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敦煌文化的歷史意義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敦煌文化的歷史意義范文1

【關鍵詞】飛天紋樣；小學美術；意義

1飛天紋樣簡介

飛天壁畫是我國無可替代的中國瑰寶有著西域藝術的基本體貌特征，使十六國開始就有著文化的傳承讓現代人驚鴻一瞥，手持樂器曼妙女子有著我國古代畫工夯實的基礎和畫者的巧思，每個體態不一的仙女都是每個朝代審美標志性的產物，在首飾.服飾.樂器.體態.姿勢.裝束.背景無一不是對每一個朝代的演變審美有的從新認識。

2飛天紋樣的歷史作用與藝術作用

首先，飛天紋樣作為中國古典藝術的代表之一，其本身經歷了數代匠人的發展創新與傳承，可以稱為是古代藝術家們集體的藝術結晶，其歷史意義不可小覷。而敦煌飛天在不同的時代也展現出了當時別具一格與眾不不同的美感與足以反映當時社會觀念的時代感，從十六國北涼的開始再到晚唐時期的鼎盛最后再到元朝的落寞，期間風雨不斷、日月交替，無數藝術家的心血匯集，最后形成了現在世人們所見所聞的敦煌壁畫。其中變化的過程、變化的原因以及最終效果都是耐人尋味的。無數史學家的考察與認證最后得出來的結論認證的實施。其中的歷史對于當今社會乃至國家都十分珍貴，學生在學習美術知識的同時了解飛天紋樣的歷史淵源，不但有助于其理解飛天紋樣的演變過程以及演變原因，也有助于帶入其歷史，對其有更加深刻的認識，同時在側面反映出當時的歷史背景，有助于其理解當時朝代的大環境與方向。對于當時朝代所蘊育出的不同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與認知。而飛天紋樣的藝術作用則存在于其多角度的藝術特征來學習與運用。飛天紋樣的創作基礎與文化內涵在其作品中都有十分明顯的體現。其中，飛天紋樣的動態美感、絢麗色彩以及優美線條都是值得鑒賞以及學習的特點。飛天紋樣動態的美感主要體現在“飛”這個字眼上，如何將創造原型的“飛”體現得淋漓盡致是當時工匠首要考慮的問題，而創造者為了能夠體現這一動態，非常著重對天形態的表現，通過對于人物扭動的腰肢、反曲的手臂，以及服飾上飄舞的手帶隨風飄舞，都給人以飛天曼舞的動態美即視感。而飛天的特點并僅僅是體現在人物的動態上面來，人物的錦帶與絲綢更加傳神的表現出飄逸之感，從而使人感受到其飛天的動態美。而這恰巧給學生非常切實的感受，如何表達動態與傳神地借助參照物來表現物體的運動性都是很好的例子。色彩作為美術當中最直觀、最強烈的視覺表現形式，在飛天紋樣當中發揮得淋漓盡致，雖然如今的飛天紋樣早已被時間打磨褪色，但是不難想象當時的飛天紋樣絢麗奪目的形態。并且，在經歷了歲月的洗禮后飛天紋樣呈現出的色彩更加具有年代感，也更加沉重。飛天紋樣的色彩奪目，注重顏色與顏色之間的對比，不但使整個畫面更加豐富多彩，也更作為飛天紋樣的靈魂所在。而學生再學習飛天紋樣時，也要十分注重在這種顏色的搭配與應用，這種強烈的色彩差帶給學生的不僅僅是嘆為觀止，更要注重這些色彩搭配的實際應用與操作，將這種色彩感加入到自己的藝術當中去，最終創造出自己的色彩，擁有一套完善的。美觀的色彩體系。而飛天紋樣的色彩體系完全可以作為一種新式的顏色供人們使用，從而增加個人的藝術審美與藝術創作。線條作為畫的主導部分不僅僅刻意強調出物體的邊緣以及范圍，在中國畫當中更是畫的靈魂，在中國畫體系中，一張畫畫的好不好，主要看線是否有力，是否傳神，是否能夠表現出當時的動靜。而飛天紋樣優美的線條經過歷代的打磨，最終發展成的曲線具有婀娜曼妙、輕盈舞動等特點，其線條將畫作塑造的生動傳神，表現出飄逸靈動的內涵。而訓練學生在此方向的能力，有助于學生真實、扎實的使用線條，這樣做的好處就是可以仔細的理解“線”在美術中的重要以及在中國畫中的地位。而線條使用的熟不熟練、好不好看，主要體現在畫功上，一個好的飛天紋樣畫師一定具有極高的畫工與平和的心態，而這恰恰培養了學生的心性與素質上，一個具有良好心態與不急不躁、不氣不餒心態的品格的人在社會上也是容易成功與被認可的，而學習與制作飛天紋樣恰恰可以培養與極大提升學生的平常心、好素質與基本功。

敦煌文化的歷史意義范文2

［關鍵詞］甘肅高校；秦漢史教學；甘肅元素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1）024-0056-03

秦漢史作為斷代史專題研究課程，大部分高校歷史系都會為已具備中國古代史、歷史文選知識的高年級本科生開設，甘肅高校也不例外。與中國古代史等專業基礎課相比，主要面向高年級本科生的專題研究課程秦漢史顯然具備一些特性，在重視知識傳授的同時，更強調對學生專業素質的培養；既要鍛煉學生獨立思考問題、從事科研的能力，還要注意發揮歷史學的社會功用，培養學生對社會的認知能力和優秀思想品質。此課程肩負的任務重，但課時卻較少。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使教學目的得以充分實現，如何在結合地方特色的基礎上高質、高效得完成教學任務，無疑是每個從事此課程教學的教師應該思考的問題。

一

甘肅各高校歷史專業重視此課程的開設，大部分任課教師經驗豐富，在教學及人才培養方面曾取得較大成績。但毋庸諱言，目前甘肅高校本課程的設計與講授仍有改善的余地，教學目的并未完全實現。以筆者所在的學校為例，具體來說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其一，本課程與中國古代史課程秦漢部分的關系不清晰。在教師講授中，很容易將此課程變為“細化版”的中國古代史秦漢部分，甚至存在兩個課程內容重復的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其二，課程吸引力不足。由于本課程斷代史專題研究的性質，一般僅為少數對秦漢史有濃厚興趣的學生重視。如果教師在授課中不能調動廣大學生的學習興趣，就難以對大部分學生產生吸引力。

其三，與培養學生獨立思考歷史問題的能力相比，教師一般對知識傳授更為重視。即使部分教師有引導學生發現問題、研究問題的嘗試，但往往由于切入點設置得不夠理想而效果不佳。

其四，由于授課內容過于依賴相關教材，與甘肅本地特色結合不足，所以，授課往往缺乏生動性、現實性，脫離社會需要和學生的實踐活動，難以充分達到對學生認知能力和熱愛家鄉情操的培養。

以上問題的存在，影響了教學效果。怎樣克服它們，當然有很多思路。筆者認為，注重甘肅地方元素，結合隴原文物、文化是解決上述諸問題的重要手段。地方高校的重要特點之一是本地、本省生源較多，這在甘肅高校中表現尤為明顯。在授課中聯系地方特色，強調當地歷史文化與秦漢史的密切關系，既有助于提高本地生源對秦漢史課程的興趣、改善教學效果，也有利于加強學生對甘肅歷史文化的了解，培養學生認識家鄉、研究家鄉、服務家鄉的情感。而課程設計中加入地方元素，以地方文化為例深入闡述秦漢史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則可以彰顯本課程特點，避免與中國古代史秦漢部分的無謂重復。此外，在教學中引導學生注意甘肅元素，把當地文化與秦漢史的結合作為鍛煉科研與實踐能力的切入點，有助于剛剛接觸研究性、實踐性學習的學生順利轉換角色，提高素質修養。綜合來說，結合地方特色進行秦漢史課程的教學，可以有效規避前述諸多問題，能夠更好的實現教學目的。

甘肅是一個歷史文化底蘊非常深厚的地區，在中國歷史發展和華夏文化形成過程中曾發揮過重要作用，相關文化遺產豐富。尤其秦漢時期，甘肅的歷史地位非常重要。這種重要性既表現在秦漢時期甘肅地區自身的發展、繁榮上，更表現在這一區域對當時整個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上。從學習和研究秦漢史的角度來說，如果不重視甘肅的文化遺產和考古資料，很多問題難以得到清晰解釋和深入研究。探討秦文化的起源、發展，繞不開甘肅，據《史記》記載，秦人興于“西垂”，就在甘肅東部一帶，20世紀90年代禮縣大堡子山和圓頂山秦公大墓的發現，使深入研究秦興起階段的歷史文化面貌成為可能。探討以漢匈關系、漢羌關系為主要內容的秦漢民族關系，繞不開甘肅，河西地區真正被納入中國版圖即實現于漢武帝時代，是漢匈戰爭的直接產物。探討以絲綢之路為核心的中西文化交流，繞不開甘肅，懸泉置等漢代郵驛遺址的發掘，為我們提供了有關漢代交通設施和與西域關系的第一手資料。探討漢代的邊塞防御，繞不開甘肅，甘肅的秦漢長城遺址數量多、保存好，玉門關、陽關、疏勒河流域漢塞至今仍可探尋。更重要的是，今天從事秦漢史教學研究的最重要史料――秦漢簡牘大量出土于甘肅。甘肅是我國的“簡牘之鄉”，出土的6萬余枚簡牘材料中有5萬余枚屬于秦漢時代。天水放馬灘秦簡、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武威漢簡、甘谷漢簡、懸泉漢簡等，不夸張地說，如果繞開甘肅簡牘，今天秦漢史研究中的諸多問題根本不可能開展。放馬灘秦簡《日書》對秦人思想信仰和社會生活的研究，居延、敦煌漢簡對漢代政治、經濟、邊塞制度的研究，武威《儀禮》簡對文獻學的研究，武威醫簡對科學技術的研究，都產生過極大影響。

李學勤先生曾說：“中國歷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問和謎團，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肅。”這句話對于秦漢史課程教學同樣適用。甘肅在秦漢時期的歷史地位和簡牘等相關文物、文化遺存的存在，決定了甘肅高校在秦漢史課程教學中關注地方特色、借助地方文化力量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二

甘肅高校歷史專業的秦漢史教學，需要在充分利用現代教學技術的基礎上與甘肅歷史文化相結合，使甘肅元素能自然的為秦漢史教學所用。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在課程設計與具體結合方法上，筆者認為應注重以下幾點：

首先，針對本課程吸引力不足的問題，教師應利用甘肅元素調動學生對此課程的興趣，在“緒論”的講授中要強調甘肅歷史文化與秦漢史的關系。在此內容的設計中，重點突出早期秦文化、萬里長城、絲綢之路、漢匈和戰與甘肅的關系，甘肅簡牘及出土文物對推動秦漢史研究之意義，前輩甘肅學人在秦漢史研究中的貢獻等內容。通過“緒論”，使學生認識到甘肅在秦漢盛世形成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鄉土觀念是人的普遍情感，其往往可以成為興趣的催化劑，而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孔子曾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在正式授課之前，向學生介紹甘肅與秦漢史研究的密切聯系，改變學生們“秦漢史就是中國古代史的一個普通斷代，與我們沒有關系”等觀念，使他們認識到在甘肅從事秦漢史學習的生動性、必要性，培養他們學好秦漢史的歷史責任感，對于促使他們從被動學習轉為主動的“樂之”式學習顯然有重要作用。

其次，在課程設計與具體講授中，應有機聯系甘肅元素。現階段的本科歷史教學仍是以教師講授為主，在講授過程中注重甘肅元素，有助于激發學生熱情、改善教學效果。秦漢史課程內容一般是秦漢史概述與專題研究相結合，那么，在課程設計上可以略突出早期秦史、簡牘學、秦漢時期的民族關系、邊塞防御等與甘肅聯系較密切的專題內容。具體來講，講簡牘學時可突出甘肅秦漢簡牘的重要歷史意義；講民族關系時可強調漢匈、漢羌和戰對于兩漢社會歷史發展的影響；講社會生活民間信仰時可以放馬灘秦簡《日書》為主要史料依據；講倫理觀念時從武威“王杖”簡談漢代對孝道的提倡；講東漢后期社會、政治現象時可以王符及其《潛夫論》中的社會批判內容作為切入點；講與西域關系時可介紹甘延壽、段會宗的西域經營；講地域文化時可聯系李廣、趙充國等隴籍將領分析“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的歷史文化現象等。授課過程中對甘肅元素的利用，對于提高學生興趣、深化學生對秦漢史相關知識的理解有重要意義。

再次，應以甘肅元素為切入點，鍛煉學生思考歷史問題、撰寫學術論文的能力。與中學教育相比，研究性學習、科研能力的培養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特點，這在高校高年級課程的教學中尤顯重要。培養學生分析歷史問題的能力，是秦漢史課程的基本教學任務之一，但以往僅注重知識傳授和泛泛為學生布置一些思考題的做法，對于培養學生主動思考問題、鍛煉研究的能力來說，效果不佳。如果教師在授課中能引導學生多思考與鄉土文化、鄉土歷史有關的問題，無疑會促進學生主動、自覺地投入到研究性學習中來。

“定論”觀念的清除，是科學研究的前提。在教學中，教師有義務使學生認識到許多歷史問題并不像中學教育宣稱的那樣有所謂定論，在歷史評價，甚至部分基本史實的認定上存在爭論非常正常，而新材料的發現和科研努力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在這方面的課程設計中，可以以相關甘肅元素作為切入點。造紙術的發明、改良，是秦漢科技史的重要內容，傳統文獻記載東漢蔡倫“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發明了造紙術。這一觀點近2000年來被世人接受，但20世紀50年代后隨著陜西灞橋西漢紙的出土，此觀點受到沖擊，部分學者認為早在西漢時期現代意義上的紙已出現，蔡倫充其量是紙的改良者。學界圍繞此問題爭論激烈，堅持傳統觀點者認為灞橋紙僅是“廢麻絮”，且有作偽的可能，雙方各執一詞，聚訟不息。而1986年西漢文景時期放馬灘紙地圖和1992年懸泉置遺址400余件西漢紙的出土，使這一爭論基本平息，蔡倫改進而非發明造紙術已成為學界的主流觀點。這一利用甘肅出土文物推動秦漢史重大問題研究的例子，會給學生以較大沖擊，一定程度上能改變他們迷信定論、權威的思維定式，刺激他們自覺走上研究性學習道路。

當然，研究性學習的引導，還要與學生期末論文、學年論文、畢業論文的撰寫結合起來。整體來看，目前本科生論文的針對性較差、水平不高，這與選題的盲目性有一定關系，如果能引導學生選擇某些其感興趣的秦漢時期甘肅歷史、文化現象作為題目，這一問題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變，鍛煉效果會更好。具體選題時，既可以選擇早期秦文化、民族關系、移民屯戍、簡牘研究等與甘肅有關的宏觀問題，也可以選擇兩漢時期涼州地區歷史、文化的各種微觀細節。今天的甘肅在漢代主要屬于涼州刺史部。西漢時期的涼州八郡，東漢時期的涼州十郡基本涵蓋了今天甘肅的主要地區。當時這些地區的管理制度、文化面貌有一定獨特性，學生們如果能以自己家鄉在秦漢時期的發展情況或家鄉秦漢時期的文化遺存作為論文主題，顯然，操作效果會強于對一些泛泛題目的研究。

最后，在授課中、授課后的社會實踐中，應充分利用甘肅地區豐富的秦漢文物資源，培養學生的歷史感和實踐能力。作為過去發生事件和現象的孑遺，許多歷史遺存、文物能拉近我們與歷史的距離，這種歷史直觀的獲得在歷史學習和研究中的作用不容忽視，它們“能夠深深吸引學生觀察和思考問題，甚至還可進一步激發學生探討和研究文物中蘊涵的歷史奧秘的興趣”。教師在秦漢史授課中，應借助多媒體教學的優勢，充分利用甘肅地區秦漢遺存的照片，使學生獲得直觀感受。有條件的高校在講授一些僅靠口頭解釋難以使學生明白的問題時可以直接利用博物館資源，例如我們在講秦漢時期的書寫材料――簡牘時，就可以組織學生去甘肅省博物館等文博機構參觀，讓他們直接觀察簡牘文字、編聯、保護的實際情況，其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歷史學不是一門完全關閉在書齋中的學問，利用地方文物資源，開展田野性實踐教學活動，讓學生走出課堂，進行文物調查、研究工作是高校歷史教學改革的方向。甘肅高校的秦漢史教學在這方面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應充分利用。甘肅秦漢時期的文化遺址及考古文物資源豐富，既有以秦漢長城、關塞、郵驛為主的地面遺存，又有西垂秦公大墓等重要墓葬，既有大量的簡牘、碑刻資源，又有銅奔馬、木地圖、王杖等珍貴秦漢文物。讓學生有機會接觸這些文物資源，鍛煉學生的相關實踐能力是提高本課程教學質量的重要方法。一方面，有條件的高校應與當地文博部門合作，為學生爭取參觀學習的機會；另一方面，學校和教師可以利用課余組織學生進行一些形式多樣的考察、實踐活動。例如在暑期社會實踐活動中，就可以安排相關學生對家鄉及特定地區的遺跡遺存、博物館進行調查研究，這對學生掌握和理解秦漢史知識、提高實踐能力都會有重大促進作用。

三

推動甘肅高校秦漢史課程的開展，需要在課程設計、課堂講授、論文指導等多個環節充分重視甘肅地方特色及隴原文物、文化的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歸根結底，本課程是秦漢史，而非甘肅地方史秦漢部分，重視甘肅元素是推進秦漢史教學的手段，而非教學目的，不能本末倒置。授課中聯系甘肅元素的目的是使學生提高興趣、增強史感，能更好地學習秦漢史，而非讓學生僅關注甘肅地區秦漢時期的歷史。從課程設計來說，在具體專題下應顧及到甘肅元素，但不宜出現為甘肅而設的專題，如“秦漢時期甘肅地區的經濟（民族關系、文化）”等題目就不宜出現。從授課內容來說，應強調甘肅對秦漢史進程的影響，但對秦漢時期的甘肅等具體內容則應淡化，例如，講河西四郡，對于其設立的歷史背景、歷史意義，對于其在漢匈戰爭和中西交流中的作用應詳談，而對其設立的具體時間、設置變遷等內容則應略談。從論文指導上說，應強調甘肅元素對提高學生寫作興趣和研究能力的作用，但絕不能將甘肅元素作為論文的惟一選題方向。

綜上，筆者認為，合理、適度地結合甘肅元素是今天甘肅高校進一步改善秦漢史教學的重要途徑。這樣做不僅有利于學生掌握秦漢史知識和相關學術成果、提高學生分析、研究歷史問題的基本能力，還有利于研究性教學的開展和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值得嘗試。

［參考文獻］

［1］曹家齊，潘麗.中國古代史課堂教學方法談［J］.徐州教育學院學報，1998，（4）:86～88.

［2］李學勤.甘肅考古文化叢書?總序［M］.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

［3］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敦煌文化的歷史意義范文3

[關鍵詞]絲綢之路；古代宗教；文化交流

[中圖分類號]B9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4）12-0013-04

自古從我國中原內地向東、南、西、北四方能流通經濟、貿易、商品的要道和交流友誼、文化、宗教的孔道，我們稱其為“絲綢之路”。眾所周知，新疆古稱“西域”，它是我國古代新疆以及中亞地區的統稱。這塊地方面積廣大，自古就是東西方商貿主道，更是宗教文化交流通道。在歷史上該領域有條聞名于全世界的絲綢之路古道。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分遼闊陸路和海路兩類。其中陸路有穿越戈壁綠洲的西域絲綢之路、跨越北方沙漠和草原的草原絲綢之路、西南有在巍峨的崇山峻嶺中交錯的西南絲綢之路。西域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它基本上經歷了我國歷史上的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和匈奴汗國、鮮卑汗國、柔然汗國、突厥汗國、吐蕃、回鶻汗國、準噶爾汗國等我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草原汗國時期。絲綢之路在西域和北方先后經歷了兩千余年的輝煌歷程。關于絲綢之路要道，我國學者武伯綸先生在《傳播友誼的絲綢之路》一書中說：“中國在漢、唐時期，形成了一條從當時的首都長安（今陜西省西安市）一直通往中亞、南亞、西南亞以至歐洲的交通大道。它對于建立各國人民的友誼和溝通商業貿易，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由于當時的輸出物中，大量的是中國獨有的絲綢，后來歐洲人便把這條道路稱為‘絲綢之路’。”{1}這是很科學的論證。縱觀我國幾千年的歷史，西域與我國的萬水千山之間有一脈相承的因緣關系。從漢朝開始，我國中原內地就與西域有了密切的交通來往，當時西域有三十六國，水草豐茂，牛羊遍地，駿馬歡騰，商旅不絕。我國古代的《山海經》、《穆天子傳》、《史記》、《漢書》等許多古籍都記載了西域的山川地理與風土人情。古代中國是一個開放的國家，中外文化的交流主要就是依靠西域古道絲綢之路來完成的。絲綢之路沿途諸民族和宗教的歷史有其自身社會發展、興衰的規律，但是，它們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絲綢之路的影響，有的影響還很大。文獻研究表明，早期沿絲綢之路從西向東，大致有希臘古文獻所稱的斯基泰人、薩爾馬提亞人、稍后的帕提亞（即安息）、巴克特里亞（即大夏）、粟特（即昭武九姓）、大月氏、烏孫、西域三十六國、氐、羌、吐谷渾、吐蕃以及我國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回鶻、契丹、蒙古族等人和民族。他們雖然有自己獨特的文化，但也深受東西方諸文化的影響。如南亞印度佛教，西亞、中亞流行的景教、祆教、摩尼教，和稍后興起的伊斯蘭教等精神文化對他們的影響；從我國中原內地向西傳播的漢族的傳統儒學以及包括絲綢、漆器、造紙、火藥、印刷等物質文化對他們的影響等。

在我國古代，河西走廊一直處于絲綢之路的咽喉位置。這里的畜牧業本來就很發達，漢初設置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當時移民屯墾，興修水利，農業生產發展得很快。由于絲綢之路的發展，河西四郡成為重要的貿易市場。例如隋代，西域商人在張掖互市，隋命裴矩駐張掖主管通商事務，裴矩向商人訪問西域諸山川風俗，寫成《西域圖記》三卷，以敦煌為中心，分三道向西：從伊吾（今哈密）起為北道，從高昌（今吐魯番）起為中道，從鄯善（今青海樂都）起為南道。這是唐以前關于絲綢之路最完備的記載。在河西走廊最西端與新疆交界的地方是我國的歷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絲綢之路的樞紐和各種文化交流中心――敦煌。這是一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以佛教藝術寶庫和歷史文化寶藏而聞名于世的莫高窟就在此。

據有關史料記載，除河西走廊以外，吐谷渾統轄的青海境內之樂都、湟源、都蘭、烏蘭等地也是絲綢之路的重要孔道。1956年，在西寧解放路發現波斯薩珊王朝菲魯斯王時代（459～483）銀幣76枚。結合文獻記載，經青海向北越祁連山至張掖或向西經柴達木盆地到今新疆，是公元4世紀以后甚為通行的重要路線。

兩漢時期，絲綢之路主要分為南、北兩道，敦煌是南、北兩道的起點，因為前面有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阻隔，所以道路很自然地沿著大沙漠的南北兩側，這是分道的根本原因和南北道命名的由來。

南道從陽關（今甘肅敦煌西南）西行，沿著南山（今昆侖山脈）北麓，經鄯善（今若羌東）、且末（今且末西南）、精絕（今民豐北）、彌（今于田東）、于田（今和田南）、皮山（今皮山一帶）、莎車（今莎車）等地，越過帕米爾高原，到達大月氏、安息（伊朗）。

北道從玉門關（敦煌西北）西行，沿著北山（今天山山脈）南麓，經車師前王庭（今吐魯番西）、焉耆（今焉耆）、尉犁（今焉耆南）、烏壘（今輪臺東）、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疏勒（今喀什）等地后，越過帕米爾高原，到大月氏、康居（今撒馬爾罕）、奄蔡（今咸海一帶）。兩漢以后的絲綢之路分為三道。兩漢時期的北道成為中道，又在天山山脈以北增辟了一道，稱其為北道。南道和中道在帕米爾高原以東一段路線和兩漢時期大致相同，帕米爾高原以西，則路線的終點比兩漢時期伸展得更遠了。

南道在盤陀（今塔什庫爾干）越帕米爾高原，經護密、吐火羅、悒怛（均在阿富汗北部）等地，至北婆羅門（主要在今巴基斯坦境），達于西海。

中道到在疏勒后攀登帕米爾高原，經鈸汗（今費爾干納）、康國（今撒馬爾罕）、大小安國（今布哈拉）等地，至波斯（今伊朗），達于西海。

北道從敦煌出發，經伊吾（今哈密）、蒲類海（今巴里坤湖），渡北流河水（今伊犁河等），至拂林國（東羅馬帝國），達于西海。《北史?列傳》曰：“……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至拂林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經鈸汗、蘇勒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悒怛、帆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并隨其所住，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2}這是西域早期關于南、中、北三道之最詳細記載。

所謂西海，在我國古代是一個比較廣泛的名詞，以上三道所說的西海，涵義各不相同，南道指印度洋，中道指波斯灣，北道則指地中海。關于上述絲綢之路三道，武伯綸先生在《傳播友誼的絲綢之路》一書中指出：“絲綢之路由漢到唐經過今新疆境內的有三條。《漢書?西域傳》：‘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這是漢代的兩條交通大道，都在天山之南，以塔里木河為界，分為南、北兩道。《隋書?裴矩傳》：‘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林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經鈸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悒怛、帆延、曹國，至北波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書?裴矩傳》所說中道、南道與《漢書?西域傳》說的南、北二道基本相同，只是《漢書?西域傳》說的南道是通到安息（波斯），《隋書?裴矩傳》說的南道是通到北波羅門，達于西海（可能是孟加拉灣）；《漢書?西域傳》說的北道是通到奄蔡（在里海、黑海之間）；《隋書?裴矩傳》說的中道（即漢的北道）是通到波斯，達于西海（可能是波斯灣）。隋代新增加的北道，通往拂林（東羅馬），達于西海（可能是地中海）。”{3}這是很有歷史根據的最全面、最完整、最詳細的論證。

唐代，在天山山脈以北，還開辟了一條新道。從北庭（今吉木薩爾北）都護府治所庭州，向西經過伊犁，到碎葉。唐賈耽著《邊州入四夷道》較為詳細地記載了這段歷程。絲綢之路古道上的西域同其周圍諸國的密切關系不僅表現在經濟貿易上，也表現在文化交流上。東方中國、南方印度、西方波斯、阿拉伯、希臘、羅馬等諸方文明的交流以相互間直接或間接交通的存在為前提。東西交通在海路交通發達以前，西域是最常用的通道。即使在海路發達以后，如取陸路也必須經過此處。不僅從波斯、阿拉伯、歐洲東來，就是從南方印度來中國，通常也是先北上進入西域，然后再折向東方。甚至在更古的時期，這一地區也是中西交通的咽喉要道。比如，在我國北方地區，大興安嶺以西，阿爾泰山、陰山以南，燕山、祁連山、阿爾金山以北，是一條內陸草原地帶。這條草原地帶由東向西延伸，經西亞南俄草原，直達南歐黑海沿岸。在遙遠的古代，只是一條極其遼闊的草原谷地。騎馬游牧活動產生以后，特別是游牧國家開始形成，諸游牧國在這條草原地帶上馳騁于東西方。它們從蒙古高原逾西域之阿爾泰山脈或準噶爾盆地進入哈薩克斯坦，經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達多瑙河流域。所以在東西交通史和文明傳播史上，此地區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隨著東西方貿易往來的增多，東西方文明也聚焦交會在這里相互影響、滲透，并由此產生了五彩斑斕的文化成果。西方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建筑等藝術，天文、歷算、醫藥等科技知識，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均產生了深遠影響。此外，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宗教，也沿著絲綢之路陸續傳入西域與中原。

佛教創立于公元前6至前5世紀的古代印度，相當于我國春秋時代，距今約有2500年的歷史，創始人為釋迦牟尼。公元前1世紀，佛教經中亞絲綢之路傳入我國的西域之于闐（今和田地區）。不久，佛教在西域各地統治者的大力扶持下，發展成為西域的主要宗教。佛教鼎盛時期，在西域絲綢之路的南、北道諸地，佛寺林立，石窟成群，僧尼眾多，還形成了于闐、疏勒、龜茲、焉耆、高昌等當時著名的佛教中心。公元前后，佛教正式傳入中原內地。以鳩摩羅什為代表的印度、西域僧侶通過絲綢之路紛紛來到中原傳教，他們將攜帶的大量佛經譯為中文佛典。南北朝時期，佛教迅速在我國各地傳播。到了隋唐時期，佛教已經廣泛傳播，深入民心，并形成了由中國高僧創立的天臺宗、三論宗、律宗、凈土宗、法相宗、華嚴宗、禪宗、密宗、顯宗等佛教宗派。宋朝之后，佛教各宗互相融合，又與本土的儒教、道教相互融合，日益世俗化。佛教傳入中原內地至今已有2000多年歷史，已從一種外來宗教逐漸發展為我國的民族宗教之一，成為我國文化的重要部分。此外，佛教對我國社會的風俗習慣、價值觀念、哲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并在文學、繪畫、雕塑、建筑、歌舞等領域都有所體現。在今天的絲綢之路上，佛教石窟、名剎寺廟隨處可見，尤其是沿途的石窟，大多融合了東西方的藝術風格和佛教精神，形成了極具研究價值和欣賞價值的獨特風格，已被視為佛教藝術的寶庫。

祆教是古老的伊朗文明中一顆充滿神秘魅力的明珠，起源于世界上最早的一神教先知蘇魯支的教義。蘇魯支開始在家鄉傳播他的一神教。公元前600年左右，祆教西傳到米底，波斯帝國的阿黑門王朝的歷代國王本人多信仰馬茲達教，祆教在帝國境內繼續發展。祆教（古波斯教）在中國又稱拜火教、火祆教，波斯薩珊王朝（224～651）以拜火教為國教。南北朝時期，祆教傳入我國，北魏、北齊、北周皇帝曾信奉此教；隋唐時期，長安、洛陽均建有多座祆祠，朝廷還專設“薩保”專職，對祆教加以管理。唐會昌五年（845），武宗皇帝采納道士趙歸真建議，罷黜佛教，外來的祆教也同時被禁滅，但祆教在西北地區仍有流行，高昌、于闐在10世紀都有祆教寺廟。在敦煌莫高窟經洞發現的文獻中，有多處文獻可以證明從唐代至北宋時祆教在敦煌較為盛行。

景教是公元4世紀古代基督教神學家聶斯脫利所倡導的教義。它是唐代對傳入我國的基督教聶斯脫利派的叫法。景教沿絲綢之路東傳，最早是由西域的突厥人傳入我國中原內地的。公元5、6世紀，景教已在洛陽正式傳播。除長安、洛陽外，成都、靈武、廣州、揚州等地都建有景教寺院。景教僧侶除在我國傳教外，還開展譯經活動。公元845年，會昌滅佛，景教也被禁滅，波斯人中的景教徒聚集在廣州一帶。公元878年，廣州被黃巢攻占，外國人遭到驅殺，景教從此在中國絕跡，直到遼代才有了重向中國傳教之舉。

摩尼教是產生于古代波斯的一種宗教，在波斯受到鎮壓，幾乎絕跡。公元4～6世紀，摩尼教沿絲綢之路傳入西域和我國中原內地。摩尼教在我國的傳教主要依靠回鶻勢力，甚至在9～10世紀建都吐魯番的西州回鶻王國被立為國教。唐代長安、洛陽均建有摩尼寺。唐會昌年間（841～846），摩尼教遭禁，而后在福建繼續傳教。宋代至明初仍有摩尼教在民間活動的痕跡。在西北地區，由于回鶻的西遷，摩尼教在河西走廊和新疆各地又興盛一時。除佛教以外，在被稱為“外道”的各教中，摩尼教是流行最廣的一種宗教。

公元7世紀初，的伊斯蘭教興起于阿拉伯半島的希賈茲地區。8世紀初至9世紀，伊斯蘭教在中亞西部呼羅珊地區傳播。9世紀中葉之后，即薩曼王朝時期，河中地區的居民基本上接受了伊斯蘭教。10世紀前后，伊斯蘭教沿絲綢之路傳入喀什，再到塔里木地區，喀喇汗王朝將其視為國教。14世紀上半葉，東察合臺汗國的汗王禿黑魯帖兒使其在天山以北的察合臺蒙古人中得以廣泛傳播，到15～16世紀時已傳遍新疆的大部分地區。現在新疆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回族、烏孜別克族、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爾族等少數民族，均信仰這一宗教。伊斯蘭教對宋元至今的西北地區影響極深，從根本上改變了古代西域的社會、文化面貌。

總之，這條絲綢古道上，先后走過了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等世界性宗教。

關于絲綢之路宗教文化，相關研究文獻史料有如下記載：

其一，《絲綢之路》曰：“因此，絲綢之路實際上是一片交通路線網，從陸路到海洋、從戈壁瀚海到綠洲，途徑無數城邦、商品集散地、古代社會的大帝國，來往于這條道路的有士兵與海員、商隊與僧侶、朝圣者與游客、學者與技藝家、奴婢和使節、得勝之師和敗軍之將。這一幅幅歷史畫卷便形成了意義模糊的‘絲綢之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以及西域的巫教――祆教、摩尼教、猶太教等，都是經這條路線傳入中國的。”{4}

其二，《草原絲綢之路》云：“在思想與文學方面，隨著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等西方宗教沿著絲綢之路相繼傳入及其經典、教義被引介，它們各有所主張的學說、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在中國當時的思想界都產生了程度不同的影響，并深入民間。”{5}

其三，《新疆古代佛教研究》 說：“這里一直是著名的東西方絲綢之路的通道，也是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集散地之一。作為我國東西方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的孔道，新疆地區一直深受各種外來文化的影響，也是我國最早接受外來文化的地區之一。從這條道路上先后走進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伊斯蘭教等宗教，對我國的宗教文化傳播起到過重要作用，而佛教傳播則是最典型的案例之一。”{6}

其四，《新疆的歷史與發展》 說：“新疆作為古代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和樞紐，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種宗教并存的地區。早在伊斯蘭教傳入前，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種宗教，就相繼沿著絲綢之路傳播到新疆，與當地土生土長的原始宗教一起在各地流傳。”{7}

其五，《絲綢之路宗教文化》說：“‘絲綢之路’是世界‘文化之源’，在它的東西兩端，產生了中國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中亞文明、希臘文明等許多古代文明，成為世界文明的搖籃。在宗教方面，諸如祆教（即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景教（即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等都在這里誕生，對人類文化產生過重大的影響。”{8}

其六，《絲綢古道上的文化》 說：“絲綢之路上的宗教世界，呈現出五顏六色的景象。雖然如此，但信仰的內容卻可以區分為兩個明顯不同的類別：民族宗教與世界性宗教。我們所說的民族宗教，指的是依然局限于本民族和種族成員之中的那些信仰習慣，而不像世界性宗教基督教、摩尼教、佛教和伊斯蘭教那樣，傳播到許多不同的民族之中。”{9}

其七，《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綜論》 說：“西域是一個四通八達的十字路口，各種宗教文化順著縱橫交錯的通路滾滾而來。這是由于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的主要地段就是從玉門到咸海、里海之間。絲綢之路的暢通保證了西域宗教的順利傳播。”{10}由此可見，絲綢之路對古代宗教文化的傳播發展和興衰起了很大作用。它是自古以來文化交流的寶地、宗教匯流的圣地、民族共存的搖籃、客商經營的古道、名將勝敗的要地、政權更迭的主道、文明流行的孔道。總而言之，在古代東西文化交流史上，絲綢之路是傳承友誼、傳承貿易、傳承文化、傳承宗教、傳承商品、傳承農產品、傳承畜產品、傳承手工品、傳承多種經濟的金橋。

[注 釋]

{1}③武伯綸：《傳播友誼的絲綢之路》，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頁、第77～78頁。

{2}《北史》卷28《列傳二十六》，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389頁。

{4}布爾努瓦著、耿譯：《絲綢之路》，山東畫報出版社2011年版，第3頁。

{5}張柱華主編：《草原絲綢之路》，甘肅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43頁。

{6}才吾加甫：《新疆古代佛教研究》，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

{7}《新疆日報》（漢文版），2003年5月27日。

{8}周菁葆、邱陵：《絲綢之路宗教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

敦煌文化的歷史意義范文4

        地方文獻工作是省級公共圖書館的重要工作內容之一。

    甘肅省圖書館早在解放前劉國鈞先生任館長時。就初步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地方文獻積累，又經過解放后數十年相繼不輟的搜集、整理。目前地方文獻資源建設已具相當規模，共收藏西北地方文獻約14000多種。并在此基礎上為地方文獻生產，包括地方志纂修、地方劇目編寫、地方人物資料整理。地方科學史研究、古籍整理、地方史料教育展覽等各個方面做了大量的文獻服務工作，同時還編制了大量的書目、索引、文摘、題錄等。產生了不同程度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受到社會普遍的關注，不僅在全國公共圖書館界堪稱佼佼者，也成為享譽海內外的西北文獻研究中心。

隨著計算機在甘圖的應用，地方文獻工作自動化已經實施，作為自動化重點的地方文獻數據庫也已動工興建。但新的歷史機遇——西部大開發，經濟大發展。對甘圖的西北地方文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了適應今后形勢的發展，更高層次地搞好西北地方文獻工作，為西部大開發服務，我們認為目前甘圖的西北地方文獻收藏工作還存在一些問題，有待改進。      

1、缺乏具體細則約束，對地方文獻收藏的標準、范圍掌握不一，致使部分地方文獻的收藏不到位。

甘圖根據自己多年來開展各項地方文獻工作的經驗、體會，在諸多對地方文獻工作頗有造詣的館長領導下，形成了自己的地方文獻工作指導思想、方針。

1947年任甘圖前身“國立蘭州圖書館”館長的劉國鈞先生在《國立蘭州圖書館與西北文化》一文中提出：“國立蘭州圖書館的目的，要做到西北文化問題的研究中心，西北建設事業的參考中心，西北圖書教育的輔導中心”。在當時，具體確定其三項任務：

（一）募捐西北文獻。包括：1. 西北鄉賢著作及其手稿；2. 西北地志及姓氏家譜；3. 藏、蒙、維、哈等文字之著作；4. 其它有關西北問題之中外書籍。

（二〕搜羅西北文物。包括：1. 陶器；2. 漢簡;3. 碑石；4. 金甲。

（三）編纂西北問題參考書目、西北鄉賢著述目錄及西北學者著述表等。

甘圖在劉國鈞先生地方文獻工作的思想原則的指導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地方文獻工作始終走在全國公共圖書館的前列。

到1984年，在潘寅生館長主持下。甘圖又明確規定了該館地方文獻的收藏范圍、收藏內存及收藏重點。

收藏范圍：凡甘肅、陜西、青海、寧夏、新疆五省（區）以及在自然區劃、行政區劃演變中與西北五省（區）邊連地界有關的歷史沿革、人物制度、風土人情、語言文字、名勝古跡、自然資源等書刊資料，均屬西北地方文獻范圍。

收藏內容：以收藏有關西北五省（區）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的圖書、報刊、政府出版物、報告、冊籍、表籍、卷軸、檔案、文告、印模、譜牒、傳單、標貼、圖片、照片、碑志、拓片、聲像資料等內容為主。西北五省（區）地方出版物，其內容與本地區無關者一律不作西北文獻資料處理。

收藏重點：敦煌學及其研究資料；漢簡及其考釋研究；中西交通史（包括絲綢之路研究資料）；西北民族、宗教研究資料：西北地方歷史地理研究資料；西北冰川凍土、沙漠治理資料、西北地區文物的研究考釋資料等。

從上文可以看出，甘圖西北地方文獻工作的指導思想、方針相當明確，甘圖西北地方文獻的收藏范圍、收藏內容及收藏重點具備相當的系統性和完整性。但在具體進行收藏工作時，工作條例內容卻顯得過于籠統。

我們知道，現代文獻出版的品種、類型千差萬別。參差不齊，特別是地方文獻的出版更是形式多樣，各具特色。而我館多年來西北地方文獻一直是由采編部統一采購、分編。再經典藏部門分配進而入藏到西北地方文獻書庫中去的，這就需要在搞分編、入藏等工作的同時仔細斟酌，根據本館西北地方文獻的收藏范圍、內容和重點，將有價值的西北地方文獻從普通圖書中篩選出來，入藏到西北地方文獻書庫中。但囚缺乏工作條例細則的約束，對一些文獻估價不同，認識不一，使得采編部，典藏部和地方文獻部同志經常意見相左、思想不統一，同此我們認為甘圖迫切需要將原來的西北地方文獻收藏工作條例進一步細化、完善，以便全館同志在工作中有所依據，統一思想、認識。

二、一些隱含性的西北地方文獻沒有收藏，遺漏較多。

地方文獻可以是專門著作，但也有很多資料是夾雜在其它著作之中的，這就需要具體工作人員采取一定的措施，手段，將這些“隱含性”的資料搜集、整理出來，進而將其收入西北地方文獻書庫中。筆著在實際工作中發現，對這種“隱含性”西北地方文獻的收藏，還是一個較為薄弱的環節。

如《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因分編同志認為這是研究祖國所有邊疆史地問題的刊物，而不僅限于西北范圍，故將其當作普通書刊處理，沒有將其入藏到西北地方文獻書庫，但以該刊1999年第3期為例，其中屬于西北地方文獻收藏范圍的文章就有：①安京的《試論先秦國家邊界的形態》；②陳梧桐的《西漢王朝開拓邊疆斗爭的歷史意義》；③馮立升的《乾隆時期西北地區的天文大地測量及其意義》；④任伊臨的《布彥秦歷薦謫戍新疆的林則徐緣由考述》；⑤李玫遙的《從俄文檔案看時期沙俄對新疆的侵略》等。

另有一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九州》，也沒有收入西北地方文獻書庫。而書中屬西北地方文獻收藏范圍的文章也有不少。

這類隱含性的地方文獻。一般又以兩種形式出現：a.整套叢書、期刊與其它連續性出版物中有若干冊（期）屬西北地方文獻收藏范圍者;b.某種書、刊中含有若干章、節屬西北地方文獻收藏范圍者。針對不同情況，地方文獻的收藏工作者應采取相應措施、手段，將西北地區文獻“盡全收集。”如及時掌握出版情況，在書刊預訂時將屬于西北地方文獻的若干冊（期）多預訂出若干復本，以便將來在保證基藏庫入藏的系統性、完整性的同時，保證西北地方文獻庫的入藏。而對事先難以估計、掌握的情況，也應在發現后及時采取一些補救措施，如補訂、縮微、復制等。總之，要千方百計使這類文獻入藏到位。

省級公共圖書館在收藏地方文獻時，在一定時期內應堅持“寧寬勿窄”和“寧寬勿嚴”的原則，盡量將本地區的地方文獻收藏齊全，特別是有關“隱性”地方文獻的收集。不僅有一定難度，而且“稍縱即失”。需要各個環節工作人員本著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和通力合作精神，在本職工作中多加留意，主動提供線索。有關人員應學習掌握有關知識，了解木地區的歷史、地理和人物狀況，這樣才能做好地方文獻收藏工作。

三、對于解放后出版的特別裝訂、印刷精致的各類較為珍貴的西北地方文獻的入藏地點間題，分歧較為突出。

甘圖1984年《特藏書刊范圍及其內容規定》：特藏范圍為：“凡收到的珍本書籍、革命文獻、金石拓片、名人書畫家的真跡及其精致的復制品，均作為本館特藏范圍進行專藏保管。”“解放后出版的特別裝訂、印刷精致的黨和政府政策、法令。報告及名著等珍貴的圖書”均入特藏保管。

同年在《西北文獻范圍及內容規定》第二條收藏內容中又規定：“凡屬特藏書庫范圍的地方文獻資料（解放后裝訂精致的圖書有復制者外）和革命文獻一律送特藏書庫保管，但可多制目（錄）片一套，排入地方文獻目錄中，以便參考。”

我們認為此兩規定似有含糊不清之處。前者規定解放后出版的特別裝訂印刷精致的珍貴圖書入藏到特藏書庫。而后者又特別注明這類圖書有復制者外，即有復制的就不入藏到本館的特藏書庫了。

鑒于上述的含糊不清，再加上受“藏為所用”的思想影響，所以在這類書的入藏地點上，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工作人員存在較大分歧。

甘圖身處大西北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中心地帶。歷史上，大西北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人所共知的絲綢之路、唐蕃古道。以西安為起點穿越了整個西北大地。為中華民族和中亞以及更遠地域備民族人民的交流、共同發展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到如今、更以它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豐饒的物產資源，以它勤勞的人民，讓古老的文明煥發出嶄新的風干，迎來了西部大開發、大發展的輝煌時代。

在甘圖特藏書庫中。收藏有大量珍貴的西北地方文獻資料，特別是一些絲路文獻及西北名人書畫等，如著名的敦煌漢文寫經30卷，有稿本《甘肅通志稿》、《重修敦煌縣志》，還有甘肅最早的期刊《甘肅官報》（1907）等以及大量西北名人書畫，彌足珍貴，堪稱“鎮館之寶”。

解放后隨著當代出版、印刷事業的發展。特別是近幾十年現代化縮微、復印技術的廣泛應用，許多珍貴的文獻都以精致再版的形式出現，并廣為各圖書情報機構所收藏。對于這一類文獻的入藏地點問題，甘圖工作人員有時思想認識不統一。鑒于此，我們認為甘圖1984采編手冊的一些規定值得重新討論、商榷。

目前我國的地方文獻工作基本上還停留在以“搜集保存為中心，以閱覽為輔助，全面系統加工整理僅僅是開頭，大規模開發利用基本上還沒有起步”階段，就甘圖現行地方文獻工作來看，諸如加強分析著錄、揭示文獻內容，深化咨詢服務，擴大藏書宣傳，加速書目工作等等都急需開展，而搞好西北地方文獻的收藏工作是一切地方文獻工作的物質基礎，要搞好這項工作，需要我們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1）駱偉. 論地方文獻. 廣東圖書館學刊.1988,（3）

（2）程光雄. 公共圖書館應加強地方文獻工作. 圖書館雜志，1985，（3）

（3）徐大平. 關于西北地方文獻資源聯合開發的構想. 圖書館理論與實踐，1989，（1）

（4）中國圖書館事業二十年.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敦煌文化的歷史意義范文5

關鍵詞：美術教學；特色課程；合理利用資源；多樣性

據了解，初中生對金昌市的地域文化特色知之甚少，所以如何有效地在中學美術教學中弘揚和表現金昌市的地域文化特色，就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首先，應該合理利用地方自然資源，開發校本課程。

《課程標準（2011年版）》指出：“6、充分利用自然和社會文化資源―教師可以運用自然資源（如自然景觀、自然材料等）和社會文化資源（如文體活動、及節慶、紀念日、建設成就、重大歷史事件、傳說、故事、影視、戲劇、民族與民間藝術以及人類文化的遺物、遺跡等）進行美術教學。”[1]地方自然資源是學校課程資源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作為開發校本課程的主要素材，既可以激發學生對家鄉的自豪感，同時也能促進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正如陳雅玲文中所說：將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方文化資源引進課堂進行補充和完善。同時她指出了所需注意的問題，如課程資源要與學生學習的內部條件相一致，符合學生身心發展的特點，滿足學生的興趣愛好和發展要求；課程資源要與教師教學修養水品相適應等。[2]因此，我們可以從已有教材中選用一些熱堇闖涫底約旱男1究緯蹋構建自己的內容和特色，拓寬學習領域，增加文化底蘊，使校本課程具有獨創性。

金昌位于河西走廊中部，是絲綢之路要塞。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金昌市擁有著許多可供美術教學的自然資源：金昌境內文物古跡繁多，已發現200余處。有新石器時代的鴛鴦池、二壩遺址；西漢時期的驪y遺址，漢、明長城遺址及為數眾多的漢墓群--唐代圣容寺塔；有被譽為“河西中天一柱”的明代永昌鐘鼓樓。1981年金昌因礦建市，成為一個新興的工業城市。因其盛產鎳，因此被譽為“祖國的鎳都”。30年來，金昌有了飛速的發展，城市有了日新月異的變化。標志性建筑如郵政大廈、文化中心以及金昌公園、金水湖景區、龍泉景觀帶等標志性工程相繼建成。把這些資源引入初中美術課堂教學中來，一定能起到積極的作用。

其次，結合當地地域特點，開設特色美術課程內容。

中國西北地域寬廣，有著戈壁灘、沙漠等獨有的地質特色，養育中華兒女的母親河---黃河就在此發源，數千年來留下的無數歷史遺跡，都在向世人展示西北那粗獷豪放的性格，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畫卻也不失柔美。豐富的文化積淀還表現在西北地區的獨特的地域特色：流動的沙丘風貌、還有一望無垠的金黃色沙漠中，那不知疲倦行走的駱駝，都可以是唯美的藝術素材……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地方的就是特色的。人無我有乃為獨，人有我精方是優。

金昌就處于絲綢之路必經之地，其地域特色涵蓋了西北地域特色。因此結合金昌的地形地貌特色，可以讓學生去實地探索美、體驗美、觀察美、創造美，原來美就在自己的身邊，學生用心靈觸摸到美的存在，自然就激發其創作作品的興趣和欲望，教師多加引導，讓學生感受西北風光與南方美景的不同，感受西北的粗獷與南方柔美的明顯區別。美術特色課程要根據金昌的地域特點，培養每一位學生的美術專業能力和藝術內涵，培養學生對美術的興趣愛好，激發學生內心的藝術潛能，從而使美術特色課程實現其真正的提升學生藝術修養的能力。同時，還要把學生的眼、腦、手健康協調以此達到讓學生知識、情感的完美統一，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各種工具和材料，通過美術特色課程實踐活動，讓學生進行充分地感知和應用，掌握其本質規律，并加大多種媒介的利用機會，結合美術特色課程進行創造活動，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和創造精神。

作為美術工作者，更應該抓住這個能讓學生得到藝術熏陶的機會，增開特色美術課程內容，因地制宜，提高學生對美的欣賞和感受能力，抓住金昌地域特色可以開設西北風貌欣賞課，帶學生到地域特色明顯的風景區去親身與自然接觸，感受西北勁風的凜冽、山石的粗獷，生命的頑強；體驗茫茫戈壁的硬朗，讓學生用手中的筆畫出棱角分明的老樹枝椏、滄桑滿臉的農人、頂著藍天的山峰；感受胡楊林生命滄桑，可以開設實地寫生課，讓學生的心靈為千年胡楊的靈魂而震撼，為生命的不息而嘆息；觸摸嶙峋山角的粗糙，可以開設攝影課，帶領學生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去定格風景，獨特的眼光自然有獨特的感受；品味金昌濃郁風情，可以開設手工課，指導學生或用剪紙，或用泥、沙石等多種材料做出人物、風景等藝術品，這些特色美術課程的開設，都在學生自主學習探究的基礎上并在教師的指導、參與中進行，是培養學生專業美術素養的形成與發展的必備。

參考文獻：

[1]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專家工作委員會.義務教育美術課程標準解讀：2011年版[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敦煌文化的歷史意義范文6

這里是廣州鬧市中的烏托邦。彩旌逐風動的入口，踩著潮潤的青石板往里走，暗香浮動，蟬唱蟲鳴。拐角處是一勺汪綠的池水。水面的殘荷訴說著遠去的光陰。幾步之遙的地方，我們要見的人，叫屈汀南。

屈汀南是中國十佳服裝設計師，在國際大賽中獲過獎。幾日前，他剛從敦煌歸來。在那里，他用妒忌得讓人發狂的近距離觀摩了莫高窟。就在千年洞窟的里面，那么近，那么近地，他看到了一千年前的線條、一千年前的色彩，看到了唐代的雍容華貴，看到佛陀的禪思輕靈。為此，屈汀南被震撼得無與倫比。

我們此刻身處的地方也很美，叫“嶺南服飾博物館”。置身千年神韻之外的我們，親眼撫及一兩百年前的風尚與時髦，同樣感受到無法抑制的美。這是屈汀南位于廣州的私人藏所，同時也供公眾免費參觀。屈汀南入駐TIT創意園時，拿出占自己藏品十分之一的數十件，創辦了這間主要以清、民嶺南服飾為主的博物館。

五爪龍袍

屈汀南生長在廣東順德。屈家是廣東的名門望族。結束后的一天，屈家祖屋的閣樓突然塌了。塵土飛揚的斷柱殘椽里，幾只大箱子被人抬出來。打開一看，所有人都吃了一驚。箱子里面滿滿當當裝著各色服飾，是屬于屈家堂號“裕德堂”的舊物。

裕德堂是清、民時期廣東的老字號布店，有著粵海官御的印子，民辦官用―在清朝，它屬于經商的同時還要為皇室御制衣物的半官方造辦處。起開的大箱里，屈家后人清點出上百件衣物，其中大多數為“裕德堂”店里的樣物―“裕德堂”的布料制作成成衣置掛于店內，方便客人選購。

樣衣稱得上件件精良，均為“天衣無縫”之作。而最讓屈家人吃驚的是，里面竟然還藏有龍袍。最珍貴的那件龍袍屬于納紗繡， 亦稱“戳紗”或“納繡”，是久負盛名的珍貴繡種―繡時以素紗做底，用各色絲線規律穿行紗眼，有強烈的織紋感和立體效果，為當時皇家御用。屈汀南還歷歷在目開箱時的震撼：打開龍袍，袍身熠熠，金龍躍然于目，細節亦天工神匠般精致―每一處紋路每一條衣縫的飛針走錢都堪稱完美。讓屈家驚奇的地方還在于，這居然是一件真正的五爪龍袍。

一件龍袍何為皇帝親身穿飾？屈汀南說，要看它上面是否有九條真龍。屈家人數來數去，在袍子上只見到八條。最后，在極隱蔽的衣襟內側，看到了生靈活現的第九條。而為何一件嶄新的龍袍會靜靜地躺在屈家大箱子里近百年？百思不得其解的屈汀南最后得到答案：屈家當時接到皇宮命令后開始趕制，等制好時，大清已亡。它才安靜地留此百年。

龍袍在屈汀南的藏品中不是孤品。我們還見到了他的另一件收藏―開耕禮用明黃平金繡正龍十二章紋龍袍。相比象征屈氏家族歷史榮耀的第一件真品龍袍，這一件則更具有廣闊的歷史意義。在“嶺南服飾博物館”里，這件為光緒年間兩廣府做開耕禮所用的十二章紋龍袍，立于玻璃器內，靜靜地訴說著一個民族的時代特性。中華民族本是個農耕大族，在開春耕地的時候，皇帝要現場親耕，這是當時中國最為隆重的祭祀禮之一。而遠在兩廣之地，皇帝當然無法親臨。所以就將龍袍請過來，用作禮儀，等同皇帝親臨。

千年之美

1999年，屈汀南以廣東莨紗為衣料設計的“嬗變”系列在法國獲得兩項大獎――由法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世界民俗文化貢獻獎”和“21世紀設計大獎”，由此確立了他在中國服裝設計界的大師級地位。其實，不僅如此，對這位具有鮮明廣東特色的設計師來講，這次獲獎有著更為深遠的影響―從那時起，屈汀南真正意識到中華民族的數千年服飾歷史中包含著如何浩瀚的長煙。

屈汀南始終忘不了這樣一幕：獲獎當場，有一位法國老太太緊緊擁抱他，用標準的中國話說：“這個是莨紗，我知道它出自廣東。”接下來，西班牙公主在電視上看到屈汀南獲獎后，也將他邀至家中，展示她的中國藏品，細述她二十世紀初經歷過的一次中國行……這讓當時在國際舞臺上初出茅廬的屈汀南不禁感嘆：“出了國，才知道有這么多人對中國有感情。原來，我有一整個民族的驕傲！”

鮮明的民族服飾特征此后成為屈汀南設計中的最主要元素，尤其是對“莨紗”的運用。莨紗，又稱香云紗，廣東順德特有的制衣面料。以桑蠶吐絲織成的提花紗羅織物做坯綢，再涂以薯莨莖塊的汁液反復練曬，曬熟后的織物粘聚上一層黃棕色的膠狀物質，再用含氧化鐵成分的泥土均勻涂于織物表面，經過水洗，膠狀物變成黑色，這就制成了防水防曬、被稱為“泥土里長出來的布”的香云紗。從屈汀南被法國老太太抱住的那一刻，他就深刻體會到香云紗對一位廣東設計師的情結和意義，他將這種古老衣料與時尚設計結合，一次又一次，成就了他的T臺。此外，屈汀南也設計過“獨品情迷”―以為靈感的屈汀南高級定制系列，用熱烈的紅金兩色主打，大膽融匯了藏族民族風格細節。屈汀南說，這種設計實際上可視為一種“精神良藥”，能讓人靜下來，但不讓人迷信。他在意的是，在中國社會普遍缺乏信仰的現在，通過時尚華服，讓人們有所崇敬。就如同他在山西王家大院看到的一幅對聯：“敬有所尊，愛有所敬，人間自有非常道”。屈汀南說，這就是他設計以及收藏的衣飾內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