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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范文1

關鍵詞：風景園林規劃設計；地域特征；分析

中圖分類號：TU98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1974/nyyjs.20161132172

風景園林建設作為現代城市景觀建設的組成部分，是現代城市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地域特征風景園林設計具有影響作用。本文從地域特征分析入手，對地域分析在風景園林規劃設計中應用進行分析，促進我國園林城市的逐步完善和發展。

1 地域特征分析

1.1 地域特征的構成要素

地域特征是某地區在自然環境、人文環境2方面都存在著眾多與眾不同的特色標志。地域特征的構成要素主要分為地域性、整體性、人文性特征[1]。地域特征是某地區的基本標志，也是自然界與人類社會融合發展的重要體現。地域特征中的主要因素之間既相互制約又相互融合。一旦其中一方發生了變化，另一方面也會隨著變化，這種相互牽制的作用和在現代風景園林設計中的得到明顯體現。

1.2 地域特征與風景園林規劃設計的聯系

地域特征自然與人融合發展的重要體現，是自然界發展與人類社會發展相互平衡的重要形式。風景園林規劃是在地域特征的基礎上進行城市建設，同時也是繼承和發展地域特征的手段；從風景園林規劃的準則來看，園林設計以尊重為主，改造為輔[2]，由此可見地域特征對風景園林規劃設計具有引導輔助作用；地域文特征中包含多種豐富多彩的設計理念，是自然發展與歷史發展的綜合體現。對風景園林規劃設計具有創新指導作用。

2 風景園林規劃設計中地域特征分析

2.1 自然環境特征與風景園林規劃設計

地域特征中自然因素分為自然環境因素和植被因素2方面。自然環境他也正中包括氣候特征、水文特征、地勢特征等方面[3]，L景園林設計師設計時，注重把握這些因素獨立特征與聯系。例如：氣候特征。氣候特征是自然發展的最基礎性特征，不同的氣候特征使園林規劃設計的規模，植被等產生影響。例如：東北地區氣候以干燥為主，南方氣候以濕潤特征為主。風景園林規劃設計時依據地區氣候特征，選擇園林設計的建筑材料，園林內部植被種類；或者不同的地勢類型，比如：平原和盆地地區進行園林設計時，也會對園林設計中植被，構圖形式等產生影響，風景園林設計要達到設計效果，充分發揮園林設計的意義，充分結合自然因素，實現園林設計綜合性設計發展。

2.2 植物特征與風景園林規劃設計

植物是風景園林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因素的變化會對園林設計中植被的設計產生影響，植被種類自身也會對風景園林產生影響，園林設計師進行園林設計時，對植被的選擇不僅要從基礎性園林進行分析，注重不同植被之間的會產生不同的園林效果。例如：我國北方風景園林設計中通常將銀杏樹種植在主道兩側，秋季里，灑落一地的銀杏葉成為風景園林中一道亮麗的色彩，增添了風景園林的欣賞性色彩。此外，風景園林設計中園林設計中植被錯落有致的排列方式也會增添園林的美感。豐富現代園林建設創新性特征。

2.3 地域人文情懷與風景園林規劃設計

地域人文情懷包括歷史文化、傳統思想、民俗習慣等多種人文情懷，園林設計師進行園林設計過程中應當注重將這些地域人文情懷與風景園林規劃設計融合在一起，園林設計景觀設計中蘊含大量“人”的因素，體現園林設計人文性色彩，例如：我國傳統園林建設中[4]，通常會將“一雙，一對”的傳統理念作為園林設計的因素之一，這種地域人文情懷的體現充分體現了現代園林建設人文人文情懷色彩，增強了風景文化建設中人的因素特征，體現了園林建設的主要特征，也是防東方文化的重要體現。風景園林設計師進行園林設計時，注重將人文情懷與自然因素融合在一起，充分體現了風景園林設計與地域特征的完美融合。

3 結論

地域特征是當地自然特征與人文特征的雙重性體驗，對風景園林設計中地域特征的分析能夠引導設計師對園林設計中地域特征因素綜合分析，實現城市景觀建設綜合性發展，增強風景園林設計的人文情懷和地域特征，促進城市建設低碳發展。

參考文獻

[1]李玲.中國漢傳佛教山地寺廟的環境研究[D].北京林業大學，2012.

[2]丁晨D.城市視角下世界園藝博覽會環境景觀整合規劃策略研究[D].東北林業大學，2015.

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范文2

【關鍵詞】 地域文化；廣府民居；建筑特色

一、廣府文化概述

“地域文化是受地理環境、歷史文化影響、社會制度以及區域民族習慣、等多重因素形成的一種文化形態。”廣府文化是地域文化的一種，是嶺南文化的一個分支，在嶺南文化中個性鮮明、影響最大。

嶺南，廣義上理解為五嶺（大庾嶺、騎田嶺、越城嶺、萌渚嶺、都龐嶺）之南，包括了福建南部，廣東、海南、臺灣、香港、澳門，廣西東北部地區；嶺南地區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其特點表現為熱、悶、潮濕。廣府地區指珠三角及廣東西南部地區，廣府民系的主要特征是以廣府白話（粵語）為其主要的方言。

“廣府文化首先是一種移民文化”，在經歷了幾次的大移民潮，中原移民與當地土著不斷碰撞、融合之后，形成一種獨特的地域文化，一種既保守又開放、務實重商，繼承傳統的同時吸收外來文化特征的、具有較好的兼容性、適應性和創新能力的文化。

二、地域文化與建筑的關系

地域文化的獨特性往往是通過人們的語言、風俗習慣、建筑等表現出來的，較之語言和風俗習慣，建筑顯得更為直觀，一城市或者地區的風景和特色建筑往往成為人們識別它的主要標志。建筑兼具實用性和藝術性，是對當地自然條件和文化適應的綜合表現，而這點在廣府民居上表現得尤其明顯。“廣府傳統民居建筑是結合地形、地貌、地段、地勢等來考慮建筑的布局和造型的典范”，同時，廣府民居也將中原傳統文化、外來文化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并體現在其建筑布局、主要的民居建筑形式和裝飾風格上。地域文化影響了建筑的特征，而建筑的特征又成為地域文化的一種元素、特征，這正是文化與建筑之間的相互作用。

隨著時代的變化和發展，文化在變化發展，建筑也是，因而不同時期的建筑也呈現出不同的風格。從肇慶高要區茅崗石角村發掘出來的“水上建筑”，也有人稱之為“湖上居址”，是四千多年前的干欄式建筑，廣東漢墓中出土的明器，也有一些漢代干欄式建筑的模型，一樓養牲畜，二樓住人。這都是早期廣府人在適應自然環境過程中的創造。廣府地區保存下來的具有廣府文化特色的傳統民居，多為明清至民國時期的建筑。

三、從地域文化的角度看廣府民居的建筑特色

1、廣府民居主要的建筑形式和特點

廣府地區多為丘陵地，平地較少，河道縱橫，民居多呈現“梳式布局”，建筑像梳子一樣南北向排列成行，兩列建筑之間有一小巷，稱為“里”。這種小巷也稱為“冷巷”，這種巷子一般較為狹窄，長年處于建筑陰影下，溫度較低，當屋面和內院受太陽灼曬而氣流上升時，冷巷風便源源補入戶內，給人帶來清涼舒爽。除了單向梳式布局，也有雙向、多向的梳式布局，最為典型的就是肇慶高要的蜆崗村和黎槎村，村落呈放射狀布局，因此也被稱為“八卦村”。

廣府民居的住宅朝向以坐北朝南為最佳，若因地形不能正南北朝向，也可取東南朝向、東朝向。

廣府地區主要的民居建筑形式有：“三間兩廊”屋、“竹筒”屋、“明”字屋、騎樓、花園洋房和西關大屋。鑊耳山墻、趟櫳門、青磚則是廣府民居的標志性特征。

2、從地域文化的角度看廣府民居的建筑特色

（1）適應自然：對自然環境的適應。廣府文化具有較好的兼容性和適應性，體現在廣府民居上，則是為了適應廣府地區高溫多雨濕熱的氣候特征，民居的建造以“通風、遮陽、透氣”為原則，具有“外封閉，內敞開”的特征，同時，依靠河道、水塘，配備良好的排水系統。

鑊耳墻具有防火的作用，而且能夠遮陽，使屋面減少日曬，從而大大豐富了建筑的側立面，是廣府民居的重要特征，與徽派建筑的馬頭墻相比，鑊耳墻顯得更加溫和。

趟櫳門是廣府民居中別具一格的特征，是西關大屋中三重門中間的一道門，第一重門為“吊扇門”，主要起裝飾作用，第二重門是趟櫳門，第三重門是硬木雙扇門，起到主要的防護作用。趟櫳門由一條條圓圓的“橫梁”組成，橫梁之間是空的，可以淖笙蠐依。夏天，如果只關上趟櫳門，那么既可以起到通風透氣的作用，也可以將屋內與屋外做一個簡單的屏蔽，既保護了一定的隱私，又能享受屋外的清涼，實為一種智慧的創造。

清磚是廣府民居中廣泛采用的磚，清磚質樸淡雅，歷經歲月滄桑，反而更有獨特的美感，因其“對太陽直射輻射吸收較多，反射光亮度并不刺眼，給人一種安寧感”。

（2）務實重商：合理利用空間，為商業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因為地少人多，廣府人在建造房屋的時候，更注重空間的合理利用，建筑主體更精致小巧，建筑與建筑之間的間隔較小，同時，廣府民居善于利用水，通過“門前即渠、房后水巷、跨水筑樓”的方式，與自然和諧共處，并造就了一種別樣的水鄉。

騎樓是廣府傳統建筑和外來建筑的一種融合，是一種臨街樓房，下層部分做成柱廊式人行道，用以蔽雨、遮陽、通行，樓層部分跨建在人行道上，樓下作為商鋪，樓上住人，這種建筑形式在夏天的時候，使得行人得以避開陽光，更加愉快地購物，也能增加其駐足在商鋪前的時間，而且能滿足店主商住兩用的需求，一舉多得。

（3）繼承傳統：對中原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廣府文化善于吸收繼承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體現在廣府民居上，廣府民居采用的“三間兩廊”形式是中國傳統的建筑形式，而后來由于地少人多、城鎮發展的原因，開始采用的“竹筒”屋、“明字”屋等都是在傳統的基礎上進行演變的，并不是與傳統建筑割裂的重新改造。

（4）融會貫通：與外來文化的融合和創新。廣府是近代最早與西方進行文化交流的地區，進入19世紀，廣州成為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碰撞的中心，騎樓的“羅馬柱式、仿哥特式窗及混凝土結構的應用”，是廣府人將西方建筑元素融入中國商鋪建筑的重要體現。除了與西方文化的融合，在肇慶廣寧縣客家人與廣府人雜居地區，還出現了既有廣府民居的鑊耳墻的特征，又有客家圍屋具有的半月形水塘相結合的民居。

目前我國城市發展出現同質化嚴重的情況，“千城一面”使人感到審美疲勞，而且，沒有因地制宜的現代城市建造方式始終存在一些問題，今日的城市建設者和規劃者應該從傳統建筑中尋找今日城市建設和發展的靈感，吸取其豐富的經驗，保護、發掘其重要的文化內涵，為城市發展、藝術創造提供新的創新源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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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田銀生等.廣府民居形態演變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古建園林技術，2012.3.58.68-71.

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范文3

[關鍵詞]環境設計 民居文化 個性塑造

中圖分類號：S611文獻標識碼： A

隨著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流通，世界愈發變小，經濟大國的強勢文化也在無聲中擴展自己的領土，開始了對民族國家文化的侵蝕，特別是地域文化，幾乎已經消失殆盡。資本的全球化也對傳統環境設計產生了沖擊，并且甚至開始蠶食傳統環境藝術設計的價值體系。面對資本全球化帶來的城市外延的不斷延伸，作為保存地域文化的古民居如何在現代環境設計的語境下生存，已成為亟待解決的難題。

一

地域特征是比較廣泛的概念，對其具體的理解，可以分為自然與人文兩大部分。這兩大部分是地域區別于其他地域最顯著的標準。也是環境藝術設計應該重點考慮的影響作品成敗的因子。中國傳統的建筑是根植于本土地域文化的血脈中，它與世界其他地域建筑一起，構成人類建筑文化中既相互區別由相互互補的文化景觀。民居作為地域文化最顯著的建筑形制，一方面受到自然環境的制約，另一方面也受制于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由于民居建筑深入到大眾的生活中去，與大眾的生活、生產密切相關，因而它更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與濃厚的民族文化。如北京的四合院，西南的吊腳樓，陜北的窯洞、閩南的土樓，青海的莊巢，廣西的麻欄，草原的蒙古包，高原的石碉房，傣家的竹樓，大理及麗江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等，都是中國豐厚正規的民居建筑文化遺產。

由于各地域的歷史傳統，審美文化、生活習俗等存在不同，加之自然條件與地理特征的影響，故中國民居建筑形制因地域的不同特征更加明顯。四川處于溫帶與亞熱帶相交替的溫度帶，加之盆地地形，多山，夏季炎熱多雨，冬季寒冷潮濕。所以川內的建筑以木石為材料，外觀以披梳屋廳臺、吊結合地形和穿斗式結構為其主要特征。建筑結合山地地形發展，有臺、坡、梭、拖、挑、吊等多種建筑手法。洛帶古鎮便是其中典型代表建筑形制之一。

二

位于四川成都市龍泉山脈中段的二峨山麓的洛帶古鎮，建于三國蜀漢時期，傳說因蜀漢劉禪的一條玉帶落入其鎮中的八角井而得名。走進洛帶古鎮，濃郁的文化氛圍感染者造訪這里的每一位游人。呈“一街七巷子”的千年老街、客家民居、林立街道旁的商鋪等都在言說這客家的移民文化。洛帶古鎮居民主要以客家的移民后裔為主，走在古鎮的每一處，你都能感受到客家傳統文化的縮影。鎮中還遺留有眾多建于明清時期的古建筑群，有名的如廣東會館、江西會館、湖廣會館等。在洛帶古鎮適應城市化的過程中，其自身的角色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在繼續為當地民眾提供生活、生產的地域的同時，它也開始承擔為城市民眾提供休閑與娛樂的緩沖場所。

從洛帶古鎮后期興建的客家土樓博物館，可以明顯的發現其環境設計者在適應洛帶古鎮角色變化中設計的巧思。以客家土樓博物館為中心，巧妙地將圍繞其身旁的嶺南街區、客家美食街區的博客小鎮，融入其布局中。客家土樓博物館中由年畫、泥塑、竹編、香包等非物質遺產組成的洛帶民間藝術保護發展中心與客家美食街區品嘗種類繁多的客家美食和來自天南海北的特色小吃，以及博客小鎮的古典生活館、畫廊等藝術區相結合。一方面為當地的居民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帶動當代產業的轉型，使得當地更多的居民意識到文化產業的重要性，對當代古建筑為代表的遺留文化產業的保護是極為有利的。另一方面，凸顯了本土文化在現代城市化不斷蔓延中尋求自我生存的一中新的模式的嘗試。既保留和宣傳了本土文化，又將其融入到城市化中，不致使本土文化在現代經濟文化中失語。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洛帶古鎮不僅僅很好的保留了自己特色的地域文化“個性”，還通過對其角色的重新定位，由單一的居住小鎮轉向多元發展的歷史古鎮，將其融入現代城市發展布局中，充當了為緊張的城市生活降溫的場地。我們在現代城市環境設計中應該充分借鑒這些經驗，特別是在對城市周邊的歷史遺跡，應該積極的將其融入到現代城市環境設計中，使其在千城一面的今天，充當一座城地域文化的“個性”的呈現者。

三

一個地域的“個性”受到地理、資源、文化傳統、民族、基礎設施、市場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經歷了漫長的歷史而形成了自己的“個性”；一個地域的“個性”又往往集中體現于其對本土文化的開發與保護中。獨特的地理氣候條件，習俗，語言等，都決定著每一個地域獨特的、不可互換的“個性”。因此一個地域的環境藝術設計必訓體現對該地域歷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理解與體驗，展示該地域“個性”的社會圖景與地域文化氣象。盡管洛帶古鎮在其適應現代城市化的環境藝術設計中，有其值得借鑒的一面。但其在地域本土文化的開發中，過多的趨向了對商業的依賴。其中的環境藝術設計者更多收到商業因素的影響，弱化了對以客家文化為代表的本土文化因素在環境藝術設計中的提煉與運用。

所以，在環境藝術設計，本土文化的現代化，不僅要求我們將其融合進現代城市發展的布局中，更要求我們對文化資源的恰當利用，使積淀已久的本土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價值，彰顯地域自身的“個性”。

綜上所述，地域文化為代表的傳統建筑雖然不能再適應現代城市居民的需求，但其作為地域文化“個性”的記憶者，蘊涵著地域群體深層心理中巨大的而堅韌的力量。所以在城市規劃的環境藝術設計中，需要更多恰當利用其地域文化的因子，使得地域城市的規劃設計中既保護本地域文化，又兼顧現代文化，相輔相成，共同推進新時期的“個性”地域文化在現代環境藝術設計中的應用。

參考文獻：

1、蔣曉麗，四川文化產業發展研究[M]，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3

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范文4

關鍵詞：徽派建筑圖式；介入；景觀設計課程教學；思考

黃山學院地處古徽州地區，徽州大地上蘊含豐富而獨特的地域文化，其中徽派建筑文化是一朵奇葩。將徽文化引入到景觀設計教學中，讓徽派建筑圖式介入到課程教學活動中來，應是一種積極且具有建設性的工作。

1徽派建筑圖式的概念

據社會心理學百科全書中的解釋，圖式是“代表個人對事物、人或環境的知識的認知結構。是對一個整體的抽象，側重于許多事例的相似之處。圖式可以幫助人們簡化現實，幫助人們把外在刺激的若干細節與一個總體概念相聯系，而與之不一致的信息則會被過濾掉[1]”。在藝術創作中圖式既是指作品的外部形態，也指特定的文化傳統和文化環境給藝術家規定的心理定式[2]。因此，本文將徽派建筑圖式描述為：在古徽州地區的民居、祠廟、牌坊、園林等建筑物的特征給人們帶來的具有顯著地方特色與可傳承發展的傳統建筑藝術總體形象和樣式，其有著濃厚的文化內涵。當然，圖式也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發展的，它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沉淀的體現民族性和現代性的有價值東西。

2徽派建筑圖式介入景觀設計教學

景觀設計學是一門建立在自然科學和人文與藝術學科基礎上的應用學科，它要求對景觀設計的理論學習和設計實踐都應該從特定地域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中獲取養分。景觀設計的地域特性給培養景觀設計人才的教育教學帶來啟發。景觀設計課程作為黃山學院環境設計專業的核心課程，景觀設計也是該專業兩大人才培養方向之一（一為室內設計方向，二為景觀設計方向）。結合學校的辦學定位和景觀設計的地域特性，讓徽派建筑圖式介入我校景觀設計課程教學改革，培養合格的景觀設計人才，這既是我校辦學定位所需，也是地域文化傳承與發展所需，介入方式合理，將是一個多贏的局面。

3具體措施

3.1兩個前提

首先，參加課程教與學的主體（師生）要理解徽州建筑圖式特征，就如我們要欣賞一場籃球比賽，首先我們要懂籃球比賽規則一樣。作為學習者和傳承者要了解和掌握徽州建筑圖式特征，諸如粉墻黛瓦、馬頭墻等。其次，參加課程教與學的主體（師生）要理解徽派建筑及其圖式蘊含的文化內涵。要讓景觀設計學習者真正理解和汲取徽派建筑圖式精華，為我所用，這需要學習者對徽派建筑及其圖式的文化內涵有深刻而獨到的理解。徽派建筑蘊含了古徽州的積極社會發展和變遷，反映了古徽州的民俗風情和審美情趣。通過學習，最終能設計出具有黃山地域特色的景觀設計作品，為黃山市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3.2原則

時空轉移，對象變化，現代景觀設計應該如何在傳統文化中找靈感、汲營養？這是我們要正視的問題。在徽派建筑圖式介入景觀設計課程教學中要強調,學習和傳承徽派建筑及其圖式文化不能簡單的復制挪用與拼接，更不能毫無章法的變化。教學活動前提是學習汲取徽派建筑及其圖式文化中的精華,過程是彰顯徽派建筑及其圖式文化的主要特征,目標是促進徽派建筑及其圖式文化歷史傳承,價值訴求是達成徽派建筑及其圖式文化的創新發展。

3.3徽派建筑圖式介入景觀設計課程教學的途徑

（1）要將徽派建筑圖式介入景觀設計課程教學活動，不僅是一場景觀設計教學活動，而且是一場深刻的徽文化尤其是徽派建筑文化教學活動。文化指導教學部分應包括：①徽派建筑特征：尊重自然山水大環境、富于美感的外觀整體性、較靈活的多進院落式布局、精美的細部裝飾等；②這些特征映射的是中國古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科學、文化、藝術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徽派建筑蘊含了古徽州的積極社會發展和變遷，反映了古徽州的民俗風情和審美情趣，它在特定時期、特定地域生動展現深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藝術的美妙畫卷[3]。（2）尋找傳統徽派建筑圖式與現代景觀設計的契合點。現代景觀設計作品要求體現出一個地區的自然條件，反映該地域的風土人情和審美取向。景觀設計的構成要素要契合當地的人文風俗和人們的生活狀態，需滿足景觀的三十幾使用功能，此外，還應讓景觀富有更多的文化象征等人文色彩。地域文化是景觀的內在精神，景觀則是地域文化的外在表現形式之一。徽派建筑的其特色和造型風格主要體現在古徽州的民居、祠堂廟宇、牌坊、園林等反映和體現徽派建筑風格特征的建筑載體。其中少數民居村落最為典型，建筑圖式特征為：從外型上是粉墻黛瓦、馬頭墻；小門窗；結構上是曲折迂回、門樓重檐；風格是自然、古樸、隱僻、典雅。它蘊含著古徽州經濟發展、社會變遷和文化意識形態，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觀賞和使用價值。那么，我們在景觀設計的教學中，要把古徽州民居圖式典型特征粉墻黛瓦、馬頭墻，門窗、家具、盆景，以及它們所抽象出來的圖形轉化成現代景觀設計的元素融入教學活動中，或是讓學生完成與此相關的景觀設計作品，或是創設條件讓學生參加當地景觀設計項目和過程，接受實踐的鍛煉和檢驗……這都需要我們將徽派建筑圖式的特征與內涵內化于心，自覺地將徽派建筑的典型造型樣式、圖形等外化于景觀設計的設計實踐中，成為創作者由內而外的一種本能的文化表達與流露，達到物我同一、天人合一的境界。最終培養出能傳承和創新徽派建筑文化的景觀設計師。

4結束語

對于地方性、應用型本科院校，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目標的課程教學活動中，依托地域文化，從傳統文化中挖掘具有本土文化色彩并具有重要審美意義的圖式，并進行合理的運用，使傳統文化在傳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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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英.藝術設計專業景觀設計課程教學的研究與實踐[J].藝術探索,2008(22):145-147.

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范文5

關鍵詞 武漢方言 武漢商業文化 碼頭文化 漢劇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x.2016.12.074

=Abstract The dialect is the local variant of the common language， and it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regional culture， which reflects the unique cultural customs in the dialect area，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regional culture. Wuhan with nine provinces of location， from the start， taking the famous， has a strong commercial atmosphere and long commercial culture， this feature must be fully reflected in the regional dialects.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discussion of how the commercial culture of Wuhan Wuhan dialect， Wuhan dialect and how to carry and present the Wuhan commercial culture， their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reflected in where.

Keywords Wuhan dialect； commercial culture of Wuhan； wharf culture； Hanju

方言是民族共同Z的地方變體，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載體，體現了方言區域內獨特的人文風情，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武漢借助九省通衢的地利之便，從商起步，以商聞名，有著濃厚的商業氣息及悠久的商業文化，這一特點必然要在這一地域方言中得到充分體現。例如作為著名的商品集散地，武漢自古便有“貨到漢口自然活”的說法，因此武漢方言中有不少帶“貨”的詞語：泡貨、俏貨、賴（第一聲）貨、荒貨、槐貨、苕貨……有些詞語甚至用“貨”來比喻人的品次，這不能不說是武漢方言所獨有的個性特征。語言與文化唇齒相依，方言與地域文化在其歷史演進的過程中相輔相行。武漢商業文化如何影響了武漢方言，武漢方言又怎樣承載并呈現了武漢商業文化，它們的個性特征又體現在哪里，在此作一番探究不失為一件有意義及有趣的事情。

1 武漢歷史、地理環境對武漢商業文化及方言的影響

據武漢年鑒記載：武漢地處古楚都郢（今湖北荊州市）鄰近，上古時其語言屬楚語，后經動亂移民，融進北方語；及近代，以“漢腔”為標志的武漢話，約形成于明成化年間（公元十五世紀下半葉）漢口鎮崛起之后；而由三鎮話融成的現代武漢話，約在公元十九世紀中葉。武漢方言專家朱建頌先生認為現今的武漢話是在漢陽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并且吸收周邊遷來居民的方言而形成的不同于原先漢陽話的方言。武漢歷史及地理環境決定了武漢商業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口岸文化”（也有研究者認為是“碼頭文化”，包括“江湖文化”、“幫會文化”），這些文化在武漢方言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如武漢方言中很多日常詞匯都與“碼頭”、“船”、“水”有關。

（1）“下河”：在武漢方言中為“倒馬桶”的意思，較早見于《漢口指南?方言志要》。為什么叫“下河”？19世紀末20世紀初，漢口商業繁華，民宅稠密，許多商店、家庭使用馬桶（武漢稱“圍桶”），積肥的船停在河邊，人們挑著糞送到船上，便要下河。“下河”是武漢人日常生活中不可一日不做的家庭事務。

（2）“報水荒”：意思是說假話。用報水荒來指代說假話，似乎與“狼來了”的潛在意義差不多。它本身還是離不開“碼頭”、“水”之類具有地方特色的大背景環境。

（3）“見風車舵”：意思是見風使舵。根據有關字典，“車”在方言中有轉身那道意思。而在新華字典里，用輪軸來轉動的器具都可以成為“車”，可見，“車”可以指代“船”。駕船要根據風向，“見風車舵”比“見風使舵”更形象，也更具武漢地方特色。

（4）“彎著船折罵”：張三被李四得罪了，張三特意去李四家門口罵人、挑事，這樣就可以形容張三“彎著船折罵”。

武漢碼頭眾多，活躍在長江沿線的最大兩個幫派“青幫”和“洪幫”之間的江湖紛擾無形間對武漢方言乃至文化都起到了很大影響。幫派一般都有自己的暗語，俗稱“行話”，這些暗語也逐漸成為現今的武漢話的來源之一。

（1）“打碼頭”：意思是強出風頭。可以想象，解放前“青幫”和“洪幫”這兩大幫派在碼頭爭權奪勢，出盡了風頭的“盛況”。

（2）“拐子”和“來子”。“拐子”、“來子”都屬于黑幫行話。武漢稱老大為“拐子”，老二為“來子”，在20世紀30年代即已流行，源于洪幫隱語。據李子峰《海底》：“老大――拐子；老二――來子；老三――香爐腳子。”武漢只接受了前兩個，“拐子”（普遍），“來子”（不普遍），并謅出一句順口溜“拐子來子，橡皮鞋子”（來與鞋都是ai韻）。

（3）“柴調子”：幫會也是會有很多忌諱的，在以前，早上和節日期間（比如春節），小孩都不允許直接說“牙齒”二字，要換稱“柴調子”，年輕一輩的可能已經沒有這種記憶了，至于來歷，可能也只有幫會自己人才能說清楚了。

（4）“脈子”：武漢方言稱長相、容貌為“me（陽平）子”，如“脈子正”指漂亮，“脈子‘啄’”指難看，“熟脈子”指熟人，“踹脈子”指受氣的人，“齋脈子”指無能的人。洪幫《海底》書中記載的隱語有：“自己人、自家人――熟麥子；見面、相識――對麥子；見一見面――對對麥子，可見武漢方言中的“脈子”有可能出自洪幫。

（5）“清鋪”：查問的意思。本來應該是“清譜”，出自于丐幫。舊日乞丐結幫，在各自的范圍內，不準外來乞丐乞討，如有發現，則由幫頭出面查詢其是否入幫；若自稱是丐幫同祖，就各自說出從師的文武先生的姓名、地址以及上三代（師祖、師父、師叔）和上下襟（同門師兄弟），稱為“清譜”。

武漢商業發達，產生了眾多的老字號，一些老字不僅惠及當時，還被武漢人引入生活，成為歇后語。如謙祥益的房子――內外“祥”（強）；王玉霞的堿酥餅――絕酥（劫數）；葉開泰的藥――吃死人都是好的；葉開泰――藥（要）面子；曹正興的鐮刀――割（擱）得好；江漢關的鐘――有點有譜。

有人這樣形容武漢方言的發展歷程：“武漢話是漂在長江里、系在碼頭上的，在來漢口大碼頭討生活的三鎮販夫走卒的肩膀上晃蕩成長起來的，隨著武漢商業的興旺而發揚光大。”

2 武漢商業文化及其影響下的武漢方言的個性特征

武漢傳統商業文化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復合性、流變行和市井性。所謂復合性，就是“東西南北匯集，古今中外雜糅”。武漢是一個五方雜處的移民城市，移民們帶來各自不同的區域文化，形成了新的復合文化。所謂流變性，與商品隨行就市、變化不居一樣，漢口文化也有靈活多變，不斷開新和趕潮流的特點。所謂市井性，即市民性或平民性。那么，武漢方言是否也具備這樣的特征？ 根據朱建頌先生的研究成果顯示，武漢方言無疑具備以上的特征。朱建頌先生對武漢方言詞匯進行了動態考察研究，認為從縱向看，武漢方言詞匯包括歷史詞、傳承詞、轉型詞、新創詞、復用詞，其中“歷史詞”指在一定歷史階段曾經流行，現在已經消失，如“東洋車子”、“巡捕”、“私塾”等；“傳承詞”指在不同歷史階段出現，現在仍在使用，如“十冬臘月”、“地米菜”、“過早”等；“轉型詞”指不同歷史階段流行過的詞語跟改變形式的詞語同時流行自由選用，如“油條（油餃）”、“饅頭（饃饃）”、“爺爺（爹爹）”等；“新創詞”指20世紀80年代以來武漢新創的詞語，如“下了課”（下了崗、退了學、撤了職等）、“水貨”（假冒偽劣貨）、“帶一腳”（請求司機把汽車停一下）等；“復用詞”指曾經成為歷史詞，又重新流行，如“尖板眼”（奇特的事物）、“挑土”（臨時替代，輪換補缺）、“信邪”（表示感嘆、不滿等的用語）。從橫向看，武漢方言詞匯有全國通用詞、本地獨有詞、多地共有詞，其中本地獨有詞如“里份”（胡同）、“男將”（男人、丈夫）、“女將”（女人、妻子）等；武漢方言詞匯中有不少是不同時期從共同語、其它方言、外語中吸收的。有人總結，在碼頭文化的影響下，武漢話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嗓門大，語言粗俗，好兇斗狠，對哥們講義氣，比如武漢人把“情人”叫“情況”，把一個高雅詩意的稱謂變成了俗氣的稱謂，所以武漢方言始終透著那么一點豪氣、俗氣、土氣。

3 武漢商業文化及武漢方言的影響

國人曾以能說會說上海話、廣東話為榮，那是因為這兩個地方的文化、經濟曾處于領先地位，其實武漢方言在全國也曾經“闊“過。武漢九省通衢、五方雜處，是著名的商品集散地，武漢方言受到東西南北各地方言的影響，同時武漢方言也曾在全國有較大影響處于較高地位。如京劇中的許多唱腔念白都受到了武漢方言的影響，京劇中帶有“漢腔” 味道的念白多半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臺詞，可見“漢腔”地位之高。再如漢劇是以武漢方言作為主要依據來設計歌唱旋律、進行舞臺語言交流的劇種，漢劇作為武漢的地方大戲近四百年來曾有過數度輝煌，對很多其它地方劇種都有影響。同時漢劇不僅僅屬于武漢這個地域，在很多其它地方也有漢劇，它流行于湖北，遠及湘、豫、川、陜、粵、皖、贛、黔、晉等省的部分地區，都同樣使用的是武漢方言。武漢作為商業發達的中心城市，其方言也無疑對周邊地區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如據有關專家對武漢方言和黃岡方言進行考證，雖然這兩地方言分屬西南官話和江淮官話，但武漢方言中少量的白讀與黃岡方言中系統的白讀是相同的，由此可見兩種方言關系的密切。

此文是武漢商學院院級課題《武漢商業文化背景下的武漢方言研究》（課題編號：2012G003）的階段性成果之一；也是武漢商學院職業人文素質教育研究所研究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1] 朱建頌.武漢方言概要.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10.

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范文6

    1、長鏡頭:“視點”與“凝視”毫無疑問,長鏡頭是形成侯孝賢與賈樟柯影像風格關鍵因素。相對來說,兩位導演使用的長鏡頭在影片中都有著近似的功能—建構起影片敘事的視點。視點是源自西方美術的術語,主要指創作者的觀察位置。這里借用這個術語,主要是說明兩人都選擇長鏡頭為創作觀察點,由此體現出他們對人物、事件平和、冷靜的觀察。而長鏡頭作為電影的一個視點,都具有一種凝視的功能。好像創作者是站在攝影機的后面,平視生活、人物、人生,表達一種平和冷靜的觀察,在這一點還是大致相似的。或者我們說每一個比較固定的長鏡頭走向畫面的焦點透視,在這樣的視點下面,兩個人都有一種超越于焦點透視之上的散點透視,可以把情節和人物打得非常散,讓我們自己去重新組合,比如像《海上花》里各種人物、事件的打散,還有像《悲情城市》,有著極為宏大繁復的事件,眾多的人物,他們都在長鏡頭的敘述中重新打散。他們的電影,好像是在一個一個緩慢變動焦點透視的視點之外,還有著一個仿佛俯瞰著歷史和人生現實的散點透視,既代表導演自己的視點,也代表了一種豁達從容、客觀冷靜、靜觀默識、包容一切的近乎歷史老人的視點。賈樟柯的影像中經常會有固定機位的長鏡頭,這些長鏡頭具有一定的凝視功能。《小武》里,小武與友人在街上追逐打鬧,鏡頭位于遠處靜靜關注.小武與歌女小梅坐在床邊聊天,鏡頭一直關注溫情地關注著他們,平視,沒有分切也沒有正反打.《站臺》里,女主角燈下獨舞,鏡頭在遠處也默默注視;《三峽好人》里,拆遷工作人員與小市民較勁,攝影機也只是固定在一旁觀察,—這些長鏡頭的使用,一定程度上在銀幕畫面中保持了時空的統一性與行為動作的完整感,緩慢且枯燥,但異常真實記錄著生活環境不同、性格各異的人物。他們有的郁郁寡歡,有的則輕松坦然,但都沒有什么戲劇性而是極為日常生活化。同樣是極少干預場面的侯孝賢的電影,長鏡頭也具有相似的凝視功能,《戀戀風塵》中的遠山叢林,在鏡頭的凝望下散發著濃郁的情緒;《最好的時光》里,男女主人公交錯在臺球邊出現,攝影機在前景的相隔下默默注視;《悲情城市》中,四弟與女友靜靜地坐在圓桌旁,尷尬的氣氛在兩人的沉默中彌漫—由此,在長鏡頭與被攝物的關系中,視點與視域、空間與人的張力既不舒展又不緊縮,在慢、靜、松散的結合中生出一種常態的連續性,讓人在觀影時獲得如同日常呼吸一般的心理節奏,自然、優徐、平緩,一如波瀾不驚、默默流淌的生活本身。當然,相形之下,侯孝賢的視點似乎更加“散點”一些,賈樟柯的視點則相對集中。這也與侯孝賢的影片敘事對象更為眾多、復雜,故事時間長度更長等有關。

    2、長鏡頭:紀實風格的生成具體到長鏡頭語言,通常指長鏡頭對時間和空間的處理及場面調度。侯孝賢和賈樟柯的電影基本沒有豐富復雜、炫技式的調度,似乎也不追求華麗流暢的鏡頭調度和場面調度。他們都更注重時間和空間的完整與寫實(或稱紀實)。正因為他們相對簡單的調度,使導演的敘事更為接近人們所熟悉的生活常態。常態是生活的定格,常態包含人的情感和記憶,甚至是集體記憶。如果說尊重生活常態是侯孝賢與賈樟柯敘事風格的主要特征,那么相應地也可以說,尊重生活常態也正是這兩位導演長鏡頭語言的主要特征。賈樟柯能夠讓自己的鏡頭保持樸實的狀態,鏡頭里的影像(內容和形式)呈現出近似真實的日常生活常態,而這樣的常態遵從生活邏輯,不是編劇的邏輯。電影《小武》里,小武在汾陽縣城中四處走動,他與周圍環境總是格格不人,卻又時不時深陷其中。反映在畫面里,小武與空間的關系往往松散與疏遠,空間在他的運動中展開,而他總是漂泊并不長駐在某個空間中。而當小武身處歌女房間和身處派出所房間時,他的身影都不再有節奏地運動,而是停駐其中,位于前景與后景之間的焦點位置。不加修飾的透視關系讓他在鏡頭中始終成為中心關注對象,更加顯得雜亂,顯得狼狽不堪。這樣表現出的電影影像基本是在觀察日常時間中的生活事件,依據生活本身的形態自行組織起來,讓影像與敘事態度、電影形式無法相互剝離,形成紀實的整體藝術風格。與此相似的是,侯孝賢的影像也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真實世界中的面貌。這首先得益于編劇吳念真與朱天文的文學理念與文本實踐。這兩位侯孝賢的“御用”編劇都擅長描繪過去生活記憶的點點滴滴,并借用文筆的打磨生成一種具有濃郁懷舊氛圍的美學特質。由此在侯孝賢的前十年創作中,多數的作品都是圍繞發生在過去時光的真實事件的回味咀嚼,如一次回家的經歷,一次鬧事的魯莽等。另外,侯孝賢也談到《沈從文自傳》的影響—用一種平靜、客觀的語氣,不需要華麗的詞匯去記述往事的瑣碎。其次,侯孝賢特別注意場景的營造,尤其倚重現實環境的特異味道烘托出人,讓環境與人物之間形成潛在對話的場域,比如在《悲情城市》中祖屋的廚房旁,一張發暗的紅木圓桌,昏暗的吊燈擺動不停,吊燈照射下的大哥一語不發,顯得格外沉重,透出他對家族前景的擔憂和個人力量薄弱的無奈。除此之外,侯孝賢還通過讓普通觀眾難以接受的“長”鏡頭、固定鏡頭與空鏡頭,完成文學形象與地域環境的交融與和合,從個人的生活經驗中完成對真實事件的描述,傳達出在地文化獨有的真實性以及創作者審視生活時所獨有的真實美學。

    3、長鏡頭的空間美學:地域空間與歷史空間在侯孝賢與賈樟柯兩人的作品中,影像所包含的生活常態與真實經驗并不是簡單地依附于長鏡頭內部的時間流逝里的。長鏡頭的運用帶來了他們的空間美學—以影像表現的地域文化,但更深入一步,他們的地域文化或空間美學并非純空間性的,是承載歷史內容的,有一定的歷史縱深,由此成為他們影像魅力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20世紀中后期,西方思想界理論界出現了名為“空間的轉向”,正如福柯所說,空間應當不再是寂靜的、死板的、非辨證的東西,而應當作為富有啟示和理論生命力的概念。這一轉向經由列斐伏爾、福柯、詹姆遜、大衛?哈維等人的努力,實現從地理學、社會學到文化研究等一種以凸顯空間因素的各種跨學科趨勢的研究,這其中,關注地域空間以及地域文化成為“空間轉向”里的核心部分。地域空間涉及方言、理語、民俗以及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傳統、文化經驗和思維方式等事物,是各國民族電影中的主要表現對象。地域空間意識是眾多創作者觀察事物的視角,也是地域文化藝術化再現的原型,也是他們平衡個人經驗與歷史縱深的切人點。侯孝賢與賈樟柯電影的畫面、色彩、聲音等元素所創造的視聽形象無論是再現與表現,首先應當是地域空間的表達,然后才是歷史縱深的生成。臺灣鄉村小鎮和汾陽都是相對閉塞的地方,地域色彩濃厚,城鄉差別似有似無,人際關系相對簡單,風土人情相對傳統,具有典型的中國社會的特征。長鏡頭最大程度地保留和還原了人們的記憶。所以在他們的影像世界中的所謂空間,被具象到某一條街道,某一個商店,某一個房間,某一個角落,甚至具體到屋子里的某一件道具,街道上的某一條標語,某處飄來的廣播聲、吵架聲、叫賣聲。地域在這里便有了突出的意義—最突出的莫過于地域的封閉性。在侯孝賢的電影里,《東東的假期》與《童年往事》里的淳樸鄉下,《悲情城市》家鄉風貌的小鎮,無一都隱含著一種田園的封閉性—生活其中的人們波瀾不驚,隨處可見的溫情與樸實,人與人的距離和溝通異常和諧,都與城市中商品符號和金錢意義的流動符號格格不人。而在賈樟柯的鏡頭下,盡管商品經濟的滲透已經日趨明顯,但無論是《站臺》、《小武》,還是《三峽好人》,小城人物的內心世界始終是孤獨的,無法打破的,周遭的種種變化之于他們的價值觀和氣質都是無效的。在這樣具有地域特色的空間范圍里,人的活動所帶來的事件及其空間內部的存在物都成為某種歷史證據,為兩人獨特的歷史敘事提供了講述的動機。在侯孝賢的電影里,交織著兩輩人的歷史語境:一是從大陸遷往寶島的客居之痛,成為父一輩有家無國的鄉愁;另一面是成長在臺灣的下一輩,少時記憶、幼年經歷等個人化的自傳體會,伴隨著家族倫理、社群脈絡乃至社會傳統的衰落,成為回顧在地生活、歷史以及精神的真摯體察。而在賈樟柯的電影里,有著對中國現代化進程有關城市與故鄉關系的思考,如《站臺》、《世界》,但他更多的是在講述個體或群體在社會巨變中的生存現狀和個體選擇,并從中探尋他們的存在意義以及為了確立生存所必須直面的歷史現實,如《小武》、《三峽好人》、《世界》、《海上傳奇》等。正因為如此,在兩人的電影里,地域空間是承載著一定的歷史內容的空間,各類歷史事件、集體記憶、個人認同的空間成為了影像殊的景觀。這使得他們的畫面里無論是認識過去、修飾過去還是安置過去,無論是關于個體、群體,還是政治的沖突,懷舊與鄉愁并不是一種娛樂,而是一種責任,由此他們電影里最大的魅力在于歷史反省和人性解讀所蘊涵的感人至深的人文關懷力量口

    侯孝賢、賈樟柯長鏡頭美學的異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