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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污染治理措施范文1
關鍵詞:工業污染;技術效率;Malmquist指數;全要素生產率
中圖分類號:F42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0)04-0005-04
一、引言
隨著全球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工業文明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已經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而且還直接制約著經濟增長。在我國近30年的工業化過程中,走的依然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傳統發展模式,沒有完全避免“先污染后治理”所帶來的惡果。據2009年《中國企業公民報告藍皮書》估計,工業企業仍是我國環境污染的主要污染源,工業企業污染約占總污染的70%以上,其中工業企業污染中的50%是因為企業管理不善造成的。
西部地區經濟基礎比較薄弱,工業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但西部地區的工業是以能源和原材料工業為主,包括煤炭、電力、石油化工、天然氣、有色金屬、鹽化工、造紙工業和化肥工業。這些大都是耗水耗能大戶、污染密集型產業,從而造成了嚴重的大氣污染、水污染和固體廢棄物污染,形成了“資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經濟結構,加之生產技術和工藝水平落后,污染治理水平又低下,使得西部地區工業污染比較嚴重。而從西部地區未來的發展趨勢來看,第二產業仍是未來西部的支柱產業。近幾年,西部地區雖然加大了環境治理投資的力度,環境治理的技術水平大大提高,但環境形勢依然嚴峻。因此,對于我國西部地區工業污染治理的效率研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參考價值。
二、理論與模型
數據包絡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簡稱DEA)是美國著名運籌學家A.Charnes和W.W.Cooper等以相對效率為基礎發展起來的一種效率評價方法。它主要采用數學規劃方法,利用觀察到的有效樣本數據,對決策單元(Decision Making Unites,DMU)進行生產有效性評價。
Malmquist生產率指數由Malmquist(1953)[1]提出,它利用距離函數(Distance Function)的比率來計算投入產出指數。1982年,Caves,D.L.&Diewart,E.首度把它應用到生產理論,并用來作為生產效率指數[2]。
本文根據 Fare等(1994)[3]提出的基于產出的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可以用Malmquist生產率指數來表示:
Mto=Dto(xt+1,yt+1)/Dto(xt,yt)(1)
這里即為時期的產出距離函數,下標o表示基于產出的距離函數。式(3)的Malmquist指數測度了時間t的技術條件下,從t時期到t+1的技術效率的變化。同樣的,我們可以定義在t+1時期的技術條件下,測度從t時期到t+1的技術效率變化的Malmquist生產率指數。Mot+1=Dot+1(xt+1,yt+1)/Dot+1(xt,yt)(2)
其中,Dto(xt,yt)=inf{θ:(xt,yt/θ)St}=(sup{θ:(xt,θyt)St})-1,
Dot+1(xt+1=inf{θ:(xt+1,yt+1/θ)St+1}=(sup{θ:(xt+1,θyt+1)St+1})-1。St,St+1分別為t,t+1期的生產技術;xt,xt+1分別為t,t+1的投入;yt,yt+1分別為期的產出。對(xt,yt)St,有Dto(xt,yt)1,當且僅當(xt,yt)位于生產技術的前沿,Dto(xt,yt)=1。
為避免時期選擇的隨意性可能導致的差異,可用式(1)和式(2)兩個Malmquist生產率指數的幾何平均值來衡量從t時期到t+1時期生產率變化。該指數大于1,表明從t時期到t+1時期全要素生產率是增長的,即綜合生產率水平提高;小于1,則表明生產率惡化,構成該指數的某一變化比率大于1時,表明其實生產率水平提高的根源,反之則是導致生產率水平降低的根源。
Mo(xt+1,yt+1,xt,yt)=
Dto(xt+1,yt+1)Dto(xt,yt)×Dt+1o(xt+1,yt+1)Dt+1o(xt,yt)-1/2
=Dt+1o(xt+1,yt+1)Dto(xt,yt)×
Dto(xt+1,yt+1)Dt+1o(xt+1,yt+1)×
Dto(xt,yt)Dt+1o(xt,yt)1/2
=EFFCH×TECH
=PEFFCH×SEFFCH×TECH(3)
同時,式(3)給出了Malmquist生產率指數的分解。Malmquist生產率指數總體上可以分解為效率變化(efficiency change,EFFCH)和技術變化(technical change,TECH)。技術效率變化測度在t期和t+1期中技術效率變化對生產率的貢獻程度,而技術變化主要反映生產前沿面的移動對生產率變化的貢獻程度,表明了代表技術進步或創新的程度。若TECH>1,表示生產技術有所進步,反之,表示生產技術有衰退的趨勢。效率變化指數又可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變化指數PEFFCH和規模效率變化指數SEFFCH。其中,純技術效率變化是在變動規模報酬的假定下的技術效率變化。
三、指標選取及其數據來源
DEA方法的重點難點在于選取投入和產出指標,不同的指標數據選取得到的相對效率會有很大差別。一般來說,決策單元DMU的數目大于輸入輸出指標之和的兩倍對模型的求解比較有利。鑒于本文采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數對西部地區工業污染治理的效率進行評價,因此,選取指標時就要考慮到工業污染治理活動中投入指標和產出指標的有機結合,以使投入指標和產出指標相對應。綜上分析,本文的投入指標為:工業污染治理本年完成投資額(萬元),由于工業噪聲污染治理投資在相關年鑒中沒有用產出指標加以衡量,故本研究所指的工業污染治理投資只包括治理廢水投資、治理廢氣投資、治理固體廢物投資和治理其他投資。本文的產出指標包括:工業廢水排放達標量(萬噸)、廢氣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達標量(包括工業SO2、工業粉塵和工業煙塵排放達標量)(萬噸)、工業固體廢物處理量(包括綜合利用量、貯存量和處置量)(萬噸)和“三廢”綜合利用產品產值(萬元)。
基于數據的可得性和實際研究的需要,本文以我國西部1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數據不全,故不進行分析)2001―2008年的投入產出面板數據集(Panel Data)為樣本,投入產出指標數據均來源于相關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同時,本文根據產出導向的DEA-Malmquist指數方法,把工業污染治理看作工業企業的一項投入產出活動,利用Win4-DEAP軟件進行實證分析,進而對我國西部地區工業污染治理效率進行綜合評價。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西部地區工業污染治理綜合技術效率分析
綜合技術效率,即不考慮規模收益時的技術效率,是指在技術穩定使用過程中,技術的生產效能所能發揮的程度,是在給定投入情況下獲取最大產出或在給定產出情況下尋找最小投入,由固定規模報酬下的C2R模型求得。由實證結果可以看出,西部地區工業污染治理的整體技術效率比較低,八年平均技術效率值僅為0.674,這意味著西部地區工業污染治理存在32.6%的投入資源浪費。受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的制約,2001―2008年,西部各地區工業污染治理的技術效率均值都小于1,這說明它們的總體效率并非相對有效,投入和產出存在不同程度的冗余和不足,投入產出的整體協調上沒有達到最優。
從橫向來看,就不同的年份來說,西部各地區之間的差距比較大。如2001年,甘肅、寧夏和新疆的技術效率值僅為0.446,0.219和0.182,而同期的廣西和四川省的效率值則為1,技術相對有效;甘肅和寧夏在2002年效率值更低,分別僅為0.173和0.184,在2004年也不過僅為0.296和0.152,而同期的廣西技術效率值都相對有效。2004年以后,隨著工業污染源治理資金投入的加大,西部地區工業污染治理效率整體有所提高,但各地區之間每年的技術效率仍相差較大。如2008年,廣西、云南和青海技術效率都達到了最優,而同期的貴州、甘肅、寧夏和新疆的效率值仍低于0.5。從各年技術效率均值來看,甘肅、寧夏和新疆七年均值均低于0.5,分別僅為0.352、0.428和0.444,而廣西、重慶和青海都很高,接近相對有效的狀態。其中,廣西環境治理技術效率最高,七年平均值為0.972,而甘肅環境治理效率最低,七年平均值僅為0.352。由此可見,同樣是西部地區,西北和西南出現截然不同的變化趨勢。西南地區工業污染治理的效率比較高,而西北地區比較低(青海省除外)。這是因為西南地區工業污染增長速度趨緩,有的出現負增長,比如重慶和四川。
從縱向來看,2001―2008年,西部地區工業污染治理的綜合技術效率均值各年都呈一升一降循環變動,但總體處于上升趨勢,綜合技術效率均值從2001年的0.660上升到2008年的0.680。就各個地區而言,大部分地區工業污染治理的綜合技術效率也都處于上升趨勢,但內蒙古由于受規模效率遞減的影響,其工業污染治理的綜合技術效率一直處于下降趨勢,而到了2008年,內蒙古工業污染治理的綜合技術效率才有所回升。
(二)西部工業污染治理動態效率分析
1.2001至2008年工業污染治理各地區TFP平均變動及分解情況分析。根據實證結果,分析如下:
(1)從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分解指數可以看出,在2001―2008年間,西部地區工業污染治理的全要素生產率平均提高了8.3%,其提高主要是技術進步帶來的貢獻(平均提高了9.6個百分點),而技術效率變化不但沒有貢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業污染治理的效率水平,八年內綜合技術效率平均下降了1.1個百分點,表現為純技術效率平均下降2.1個百分點,規模效率分別平均上升了1個百分點,規模效率平均上升的幅度小于純技術效率平均下降的幅度。這也說明了隨著西部大開發的日益深入,西部地區雖然加大了工業環境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引進國內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工業污染治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但這種效率的提高主要靠技術進步來推動的。然而,在環境污染治理過程中,由于管理體制不順、政出多門、各項治理措施相互脫節現象依然存在,致使西部的工業污染治理仍然不夠理想。(2)從技術效率指數(EC)來看,2001―2008年,西部大部分地區工業污染治理的技術效率指數小于1,說明大部分地區技術效率有所下降,這也是直接導致在技術變化指數(技術進步)提高的前提下整體TFP指數卻沒有明顯提高的主要原因。把技術效率指數分解為純技術效率指數和規模效率指數,從表4中可以看出,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純技術效率指數(PC)小于1,主要有內蒙古、云南、陜西、寧夏和新疆。由于純技術效率反映出在生產過程中技術水平對效率的影響程度,因此,當PC小于1,表示這些地區沒有充分利用現有的技術水平來提高工業污染治理的效率,也即這些地區工業企業的經營和管理水平沒能使效率發生改進。而規模效率下降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包括云南、青海、寧夏和新疆。規模效率指數(SC)小于1意味著改變了要素投入,規模效率沒能得到提高,即這些地區如果僅僅通過加大污染治理的資金投入規模,工業污染治理的技術效率很難得到改善。而對于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同時都小于1的省份,如云南、寧夏和新疆,這些地區工業污染治理的效率必須通過提高工業企業的生產技術、經營和管理水平,以及充分利用政府的優惠政策。
(3)從技術變化指數(TC)來看,2001―2008年,西部各個地區工業污染治理的變化指數都大于1,其中新疆技術變化指數最大,其值為1.158。由于技術變化指數(TC)表明的是企業引進新技術并投入生產的能力,所以當TC大于1時,表示西部地區工業企業在引進新技術并投入生產能力在不斷提高。
2.西部工業污染治理各年TFP平均變動及其分解情況分析。根據表1和圖1結果,分析如下:
從2001年到2008年的8年期間,西部地區工業污染治理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平均增長率為9.1%,主要得益于技術進步。從各個年度數據來看,2006年以前全要素生產率快速增長,其中2005―2006年度生產率增長最高,達39.8%;2001―2002年次之,為14.5%。2006年以后全要素生產率快速下降,并且均低于1,2006―2007年全要素生產率為0.935,2007―2008年低至0.892,表明2006年后西部工業污染治理的效率逐漸惡化。
通過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分解可以看出,2006年以前全要素之所以增長如此迅速,主要得益于技術的進步,尤其是2004―2005年,技術進步率達到了44.6%,但由于規模效率和純技術效率的降低使技術效率降低而拉低了總的生產率。2001―2002、2003―2004和2005―2006年間的生產率增長則得益于技術效率和技術的共同提高。除此之外,2006―2007年生產率的惡化主要是由技術效率的降低造成的,盡管技術變化率達到了23.5%,但由于規模效率和純技術效率都處于下跌趨勢,故全要素生產率不但沒有增長,反而大大降低了。而與之相反,2007―2008年生產率惡化則主要是由技術變化引起的,西部地區加大了對工業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同時引進了先進的管理經驗,使得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都大大提高,但是由于技術變化率的惡化,因此全要素生產率還是下降了。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結論
本文以西部11省(自治區、直轄市)2001―2008年的面板數據為樣本,利用DEA方法測算了西部地區各年的工業污染治理技術效率值、純技術效率值和規模效率值。分別從橫截面和縱截面分析了其效率值,并且求出反映我國西部地區工業企業污染治理的跨期動態效率變化的Malmquist生產率指數,將其分解為技術變化與技術效率變化,判斷效率的變化情況以及變化來源,基本結論如下。
1.西部地區工業污染治理七年平均技術效率為0.674。受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的制約,2001―2008年,西部各地區工業污染治理的技術效率均值都小于1,這說明它們的總體效率并非相對有效,投入和產出存在不同程度的冗余和不足,投入產出的整體協調上沒有達到最優。就各個地區來看,廣西工業污染治理的技術效率最高,八年平均值為0.972,而甘肅工業污染治理的技術效率最低,七年平均值僅為0.352,其次寧夏和新疆環境污染治理的效率也很低,七年平均值都低于0.5。由是觀之,西北地區工業污染治理的技術效率普遍低于西南地區。
2.從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分解指數可以看出,在2001―2008年間,西部地區工業污染治理的全要素生產率平均提高了8.3%,其提高主要是技術進步帶來的貢獻(平均提高了9.6個百分點),而技術效率變化不但沒有貢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業污染治理的效率水平,并且表現為純技術效率下降的幅度大于規模效率上升的幅度。對于各個省(市)而言,技術變化指數全部大于1,但云南、陜西、青海、寧夏和新疆的技術效率指數仍小于1,說明西部整體技術效率有待進一步提高。
(二)啟示
以上結論對于西部地區控制工業污染,促進經濟增長有以下政策啟示:
1.繼續加大對西部地區工業污染治理的資金投入力度。工業污染治理投資是環境污染治理的重點,根據國際通用標準和國家的有關規定,工業污染治理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率應為2%以上,占工業總產值的比率應為1%以上。而據不完全統計,2008年,西部工業污染治理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率僅為0.36%,占工業總產值的比率僅為0.21%,顯然,西部的工業污染治理投資與其固定資產的投資、工業經濟的發展不適應,污染治理投入嚴重不足。2.提高工業污染治理投資的使用效率,充分利用各項投資,推進技術進步,發揮好資金在工業污染治理中的積極效用,從而促進西部地區工業經濟的發展。具體來說,對于規模效益比較低的地區,要改進污染治理的投入產出結構,提高技術水平,加大對污染治理的科技研發方面的資金和人力投入,提高污染治理的技術和管理水平;對污染治理效益比較高的地區,在提高技術效率的基礎上,繼續增加污染治理的投入規模,投入更多的要素和創新資源,以到達污染治理的產出最大化。
3.要根據各地的實際經濟狀況、環境狀況來確定適宜的環境污染治理投資比重。由于西部地區自然條件差異較大、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環境污染的具體程度也有很大差別,所以應根據西部各區域的具體情況制定合適的、有差別的環境污染治理投資比重。
參考文獻:
[1]Malmquist.Index Numbers and Indifference Curves[J].Trabajos de Estatistica,1953,(04):209―
242.
[2]Fare,S.Grosskopf.Productivity Growth,Technical Progress,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66―83.
[3]Caves,L.R.Christensen,W.E.Diewert.Multilateral Compositions of Output,Input and Productivity Using Superlative Index Numbers[J].Economic Journal,1982,(92):73―86.
工業污染治理措施范文2
一、現代化的農業生產造成了各類污染。
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程度深，化肥、農藥的施用成為提高土地產出的重要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成為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數量最大的國家。這兩類污染在很多地區還直接破壞農業相關生態系統，對魚類、兩棲類、水禽、獸類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脅。
二、由于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因為基礎設施的不完善以及具體管制的不健全，一般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造成嚴重的“臟亂差”現象：每年產生的約為1.5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產生的超過3000萬噸的農村生活污水幾乎全部直排，使農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然而，在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發展較快的地區，這種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和環境管理落后于經濟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現象并沒有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其對人群健康的威脅卻在與日俱增。
三、鄉鎮企業布局不當、治理不夠產生的工業污染。
受農村自然經濟的深刻影響，農村工業化實際上是一種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為特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不僅造成環境污染，加大了治理的困難，還導致污染危害直接影響到周邊的自然生態環境。目前，我國鄉鎮企業廢水和固體廢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一半以上，而且鄉鎮企業布局不合理，污染物處理率也顯著低于工業污染物平均處理率。
由于我國農村污染治理體系尚未建立，環境污染不僅將迅速“小污”變“大污”，而且已經“小污”成“大害”，給作為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群體的農民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為此，我們應當采取如下措施：
1、加強環境立法，建立健全農村環境管理機構，明確環境保護職責權限，形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目前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對農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體困難考慮不夠。
2、政府要加大財政資金的支持力度。城鄉分治使城市和農村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國家把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而農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
工業污染治理措施范文3
（一）水污染問題是影響湖南發展的關鍵因素
縱貫湖南省境內的湘江、資水、沅江、澧水“四水”和“八百里洞庭”的水資源，造就了歷史上的“湖廣熟、天下足”，是湖南省的生命之源。然而，因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年際變化大，以及一些人為的破壞，特別是隨著湖南省工農業生產的迅猛發展、城鎮化加快以及在此過程中相應的預防、保護、治理措施不到位，使得湖南省的水污染問題日漸突出。
2007年環境監測中心在全省主要江河上設置了水質監測站點132個，監測河長5540公里，比2006年增加監測河長1154公里。根據監測及分析，全年Ⅱ類水質河長1481公里，占監測河長27％；Ⅲ類水質河長2479公里，占監測河長45％；Ⅳ類水質河長410公里，占監測河長7％；Ⅴ類及劣Ⅴ類水質河長1170公里，占監測河長21％。污染河段主要超標項目包括糞大腸菌群、總磷、氨氮、揮發酚、石油類、溶解氧等因子。這說明湖南省局部地區水環境嚴重污染的局面還是沒有得到很好的遏制和治理，水資源保護任務依然十分艱巨。
（二）投融資問題是湖南省水污染治理的關鍵
水環境是湖南環保工作的重中之重，要花大力氣徹底解決湖南水污染防治工作。目前湖南省水污染治理工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加強環保部門對工業污染企業排污的執法監察；從行政角度加大力度進行污水處理設施的建設和保證運營；加強對農業面源污染的治理和生態農業建設。水污染治理和水環境的保護本身是一項綜合性極強的工作，湖南省的水污染防治，屬于典型的跨地區水域污染治理，面臨的問題較為復雜，資金投入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水污染防治的投資渠道及治污工程運行機制的不完善，是湖南水污染治理發展的制約因素，是“水瓶頸”。
二、湖南省水污染治理投融資現狀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國的水污染治理投融資機制正發生結構性變革：單一的籌資渠道逐步轉變成多種渠道，單一的投資主體逐漸為多元化投資主體所取代，我國水污染治理的投融資機制呈現出多渠道、多元化的格局。
（一）湖南省水污染治理投資現狀
湖南省水環境污染治理投入2003年為516013.88萬元，占省GDP5010.95億元的1.03％，2004年為722419.4萬元，占省GDP5612.26億元的1.29％，2005年為899138.8萬元，占省GDP6468.64億元的1.39％。經省人大提議，湖南省2005年到2007年實施的“環保3年行動計劃”，省政府在3年內對省內水環境實施92個重大環保整治項目，三年里投資287多億元。
（二）湖南省水污染治理融資現狀
隨著經濟的發展，湖南省的城市污水排放量和生活垃圾產生量也日漸增加，預計到2010年，全省縣城以上城市年污水排放總量將達到20億立方米，生活垃圾年產生量將達到1000多萬噸。而目前湖南省設市城市污水處理率、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率、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等指標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難以滿足污水和垃圾處理的基本需求，為解決這一矛盾，湖南預計投資186億元，力求到2010年，設市城市污水處理率達到80％，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95％。全省規劃出“十一五”環境治理重點項目共154個，總投資達325億元。為解決湘江流域7市污染問題，“十一五”期間，湖南省擬安排在湘江流域的環境治理重點項目有108個，總投資244億元。此外，為加大對工業污染最集中、最嚴重的長株潭地區污染防治力度，“十一五”期間，擬在長株潭地區實施環境治理重點項目36個，占全省項目總數的23.4％，總投資149億元。十一五期間是湖南省環境建設的重要期間，投資需求大。目前，湖南省水污染治理資金的來源主要有以下方面：中央財政投入；湖南各級地方財政投入；污染企業環保投入，我國環保相關法律法規及水資源管理相關法規對企業污染治理的強制性規定，便利污染企業的治污資金形成了水污染治理資金來源之一；排污費收入；國際貸款。
三、湖南省水污染治理投融資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資金總量不足，污染治理設施建設嚴重滯后
由于水環境保護歷史欠債多，各水域環境質量要達標，需加大投資力度。水污染治理資金缺口量大，其主要原因有：
1、融資渠道狹窄。受“環保靠政府”的傳統觀念的影響，水污染治理融資渠道單一，還是政府唱主角，市場難以發揮作用，社會資本游離于市場之外，資金來源主要依靠地方財政和排污收費。地方財政受各種因素制約，投入不足，遠不能滿足污染治理設施建設的資金需求，排污收費項目單一，標準偏低，收費資源流失嚴重，收費金額很有限。
2、融資機制落后。水污染治理的投融資機制應該與經濟體制相協調，這是世界各國的共識。主要依靠市場化手段解決水污染治理的投融資問題，已是公認的大勢所趨。但目前水污染治理項目的投入機制基本是延續計劃經濟體制，政府預算資金和預算外資金仍然是其融資的主渠道，環境保護市場化程度明顯落后于整個國民經濟的市場化程度。
3、融資權責不分。現行的治污投資體制沒有明晰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的環境責權和環境事權，沒有建立投入產出與成本效益核算機制，沒有體現“污染者付費”原則和“使用者付費”原則，污染治理責任過多地由政府承擔，企業和個人免費使用環境資源、環境公共物品和環境設施，沒有或過少地承擔相應的責任、成本和風險。
（二）治污投資效率低，污染治理設施運營管理體制改革滯后
水污染治理設施投資及運營效率總的來看還是不盡人意的，其主要原因有以下方面：
沒有引入市場競爭機制。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民營企業參與水污染治理投資的良好市場競爭機制。在水環保基礎設施領域，長期以來，我國采用的是政府投資建設、事業單位管理運營設施的模式，這種政府壟斷模式從制度上排擠競爭，缺乏效率。
污染治理的社會化程度低。在工業污染治理方面，大部分污染企業都是自己建設處理設施，自己運行管理，較少考慮通過委托合同方式充分利用社會化分工和規模經濟效應，讓專業化企業治理污染。由于規模不經濟原因，中小企業采取“自己建設和運營設施”的分散治理模式也導致了投資效率的低下。而與此同時，我國環境保護服務業的發展又沒有及時跟上，沒能為工業污染治理設施的正常運轉提供良好的外部營運環境。
四、解決湖南省水污染治理投融資問題的對策
“十一五”期間湖南省水環境質量的改善，關鍵取決于水污染治理投入能否及時到位，為此必須疏通已有投資渠道，開辟新的資金來源。
（一）積極探索多元化投融資機制，加大水污染治理資金總量
“十一五”期間是湖南省環境保護的重要時期，投資需求量大，環境保護投資約占同期GDP的2.42％。只有建立基于市場的多種投融資渠道，形成政府、社會和個人共同負擔環境保護費用的格局，才能滿足環境保護的需要。
1、建立多元化的融資形式。發揮環境財政的主渠道作用，繼續加大國債資金和中央預算內投資用于環保的投入力度，并重點解決跨行政區的水域污染治理問題，從水域尺度統籌資金使用在加大政府對環保財政投資的基礎上，進一步建立區域水環境保護專項基金、從事環境保護的企業優先上市發行股票，以及企業的股份合作等形式，實現多元化的環保融資機制，使政府投資和社會融資相互結合、互為補充、擴大環境保護的資金來源，解決目前環保資金緊張，投入不足的問題。
2、形成多元化的投資主體。各級政府要把環保投入作為公共財政支出的重點。除環保專項資金外，各級財政安排的環保治理等經費要逐年增加，并納入同級財政預算。同時，各相關部門要積極爭取國債和其他資金用于環境保護。企業要按照“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加大環保資金投入。落實工業污染治理的主體責任，以推進污水處理、垃圾處理產業市場化為突破口，加快環保投融資體制改革，積極吸引國內外政府貸款、國際金融組織和社會資本投入環境保護事業，形成政府主導、市場推進、多元投入的格局。多元化、社會化環保投融資體制的建立，將改變目前政府作為環保主要投資主體的局面，為國內外的企業及個人、金融機構、投資公司、政府等提供了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巨大的投資市場。
3、形成多樣化的投資方式。在多元化、社會化的環保投融資體制下，為各類環保投資主體創造了多樣化的投資方式和服務方式，不同的投資主體可以根據自己的經濟能力和技術能力，選擇直接的投資方式或間接的投資方式，也可選擇兩者相結合的投資方式參與環保投資。這樣有利于環保企業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
（二）建立、健全水污染治理投資的市場機制，提高資金運作效率
1、明確污染治理市場化的法律地位。盡快修訂有關環境保護法律法規，明確“誰污染、誰負責、誰付費”；“誰污染、誰付費，誰治理、誰受益”，明確工業企業可自己治理污染，也可委托專業化的治污企業來治理污染，明確排污企業和治污企業在污染治理中的相關法律責任。污染治理市場化后，針對不同的委托方式，都能找到法律的責任主體。
工業污染治理措施范文4
摘要闡述了新形勢下環境保護的目標任務，并針對農村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的客觀現實，分析了當前農村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和成因，提出了農村環境污染防治的措施，對加強農村環境保護、治理農村面源污染以及促進農村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污染防治;環境保護
中圖分類號X3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007-5739(2010)06-0391-03
EnvirinmentalPollutionControlofRuralRegionBasedonConstructionofNewSocialistCountryside
CHEN Yong-hua 1FU Wei-zhang 2 *CHEN Hong-gang 1
(1Pingyi Environment Protection Bureau of Shandong Province，Pingyi Shandong 273300; 2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The target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under new situation wa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According to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s rural region，the primar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current rural region were introduced.Then the main reasons which led to the enviromental pollution were analyzed.Finally，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f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ere proposed，which had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rural pollution management，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pollution control;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上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新時期農村環境保護工作就是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建設“清潔水源、清潔家園、清潔田園”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為目標，堅持以人為本和城鄉統籌。圍繞農村環境污染防治這一核心任務，全面推進環境友好型農村生產生活方式，積極培育農村生態文明，以環境保護優化農村經濟增長，不斷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和生態環境，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為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目標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環境安全保障[1-3]。
1目前農村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
當前，我國農村環境保護形勢十分嚴峻，點源污染與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業污染疊加，各種新舊污染相互交織，工業及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
(1)農村飲用水仍存在安全隱患。全國仍有3億農村人口飲用水不安全，其中因污染造成飲用水不安全人口達9 000多萬人。大多數農村飲用水源地沒有得到有效保護，污染治理不力，監測及監管能力薄弱。
(2)農村生活污染加劇。據推算，全國農村每年生產生活垃圾約2.8億t，生活污水約90億t，人糞尿年產生量2.6億t。絕大多數沒有處理，生活污水和垃圾隨意傾倒，隨意丟放，隨意排放。“室內現代化，室外臟亂差”成為一些地區的形象寫照。
(3)面源污染和土壤污染日益突出。我國是世界上化肥、農藥使用量最多的國家，據統計，全國化肥和農藥年施用量達4 700萬t和130萬t，而利用率僅為30%左右。流失的化肥和農藥造成土壤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據不完全調查，目前全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 000萬hm2 [4]。
(4)畜禽養殖及農業生產廢棄物污染嚴重。全國畜禽糞便年產生量達27億t，80%的規模化畜禽養殖場沒有污染治理設施。在個別地區，畜禽養殖污染成為水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每年產生的6.5億t各類農作物秸稈有20%未綜合利用，或被焚燒，或被堆積于河、湖、溝渠或道路兩側。每年地膜殘留量高達45萬t，造成土壤污染嚴重[5]。
(5)農村工礦污染突出。鄉鎮企業布局分散，工藝落后。絕大部分沒有污染治理設施，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因污染引發的上訪、糾紛事件呈上升趨勢。城市工業污染“上山下鄉”現象加劇，全國因城市和工業固體廢物堆存而被占用和毀損的農田面積已超過13.3萬hm2。
(6)農村生態破壞嚴重。目前，我國農村還存在著大量掠奪式的采石開礦、挖河取沙、毀田取土、陡坡墾殖、圍湖造田、毀林開荒等現象，很多生態系統功能遭到嚴重損害。
2農村環境問題的成因
(1)對農村環境保護的緊迫性和重要性認識不足。我國現有的環境管理體系主要是針對城市和工業污染防治建立的，缺乏城鄉統籌考慮，對農村環境問題重視不夠。一些地方“先污染、后治理”的現象嚴重，片面強調農村經濟發展，忽視農村污染治理和生態保護。農村環保法律法規和制度不健全，監管能力薄弱。農村環保工作起步晚、基礎差，缺乏農村環境保護的專門法律法規，如畜禽養殖污染防治、面源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等方面的相關立法仍處于空白。
(2)農村環境監管能力嚴重不足。大多數基層環保部門經費緊張，監測設備陳舊落后，人員不足，無法開展農村環境監測和監察工作，地方政府對轄區環境質量負責的法定職責得不到履行。
(3)農村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長期以來，農村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十分有限，缺乏投、融資機制和政策，村鎮生活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嚴重缺乏。目前，我國近4萬個建制鎮和集鎮絕大部分沒有集中的污水處理設施，300多萬個村莊的生活污水大部分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
(4)農村環保科技支撐薄弱，宣傳培訓亟待加強。由于多種原因，農村環境保護工作尚未建立起配套的科技支撐體系。農村環保多是直接套用城市環保的辦法，很少重視科技創新，缺乏適應農村區域特點的農村環保運用技術。農村地區的環保宣傳教育和培訓還很有限，導致一些干部、群眾的環境法制觀念不強，環保意識薄弱。
3農村環境污染防治措施
3.1農村飲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
(1)科學劃分飲用水水源保護區。應參照有關規范要求，盡快完成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劃定和調整工作，確定保護區等級和界限，并設立警示標志。優先劃定人口比較密集的村鎮集中式飲用水源保護區，把水源地保護區與各項自然保護區建設結合起來，明確保護目標和管理責任，加強飲用水水源保護區水土保持和水源涵養。農村分散式應用水源地的環境保護，要根據具體情況，采取相應的管理措施。
摘要闡述了新形勢下環境保護的目標任務，并針對農村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的客觀現實，分析了當前農村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和成因，提出了農村環境污染防治的措施，對加強農村環境保護、治理農村面源污染以及促進農村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污染防治;環境保護
中圖分類號X3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007-5739(2010)06-0391-03
EnvirinmentalPollutionControlofRuralRegionBasedonConstructionofNewSocialistCountryside
CHEN Yong-hua 1FU Wei-zhang 2 *CHEN Hong-gang 1
(1Pingyi Environment Protection Bureau of Shandong Province，Pingyi Shandong 273300; 2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The target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under new situation wa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According to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s rural region，the primar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current rural region were introduced.Then the main reasons which led to the enviromental pollution were analyzed.Finally，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f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ere proposed，which had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rural pollution management，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pollution control;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上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新時期農村環境保護工作就是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建設“清潔水源、清潔家園、清潔田園”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為目標，堅持以人為本和城鄉統籌。圍繞農村環境污染防治這一核心任務，全面推進環境友好型農村生產生活方式，積極培育農村生態文明，以環境保護優化農村經濟增長，不斷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和生態環境，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為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目標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環境安全保障[1-3]。
1目前農村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
當前，我國農村環境保護形勢十分嚴峻，點源污染與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業污染疊加，各種新舊污染相互交織，工業及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
(1)農村飲用水仍存在安全隱患。全國仍有3億農村人口飲用水不安全，其中因污染造成飲用水不安全人口達9 000多萬人。大多數農村飲用水源地沒有得到有效保護，污染治理不力，監測及監管能力薄弱。
(2)農村生活污染加劇。據推算，全國農村每年生產生活垃圾約2.8億t，生活污水約90億t，人糞尿年產生量2.6億t。絕大多數沒有處理，生活污水和垃圾隨意傾倒，隨意丟放，隨意排放。“室內現代化，室外臟亂差”成為一些地區的形象寫照。
(3)面源污染和土壤污染日益突出。我國是世界上化肥、農藥使用量最多的國家，據統計，全國化肥和農藥年施用量達4 700萬t和130萬t，而利用率僅為30%左右。流失的化肥和農藥造成土壤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據不完全調查，目前全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 000萬hm2 [4]。
(4)畜禽養殖及農業生產廢棄物污染嚴重。全國畜禽糞便年產生量達27億t，80%的規模化畜禽養殖場沒有污染治理設施。在個別地區，畜禽養殖污染成為水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每年產生的6.5億t各類農作物秸稈有20%未綜合利用，或被焚燒，或被堆積于河、湖、溝渠或道路兩側。每年地膜殘留量高達45萬t，造成土壤污染嚴重[5]。
(5)農村工礦污染突出。鄉鎮企業布局分散，工藝落后。絕大部分沒有污染治理設施，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因污染引發的上訪、糾紛事件呈上升趨勢。城市工業污染“上山下鄉”現象加劇，全國因城市和工業固體廢物堆存而被占用和毀損的農田面積已超過13.3萬hm2。
(6)農村生態破壞嚴重。目前，我國農村還存在著大量掠奪式的采石開礦、挖河取沙、毀田取土、陡坡墾殖、圍湖造田、毀林開荒等現象，很多生態系統功能遭到嚴重損害。
2農村環境問題的成因
(1)對農村環境保護的緊迫性和重要性認識不足。我國現有的環境管理體系主要是針對城市和工業污染防治建立的，缺乏城鄉統籌考慮，對農村環境問題重視不夠。一些地方“先污染、后治理”的現象嚴重，片面強調農村經濟發展，忽視農村污染治理和生態保護。農村環保法律法規和制度不健全，監管能力薄弱。農村環保工作起步晚、基礎差，缺乏農村環境保護的專門法律法規，如畜禽養殖污染防治、面源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等方面的相關立法仍處于空白。
(2)農村環境監管能力嚴重不足。大多數基層環保部門經費緊張，監測設備陳舊落后，人員不足，無法開展農村環境監測和監察工作，地方政府對轄區環境質量負責的法定職責得不到履行。
(3)農村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長期以來，農村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十分有限，缺乏投、融資機制和政策，村鎮生活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嚴重缺乏。目前，我國近4萬個建制鎮和集鎮絕大部分沒有集中的污水處理設施，300多萬個村莊的生活污水大部分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
(4)農村環保科技支撐薄弱，宣傳培訓亟待加強。由于多種原因，農村環境保護工作尚未建立起配套的科技支撐體系。農村環保多是直接套用城市環保的辦法，很少重視科技創新，缺乏適應農村區域特點的農村環保運用技術。農村地區的環保宣傳教育和培訓還很有限，導致一些干部、群眾的環境法制觀念不強，環保意識薄弱。
3農村環境污染防治措施
工業污染治理措施范文5
一般來講，在工業化加速進程中，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隨著工業規模的擴大，工業廢水排放會隨之增加。但是，由于工業技術進步和行業結構調整，特別是對工業污染性行業規模的縮減，環境治理手段的提高，工業廢水排放量也會減少。
以蘇錫常地區為例，從1990~2000年工業廢水排放量與工業總產值的變化趨勢看（圖1)在這10年中，工業總產值在不斷增加，工業規模不斷擴大，但是工業廢水排放量并沒有呈現出同步增長。這既是產業結構調整的結果，也是環境管制的結果。20世紀90年代初期工業總產值規模相對較小，但是由于工業經營方式較為粗放，所以工業廢水排放量處于較高水平。
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鄉鎮工業結構的調整，原有的小電鍍、印染、造紙等污染嚴重的行業被縮減，盡管工業生產總值在增加，但是工業廢水排放量相對減少。至1996年工業廢水排放量出現反彈表明經濟增長與水污染增加的聯系沒有切斷，工業廢水排放問題還未得到根本解決。從1998年起，政府米取了一些強制措施，在太湖流域開展重點工業污染源限期達標排放行動。除關停并轉“15小”企業外，同時還加大技術工藝改造和升級的力度，加強企業技術管理，轉變粗放的工業經濟增長方式，降低排污系數，從而工業廢水排放量得到相應的控制。太湖流域770家重點工業污染企業實現了達標排放,所以至1998年前后，雖然工業總產值規模在增加，但是工業廢水排放量急劇減少。此后，工業廢水排放量緩慢增長，并沒有隨工業生產規模的大幅度擴張而急劇增加，表明工業重點污染源達標排放具有明顯的效果。
2 工業行業結構對工業廢水排放的影響
2.1 制造業內部結構變化的影響
本研究以江蘇省的數據為例，探討1996~2000年制造業結構的調整與工業廢水排放之間的對應關系，以各行業的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代表產業結構，以各行業廢水排放量占工業廢水排放總量的比重代表污染結構。
20世紀90年代，江蘇省的制造業結構還是以傳統產業為主，機電、化工、紡織、食品等工業是該地區的支柱產業和優勢產業，其產值要占工業總產值的80%左右，結構性污染的矛盾仍十分突出。1997年淮河流域的工業達標排放和1998年太湖流域的工業達標排放，主要是通過關停并轉，對污染嚴重的行業結構進行調整實現的。從1996~2000年紡織工業所占全省主要行業的產值比重由19.2%下降到12.4 %,年均下降速度為13.6%,皮革制造行業占全省主要行業的產值比重年均下降速度為36.8%。巧合的是，這兩個行業的排污系數變化相對較小，達標排放率的年均變化又比較大（見表1)。說明這種變化正是產業結構調整，關停污染嚴重的企業和對重點污染企業實行限期達標的結果。
從工業廢水排放量看，1996~2000年，隨著食品工業、黑色金屬冶煉業、石油加工業、化纖工業、皮革制造業、非金屬行業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下降，其廢水排放量占全省主要行業廢水排放總量的比重隨之下降，產值比重下降率與工業廢水排放比重下降率成正相關。相反，紡織、造紙、醫藥等重污染行業的產業結構變化與廢水排放結構變化呈負相關。一方面，紡織、醫藥行業產值比重在下降，而其廢水排放量比重在上升，說明這兩個行業的污染水平依然嚴重。另一方面，造紙、機電行業產值比重在上升，其工業廢水排放量比重在下降。這是因為全省加大造紙行業的污染治理力度，萬元產值廢水排放量從1996年的745.04t/萬元降低到2000年的182t/萬元(見表2)。雖然造紙業產值比重在增加，而其廢水排放總量由1996年的16411.52X104t降低到2000年的14292.23X104t,降低了2119.29X104t。機電行業雖然產值比重與絕對值都在增加，但是由于萬元產值排污量在減少，因而其廢水排放量比重與絕對量都在下降(見表1)。說明機電行業廢水排放量的減少，不是靠調整行業結構實現的，而是主要通過技術的進步、工藝設備的改進、環境管理的加強來實現的。
表1的排污彈性系數反映了工業各行業廢水排放量變化對應于其產值規模變化的敏感程度。1996~2000年江蘇省紡織行業、皮革行業、醫藥行業的排污彈性系數絕對值較大，這幾個行業的產值稍有增加，都會引起廢水排放量的大幅度增加，說明這幾個行業廢水排放量變化對產值規模變動非常敏感屬重污染行業。相反，石油加工、黑色金屬、食品工業排污彈性系數為負值，產值比重的年均遞增，沒有引起廢水排放的增加，廢水排放量反而有所降低。說明此類行業工藝改革和治污技術應用取得了較明顯的效果。排污系數可以綜合反映行業結構調整、工藝技術水平、廢水綜合治理程度的大小。從表2可看出，造紙業、化工工業、黑色金屬業等行業的排污系數最大，屬于重污染行業。從排污系數的變化看，1996-2000年造紙行業、食品行業和機械電子行業的排污系數降低幅度較大，年均降幅分別為37.48%、30.58%、24.4%，說明對這些行業的工藝設備技術改造和綜合治理力度較大，萬元產值廢水排放量降低，效果明顯。相反，醫藥、紡織、皮革和電氣供應行業的排污系數降低幅度小，說明這類行業技術改造和污染治理難度較大，效果不明顯。化工行業排污系數變化水平與全行業平均變化水平相當，其產值結構變化幅度小，為0.59%,產業結構調整力度不大，從而未能導致廢水排放結構的明顯變化。
從表2的達標排放率的變化看，造紙行業、皮革行業、紡織行業名列全省工業重點污染行業前三位。達標排放增長率分別為70.2%、44.26%、25.52%，遠高于全行業平均達標排放增長率12.02%的水平，說明這幾個行業達標排放效果明顯。造紙業污染排放系數年均降低幅度大，降幅為37.48%,但行業產值比重在增加，增幅為25.8%,說明造紙業并非通過調整行業規模，而是通過技術改造來降低污染排放的。紡織行業、皮革行業的排污系數降幅小，分別僅為2.03%、1.16%,但是行業產值比重遞減速度快，居全省工業重點污染行業之首，分別為一13.6%和一36.8%說明這兩個行業結構調整力度大，主要是通過調整產品結構來降低污染排放的。石油加工、黑色金屬、電氣供應行業的達標排放率的變化相對較小，達標排放的效果不明顯。機電行業的排污系數快速遞減，但是產值比重在高增，兩者相互抵消，所以達標排放的效果也不明顯。
2.2工業各行業對水質影響的貢獻
工業各行業對水質影響的貢獻率是指各行業排出的污染物對河流湖泊水質污染影響所分擔的份額。我們以江蘇省為例，考察COD、酚、石油類等有機污染物及懸浮物水污染物質，以這幾種污染物為主，計算江蘇省各工業行業污染物排放對河流湖泊水質影響的貢獻率。
—項產業排出的一項污染物的貢獻率產業污染物排放量Ki——水中i污染物的負荷分擔率Gi—全部產業i污染物排放量Kj—j產業對江蘇省水質影響的總貢獻率從表3可以看出，江蘇省對水質污染影響最大的產業為化學工業，其總貢獻率達到了25.18%,其次為紡織工業和造紙及紙制品業，分別為23.01%和20.20%。從COD分擔率來看，紡織行業最高，達到20.49%；化工行業次之，為16.09%；造紙行業第三，為13.35%。非金屬和金屬制品業的COD的污染分擔率最低。從懸浮物的分擔率來看，有色金屬業最高，為10.43%;其次是化工工業和造紙行業，分別為8.47%和6.84%。
3技術進步與工業廢水排放的關系
技術進步可以降低排污系數，主要通過對老的工藝及設備進行技術改造，采用節水措施提高工業廢水的處理率和回用率。也可以通過科學管理、勞動者素質提高等間接途徑發揮作用。本研究以無錫市為例，通過生產函數的方法['計算無錫市工業技術進步貢獻率，然后將技術進步貢獻率與工業廢水排放的有關指標進行相關分析。
首先計算1995-1998年、1998-2000年技術進步對工業產值增長貢獻份額，其值分別為39.25%44.5%。對其做插值處理后，與對應年份的工業污染排放參數做相關分析。
通過對工業技術進步貢獻份額與COD排放量、萬元產值廢水排放量之間的相關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技術進步與減少污染、改善環境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其相關性高達0.95和0.98。因此，要有效地減少工業生產污染，就必須切切實實地依靠技術進步。
4治理污染投資與工業廢水排放的關系
水環境質量除了受經濟總量、產業結構和技術水平的影響外，還受環境保護治理污染投資的影響，而環境保護投資大小與經濟發展水平又密切相關。從西方國家的經驗看，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人們的環保意識增強了，也有更多的資金用于環境保護。本得到控制，環保投資需占GDP的1%;若使環境污染問題得到基本解決，環保投資需占GDP的1.5%；而要使環境質量明顯改善，則環保投資要占GDP的2%以上。而在發展中國家，因環境污染的欠帳很多，其投資比重還要相應提高才行。蘇錫常地區污染治理投資嚴重不足，環境治理投資占整個GDP的比重，最高年份1998年也只有0.9%左右，不到1%;1998年達標排放之前，污染治理投資不足0.2%。1998年之后，也還不足0.5%。工業廢水排放ft與污染治理的關系。
對蘇錫常地區工業廢水排放量與污染治理投資的相關分析，說明蘇錫常工業廢水排放的變化與治理污染投資有一定的相關性。從1991-1995年隨著污染治理投資的增加，工業廢水排放量逐步降低。1998年太湖流域的工業廢水達標排放，使污染治理投資在近10年處于最高水平，相應的污染排放量降到近10年的最低水平。說明1998年達標排放投資治理效果明顯。1998年之后，隨著污染治理投資的減少，工業廢水排放量又有了一定的反彈。
5結論
通過對長江三角洲典型地區水環境影響因素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從工業規模看，就傳統意義來講，隨著工業規模的擴大，工業廢水排放應該是增加的。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伴隨著工業現代化，蘇錫常地區隨著工業總產值的增加，工業廢水排放量基本沒有大幅度的增加，總體出現了平穩下降的趨勢。原因是產業結構調整、工業技術進步和工業廢水達標排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⑵從制造業結構變化看，工業廢水排放和制造業結構變化雖然有很大關系，但不能一概而論。有些行業的廢水排放量對其結構調整比較敏感;而有些行業則不敏感。因此，不同的行業降低工業廢水排放所采取的對策應該有所不同。江蘇省紡織行業、皮革行業的達標排放主要是靠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的;造紙行業和化工行業的達標排放主要是通過工藝設備的技術改造實現的。
工業污染治理措施范文6
【關鍵詞】產業集群 規模經濟 可轉讓許可證
截止到2006年底，我國的中小企業達到3000萬家，約占企業總數的99%，其中80%以上的中小工業企業在生產中存在污染問題，其排放的污染物約占目前中國污染總量的60%。當前，中小企業的污染物排放量增長迅速，在全國污染物排放總量中的比例迅速提高，成為中國環境污染的主要因素，并且污染源正由過去的點狀分布發展為城鄉復合型的面狀分布。因此，如何有效地治理中小企業生產過程中造成的環境污染，做到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升人們的生活品質，成為當前亟需解決的問題。
造成中小企業污染急劇增長的首要原因是中小企業發展迅速，在經濟總量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另外，中小企業的技術設備水平大多較低，生產過程中資源利用率低、單位產值排污量高。在排污量日趨增大的情況下，由于中小企業的污染治理落后于大型企業，因此其在整個工業污染負荷中所占比例迅速上升。
1990年以來，我國政府針對這種情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淮河、太湖零點行動”、“一控雙達標”、“關停15小”等國家級治理行動。從面上來看這些措施初步達到了預定目標，但相當部分治理成果是靠關停中小企業獲得的，這種措施很難再有大的潛力。本文著重討論市場機制在中小企業污染治理中的作用。
一、市場導向的中小企業產業集群可克服單個企業治污“不經濟”
我國從1980年代開始實施“誰污染、誰治理”的政策，從過去的實踐看對大型企業基本是適用的，但對于中小企業，這一政策的實施遇到了困難。中小企業一般規模較小，資金實力有限，其資信級別較低，難以從銀行獲得貸款。而治污設備往往較貴，如果單個中小企業去購買，其資金壓力往往無法承受，即使購買，也將蒙受極大的財務壓力。
同時，目前技術條件下污染治理設施有比較苛刻的經濟運行規模要求。例如根據國家環保總局和原國家經貿委共同頒布的《草漿造紙行業廢水污染防治技術政策》，草漿造紙廢水處理中的關鍵環節堿回收工藝的經濟運行規模為Q>1000噸/日；根據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經貿委共同頒布的《印染行業廢水污染防治技術政策》，印染行業廢水處理的經濟運行規模為Q>1000噸/日。顯然，大多數單個中小企業的污染排放規模與處理設施的經濟運行規模之間存在著較大差距。
由此可以看出，集中治理是解決中小企業污染的正確途徑。鑒于中小企業的特點及其對市場的依賴，只要政府加以正確引導，完全有可能將其相對集中于一定的專業區域或工業園區，從而使中小企業污染的集中治理成為可能。這就解決了因企業規模過小，導致污染治理設施達不到經濟運行規模要求的難題。
中小企業集群化為專業治污、企業規模化治理污染提供了可能。在解決中小企業污染的問題上，浙江創造了許多好的做法。這些做法的基礎是變“誰污染誰治理”為“誰治理誰收費”，在將污染企業集中到特色工業園區后，由具有環保設施運營資質的專業公司負責集中治理，從而解決了中小企業污染治理設施技術落后、“不經濟”的難題，監管也變得容易。例如，由于收費機制日趨完善，在2003年8月開始的浙江省固體廢物處理招標中已出現了民間資金爭相競標的局面。
對產業集群內的治污設施實行市場化運營，這當中包含三層含義：第一是治污企業與排污企業之間是購買服務關系；第二是治污企業或運營公司自負盈虧；第三是在治污企業或運營公司的選擇上存在競爭。
推進治污市場化的好處有三個。（1）明晰了污染治理的成本。原來由政府建設、事業單位運營時，治理成本是模糊的，政府收費后也可能會用于其他方面；由專業化公司運作后，則要獨立核算，花多少錢在污染治理上有案可查。（2）形成了制衡機制，降低了監管成本。原來政府要對眾多的排污企業監管，難度較大。實現市場化后，排污企業與治污企業之間形成服務的提供者與購買者的契約關系，不僅降低了管理成本，還可以提高監管效率。（3）實現了專業化治理，解決了治理規模的不經濟問題。
在推進中小企業污染集中治理的政策實施上，必須做到公平、公正、公開，按照市場規律鼓勵競爭，給治污企業設置的“門檻”，不應妨礙社會資金的流入。對排入公共環境的污染物，應按總量或濃度的統一標準收取費用，同時要權衡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使企業的負擔逐步趨于合理。要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基礎性作用，通過企業化運作，提高污染治理設施的運行效率。由于治污企業的相對壟斷地位，在批準、核定排污收費價格時，既要保證民間投資者能夠還本付息并有所盈利，又不能加重排污企業的負擔，排污收費價格不宜定得太高。因此，民間投資者的盈利就必須依靠政府的政策優惠，包括土地價格、稅收和其他方面的優惠。在政府財政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引入民間資本，把政策優惠轉變為治污企業的盈利，并按實際需要提取折舊和修理費用，提高污染治理設施的運營效率，為環保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保證。
二、可轉讓排污許可證市場為中小企業提供動力
所謂可轉讓排污許可證市場，就是把排污權作為一種商品進行買賣。這種方法主要通過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權利，并允許這種權利像商品那樣買入和賣出來進行排放控制。其一般做法是：政府機構評估出一定區域內滿足環境要求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并將最大允許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規定的排放量，即若干排污權，政府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分配這些權利，如公開競價拍賣、定價出售、無償給予等，并通過建立可轉讓排污許可證市場使這種權利能合法地買賣。在可轉讓排污許可證市場上，排污者從其利益出發，自主決定買入或賣出排污許可證。因總的可轉讓排污許可證是以滿足環境要求為限度的，因此不管這些許可證如何分配，環境質量和環境標準都會是一致的。
可轉讓排污許可證市場為減污成本不同的企業治理污染提供了靈活選擇。中小企業平均生存期短、轉產頻繁，治污設備折舊成本高。例如，水污染治理設施的使用年限一般為20年，在加速折舊的情況下也得10年，而我國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小于7年。這樣，即使政府投資為每一個中小企業建設起污染治理設施，其結果也必然是大部分設施還沒有折舊完，這些企業就已經不存在了。這樣，污染治理設備將成為沉沒成本無法回收，最終抵消資源重復利用所能帶來的收益，致使中小企業失去引進污染治理設備的動機。
可轉讓排污許可證將市場機制引入污染控制中：如果排污者能削減其排污量，他的余額就可以出售獲利，因此可以刺激排污者發明或利用新的更經濟的處理技術和方法，這樣社會治理環境的總費用就會減少，效益差、污染嚴重的排污者在市場競爭中將處于不利地位。環保團體也可購買可轉讓排污許可證，從而阻止排污者使用這部分權利，這將使環境質量高于環境標準。
我國經濟轉軌時間不長，市場發育尚未成熟，目前的環境管理狀況仍然是以行政命令和控制性環境法規為主，經濟（市場）手段應用較少且效率不高，自愿性環境措施幾乎空白。自2003年起國家在江蘇等7個省市開展了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控制及排污交易試點，但是實施效果并不理想。這主要是市場發育、管理體制、法律機制欠缺等諸方面的原因。就市場因素而言，由于經濟激勵的實質是利用價值規律的作用，實現資源的化優配置，并通過鼓勵性或限制性措施，促使排污者減少、消除污染，故不受干擾的市場競爭機制是企業環境管理之經濟手段有效運行的基礎條件。
實踐證明，市場化運作不僅降低了企業治理污染的成本，也可以使其能夠集中精力關心市場，發展主業。據美國環保局1992年的研究，環保設施市場化運作成本要比公營（政府或事業單位）低10%~20%。江蘇用直污水處理廠的集中治理，比分散治理僅基建投資一項就節約208萬元，每年還節省廢水處理費84萬元。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