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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和新聞學的關系范文1

一、加強傳播學教學理念和學生對該課程教學的思想認識

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要求該專業學生主要學習基本原理和新聞學、廣播電視學、以及與廣播電視有關學科的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受到廣播電視新聞采訪、寫作、編導、播音、節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訓練，具有廣播電視節目策劃、編輯、采訪、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見，廣播電視新聞專業教育的本質在于引導學生了解媒體傳播的現象，掌握媒體傳播規律從而能熟練地把握媒體傳播。因此，傳播學理論課程的教學需要樹立具有強烈專業關切精神的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是教學效果的前提和基礎，是教學效果的重要保證。傳播學在廣播電視新聞學本科人才培養模式下，傳播學課程教學的專業針對性，就是要在教學過程中考慮媒體傳播作為一種傳播現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獨特性特征，處理好教學過程中傳播學理論的一般性和媒體傳播的專門性之間的關系。教師在傳播學過程中，需要進一步關注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需要，依據專業的特點強化教學理念，進行教學改革，提升教學效果。

教學過程包括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兩部分，在加強教學理念的同時，學生對學習傳播學的思想認識同樣重要。許多廣播電視新聞專業的學生對于《傳播學》課程的學習認識不夠，不太重視，完全區分傳播學與新聞學，認為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本身操作性、實踐性特別強，應該加強與廣播電視切合緊密的課程如《新聞學》、《節目制作》、《電視攝像》、《電視節目策劃》等課程的學習，完全沒有必要學習《傳播學》那些既枯燥又無用的理論知識。沒有充分認識到傳播學的理論知識對新聞傳播的指導作用。所以許多同學知道媒體傳播的一些傳播現象，卻并沒有將其進行歸納總結，上升到規律和理論的層面，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思考。寧樹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談到他的一個想法：“新聞學可以分為兩類：一是以新聞傳播為研究對象而形成的，這可說是本來意義上的新聞學；一是以報紙等新聞媒介的活動為研究對象而形成起來的，無以名之。姑稱之為廣義新聞學。”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礎，失去前者就不成其為新聞學了。1998年，李良榮教授與李曉林也曾撰文呼吁：“新聞學需要轉向大眾傳播學”；“新聞學轉向大眾傳播學是必然趨勢，也是必由之路”；“新聞學轉向大眾傳播學是對傳統新聞學的一次改革”。

上述學者的觀點非常明確指出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學生們在學習傳播學的過程中，首先要認清傳播學與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之間的緊密關系，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學生們的學習態度，進而才有學習的激情和動力。

二、切合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特點優化整合教學內容

傳播學教學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專業的特殊性。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傳播學教學更要切合該專業特點進行教學內容的優化整合。不僅要用傳播學的基本理論知識分析媒體傳播現象，更要用傳播學的理論進行新聞傳播的實踐指導。依據專業特點優化整合教學內容才能真正達到學有所用，學以致用的教學目的。

據調查了解，目前，我國廣播電視新聞學的本科教學中，使用的傳播學理論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傳播類型研究，主要包括傳播者、傳播受眾、傳播媒介、傳播內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內容，而傳播效果又著重介紹四大宏觀社會效果，即議程設置、培養理論、知識溝假說及沉默的螺旋理論。這種安排基本上將西方傳播學主要是美國的經驗學派的研究成果介紹給中國學生，它為中國新聞傳播學類本科教學普遍采用。然而。教學過程中，只向學生純粹的介紹這些源于西方的傳播學理論，肯定得不到學生的歡迎，傳播學的知識體系往往游離于專業之外，并沒有和專業緊密地結合。傳播理論教學要以一般原理介紹作為重點，再結合實踐。使學生學有所用，學以致用。教學過程中，注意將抽象的傳播學理論與具體的新聞傳播現象結合，使抽象問題具體化、感性化。比如，在講解議程設置時，在學生們了解了它的本質是占統治地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勢力對輿論進行操作和控制的過程之后，結合新聞實例進行講解。例如，美國轟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本質也是利用媒體進行議程設置，擾亂視聽，推行其霸權政策。在講解人際傳播時。通過觀看記者和采訪對象的電視節目錄像進行探討分析，使同學們真正理解傳、受雙方之間的認知互動、情感互動，從而指導將來的新聞采訪工作，做出有創意和深度的新聞作品。

傳播學教學，就是要讓學生在體驗中理解、掌握，以及運用所學的知識，解釋新聞傳播現象，提高新聞傳播實踐能力。教學過程應該將新聞傳播現象與傳播理論緊密結合，從一般到特殊，從理論到實踐，充分優化整合教學內容，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從而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

三、豐富教學方法，調動學生學習激情

傳播學本身理論性較強，多開于專業學習的較低年級，學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較有限，所以，在教學過程中，教學方法的采用對于教學效果的體現是很有益的。傳播學教學必須要跳出理論型課程單向教學的傳統模式。不僅要將傳播學理論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紹給學生，還必須充分尊重傳播學自身學科性質，靈活運用多種教學方法，充分調動學生們參與思維，進行主動學習，從而提高教學效果。

經調查，教學內容枯燥、抽象、難于理解，是學生們對傳播學學習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學中可運用多媒體技術。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情境，產生多樣性的外部刺激，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其中，運用多媒體技術進行教學是方法之一。運用多媒體技術將一些抽象的過程、微觀的現象進行模擬，瞬間的現象進行定格，是教學內容變得具體、直觀、生動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體系統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諸多的教學信息，由不同媒體形式進行有機組合，將與某一教學內容相關的不同層面的資訊系統集成在一起，實現課堂教學信息組織表達的最優化。對于廣播電視新聞專業的同學來說，影像資料特別豐富，可以最大程度的發揮優勢，使抽象的教學內容形象化、簡單化。如，在講授人類傳播的符號和意義的內容時，播放對話、訪談類節目，借用影視的直接誘導，調動學生的參與熱情，使他們進入教學內容情境之中。通過這類節目的主持人、嘉賓的非語言符號，如面部神態特寫鏡頭，肢體動作細節描寫來反映其心理活動，并通過討論使學生掌握基本的知識點，同時對著名主持人的采訪技巧也有了直觀的認識。例如，筆者在教學過程中播放了湖南臺魯豫主持的欄目《說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巖松約會電視》這期節目，因為主持人和嘉賓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學們參與熱情非常高，討論非常熱烈，教學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學的參與熱情，還可以采取情境教學的方式，讓學生親身模擬，直接感受教學內容，加深體會和理解。這樣的教學方式不僅將同學從枯燥的被動接受的教學中解脫出來，同時可將理論直接付諸實踐，使同學們學得輕松，接受愉快。如講解傳播技巧和傳播效果的內容時，筆者讓同學上講臺模擬了“訴諸理性”和“訴諸感情”以及“警鐘效果”，使課堂氣氛變得輕松活潑，同學們對教學內容記憶深刻。大眾傳播的教學中，針對傳播熱點話題，組織學生跟蹤大眾傳媒的報道，要求學生對所收集到的材料進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課堂時間進行討論。這樣的互動安排，充分考慮到教學目的和學生的興趣，鼓勵學生學習積極性，一般都能達到預期效果。如筆者組織同學們就“3·14拉薩事件”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了討論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見，只要教師將傳播學的教學進行適當的處理，使之與新聞時事緊密結合，使同學深入教學內容情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傳播學教學過程就會變得輕松愉快，教學效果就會明顯提升。

四、與時俱進的探討新問題，培養學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類傳播的發展過程，是一部人類在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中不斷擴展自身的傳播能力、不斷發展和創造新的傳播媒介、不斷使社會信息傳播系統走向發達和完善的歷史。縱觀人類傳播發展歷程，先后經歷了口語傳播時代、文字傳播時代、印刷傳播時代、大眾傳播時代和網絡傳播時代。加拿大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這本書中，提出了著名的論斷：“媒介即是訊息”，指出了媒介的決定性作用，特別是在電子化時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積極的能動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間事物的尺度變化和模式變化，媒介改變、塑造和控制人的組合方式和形態。20世紀80年代，社會形態、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使得人類社會出現全球化、信息化趨勢。網絡傳播已經成為信息社會傳播的基本形態。它突破了大眾傳播時代大眾化、非目標性、單向、區域傳播的障礙，使得傳播走向個人化、目標化、雙向和全球網絡傳播。

傳播學和新聞學的關系范文2

關鍵詞：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936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門課，撰寫1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四）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此類學校師資構成較為國際化，不少教師來自國外；其學生結構更呈現出國際化特征，約50%的研究生是外國留學生。這種師、生構成的國際化特點帶來的文化間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間了解不同文化的機會，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對于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時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帶著其對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學習而給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難。社會傳播現象和傳播學科的跨學科性質，在當今時代傳媒的傳播活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這種跨學科、個性特色突出的專業方向，有利于培養寬口徑、復合型的傳媒人才，也有利于對于傳媒實踐的深刻理解。

傳播學和新聞學的關系范文3

南唐詩人李中有“夢斷美人沉信息，目穿長路倚樓臺”的佳句，這是漢語中“信息”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其古義指消息、音訊，側重于口頭或書面傳遞的內容。隨著近代報刊的興起，本土“信息”概念勃興，如1872年《申報》直接列出欄目，標明“絲市信息”、“陜西軍情信息”等，此時，信息的近代含義仍指向消息、音訊、情報。

值得關注的是，現代意義的信息并非從我國本土文化延續而來，而是西方思潮的舶來品。現代信息概念最早是1928年Hartley在《信息傳輸》中提出，他第一次指出信息與消息的區別，并設想用數學方法描述信息量。

1955年，在傳播學之父施拉姆的熱情支持下，數學家Weaver將信息論引入傳播學，從此，信息成為統領傳播學的核心概念。1984年，李良榮教授的《“信息熱”和新聞改革》一文，正式將信息論和傳播學中的信息引入到中國新聞學，并得出“新聞是一種信息的傳播”的結論。

從信息的角度認識新聞本體及其本質特征，最早提出“信息是新聞的屬概念”觀點的是寧樹藩教授，1984年他在《論新聞的特性》中提出“新聞是向公眾傳播新近事實的訊息”。1987年一本由國內20所大學聯合編寫的新聞學教材則稱“新聞是一種信息”已是新聞學里無須證明的公理。

信息概念的引入不僅沖擊了傳統的新聞觀念，引發國內對新聞定義的重新思考，而且促成了理論研究更大層面的變遷。李良榮教授評價，信息概念的引進是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新聞改革的第二次跨越。然而，跨學科、跨語境關鍵詞的導入與接收，信息概念也發生了意義偏轉。

香農信息論中的信息是通信工程學的概念，用來研究信道傳輸能力，正如Warren Weaver1949年在《通信的數學理論的近期成就》中所說，香農信息論解決的是技術問題，而不涉及意義問題和實效性問題。而我國本土文化中的信息側重于消息、音訊，是指向內容的概念，有更多人文色彩，這或多或少影響了新聞學對現代信息概念的理解，直接體現在新聞的定義中，其內涵接近于事實，這就凸顯了傳播的內容，指那些對人有用、又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其原有的技術特征似乎被遮蔽了。

信息對中國新聞學的影響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新聞學的學科意識逐漸復蘇，處于新聞無學到有學的艱難轉型中，需要主動尋找到一個科學的起點來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信息概念恰逢其時地導入，這是新聞學突破束縛的一次歷史選擇。具體來說，信息概念在以下幾個層面起作用：

第一，確定“新聞的本質是信息”。即使不引進這個信息概念，傳統新聞學中關于新聞本源的問題也依然能解決。但是，“信息才是新聞的本質規定”卻能夠修正“新聞的本質是事實”一說，因為作為新聞進行傳播的并非是事實本身，而是事實中蘊含的某些屬性的要件所構成的信息。“信息”顯然要比“事實”更科學、更恰當，這個科學術語提升了新聞的本質。

第二，承認新聞學是科學。寧樹藩先生認為，只有以新聞及新聞傳播的自身規律為獨立的研究對象，才能建構起一個科學的新聞學理論體系。信息概念反駁了過去存在的“新聞工具論”，以信息邏輯起點建構新聞本位的新聞學理論體系。新聞與宣傳劃分開，新聞本位的回歸使新聞的本初功能得以彰顯，體現了對新聞規律的尊重，使新聞實踐活動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過去強大的政治話語框架，提升了新聞學的理論地位，體現了一種獨立的學術精神，同時，搭起了我國新聞學與具有國際視野的傳播學對話的橋梁。

第三，20世紀90年代，“信息”觸發了新聞商品性的討論。人們認識到，新聞除了是一種精神產品，它的生成、傳播、接收反饋過程還帶有經濟實踐和商品生產、消費的特性。既然媒介把信息資源的開發、采集、傳播當作主要任務，向社會提供各種信息、知識和娛樂服務，那么，媒介本身也就具備社會第三產業的特性，這一特性強調的是信息的服務性。這一認識直接關系著我國“事業化性質、企業化經營”的傳媒體制變革，為傳媒的蓬勃發展注入了活力。

信息與新聞學辯證看

20世紀80年代，信息概念剛引入中國新聞學，有學者認為信息論與新聞學科交叉，由此產生新的學科“信息新聞學”，甚至提出信息新聞有八種寫法。這是種不確切的提法，其實質指向是新聞的信息量。這種提法體現了認識水平的局限性，但也反映了信息概念的引入對學科思維的沖擊。

中國新聞學研究曾經出現過關于新聞的信息量的計算公式，這種做法參照了信息論的信息計量，但卻并不可取，因為信息論并不關心信息的內容，并不能反映人的能動作用與信息處理的關系。新聞傳播不同于機械的科技傳播，而貫穿了更多的價值選擇傾向和人文關懷，如果新聞學中的信息仍舊是一種冷冰冰的硬科學符號和技術指標，就會限制實踐中新聞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制約了新聞人作為有思想、有責任的社會工作者的追求。

雖然并不認同運用信息論計量新聞信息，但這種思維方式卻開創了另一番局面，新聞媒介努力擴大報道面、增加信息量，進一步滿足了人們對信息的需求，但隨著信息泛濫的態勢，其弊端逐漸顯露。現代人陷入對潮水般信息的依賴，層出不窮的媒介事件又挫敗了人們對媒介和社會的信任，最終變得輕信和缺乏安全感。事實上，零星的信息不能代表整體的世界，過度依賴人與機器的信息交流，反而鈍化了人類的感知能力，并且，借助技術、集中渠道和傳播渠道所形成的信息，取代了人人平等參與的、平衡的集體行為，即交流。

此外，一段時間里新聞商品性認識助長了有償新聞現象，甚至被指為是其產生的理論根源。需要強調的是，社會“知”的需要催生了新聞，與公共利益有重大、深遠而天然的密切關系，擔負著特殊而無可取代的社會道義和責任。商品化的新聞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新聞作為準公共物品的作用，使新聞這個本應屬于全社會的公共資源被少部分人利用，從而減少了其公共利益的代表性，影響了社會公共資源配置的公平和正義。當前新聞實踐中人文精神的缺失證明，對于商品化的特性滲透到新聞這一點，要持有批判意識。

傳播學和新聞學的關系范文4

有時我為避免這種略帶夸張的驚嘆，便只說自己是山東人，然后得到的回應一般是：啊，又是山東的？！

一直以來流傳著這樣的普遍共識：山東的孩子只會死讀書。

這種印象有一定現實基礎，此不贅述，只想借題談一下考研復習中怎樣讀書的問題，避免成為“只會死讀書的孩子”。

誤區一：視課本為圣經

我們通常信奉這樣一個信條：指定教材都是老師編寫的，老師肯定喜歡我引用他（她）書里的原文。因而一字一句地去背誦教材。

筆者曾有過慘痛教訓，當年看《有效的公共關系》的漢語翻譯版，開始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作者所云不明還是譯者水平有限，有時候仿佛若有所悟，有時又覺得作者在胡說八道。就這樣，一字一句狂背一個多月后，毫無收獲，終于放棄。

王小波嘲笑朱熹的“格物致知”方法，同樣，死摳課本，“錙銖必較”，大沒有必要。

提示一：專業課要靈活不要背書

專業課考查的一大特點就是靈活、開放，考生沒必要一字一句地背書。即使靠背書通過了初試，復試時也會面臨更大的挑戰。考生在復試階段被淘汰的最主要原因便是缺乏自己的思考或不會表達。如果你是導師，需要的也是能幫你做研究、搞項目、攻課題的學生，而不是僅僅以課本為圭臬，不敢質疑的、不會思考的學生。

讓我們回到孔子的教義吧，“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背書，無益，不如學也”。

誤區二：只看指定書目

由于大部分研招院校都是指定參考書目的，于是指定的這幾本書就成了考生眼中的全部世界，其他書管他多么經典，多么重要，只要不是學校指定就不看，而且底氣十足地說――看了也白看。

真是這樣嗎？

舉個例子：新聞傳播學是國家一級學科，但新聞學和傳播學是兩個獨立的二級學科，學科范圍和考試內容不完全一樣。而北大新聞傳播學院內部討論發現，學過傳播學的考生報考新聞學，成功的概率遠勝過一開始就學新聞學的考生。其原因就在于傳播學比新聞學的視野更開闊，知識面更廣。傳播學的很多知識，絕大部分新聞學教材里不涉及，但北大新聞學的考卷經常會考傳播學內容。先學傳播，再考新聞，在北大成功概率較大；純粹復習新聞教材的學生則會因視野受限、遇到問題很難跳出新聞學框架而吃虧。

雖然這只是個例，但頗有借鑒意義：復習面要大過意向專業的考查面，知彼而高于彼，這就要求我們不能僅僅囿于有限的指定書目。

提示二：看非指定書是你的加分項

看指定書是保分項目，看非指定書是加分項目。

考研的時間和精力都有限，當然要重點看指定參考書。但是在時間不特別緊張的情況下，可以多了解相關的論述，如指定參考書中提及的文獻、相關領域中經典書籍、相近專業的指定參考書等，這樣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比如考試時可能會答人所未答，言人所不能言，會寫下讓閱卷老師眼前一亮的神來之筆，遇到開放性問題時，會比別人更有思路，視野更廣闊。

誤區三：過度深究，忽略應試

與第二個誤區相對的另一種極端：把考研當成一項很嚴肅的學術工作，一定要尋根究底。比如，關于輿論的概念，歷史上不同時代的不同流派思想家都有過不同論述，而每一派論述都有背后的政治學、哲學理念和時代背景等，追蹤起來一環套一環，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而考試中對這個概念的考查，最多是簡述不同的輿論定義，更多的是把輿論作通俗化處理，不作深究。

傳播學和新聞學的關系范文5

一、社會變遷與融合之道

對當今新聞傳播教育所處時代和媒介化社會的解讀是與會院長發言的普遍起點。外部世界的變遷,特別是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業的“危”與“機”,傳統新聞傳播教育的困境,成為新聞傳播教育者必需直面的問題。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國家與地區的教育者所面臨的困境既有共同性又有地方性。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宋超在演講中提出,當代中國社會以及媒介生態的深刻轉型向今天的新聞傳播教育提出了空前挑戰,他提出了四個“融合”加以應對:傳承與創新的融合,本土與世界的融合,通識與專業的融合,教與學的融合。長期分管教學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常務副院長倪寧認為,經過多年討論,中國新聞學院院長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即打好基礎平臺。在新技術媒介融合的態勢下,新聞教育應在知識融合和技能融合方面加強培養。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胡正榮則強調了“特色化”的新聞傳播教育需要注意的關鍵點。

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院長Dean Mills在題為《新聞業與新聞教育中的失望與希望》的主題發言中首先檢視了美國的情況,認為從今天美國的一些報道來看,現在既是新聞學歷史上最糟糕的時刻,也是新聞界最糟糕的時刻,其表現是以報業為代表的傳統媒體大幅削減崗位,新一代的受眾逐漸拋棄傳統媒體轉而投向互聯網的懷抱。“就業”成為很多人對新聞學的擔憂。他駁斥了“新聞業已死”的論斷,認為教育者要開發創新性的課程,要有更多的教材,不僅更好地服務于新聞學生,也讓市民成為更好的新聞業消費者。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媒介系主任Charlie H. Beckett在《網絡媒體下的新聞教育》的主題發言中認為,我們處于新聞業歷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首先有必要把新聞的生產和它的傳播分開來看。新興新聞業有兩大特色:一是公眾參與(public participation);二是“連接性”(connectivity)。網狀的新型媒體結構改變媒體的消費和制作,而且影響深遠。就歐美的情況而言,目前媒體的改變不僅是內容的改變,也是商業模式的改變,同時也是在公眾領域,新聞從業狀態的一種改變。所有的公司,所有的組織,他們很多公眾職能都變成了媒體公司。我們新一輪教育是要不斷地挑戰新聞業者所扮演的角色、他們的價值以及新媒體的本質。

東京大學情報學環學環長石田英敬回應了新聞和傳播研究的四個課題。第一,21世紀是一個新的百科全書時代,要構架出新的百科全書式的組織,匯集多種不同的知識,建立一種跨學科的百科全書研究網絡。第二,面對技術革新,尤其是通信技術的發展,要與技術專家積極合作,應對技術革新的挑戰。第三,對于大學以及知識與社會關系的重新定義,與各類機構合作,他認為新聞和媒體研究是社會的一個接點或者說是“契合點”,現有大學與社會存在一定的脫節,而在媒介化社會下,大學與社會的融合成為一種需要。第四,在全球化視野中亞洲新世紀已經到來,教育要用國際化的視野積極進行教育交流。

臺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院長鐘蔚文在主題發言《尋找未來的傳播教育》中認為,我們可能正面臨著古登堡革命之后400年來的最大挑戰,進入了后Google時代。對臺灣新聞教育而言,不僅有來自全球化、媒體匯流的挑戰,還有來自商業化的挑戰。他認為我們今天傳播教育者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將資訊轉化為解決實際問題的知識。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蘇鑰機把媒介化社會背景下新聞傳播教育多年討論的最基本問題總結為三對概念:教學與研究、理論與實務、新聞與非新聞。從“面向”而非“矛盾”的視角去理解這三對概念更有助于我們擺脫當前新聞教育的困境。他還構筑了一個由三對概念構成雷達圖,并給出了橫向(院校間)和縱向(歷時)比照的標準和建議。他認為各院校應該根據規模、需要、歷史傳統等建立平衡和協調的標準。

二、技術爭議與專業本質

“技術”是眾多與會代表關心的問題,同時也集中了較多的討論。莫斯科國立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Evgeny Zaytsev認為要把新技術當成工具而不是被其控制,好奇心和知識才是新聞教育的兩翼。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范以錦認為理念比技能的培育更費功夫,技能要貫穿于理念之下。上海大學影視學院副院長戴元光等認為,把學習現代技術作為新聞教育的主要任務是應當受質疑的,過分的技術化取向對新聞教育是一種傷害。持同樣觀點的還有香港珠海學院新聞傳播系主任皇甫河旺、香港電臺訓練及發展總監張圭陽等。張圭陽認為,這種迎合市場即時需求的教育實踐被證明存在極大問題,畢業生們越來越擅長于播報即時短信息,而在分析性報道和深度報道方面頗為欠缺,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成為值得思考的問題。

臺灣傳播管理研究協會理事長楊志弘對媒介融合做了細致深入的介紹,他認為面臨數字科技的這場革命,新聞傳播學科首先要思考這場產業變革的本質,分析行業的關鍵技能何在,不能僅僅停留在擔心的層面。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嚴三九做了《上海市新媒體專業人才培養情況調查》的報告,他認為不能泛泛而談新媒體與新技術,提供有說服力的事實可能更有利于問題解決。在他看來,技術是一種應該具有的基本素質。

對新聞傳播學學科“專業”的討論是本次論壇的另一個熱點。對專業性的挑戰來自各個方面,既有與其他學科的比較,又有來自新媒介生態下諸如“公民記者”的挑戰。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副院長吳飛以重新審視新聞學教育的合法性為起點,對新聞教育的“專業性”何在進行了思考。他認為新聞是一個非常廣泛的領域而不是一個專門的知識領域,新聞實踐所處理的是變化無常的復雜世界,沒有任何一種專業體系能提供一種完整的理論知識及支持這種視角的理論分析。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新聞學的專業程度又嚴重不足,與其他專業相比,新聞專業的人才缺乏專業獨有的精神氣質。

威斯敏斯特大學中國傳媒中心主任Hugo de Burgh討論了數字化時代新聞業所面臨的一個悖論:既然人人都可以是記者,那么專業的記者和采編機構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性?他認為:數字化時代不僅需要新聞教育,而且需要一種與傳統新聞學截然不同的,能夠將研究和傳播技術同知識與對公共世界的認識結合起來的新型新聞教育,這將為許多職業提供堅實的基礎。在他看來,新聞學比其他學科更適合作為一種基礎教育,新聞學是屬于21世紀的學問。南加州大學安尼伯格傳播學院院長Ernest J.Wilson III在他的主題發言中也強調了向本學科外推廣新聞傳播教育的必要性,認為所有的學生都應該有一些必要的新聞學常識。

美國富樂敦加州州立大學傳播學院院長Rick Pullen和Jeffrey Brody教授回顧了美國新聞專業教育的發源正是在煽情主義泛濫的年代,作為這場黃色新聞的教訓,新聞學專業創立出專業化的課程計劃。準確性不夠和煽情主義是當時的一個很大困擾,而今天這些問題依然存在并威脅著新聞專業主義的生存發展。同時,現在“專業”與“非專業”的壁壘在技術提供的可能性之下岌岌可危,很多博主跳出來聲稱自己是記者,他們沒有經過專業訓練,不可能增加內容的附加值。在這種背景下,他們認為新聞學更適應于作為一種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加以推廣,培養新一代的公民記者,以負責任的傳統新聞價值理念培養更多的公民記者、更多優秀的博主。

同樣面對公民記者的挑戰,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新聞暨傳播學院院長葉明德認為與公民記者相比,新聞學院培養的記者更要著重于:第一,要更熟悉數字技術,成為更好的“講故事的人”;第二,要有觀點,有立場,大多數人要的是有意義的信息,只有這樣才能與成千上萬的網民競爭;第三,要重新界定媒體的公共性,在培養人才時要格外注意這一點,否則對社會文明的提高沒有幫助。

三、培養層次與教育創新

正如本次論壇中多位院長指出的,中國的新聞傳播學自從被定為一級學科,已經建立起多層次的培養體系。在體系日趨健全的背后揮之不去的是各層次到底培養什么樣人才的疑問。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吳予敏介紹了深圳大學實踐教學理念變革和實踐教學體系創新所取得的一些經驗,在廣告學專業實行實戰性畢業設計代替本科畢業論文的做法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這一做法搭建起從大學到業界的過渡橋梁。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蔣曉麗對新聞教育和傳播教育進行了區分,并針對網絡熱炒的四川大學擬取消本科畢業論文的事情進行了澄清說明。其本意并不是要取消畢業論文,而是想給畢業論文找出多種方式。她認為以往的畢業論文形式已經不大適應業界對新聞學科的需要。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徐泓在《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培養方案研究》中談到在研究生層面計劃從明年開始實行“3+2”模式,面向除新聞與傳播學院之外全部的文理科院系,三年本科加上兩年新聞傳播碩士,從本科碩士跨學科的交叉來培養復合型的人才。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院長高曉紅則對高層次應用型國際新聞傳播專門人才培養提出了她的觀點。自2009年起,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復旦大學5所高校,試點培養國際新聞傳播碩士研究生。這一舉措是當前加強國際新聞傳播后備人才培養的重要步驟。

日本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政治學研究科主任瀨川至朗介紹了日本在2008年才設立第一個新聞學碩士學位的背景。地處東京的早稻田大學創建于1882年,它以培養記者而聲名卓著,但一直沒有設置新聞學的系統課程。此前的日本新聞界一直堅持在崗培訓(OJT,on-the-job training)的人才培養方式,新進人員像白紙一樣直接被各個媒體涂上自己的“顏色”,已經帶有“顏色”的記者并不受媒體的歡迎。而2008年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研究生院開始設立新聞學碩士學位,這也是日本第一個新聞學研究生院。這一轉變與大眾媒體自身不斷變化有關:24小時新聞播報使時限更為緊迫,記者們不再能從容地書寫故事,也不再有時間來訓練新手。另一方面,媒介生態環境的變化也讓人沮喪,媒體間的混戰、媒介入侵私人空間和錯誤報道導致一般民眾對大眾傳媒失去了信心。就在此時,新來者憑借對新聞業使命的認知、對法律知識的熟識,及實踐經驗為新聞界帶了一股新風。

悉尼大學媒介與傳播系主任Steven Maras對博士層面的教育提出思考。他首先對英國和澳大利亞關于專業博士學位(PD, Professional Doctorates)、專業實踐型博士(Practice Based PhDs)及傳統的博士學位(PhD, Philosophy Doctorates)的討論進行了介紹,并集中介紹了國外對前兩者的爭議。與傳統的以學術研究為旨趣的博士學位(PhD)不同,專業博士學位(PD)的誕生較晚,在英國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它是以市場為驅動滿足于特定領域的需要,如工程博士、教育學博士等。PD與PhD的區分較為明顯。而專業實踐型博士的出現則是近十年的事,主要針對與藝術、創意等相關專業,它的出現引起了很大的爭議。關于這類專業實踐型博士的討論集中了五種類型的話語:隔離主義的(Segregationist);PhD學位的墮落(Degradation of the PhD);包含主義的(Inclusive);(后)殖民主義的(Post-colonial);矯正或重整學術的(Disabusing/Reclaiming the Scholarly)。Steven Maras認同第五種話語,認為專業實踐型博士的出現是一個反思學術何為的契機,也是反思大學傳統的契機。

本次論壇中多位來自英美的院長都強調了新的教育中要包含創新性與企業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弗吉尼亞聯邦大學大眾傳播學院主任Judy Turk認為大眾傳媒生態的變化將帶來大量的外包業務,催生出個人工作者的職業模式,誕生不為任何一個雇主而為多個客戶工作的技巧嫻熟的自由職業工作者。這就意味著新聞傳播教育者要主動探討出新的教育培養模式,為新的現實環境、新的職業市場和新的職業途徑做準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更加強調新聞傳播基本的價值,但也要更加強調創新性與企業家精神。畢業生們不僅把自己描述成一個求職者,更要把自己當成一個獨立的策劃人,為一個企業問題提供創新性的解決方案,成為跨媒介和產業平臺的獨立工作者。

繼續教育和培訓成為新聞教育的新領域。新加坡傳媒學院副院長Jackson Yip以新加坡的個案為例,介紹了《創意產業能力培養體系和碩士計劃》。Jackson Yip認為如今的媒體和創意產業正發生著結構調整,為就業準備的傳統教育框架再也不能滿足傳媒業的需求,迫切需要一套具有靈活性的全新的創意產業能力培養體系與解決方案來滿足不斷演變的技術發展。而整合多種資源的繼續教育和培訓則幫助媒體與創意人士的實踐工作更專業化。

傳播學和新聞學的關系范文6

隨著社會發展與傳播手段的日益現代化，傳受雙方更需要交互式溝通。一些學者在上世紀末先后提出過構建我國傳播心理學的設想。在這次會議上，廣西大學新聞系虞達文教授提出了積極的建議：新聞學是大眾傳播學的分支；大眾傳播學又是傳播學的分支。似乎不宜一步到位直接建立傳播心理學，可先建立與新聞關系更密切的大眾傳播心理學。要構建一門學科的理論框架，必須先弄清它的學科從屬、領域范疇。傳播心理學屬于心理學分支，從領域來看，它是傳播學的邊緣學科，應以社會心理學、普通心理學、認知心理學、思維心理學等相關原理作為主線；作為傳播學的邊緣學科，它應以大眾傳播研究的五個層次：傳者―信息―傳媒―受眾―效果，作為橫向的基本構架。

華中理工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申凡教授認為，我國對傳播心理學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主要以新聞心理研究的形式呈現出來的，雖然研究方法單一，但是它研究的傳者（記者、編輯）心理、受眾心理，研究的采訪、寫作、編輯活動中的心理規律，在當時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對新聞學研究起到補充、拓展領域的作用；第二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末至今，直接以傳播心理學的形式展開的，雖然研究方法日益嚴密與科學，但是內容要么與傳播學理論重復、重疊，要么是對傳播中的心理術語簡單解釋，這些研究尚不能達到補充傳播學與拓展傳播學研究空間的作用。申凡教授建議，可以從對傳播學研究拾缺補漏的地方入手，開拓自己的領域；也可以把傳播學中已有的心理研究作為起點，再向縱深方向研究。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再逐步構建自己的話語體系與理論框架。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林之達研究員發表了對傳播心理學建構革新的想法。他認為：用普通心理學理論框架中的原理來觀察、解釋傳播（包括傳播的各外延）領域中的心理現象，結果把這些領域中有機聯系的心理系統切割成互不聯系的零碎心理現象。本研究采取另一種思路：第一步，考察、揭示了傳播系統與心理系統原來是人類精神生產流水線上緊緊相扣、不可分離的工序，傳播的天職就是為心理系統輸送精神能源材料，心理系統的使命就是把傳播系統送來的信息，通過一系列心理反應，轉化成與信息異質的心理能，心理能外化為人的行為，行為做功，便產生了傳播的社會效果；第二步，沿著傳播領域各心理系統本來有機聯系著的脈絡建構傳播心理學（包括新聞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宣傳心理學在內的各分支學科）的理論框架。

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陳衛星教授的發言，從帕洛?阿爾托學派的基本原理出發，探討傳播心理的建構過程。帕洛?阿爾托學派的語用學理論是要把傳播作為一個被整合的社會現象來考察，把人際關系與社會關系結合起來考慮，從元傳播入手，從非傳播的模態找出傳播的可能性。

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周慶元教授認為，整個20世紀，對于新聞與傳播心理研究對象的認知歷程可歸納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孕育期，可稱為“采訪對象說”，這是20世紀初期關于新聞心理學研究對象的基本認識，代表人物是邵飄萍等；第二階段是萌生期，可稱為“受眾心理說”，進入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新聞學者提出要對受眾心理進行研究，代表人物是安崗、陳朗等；第三階段是草創期，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張駿德、劉海貴合著的《新聞心理學》正式出版，這是我國第一部新聞心理學專著，盡管不成熟不完善，然而它初步提出了新聞心理學的框架結構，開創了新聞心理學研究的嶄新時代。這一時期的汪新源先生提出了“記者為主說”；第四階段是發展期，可稱為“認識主體說”，醞釀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成熟于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主要代表有劉京林等。

對于傳播心理學與新聞心理學的關系問題，與會代表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傳播心理學包括、涵蓋了新聞心理學，目前是新聞心理學向傳播心理學方向發展；另一種認為兩者相互關聯又相互獨立，不存在種屬關系。北京廣播學院劉京林教授過去認為傳播心理學涵蓋新聞心理學，現在則認為兩者不存在種屬關系，而是并列關系。她解釋說：“按照完形理論的觀點，被整合之后的對象不能再分解為構成它的最基本的元素。同理，雖然新聞學、心理學等學科曾經是傳播學的前身與源頭，但是傳播學一旦形成獨立的學科之后，便可以與新聞學、心理學平起平坐，相互之間不存在歸屬關系。以此類推，傳播心理學和新聞心理學也不存在歸屬關系，而是相互交叉、相互滲透、又各自獨立的學科。”

互聯網心理問題是當今時代遇到的全新課題，引起了與會代表熱烈討論。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張駿德、劉海貴教授向會議提交了論文《試論網絡傳播對傳受者的心理影響》認為，網絡傳播實際上突破了傳統大眾傳播媒介的傳播方式，包含著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兩種傳播方式。在網絡傳播中，傳者與受者的界線變得模糊，傳受者可以為同一個人。在這種傳播模式下，傳受者（或稱網民）的平等意識、獨立意識、參與意識被空前激活；傳受者的“超媒體思維”、移情心理、以虛擬身份娛樂人生心理等激增。互聯網是一個多媒體、超文本的巨大信息庫，網民得到了通信迅速便捷、查詢信息與檢索資料十分便利等好處，同時也帶來了負面影響，網民中出現了網絡犯罪行為、青少年中出現了“網癮”患者。我國已從1996年2月起陸續頒布了有關互聯網管理的法規，正在嚴格執行中，同時也有專家提議，運用心理干預法治療青少年的“網癮”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