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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經濟的辯證關系范文1

 

無政府狀態是傳統意義上的國際政治研究起點。迄今為止的國際政治教科書認為，國際政治發生在一個沒有中央政府的場景里，不存在一個超越單個主權國家之上的機構能夠擁有權威可以立法和解決國際爭端;國家之間可以締結條約，但沒有高高在上的國際權力可以保證各國履行條約，處罰違反條約的行為。無政府狀態的假定最初來自諸如霍布斯之類的經典現實主義學者，在他們看來，正是因為國家之間沒有信用和仲裁可言，沒有保證國際合作的國際機制，因此，國家要維持自身的生存與安全，最好的而且惟一的辦法就是加強自身的力量，把自保作為主要的生存之道，戰爭狀態一度成為了無政府狀態的同義語。后來的現實主義學者如摩根索特別是華爾茲在演繹其現實主義的科學理論時，都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政治研究的惟一假定。如果這樣理解無政府狀態的話，國家之間無社會性而言，權力斗爭和物質性競爭成為了國際政治的主旋律。

 

難道國際政治中的合作永遠是次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嗎?難道國際政治中沒有社會性嗎?難道主權國家的最高法則就是自保和自私嗎?難道除了國家利益之外就沒有國際利益和全球利益嗎?國際之間的規范關系包括制度化的關系能否對國家行為產生重要的制約?人類社會難道沒有進步性嗎?

 

上述一連串疑問其實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國際政治中有沒有社會性?國內政治顯然是有社會性的，任何個人都有明確的社會分工，個人無法離開社會而生存，道德、法律以及政府機構保證個人的人身安全與財產安全。人的本質不是他自己，而在于他的社會性，即人天生具有合群性，社會性更能體現人的本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繼續并且超越了亞里士多德的天才論斷，認為“人即使不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動物”。

 

那么，國際政治中是否具有社會性呢?回答是肯定的。國際政治的社會性不能完全比照國內政治的社會性。在國內政治中，個人離開了社會就不能夠生存與發展，國家由社會產生并由社會作為政治運作的基礎環節，政府治理與個人成功的重要依托是社會化與道德文化體系。國際政治中的社會性顯然遠遜色于國內政治。國際無政府狀態下，主權國家可以長期在相對封閉和無道德的環境下生存。但是，隨著全球化與世界交往的發展，任何國家的生存與發展都越來越離不開國際交流與貿易往來了。從較為嚴格的意義上講，在國際政治中，社會性主要是指主權國家在政治、安全與文化上的相互依賴性，以及對于共同價值、共同制度和共同命運的真正尊重。當然也越來越多地體現為國家行為體之外的國際組織、國際制度、NGO、國際運動甚至個人對國際間政治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我們不能以國際政治中沒有出現一個中央政府來否定國際政治的社會性。國際政治社會性的集中表現是國際社會的存在與發展、世界體系的形成與膨脹，以及以國際制度與國際政治文化為重要外化形式的國際公共領域的建構與擴張。國際政治具有社會性，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理解。

 

第一，主權國家之間締結成某種社會契約。在馬基雅維利、霍布斯、黑格爾等推崇國家主義的思想家看來，國家就是最高的理性，是自由的最高體現，國家之間不能夠也不應該達成某種社會契約，國際無政府狀態因而也是天經地義的存在。但是，世界主義的思潮從來沒有停止過，他們試圖建立世界政府或者歐洲合眾國或者康德的“主權國家的自由聯盟”，追求一種超越主權國家之上的國際社會契約，雖然歷經多少次失敗，但畢竟在走向一種現實化了的可能性，特別在歐洲聯盟的成立中我們似乎看到了19世紀以來世界主義在歐洲實現的希望。另外，國際關系發展的一個不爭現象是，主權國家之間從來就在一種契約環境中生存與發展、沖突與合作。19世紀中期，歐洲有關各國就開始對于萊茵河、易北河等國際河流的管理達成了國際協定，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更多的國際條約發生在交通、運輸、電信、郵政、公共衛生、經濟貿易、戰爭與和平等許多領域。1919年出現的國際聯盟，1945年誕生的聯合國，以及1994年出現的世界貿易組織均形成了對主要主權國家的契約關系，這些國家愿意讓渡較重要的國家權力，并保證遵守國際條約，接受有關國際機構的強制性制裁。聯合國的維持和平功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安全功能，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的個別職能，都出現了類似國內社會契約保證方面的強制作用。這意味著，即使在國際政治中(在全球性的國際公共領域)，社會契約的達成也是可能的。

 

從理論上講，作為理性自私的國際關系行為體的國家之所以能夠克服集體行動失靈的難題，締結國際制度，形成某種程度的社會契約，不僅是因為開放條件下的國家行為體之間有著利益上的合作與共贏空間，而且因為國家之間存在長期持續的話語溝通以及廣泛的公共批語領域。根據江憶恩的觀點，在共同利益和共贏程度不足以支撐集體行動的情況下，國家一方面仍然有可能在信息充足、勸說者富有權威、重復說服等條件下形成共有的偏好和信念，擴大國際合作;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出于增加國際地位、榮譽和威望或憚于國際社會的譴責、羞辱、懲罰引起國際地位喪失的考慮而加入到集體行動和國際契約中，簡言之，“說服行動”和“社會影響”能夠推動國際社會化進程，使得有關國家或自愿服從某種共識，或懾于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遵從某種理念，從而促進國際制度的創建和維持，鞏固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性與社會性。

 

第二，主權國家之間形成了某種較為穩定的國際秩序。社會性的一個基本特征在于其秩序性。雖然秩序性與社會性不能完全等同，但聯系密切。行為體對其他行為體的行為持有可信的預期，說明社會性在起作用，這種狀態可以稱之為有序狀態。在國內政治中，由于中央政府的強制力，這種可預期性更加明顯，而在國際政治中，由于缺乏世界政府，國際秩序更多地需要戰略克制、國際道德與國際條約，這種可預期性就小得多，但是這兩種秩序都是社會秩序，均本質上反映了人類的“首屬群體”性，表明了人類社會中的共同生活方面。秩序是對于社會性的要求，但是不同的社會性對于秩序的條件要求又是不同的，用布爾的話說，“在國家之間與在個人之間，實現有序狀態的條件是不同的”，對于國內政治來說，實現國內秩序必須要有中央權威的力量，因為一方面個人在自我安全的保護方面遠不及國際政治中的國家，另一方面，個人的生命非常短暫，比較容易進行冒險行

 

為和非理性行為，必須有一種強制的政府力量來威懾個體或者部分群體的非理性行為。而在國際政治中，至少在目前的世界歷史中，完全可以在沒有世界政府的條件下實現國際秩序，即使沒有大國的主導性治理，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國際協調，主權國家都會遵守主權國家建立時的基本國際規則。17世紀有威斯特伐利亞秩序，18世紀有烏得勒支秩序，19世紀有維也納秩序，20世紀有凡爾賽秩序、華盛頓秩序、雅爾塔秩序等等，這些都是大的國際秩序，不同的時段還有很多小的秩序，每個秩序都是有關國家從國際談判、大國會議和國際斗爭中得來的，由國際條約明確規定和國際權力機制加以保證。當然，不同的秩序所代表的國際社會性或者公益性程度不同，其生命力和國際影響力不一樣，其可持續性也有較大差距。我們必須正視這個現實c主權國家的秩序是主權國家的外交實踐本身建構起來的，這種外交實踐體現了人類的進步性，反映了多數主權國家對于歷史發展的呼吁，也符合代表人類社會前進方面的各國國內社會發展方向，因此，國際政治中的秩序建構雖然與國內政治有著形式上的不同，但都體現了人類社會的要求，是人的社會性在不同層次上的反映。

 

第三，主權國家之間具有天生而且日益增長的相互依賴性。國際政治社會性的較明顯體現，就是主權國家之間具有相互依賴性。這種相互依賴性是天生的，因為主權國家的建立從其本源上講，意味著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成立，都不再依賴于國家之上的權威的統治，但是也不是完全根據自身的強大與否決定其生存問題。主權意味著平等權，即在國際政治中，每一個主權國家都是平等的，都在確保自身生存合理性的同時也承認其他主權國家的生存權利。這樣的一種相互承認權，就是一種最基本的相互依賴性。洛克可能是最早在政治哲學領域闡明這種相互依賴性的思想家之一，他反對霍布斯關于國家與社會起源的學說，認為自然法旨在“約束所有的人不侵犯他人的權利，不互相侵害，使大家都遵守旨在維護和平和保衛全人類”，這種社會本質性就是相互依賴性：各國間大致形成了最低限度的互信度和共識，遵從一種“我活也讓別人活”的原則，主權制度由此建立起來，相互間承認對方有一定的領土作為專屬轄區，以擁有一種“生存與自由的權利”。如果說洛克的思想論證了主權國家天生相互依賴性的來源的話，那么，對于國際政治中日益增長的相互依賴性的洞察者則是格勞秀斯，他認為主權國家具有共同的規則與制度，最經典的國際行動是“國家之間的經濟與社會交往”，這無疑都是對主權國家的社會本質性的另一種正確判斷。然而，馬克思看得更遠。他洞察到，主權國家的相互依賴性反映了民族國家發展的內在需求，體現了世界生產力對世界生產關系的根本要求，是經濟全球化本質的社會外化。世界交往、貿易與生產力的擴展，“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各文明國家里發生的一切必然影響到其余各國”，總之，“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馬克思所預言的全球化浪潮終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產生了更為本質性的影響，人們普遍認識到世界進入了一個相互依賴的時代，不僅在能源、金融、市場、生產諸方面相互依賴，而且在安全與社會交往方面相互依賴，不僅西方發達國家在技術與貿易方面相互依賴，而且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也相互依賴。復合相互依賴出現在國際交往最為密集和頻繁的地區，成為國際政治社會性最突出的表現。

 

第四，主權國家之間具有某種體現共同價值觀念的國際政治文化。文化是社會的靈魂，是社會性的最高體現之一。如果一個社會中的基本價值架構或規范的內化程度越高，社會同質性和社會化程度就越高。一個社會若出現了意識形態或者主流文化價值的缺位，那么，這個國家或者社會就處于危險狀態和動蕩狀態，社會性就較低。同樣道理，主權國家之間社會交往的一個重要條件為是否存在共同的國際政治規則，是否擁有最低限度的國際政治道德，是否對未來的世界政治文明持樂觀向上的態度。其實質是，是否承認基本的國際政治文化。什么是國際政治文化呢?它不是政治學中的政治文化概論的簡單延伸，不少國際政治社會學家意識到了國際政治文化的問題，我們認為，國際政治文化是國際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所達到的，對國際關系、國際政治、國際秩序、國際道義、戰爭與和平、生存與發展、國際交往、國際權威與國際治理等一系列關乎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問題，所擁有的最低限度的共識。從形式上講，它包括絕大部分國家所遵循的全球性國際制度、聯合國國際法基本準則以及有關國際政治運作的理論認知、觀念信仰、基本態度和價值認同，等等。國際政治文化也有一個生成與發展并不斷豐富、不斷擴大、不斷內化的過程。以國際法為例，近代國際法主要是16世紀和17世紀西歐基督教文明的產物，是由英國、荷蘭、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外交習慣與條約形成發展起來的，但到了19世紀就開始大量吸納歐洲以外的基督教國家的法律成果，20世紀20年代以后，“世界各大文化及各主要法律體系”、非基督教和非歐洲文化和文明對國際法的貢獻增加，目前的國際法體系基本上是一個各主權國家面對共同的國際問題不斷創新的全球法律體系。

 

第五，國際政治不是無國際治理的領域。國際政治中，之所以國際關系處于一種相對穩定的秩序之中，有著許多的原因，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制度治理或者文化治理的背后，總有著重要的國際力量在發揮作用。這些國際力量中最根本的是大國;另外，還有一些重要的多邊性國際組織與國際運動;最后，還有日益活躍著的國際非政府組織。這里有必要重視大國在國際治理中的作用。在很長的時期內，人們往往看到了大國在國際政治中的破壞作用，而忽視了其在國際政治中的積極作用。大國固然有正義的大國與非正義的大國之分，也有資本主義大國與社會主義大國之分，但是一個客觀的現實是，國際政治中的戰爭與和平往往由大國來負責，破壞和平的往往是大國，而結束戰爭保證和平的也是大國。在一個單極國際體系里，超級大國在國際事務上往往具有最大的發言權，當然并不意味著它可以為所欲為，最大的發言權表明它在國際治理方面有著最大的責任。從歷史上看，一個時期內的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發展狀況，與這個時期內的最大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有著密切的聯系。這是因為，最大國家的國內政治與經濟必然以某種形式反映到國際行為上來，比如國際經濟援助、意識形態的國際示范效應、國際會議的召集情況、國際安全情況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大國在國際治理方面的特殊責任與功能，并不能當然地認為，大國的治理模式就是權力治理與單邊主義，相反，一個大國擁有較大國際承認的時候，往往就是這個國家最愿意奉行多邊主義，重視國際合作的時候。

政治與經濟的辯證關系范文2

【摘要】金融抑制，直白說就是金融領域受到政府過多干預，導致金融發展受到抑制的現象。按照MBA智庫的說法，金融與經濟擁有辯證關系，相互制約的同時又相互促進。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可能存在不得不采取金融抑制的理由，它有好，但消極影響也十分明顯。本文結合中國的情況，探討了金融抑制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投的影響，發表了一些見解。

【關鍵詞】金融抑制；對外直投；發展中國家

金融抑制，直白說就是金融領域受到政府過多干預，導致金融發展受到抑制的現象。按照MBA智庫的說法，金融與經濟擁有辯證關系，相互制約的同時又相互促進。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可能存在不得不采取金融抑制的理由，它有好處，但消極影響也十分明顯。

金融抑制

一、概述

對外直投的影響因素很復雜，從宏觀角度來說，可以拆分出多個因素，如人口結構、市場開放程度、經濟增長率等。研究者在研究中國對外直投時提出了一個假說，金融抑制達到一定程度，可能會推動對外直投。因國內市場受控，金融抑制不利于國內投資者獲取更為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生產成本相對來說就會比較高。因而從逐利的角度來說，投資者顯然會選擇對外直投。

二、影響

從宏觀的角度來說，利率管制、匯率管制、資本項目管制等金融抑制措施的最大影響就在于使市場中的資源配置機制存在漏洞，使資金成本和流向產生扭曲。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在金融抑制下，經常賬戶順差的出現，會使一個發展中國家累積大量的外匯儲備，從中國的經驗看，內部經濟結構失衡，外部面臨人民幣升值壓力，為了對沖風險，只能大量買進外匯，形成龐大的外匯儲備，而對外直投的規模雖然近些年瘋狂膨脹，但是依然比不上龐大的外匯儲備，體現出對外直投的結構性失衡狀態。同時，中國對外直投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國有企業的對外投資，這是由于政策方面的傾斜，國有企業更有利于獲得銀行的支持，而國企多數以能源企業或是制造企業為主，使得對外投資過分集中于制造或是能源領域，使得投資領域出現失衡。

并且由于中國在亞洲屬于發展中國家中的新興國家，在一帶一路戰略下，使得亞洲對外直投規模大增，并且從當前形式來看，“兩條線”“兩個圈”在發達國家的失敗，而一帶一路獲得了國際的廣泛認可。可表明，國內資本更愿意投資于同樣的發展中國家，而根源就是金融抑制，這會使成本降低。因此，中國大部分對外直投都投向亞洲或是非洲，體現出一種區域性失衡。當發展中國家經濟處于相對初級階段時，一般會作為被投資國，而處于相對高級階段的中國經濟來說，就會帶來結構性的失衡，促使對外直投的壯大。

中國金融改革和宏觀政策存在錯配，是造成中國企業融資成本越來越高、金融抑制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利率市場化推進過程中，必須配合與之相適應的宏觀政策。從國外市場的普遍情況看，利率市場化改革在寬松的貨幣政策下推進，利率必然是一個下行的過程，效果將更好；如果在緊縮貨幣政策下推行，社會的融資成本將經歷向上的過程。如果沒有較為寬松的貨幣供給，利率市場化這一正確的改革措施，可能會因為貨幣政策的不配套而達不到最優的效果，甚至南轅北轍，進一步加重金融抑制。這一過程中，金融制度改革和創新發展是改變金融抑制的治本之策，是會慢慢發生作用的良藥；而貨幣政策是水，在任何一個時期都不能缺或者斷。加快資本市場發展也是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過高的有效方法之一。銀行信貸限于目前的監管政策，絕大部分投向傳統行業企業，在國家經濟轉型、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中小企業、民營企業這些未來經濟活力的搖籃應當通過資本市場進行更有效的資源配置。而要煥發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中小企業資金需求的活力，必須要恢復一個繁榮的資本市場。

金融業發展不應與實體經濟發展對立起來，前者應該對后者的發展起到良好、有效的服務作用，金融業發展當與實體經濟發展同步，二者應該是有機統一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的安排應以最低的成本架起儲蓄與企業之間的橋梁，才能有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由于金融扭曲在資本最充裕的國家造成了資本稀缺，資金有效供給不足，目前中小企業的資金成本平均已經達到兩位數。假定某民營企業經營中，扣除綜合稅費、人工及生產成本，未扣除資金成本的毛利率可能剛好在15%，而如果融資成本也正好是15%的話，企業就可能無法盈利，甚至出現虧損。

目前我國金融市場結構失衡、功能不全，同時存在“金融抑制”，基于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的重要性和避免其變為“空心”的防范風險的必要性，賈康建議，必須積極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模式換代升級，要全面推進金融改革，其間要以優化金融領域的制度供給、制度結構為龍頭，推動直接金融成長壯大、間接金融健全增效、金融產品多樣化，構建對各類需求“無縫覆蓋”的現代金融體系。

政治與經濟的辯證關系范文3

1.自然環境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關系

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并沒有將自然經濟納入其研究范圍，認為自然環境只是為經濟活動免費提供可利用資源的供應系統。由于自然資源不是勞動產品，又沒有進行價值交換，因此并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但是，吳易風教授通過對馬克思著作的分析得出結論———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而不單純是生產關系；馬克思對生產方式的研究包括了對自然資源配置的研究，不同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下有著不同的配置方式，不存在超歷史的資源配置的合理性。馬克思通過對勞動的定義“，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節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將自然環境與社會再生產過程緊密聯系起來，為我們正確認識自然環境與社會再生產過程之間的辯證關系，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

2.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的關系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雖然沒有對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之間的協調關系給出系統分析，但是，在他和恩格斯的自然力思想中很早就注意到了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一方面，馬克思認為：“自然力不是超額利潤的源泉，而只是超額利潤的一種自然基礎，因為它是特別高的勞動生產力的自然基礎。”這一觀點明確指出自然資源是構成生產力要素的重要基礎。因此，自然資源是通過促進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推動經濟發展的。另一方面，恩格斯指出：“如果說人靠科學和創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復，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從一種真正的專制，而不管社會組織怎樣。”揭示了災難性的自然環境對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因此，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發展是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辯證統一的關系。

3.資源環境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環境的清潔也是一種資源，污染了環境，就等于“消耗”了清潔環境。價格、替代品和技術進步對清潔環境的作用與對其他資源的作用是相同。“如果排放污染物是沒有成本的，那么，生產者就沒有限制排放污染物的激勵。但是，如果污染環境存在某種價格，那么，生產者將設法尋找到某種方式，以替代污染物的排放。排放污染物的價格越高，生產者就越有積極性去研發限制污染物排放的方式和途徑。”因此，在生產中加入環境成本，不僅可以節省資源、保護環境，還能起到提高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這與發展低碳經濟的出發點是一致的。

二、低碳經濟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

1.低碳經濟倒逼技術進步

低碳技術與技術進步的關系是一種倒逼的關系。有的學者認為“技術發展帶來低碳經濟”，只要突破了技術問題，低碳經濟也就自動發展起來了。其實，這完全顛倒了低碳經濟與技術進步的因果關系。先進技術的發展一定是為了適應某個預先設定的經濟發展目標，技術進步總是滯后于所設定的經濟發展目標的。縱觀歷史，只有當人們不滿足于當下的生產和生活條件時，才會通過發明先進的科學技術改變原來的生產、生活方式來滿足人們新的需要。事實證明，當下運行的高碳經濟發展模式造成了資源的浪費、環境的污染，是對人類生存條件的極大挑戰。為了挽救瀕臨枯竭的資源、恢復碧海藍天，人們提出了更高一級的，更符合人類生存發展的新需要的低碳經濟發展模式。而要想發展低碳經濟，必須改進技術，提高能源利用率。因此，低碳經濟與技術進步之間的關系，必將是前者倒逼后者的關系，并且這種倒逼機制是低碳技術發展的強大原動力。

2.低碳經濟模式的優越性

傳統經濟學認為，勞動是勞動者通過勞動手段改造自然來獲取人類生產生活所需的各種要素的過程。高碳經濟模式是將支持經濟活動的四種基本資本中的人力資本、金融資本、人造資本結合，改造自然資本來獲得各種人類生產生活所需的要素。對比低碳經濟和高碳經濟的理論模型得出：假設將人類全部的經濟活動抽象為生產活動和消費活動。低碳經濟模式下，在對自然系統向經濟系統（社會在生產過程）輸入可用資源的認識中，首先，加入了對由經濟活動產生的不可轉移消化的廢棄物（抽象為二氧化碳）排放的問題，從正反兩方面重新理解生產和消費過程。其次，提出了自然資源和自然承載力的有限性問題，自然系統為人類提供的生產和生活資料并不是不可耗竭的；自然系統能夠承受的污染也是有限的。最后，給出了低碳經濟模式下社會再生產的實現條件。當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自然的最大承載力時，社會在生產過程的實現條件就是“馬克思關于資本擴大再生產的實現條件”，當其已經逼近自然系統允許的最大排放量時，還必須滿足生產和消費活動必須是二氧化碳零排放，否則社會在生產過程就不能繼續。低碳經濟模式展示了勞動對自然系統的破壞性，也不再將生產力簡單地理解為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

3.低碳經濟的實現形式

政治與經濟的辯證關系范文4

不平衡性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較為普遍的特征,無論在全球的范圍內,還是在一個國家的范圍內,其發展過程始終貫穿著不平衡性,只不過在不同歷史階段其不平衡性程度不同而已。究竟什么是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如何看待和把握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不平衡的發展會給社會帶來何種影響和后果,如何避免和克服社會發展的“極度不平衡”,把這些問題納入到社會發展理論的視野內進行反思,在現時代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社會發展不平衡性的兩種類型

何謂社會發展的不平衡,這是思考和研究社會發展不平衡首先需要搞清楚的問題。“平衡”與“不平衡”最初是一對自然科學范疇,在力學中,當幾個力同時作用于一個物體時,如果所有的力的作用恰好互相抵消,從而使物體的存在形式或運動狀態不發生任何改變,這就是力系的平衡。反之,所有力的作用不能互相抵消,就是一個非平衡的力系,它將引起物體運動狀態的變化[1]。在自然辯證法看來,自然界千差萬別的物質,都表現為平衡或不平衡狀態,一個自然物的諸多因素在比例關系上達到和維持在某一定值時,諸因素之間表現出協調、和諧、一致、適應或均衡等關系,這時該物質所處的狀態就謂之平衡狀態。反之,一個自然物的諸多因素在比例關系上不在那個應有的定值之內,諸因素之間表現出不協調、不和諧、不一致、不適應或不均衡的關系時,這時候該物質所處的狀態就謂之不平衡狀態[2]。而所謂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依筆者看來,是指社會總體內部各部分或各要素在發展上不一致或不均衡的狀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包括兩種類型:一種是社會發展的結構性不平衡。所謂社會發展的結構性不平衡,是指社會作為一個有機整體或系統,各基本要素由于其地位和作用不同以及各要素自身的變動,或由于社會系統內部或外部條件的變化,使各基本要素之間不能相互適應或相互協調,出現了一種在發展上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非穩定狀態,如在一個社會內部,一方面是經濟的迅速增長,另一方面卻是道德滑坡、腐敗蔓延、理想失落等。另一種是社會發展的區域性不平衡。所謂社會發展的區域性不平衡,是指不同國家或同一國家的不同地區之間,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或不同步性,從而使社會總體在發展上呈現出一種非均衡的狀態,如我國的東部與西部之間,無論在經濟的發展速度上,還是科教文化的發展水平上,都存在著較大的落差,使我國社會在總體的發展上呈現出不平衡的狀態。在筆者看來,上述社會發展的兩種不平衡狀態都是客觀存在的,且具有普遍性。無論社會發展的結構性不平衡,還是社會發展的區域性不平衡,都是制約和影響社會總體發展的重要因素。目前,理論界的多數學者把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僅僅歸結為社會發展的區域性不平衡,只重視對社會發展區域性不平衡的分析和研究,忽略對社會發展的結構性不平衡的分析和研究;其次對社會發展的區域性不平衡的研究僅僅局限于經濟學的范疇之內,并把社會發展的區域性不平衡歸結為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忽略了社會發展的區域性不平衡性非經濟方面的表現,這在理論上是非常片面的。此外,還應當看到的是,盡管社會發展的結構性不平衡和區域不平衡有著各自不同的內涵和表現形式,但兩者在社會總體發展過程中總是交錯在一起的。如在社會發展的區域性不平衡中,就同時包含著某個地區內部的結構性不平衡,而某個地區內部的結構性不平衡往往是導致整個社會區域性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同時還應注意到,區域性不平衡使得國家對結構性不平衡的調整增加了難度。這就要求我們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既要把兩者區分開來對待,又要把兩者結合起來考慮。

二、社會發展不平衡性的必然性和普遍性

在辯證法看來,平衡與不平衡作為事物運動的兩種狀態是相互包含的。當系統內部諸因素維持在一定比例關系協調一致處于平衡狀態時,其中個別因素總可能在量上增加或減少,多少有些偏離原來的比例關系,出現質的某種變化,這就是平衡中的不平衡。反之,當諸要素不能維持一定比例關系破壞協調使物質總體上處于非均衡狀態時,其中少數因素在局部范圍內和一定條件下,可能組成一種暫時的協調比例關系,造成相對的、局部范圍內的暫時的平衡,這就是不平衡中的平衡[3]。此外,在平衡與不平衡的辯證關系中,尤為重要的一方面,是它們象靜止和運動的關系一樣,具有相對和絕對的辯證關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對的和暫時的”[4]。辯證法關于平衡與不平衡的辯證關系原理告訴我們,事物發展的不平衡并非是事物的一種特殊狀態,而是在事物的運動過程中不可避免出現的并帶有普遍性和經常性的狀態。因此,對其作用性質的確定,只能根據特定的條件具體分析和具體對待。社會的發展盡管不同于自然物質的運動,且均衡和協調又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但在其狀態上毫無例外地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性。無論是結構性的不平衡,還是區域性的不平衡,在社會發展進程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和經常發生的。社會發展的結構性不平衡之所以是經常的和不可避免的,根植于社會基本結構中各基本要素的差異性和變動性。如經濟與其它要素相比較,在社會系統內部處于基礎和主導的地位,尤其是在社會主體的需要和利益的驅動下,經濟的發展具有優先性和活躍性。而政治、文化等要素與經濟相比較,在發展上和變動上相對滯后。固然,政治、文化等要素為使自己更好地服務于經濟,通過不斷調整自身,努力與經濟形態相適應和協調,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總會不斷地打破它們之間的均衡關系,使社會在結構上處于一種不平衡和不穩定的狀態。這說明,社會發展結構性不平衡的形成帶有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并且是經常發生的。社會發展的區域性不平衡,其形成的原因更為復雜。因為不同地區間在發展上的差距不是單一的,而是體現在許多方面,這些方面差距的形成又是相互關聯的。因此,區域性不平衡往往是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在理論上很難找到一個最終的原因。不過不可否認的是經濟因素特別是生產力發展及其基礎條件,是導致社會發展區域性不平衡的最為根本的原因。但又不能不看到,造成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結果上的差別又可在經濟以外找到其它原因,也就是說,非經濟因素如科技、教育、衛生、人口素質、文化和人的觀念等又是導致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因此,對區域性不平衡的分析,不可忽視非經濟因素在不平衡中所起的作用。在此我們單就經濟而言,的確區域性不平衡是各國發展中存在的普遍現象,即使是發達國家也存在著區域性不平衡現象。人類文明史證明,經濟發展過程實際上是一個逐步拓寬生存空間和梯度推移的過程,起初發展起來的主要是有利于農牧業的江河中下游平原地帶;商品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城市,對外貿易的發展需要港口,于是城市和港口便成了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最繁榮的地方。總之,由于各個區域的地理位置、資源稟賦、人口密度與素質、技術水平和原有基礎條件的不同,形成了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發展速度和綜合實力的巨大差距,這種區域性的不平衡,在發展中的大國經濟中表現的尤為明顯。經濟學的研究還表明,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都不可能在各區域具有同時性,也就是說,在同一時期的發展格局上,只能是有的地區處在經濟發展的中心,有的地區則必然處在發展的邊緣。因而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呈現出區域差異由擴大到穩定、縮小等幾種情形[5]。綜上所述表明,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具有必然性和經常性,即不平衡性是社會發展的一個普遍特征。問題在于,由于社會的發展不是一種自然的和自發的過程,作為社會主體的人或政府總會意識到社會發展的嚴重失衡給社會帶來的嚴重后果,因而總是采取一定手段和措施,對不平衡的極度發展進行調整和控制,竭力使社會的發展處于某種相對的平衡和穩定狀態。但社會發展的絕對平衡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在社會發展的實際過程中是不可能出現的。

三、社會發展的“適度不平衡”與“極度不平衡”

政治與經濟的辯證關系范文5

推進農村市場化建設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各國國情不同，農村市場化的建設和發展也不可能完全相同。西方發達國家走的是一條先實現工業化、城市化，依靠工業化、城市化來帶動農業市場化發展進而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又是一個農業大國，顯然不能搬套西方發達國家農業市場化的發展模式，必須立足自己的具體國情，努力探索走出一條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農村市場化發展道路來。

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村市場化關系辨析

工業化和城市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基本標志之一。工業化和城市化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歷史進程，必然要對包括農業和農村市場化建設在內的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各個領域產生深刻影響。同時，從系統理論來看，系統的開放性，決定了農村市場化建設作為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一個子系統，必然要與其他子系統相聯系并受之影響，其中對之影響最大的應是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所以，要正確選擇農村市場化建設發展道路，首先必須深入研究和把握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村市場化的辯證關系。

工業化與農村市場化

深入研究和把握工業化與農村市場化的關系，就必須了解工業與農業的關系。工業和農業是社會生產的兩大重要部門，彼此之間是一種互相依存、共同發展的辯證統一關系。一方面，農業是孕育工業的溫床，是哺育工業養料的基本來源，工業發展所必需的糧食、原料、勞動力和資本，都要靠農業來提供。特別是在工業化發展的初期和中期，農業為工業提供的剩余積累決定著工業發展的規模和速度。雖然工業隨著獨立發展能力的不斷增強而逐步減少對農業的依賴，并逐步取代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但無論工業怎樣進步，只要人類仍然以動植物為養料，就不能割斷工業對農業的依存關系。另一方面，工業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工業化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也是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而傳統農業依靠自身的力量無法實現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只有依靠現代工業的強大資本、技術、裝備和先進制度的支持，才能進行現代化改造，順利實現農業的現代化。理論界和學術界根據農業與工業依存關系的演化，把經濟發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農業支持工業發展階段，即以農養工或以農補工階段，基本特征是農業支持工業，農業剩余由農業部門流向工業部門而成為工業發展的資金積累。

第二階段為農業與工業平等發展階段，即農工自養或農工自補階段，基本特征是農業剩余不再作為工業發展的資金要素流向工業部門，而是留在農業部門成為農業自身發展的資金積累，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則依靠其自身的剩余積累。

第三階段為工業支持農業發展階段，即以工養農或以工補農階段，工業部門的剩余以資金要素的形式流入農業，形成了工業對農業的反哺，農業發展由依靠自身剩余積累轉向依靠工業剩余積累。

如果對農業與工業依存關系演化的三個階段再作進一步分析，就可以看出無論是農業剩余由農業部門流向工業部門而成為工業發展的資金積累，還是工業部門的剩余以資金要素的形式流入農業支持農業發展，都不能自然而然地轉化，必須通過一定的形式和途徑，這就是市場。市場是連接工業與農業的紐帶，市場化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工業與農業的依存關系和工業與農業的現代化進程。需要注意的是這里所說的市場化是包括農村市場化在內的整個國民經濟的市場化，就農村市場化而言，其發展進程與工業化的發展是不完全同步的。

工業化是牽動農村市場化發展的強大動力，農村市場化建設需要以工業化為基礎，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而發展。雖然農村市場化的發展過程也對工業化的加速實現起到了促進作用，但是農村市場化不可能先于工業化而啟動，也不可能先于工業化而實現。

城市化與農村市場化

所謂城市化，是指人口不斷由農村轉向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也是城市地域擴大、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普及的過程。

城市是一定區域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中心，是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火車頭”，人類文明史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一部城市發展史和城市化進程史。城市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產物，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志，實現現代化必然要以城市化為前提和基礎。

學術界和理論界根據西方發達國家所走過的城市化道路，將城市化的發展過程分為早期、中期和成熟期三個階段。國際上對三個階段的劃分標志是：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40%以下為早期階段（也有的把30%以下定為早期階段）；城市化水平在40%～70%（也有的是30%～70%）為中期階段；城市化水平達到70%以上為成熟期階段。

城市化與經濟市場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城市是城郭+市場，沒有“市”，“城”就無法生存和發展，特別是市場又是市場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基本條件，市場不擴大，市場經濟就發展不了，而市場經濟得不到發展，城市就不可能繁榮和發達，城市化也不可能“化”起來。同時，“城”也是“市”發展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城市的擴大必然導致市場的擴大，城市化的發展必然會促進經濟市場化的發展。

城市化與經濟市場化的這種密不可分的聯系，決定了農村城市化與農村市場化之間必然是一種辯證統一的密切關系：一方面，農產品的主要消費者在城市，在農村城市化進程中大部分農業人口要逐步轉化為城市人口，實現農業現代化所需要的資金、技術和信息也要從城市中獲得，農村市場化需要以農村城市化為動力，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而發展；另一方面，農村市場化的發展也能夠有力地促進農村城市化的發展和實現，農村城市化的發展要努力為農村市場化的發展拓展廣闊的空間。

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村市場化三者之間的辯證關系

要研究和把握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村市場化三者之間的辯證關系，除了要分析工業化與農村市場化、城市化與農村市場化之間的辯證關系外，還必須分析工業化和城市化之間的關系。

工業化和城市化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兩者之間也是一種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辯證統一關系。從工業革命后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看，機器大工業導致了大規模的集中生產，而工業的集聚必然產生大規模的城市，從這一意義上說，是工業革命拉動了城市化向前發展，工業化是城市化的“發動機”；從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來看，城市的根本特點是集中，而集中能夠產生集聚效益和規模效益，有利于形成發達的城市文明，這正好適應了工業化的要求。由此可見，城市化發展的基本動力雖然是工業化，但城市化的發展又能夠反過來推動工業化和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可以說是工業化發展的“推進器”。

工業化和城市化之間雖然有著密切的聯系，但是二者要保持這樣一種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辯證統一關系，還必須有市場經濟的相應發展，確切地說是需要市場聯系作為保證。我們在前面分析工業化與農村市場化、城市化與農村市場化之間的辯證關系時，已證明農村市場化是將工業化與城市化緊密聯系起來的重要紐帶。改革開放以前，我國之所以出現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城市化長期游離于工業化進程之外的問題，根本原因就在于否認市場經濟，抑制市場的力量，割裂了工業化與城市化之間的有機聯系。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和市場機制作用的不斷增強，特別是農村市場化的發展促進了鄉鎮工業的發展，帶動了小城鎮的興起，加速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促進了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的發展，使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關系逐步得到了改善。

通過這些分析，我們可以將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村市場化三者之間的辯證關系作如下概述：工業化的大規模集中生產拉動了城市化向前發展，是城市化的“發動機”；城市化所產生的集聚效應和規模效益能夠反過來推動工業化的發展，是工業化發展的“推進器”；農村市場化是連接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重要紐帶，農村市場化的發展能夠促進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但是，農村市場化不可能先于工業化和城市化而啟動，也不可能先于工業化、城市化而實現，需要以工業化、城市化為牽動力，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而發展。

同時，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也要為農村市場化的發展拓展空間。工業化、城市化、農村市場化三者之間的辯證關系，反映了工業化、城市化、農村市場化發展的基本規律，我國要在新世紀中大力推進農村市場化建設，就必須遵循這一基本規律，立足本國的基本國情，探索和走出一條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農村市場化發展道路。

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的基本思路和發展道路選擇

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的基本思路

通過研究分析，我認為中國在新世紀中推進農村市場化建設的基本思路應是：以實現農業現代化為目標，以WTO對農業的要求為導向，以完善農村市場經濟體制、有機連接國內外農產品市場、幫助農民安全進入國內外農產品大市場為重點，充分發揮市場調節和政府宏觀調控兩個方面的作用，著力培育和提高市場主體的整體素質，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健全農產品和農業要素市場運行機制，加強對弱質農業的貿易保護，擴大農業的對外合作與交流，高效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切實提高中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不斷縮小與西方發達國家在農村（業）市場化發展水平上的差距。

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的道路選擇

加快推進農村市場化建設，要求我們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探索和走出符合中國國情、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農村市場化發展道路。

正確處理農村市場化與實現農村現代化的關系，堅持走農村市場化與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同步發展、互促共進、同期實現的發展道路。中國是一個有近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大，顯然不能等到工業化、城市化實現之后再去實現農村市場化，因為這樣不僅會進一步擴大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而且將會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成為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同時，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也有利于協調各方面的關系，推動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村市場化同步發展、互促共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這方面已經進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明顯成效。在這里需要予以說明的是，農村工業化與工業化并不是一個完全相同的概念，農村城市化也與城市化的概念有著一定的差異。農村工業化是現代工業在農村不斷發展和就業比重不斷提高的過程，是從農村內部推動工業化的發展；工業化則是指現代工業在國民經濟中不斷發展壯大并逐步占據主導地位，是從農業外部推動現代工業的發展，兩者所涉及的范圍是明顯不同的。農村城市化與城市化雖然都是指人口不斷由農村轉向城市、城市地域擴大、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普及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但城市化一般較多研究的是大中城市的建設和發展，農村城市化則較多的是研究中小城市特別是小城鎮的發展。從農村工業化與工業化、農村城市化與城市化概念的差異中可以看出，如果說農村市場化不能與工業化、城市化互促共進、同步發展的話，那么，農村市場化與農村工業化、農村城市化則是完全可以互促共進、同步發展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和推動小城鎮建設，在促進農村市場化與農村工業化、農村城市化共同發展方面取得了明顯成績，在新世紀中，我國要繼續走好這條發展路子。因為實踐和理論都證明，這是一條既符合工業化、城市化、農村市場化發展的基本規律，又符合我國國情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農村市場化發展道路。

正確處理農村市場化建設與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關系，堅持走城市、農村共同吸納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發展路子。農村市場化是農業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必然要提高農業生產經營的效率和效益。而農業生產經營效率和效益的提高，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具有近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來說，將會導致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產生。這些都要求中國的農村市場化建設必須探索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能夠從城市和農村共同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發展路子。在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實踐中，廣大農民創造了興辦鄉鎮企業這一發展農村經濟的新途徑。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特別是一大批規模大、現代化水平高的骨干企業興起，帶動了鄉鎮企業工業區連片開發和與之相配套的第三產業發展，形成了一批城市化水平比較高的農村小城鎮，既吸納了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又縮小了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為我們找到了一條能夠通過城市和農村兩個方面同時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農村市場化發展新路子。進入新世紀后，我們要繼續走好這條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農村市場化發展道路。

正確處理加快農村市場化建設與消除貧富兩極分化的關系，堅持走共同致富的農村市場化發展道路。推進農村市場化建設，如果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模式，必然會出現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淪為城市貧民的問題。同時，由于農民的經濟基礎、從事職業、生產技能、擁有資源、區域生產和生活條件等方面存在著明顯差距，在市場競爭、淘汰和分配機制的作用下，必然會出現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兩極分化問題。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允許在農村市場化建設中出現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淪為城市貧民和貧富兩極分化問題的發生。這就要求我們在農村市場化建設中，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公有制起主導作用的優勢，通過對貧困農民的扶持、保護和幫助，擴大農村貧困人口就業機會，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體系，加大扶貧開發投入，大力提高農民的文化、科技和生產經營素質，對社會財富分配進行合理調節，走出一條能夠縮小貧富差距、促進共同致富的農村市場化發展道路。

政治與經濟的辯證關系范文6

關鍵詞：丑藝術丑美發展

一、丑之為“丑”

丑有自然丑和藝術處理的丑之分，我們要探討的丑是指的藝術行為里的丑。丑的定義不是單一的，并沒有一個確實的定義，但肯定的是：丑與美相比較而存在。幾乎沒有一位美學家不把丑放在美面前，以美為前提來解釋的。如奧古斯丁“美是絕對的而丑是相對的”；鮑母嘉通以“主體的感性認識的完善與不完善”界定美與丑；叔本華以“主體意志的客觀化是否充分”界定美與丑；立普斯以“主體在對象中投射的感情是否有價值”界定美與丑；在蘇格拉底那里，與功用目的相違背的便是丑；在休謨那里，不和諧的，引起人的不安和病感的便是丑的；等等，可以說有多少種美就有多少種丑。總之丑的本質與美一樣是錯綜復雜的，可以說丑：“在一切方面都恰好和我們提出作為美的要素的那些品質相反。”

丑的本質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具有不同的內涵。丑在內容方面的特征是違目的，與倫理學領域中的否定性道德價值“惡”相聯系；背離客觀規律是丑在形式方面的特征，與認識領域中的否定認識價值“誤”相聯系。從美學的角度來說，丑作為審美范疇，與美相對立，它是美的否定和反襯，是其悲、喜、崇高、滑稽等美感的組成因素。在美學范圍之內丑可以定義為“指某種由于不協調、不勻稱和不規則而引起非的令人厭惡的東西，也反映完美的缺失和不可能性。丑有別于畸形和不美”。丑的本質在于，對象以其形式狀貌對主體實踐效果的否定，喚起主體情感對對象存在的否定。藝術作品中的丑，可以形成審美價值。

二、“丑”的萌芽

中國文化早期的美丑觀處在美丑善惡交混的混沌狀態，是丑意識的萌芽。與西方相較，中國人更早領悟到美丑共存的辯證關系，先秦時就形成了對美和丑的獨特認知。在儒道互補的文化格局中，形成了不尚思辨而重視社會倫理感情的哲學基調，與此相聯系，中國美學重視的不是實體和對象，強調的是對立面之間的滲透與協調，而不是對立與沖突，因而中國美學的最高目標仍然是倫理性的善，對于美卻不甚在乎，對于丑也就較能容忍，尤其是道家思想中，“得精神于陋形之里”、“齊美丑”等觀點，決定了丑在中國文化中的獨特命運。先秦典籍中多將丑作“醜”，許慎《說文解字》里解釋為“醜，可惡也，從鬼，酉聲。”從字義上說，丑與“鬼”相聯系，這里透射出中國文化里的生命意識，丑是惡，它具有人生的負面價值。東漢王符《潛夫論·德化》中有“美考終而惡兇短折”，意思是長壽而終是美好的生命形態，而夭壽，兇死則是丑惡的人生了，這就把生命、生活和美丑觀念聯系在一起。

無論儒家還是道家的思想，都把形式的美丑與本質的善惡區分開來。從丑的內容來看，它既表現為形式與內容的不統一，又表現為對象的社會內涵對道德規范的違背。美丑沒有絕對的界限，只有“無狀之狀，無物之象”遍布宇宙的道才是絕對的；美丑不過是道的體化而已，只要與道通即是大美。

儒家的美丑觀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相比之下，道家“以真為美”的美丑觀更合乎美學的認識規律。莊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呈示出道家“體道為美”的主張：道是萬物的本原，世間事物的美丑只不過是由道演化體變而來的具體形態，因而物體外表的美丑差別沒有根本性的意義，美丑是相對的，而道是兼容美丑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文化對丑的寬容態度。

在中國關于丑的概念最早是由莊子提出來的。莊子的《莊子·秋水》中北海若曰：“今爾出于崖溪，觀于大海，乃知爾丑。”這里以大為美，以小為丑；在《齊物論》中就已經深刻地論述了美與丑的辯證關系：“厲與西施，恢詭譎怪，道通為一”，指出美丑的同一性；《知北游》中“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則點明了美丑的轉化。漢代劉安在《淮南子·說山訓》中談到：“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求丑則不得丑，不求丑則有丑矣。”從美和丑的對立與比較中認識美丑的存在，并表現出丑的獨立性。可見中國古代對美與丑的態度具體表現為美丑互化，以丑襯美，化丑為美和以丑為美的觀點。

三、“丑”的發展

明中葉以后，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市民階層的壯大，浪漫主義美學思潮的興起，美與丑的沖突日趨尖銳，丑漸為人所重視。丑被有利地推進了人們的視野，袁宏道在評其弟的詩文時曾說：“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然予則極喜其疵處。”這種審美心理是合著尋求不和諧的丑的刺激的時代風尚的。鄭板橋將丑引入了繪畫美學，這個時期出現了一大批以丑以怪為趣味的畫家。

“五四”以來，審美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藝術在相當程度上反映的是對特定社會政治目標的功利性追求。不和諧因素日益增加，丑的問題也更加突出。因此打破了古代美丑交混的狀態，丑和美成為了對立面，魯迅成為那時期的代表人物。

四、“丑”在現代藝術中的繁盛

在現代中國，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藝術的發展停止了腳步，直到經過80年代改革變化的十年，經濟的發展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政治上的理想主義期待逐漸被務實的物質消費生活取代，隨著多元化的社會經濟的發展，藝術形式的多元化時代也隨之而來。藝術家們對藝術與社會、哲學、宗教等問題進行了重新的審視與思考。

從星星美展、85美術新潮到今天，中國現代美學受到了西方哲學家、心理學家、藝術家的猛烈沖擊，呈現出復雜的局面。“當尼采以一種大膽的反叛精神高呼‘上帝死了’之后，我們的藝術家也同樣以一種批判的態度舉起了尼采的旗幟。正如舒群在《為北方藝術群體闡釋》一文中說：“在這個‘世界’里，人類已有的一切傳統已蕩然無存，一個全新的、堅固、永恒、不枯的‘世界’將隨之建成”。中國大地上呈現出了各種藝術潮流，國人的思想獲得了空前的解放。正統與另類、偽正統與偽另類、高雅與低俗、裝高雅與特低部俗、深刻與膚淺，故作深刻與實在膚淺……所有的美與丑、偽美與真丑，從沒像今天這樣如此理直氣壯毫無顧慮地同臺演出，面對面的叫板。

總之“丑”這一美學思想的發展經歷了復雜的歷程，至今還是有很多的爭議關于丑的存在，但無疑它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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