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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創新具有的五個特征范文1

關鍵詞：技術創新項目管理 復雜適應性系統理論 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

早在1912年，經濟學家熊彼特就提出了創新理論，為創新經濟學的研究開辟了新途徑；如今加強技術創新是我國開展經濟工作和科技工作中的一場重頭戲。項目管理跨越實踐經驗的鴻溝到運用科學理論方法，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對技術創新項目管理的研究已經不是一個時髦的話題，項目管理能力的研究也有了很多的文獻，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的研究是當前項目管理研究領域的一個亮點，但是針對不同于一般項目特征的技術創新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的研究還處于萌芽階段。可以發現技術創新項目除了具備一般項目的特點外，還具有項目過程的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以及高風險的特殊特點，傳統的管理模式已經不能滿足，迫切需要一種新的、與自身復雜特點相適應的管理模式。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引入了復雜系統理論到技術創新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研究中，用它來研究技術創新項目管理能力將能應對挑戰。

一 、技術創新項目管理理論基礎

（一）技術創新項目的界定和特征 關于技術創新項目的定義，有很多的表達方式，但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表述，如（表1）所示。這些表述的共同點在于強調技術創新在項目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這些技術創新項目能夠實現商業化。本文將技術創新項目定義為：“技術創新項目是一般項目中的一個子集，它不僅具有一般項目的特點，還能通過技術創新或工藝創新，形成創新成果（產品或服務），獲得實際應用、推廣，并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活動。”（張凌，2006）技術創新項目具有和一般項目不同的特征：（1）復雜性。技術創新項目管理過程是從一個科技思想到最終產品產生的管理過程，中間要經過從思維到實體的高度復雜的環節，從開始科技成果的篩選到科技成果的實用化再到科技成果變為產品進入市場這些過程都是動態復雜的。（2）不確定性。技術創新項目的復雜性就決定了它的不確定性，主要體現在下面三個方面的不確定性：技術方面的不確定性、市場方面的不確定性、和制度環境方面的不確定性。（3）高風險性。技術創新項目過程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都表明了企業在冒險，并且項目有可能失敗。也就是說在技術創新項目成功商業化之前，技術創新項目過程的每一階段都可能遭遇失敗的風險。

（二）復雜系統理論 復雜系統的概念至今沒有明確的嚴格定義，根據系統內子系統之間的關聯程度，可以認為復雜系統是系統內的子系統關聯程度高的，并且能夠產生涌現的大系統。也就是說系統的整體性質不等于部分性質之和，整體大于部分之和。涌現性和非線性是復雜系統本質的特點。涌現性通俗點講就是“1+1>2”,是一種整體的現象和特征。復雜系統的涌現性是高層次具有而還原到低層次不再存在。非線性是指不能夠簡單運用線性數學模型求解的系統特征，復雜系統中的必要部分、大部分甚至所有部分都存在著非線性，而且子部分之間也存在著非線性關聯，這種非線性關聯就是產生復雜性的根源。復雜適應性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理論的核心理論是“適應性造就復雜性”。在復雜適應性理論中提出了三個主要概念：主體（Agents）、環境（Environments）、突變（Emergence，或稱為突現、涌現），在一定環境中的主體相互競爭和合作，導致系統產生突變。涌現性說明整體行為模式不能根據其個體行為規則進行預測，或整體模式不能還原為其個體行為，突變是整體有而部分無的特性，宏觀層次特性的突變基于微觀個體的主動的適應和學習的行為規則。復雜自適應系統的本質就在于其進化過程中突變的永恒的新奇性。

（三）復雜系統理論對技術創新項目的適應性 技術創新的主體是企業，項目是在企業內完成并最終通過市場和社會來實現。企業、市場和社會是項目生存的環境。在這個環境中，技術創新項目系統的界面從參與者可分為三個界面：第一個界面是項目實施主體，如項目經理、項目管理辦公室和項目團隊成員等；第二個界面是除項目實施主體之外的各利益相關者，如客戶、賣方、業務伙伴等；第三個界面是項目所有干系人，這個層次為了處理各利益相關者關系。對于技術創新項目管理系統的輸入和輸出而言，輸入：企業創新能力、技術信息支持、風險管理能力等。其中企業創新能力的投入，對于企業科學地定位自己的技術創新狀態，采取有效的技術創新策略，保持和提高企業競爭優勢，獲取最佳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由特別重要的意義。技術、信息也成為必不可少的生產要素，并且技術與信息資源是可再生的、無限的、可共享的。技術創新項目的特點之一就是高風險，風險管理能力的投入，可以使項目主體合理地使用多種項目管理方法和技術對項目投資活動涉及的各種風險進行合理有效的控制。輸出: 可以從系統界面的三個層面來分析項目管理系統的輸出，每一層界面的成果性目標與約束性目標都各有不同。比如，項目實施主體的目標更多匯聚于項目實施的進度、成本和質量控制；項目各利益相關者的目標則包括營造一種多贏的局面，滿足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需求；項目所有干系人共同的目標則可能包括為機構培養人才，建立關系，樹立品牌等。分析技術創新項目管理系統結構的思路是研究項目管理知識體系。項目管理知識體系主要有四種，它們分別是美國項目管理協會（PMI）的PMBOK、國際項目管理協會（IPMA）提出的四級別認證體系、英國商務部（OGC）的PRINCE2和日本工程振興協會（JEAA）的P2M。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技術創新項目系統是一個多輸入、多輸出、多目標的在復雜環境中的社會技術系統。它的復雜性包括結構復雜性和確定性復雜性。因此技術創新項目系統作為復雜適應性系統具有如下特征：（1）明顯的層次性，由于創新主體、創新項目活動和創新績效等不同導致系統具有明顯的層次性，形成一個由下到上的多功能、多結構的框架體系。既有技術方面、經濟方面，又有非技術、非經濟方面，要全面考慮與論證。（2）個體具有智能性、適應性和主動性，技術創新項目系統中的個體可以調整自身狀態去適應環境的變化，或與其他個體進行合作或競爭，爭取最大的利益。在技術創新項目中對項目承擔者的能力要求特別高，要具有適應市場競爭的需求、戰略的管理模式、優良的資產結構。（3）個體具有并發性。在技術創新項目系統中，個體與環境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 當今的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個體必須在較短的建設期內完成項目的建設，取得經濟效益，要不然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今天有經濟效益的產品明天就被淘汰了。還有技術創新項目的高風險性也造就對個體并發性的要求。（4）在復雜適應系統的模型中還可以引進隨機因素的作用，使它具有更強的描述和表達能力。

二、基于復雜自適應性系統的技術創新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構建與應用

（一）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 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是一種項目管理評價方法，用以衡量組織按照預定目標和現有的條件成功地、可靠地實施項目的能力。“它是評估組織通過管理單個項目和組合項目來實施自己戰略目標的能力的一種方法，它還是幫助組織提高市場競爭力的工具”（美國項目管理協會，2008）。如（表2）所示目前有幾種不同體系的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側重點不同，標準也不同。

（二）復雜適應系統機理 復雜適應系統中的成員就是具有適應性的主體，能夠與環境以及其他主體進行非線性的關聯作用，由于主體的適應性和學習，可以引進CAS的統一模型即回聲模型，大體分為三個步驟：確定主體生存和活動的外部環境；建立一個基本模型；擴展基本模型，形成最終的回聲模型，如（圖1）所示。在這個基本模型中主體要有三個基本部分：進攻標識――用于主體和其他主體聯系；防御標識――用于其他主體與自己聯系時決定應答與否；資源庫――用于存儲的加工資源。整個系統包括若干種環境，每個環境中有若干主體，主體之間進行聯系，交流資源和信息，這就是最基本的回聲模型。

（三） 技術創新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結構體系構建 CAS用于技術創新項目系統。這種系統理論使以戰略的、動態的思維來研究技術創新項目中過程管理的問題，包含了技術創新項目復雜適應系統中模型設計的對象為主體、環境、涌現三個基本要素，表現為：對技術創新項目中主體與過程的相互作用的過程管理、基于環境變化對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學習應用循環的變化過程的管理、對作為系統涌現性成果――知識體系管理。

（1）結構設想分析。如（圖2）所示。本文根據復雜自適應系統提出一個技術創新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的整體視圖。三個坐標軸代表衡量技術創新管理成熟度的三個特征屬性，分別是指過程管理，基于項目管理過程的技術創新項目流程五個過程組；變化管理，適應內外部環境的快速變化和不確定，應用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評估成熟度等級的流程；知識管理，表明項目管理所涉及的九大領域，以及結合技術創新項目評價內容體系對技術創新項目相關知識進行分析。第一，過程管理，技術創新項目中的人們利用對項目系統的演化去適應變化的行動。技術創新項目管理基于流程分析可分為啟動階段、計劃階段、實施階段、監控階段和收尾階段。第二，變化管理，技術創新項目過程對于機遇和風險的把握能力和創新的能力，決定了組織對市場和競爭環境變化的應對能力。作為技術創新企業應用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應該系統的分析自身的特點，真正了解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的內涵，然后用于改善企業項目管理能力。選擇適合自身特點的成熟度模型是成功改善項目管理水平的基礎；然后對該模型進行學習；接著評估項目管理成熟度，評估是為了體現組織或企業項目管理的整體水平，從而對項目管理能力進行整體提升；最后還需要對模型管理進行改進。第三，知識管理，知識管理的核心是在工作環境中高效地使用知識和創造新的知識結構。技術創新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涉及的知識包括兩大塊：項目管理知識體系和技術創新項目評價內容體系。根據《項目管理知識體系指南》第四版，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運用的知識領域將涉及九大領域；根據技術創新項目評價的內容，將對技術創新項目的企業創新能力、技術以及方法運用和風險管理能力進行管理。

（2）結構體系概念模型構建。結構體系是有機的整體，它是由若干事物、要素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結合成的。本文根據前面對技術創新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結構設想分析，提出了技術創新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它是由一個支撐（即成熟度等級，等級一：混亂級、等級二：簡單級、等級三：規范級、等級四：精益管理級、等級五：創新管理級）、三個特征屬性軸（過程管理、變化管理和知識管理）和兩個基本要素（評估方法和改進的步驟）構成的整體。如（圖3）所示。第一，成熟度等級是一種劃分企業技術創新項目管理能力的概念。在這里根據技術創新項目的特征，把技術創新項目管理的成熟度等級劃分為以下五個等級：混亂級、簡單級、規范級、精益管理級、創新管理級，用來描述技術創新項目管理的能力強弱。第二，技術創新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體系的三個特征支撐，分別為過程管理、變化管理和知識管理。過程管理表明技術創新項目管理能力是按技術創新項目管理的流程進行評估的；變化管理表明企業如何根據內外部環境的變化，運用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評估成熟度等級的一個過程；知識管理表明項目管理能力評價的各個階段、各步驟所用的知識和方法。第三，評估方法是檢驗企業是否具有某一要素所列行為和能力的方法。這里可以用定性的方法也可以用定量的方法。第四，改進步驟是在項目管理能力評估分析基礎上，找出其技術創新項目管理能力中的強項和弱項，有側重點、有規律地進行改進。

（四）技術創新項目管理成熟度評估運用 由于技術創新項目環境的復雜性，對技術創新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應用評估等級涉及準備、問卷調查、評估和報告以及實施改進五個階段。它是一個不斷學習和變化的循環的過程，如（圖4）所示。運用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進行評估，首先企業要做好準備活動，建立評估小組，確定評估人員，并且評估者要認真學習并熟悉了解評估標準和評估方法；問卷調查包括對問卷的發放和數據的統計分析；這時候企業利用對所收集的問卷數據進行分析，企業技術創新項目管理能力可以被有效的測評出來；根據所確定的企業項目管理成熟度等級，分析找出項目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撰寫評估報告；針對報告中的問題進行改進，從而改善企業技術創新項目管能力水平，使企業技術創新項目持續高效地運轉，改進的過程是一個漫長的循序漸進的過程。

三、結論

目前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的研究還停留在國際上的幾種典型模型的應用，沒有視行業和項目特征的不同，運用相對應的模型。但本文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基于復雜系統理論研究技術創新項目管理能力，以整體的、動態變化的思維來研究技術創新項目中過程管理的問題,為在項目管理成熟度模型的研究中運用到復雜系統理論領域做出了貢獻。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實物期權條件下的公共資源交易問題研究”（項目編號：08BJY060）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張凌：《企業技術創新項目評價與決策體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吳紹艷：《基于復雜系統理論的工程項目管理協同機制與方法研究》，《天津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

［3］美國項目管理協會：《項目管理知識體系指南》，電子工業出版社2008年版。

技術創新具有的五個特征范文2

[關鍵詞]高校；教育技術；創新擴散；過程模型；組織

[中圖分類號]G40－057　[文獻標識碼]A　[論文編號]1009－097(2012)02－028－05

一　引言

根據采納主體的不同，教育技術采納可以分為個人(Individual level)采納、團隊(Group level)采納和組織(Organizational level)采納。其中，個人采納主要以學生、教師為研究對象；團隊采納主要以教研室、院系、專業為研究對象；組織層面的采納主要關注學校整體的采納行為與擴散過程。高校作為典型的學術組織，其組織理念、組織結構、組織方式等對教師和學生產生直接的、重要的影響。高校教育技術采納與擴散不僅需要關注教師、學生的個人采納行為，還需要高校從整體上有組織地對采納和擴散的過程加以引導、管理和評估。

組織層面上，教育技術的推廣應用與一般的技術創新擴散具有一定的同質性，關鍵并不在于組織決策，而是在于技術創新在組織內部的實際應用。當前，隨著人力、財力、物力的大幅度投入，高校教育技術發展進程中也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如硬件環境大投入而沒有得到應用效果大產出問題，教育系統內各要素發展不均衡導致系統無法協調運轉問題等等。對此，高校必須認清自身教育技術發展所處的階段，把握不同發展階段的特點和規律，有的放矢地采取相應措施。

近年來，我國學者對教育技術擴散問題給予了高度關注。李新暉從教育信息化發展歷程的角度，對我國教育信息化不同歷史時期的績效成熟度、特征等進行了分析，并建構了相關模型。馬寧等在“面向過程”的評價理念和評價原則指導下，構建了學校信息化建設成熟度(ICS－CMM)模型。管恩京等、黃海等、趙國棟等分別以山東理工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為例，探討了高校教育技術采納和推廣的過程及其經驗。我們認為，高校教育技術擴散具有明顯的階段特征，應該從組織內部活動和行為主體角度進行深入剖析，找出各階段的特點和規律。為此，有必要構建高校教育技術擴散的分階段模型。本研究在借鑒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基于技術創新擴散理論中的傳播論學者羅杰斯(Rogers E M)等人的組織創新擴散過程分階段模型，構建高校教育技術擴散分階段模型，以期為高校教育技術應用推廣的深化提供參考和建議。

二　組織層面技術創新擴散分階段模型簡介

20世紀初，學界就開始關注技術創新采納和擴散問題。創新采納和擴散活動會同時在個人層面和組織層面進行，但二者的關注點和過程有所不同。個人的創新采納過程是一個伴隨著對創新認識和評價等種種不確定性的消除并進而做出一系列決策的過程；組織層面的創新擴散研究重點通常放在創新的實際應用過程，而非采用決策上。就組織而言，技術創新擴散往往經歷由點到面、由少數采納者到多數采納者的發展過程。

以羅杰斯等人為代表的技術擴散傳播論認為，擴散是創新在一定時間內，通過某種渠道，在社會系統成員中進行傳播的過程。羅杰斯構建了組織創新擴散過程模型，按照他的觀點，組織創新過程通常由按先后次序的五階段組成，即：(1)問題設定(agenda－setting)；(2)匹配(matching)：(3)磨合(redefifing／restrueturing)；(4)厘清fclarifying)；(5)日常化(routinizing)。

在這五個階段中，技術創新擴散的效果(如采納者數量、技術創新擴散成果數量)與時間的關系成“S”曲線。1903年塔德(Tarde)在《The Laws of Imiation》中就指出新技術被采用的速度是以時間為橫軸的s型曲線。1983年羅杰斯將塔德的s型曲線引入創新擴散研究，提出技術創新的采納速度在經歷早期的緩慢成長后會相對快速的增長，然后又趨向于平緩。他在其著作《The Diffusion of Inaovations》中指出，創新剛開始發生的時候，在整個社會系統個體之間的傳播很慢，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采納創新，創新的擴散速度越來越快；當早期采納者達到占總人數的5％，15％的臨界點后，技術的采納過程就進入快速增長階段。

組織創新過程五階段模型實際上是把組織創新擴散過程分為兩大階段：以采用決策為分水嶺，分為組織層面的創新采用初始階段和組織內的創新應用階段。初始階段一般涉及對采納決策的準備性工作，包括對創新技術的了解、分析自身需求和潛在效果，具體又分為問題設定階段和匹配階段。問題設定指組織要對自身的問題有“自知之明”；匹配是進一步把“問題”與“創新技術”加以聯系，論證新技術是否適合問題的解決。組織創新擴散的重點在應用階段。應用階段主要是對創新技術的推廣，是創新技術在組織內部獲得效益的關鍵階段，涉及眾多障礙和不確定因素，工作難度非常大。例如，組織斥巨資引進新技術，但組織內部成員對新技術的熱情不足，甚至敵視，使技術無法起到真正的革新作用。應用階段包括磨合、厘清、日常化三個小階段。在磨合階段，組織層面的創新采用決策已經完成，來自組織外的創新面臨著和組織內部環境和功能相互適應的問題。一方面，創新被進行本地化改造或二次革新以更好地適合組織需要和組織的特點；另一方面，組織結構也會作相應調整以適應創新采用帶來的新情況。進入厘清階段，人們逐漸接受和認同創新，實現了創新的社會建構。最后的日常化階段，是指創新已經不再被認為是創新，已經完全為組織吸收。

三　高校教育技術創新擴散過程模型構建

1.高校教育技術創新擴散五階段模型框架

在教育技術創新擴散過程中，高校作為一個組織整體，全過程、全方位地推進技術的應用擴散。這與高校教育技術發展的戰略目標密切相關――教育技術發展目標不僅僅聚焦在教育技術的某方面應用，如建立網絡課程、建立教學資源庫等，也不僅僅是滿足于個別師生靈活使用教育技術，而是定位在促進學校整體的教育信息化發展。高校教育技術擴散過程與技術創新擴散過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往往也經歷以下過程：

(1)分析自身的教育信息化發展需要(問題設定)；

(2)尋找合適的教育技術發展路徑方法(匹配)：

(3)進行教育技術應用與傳統教學的有效整合(磨合)：

(4)師生教育技術應用的地位和作用的認同(厘清)：

(5)普及教育技術應用(日常化)。

結合羅杰斯的組織技術創新擴散五階段模型，可將高校教育技術創新擴散過程描述為圖3所示的模型。

2.高校教育技術擴散過程的“階段一要素”矩陣分析

由于高校教育技術的擴散關鍵在組織內部的擴散應用，而不在于決策，所以，高校教學組織要素和行為主體會對教

育技術應用產生最直接、最深刻的影響。在不同階段，教育技術應用擴散的特點不同，組織要素和行為主體應承擔的活動也不同。結合目標、任務、資源、管理、評價等高校教學組織的核心要素，以及教學管理者(G)、教育技術教輔人員(F)、專業教師(Z)和學生(X)四大行為主體，形成高校教育技術擴散過程的“階段一要素”矩陣分析表，如表1所示。

第一階段：問題設定階段。這一階段，高校主要的任務是組織師生進行需求分析，明確本校的教育技術應用起點和需求。校長、教學副校長、教務處以及教育技術中心等共同在發展規劃上對教育技術的采納進行明確定位，對師生進行需求調查分析，了解兄弟院校的發展狀況和經驗，確認學校教育技術發展的起點和基本目標，并將這些任務的實施評價列入個人和部門的年終考核，有效保證教育技術采納平穩起步，以及決策的科學性、明確性、可操作性。一般而言，這一階段會經歷1－2年。學校內一些師生已經使用教育技術手段進行教學活動，但主要是“散兵作戰”，采納率并不高(不超過5％)，學校并沒有統一組織的行為和要求，大部分教育技術采納屬于“個人采納”，具有明顯的自發性、隨意性、零散性等特點。不同教師、不同學科、不同專業之間的教育技術采納差異顯著，教育技術的教學應用效果整體水平不高。

第二階段：匹配階段。這一階段主要實現三方面的匹配，一是學校教育技術應用發展戰略、路徑和方法與學校起點水平、特點和目標的匹配，二是教育技術產品功能(包括軟件、硬件)與師生需求的匹配，三是學校教育技術應用的配套制度機制與現有的教學制度機制匹配。第一個匹配主要是由學校組織相關部門如教務處、教育技術中心等，在第一階段需求分析的基礎上，形成學校教育技術發展戰略、路徑和方法，這是匹配階段中最重要的環節，屬于教育技術應用發展的項層設計。第二個匹配是學校組織教務處、教育技術中心和教師代表等相關部門和人員，對教育技術產品進行市場調研，并對各種產品進行試用、評價。高校一般會經歷為期1－2年的市場調查和產品比較，經過反復的試用和綜合評估后，做出產品購買決定。在產品購買之后，要進行產品的安裝調試，并與本校的各種管理系統如教務管理系統、學生管理系統等進行整合，選擇部分有經驗的教師和學生進行產品的試用，在小范圍內對第一階段的需求分析及本階段的使用效果評價進行比對，以此判斷產品的選擇、使用是否可以滿足需求。如果試用表明比較符合學校的實際情況，能在滿足學校規劃發展的基本需要，即獲得了較高的匹配程度，可以進行全面推廣。第三個匹配是配套制度機制的制定，一般與第二個匹配同時進行，學校組織教務處、評估辦、教育技術中心等部門，結合現行的教學制度機制，商討制定教育技術應用推廣的系列辦法、計劃、實施方案以及激勵措施等，并以學校規章制度發文的形式全校宣布，為全面推廣教育技術作制度機制(也往往稱為“潛件”)上的準備。

第三階段：磨合階段。在磨合階段，高校教育技術擴散的組織決策已經完成，高校教育技術擴散進入到具體應用階段，即教育技術要進入教學一線應用，難度較前兩個階段陡增。許多高校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做好推廣前期的硬件、軟件和相關制度準備后，在磨合階段就“舉步維艱”，教育技術擴散效果不佳。常見的現象是，一方面學校每年花費巨資進行教育技術硬件、軟件資源的采購、維護，另一方面校內師生對可行的教育技術缺乏熱情，甚至敵視或恐懼，使教育技術得不到真正有效的使用。這實際是來自組織外的創新面臨著和組織內部環境和功能相互適應的問題。面對這一情況，高校可以從兩方面入手進行組織協調，一方面是組織教務處、教育技術中心等部門對引進的教育技術產品，特別是軟件產品，如網絡教學平臺、多媒體課件開發工具等，進行改造或二次革新，使產品更好地適應師生需要和學校特點；另一方面，高校本身的組織結構也要做出相應調整，以適應教育技術創新擴散帶來的新情況。例如要設立專門的教育技術應用推廣組織，要加大對教師培訓的力度、對教育技術應用的激勵、對教育技術應用幫扶等，做好“牽一發則動全身”的充足準備，正確處理教育技術推廣帶來的一些新問題。一般而言，磨合階段會經歷3－5年，表面上是傳統教學與教育技術的整合，但實際是師生的教學方式、教學習慣乃至社會心理與新的技術進行多重磨合。這一階段的技術擴散并不會順利，還往往出現教育技術應用推廣的瓶頸。這是由技術創新擴散必然帶來組織內部一系列的不確定性所決定的。

第四階段：厘清階段。厘清階段是教育技術擴散的價值認同期和質量提高期，將會持續3－5年。當教育技術擴散的效果獲得師生的認同，將會帶來教育技術應用質量的提高。學校應進一步鼓勵和引導教師和學生充分應用教育技術與課程整合，使教育技術成為教學交互的基本手段，使教育技術擴散的成果最終落到實處。教育技術擴散會逐步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從基礎開發向教學應用轉變、從行政推廣向自主選擇轉變、從學校行為向師生行為轉變。教育技術采納的成效初步顯現，進一步提高技術采納的效率、質量成為此時應該關注的重心。

第五階段：日常化階段。在這一階段中，教育技術已經基本為高校內的師生所采納，新技術不再被認為是創新，已經被日常教學活動所消化吸收，成為日常教學活動的一個基本部分。從問題設定階段到日常化階段，一般會經歷10年以上，但從學校發展的歷程看，這并不算漫長，甚至屬于較快適應了教育信息化發展變革。到達這一階段后，學校的相關激勵措施、教師培訓可以做相應調整，使之更符合日常運行需求。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組織都能達到技術創新擴散的日常化階段，有些技術可能隨著組織的戰略轉移而擱置，有些可能因效果不好遭到組織成員的排斥等等，不確定因素越多，技術擴散的阻力就越大，這也是高校教育技術推廣具有較大難度的根本原因。

3.高校教育技術擴散“S”曲線與擴散的黃金時期

高校教育技術采納擴散效果與時間的關系，也可以用技術創新擴散“s”曲線描述，即以高校師生采納率和教育技術推廣年限分別為縱軸和橫軸所得的曲線，其中師生采納率可以通過師生采納者數量除以師生總數獲得。假設某高校從2004年開始全面組織實施教育技術創新擴散活動，到2014年10年間，它的師生教育技術采納率可以用如圖4所示的“S”曲線描述。2004－2006年處于問題設定階段和匹配階段，師生個別自發采納教育技術，整體采納率不超過5％。2007－2012年處于磨合階段，高校的教育技術擴散組織行為會促使師生采納率大幅提高，一般會有超過60％的師生采納，是采納率提升的黃金時期。如果在這一黃金時期，即教育技術擴散啟動的第3年至第8年，高校的教育技術采納率并沒有出現明顯上升，至少可以說明高校原有的傳統教學和教育技術應用磨合出現了問題，高校的教育技術擴散組織工作不到位，甚至是更早階段的教育技術需求分析、產品購買與匹配出現了問題。如果推廣過程中連續3－5年都持續出現低采納率(不足

30％)，那么，師生會出現對教育技術的疲乏態度。師生心理上的倦怠對教育技術推廣極為不利，學校應及時調整，包括從需求分析開始的新一輪調查、分析、匹配。2013年之后，即教育技術擴散的第9年以后，一般會出現采納率增長變得緩慢的情況，高校即進入了厘清階段和日常化階段。

當然，各高校的發展情況因校而異，本研究只是給出一般描述。如果某高校所經歷的相應階段時長在1－3年浮動，例如磨合階段經歷了長達8－10年之久，只要還可以觀察到采納率呈上升趨勢，就并不影響高校教育技術擴散的整體推進。

四　高校教育技術創新擴散過程模型的應用建議

上述分階段模型的剖析，展示了高校組織層面上教育技術擴散的清晰過程和特征，有利于指導教育技術的推進工作。

1.明確高校教育技術創新擴散中的組織結構和分工

高校教育技術采納的組織結構是教育技術采納推廣、效果評價、運行管理所需的基本架構。目前，我國高校教育技術擴散一般是自上而下的推廣過程，在此過程中，各部門和主體應分工明確，行動協調統一。在教育技術應用籌備期，一般由學校黨委會討論通過教育技術應用發展決策的提案，由校長簽署教育技術應用的推廣計劃并審批專項采購經費，分管教學的副校長負責部署產品購買和推廣的具體工作，最后由教務處、教育技術中心、評估辦等部門共同執行。教務處和教育技術中心共同負責學校教育技術需求分析、考察市場并提出產品購買建議；同時，起草教育技術應用推廣計劃、教師培訓計劃和相關的管理辦法等。在教育技術擴散應用期，教務處主要負責組織各院系、部、中心進行各批次的教育技術應用的管理、經費分配，并指定各院系、部、中心的責任領導和責任教師；教育技術中心主要負責教育技術硬件維護、軟件管理等技術支持，以及教師培訓和考勤；評估辦主要負責教育技術應用效果、質量的評價和反饋。各院系(部)分別制定本單位的教育技術應用計劃并落實到教師個人，并開展專場輔導和跟蹤服務；教研室組織教育技術具體應用的討論交流，如教學設計、網絡課程設計等，確保本教研室教師掌握具體的應用。

2.把握高校教育技術創新擴散各階段的主要特征和規律

高校教育技術創新擴散過程，從做出推廣決策到師生基本采納認同，一般會經過8－10年的磨合發展。在這一過程中，高校教育技術采納基本完成了從被動到主動，從個人到學校、再從學校到個人，從教學資源開發到應用的轉變，學校教育信息化發展基本實現預期目標。學校的教育技術推廣決策并不能代表教育技術已經被師生所接受采納，實現教育技術學校采納向師生采納的轉變是教育技術擴散的關鍵。在問題設定階段和匹配階段，網絡教育技術采納需要學校周密的組織和全面的需求分析，分析的層面和對象應該包括學校、院系部、教研室、教師、學生以及教學管理人員，每個群體代表技術擴散的不同訴求，應充分考慮；在磨合階段，極有可能出現學校教育技術推廣的黃金發展期，師生教育技術采納率會快速上升，學校要組織相關部門建立教師教育技術應用培訓的常規機制和激勵機制，同時要注意教學資源的維護、更新和使用評價，關注師生的使用反饋，并及時給予幫助。

3.完善高校教育技術創新擴散的配套機制

高校作為高等教育的核心組織，也具有一般社會組織的特點。組織創新采納的社會市場學代表人物馬丁內茲，布勞萊(Emilia E，Martinez－Brawley)認為：組織和個人都是廣義的實用主義者，是利益導向的。無論是有形的即時的回報，還是無形的長遠的影響，組織和個人都會對技術創新采納與否作廣義上的得失權衡。當前，高校教師發展評價的科研導向傾向過重，使教師無暇顧及教學，網絡教學更無法得到保證。高校教師職稱評定中，科研成果、論文是晉升首要條件，許多教師“不愿意將時間耗費在與職稱評定無關的事情上”。因此，高校不管是考慮當前工作推進還是學校長期發展，都應該從教育技術擴散初期，就重視完善教育技術擴散的配套機制，特別是激勵機制，例如：設立每年對教師開發網絡課程的專門經費、獎勵資金、培訓機會等等，減少當前高校教師發展的評價機制固化的不良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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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黃海，蔡筱青，高校E－learning教學平臺的規劃、管理和服務[J]，現代教育技術，2010,(11)：100－104

技術創新具有的五個特征范文3

【關鍵詞】知識創造；技術創新；轉化

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以創新為主要特征的智力型經濟。由于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知識正在不斷減少單位產出對原料、勞動、資本、時間及空間的需要，經濟的增長更加依賴于知識的開發和有效利用而不是實物資產的擴張。企業如何通過有效的知識獲取、知識流動、知識吸收和知識共享等知識創造活動，為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提供所需要的知識成為普遍關注的問題之一。企業的知識創造不僅是提高企業知識環境的重要依托，而且也是調節技術創新能力內外部諸影響因素作用的樞紐，因此，探索企業知識創造、技術創新能力之間的關系，便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

1.知識創造

隨著時代的發展，不同的學者對知識的定義也在發生變化。Badafacco（1991）提出知識是從人類活動中所獲取的真理、原則、思想和信息；它也包含了企業所創造的各種形式知識，可以銷售或用以改良現有產品、創造新產品，或改變生產過程乃至管理方式的知識。Davenport & Prusak（1998）等人認為組織知識是個人積累的復雜經驗，從或多或少有些難以表達的到更為結構化、顯性化的經驗。Nonaka（2000）從西方傳統的認識論提出：知識是驗證個人信念接近于“真實”的人際動態過程。Beijerse（2000）認為知識具有信息、能力、態度二方面特性，是由經驗、技巧、文化、性格、個性、感覺等因素交互而成的結果。

目前知識創造模型有五個：知識創造螺旋模型、知識創造的雙螺旋模型、知識創造的三重螺旋模型、社會學習周期理論模型和戰略聯盟知識創造模型。

2.技術創新研究

創新是一個過程的概念是由熊彼特在其1928年的首篇英文版文章《資本主義的非穩定性》中首次提出的。他認為技術創新就是：創造一種新產品；采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開辟一個新的市場；實現任何一種新的產業組織方式或企業重組，比如造成一種壟斷的地位，或打破一種壟斷的地位。很明顯，熊彼特的創新概念外延很寬。

國內學者在50年代將“Technology Innovation”基本理解為“技術革新”，表達的是“技術上的小改小革”或“技術上漸變性的改進”含義。90年代以后，出現了四種不同的觀點：（1）技術創新將“新穎性（novelty）”、“多樣性（variety）”引入經濟系統中，對長期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十分關鍵；（2）技術創新就是“創造新東西”，創新等同于“創造”；（3）技術創新包括從新思想開始的基礎研究開始，直到最后商業化成功的全過程；（4）技術創新是不斷追求卓越、進步、發展的一種理念（陳文化、彭福揚，1999）。

從以上對技術創新的概念理解可以看出，技術創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需要長時間內進行一系列的活動。它需要整合資源配置，開辟市場等。然而，剖析更深層次的原因，我們會發現，企業技術創新所強調技術的新穎性和應用性更多依托技術創新過程中知識的流動。

3.知識創造對技術創新的作用與影響方式

知識在企業學習和創新中的作用已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已有研究表明，知識對企業的技術創新具有主導性貢獻與作用，目前的研究主要圍繞以下幾方面。

3.1 知識創造對技術創新的作用

Gibbons & Johnston（1977）首次研究了技術創新過程中知識運用情況。研究結果表明，內源知識、隱性知識、經濟場域的知識在企業技術創新中重要性更強。Moenaert & Souder（1990）認為，知識創造有助于減少創新活動內外部的不確定性。Ltami & Numagami（1992）把技術定義為“關于自然事物和人為事物的功能以及相互作用的系統知識”，這說明了技術是知識的一種形式，通過檢驗知識的發展水平，可以更好地理解技術變化趨勢（Betis & Hit，1995；Mokyr，1990）。Faulkner（1994）分析了不同知識源對公司六類創新活動的影響，研究結果與Gibbons & Johnston等人一致。Nonaka & Takeuchi（1995）強調知識創造是持續創新的主要來源。Grant （1900）認為新產品開發要求綜合多種知識源，這種綜合更多地依賴知識創造。楊文明，韓文秀（2003）指出，知識與技術創新關系表現為，技術創新過程或不是知識創造直接引起的，但必然是知識創造間接引起的。

3.2 知識創造對技術創新影響的方式

Johannessen（1994）認為由于創新過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信息和知識的轉換過程。Masciteli（2000）介紹了3種相輔相成的方法鼓勵隱性知識的外化和共享。并指出要建立一個有利于突破創新的氛圍使不同的想法、創意和藝術創作在開發新產品的過程中能結合實際的需求。孟慶偉和劉鐵忠（2004）提出，企業自主性技術創新是在原有基礎上的知識創造活動。自主性技術創新中所需要的各類知識經歷了從難以明言到可以明述，通過知識共享、知識整合，從而生成原創性知識的演化過程。朱明潔、林澤炎（2007）提出，創新團隊是知識創新的主體。知識是團隊創新最主要的源泉，知識的高效流動和充分利用是團隊創新成功的關鍵。團隊成員間的密切性通過成員之間的信任程度對知識流轉產生影響。

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企業知識創造則是調節技術創新能力諸影響因素的樞紐。現有的關于企業知識創造對技術創新能力影響的研究，主要從信息傳遞和資源配置視角進行。在知識經濟背景下，隨著學術界關于知識創造影響知識轉移，以及知識轉移影響技術創新能力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從企業知識的視角，集成探索知識創造影響技術創新能力的中介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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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大洲.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對知識的運用：中西比較與啟示[J].科學管理研究，2001.

技術創新具有的五個特征范文4

[關鍵詞]市場結構；企業創新；述評

[中圖分類號]G353.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36X（2013）03-0120-04

市場結構與企業創新的關系一直是產業組織領域研究的焦點問題。早在1934年，熊彼特（Schumpeter，1934）提出了著名的“熊彼特假說”（集中度高的市場結構——壟斷更能促進企業創新）。其后，約瑟夫阿羅（Kenneth J.Arrow，1962）是第一個對熊彼特假說提出質疑的，認為壟斷阻礙創新（由于存在“Arrow效應”）。近幾十年來，學者們圍繞著“熊彼特假說”與“Arrow效應”進行了深入系統研究并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一、市場結構對企業創新的影響

市場結構是指“影響競爭和壟斷的性質和程度的市場性質”（金碚，1999），根據市場競爭程度（企業數量、集中度和進入壁壘條件）市場結構可分為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完全壟斷四種典型市場結構。在產業組織領域，主要是沿用貝恩等提出的市場結構一企業行為一績效研究框架（SCP范式）對企業的創新行為進行分析。由于市場結構與企業創新并不存在簡單線性關系（A曲ion，2005），學者們試圖通過引入行業其他特征變量進行修正完善。主要引入的行業特征變量有以下五個。

（一）技術創新特征變量

市場競爭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受到技術創新活動本身特點的作用。Dasgupta&Stiglitz（1980）把技術的不確定性引人理論模型，認為競爭與創新的關系非常復雜，如果沒有一些適當回報（比如壟斷勢力），企業不會進行創新。Gil-bert&Newbery（1982）研究表明，在獲取新的專利時，現行的專利擁有者比其他競爭者有更多研發開支。Reinga-num（1983）認為，Gilbert和Newbery的結論依賴于技術創新特性，對于顛覆性的創新，阿羅效應會阻礙在位壟斷者贏得創新競爭。Fudenberg等（1983）把帶有記憶的泊松競爭過程引入模型，指出領導者（無論它的優勢多么少）將最終在研發上獲得壟斷。Vickers（1993）引入創新演化的跨越性特征，認為當前落后者的成功創新并不能跳到領導者地位，而僅僅是拉近了與領導者的技術差距。Yin和Zuscovitch（1998）用一個雙寡頭壟斷的模型分析市場結構和不同創新類型之間的關系，認為，大企業傾向于過程創新，小企業則喜歡產品創新。WeiSS（2003）認為，企業在產品容易被替代的市場和創新成本很低時會傾向產品創新，在產品存在差異的市場（競爭不是很激烈）企業會傾向過程創新。

（二）市場規模和需求彈性變量

企業創新的根本動力來自創新帶來的壟斷利潤，但企業的技術創新行為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其中市場規模和需求直接決定技術機會和預期收益的大小，對企業創新行為產生重要影響。Dasgupta和Stiglitz（1980）指出，市場結構和企業研發是內生決定的，市場企業數量與行業研發強度成反比，并與需求彈性成正比。Vives（2008）分析研究了市場競爭程度對產品創新和流程創新的不同影響，發現在限制進入的市場，市場競爭度（行業內企業數量的增加）會降低每個企業的創新努力，但在以產品可替代性為特征的市場競爭度增加會激發企業的研發努力。在自由進入的市場，市場規模或產品替代性的增大會增加企業的創新努力和產出。

（三）技術溢出變量

競爭對企業創新的影響與技術溢出有緊密聯系。Spence（1984）認為.知識可以被復制轉移應用，行業內溢出水平是研發激勵的重要參數，高的溢出水平會降低企業研發投入。Cohen&Levinthal（1989，1990a）進一步假設企業的研發具有兩個方面的效應：一個是Spence（1980）的溢出效應；另一個是能夠提高企業吸收能力，高的溢出水平可能導致企業更多的研發投入，因為研發投資可以增加企業的吸收能力。A曲ion等（1997）通過一個漸進創新的模型，認為，在容易模仿或更高技術外溢時，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有利于企業技術創新和增長。Marimon和Quadrini（2006）認為，對競爭的限制會減少知識的積累，高水平的創新是和低水平的知識傳播限制相聯系的；只有在較高的技術外溢情形，競爭才能有效地促進技術創新。Vandekerckhove.J.& De Bondt（2008）在一個序列決策行為的四階段博弈模型中，考慮對稱與非對稱的知識溢出情形，研究行業內領導企業與追隨企業的研發投資行為，認為：在對稱知識溢出情形，領導企業總是比追隨企業的研發投資多；而在非對稱的知識溢出情形下，從領導企業向落后企業的知識溢出對于企業的研發行為有重要影響，當知識溢出較高時落后企業的研發投資將會超過領導企業。

（四）進入壁壘變量

市場競爭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與進入壁壘有關，市場進入條件是一個影響壟斷企業行為的重要的決定因素。如果進入壁壘高，壟斷者將維持高價；如果障礙較低，那么價格將存在正常的競爭。如果進入門檻高，任職者沒有必要立即對新技術投資，因為其現有的壟斷地位不太可能受到挑戰。Buttner（2006）以熊彼特內生創新增長模型為基礎，提出了一個市場準入障礙和長期增長關系的模型，認為，解除準入障礙和放松管制，是促進創新可更為直接有效的方法。Aghion等（2009）通過一個自由進入多邊熊彼特增長模型，指出：在位企業接近技術邊界，可以通過更多創新來逃離進入威脅；而當企業技術落后很多時，根本沒有希望勝出進入者，會降低企業的創新激勵。

（五）行業環境其他特征變量

企業創新行為不僅受到市場結構本身的影響，還受到外部環境其他諸多特征變量，比如市場需求、溢出效應、進入壁壘、技術創新特點、產權、行政壟斷等因素的共同作用。Aghion & Tirole（1994）運用不完全契約理論分析企業研發行為，除了規模、范圍、壟斷勢力的增長對企業創新有影響外，產權也起非常重要的作用。Changa和Wub（2006）建立了一個在位者和多個挑戰者的最優投資模型，把生產經驗也作為R&D競爭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認為。生產經驗和R&D的投入都促進了技術知識的積累。國內學者對于市場結構與企業創新的關系主要是通過實證進行研究。大部分學者認為，產業集中度（或企業數量）有利于企業創新，過度競爭不利于企業創新（戚幸東，1998；劉小玄，2003；鐘秀，2006；吳福象、周紹東，2006）；企業規模對于企業創新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周黎安、羅凱，2005；陳澤聰、徐鐘秀，2006；吳延兵，2008）。彭征波（2007）利用2000--2003年中國工業統計數據，發現企業規模、市場結構與創新之間一般不存在簡單的線性關系，認為，單純的產業集中度不足以完全反映產業的真實狀況，不能單純地根據與企業規模有關的特性來解釋企業創新，需要對產業結構進行更加具體細致的調查和分析。

二、企業創新對市場結構的影響

大多數學者在研究市場結構對企業創新行為影響的靜態研究中，通常把市場結構假設為不受企業技術創新影響的外生變量。實際上，行業內企業的創新行為對市場結構的演變有重要的影響。

（一）領導企業創新對市場結構的影響

同行業中企業之間的創新能力是不一樣的，企業對于外部環境變化的反應也會不同。針對這一事實，研究不同類型的企業創新行為及市場結構演變。熊彼特（Schumpeter，1934）把行業類的企業分為兩大類型：大企業和小企業，并認為企業創新與壟斷力量是正相關關系。大企業比小企業會投入更多創新（Tirole，1988），市場結構將會趨于壟斷。后來，產業組織領域的眾多知名學者習慣上把行業內的企業分成領導企業和落后企業兩大類，認為領導企業比落后企業會有更多研發投入，企業創新能力的差異在擴大，市場結構將趨于集中直至形成寡頭壟斷結構（Gilbert &Newbery，1982；Reinganum，1983；Fudenberg，Gilbert，Stiglitz、and Ti—role，1983；Aghion，etal，1997；Et-ro，2004，2006；Sutton，2007）。在自由進入條件下，Etro（2004，2006a）指出，即使行業中只有一家領導企業，也比競爭性行業的企業更具有侵略性，壟斷領導企業將設置更高的產量、更低的價格和更多的研發投入，這樣可能會成功阻止小企業進入市場，形成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Dirk Czamitzki等（2010）通過德國制造業的數據實證了該觀點。

（二）不同產業階段企業創新的影響

創新經濟學者沿襲熊彼特的思想分成兩種類型的產業：熊彼特模型創新I和熊彼特模型創新II。熊彼特I型產業的特點是“創造性破壞”，行業技術進入壁壘低，具有創新意識的企業家進入市場建立新廠商，這時創新活動主要是以企業家和新廠商（小企業）為主，創新集中度低，是一種廣度創新。熊彼特II型的產業則主要以大企業優勢、創造性積累、存在較高的進入壁壘等為特征，主要是深度創新。Utterback等（1975，1993）在研究美國汽車、自行車、TV和半導體等產業演化時，發現在產業發展早期劇烈的產品創新產生大量新進入企業，隨后是過程創新使產業組織發生變化，產業發展到最后形成一種寡占的市場結構，以漸進性（增量）為特征的產品或工藝創新占據主導地位。隨著主導產品設計出現，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之間的替代變化與產業成長階段有密切關系，提出了著名的A-U模型，揭示出技術創新與產業成長和市場結構演變的關系。Kleper（1996）把產品生命周期（PLC）與市場結構和創新的關系結合，研究了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變化——進入、退出、市場結構和創新的關系是如何變化的。研究表明：在產業發展初期，小型企業的創新至關重要；在成熟期，大企業的技術創新對行業發展的作用更為明顯，大企業持續穩定主導著創新過程（技術創新主要是一些成本節約類型的）。隨著技術創新的變化，市場結構也將發生改變，由競爭性的市場結構演變成相對集中的市場結構。

三、總結與評論

市場結構與企業創新關系是復雜的，雖然國內外相關研究眾多，但是至今仍無法明確“到底哪種市場結構更有利于企業創新”。但是，從最新的研究來看，市場競爭與創新之間是一種倒u型關系，過度競爭或集中度太高的市場結構均不利于企業創新。但是，在非漸進創新或創新速度很快的情形下，這種倒u型的關系也未必存在。從長期趨勢來看，市場競爭和“創造性破壞”導致產業市場結構的競爭性下降，將最終形成由寡頭壟斷企業支配的市場結構。

雖然已有的相關研究很多，但還存在如下三個方面的研究局限，有待未來研究探討。

（一）市場結構與企業創新的相互動態演變關系有待進一步研究

目前的研究中大部分理論模型把市場結構視為技術創新的外生變量，事先設定好不同類型的市場結構比較研究其變化對于企業創新投入激勵的作用。這樣的假設雖然簡化了研究也得出了一些重要直觀的結論，但忽視了大量實證研究表明的企業創新會影響市場結構，而市場結構是內生于企業技術創新（特別是領導企業創新）的事實。

（二）對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異質性特征變量尚缺乏足夠的重視

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創新行為對市場結構的影響程度不同，通過市場結構的內生化，把企業的異質性和不對稱性，不同行業的知識溢出水平差別、進入壁壘大小的差別、不同行業發展階段的市場需求規模增長快慢不同等重要特征變量納入一個共同演化的分析框架，能夠更好地研究市場結構與不同類型企業創新行為的相互變化動態過程。

技術創新具有的五個特征范文5

【關鍵詞】簡述；Christensen；破壞性創新理論

一、維持性創新與破壞性創新

維持性創新，是指針對主流市場的高端客戶的需求，在不根本改變原有技術創新路徑和產品的市場競爭基礎以及現有商業模式的條件下，通過采取漸進式改進和完善產品的功能、質量、服務水平或提高其性價比等措施，來鞏固和提高現有的市場地位的一種創新。維持性創新的一個基本共同點是：它們的盈利點都在于遵循主流市場中高端客戶重視的已定型的技術路線的產品或服務方面就不斷發展與完善產品的性能進行持續的創新。

破壞性創新，是指立足于低端或非主流市場，不是遵循原有技術創新路徑和產品的市場競爭基礎以及現有商業模式，而是通過不斷完善低端或非主流市場所看重的產品特性和服務功能，對主流市場現有的競爭基礎、游戲規則、商業模式和在位企業的市場主導地位逐漸侵蝕，最終打破原有的市場格局并征服在位企業的一種創新。Christensen認為，破壞性創新并非簡單意義上的技術革新，它實質上還是一種商業模式上的創新、客戶價值實現方式上的創新。

二、破壞性創新的模式

從改變現有市場格局的角度，Christensen將破壞性創新分為以下三種實現模式：即低端市場的破壞（Low-end Disruptions）、新市場破壞（New-market Disruptions）以及混合市場破壞（Mix Disruptions）。

（一）低端市場破壞

低端市場破壞，是指基于原有的市場格局或主流的價值網絡，不同于滿足高端客戶的需求而進行的產品創新，創造出最基本的恰當的產品來控制那些在位企業未及的細分市場，起初滿足主流市場不被重視的低端或非主流客戶的基本需求，然后再利用不同層次的特性創新來滿足不同的市場特需來制定出正確的產品改進次序，隨著不斷改進與完善針對低端市場的恰當的產品性能，試圖吸引能給企業帶來豐厚回報的高端利基市場，最終使得在位企業失去對其主流市場的控制力，進而被新興企業完全取代的一種技術創新和市場創新相結合的創新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低端市場破壞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成本領先，而是在對消費者價值偏好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和分析下，通過把性價比較低的功能或效用剔除，保留其最基本的功能效用來有效地降低新產品的成本和消費者的使用成本，來提高消費者整體的價值水平。

（二）新市場破壞

Christensen在界定新市場破壞之前，定義了“非消費”（non-consumption）這一概念，即當消費者（或客戶）因現有的產品過于復雜或昂貴，而主動放棄產品自身能夠實現的某種需要或需求的一種現象。新市場破壞就是試圖將“非消費”轉化為一種現實消費行為，而主動構建一個嶄新的產品價值網絡和屬性維度，隨著不斷改進與完善針對“非消費”市場的產品性能，不斷瓦解原有的主流市場的產品價值網絡，使其摒棄掉原有的產品的屬性維度，最終使得在位企業失去對其主流市場的控制力，進而被新興企業完全取代的另一種技術創新和市場創新相結合的創新模式。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新市場破壞起初并不與主流產品進行正面沖突和競爭，而是開拓“未消費”市場，更便宜、更便利地滿足他們的消費需求，并構筑暫新的客戶價值網絡，最終達到使主流市場對既有的產品價值網絡和屬性維度主動摒棄的市場目標。

（三）混合市場破壞

事實上，在分析破壞性創新模式時，Christensen也不得不承認現實中大部分出現的破壞性創新是上述二者的結合體。低端破壞與新市場破壞的界限是很模糊的，嚴格將二者區分，或是將破壞性創新適用的消費者進行區分，內在原因是沒有充分認識到破壞性創新的成功恰恰是建立在在位企業的市場盲區或是因客戶價值偏低而不被在位企業重視的某些領域，為破壞性創新進一步成長，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競爭緩和的時間間隙和發展環境。

三、破壞性創新的特征

Christensen認為破壞性創新具備以下三個關鍵特征：破壞性創新產品往往低成本、高便利，并全面降低目標市場的綜合使用成本；破壞性創新起初的目標市場往往具有“非消費”的特征，即由于高價格、難操作等產品屬性使得他們自動放棄滿足原有產品能有效實現的需求；在位企業面對破壞性創新的市場瓦解時，往往無所適從，最終多半歸于失敗。破壞性創新上述三個基本特征主要表現在技術、產品、市場和競爭這四個維度上。

（一）技術維度

破壞性創新的技術創新本身不一定符合間斷性或突變性的特征，也可表現為一定的漸進性或連續性，技術不一定就是原創性的、開拓性的或復雜化的，也可以是簡單化的、易操作性的；與此同時，破壞性創新也不一定就是基于全新的技術屬性，也可能是基于既有技術屬性的重新組合或是產品結構的再設計，從而為目標市場提供了全新的消費體驗；再次，隨著目標市場所看中的價值結構的不斷完善，新的技術性能改善速度快于原有的技術性能改善速度，最終完全超過主流市場的預期，從而占領原有的主流市場。

（二）產品維度

從產品維度上，破壞性創新的特征表現在：起初的產品不被主流市場所接受；破壞性創新產品往往低成本、高便利，并全面降低目標市場的綜合使用成本；破壞性創新產品的發展是一個不斷滿足主流市場要求的顧客價值實現的過程；起初針對的是“非消費”市場，不簡單以盈利為目的；破壞性創新產品最終控制整個市場的主導權。

（三）市場維度

從市場維度上，破壞性創新起初著眼于因利潤微薄而不被在位企業所重視的邊緣市場或新興市場；這個邊緣的或新興市場規模很難量化，同時，在位企業的管理層對該市場發展的預測持輕視或懷疑態度；主流市場中的現有產品出現性價比下降的趨勢，或性能或屬性趨于過剩，主流市場愿意為單位性能的提升所支付的邊際價格呈下降趨勢，既有行業的競爭基礎強度開始弱化。

（四）競爭維度

從競爭維度上，破壞性創新因其市場的特殊性而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競爭性”。“非競爭性”表現在新興企業不與在位企業就主流市場的爭奪進行激烈競爭，而是通過不斷滿足“非消費”市場而實現自身的良性發展。正因為此，在位企業可能輕視或容忍新興企業的生存和進一步發展。當破壞性創新產品提高到足以吸引和瓦解主流市場時，在位企業這時會發現由于技術、客戶價值實現路徑、市場營銷模式和商業模式的迥異，而無法適應新的市場變化，只能任由其市場份額被新興企業蠶食，并最終失去市場的主導地位。

四、組織開展破壞性創新的條件與影響因素

在破壞性創新理論中，Christensen也就組織開展破壞性創新的條件與內外部影響因素進行了以下詳盡分析：

（一）開展破壞性創新的條件

Christensen提出，要是一項創新具備破壞性應該具備以下五個條件：技術路線清晰明了，初始功能簡易化；其商業模式起初也應是簡單的、低成本的，而且目標市場吸引不了在位企業的管理層的關注；目標市場本身對其生存發展阻礙很少；當破壞性創新逐漸發展與完善并可能更好地服務于原有的主流市場時，對主流市場的用戶既有的消費方式改變很小；創新使既有的工作方式大大簡化，操作層次從專家向一般熟練人員轉變。

Christensen為了判定某種初始創新是否能最終發展成破壞性創新，總結了著名的石蕊實驗（Litmus test），即管理者只需回答以下三組問題，就能初步判斷該創新是否具有破壞性的潛質。

第一組問題是來判斷其是否能成為破壞性創新中的新市場破壞。（1）是否存在一類消費群體因資金、設備或技能的局限性，導致他們放棄某種自身需求的滿足，或是不得不請專業人士代勞？（2）原有產品所服務的顧客群中，是否存在相當一部分因使用該產品，給自己帶來不便或又不必要的高額支出現象？如果此項初始創新通過發展與完善自身技術，使更多上述消費群體的問題得到緩解或解決，那么，它就存在成為一個開辟新市場的破壞性創新的可能。

第二組問題是來判斷其是否能成為破壞性創新中的低端市場破壞。（1）是否存在一類足夠規模的客戶群愿意購買以更低的價格、性能稍遜于主流市場的既有產品但質量水平還不錯為特征的初始產品？（2）是否能形成一種暫新的商業模式，使新興企業以較低價格、性能稍遜于主流市場的既有產品但質量水平還不錯為特征的初始產品來吸引認為既有產品功能過剩的這一部分顧客群，而且所獲得的利潤仍然足以支付進一步的技術改進與完善？

如果初始創新通過以上任一組的測試后，即具備成為破壞性創新的潛質，則接下來進入第三個測試階段：這種創新發展與完善后是否能對在位企業的市場主導地位形成嚴重挑戰，并最終使其喪失對主流市場的支配？答案仍然是肯定的話，那么新的破壞性創新就此誕生了。

（二）內外部影響因素

Christensen提出，用戶需求及其目標市場的未來發展趨勢、創新資金來源、新產品的營銷渠道是影響組織開展破壞性創新時所面對的最關鍵的外部因素。Christensen認為，首先，在位企業越是對主流顧客群展開詳細的市場調研，然后針對他們進行原有技術的改進，就越容易喪失對潛在市場機遇的真實把握的機會，創新實質是技術與市場的有機組成的結果，而顧客就代表了市場環境，組織只有基于環境進行市場細分，才有可能發現破壞性創新。其次，破壞性創新的執行者在初期與接下來一段時期內組織規模仍不大，對增長有信心并具備低盈利忍耐度的創新資金才是首選。最后，創新的市場渠道除包括常見的，還應包括在產品營銷和交付鏈條上任何能增加產品附加值的環節。組織價值觀、企業家精神和組織內部資源配置方式則構成影響破壞性創新的內部因素。

參 考 文 獻

[1]克里斯坦森．創新者的窘境[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2]克里斯坦森．創新與總經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3]Clayton M．Christensen．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Boston：ha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7

[4]Clayton M．Christensen．The Ongoing Process of Building a Theory of Disruption．The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Vol．23，2006：39～55

技術創新具有的五個特征范文6

關鍵詞：技術創新效率 DEA模型 高技術產業 區域經濟

近年來，安徽省各地區紛紛加大科技投入，大力推進技術創新。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均衡，地區差異較大。在此背景下，對安徽省整個區域的技術創新效率進行研究，綜合測度、評價安徽省的技術創新效率，對安徽省合理利用資源，提高使用效率，進一步提升科技活動效益具有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基于DEA 方法對安徽省高技術產業技術創新效率的研究

（一）評價模型的選擇

根據評價目的和經濟背景，本文選用的是基于產出的C2R模型，也稱作是產出導向型模型。假設有n個決策單元，每個決策單元都有m種投入和S種產出。這n個決策單元都是具有可比性的，是同類型的決策單元。① 決策單元j記為DMUj，其中1≤j≤n， Xmj＝DMUj表示對第m種輸入的投入量，Xmj>0；Ysj＝DMUj表示對第s種輸出的產出量，Ysj>0；Xj和Yj分別為DMUj的輸入向量和輸出向量，數值是已知的。vi＝第i種輸入的權重；ur＝第r種輸出的權重，其中，1≤i≤m，1≤r≤s，vi和m分別是對應的權向量，是兩個變量。

（二）選擇決策單元

基于本文所構建的技術自主創新效率評價體系，這一部分所選擇的數據來源于安徽省高技術產業相關指標，根據《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2011》的劃分標準，高技術產業分為五大類，分別為醫藥制造業H1，航空航天制造業H2，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H3，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H4和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H5等行業，這一部分的研究就是以這五類產業作為決策單元來進行實證分析的。

（三）評價指標體系②

1、投入指標

（1）人力投入指標。本文選取研究與試驗發展（R&D）人員這個指標衡量人力投入。（2）資金投入指標。

本文選取了安徽省各地級市 R&D 經費內部支出（主要指在企業科技活動經費內部支出中用于基礎研究、 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三類項目以及這三類項目的管理和服務費用的支出）和科技活動經費籌集額作為技術自主創新經費的投入指標。（根據安徽統計年鑒，本文采用了政府資金這項指標來衡量科技經費籌集額）。

2、產出指標

技術創新活動的產出是對技術創新這一過程的最終效果的衡量，反映了消耗技術創新資源投入后所產出的效益，應包括兩個方面的成果：一方面是在技術創新活動中的直接創新收益，即專利成果；另一方面則是研發的新技術、新產品應用到商業生產中所取得的效益。因此本文選取的產出指標主要為：（1）新產品產出指標，（2）專利產出指標。

（四）數據來源

該部分的數據來源于《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2007—2011》。將查詢所得的2006—2010年間的相關數據經過代入Deap 2.1軟件，利用基于產出導向模型的對偶形式，分析計算DEA是否有效。需要說明的是，模型中的DEA有效既為“技術有效”，也為“規模有效”，且綜合效率＝技術效率×規模效率。“技術有效”是指，產出相對投入達到最大，或者說是投入相對產出達到最小。“規模有效”是指規模收益不變，即介于規模收益遞增到遞減的狀態。③

（五）結果分析

經過軟件分析后得出的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數據得出，安徽省高技術產業整體技術創新效率水平較高，但是不穩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動：

首先，醫藥制造業和航空航天制造業均達到了四年DEA為1，在創新效率上體現為有效。醫藥制造業自2007年以來，就一直以相對合理的要素投入比，進行高效率地生產，今后可以一直維持這樣的投入比例并適當地擴大規模，從而增大總體產出。航空航天制造業在保持了2006—2009年的穩定后高效后，2010年技術創新效率有所降低，DEA為0．948。從實證分析結果來看，原因可能在于其生產規模相對減小了。

二、基于DEA方法對安徽省17個地市技術創新效率的研究

根據《安徽統計年鑒2011》的統計數據，其行政區劃下的市級行政單位有17個，它們分別是合肥、淮北、毫州、宿州、蚌埠、阜陽、淮南、滁州、六安、馬鞍山、巢湖、蕪湖、宣城、銅陵、池州、安慶和黃山。17個地市創新環境不同， 因而技術自主創新效率也不同。對安徽省17個地市具體分析各自的創新效率，有利于政府依據各地市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從而制定出相應的政策來解決現實中的問題。⑤

（一）模型和評價指標體系

該創新效率的研究選用的仍是DEA模中型基于產出的CR模型，評價指標體系包括投入指標和產出指標量方面，投入的創新資源通過一定的創新機制轉化為創新產出。從投入方面來看，資源的投入包括資金的投入和人力資源的投入兩個部分。為了兼顧創新投入資源的絕對水平和相對水平，從而對技術自主創新效率做出合適的評價，本文選擇了R&D經費內部支出和R&D人員作為投入上的絕對指標，R&D經費占GDP比重作為相對指標。

技術創新產出是對創新成果的衡量，本文選擇了新產品銷售收入和有效發明專利數作為技術自主創新效率評價的產出指標。

（二）數據來源和實證結果

這一部分研究的是安徽省17個地市2009年和2010年的技術創新效率，數據均來源于《安徽統計年鑒2010—2011》，將2009年和2010年全省各地市的投入產出指標數據、分別代入Excel中，并運用Deap 2.1軟件進行分析整理得出結果，如表2所示。

（三）結果分析

從以上實證研究結果可以看出：

首先，安徽省17地市間技術創新效率存在差異，中部和南部地區技術創新效率明顯高于北部地區，對比2009年和2010年兩年的結果發現，整體技術創新效率有著上升的趨勢，但有部分地區的技術創新效率甚至有下降的趨勢。

其次，安徽省的部分區域存在著DEA無效。究其原因，可以得出，DEA無效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既定的投入水平上出現了產出不足的現象，一是在既定的產出水平上出現了投入資源的閑置。運用Deap 2.1軟件，我們可以得出安徽省各市的投入產出指標的松弛變量，從而調整各項投入產出指標，提高技術自主創新效率。⑥

第三，兩個產出指標中， 在新產品銷售收入上， 有11個地區（淮北、亳州、 宿州、 蚌埠、阜陽、淮南、六安、巢湖、宣城、 銅陵和黃山）的產出不足， 說明在技術成果轉化上存在一定的效率不足；在有效發明專利數上， 有11個地區（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陽、淮南、六安、巢湖、宣城、銅陵和黃山）的純技術創新效率產出不足。

最后，三個投入指標中，17個地市R&D經費內部支出均沒有冗余現象，這說明R&D經費利用率最大化，R&D經費得到充分利用，R&D經費內部支出占GDP比重過大的有10個地區（淮北、亳州、蚌埠、阜陽、淮南、六安、巢湖、宣城、銅陵和黃山），說明經費投入比例不當，R&D人員投入過剩的有5個地區（宿州、蚌埠、阜陽、六安和宣城），說明很多從事科研活動的人員未能發揮其擁有的才能，為社會創造價值。⑦

分析結果說明了安徽省17個地市的產業結構和比例不合理，在技術成果轉化上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各個地區技術創新效率的提高，企業和當地政府在制定決策時，一定要考慮當地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為技術創新效率的提高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促進當地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三、 結論

本文以安徽省高技術產業的五個行業和17個地市為研究對象，以DEA模型為理論基礎，深入分析了安徽省的技術創新效率水平，結果表明，高技術產業整體技術創新效率較高但不穩定，行業間創新水平有一定差異，部分行業有下降趨勢；17個地市區域技術創新效率差異較大，安徽省大部分地區都存在投入冗余或產出不足的現象，說明了安徽省17個地市的產業結構和比例存在著不少問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各個地區技術自主創新效率的提高，有關決策者應針對各行業各地區的不同情況，提出相應措施，促進創新效率的提高。

參考文獻：

①孫立新. 基于DEA的技術創新效率評價研究[D]．大連理工大學經濟學院產業經濟學，2007

②王廷鳳. 基于DEA模型的R&D投入產出效率研究[D]. 東南大學管理學院行政管理，2010

③唐清泉，盧博科．創新效率、行業間差異及影響因素[J].中山大學學報，2009（6）187—195

④孫瑋，劉棟. FDI技術來源渠道與高技術產業自主創新效率[J]．中國科技論壇，2010年5月，第5期：58—64

⑤Timothy J.Coelli．An introduction to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Analysis [J]．The Springer of science， 1（2005）：12—16.

⑥金祥榮，余冬筠．創新效率、產業特征與區域經濟增長[J].浙江大學學報，2010（5）：117—124

⑦石峰.基于省際面板數據及DEA的區域創新效率研究[J].技術經濟，2010（5）：4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