社會環境而言，學生所處的社會制度、政治狀況、經濟水平、文化習俗、社區特點等，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對學習產生影響；就自然環境而言，主要影響因素包括：聲音、光線、溫度、空氣、氣味、色彩等。人總是生活在一定的環境之中的，良好的學習環境，對學習效率有著重要的影響。

4、教師指導。

教師指導對我們學習，特別是使學生在知識學習過程中“學會學習”具有決定性作用。教師指導不僅對于完成具體的學習任務十分重要，而且能夠幫助學生樹立遠大目標，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學會科學地安排學習時間和運用大腦。

學習效率的高低，是當代大學生綜合學習能力的體現，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擁有較高的學習效率，對人一生的發展都大有益處。 當然，提高學習效率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長期的探索和積累。總之，“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們真正去努力，就一定可以改善我們的學習狀態，提高學習成績。

[參考文獻]

[1] 倪志英.大學生學習指導[M].東北林業大學出版社，2003

[2] 沈德利.高效率學習的心理學研究[M].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

[3．] 陶國富，王祥興.大學生學習心理[M].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3

影響生育率的因素范文2

關鍵詞：大學生；社交焦慮；影響因素；個體修繕

研究背景

英國學者Mark&Gelder最早提出“社交焦慮”（Social Anxiety）。社交焦慮指人們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社會角色與社會行為無法滿足預定目標時所產生的焦慮。其基本表現是：在與他人交往時體會到不自在、恐懼、緊張和擔憂，產生回避退縮行為。[1]

有研究者將焦慮看作人際交往中的現象。焦慮使人產生主觀緊張，會妨礙社交活動，并使人社交主動性下降。另有研究者在研究領悟、自我意識、情感調節、孤獨等現象時，發現社交不當感及對他人評價的消極理解是許多心理現象的主要影響因素。臨床家與心理治療家關心如何在臨床上了解和治療嚴重社交焦慮問題。他們采取了多種方法，如系統脫敏、社交技巧訓練及使用抗焦慮藥物等。

對社交焦慮的研究非常多，但大學生社交焦慮依然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我國現有有關文獻中顯示11.5%-25.5%的大學生有社交焦慮方面的問題。[2]本研究將在群體層面分析大學生社交焦慮的影響因素，在個體層面探究修繕維度。

一、大學生社交焦慮的影響因素

1.研究假設

（1）女性大學生的社交焦慮高于男性大學生。（2）來自農村的大學生的社交焦慮高于來自城鎮的大學生。（3）獨生子女大學生的社交焦慮高于非獨生子女大學生。

2. 研究方法

2.1研究工具。社交焦慮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IAS）是一種用于評定主觀社交焦慮體驗傾向的量表，信效度較高。該量表有15個題，5點計分，1為“完全不符合”，5為“完全符合”。克隆巴赫幌凳超過0.87。[3]

2.2被試。選取山東某高校大一到大四在校生500名進行團體測試。回收有效問卷459份，回收率91.8%，其中男生212人，女生247人。

2.3統計處理。應用Stata10.0進行OLS回歸分析

3.結果與分析

結果如下：

分析：（1）模型一和模型二中性別和生源兩變量都是具有顯著差異的虛擬變量，男性大學生的社交焦慮水平明顯低于女性大學生，來自農村大學生的社交焦慮水平明顯高于來自城鎮的大學生，接受假設（1）（2）.男性大學生的社交焦慮水平明顯低可能由于不同的性別角色有不同的社會期許。農村大學生的社交焦慮明顯高可能與其社會生活環境的進步程度與開放程度有關。（2）模型三中生源與獨生子女兩個變量的交互作用有顯著差異，即農村的獨生子女大學生社交焦慮水平顯著高于農村非獨生子女大學生、城鎮獨生子女大學生及城鎮非獨生子女大學生。獨生子女作為一個影響因素，可能是由于獨生子女的社交模式較為單一被動。（3）三個模型均顯示常數項與非常數項差異顯著，即大一新生的社交焦慮水平明顯高于高年級大學生，可能是他們不得不適應新環境導致的。

二、大學生社交焦慮的個體修繕

有研究者發現，社交焦慮的發生與認知障礙、不適應行為及不恰當的情緒表達有關。[4]大學生社交焦慮的個體修繕可以先改善行為，也可以先修繕認知。筆者認為兩個方面極為重要，即個人意愿和對他人反饋的理解，個人意愿是決定因素，對他人反饋的理解是關鍵因素。

1. 個人意愿

個人意愿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接納自己存在社交焦慮，二是想改變自己焦慮的境況，即有改變的意愿。有人能意識到自己存在社交心理障礙，但不敢正視，遇到問題首先是逃避，也不自信能戰勝心理障礙。在不接納的基礎上尋求改變很困難；只是接納而不想改變，效果也不樂觀。改變是一種成長，此過程不輕松。相信我們每一個人內心的力量都是強大的，成長的挫傷也許消磨了發揮內心力量的勇氣，但大學生已有了足夠的心理承受力，有責任讓自己邁過心理障礙。所以，大學生樹立起積極向上的意愿是決定性的。

2. 對反饋的理解

社會交往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反饋是重要的環節，我們不斷通過別人的反饋來調整自己的互動模式，不適當的反饋對我們的社會互動會帶來不利的影響，也是社交過程中心理障礙的重要形成因素。他人的反饋都有著特定背景和意愿，積極理解、辯證接受反饋，給自己營造一個積極的支持網絡才是明智可取的。

三、總結

本研究在對大學生社交焦慮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給予了相關解釋，并在群體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個體修繕的觀點。尚存在諸多不足，對大學生社交焦慮的因素考察不全面，關于個體修繕觀點的陳述不細致。大學生社交焦慮現象的緩解甚至消除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筆者將繼續學習研究，讓本文的觀點更加完善。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參考文獻：

[1]李玲玉.大學生社交焦慮、依戀與心理健康的關系研究[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0，18（2）：186-189.

[2]金曉雨，肖晶，崔麗霞.大學生情緒調節的認知策略、外顯自尊、人格特質與社交焦慮的關系[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3，21（4）：609-611.

影響生育率的因素范文3

摘要：近年來，隨著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民營企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但是，融資難一直困擾著民營企業的發展，成為了民營企業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本文以生命周期為基礎，探討了民營企業各個生命周期融資效率的影響因素及其相應的對策。

關鍵詞 ：民營企業；生命周期；融資效率；影響因素

隨著經濟體制深化改革的不斷加快，民營企業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性力量。但是，融資效率低下成為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的絆腳石，解決民營企業融資效率低的問題已成為當務之急。民營企業的最終落腳點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優化經營者在不同生命周期的生產經營行為，實現資本結構配比合理，引導國家有關部門調控好企業融資，從而有效提高民營企業的融資效率。

一、民營企業及融資效率概述

從廣義角度看，民營企業指的是非國有獨資企業。從狹義角度看，民營企業僅指私營企業和以私營企業為主體的聯營企業。本文的民營企業主要從狹義角度加以界定。

國內外學者對“融資效率”代表性研究即：融資效率是經營主體做出的能在有效節約融資成本同時，使融入資金的配置達到最優狀態，進而降低融資風險以謀得最大利潤的融資性活動安排。

二、民營企業融資效率影響因素分析

1.初創期融資效率的影響因素分析

處于初創期的民營企業由于剛脫離技術研發瓶頸，主營產品逐漸成形并開始進入市場，對資金需求尤為迫切。深入剖析初創期的資金來源發現，民營企業初創期具有規模小風險高特點，很難吸引金融機構貸款。風險投資者會慎重考慮是否投資，處于初創期的民營企業融資效率較其他周期是很低的。投資者對企業的不確定性，對其以后發展前景的考慮，會選擇保守投資。所以，初創期企業的資金來源主要是自有資金，其次也有政府扶持的技術創新資金，還有少許風險投資。隨著企業不斷發展壯大，日益膨脹的資金需求導致企業自有資金難以自足，從而擴大融資效率的基數，拉低融資效率水平。總之，初創期的高融資成本、高經營風險、低財務風險和低負債率的融資結構降低了民營企業融資效率。

2.成長期融資效率影響因素分析

成長階段是民營企業擴大生產規模的黃金時期，企業在微觀層面上憑借自有產品已具備盈利性和組織成長能力，往往會進一步擴大企業的生產經營規模，并在分工和管理制度上加大調整力度，整體運營呈現良性發展態勢，但經營風險也隨之加大。處在成長期的民營企業，銷售收入和利潤總額快速增長，管理體制的日趨規范及企業信息的公開透明，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融資效率水平，可供選擇的融資渠道不斷的增多。與初創階段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此時的金融機構往往樂于發放貸款給成長期企業，風投機構也會加大對企業的投資力度。此外，處于成長期的民營企業，有良好的發展前景，其經營實力也會吸引很多民間借貸機構，為今后在資本市場融資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綜上所述，處于成長期的民營企業良好的發展前景，其融資結構和融資渠道較初創期來都有所提高。

3.成熟期融資效率影響因素分析

經歷了初創期和成長期后，民營企業進入較穩定的成熟階段。由于企業的產銷鏈和生產技術已趨于成熟，主營產品定價和銷量也趨于穩定，負債比率處于中等水平，財務狀況良好，管理制度趨于成熟和完善，企業應對財務風險和經營風險能力增強，后顧之憂主要是資產重組或置換可能引發的轉型風險。此外，處在成熟期的民營企業，往往也成了行業的標桿，以其穩定的盈利能力和多渠道的融資方式，不僅能實現自身經營活動預期效果，還會對企業以外的組織甚至行業整體產生顯著的“溢出效應”。因此，處于成熟期的民營企業有穩定的融資成本、適中的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日趨合理的融資結構，會對企業融資效率的提高產生推動作用。為避免衰退，企業在此階段的中心任務是通過加快開展包括技術、產品、組織和管理在內的一系列創新活動，降低企業衰退速度，維持企業穩定狀態。

4.衰退期融資效率的影響因素分析

當企業發展到一定高度，會面臨轉型或提前進入衰退期。經歷成熟期后，企業如果能成功轉型，能不斷鞏固并擴大規模，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型企業。但轉型具有一定分險，如果轉型不成功，則不可避免地進入衰退期，最終陷入資金退出或清算境地。轉型也是一把雙刃劍，如果轉型成功，企業走向另一個全新的發展軌道。如果轉型失敗，更多風險不是來自經營風險而是財務風險，高負債比率的融資結構大大降低了企業的融資效率水平。總之，負債比率比較高的衰退企業，由于高融資成本、高財務高風險、低經營風險和高負債率融資結構將導致其以債務為主的融資決策，大大拉低了企業的融資效率。

三、提高民營企業融資效率對策

1.初創期要積極參與信用評估，強化內源性融資

根據企業融資的信息傳遞理論，信用差的企業獲得外部資金能力明顯弱于信用好的企業。對初創期的民營企業來說，必須樹立誠信意識，應積極參與信用評估，并納入社會信用系統，增強企業從外部獲得資金的能力，有效提高企業整體融資效率。同時，由于初創期階段特殊性，內源融資是企業融資最優先考慮的融資方式之一，加強內源融資，節約內部資金利用率，可大大提高企業融資效率。

2.成長期要重內控、重研發、重風險防范，引進新型融資方式

處于成長期的民營企業應克服自身優越感，認清自身不足，在完善企業治理、融資成本控制、資產管理制度，增強技術創新實力和產品研發等方面采取措施。一是建立完善的內部控制，建立合理的組織構架。二是重視新產品研發，在提升技術創新能力同時樹立品牌意識，以更容易獲得信貸資金。三是樹立經營和財務上風險意識，加強對信貸資金等融入資產的監管和配置，降低財務風險，節約融資成本，努力提升每筆資金的利用率。要利用多元化融資手段，對資產進行更合理支配。

3.成熟期要建立成熟戰略聯盟和產業經濟區等合作經營模式，樹立創新意識

處于成熟期的民營企業應在合理定位基礎上，積極開展優勢互補、資源共享的戰略聯盟合作，提高成熟企業整體資源利用效率，構建成熟期企業戰略聯盟和產業經濟區等其他合作經營模式，降低融資成本，實現規模報酬。今天，技術進步和創新已成為大多企業發展的關鍵因素，更是成熟企業在行業內屹立不倒的生存法則。成熟期的民營企業必須轉變思想，樹立技術創新思路，積極開展各項技術創新活動，加大對設備、技術和專業人才的投入，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和科學知識發展規律的新型科研機制，不斷為企業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4.衰退期要積極推進衰退企業并購重組，設立民營企業專項基金

并購重組作為企業資本運營方式的一種，可增強企業競爭實力，提高企業價值。在民營企業內實施的兼并收購，對企業在短期內增加整體經濟規模，快速提升企業競爭實力，擴張企業規模，實現規模經濟，能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站在政府立場上，為衰退期民營企業建立“專款專用”特別基金，設立開展基金業務專業機構，能極大程度支持民營企業恢復生產，實現長足發展。通過以國家信用為保障的專項補助措施，處于衰退期的民營企業，可有效降低財務風險和經營風險，解決企業開展技術革新和產品更新換代提速活動的后顧之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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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倪浩嫣，劉曉紅.山東省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剖析[J].會計師，2013(1).

影響生育率的因素范文4

筆者以2006年～2010年中國31個省域的數據為基礎，進而用SE-DEA模型對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效率進行測度，然后通過空間自相關分析和構建空間計量模型，考察企業研發投入、企業規模、產權結構、企業績效和外商直接投資對研發效率的影響作用。結果表明：研發效率有效的省份呈逐年增長的趨勢，但發展不夠均衡；研發效率的提高逐漸依賴于研發資本投入；企業規模、外商直接投資與大中型工業企業的研發效率呈正相關關系；企業所有權結構與研發效率逐漸呈現負相關的趨勢，即非國有企業更有助于研發效率的提高；企業績效與研發效率呈現負相關趨勢；中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效率的差距逐漸增大，研發溢出效應明顯。

關鍵詞：R&D效率；大中型工業企業；超效率模型；空間計量模型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09YJC630204）；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技術創新與企業國際化研究中心項目（11JDJS02YB）；教育部省部共建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學現代商貿研究中心”課題（09JDSM11YB）

作者簡介：胡洪力（1973-），男，河南永城人，浙江工商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管理創新方面的研究；李曉（1987-），女，山西永濟人，浙江工商大學工商管理學院2010級碩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4）02-0019-06收稿日期：2013-02-27

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使得經濟的發展越來越依賴于科技水平的提高，研發對企業技術創新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而R&D經費投入強度（企業R&D經費與主營業務收入之比）成為衡量企業對技術創新活動投入力度的重要指標。中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R&D投入強度由2005年0.76%增長到2010年的0.93%，呈持續增長趨勢。可見，大中型工業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主推力量，已經充分意識到研發活動的重要性。但是，2011年中國工業經濟秋季報告卻顯示，當前中國工業既存在產業結構不合理、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的老問題，又面臨市場變化、政策調整等新情況，形勢十分復雜。可見，面臨這種狀況，除了要加強工業技術引進的強度，更重要是如何加快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但是在自主創新過程中，單方面增加研發投入是不一定會產生有效技術效果的。可見，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在創新型國家建設過程當中，不僅要注重創新資源的總量投入，更要注重效率問題。

一、文獻回顧

國內外學者現階段著重于對研發能力問題的研究，相對較少關注研發效率，研發效率作為一個相對的概念，其目的是得出投入和產出的最優化，以利用最小的研發投入得到最大的研發產出。

就現有文獻來講，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研發效率進行深入分析。已有學者證明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效率提升緩慢，工業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存在明顯差異，兩極分化很嚴重。在此基礎上，眾多學者在研發效率的影響因素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從現有文獻看，影響因素大致可以分為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內部因素是企業可控的，由企業自身原因造成。學者們對于內部影響因素存在的爭議較少，主要包括資本因素和勞動力因素。Jefferson（2006）和Frantzen（2000）、Adams（2003）等人通過實證研究證明研發資本投入和人力資本對研發效率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

外部因素是由外部環境間接造成的，主要包括企業規模、產權結構、企業績效、外商直接投資、市場結構以及政府投資等因素。學者們對于企業規模與研發效率的關系普遍持不同的觀點：Galbraith認為大企業在人力、資金等方面的優勢，同時抗風險能力也相對較強，因而最有利于激勵研發活動。Chen 和 Chien等、Acs 和 Audretsch以及戴魁早（2011）等人也認為大規模企業有利于研發效率的提高；產權結構由于組織運營方式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企業研發效率。大部分學者都贊同非國有企業有利于研發效率的提高，例如張海洋（2008）等。現有文獻關于企業R&D效率空間溢出方面的文獻比較少，比較普遍地忽略了研發活動的空間相關性和創新行為的空間效應，所以有必要有更多的文獻來研究空間因素對于研發效率的影響。

二、指標選取及模型設定

（一）指標選取與數據處理

本文的研究樣本以中國（除存在數據缺失的港澳臺之外）的31個省、市、自治區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年限限定在2006年～2010年。數據主要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

企業研發產出指標和產出指標作為影響研發效率的主要指標，對于研發效率的測算具有重要的意義。為此，本文經過仔細斟酌和選擇，主要采用如下指標來測算研發效率，具體如表1所示。

影響企業R&D效率的因素有很多，根據現有文獻以及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主要選取研發資本投入、研發勞動投入、產權結構、企業規模、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績效來衡量研發效率的影響因素。

（二）模型構建

1.測度 R&D效率的SE-DEA模型

數據包絡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由美國著名運籌學家Charnes & Cooper提出來的一種評價決策單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相對業績的系統分析方法。該模型主要應用在對選擇投入產出指標以及相對效率的測算和排名上，由于計算得到的有效DMU往往不止一個，因而很難區分有效DMU的效率高低。針對該情況，Andersen和Petersen于1993年提出了一種改進的DEA模型――超效率DEA模型。該模型能夠很好地解決C2R模型可能出現多個決策單元相對有效但無法排序的問題。超效率DEA的表達式如下：

其中s+和s-分別是松弛變量，x0和y0分別表示被評價決策單元的投入和產出向量。T表示決策單元的效率值。λj為第j個決策單元DMU的組合比例。

2.空間計量模型

在構建空間計量模型時，一般必須先進行空間相關性檢驗，來確定空間效應是否在發揮作用。如果存在空間自相關性，則需要將空間效應加入模型分析框架中，并采用適合于空間計量經濟模型的估計方法進行分析。要檢驗空間自相關性是否存在，通常用的方法有：Moran’s I指數、Geary’s C比率和Getis指數。

在構建空間回歸模型時，首先要構建基本理論模型，在實證文獻中，分析技術創新及研發活動最有影響力的方法是知識生產函數（KPF），本文根據修正后的知識生產函數，再加上Romer內生增長模型的思路，然后引入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最后構建的模型如下：

其中，C表示常數項，INN為各省每年大中型工業企業的R&D效率，α，β，φ，η，γ，θ分別表示研發資本投入、研發勞動投入、企業規模、產權結構、企業績效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彈性系數，i表示省份，t表示時期，誤差項ε表示其他未觀察到的影響大中型工業企業R&D效率的影響因素。

三、實證分析

（一）R&D效率的測度

結合模型1和研發投入產出指標，本文選用Lindo軟件對2006年～2010年中國省域大中型工業企業的R&D效率進行測度，具體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可以看出，2006到2010這5年間，研發效率總體呈逐漸下降的趨勢，只在2010年有所回升； 從圖1也可以看出，2006到2010年5年間，研發效率排名前5位的省份中，海南和廣東一直保持領先地位，其次是上海、山東和天津3省市。可以看出，高研發效率省份主要集中在東南地區；排名后5位的省份主要集中的北部和西部地區，包括新疆、甘肅、青海、內蒙古和黑龍江地區。

此外，經過5年的發展，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效率有效的省份呈逐年增長的趨勢。2006年到2010年期間，研發效率有效的省份所占的比例呈增長趨勢。

（二）空間自相關性檢驗

本文利用2006年～2010年中國31個省域的R&D效率數據對中國各省域的R&D效率的全局空間自相關性分析。表5為2006年～2010年中國各個省域R&D效率（對數）的Moran’s I指數。2006年到2010年的Moran’s I指數均為正，除了2009年不顯著以外，其他四年的Moran’s I 值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R&D效率呈現正的空間自相關性。但是總體上而言，中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R&D效率在空間分布上并不是隨機的，而是具有規律性的，表現為某些區域在空間上呈現集群現象。

我國高R&D效率集群省域主要分布在中國南部沿海地區，分別是海南和廣西；低R&D效率集群省域主要分布在中國西部地區，主要集中在新疆、、青海和甘肅等省區。且經過5年的發展，低R&D效率集群區有向東部擴張的趨勢；高R&D效率集群保持穩定，目前還沒有向東部沿海地區集群的趨勢，說明東部沿海地區雖然研發效率有所提高，但是集群現象卻不明顯。

（三）回歸分析

已經證明中國各省域R&D效率存在空間自相關性，所以本文在回歸分析中應該將空間因素考慮到空間計量分析模型中，并使用Geoda軟件對數據進行回歸分析。

如上表所示，在加入空間因素以后，模型的擬合度提高了很多。通過對比2006和2010年模型回歸結果，可以發現：

（1）研發資本投入變量（RDIN）在2006年與研發效率呈負相關關系，從2010年開始呈正相關關系，但是結果卻不顯著。趙紅等（2011）對重慶制造行業自主創新效率進行分析也得出同樣結論；相反，研發勞動投入變量（HK）2006年回歸系數為正，到2010年則為負，這說明我國研發勞動資本投入變量的產出彈性處于不斷下降的狀態，研發產出的增長越來越依賴于研發資本投入。

（2）企業規模和外商直接投資變量與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研發效率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說明企業規模越大，能夠提供科研活動的資金就越雄厚，這會在一定程度上會促進研發效率的提高。周立群等使用國有企業和三資企業數據對企業規模和研發效率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企業規模越大，在研發創新中占有的優勢越大。

雖然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在最初進入本地工業企業時，會因為有制度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存在一定的門檻效應，但不能否認外商直接投資是促進我國研發效率提高的一大重要因素。張海洋（2008）也認為FDI是促進我國工業企業研發效率的重要因素，對研發效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企業績效變量表現出與研發效率的負相關作用，這和張海洋（2008）得出的結論一致。這說明企業如果經營績效好的話，有可能會缺乏對市場的敏感度和企業自身危機感，這在一定程度上會缺乏對于研發活動的關注度和重視度。

（3）通過空間計量模型回歸分析，2006到2010年，SLM和SEM回歸分析中ρ和λ的系數都顯著為正，即研發空間溢出的效應為正，說明空間鄰近溢出效應對我國省域R&D效率產生了顯著影響。鄰近省域的大中型工業企業在自身研發過程中，由于知識溢出效應的存在，直接或者間接地對其他同行企業產出空間溢出效應，從而有利于該區域研發效率的提高。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影響生育率的因素范文5

[關鍵詞] 綠色農藥；藥農；三七；文山；二元Logit模型

出于穩產、高產的需求，農藥在中藥材種植業被廣泛使用，但普通化學農藥毒性高、殘留多、不易降解，不僅威脅藥農健康，還造成嚴重環境污染，并使得我國中藥材及其制劑的農藥殘留偏高。隨著各國農殘檢測標準日趨嚴苛，我國出口中藥多次因農殘超標被封存、銷毀或者退貨，因而施用對環境友好、低殘留或無殘留、低毒或無害的綠色農藥，是中藥材種植發展的必然。本研究以多年生宿根草本藥材三七為突破口，在云南省文山州對三七藥農（七農）進行調研，以期解讀影響藥農使用綠色農藥意愿的主要因素。且在問卷問題和模型變量的設置中，強調生產投入、產出回報、貸款保險和價格預期等經濟學參數，希望為合理高效的推廣綠色農藥提出經濟上可行的政策建議。

1 研究對象選擇

三七為五加科人參屬植物Panax notoginseng （Burk.） F.H.Chen的根莖，是常用的名貴中藥材之一，傳統認為具有活血散瘀、消腫定痛的功效，享有“金不換”、“止血神藥”、“南國神草”的美譽[1]，為云南白藥、片仔癀、血栓通、三七片等多種中成藥的主要原料，現有正品藥用三七均為人工種植，未見野生種。近年來，由于三七售價持續高漲，造成三七紅籽、種苗的價格屢破歷史紀錄，種植三七所需材料農資、人工也連帶上漲，三七種植成本隨之大幅攀升。據測算，2011年新種植三七每畝（1畝≈667 m2）成本已達2萬～3萬元。三七從育苗到收獲需要3年或以上時間，且病害十分嚴重，因三七種植存在連作障礙，一般新種三七需另選地塊，或者10 年以上的輪作周期才能繼續種植[2]，這在無形中增加了種植三七的難度和生產成本。三七的種植，充分體現了中藥材種植中長周期、高風險、高技術、高投入的特點，因而選取七農作為研究對象來分析藥農使用綠色農藥意愿的影響因素是合適的。

2 七農使用綠色農藥意愿的影響因素實證研究

2.1 模型描述 七農是否愿意使用綠色農藥只有愿意或者不愿意2種選擇，屬于離散被解釋變量中的二值選擇（binary choices）。故本研究利用二元 Logit 選擇模型，令Y=1表示愿意，Y=0表示不愿意，將因變量的取值限制在（ 0，1） 范圍內，建立回歸方程：ln是幾率比，即Y=1與Y=0的概率比；參數βi（β1，β2…βm）為回歸系數 [3]。

2.2 解釋變量的假定 在參考已有文獻的基礎上[4-11]，結合前期調查所獲知的文山州三七種植的實際情況，本研究假定影響七農使用綠色農藥意愿的因素有七農個人特征、七農家庭特征、三七生產特征、七農獲取外部支持情況、七農的農藥認知及三七價格走勢判斷5大類，含義及預期作用方向見表1。

2.3 模型計算與結果 2012年10—12月在三七道地和主要產區——文山進行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調查后，以EpiData3.1軟件錄入問卷數據，運用Stata11.0計量軟件運行Logit計算，采取向后條件逐步回歸的方法進行回歸，期間將文化程度這個分類變量視為啞變量，經過多步回歸后，最終取得影響七農使用綠色農藥意愿的最優Logit模型，相關回歸系數及檢驗值見表2。

根據統計分析結果，77.1%的受調查七農愿意使用綠色農藥。表1中列出的22個假設解釋變量中，人均產值、防治病蟲害效果的認知、低農殘三七售價認知在10%水平上顯著，平均每畝農藥花費、三七農殘現狀認知、三七銷售價格預期在5%水平上顯著。從表2可以看出，本研究建立的最優Logit模型準R2達到了0.923，卡方檢驗是227.4，顯著度P為0.000 0，整體擬合效果好，回歸效果比較理想，證實模型具有很強的解釋能力。

3 分析討論

分析三七藥農使用綠色農藥意愿的各類顯著或者不顯著的影響因素，呈現出一些與其他作物種植戶不盡相同的特點。

第一，年齡、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家庭收入、七農種植年份、種植面積、種植收入等常規考察因素對七農是否愿意使用綠色農藥沒有顯著的影響。傳統觀念中，受過良好教育、家庭人口數少、家庭收入高的年輕農戶更容易接受綠色農藥，但在本次調查中并沒有證實。另一方面，以往文獻報道中，種植經驗豐富、種植收入高的種植大戶更傾向采用綠色農藥，這點在本次研究中也未得以體現。

第二，只有5.3%的被調查七農參加了農作物保險。由于占比過小，很難對七農使用綠色農藥的意愿產生顯著影響。參保比例過小，這在一個生產周期漫長、價格波動劇烈、面臨風險巨大的產業中是極不正常的。

第三，人均產值對七農使用綠色農藥的意愿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這與前期預計吻合，但這是在種植面積、種植收入、種植面積變化趨勢等變量都不顯著的情況下得出的結論。這說明，盲目擴大粗放式的種植規模并不能有效的提升藥農采用綠色農藥的意愿。只有在精耕細作、集約管理的基礎上，提高單位生產資料的產出值，才能確實提高藥農使用綠色農藥的意愿。

第四，平均每畝農藥花費對七農使用綠色農藥的意愿具有顯著的負向作用，這與前期估計不符。推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綠色農藥售價比普通農藥高，農藥物資投入已經較大的七農不愿意選用。這點可以在調查問卷中尋求支持，問卷針對不愿意使用綠色農藥的七農，追加了為什么不愿意使用的問題，71.7%的答題者都勾選了“綠色農藥價格高于一般農藥”。

第五，認為三七農殘情況嚴重的七農反而更不愿意使用綠色農藥，這讓人出乎意料，這可能需要依靠“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進行解釋。藥農自行核算農資、人工、土地等生產資料投入，考量產出，追求利潤最大化，這是其理性的一方面。但當前農村信息還是比較閉塞，藥農獲取的是片面的農藥污染信息，只知道目前農殘問題嚴重，卻沒有掌握其他知識，如農藥對人體的威脅不僅僅是急性損傷，還會造成慢性疾病，這會產生比短期正向收益更大的長期負性收益；農藥對環境的破壞將會阻礙農業的持續發展，長期看來總體收益會因為農藥過量使用而下降等等。藥農對農藥問題不能全面認識，會導致只考慮眼前收益，在認為多數同行都在使用普通農藥的情況下，自己若加大投入使用新農藥會造成成本上漲、利潤下降，因此不愿意使用綠色農藥，而未考慮健康環境的收益，這是其不理性的另一方面。藥農處于完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狀態，使得認識到農殘情況嚴重的藥農反而拒絕使用綠色農藥

第六，認為綠色農藥防病蟲害效果最好的七農更趨向于采用綠色農藥，這與假設變量時的推斷相符。三七的病蟲害較多，不同農藥針對不同病蟲害的效果不盡相同，并不能單純妄下論斷哪種農藥的效果最佳。但樹立藥農對綠色農藥抗病蟲害的信心，確實有利于在中藥材種植過程中推廣使用綠色農藥。另一方面，是否認為綠色農藥對人體傷害最小、對環境危害最輕的變量并沒有進入最終的優化模型，從側面說明藥農對綠色農藥的理解還存在偏頗，藥農愿意選擇以否，并不基于對綠色農藥低毒、低殘留特點的理解差異上，而更多受到對綠色農藥防治效果的信心程度影響。

第七，對三七價格預期理性的七農更愿意選擇綠色農藥，這點同假設相契合。觀察10余年來三七的價格走勢，2001年到2002年價格較低，2003年價格開始上漲，2006年又降低，2006年后價格逐漸升高，2009年至2010年呈直線上漲[12]，2011與2012年度繼續大幅攀升。高昂的價格已經影響到三七最大宗消費者——加工廠家的生產，致使一些三七產品停產。同時，在經濟利益的刺激下，三七種植出現盲目擴張，調查中作者發現93.1%的七農種植面積呈擴大趨勢。這很可能導致三七市場供求關系出現逆轉，三七價格下行的可能性極大。本研究調查問卷完成于2012年10—12月，三七價格正位于高位，認為三七未來價格可以保持或者繼續上漲的七農，首先考慮保產增產，較少思及健康與環境因素，因此不愿意嘗試換用綠色農藥。

第八，如果七農認為種植過程中施用綠色農藥的低農殘三七比普通三七的價格高，則在價格杠桿的作用下，其更愿意使用綠色農藥，這與先期估計符合。但值得注意的是，仍有59.3%的受調查七農認為低農殘三七并不比普通三七售價高，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中藥材農殘檢驗還不完善，低農殘藥材質優卻不一定價高，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綠色農藥的使用。

4 政策與建議

4.1 促進集約型規模化藥材種植 藥材種植中的資金和技術門檻必然促使生產向實力雄厚的種植公司和專業大戶聚集，單體種植規模會越來越大。但許多生產大戶的田間管理和采收加工依然依靠傳統經驗和技術，屬于粗放式簡單復制以往生產方式。研究結果提示，通過集約型規模種植，才能真正提高藥農使用綠色農藥的意愿。因此，可以從選地、環境質量檢測和監測、人員技術培訓、種植采收、質量檢測、加工倉儲等多個環節入手，制訂和落實集約型生產的方法和措施，提高單位生產資料的產出值、提升產品附加值，從而達到增強藥農使用綠色農藥意愿的目的。

4.2 降低綠色農藥終端售價 在這里并不是建議政府部門通過行政干預手段強行限價或者降價，如果無利可圖，農藥生產廠家會減少甚至停止生產綠色農藥，這無益于解決問題。綠色農藥的價格同其他商品一樣，主要由成本決定，成本主要包括研發成本、生產成本、運輸成本、銷售成本、稅金等。可通過國家設立專門基金扶持綠色農藥新產品研發、綠色農藥銷售網絡給予財政補貼、運輸綠色農藥物資的車輛免收過路費、綠色農藥生產廠家免稅等方式，降低綠色農藥的成本，進而降低綠色農藥終端售價，促使更多藥農愿意使用綠色農藥。

4.3 加強綠色農藥特點的宣傳、促使藥農掌握全面的農藥信息 本研究表明藥農對綠色農藥防治效果的認知是愿意選擇與否的主要影響因素，也就是說藥農如果認為綠色農藥防治病蟲害效果好，則愿意使用的可能性就大，綠色農藥對人體危害小、低毒低殘留的特點卻沒有受到重視。但綠色農藥對某些病蟲害的作用并不比普通化學農藥強，且施用后見效較慢。這就很可能造成本來愿意使用綠色農藥的藥農真正實施使用行為后，回退到不愿意使用的狀態。為避免這類情況的發生，應加大宣傳，讓藥農掌握全面的農藥信息，了解普通農藥對環境的污染和對人體的傷害，熟悉綠色農藥安全低殘留的特點，使得藥農在抉擇生產方式時，能將環境和安全列入考量，這才能堅實穩步的推廣綠色農藥。

4.4 穩定中藥材價格體系 中藥材價格的頻繁波動，從長遠看，是綠色農藥推廣的障礙。藥材價格虛高時，藥農為保證產量，無暇顧及健康與環境的損害，因此不愿意使用綠色農藥。藥材價格暴跌時，種植藥材零利潤或者虧本，藥農不可能再加大投入來使用綠色農藥。近幾年來，中藥材的價格頻繁遭遇暴漲暴跌，三七價格屢創新高，太子參在兩年時間里創下17倍的漲幅，其他如人參、金銀花等一些藥材，也經歷過大幅漲跌的行情。這里面有異常天氣、突發疫情等原因，但經銷商囤積居奇、游資炒作和藥農盲目種植是造成中藥材價格坐過山車的主要原因。要穩定中藥材價格體系，可采取以下措施：建立中藥材收儲機制，以有效防范中藥材供應量短期減少的風險；建設中藥材交易電子信息平臺，及時各品種中藥材的種植面積、市場價格信息，避免藥農和經銷商跟風操作；建立中藥材期貨交易市場，促進市場流動性，以適度的期貨投機緩減價格波動；積極查處炒作中藥材的違法行為，嚴查炒作、囤積以及哄抬藥材價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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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Chinese medicinal herb growers′ willingness

to use green pesticides： evidence on Panax notoginseng production areas

in Wenshan， Yunnan province

QIAN Yun-xu1，2， YANG Yue1， ZHAO Wei3 ， CUI Xiu-ming2，4， BI Kai-shun1*

（1.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16， China；

2.Faculty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4.Wenshan Institute of Panax Notoginseng， Wenshan 663000， China）〖JZ）〗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is to apply a binary logistic model to analyze the major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Chinese medicinal herb growers′ willingness to use green pesticides by using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Wenshan， Yunnan Provinc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output per capita， average pesticide cost per mu， cognition of pesticide residues， expectations on Panax notoginseng prices， cognition of pesticides′ effect of pests control， cognition of P. notoginseng prices of low pesticide residues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growers′ willingness to use green pesticide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above， some proposals for enhancing Chinese medicinal herb growers′ willingness to use green pesticide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moving toward the intensive planting systems， fetching down the pieces of green pesticides， emphasizing and propagating the advantages of green pesticides， keeping the prices of Chinese medicinal herb running at steady rates.

影響生育率的因素范文6

［關鍵詞］出生率；人口政策；隨機區組試驗設計

［中圖分類號］C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8-0141-02

1 引 言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等各領域均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生育水平出現了由高至低的轉變,中國在過去30年里經歷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

國內外學者認為,把中國的生育率下降僅僅看做是由計劃生育所導致的結果,而低估或忽視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不妥當的。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人口學界對中國生育水平變動影響因素的研究更多地轉向社會經濟因素。宋瑞來論述了自發性人口轉變與誘導性人口轉變并分析了現代化進程對生育率轉變的重大作用；李建民分析了我國低生育率的經濟環境,指出20世紀90年代我國的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本文主要運用實驗設計方法,對包括經濟水平、人口遷移和教育因素在內的非計劃生育政策因素對我國出生率影響的顯著性進行定量分析,為我國科學合理地制定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據。

2 本文的變量和模型

人口生育是發生在一定社會文化結構上,要受到社會存在和各種社會條件、社會因素的制約和決定。因此,作為反映生育狀況指標的出生率也同樣要受到各種社會因素和條件的影響。本文運用隨機區組試驗設計方法分析經濟水平、人口遷移狀況、受教育程度等非計劃生育政策因素對出生率的影響。

2.1 經濟水平

世界總和生育率在過去的50年下降了接近50%,從1950―1955年的5.0下降到2005―2010年的2.55。在全球范圍內約有50%的國家和地區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造成這一根本現象的原因是經濟水平的提高。經濟因素以生產力的發展為契機,通過改變生育觀念而影響生育行為。一方面以全球市場化、城市化為標志的現代社會經濟發展,徹底改變了家庭傳統生育觀念,即以擴大及家庭規模和增加子女數來滿足經濟需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通過改變家庭在生育、撫養、教育子女各階段的社會制度環境改變其生育決策；另一方面,現代社會大生產的生產方式和專業化社會分工將過去農業社會微觀家庭中的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的緊密結合割斷,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現代思想為生育水平的下降奠定了文化基礎。同時,現代科技(避孕藥具和人工流產)的發展和傳播為家庭在生育和事業的選擇提供了便利的技術條件。

運用實驗設計單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將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指標,根據2008年中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出生率與人均可支配收入[ZW(]本文相關數據均摘自國家統計局《2008年統計年鑒》。的數據分析經濟水平對出生率的影響。在以下分析中,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為三個水平,即10000~12900元、12901~14200元、14200以上,部分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查表得,Fα（2，28）=2.5，F=5.11＞2.5,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對出生率影響顯著。

2.2 人口遷移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5 年全國1 %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已達1.47億人,其中的跨省流動人口4779 萬人。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中國掀起了史無前例的人口流動浪潮。國內外的研究表明,人口的流動狀態不利于生育子女,人口的遷移會促使生育率的降低,其作用因素有多種。像流動人口經常處在一個生活缺乏保障的不穩定狀態,時刻面臨失業、流動、無居所、無收入等多種風險,不利于生育子女。本文選取各地區住本鄉、鎮、街道半年以上,戶口在外鄉、鎮、街道人數占本地區總人數的比例作為衡量人口遷移的指標,將流動人口因素按各省市流動人口占各省市總人口的比重指標劃分為3個水平,依次為7.3%以上、4.9%~7.2%和4.8%以下。我國各省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城鄉二元結構特征也較為明顯,經濟社會發展在各省區間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生育水平的省區間差異。本文根據31個省市經濟水平的差異將其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區組進行試驗設計分析,具體劃分如表2所示[ZW(]東部、中部和西部劃分依據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編著《2006中國人口》中的劃分標準。,部分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結果顯示,因素A即流動人口因素在0.1顯著性水平下F值為6.6大于臨界值,表明流動人口因素對出生率影響顯著。

2.3 受教育程度

社會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對生育水平變化影響顯著。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不同受教育群體的生育水平差別較大,并且隨著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該群體的生育率越低。其中,研究生學歷群體平均每個婦女活產子女數最低,為0.44個；掃盲班群體平均每個婦女活產子女數最高,為2.33個；大學本科和高中學歷群體平均每個婦女活產子女數分別為0.45個和0.87個。

隨著家庭成員受教育水平的逐漸提高,一方面,其文化理念逐漸轉變,所受傳統生育觀念的束縛變少。在現代快節奏的生活方式及高度的生活壓力下,養育子女時間集約度和機會成本較高；另一方面,在高速發展的現代經濟環境下,生產方式逐漸向資金、科學技術密集型轉變。對勞動力的數量需求減少,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提高，這就決定了未來子女的就業競爭激烈。對自身素質要求較高,加大了家庭培養子女的成本,對生育水平起到了較大的抑制作用。

以各省市大專以上學歷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作為衡量教育因素指標,將其劃分為三個水平,依次為7.45%以上、5.5%~7.44%和5.49%以下。各省市區組劃分仍然依據表1,部分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結果顯示,因素A即受教育程度因素在0.1顯著性水平下F值為30.65遠大于臨界值,表明受教育程度因素對出生率影響顯著。

3 結果分析

以上實驗設計分析結果表明,經濟水平、流動人口因素及受教育程度等非計劃生育政策對出生率的影響顯著。把中國的生育率下降僅僅看做是由計劃生育所導致的結果,而低估或忽視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不符合實際的。國家在調整人口生育政策時,要充分考慮社會經濟因素等非計劃生育政策因素對生育水平的影響。過去決定生育政策時強調“降低”生育率,現在把握好“度”更為重要,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出生率呈下降趨勢,我們一方面要保持經濟快速平穩發展,防止出生率倒退到以前的超高水平；另一方面也要積極改革現行的生育政策,針對遷移人群及高等教育人群制定一系列政策,將其生育率穩定在合理的水平,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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