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非遺傳承人的重要性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非遺傳承人的重要性范文1

摘要:

少數民族曲藝是中華文化藝術寶庫中的一大瑰寶，不僅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而且具有彌足珍貴的歷史價值，其保護和傳承對于維護中華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具有重要作用。2006～2015年間，我國對少數民族曲藝的保護做出了一些努力，建立了四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保護體系，出版了大量的學術研究成果，舉辦了多屆全國少數民族曲藝展演活動。然而，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和不足之處，如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少數民族類曲藝項目偏少且集中于部分少數民族、傳承人面臨年齡老化后繼無人且男女比例差別大、演藝團體匱乏、觀眾群體少等。在今后少數民族曲藝的發展中，應該進一步加強對曲藝項目的挖掘、申報與管理，出臺措施提高傳承人的文化自覺，合理利用生產性保護及數字化保護，促進少數民族曲藝非遺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關鍵詞:

少數民族曲藝;非遺名錄;傳承人

曲藝是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類別之一。曲藝是中華民族民間說唱藝術的總稱，是一種以“說唱”為表現形式來敘述故事的表演藝術形式。我國是擁有56個民族的大家庭，55個少數民族同樣也創造了屬于其民族的獨特曲藝藝術形式。保護和傳承少數民族曲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豐富和完善我國的曲藝藝術寶庫具有重要意義。

一、保護和傳承少數民族曲藝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少數民族曲藝承載了少數民族的獨特藝術魅力，是中華傳統文化的藝術瑰寶，不僅豐富了我國的曲藝藝術素材，而且記載了我國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具有重要的藝術文化價值和歷史文化價值。因此，保護和傳承少數民族曲藝藝術，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及現實意義。

(一)少數民族曲藝具有獨特的藝術文化價值

曲藝，又稱“說唱”藝術，是我國眾多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一大瑰寶。曲藝主要依靠“說唱”這種形式來敘述故事，簡練而生動，為人們喜聞樂見。少數民族曲藝最大的特點就在于它的民族性，最鮮明的藝術特征也在于它的民族性。少數民族曲藝主要流布于少數民族地區并且采用民族語言(方言)或多種語言(方言)來“說唱”故事，這也是與漢族曲藝藝術最主要的區別。有些少數民族曲藝曲目在語言上體現了鮮明的交融性，即在說唱表演中融匯了漢語及民族語或方言。比如以滿族為主創造的“子弟書”便有采用滿語、漢語交叉表演的歷史。現今，在漢蒙雜居地區仍有“烏力格爾”蒙古族藝人可以同時夾雜漢語進行表演。在塑造說唱故事的主人公上，對于同樣一個英雄人物在不同民族都打上了各個民族的鮮明文化烙印，體現了各民族曲藝文化的相互貫通與交流。比如武松這一人物形象是漢族曲種中的鮮明形象，然而這一人物形象不僅在藏族的《格薩爾王傳》說唱故事中有所反映，而且在蒙古族的“烏力格爾”說唱故事中也有體現。

(二)少數民族曲藝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

少數民族曲藝的另一重要文化價值在于它的歷史研究價值。曲藝主要依靠藝人的口頭說唱來傳承，少數民族曲藝同樣也是依靠口頭說唱這種形式來傳承。少數民族曲藝的這種傳承方式使其保留了較多的曲藝藝術的原始形態，也為少數民族曲藝的歷史演變提供了可資觀照的范本，因此少數民族曲藝也被稱作研究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活化石”，具有較高的歷史研究價值。比如被稱為少數民族三大英雄史詩的《格薩爾王傳》、《江格爾》、《瑪納斯》，即通過藏族(“嶺仲”)、蒙古族(“陶力”)及柯爾克孜族(“柯爾克孜達斯坦”)這三個少數民族曲藝藝人的不同說唱形式傳承下來，成為記載少數民族歷史的重要形式。各少數民族的歷史記憶通過少數民族曲藝藝人的加工創造得以長久地保留下來，填補了沒有文獻記載時期的歷史空白，成為研究少數民族曲藝史及少數民族發展史的重要歷史參照范本。

二、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名錄保護與傳承人傳承現狀

(一)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名錄保護現狀

2006～2015年間，國務院分別于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公布了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本課題組認定少數民族曲藝項目主要依據:一是以少數民族名稱命名的曲藝項目，如達斡爾族烏欽、傣族章哈等;二是曲藝項目中未提及民族而所屬民族明確的曲藝項目，如烏力格爾、好來寶等;三是為漢族及多個少數民族共有的綜合性曲藝項目，如新疆曲子，為漢、回、錫伯等民族所共有，也視為少數民族曲藝項目。根據本課題的認定方法，四批國家級非遺名錄中少數民族曲藝項目共計21項，其中正式名錄中17項，擴展名錄中1項。

1．國家級曲藝類非遺項目數量整體呈下降趨勢

從已公布的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及擴展名錄中可以看出，我國少數民族曲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整體呈下降趨勢。

2．各少數民族非遺項目數量分配相對均勻

在已公布的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及擴展名錄中，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項目在各主要少數民族中分布相對均勻。

3．非遺項目分布省份集中在民族地區

在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及擴展名錄中，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項目所在省份多為民族地區。

(二)少數民族曲藝傳承人傳承現狀

傳承人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傳承者，而少數民族曲藝傳承人則是少數民族曲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傳習者和承載者。2006～2015年間，目前共有24位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傳承人。

1．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傳承人數量及所占比重呈下降趨勢

根據文化部已公示的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名單統計結果顯示，少數民族曲藝類傳承人在經歷了從無到有后，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見表2)同時，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傳承人所占當前批次曲藝類非遺傳承人的比重也呈現出先升后降的趨勢。

2．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傳承人老齡化且性別差距較大

根據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傳承人大部分年齡偏大。總體來看，在四批國家級非遺傳承人中，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傳承人1920后共計2人，1930后共計7人，1940后共計7人，1950后共計4人，1960后共計4人。且在這四批國家級非遺傳承人中，第二批少數民族曲藝非遺傳承人中，男性占絕大多數，而在第三批和第四批中，女性占多數，并且呈現上升趨勢。

3．少數民族傳承人傳承的并非都是少數民族非遺項目

一般來說，漢族傳承人傳承漢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少數民族傳承人傳承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然而，這種情況也并非絕對。在數據統計中顯示，有4位少數民族傳承人對應的傳承項目為相聲、北京評書、四川揚琴，而這三個非遺項目為漢族曲藝項目，這樣就出現了傳承人所屬民族與少數民族曲藝項目不對應的特殊情況。

三、少數民族曲藝在傳承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2006年至2015年以來，我國少數民族曲藝在傳承中不斷地繁榮發展，取得了諸多成就。如四級曲藝類非遺名錄體系建立、各類曲藝類學術研究成果豐富、全國少數民族曲藝展演活動開展、曲藝院校及專業逐漸建立，這些曲藝保護及傳承工作都促進了少數民族曲藝的繁榮發展等。少數民族曲藝的保護及傳承工作盡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傳承與發展中仍然面臨著一些困境和問題亟需解決，而探尋出合理傳承與保護少數民族曲藝文化發展的路徑成了本課題研究的關鍵點。

1．名錄中少數民族曲藝項目少、分布民族不均

目前看來，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評選及認定是對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一種重要方式。據統計，在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及擴展名錄中，少數民族曲藝項目僅占21項。綜合看來，少數民族曲藝項目在十大項目分類中所占的整體比重較小，在當批次曲藝項目中所占的比例也比較小。而且，每批次的項目數量呈現整體下降的趨勢，擴展項目只有第一批擴展名錄中有曲藝項目。在民族的分布上，全國55個少數民族只有蒙古族、達斡爾族、赫哲族、鄂倫春族、傣族、哈薩克族、布依族、土家族、苗族、朝鮮族等12個少數民族有國家級曲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造成問題的原因值得我們深入探究:一是其他少數民族根本就沒有更多的曲藝項目;二是其他少數民族也存在著不少比較有特色的曲藝項目，但當地人缺乏保護及開發意識而未申報;三是當地政府及人們重視項目的申報，而沒有重視項目申報的方式方法最終導致申報失敗。這三種原因中，第一種原因存在的可能性較小，另外兩種原因存在的可能性較大。

2．傳承人老齡化嚴重、男女比例差別大

根據項目組統計的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名單(表2)結果顯示，在這24位少數民族曲藝傳承人中，1920年、1930年以后出生的老年人占多數，中年人只有7人，青年人則沒有。顯然，少數民族曲藝非遺項目傳承人正面臨老齡化嚴重、后繼乏人的困境，嚴重制約了少數民族曲藝項目的傳承和發揚。就傳承人性別來看，每一批次中男女性別比差別都比較大。這種結果可能受到了跟某些地區或民族“傳男不傳女、傳女不外嫁”的傳統觀念的約束。

3．演藝團體匱乏制約曲藝的創新傳承

目前，國內曲藝演藝團體并不少，如合肥演藝公司曲藝團、無錫市演藝集團有限公司曲藝團、自貢市歌舞曲藝演藝有限責任公司、重慶演藝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曲藝分公司、濟南明湖居演藝有限公司等等，然而專門的少數民族曲藝演藝團體卻很少。內蒙古民族曲藝團是少數民族曲藝團的重要代表，主要表演蒙古族特色曲藝項目，為邊疆地區、國內其他地區乃至國際上演繹了淳樸的民族風情，然而像這樣的團體目前還比較少。少數民族曲藝項目屬于表演性非常強的項目，而演藝團(公司)的匱乏嚴重制約著少數民族曲藝在本地區乃至全國的創新傳承。

4．觀眾群體少制約曲藝演出市場的擴展

當代社會，娛樂方式多種多樣、豐富多彩，觀眾大多選擇去看電視、看電影、看演唱會、玩游戲、K歌等方式來緩解壓力，而很少有觀眾能靜下心來去演藝場館觀看曲藝節目演出。就是在民族地區，人們更多的選擇是接觸現代化的一些娛樂方式而不是去觀看少數民族曲藝的表演。快餐式的娛樂方式比起傳統曲藝表演對當代人們有著更多的吸引力。再者，少數民族曲藝多數是使用民族語言或方言來演唱，城市中的年輕人更是難以理解，這也影響了少數民族曲藝的演出市場。

四、促進少數民族曲藝繁榮發展的主要路徑

1．各地區及民族應加強對非遺項目的申報與管理

如前所述，少數民族曲藝項目數量在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所占的比重較小，曲藝項目在55個少數民族中分布不均。因此，少數民族聚居的各地區、各民族應該對本民族曲藝類非遺項目的申報引起高度的重視。首先，增強對優秀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項目的保護意識。其次，積極向縣、市、省、國家申報本民族本地區的優秀曲藝項目。在申報名錄項目的同時，不管是單個項目申報還是多項目“捆綁”申報，都要注意保存少數民族曲藝項目的文化生態完整性，不能出現為求申報而破壞其完整性的情況。最后，加強對入選非遺名錄項目的管理。對于那些已經入圍非遺名錄的曲藝項目，相關主管部門應加強對曲藝項目保護、傳承的監督與管理，切實保障曲藝項目的可持續發展。

2．提高傳承人的文化自覺并積極培養傳習生

以前少數民族曲藝的傳承方式大多為家傳或師傳，學得一技之長作為謀生的手段。而現代社會經濟快速發展，謀生之路多樣，很多得到家傳或師傳的傳習人不愿意繼續從事曲藝表演而另尋出路，更不愿意繼續往下一代傳授。為了能使優秀的少數民族曲藝項目繼續發揚光大，相關部門或單位應該做好傳承者的思想工作，使之意識到曲藝傳承的重要性，提高他們的文化自覺。其一，各級政府部門定期組織少數民族曲藝傳承人的研修培訓。在培訓過程中，不僅要講授少數民族曲藝文化的重要性，提高他們的文化自覺，而且還應傳授現代教育思想，打破傳承人的男女性別偏見。其二，各相關院校積極與傳承人配合，積極培養傳習生。目前，已有部分高等院校開設了曲藝專業，也有一些中小學將曲藝引進了課堂，這樣能更好地培養新一代的傳習生，使年青一代更好的將少數民族曲藝傳承下去。

3．加強對少數民族曲藝的生產性保護

所謂少數民族曲藝生產性保護，即在保持少數民族曲藝非遺的整體性、原生性、傳承性的前提下，通過借助生產、銷售等手段從而將曲藝文化資源轉化為曲藝文化產品的一種保護方式。文化部部長也提倡“深化生產性保護”，認為生產性保護符合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規律①①。曲藝本身是一種“說唱”藝術，表演性很強，加之少數民族曲藝帶有的民族風情、民族特色，少數民族曲藝走向演藝市場對于少數民族曲藝文化的傳承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少數民族曲藝文化資源在轉化為文化產品，走向演藝市場的同時，一定要注重保持少數民族曲藝本身的原真性與整體性，注重傳統曲藝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有機結合，不能一味地為了追求市場效益而使之“變味”。

4．合理數字化保護擴大演藝市場的觀眾面

非遺傳承人的重要性范文2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開發和利用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城市化的迅速演進，在市場經濟和外來文化的沖擊下，貴定縣的布依、苗族文化由于受到強勢文化和現代城市文化的影響，加之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導致不少布、苗傳統文化漸漸失去生存環境，漸行漸遠，許多非遺老藝人也漸漸退出歷史舞臺，年輕人傳承意識淡漠，布、苗傳統文化出現了斷層。盡管有的已經進入了國家級非遺名錄、省級非遺名錄，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提升和保護，至今仍游離于地理標志和品牌商標保護之外，直接影響其知名度和“身價”的提升，尚未成為知識產權等法律認可的“知名品牌”。

1 貴定具有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地處苗嶺北坡、黔中腹地的貴定縣，屬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全縣近三十萬的人口中，聚集在此的布依族、苗族、水族、侗族、壯族、仡佬族、土家族等二十多個少數民族人口占約占了總人口數的一半。而貴定世世代代友好相處的各族兒女經過千百年的文化往來、文化沉積、文化融合，在歡慶豐收、慶賀太平、祈福納財、歡呼盛世之時，都喜好用載歌載舞的方式表達情感。

貴定縣布依族、苗族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以及長期的民族習俗和傳統文化的歷史積淀造就了許多耳熟能詳的特色文化品牌——既有首批國家級非遺代表名錄苗族《鼓龍鼓虎-長衫龍》，被列為第四類民間舞蹈，屬4l項民間舞蹈之一，排列序號為126Ⅲ-23苗族蘆笙舞；省級非遺代表名錄海葩苗《蘆笙長鼓舞》；《益肝草》；布依山歌《九板十三腔十八調》；州級非遺代表名錄《月子湯》；《引思鼓》等，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是貴定縣布依族、苗族厚重人文和燦爛歷史的經典之作，是不可多得的民族瑰寶，它已經不僅僅是一張張文化名片，更是一種民族精神，一個文化品牌。

2 傳承與保護措施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貴定縣布、苗傳統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筆者認為仍應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挖掘搶救為主，傳承保護并重”的原則，從以下幾方面抓好和抓實管理工作：

2.1深化改革，轉變職能

優先考慮列入非遺名錄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將其傳承保護納入財政預算，設立專項資金為非遺相關部門抓好此項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質保證。同時要制定吸納社會資金的優惠政策和措施，逐步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投入機制，采取政府投入一點，部門支持一點，社會募捐一點，企業捐贈一點的方式，多渠道籌集資金，設立非遺傳承保護基金，大力扶持非遺文化產業，對非遺進行開發，在開發中加以保護。

2.2繼續對布依、苗族傳統文化的普查

全面了解、掌握全縣布依、苗族文化資源的種類數量、分布狀況和生存環境。通過實地調查，深入挖掘，運用文字、錄音、錄像以及實物展示等方式，對新發現的非遺名錄或過去的名錄拾遺補缺都進行全面、真實的記錄，細心整理，鑒別真偽，同時加強對非遺知識產權的保護，建立檔案數據庫。

2.3采取多種方式，加大宣傳力度

切實提高對非遺的傳承保護意識，充分認識其重要性和緊迫性，形成以主管部門為主，相關部門、社會組織各司其職，密切配合，齊抓共管的格局。采取政府主導，專家學者、群眾參與的方式，切實有效地開展工作，通過建立貴定特色非遺精品網站、廣播電視對外宣傳及把非遺工作納入目標考核體系等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對非遺的保護、傳承意識。

2.4加強非遺人才隊伍建設

制定落實好非遺教育的整體規劃，大力培訓非遺專業人才隊伍，提供必要經費，創造必要的工作生活條件，開展形式多樣、生動活潑、內容豐富的非遺活動，促進對外交流。另一方面積極引進專業人才，強化工作力量，建立一支高素質具有實干精神的專業隊伍，充分利用貴定師院的人才優勢和科研優勢，努力培養文化專業人才，讓更多的人走進非遺工作。其三大力推進非遺名錄進校園工作，把非遺名錄作為貴定地區學生素質教育的主要內容之一，納入教學計劃安排，編寫鄉土教材，培訓師資，通過學校教育保障非遺名錄的傳承和發展，提高布依、苗族特別是廣大青少年的文化自覺意識。其四是加強非遺傳承人的申報評定工作，建立非遺傳承人名錄體系，對傳承人制定具體保護措施，為授予榮譽稱號，給民間藝人的生活補貼等，進一步掀起尊重和愛護非遺人才的熱潮，使非遺傳承和發展后繼有人，興旺發達。

2.5加大對“非遺”的開發和利用

發掘一個民族文化品牌不易，要使它發揚光大，長盛不衰，造福桑梓更難，如“云霧系列貢茶”、“益肝草”等，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用發展的眼光，改革的思路，創新的思維，市場的觀念去應對工作的挑戰，去探索新的機制，使這些非遺文化品牌的發掘和保護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規范化的軌道。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民族文化產業技術創新體系，引導和支持創新要素向這些非遺企業聚集，促進科學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與此同時對布依山歌《九板十三腔十八調》、《鼓龍鼓虎-長衫龍》等非遺品牌，則應與旅游精品景點（如“金海雪山”）的深度開發相結合，依托旅游市場帶動演藝產業的發展，并積極開發以旅游者為主要消費對象的非遺民間工藝品、紀念品，逐步壯大非遺民間工藝品加工業，努力增加“非遺”在旅游業中的作用，使非遺文化品牌優勢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增長點，以此帶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發展，促進民族文化事業的繁榮。

3 小結

總之，為了能保護好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貴定縣應健全組織機構，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或者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組等，同時，還不斷的加強資金政策扶持，設立非遺保護專項資金，各區鎮也安排專門的保護經費并制定保護規劃。

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各種文化現象、藝術模式空前地交織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影響、相互借鑒的氛圍。

參考文獻：

[1]王元.論跨文化傳播視野下的中國文化振興[J].攀登.2013（03）

非遺傳承人的重要性范文3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政府；職能作用

[DOI]10.13939/ki.zgsc.2016.24.200

在剛剛結束的2016年的“兩會”上，中央新的五年計劃，簡稱“十三五”規劃。主要闡明國家戰略意圖，明確政府工作重點，為未來中國社會的發展描繪了宏偉藍圖，是政府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責的重要依據。在規劃中的第67章第3節中則提出“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振興傳統工藝，傳承發展傳統戲曲。發展民族民間文化，扶持民間文化社團組織發展。”由此可見中央對國家非遺保護工作的重視。

近年來，非遺保護備受各級政府的重視，相關發展和保護的法律法規相繼出臺，體現出從政府高層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保護的決心。2014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意見》明確指出要充分認識非遺保護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提出非遺保護工作要“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明確職責，形成合力”。

非遺保護的核心就是傳統技藝的繼承與創新問題，一方面，傳統的手工技藝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由我們的先祖一代代傳承下來，它代表著我們過去文化的輝煌，如今許多的技術的發展，都是吸取了過去技藝的精華和經驗，而且需要繼續傳承下去；另一方面，這些傳統手工技藝需要根據當代的現實需要，找準自己的定位，尋找它在當代社會發展的生存環境。而隨著中央政策的出臺，我國非遺的保護工作將會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1 政府應積極制定非遺相關的保護政策，從“物”到“人”創建一系列的制度保障

1.1 “非遺”保護政策的制定

首先要建設非遺保護的保障機制，保障機制是從外部環境上給予保護提供支持和保障，其中要有法律、行政、經濟和教育科研幾方面機制的合力。其中法律機制是所有制度的根本保障，教育科研機制是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石。目前在我國對非遺的立法還不完善，在這種情況下，行政機制就要起到主導作用，可以建立高效的領導機制，由文化局主導同時協同相關部門，如發改委、教育局、財政局、建設局、旅游局、文物局、宗教部門和高校等建立非遺保護聯席會議制度。一方面，要繼續健全法律法規制度，使其在法律的框架下進行非遺的保護；另一方面，政府相關部門也要為非遺的保護開發規劃方向，要有總體的目標和思路。

1.2 建立傳承人培訓基地

基地建設主要采取建立傳承人培訓中心，招收待業、失業、大學生、民間藝人等，培養、培訓他們廣泛深入地掌握非遺的內涵、特征和價值等，使他們從知識和技能上能夠準確勝任。例如，2012年蘭州首家傳承人培訓基地在蘭州商學院成立，基地建設首先建立搶救性、保護性傳承人培訓基地。這對于在遵循“原真性”原則下搶救、保護、發揚蘭州非物質文化遺產尤為重要。

1.3 建立非遺傳承人保護制度

當今我國的非遺傳承人正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非遺傳承人的老齡化，使得許多非遺項目都面臨后繼無人，處于幾近失傳的狀態。早在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其中就強調了對傳承人的保護問題。在公約中對“保護”的定義及其相關措施規定：“保護”指采取措施，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命力，包括這種遺產各個方面的確認、立檔、研究、保存、防護、宣傳、弘揚、承傳（主要通過正規和非正規教育）和振興。

這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公約，界定了政府和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必須在保護工作中發揮其應有的職能和作用。從這個角度來看，政府可以通過制定相應的保護制度，從而使非遺得到有效的保護；政府也可以制定出臺相關辦法措施，對傳承人的認定、管理、權利和義務作出明確規定，并給予傳承人一定數額的補助經費。

1.4 保護非遺要注意其本真性的文化內涵

世界遺產委員會明確規定“真實性”是檢驗非遺的一條重要原則，“真實性”即“本真性”或“原真性”，指對非遺進行記錄、建檔、傳承和傳播中要尊重其歷史原貌，否則就是對“非遺”文化的一種破壞。因此我國對非遺保護提出“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繼承發展”的發展方針。

“非遺”最大的魅力在于蘊含其中的歷史和文化內涵，如“非遺”中的手工技藝制作則凝聚匠人的感情，通過這一傳承下來的技藝，實現了現代人對于先祖文化和感情的交流與溝通，這也是聯合國提倡保護非遺的初衷。在保護中要杜絕一些地方政府只是一味地追求產品帶來的經濟效益，不計方式的大肆開發非遺產品，以滿足人們強烈的物質欲望。這些行為完全忽視了對非遺核心技藝和文化內涵的認識，忽略了非遺的手工藝生產實踐環節，從而也喪失了非遺產品所特有的民族文化內涵和藝術價值。

2 培養人才，建立人才梯隊政策

政府層面要積極構建科研機構和大學、中學、小學非遺教育科研機制，將非遺編入現在的教材中，推動本地的非遺的研究，為開發和保護提供理論指導。

對于人才而言，由于政策的制定而創造出良性的環境才是對人才具有感召力和吸引力，是吸引和培養人才資源最重要的條件。只有通過完善人才培養機制，強化政府對實用性人才，特別是非遺產業領軍人才成長的幫助和扶持，為他們創造出一個寬松、優越、充滿良性競爭活力的良好社會氛圍，才可以真正建立起人才發展環境。

2.1 要與地方高校合作培養非遺產業的人才

地方政府要注意加強頂層設計，圍繞“非遺產業”這一新興產業發展，健全創新培養培訓制度和方式。地方政府可以統籌人才的培養規模，爭取與地方高校相結合，協調運用高等教育、職業培訓等途徑，由地方高校協助制定完善人才培養方案，合力構筑非遺產業人才的多級培養體系。讓學生通過系統的專業學習，較為全面地掌握非遺的核心內容及其相關內容，為國家和地方政府部門實施非遺保護工程提供有用的人才。

2.2 提供非遺人才的發展平臺和提升空間

地方政府要建立適合非遺產業人才繼續教育的制度，給他們創造事業發展的平臺和空間，圍繞非遺產業領域的相關綜合知識、與此相關的新技術實踐，同時開展系統性相關專業知識的職業培訓。

地方政府還可以在許多地方建立幫陪模式，將其他地區已經成功或成果斐然的非遺產業發展成領軍型人物，作為本地的首席專家或特聘研究員，對基層的非遺產業人員進行專業的指導。

地方政府還要積極拓寬非遺產業人才培訓交流渠道，有交流才會有思想的碰撞，靈感突現；還可以組織舉辦相關項目的高層次產業人才研修班，為人才的成長建立并保持長期的溝通交流、互學互促的平臺；多承辦大型的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和論壇，組織人才群體多參加國際會議，借鑒他國對于非遺產業的發展和保護的經驗和方法，為本地區的非遺產業發展提供新思路。

3 要為促進非遺相關產業的發展出謀劃策

3.1 吸引社會資源保護非遺

政府層面可以協調政府和各種社會力量，通過一系列相關的激勵政策吸引社會上的企業家和愛國愛鄉的華僑、海外人士等參與到非遺保護事業中來，與政府形成合力。加之政府可以構建相應的投資機制和開發獲利后的利益分配機制，堅持“誰投資、誰收益”的原則，而且要明確從中收益的部分要相應回報到非遺的保護事業中來，從而可以擴大從事非遺保護的隊伍，對于一些表現突出的企業給予榮譽稱號，使得企業自身提升自己的社會責任感。

3.2 鼓勵和激勵非遺產業的轉型發展

政府要注重非遺產業的發展，鼓勵非遺產業對原有的技藝等進行創新性的研發，大力提倡利用“互聯網+非遺”模式建立網絡銷售模式，將非遺產品推向全國。

注重發揮西部非遺的地域特色的優勢，積極借助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良機，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在確保本質不被破壞的前提下，將非遺文化注入當地的旅游開發中，對其進行創新性的設計與包裝，把其同旅游開發活動相結合，使本土非物質文化遺產更好地被傳承和保護。

提高當地非遺的文化資源的吸引力，將其文化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在旅游商品的設計上，將非遺的文化元素融入到旅游商品中，開發簡便、精美的旅游紀念品。在保留傳統非遺產品生產方式的同時，設計研發一些具有時代感和現代氣息的產品，吸引旅游者進行消費，使地方非遺這一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生產力，從而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應。

4 在“非遺”保護中傳播中國文化的精髓

近些年來，由于受西方現代文明的沖擊和中國教育考試制度的指揮棒下，使得許多青少年對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毫無興趣，感覺學來無用，甚至對本民族的文化產生一種歧視心理，這給高校傳承非遺增加了不少難度。

相關政府部門，尤其是教育部門一定要重視這一情況的出現，要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全方位教育傳承得以實現，包括高等中等小學及幼兒教育、社會和黨校的干部教育都參與進來。針對大、中、小學校設置相應的課程，尤其在國家九年義務教育的推廣中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認知，加強文化基因認知的自覺，注重民族文化的啟蒙教育。

“非遺”保護與學校聯結，讓學校的教育功能為其所用，并同時為傳習班等非正規教育提供平臺，試圖以此解決非遺的傳承問題。與現代的教育教學體制銜接，是增加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效率的機制。通過學校教學改革，在全面提高學生的文化藝術素養的同時也傳承民間文化，使他們有更多的機會成為新一代的文化傳承人。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提高學生對于學習本民族文化的興趣和樹立民族文化認知的自信心，通過大眾普及教育激發民族自豪感，為開發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培養后備人才。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發展的見證，在其中蘊含著我們民族國家的靈魂，保護好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要依靠政府層面相關部門的制度的制定和保護，還要集合各方的力量來支持這項偉大的保護工程，不僅要從制度制定上，更要從教育方式上開展保護工作。

參考文獻：

非遺傳承人的重要性范文4

【關鍵詞】時代脈絡；保護措施；發展傳承

一、 靈武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性

靈武是寧夏的文化名城，歷史遺存十分豐厚。但值得強調的是，這里不僅僅包括以水洞溝遺址、明長城、恐龍、高廟、東塔、馬鞍山為代表的一批古建筑，古遺址等，更包括一代代傳承下來的大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比如，馬氏口弦、羊羔酒、城隍出府、牛記中草藥水丸王天貴剪紙、王天貴烙畫、靈武民歌、長棗栽培技藝等，和物質文化遺產一樣，非物質義化遺產也代表了城市的縱深記憶，一座留有太多記憶空白的城市是沒有多少立體美感可言的。文物和古建筑的歷史呈現給我們更多的是靜止與凝固的一面，非物質文化遺產里的歷史才顯的動感十足。民俗也好，民間藝術或者民間傳統手工藝也罷，它們都承載著前人的情感、指紋與氣息，從不同的角度豐富了歷史的容顏。難以想象，如果沒有非遺的參與，僅僅憑借幾件出土文物與歷史建筑的斷壁殘垣，我們如何真正進入歷史的深處？

但是，與有形的文化遺產相比，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可能來得更迫切，因為它看不見，摸不著，往往更易為人所忽略而悄無聲息地淹沒。物質文化遺產更注意的是物，而非物質文化遺產更注意的則是技能、技術、知識、風俗的傳承，始終以人為主線。所以，如果說，對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往往可以將其放進博物館的玻璃柜子了事，對非遺的保護，必須使之接上現代生活的地氣，與現代生活進行更廣泛的連接，才能獲得源源不斷的生命力，這方面靈武積累了一些成功的經驗。

“我的理想是社會的文明。所謂民族復興，實質是文明的復興，社會的最終理想是高度文明的社會。社會應該這樣，有文明準則，有文明底線，人人都文明自律。人有人性、有欲望、有獸性的部分，但得自律，要克制自己。”

二、靈武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措施

靈武市是自治區歷史文化名城，歷史底蘊深厚，有著眾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為了更好的保護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市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

1.立法保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

2.名錄保護。

建立國家、自治區、銀川市、靈武市四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體系，這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手段和途徑。

2006年、2008年和2011年，國務院先后批準公布了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截至2014年，靈武市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1項；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4項，銀川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14項，靈武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17項。國家、自治區、銀川市級、靈武市級四級名錄體系初步形成。

3.數據庫保護。

建立數據庫，通過文字、照片、錄音、錄像等手段使“活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物質形態化并對其進行有效保存。

4.傳承人保護。

非物質文化遺產依賴于人類通過口傳心授而世代相傳。它是一種無形的、活態流變的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存在在人的身上。它是以人為載體的活著的文化遺產。人，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點和核心。

2014年，自治區財政部專門設立了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傳習活動經費，資助每位國家級傳承人每年1萬元傳習經費，支持他們開展傳承活動。銀川市政府對靈州唐氏羊羔酒釀造技藝傳承基地獎勵10000元、靈武市回中馬氏口弦傳承基地獎勵10000元；靈武丹碧園農林牧有限責任公司長紅棗栽培技藝傳承基地獎勵10000元；靈武市牛記藥店牛記中草藥水丸制作技藝傳承點獎勵5000元；傳承人《道教音樂》顧振民、《羊羔酒釀造技藝》唐震、《回族阿文書法》楊正東各獎1000元；靈武市政府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人獎勵工作補貼10000元，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人工作補貼8000元；銀川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人獎勵工作補貼5000元；靈武市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人級獎勵工作補貼3000元；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基地獎勵20000元。要使非物質文化遺產長久存在下去，必須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開展傳承。

5.搶救性保護。

遵循搶救第一的原則，對瀕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和年老體弱的代表性傳承人采取搶救性保護措施，通過數字化信息采集記錄，使瀕危的項目和代表性傳承人掌握的豐富知識和精湛技藝轉化為有形的信息形式，為后人留下珍貴的文化基因。

6.場館式保護。

靈武市建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展示基地和展示館12個，回族民間器樂口弦保護示范點；靈武市唐氏羊羔酒釀造技藝傳承基地；靈武市丹碧園農林牧有限公司長紅棗栽培技藝傳承基地；靈武回中馬氏口弦制作傳承基地；靈武牛記大藥店牛記中草藥水丸制作傳承點；回族阿文書法傳承基地；銀川天貴民間文化藝術發展有限公司蘭亭書畫院；馬氏口弦制作傳承展示館；靈武市郝家橋鎮關渠清真大寺傳承基地；靈武市郝家橋鎮王家嘴村舞獅傳承基地；靈武市梧桐樹鄉沙壩頭王喜喜社火傳承基地；靈武市涇靈新村民間秦腔傳承基地。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集收藏、研究、傳習、展示于一體，成為非遺傳承的重要基地。

7.生產性保護。

對傳統美術、傳統技藝、傳統醫藥炮制和飲食文化類非遺項目進行合理的生產、開發，增強自身造血機能，促進傳統技藝的傳承利用和發展。2014年，靈武市大唐食品研究所對唐氏羊羔酒釀酒技藝傳承基地；牛記藥店對牛記中草藥水丸制作技藝；靈武市丹碧園農林牧有限公司對靈武市丹碧園農林牧有限公司長紅棗栽培技藝傳承基地進行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樹立了一批生產性保護的成功典型。

“非遺進校園”、對外宣傳展示

對馬氏口弦、唐氏羊羔酒制作技藝、馬鞍山甘露寺佛教音樂、長棗栽培技藝、牛記中草藥水丸制作技藝、王天貴剪紙、宣紙烙畫、鐵皮畫、城隍出府等重點項目進行挖掘整理，并拍攝了專題片。將第一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匯編成冊，等待出書，這樣使更多人能夠更深入詳細的了解靈武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廣泛開展“文化遺產日”“非遺專題講座”“非遺進校園”“非遺進社區” “非遺進機關”“非遺圖片展”等系列宣傳活動，相繼走進靈武回中、靈武二中、銀川六中、銀川回中、興慶回民一小等，傳授馬氏口弦技藝，大力宣傳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意義，普及文化遺產保護知識，使數萬名師生與非物質文化遺產親密接觸。組織非遺傳承人參加全國少數民族自治區城市市長聯系會；參加上海世界博覽會；參加海峽兩岸博覽會；參加北京創意博覽會；參加中國 銀川第二屆鎮北堡西部影城西北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會；參加北京民族文化宮參加中國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展周活動等，均受到好評。

三、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應當履行下列義務

1.開展傳承活動，培養后繼人才。

2.妥善保存相關的實物、資料。

3.配合文化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

4.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益性宣傳。

認定和命名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是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保障。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是文化“活化石”，是國寶。

被命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是一種巨大的榮譽，同時，也是一種重大的責任。

傳承人享受著國家在資金、場地、開展活動等方面的資助和支持，也承擔著相應的義務。其最重要和最關鍵的義務就是采取收徒、辦學等方式，開展傳承工作，無保留地傳授技藝，培養后繼人才。

有些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屬于個體性項目，如剪紙、刺繡、烙畫、羊羔酒，這些項目通過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傳授即可實現傳承。而有些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屬于群體性項目，如舞獅、社火、城隍出府，則需要通過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傳授才可以實現傳承。

顯然，群體性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傳承比個體性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傳承要難得多。

總之，在當前城鎮化進程中我們強調主動的堅守，需要毅力耐心更需要智慧，政府、學者和民間各有角色。政府在制定搬遷、復建規劃時，應首先考慮非遺保護規劃，使其融入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總體規劃，并居核心地位。同時，以建設鄉村文化生態空間為重點，改善居住、生存和傳承環境，留下原住民，留住傳承的本體。學者要走向田野盡可能多地保存、搶救并記錄傳統村落遺物，將村頭田邊的文化遺存納入學術研究殿堂，把學術智慧轉化為實踐成果。

參考文獻：

[1]馮驥才：進步擋不住破壞勢頭.

非遺傳承人的重要性范文5

《創意設計源》：陳老師好！很榮幸有機會采訪您。作為聯合國教科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政府間委員會咨詢專家、IOV全球發展副主席、IOV中國主席，請您談談世界非遺保護傳承現狀，以及在中國創建民間藝術國際組織IOV愿景？

陳平：您好，我先就聯合國教科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政府間委員會與IOV及其之間的關系做一個簡單的介紹。至2013年，聯合國教科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公約已締結10年，中國是締約國之一。隨著公約內容的逐漸清晰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立了聯合國教科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政府間委員會。IOV是1979年成立的，我們所從事的工作要早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30年。目前，IOV在全球有170多個國家的分會以及4000多位專家學者、手工藝人和政府官員。我們的機構主要宗旨是保護國際間各國、各地區的民間藝術。

原來我們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定義為“無形文化資產”。其后將其重新界定為非物質的。但我個人認為遺產的存在形式是物質的。比如舞蹈、音樂，我們無法還原過去，我們無法看到當年的制作和演繹的場景。通過一代代的傳承，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流傳下來的東西。還有我們今天看到的流傳下來的陶器之類的手工藝品，它的技術也是一代代傳承下來的。這些就是無形的資產，而且這個資產是文化的資產。在我看來，非遺是指從祖先那里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下來的吃的、用的、玩的東西以及生活方式的總和。像春節包餃子、吃湯圓的習俗，這些都是無形文化遺產。如我們今天看到的紫砂、漆器，這些都是一種資產。

我們機構在30多年間積累的保護經驗是相當豐富的，所以得到聯合國教科文、聯合國經濟領事會的認可。我們也是屬于其中的非盈利的專家咨詢機構，主要是對非遺、民間藝術的概念及保護途徑提供咨詢。我們也可以搭建平臺，為各國、各政府、個人、以及專家團體提供專業的咨詢。我們機構里4000多位專家有40多位是聯合國教科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政府間委員會正式認定的咨詢專家。

擁有這些資源，我們非常希望在中國各地區做一些推廣。因為中國的非遺工作的開展是比較晚的。其次，這些年來對于整體文化的破壞，特別是近三十年來改革開放，經濟飛速發展的情況下，人們也在重復西方國家的舊路。很多傳統的古建筑遭到破壞，城池也被拆除；很多人認為西洋的東西是好的，民間的東西都是落后的、腐朽的。這些狹隘的思想都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就像人類的根被連根拔起一樣。可喜的是，政府已經意識到并開始重視這個問題，像文化部有非遺司、民間保護中心、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院，另外馮驥才老先生這些年來也一直做這樣的呼吁。

中國地大物博、民族眾多，據調查，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約有90萬個。在這些項目中，有些是可以繼承和發展的，有些則像物種進化一樣會被逐漸被淘汰的。隨著新文明的產生，舊有文明就會消亡。但我們知道有些東西是有價值的，它代表著人類珍貴的記憶。這也是我愿意投入這個行業并做一些推廣的原因。

《創意設計源》：您可否以諸葛亮古村落遺址之爭為例，談談當今非遺的“文化趨同”現象？

陳平：我覺得保護應該區分一下：一類是被動型的保護，意即本身不知道這是遺產，而是因為經濟價值的驅動進行保護。很多地區、政府因為業績將他們保護起來，但卻沒有意識到傳承、發展的重要性。在我看來，諸葛亮在哪個地方并不重要，我們最大的希望是后人知道這個人的存在和經歷過的歷史。如果可以挖掘出來遺址，自然更好；如果找不到，那么他的存在和經歷過的歷史還會流傳下來。如果僅是因為諸葛亮古村落遺址背后的經濟價值而爭奪，這無疑是受利益驅動的。另外一類保護則是積極主動型的保護。許多專家、學者、手工藝人在踏踏實實地做一些細致的傳承工作。如果保護變成了強迫性保護，就是一件極其可悲的事情。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來說，如果每個人都很自覺地保護，比如一個人穿著民族服裝覺得很自然、很自信，這個行為與其說是在保護倒不如說是在傳承了。作為中國人，穿什么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的意識。當少數民族穿上他們本民族的衣服，且認為比漢服好看，這時，非遺就不需要我們保護了。當一個人坐在那里說著必須要保護非遺了，這就說明我們國家的非遺工作到了一個危機的時刻。

《創意設計源》：您在《成都日報》上講過“國家應該重視傳承人的福利，才能吸引年輕人真正愿意去傳承一門技術”的話。很想聆聽您對非遺傳承人培養的精辟見解。

陳平：首先，國家應該重視傳承人的保護。日本有個人間國寶制度，這里的傳承人被認為是國家級的寶貝，國家將他們保護起來，給予他們很好的待遇，使得他們以傳承人自居而自豪。相較于日本的國土面積小，中國不僅國土廣袤、民族眾多、且非遺項目很多，傳承人也較多，這就需要我們去鑒別他們是否都是真正的傳承人。因為有些其實不是真正的老藝人，只是一個工藝匠人。對于工藝匠人是否具有價值、能否享受待遇，這就需要建立保護機制。我們國家雖有這種保護機制，但是因為人太多，無法一一保護。國家應該明文規定，比如師傅帶徒弟中的師傅的待遇、徒弟出來以后的生活待遇等。我們對于傳承人應該給予一定的尊嚴、熱情和物質基礎。如果一個年輕人學到了一技之長，并且能夠感受到這個社會對他的需要，同時他的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我覺得到了這個時候，很多人會愿意做傳承人。

其次，是教育體系問題。首先，我認為職業學院很值得尊重。二十年前，中國的院校體系分得很清晰，有大學、中專、技校，這樣的劃分在我看來是非常科學的。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必須讀大學的，有的孩子更喜歡動手學習手工的東西。我們不應該認為沒考上大學的孩子就是不聰明、弱智的，說他們不是人才。我認為人才的培養是全方位、全能的培養，人才是也應分為不同種類。所以我覺得人才教育體系應該改革。有些青少年不愿意繼續讀書的時候，就應該培養就業的基礎，就業的基礎應該在培訓的基礎之上，然后參加就業。傳統的教學模式是學徒制的，師傅傳授徒弟技術，但理論卻很薄弱。所以現在美術類職業學院可以同時教授技術和理論。尤其是手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類的，應該大力提倡，這也是給予傳承人保護的一種方式。可以讓傳承人有尊嚴并且得到教育的機會。所以學院教育非常有必要。

《創意設計源》：您一直行走在世界各國，走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民間藝人，能給我們介紹世界上有代表性的非遺傳承案例嗎？

陳平：第一個是貴州的藝術博覽會。貴州有個著名的兩賽一會，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他們做的非常好，帶動了貴州很多的民間藝人。前年，我們接受了貴州省政府、貴州中小企業的工作意向，帶領了50多個國家的100多位工藝大師參加了這一屆的國際型的民間藝術博覽會。同時也讓我的學生進行中外藝人差異性的調研，得出的結果是國外的民間藝人一直保持微笑，對于其作品，不一定要買，能夠欣賞就很開心了。而國內的藝人則顯得很焦慮，臉上表現出“我很辛苦，快來買我東西”的憂愁情緒。在外人看來這只是表情的差異，其實掩蓋在表情下面的是經濟狀況與精神世界的差異。外國的民間藝人一般會有一定的經濟基礎，雖談不上富有，但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這時的他們在做手工藝時就會充滿熱情。而我們的手工藝人要考慮生存問題，比如作坊能否運營，作品能否賣出去，能否賺到錢，能否發展。中外手工藝人情緒不同的內因是值得探討和研究的，這個就是關注、機制問題以及經濟產業鏈對其開發與保護的問題。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學科問題。

第二個是在巴厘島采訪的木雕世家。我在巴厘島考察，走進一家店里，看到一家三代人正在做木雕。當時外面的天氣非常炎熱，里面卻是沒有電扇與空調。我進去采訪，首先對爺爺進行采訪，主要問他年齡以及為什么做木雕。這位爺爺說他其實也不大，只有70歲，選擇做木雕只是因為喜歡，而且可以養活家庭，這就可以使他特別愉快的雕刻。隨后我又問了之前在雅加達受過教育的兒子，問他為什么也喜歡木雕？他說沒有什么原因，只是因為喜歡和爸爸的希望，而且可以繼承家族的作坊。他還覺得錢只要夠用就好，不想去賺太多的錢。最后我去采訪了孫子同樣的問題，他說道沒有為什么，只是他的爺爺在做，他的爸爸在做，而且他也很喜歡。從這些簡單樸素的話語中，我們能看到一種平和的心態。而在中國，一些做得好的手工藝，一般是傳男不傳女，只傳內不傳外。他們有這些技能是他們所獨有的，如果告訴別人就賺不了錢了的狹隘思想。這是原來的競爭模式。在今天，如果國家給一些自和保護，就會避免這種惡性競爭。如果國家可以給一些基本補助，他們可能就會安下心來做好手工藝傳承的工作。眾所周知，中國手藝人的地位低下，基本無法賺錢。想要出人頭地，只能去讀書的思想深深地刻在中國人的心上。現在讀書不好但會雕刻的孩子在學校里是被笑話的。如果有一天，同學們會說××太厲害了，家里也都是手藝人。我相信到了這個時候，這個行業也就不需要我們保護了。而造成現今的情況，是整個社會價值觀的問題。這個國家、社會甚至個人如果可以將科研室里的博士和一路邊的手工藝人同等對待，同樣也就不需要我們去保護了。但這些手工藝人境遇在近期是很難被改變。貴校探索3+1的模式，我認為可行，這標志著學校對于手工藝人的保護和支持，我覺得這樣的辦學初衷是好的。

《創意設計源》：我院成立了手工藝藝術研究院，建立了玉雕、牙雕、雕板、刺繡四個國家級工藝美術大師工作室，銀飾、漆藝、絨繡三個省市級工藝美術大師工作室，竹刻、木雕、瓷刻、黃草編、紅木家具、拼布、硯刻七個民間特藝工作室，積極探索以“高職后”為特色的現代學徒制人才培養模式，遴選部分優秀畢業生，留校進行1-2年的學習，以盡非物質文化遺產傳人培養的教育之責。作為非遺方面的資深專家，請您對我們工作的未來走向給一些建議？

陳平：在生源上，我覺得喜歡手工藝，符合升學機制的學生都可以錄取。學科建設上，除了玉雕這種市場流通性強的藝術品類別，也可以適當加入編織、刺繡、剪紙類。這些品類雖然市場價值較小，但也值得傳承和培養價值。在區域選擇上，因為我國是少數民族大國，我認為可以加入一些云南、廣州、桂林等地的少數民族手工藝品。另外，保護之后應有發展。上海工藝美院可以與國內外的資源合作，產生保護之后的開發與創意。手工藝要想得到社會的認同必須加入時尚元素。

學校的功能分為兩種，第一是教育的功能、培養的功能；第二是發展、推廣與應用的功能。我認為這樣才算一個完整的保護體系。在這方面，我可以為該校的工藝傳承人才培養做一些技術上的支持、理論上的指導、國際平臺的搭建。

《創意設計源》：感謝您對工藝美院教育的支持。您對基于“保護、傳承、推陳出新”，實現非遺事業可持續發展有何建議？

陳平：保護問題。首先，我覺得大師這個詞要慎用。比如貴州苗族的老太太，她的馬尾繡的技藝非常嫻熟，她可以將馬尾繡的技藝傳給你，但她不會講解，但是我們可以將她請過來教課。我們要知道手藝師傅的功能是傳幫帶，他的作用是傳承。學校此時的職責就是將老太太的技藝傳下來，然后進行整理、研究。另外，我覺得也應思考，這種培養大師的教學模式是不是適合所有學生，這種模式是否有價值。此外，不能丟掉一些沒有市場價值的手工藝的技藝。

第二、發展問題。學校與學生應該具有創意思維。比如利用剪紙元素做成剪紙創意燈飾，這才是一個完整的發展體系。個人覺得學校應該創辦自己的研發中心，如果學生做出了好的作品，學校可以為其尋找投資，將其放入市場。對于師傅的培養，我覺得如果師傅傳授的好，可以給他一些獎勵，這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另外，這樣做的結果也可以減輕學校負擔。此外，我覺得學院的堅持非常重要，努力推動理論、實踐、市場相結合的教學體系。還有可以利用資源與國內外交流，可以將國外的手工藝引入國內，中國的工藝、中國元素完全也可以走向國際、走向世界

第三、大師的手藝需要傳承、記憶，以及用于科學研究。大師工作室可以按照大師口述形式，記憶大師的具體手工藝細節和過程，條件允許的話，可以數字化典藏，這樣不僅有助于改手工藝的保護與保護，而且可以促進實現貴校此項工藝技藝的科研發展，以及結合區域市場的發展，進行創新性的傳承人才培養，有助于培養適合社會發展的高端技能人才。

如果在田子坊這樣的創意區里隨處可見印有上海工藝美院制造的標志的工藝品，上海工藝美院的人才培養就達到了一定的高度了。我認為學院的培養不應該是將學生從社會中抓來，結束后在丟出去。我們應該傳授給他一技之長，使他回到社會后也能具有生存的機會、施展的空間。這樣的話，學校的影響也會提升。另外，學校應該在學生傳承、研發的基礎上，為其搭建平臺。一些優秀的學生也可以為其建立工作室，創立品牌。

非遺傳承人的重要性范文6

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物質文化遺產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天生依附于人，并且離開了人就不復存在;而物質文化遺產在形成后則不依附于人，以其有形的狀態獨立存在。從這一點來說，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具有天然的“以人為本”的屬性。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所下的定義中，“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照此定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非物質文化遺產”分為五類:(1)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2)表演藝術;(3)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4)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5)傳統手工藝。①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給非物質文化遺產下的權威定義中可以看出，非物質文化遺產天生就是依附于人的，這種依附不僅表現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由人創作出來的，而且還表現在非物質文化遺產離開了人就不再是其本身，因為大多數時候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生產活動，存在于生產者進行的生產勞動中，是以一種無形的、看不見的形態而存在的，這也是“非物質”的含義所在。比如，日常生活中被人們經常稱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少數民族手工藝品或民族歌舞表演，只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形載體，真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往往是一種知識、技能或節慶，是無形的、看不見的，它存在于人們眼睛能看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物態載體之中。再如，中國書法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人們所見到的顏真卿、柳宗元寫下的一個個漂亮的毛筆字并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而顏真卿和柳宗元高超的書法寫作技能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這種技能隱藏在他們書法作品的中，并經過千百年的傳承和發展形成了具有自身獨特體系的寫作技能———中國書法。在這個案例中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流傳下來的顏真卿和柳宗元書法作品真跡是珍貴文物，是物質文化遺產，而隱藏其中的書法技能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由此看來，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但不是所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都具有這樣的一體兩面性，比如歌舞和樂器演奏技巧、民族醫藥技能等，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物質文化遺產的關系的確值得探討。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不能脫離人而獨自存在，它往往是一種生產技能，像知識一般只存在于人的腦海里。正因如此，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重要性不亞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他們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存活的土壤，傳承人數量的多少直接決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命力強弱，而且像顏真卿、柳宗元這樣的傳承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所以，非物質文化遺產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傳承人。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危機

2011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二十九條明確規定，“國務院文化主管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門對本級人民政府批準公布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可以認定代表性傳承人。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應當符合下列條件:(一)熟練掌握其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二)在特定領域內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區域內具有較大影響;(三)積極開展傳承活動。認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應當參照執行本法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評審的規定，并將所認定的代表性傳承人名單予以公布。”第三十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門根據需要，采取下列措施，支持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開展傳承、傳播活動:(一)提供必要的傳承場所;(二)提供必要的經費資助其開展授徒、傳藝、交流等活動;(三)支持其參與社會公益性活動;(四)支持其開展傳承、傳播活動的其他措施。”第三十一條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應當履行下列義務:(一)開展傳承活動，培養后繼人才;(二)妥善保存相關的實物、資料;(三)配合文化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四)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益性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無正當理由不履行前款規定義務的，文化主管部門可以取消其代表性傳承人資格，重新認定該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喪失傳承能力的，文化主管部門可以重新認定該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①可以看出，國家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有著明確的定義，并且給出了明確的資金和政策扶植措施，也明確規定了傳承人需要履行的義務。但是，當前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中依然存在傳承人緊缺的問題，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帶著這個疑問，筆者于2014年12月初到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分別采訪了兩位當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位于黔東南州首府凱里市的黔東南州民族醫藥研究院附屬苗醫醫院，是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該院擁有兩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苗醫藥•九節茶藥制作工藝和侗醫藥•過路黃藥制作工藝。筆者采訪了黔東南州民族醫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袁濤忠醫生。在談到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政策有何值得改進之處時，袁醫生認為，現在的問題不是政策不好，而是少數民族醫藥傳承人的思想還跟不上政策的步伐。苗族和侗族由于身處交通相對落后的山區，與外界交流偏少，長久以來形成了保守頑固的思想。苗族與侗族都屬于只有語言而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所以苗醫藥和侗醫藥的傳承長期以來一直依靠口口相傳。而改革開放以后，許多民族醫藥傳承人因為覺得僅靠給鄉親看病而象征性地收取微薄的醫藥費不能致富，也開始陸續外出打工，這樣造成了許多珍貴的藥方現在實際上已經失傳。吳培煥是黔東南州民族歌舞團資深侗族大歌演員，侗族大歌作為貴州省唯一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項目，在省內外均有較高的知名度。采訪中，她談起了侗族大歌傳承人面臨的危機。年近五十歲的吳培煥是黔東南州黎平縣口江鄉人，她的母親是一名侗族大歌歌師，從小耳濡目染，吳培煥也逐漸喜歡并學唱侗族大歌，并于初中畢業后就進入了黔東南州民族歌舞團，從此當上了一名侗族大歌演員。1986年和1988年，吳培煥作為中國文化訪問代表團的一員，曾經到法國、意大利、奧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馬來西亞表演侗族大歌。回憶起在法國巴黎的表演經歷，吳培煥激動地說:“當時那些專家真的是喜歡得不得了，演出大廳內全部坐滿，連過道上也坐著人。我們一口氣唱了36首侗歌，幾乎涵蓋了所有門類的侗族大歌歌曲，有琵琶歌、牛腿情歌、笛子歌、玩山歌、河邊歌等等，表演完所有歌曲后，在場觀眾還意猶未盡、不愿離開。觀眾的熱情難卻，姑娘們又加唱了五首歌，之后觀眾仍然不肯離去，是在中方帶隊同志的苦苦勸說之下才依依不舍地離開的。”后來吳培煥問了其中一位外國聲樂專家，為什么你們聽不懂我們唱的歌詞還這么喜歡我們唱的歌?專家回答她是因為侗族大歌的曲調實在是太優美了，而音樂是跨越國界的，因此大家憑著韻律就會愛上侗族大歌。但是談起傳承人的流失，吳培煥流露出一絲憂傷，因為外出打工比在歌舞團唱侗歌賺錢多，近些年已有不少傳承人選擇了遠走他鄉。另外，黔東南甚至貴州省內，至今仍然沒有一所專門的侗族大歌音樂學校，也沒有一家專門經營侗族大歌的演藝公司。像吳培煥這樣能夠進入州一級歌舞團的侗歌傳承人在他們鄉乃至全州都只有少數，那些沒有國家財政供養的大歌演唱者只能選擇外出打工另謀生路。通過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采訪，筆者發現了兩個問題:一是傳承人因為得不到可觀的經濟效益，從而選擇外出打工的現象很突出;二是當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有待挖掘，傳承人和許多當地人都沒有意識到自己所熟知的苗藥、侗藥或侗族大歌蘊含的巨大醫學價值和藝術價值。歐美醫學界對于中醫的重視程度不亞于國人，而吳培煥在法國巴黎的表演經歷也說明了國外聲樂界對中國民族音樂的喜愛。因此，如何使傳承人對流傳到自己身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充滿信心，并且可以通過非遺的保護與傳承獲取可觀的經濟效益，是當前傳承人保護面臨的重要問題。

三、市場化條件下非物質文化遺產可持續發展的“人本化”模式

基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人本化”屬性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傳承人危機，本文結合上述調研，提出非物質文化遺產可持續發展的“人本化”模式。所謂“人本化”模式，就是要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調動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同層面行為主體共同參與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在“人本化”模式中，最重要的主體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傳承人的繁榮與發展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際公平的基礎。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權利主體問題上，有學者已經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產權應歸屬于來源群體和傳承人”。①而在侗族大歌發展演化的歷史中，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侗族大歌作為黔東南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在其盛行的清乾隆年間曾出現過3個著名的歌師，即陸大用、吳萬麻、吳金隨。他們一生創作或編唱的許多侗族大歌被后人稱為“嘎大用”(陸大用創作的大歌)、“嘎萬麻”(吳萬麻創作的大歌)和“嘎金隨”(吳金隨創作的大歌)。在侗族大歌流傳的南侗方言地區，他們創作的侗族大歌占侗族大歌流行曲目的80%，至今人們仍在傳唱或用其歌調填新詞傳唱。②由此可見，傳承人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六大主體中地位最為重要的主體，他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擁有文化權利，又擁有財產權利。所以他既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主體，又是市場主體。與此同時，傳承人又是其他各主體之間相互作用的橋梁與紐帶，并輔助其他主體產生作用。在傳承人的特殊地位之上，“人本化”模式中包含了三大類主體:市場主體、文化主體以及行政和法律主體。

(一)市場主體傳承人、經營者與消費者共同構成了“人本化”模式的市場主體。筆者在探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危機時，找出了形成危機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傳承人不能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中獲取足夠的經濟利益，而市場化則可以解決這一難題。市場是商品交易的場所，在這一場所中，傳承人的身份變成了文化商品的生產者，負責向消費者提供可供選擇的文化商品。但是，當前的文化市場上，無論侗族大歌還是苗藥，都缺乏完善的市場運作，即由專門的經營者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包裝、宣傳和營銷，將非遺作為商品投入市場。因此，經營者也是市場主體中的重要一環。市場是商品交易的場所，無論是藝術價值還是醫學價值，有價值的東西就可以推向市場進行交易，當然前提是商品要合法。將商品推向市場進行交易，就可以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的轉化，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的藝術或醫學價值轉化為傳承人的收入，為這些價值買單的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需求的消費者，這些消費者或是到侗寨旅游途中觀看侗族大歌表演的觀眾，抑或是購買苗族醫藥對骨折進行治療的患者。

(二)文化主體傳承人、學者與共生者共同構成了“人本化”模式的文化主體。傳承人作為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體，天生就承擔了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的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說，傳承人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所蘊含的文化價值的傳遞者和生產者。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價值的傳承中，學者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群體。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會自己“說話”，需要調查者和研究者的定義。他們的主體意識在認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非物質文化遺產從其生存的田野走向學術的層面，要經過研究者的參與觀察和深度描寫。③當前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研究的知名學者往往集中在大都市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基層十分缺乏專業性的研究人才。學者的作用是兩點，一是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味”，二是在此基礎上開創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新味”，簡而言之就是追溯歷史、與時俱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創新問題是其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學者和傳承人都肩負著重要的責任，此外學者還要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市場化當中需要注意的經濟學問題，在城市化進程中要注意的社會學問題等等。最后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群體———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共生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共生者是指與非遺傳承人在一個空間內生活的人，但他們并不掌握非遺技能，可以將共生者簡單理解為傳承人的鄉里鄉親。非遺共生者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也有重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從共生者到傳承人的身份轉換。古人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共生者，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他們對于非遺的理解遠遠超過外地人，因此將他們吸收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大軍是有可能的。

(三)行政和法律主體行政者與司法者共同構成了“人本化”模式的行政和法律主體。針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權利保護問題，法律界已經認識到不僅僅是保護包含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知識產權那么簡單。一些學者認為，傳統文化的復雜性決定了對它的保護需要依賴綜合性措施，知識產權不能成為保護傳統文化的主要手段。①有學者進而主張，采取融公法和私法于一體，多種保護手段相配合的綜合性法律制度。②還有學者主張實行雙重權利保護，即分別立法，采取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知識產權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權利的雙重保護。從文化角度來說，兩者分別涉及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政策法律問題;從法律角度而言，兩者各自歸屬于傳統的私法領域和公法領域。③筆者比較贊同第三類學者的觀點，即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實行雙重權利保護，這樣就既需要行政主體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屬于“集體人權”的文化權利進行保護，又需要法律主體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屬于“集體產權”的知識產權進行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