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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手工業的特點范文1
【關鍵詞】多樣性；興趣
【中圖分類號】G633.5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2095-3089（2014）20-0183-01
新課改一直以來倡導以學生為中心，改變過去以教師教為中心的“填鴨式”教育方法，鼓勵學生獨立思考、自主判斷，養成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從而建立師生之間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模式。高中學生活動好動，對世界和社會有了自己的認知和理解，開始主動的去追求、探尋知識，教師也需要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學會變通，主動采用不同的教學方式，抓住他們的興趣點，帶給他們不同的學習體驗，激發他們的求知欲，給教學帶來事半功倍的效果。
【教學思路設計】
關于“古代中國的手工業經濟”一課，課程標準的要求是：列舉古代中國手工業發展的基本史實，認識古代中國手工業發展的基本特征。概括說通過本課的學習，讓學生了解中國古代手工業發展的基本史實，能對其中三大手工業部門的種類、管理等方面進行舉例；在理解中國古代手工業發展的特征基礎上，對手工業特有的“工官”制度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還能聯系實際，給本地手工業發展出謀劃策。由于本課知識點零碎，識記內容較多，知識容易混淆，學生很容易感覺枯燥，可能產生抗拒心理，所以在領會課程標準后，教師下一步要思考的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在完成教學任務的同時還能兼顧學生的感受、引導他們主動學習。在具體教學環節上，可以選擇采用了以下的教學環節：
【教學過程設計】
第一環節：音頻導入
利用多媒體播放音樂《青花瓷》和視頻《古代中國陶瓷展覽》，讓學生對陶瓷業有初步了解，并對手工業生產的基本情況作簡要介紹，在此基礎上提問學生自然經濟背景下的手工業經濟都有哪些部門。
【設計意圖】導入是課堂教學的重要一環，是課堂教學的前奏，是一出精彩大戲的“序幕”。可以這樣說，一堂課導入的成與敗直接影響著整堂課的效果。對于這個環節，播放學生耳熟能詳的音樂和視頻給學生帶來聽覺、視覺的雙重享受，很容易獲得他們的共鳴，引起他們的興趣，形成主動學習的狀態，從而順利進入新課的學習。
第二環節：“問題設置”
教師提供給學生有關手工業經營形態的三則史料，讓學生分析、思考古代手工業的主要經營形態，歸納出這三種手工業經營形態的演變、特點（分別從管理方式、產品流向、流通方式角度歸納）。
材料一：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
――《漢書•貢禹傳》
材料二：（豪強）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
家聚眾或至千余人。 ――《鹽鐵論•復古》
材料三：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
――《孟子•盡心上》
解決問題后，教師還要引導學生從當時的社會經濟形態上去分析：古代中國手工業中“工官”制度的含義、特點及利弊，了解“匠戶”制度，并嘗試總結官營手工業和私營手工業在社會經濟中地位的消長變化反映了什么問題，進一步加深學生對手工業經營形態的認識。
【設計意圖】新課改提倡的創新教育簡單說，教學要做到以“問題”為主線，善于創設問題情景，所以這個環節通過設置問題，鼓勵學生根據提示并結合史料多角度、多途徑尋求問題解決方法，用發散性的思維考慮問題，從而提高他們閱讀歷史文獻的水平，培養他們獨立學習和探究的能力。另外，由于“工官”制度的弊是本課的難點，學生在分析后教師要進行及時的闡釋，加深他們的了解：“工官”制度使得技術水準較高的手工業局限于為帝王貴族服務，技術發明和革新不能服務于社會；行業之間相互隔絕，新技術難以推廣，再由于技術工藝的傳承也是封閉的，很容易導致技術失傳。
第三環節：“圖片展覽”
設置“中國古代手工業博物館”，將手工業生產部門分成“紡織廳”、“冶煉廳”和“陶瓷廳”三個展廳，將不同時期、不同手工業代表的圖片以年代來展示手工業發展的歷程，方便學生了解，加深他們的印象。展示完手工業發展的基本史實圖片后，鼓勵學生根據圖片結合課本知識，按照朝代匯總出古代中國手工業的發展情況表。
【設計意圖】課程標準明確要求學生能夠列舉出古代中國手工業發展的基本史實，但這部分內容知識點又小又多又雜，學生不太好掌握，所以在處理這部分內容的時候，選擇采用圖片展示和表格匯總的方式讓他們對此有直觀的認識和了解，幫助他們記憶，而且通過這種對比和展示，學生對古代中國的手工業有更深的了解，增強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加深他們對偉大祖國的熱愛之情，增強他們為民族優秀文化的傳承之心。
第四環節：“知識擴展”
讓學生結合課本在地圖上標記出宋代五大名窯的位置分布。
【設計意圖】地圖是歷史教學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人們認識、了解事實的一種重要載體，可以起到“以圖代文”的功能。采用歷史地圖標記位置的方式，不但可以讓學生對瓷器不同種類有所認識，還可以直觀感受到古代中國被稱為“瓷都”的原因，從而擴充本課的知識。
第五環節：“分組討論”
讓學生分成四組，引導學生進行縱向朝代比較、橫向世界比較并結合史實，從手工業部門的分工、技術、規模、地位等角度分析、總結手工業發展的特征，學生發言后教師再進行總結。
【設計意圖】手工業發展的特征是本課的重點也是一個難點，這個環節采用小組討論，不僅是為了找到答案，更重要的是激活他們的思維，促進他們用多元化角度思考，并在小組合作中增強團隊合作意識。在討論中，教師盡量淡化標準答案，不說出明確答案，而是讓學生自己動腦討論，給予他們思考的空間。這樣就不會壓制學生的思維，從而培養他們創新能力。
第六環節：“自我測評”
一堂教學課是否成功要以學生掌握情況為標準判斷的，在檢驗學生對本課的掌握上選擇一則有錯誤的，讓他們用剛學知識來糾錯。
私營手工業的特點范文2
關鍵詞：西漢私營商業；國家；博弈
Abstract:PrivatecommerceintheWestHanDynastywasabletocompetewiththeStatebecauseitsimportantroleinpromotingagriculturalandhandicraftproduction,strengtheningregionaldistributionofproduction,actualizingsocialreservesandhelpingmonetizeStatefinance.Thelevelofeconomicgrowthinthedayrestrictedthegeneralscaleofcommerceandlimitedthespaceofgrowthofprivatecommerce.Asaresult,conflictsbetweeninterestsoftheStateandprivatemerchantsledtoimplementationofacommerceoppressingpolicytotransfermerchantprofitsfromprivatemerchantstotheState.Insuchconflicts,theStateastheleadingpartyfoundthebeststrategyandrealizedastrategicbalancebetweentheStateandprivatemerchants.
KeyWords:theWestHanDynastyprivatecommerce;theState;competition
戰國以后，私營商業迅速發展起來，與此同時，抑商政策也逐漸實施并強化。在意識形態領域，私商被貶低、丑化甚至妖魔化，成為主流意識形態斥責的對象。筆者已經指出，抑商政策并非抑制商業，而是國家從私商手中爭奪商利［1］，那么，這種爭奪是如何具體實現的呢？是不是國家可以為所欲為，而私商毫無還手之力呢？似乎并不是這樣，二者處于勢均力敵的博弈之中。本文試圖以西漢為對象，具體探討一下國家與私商之間的博弈關系。
一、私商的經濟功能
對于私商的作用，秦漢時的執政者和主流思想多持否定態度，今之學者亦多沿襲之，如林甘泉等先生就認為，西漢商業繁榮至少有一部分是虛假、畸形的，它導致三個后果：一、“供需脫節，生產的少，消費乃至揮霍的多”，“促使物價騰躍，加劇社會動蕩”；二、“刺激統治階級的消費欲求，從而強化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削”；三、“農民生活條件不斷惡化，最后導致以農業為基礎的整個國民經濟出現危機”［2］524。這種否定態度一方面對私商的經濟職能沒有做充分的考慮，另一方面又對私商的能量估計過大，似乎他們真可以超越經濟規律的限定去發揮危害社會經濟的作用。
我們知道，根據經濟學一般原理，只要社會存在分工，而且這種分工發生于不同的所有權之間，那么，社會經濟運動作為一個統一體，只有實現了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諸環節，才能最終完成?！耙欢ǖ纳a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當然，生產就其片面形式來說也決定于其他要素?！保?］102這就是說，生產決定交換，交換反過來也決定了生產，它們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因此，在任何一種社會經濟形態下，無條件的發展交換或抑制交換都是不可能的。就一個較長時間而言，經濟規律自然會調整交換的類型與規模，使其與生產相適應，使整個經濟運動成為協調的過程。在短時間內，在一些特定的條件下，人為作用有可能使交換出現超前或落后的狀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生產，但正因其影響生產，故必然很快為經濟規律所糾正，改變為正常狀態。商業不過是交換環節相對獨立的存在形態，而私商不過是這種交換職能的實現者，因此，只要社會有交換的需求，私商的存在及其利益追求都是有經濟依據因而完全合理的。
具體來說，西漢私商的經濟職能可以歸納為如下幾個大的方面。
1.維護和促進農業生產。繼承并改造了戰國國家授田制的秦漢名田制，造就了一個廣泛的小農階層。小農經濟的基本特征是男耕女織、自給自足，但由于其生產只能涉及極小的范圍，故自給自足程度其實非常有限，不僅遠遠低于東漢以后的莊園經濟，也低于春秋及其以前的農村公社經濟，以鹽鐵為中心的許多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只能求助于市場，如王莽所說：“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保?］卷24下《食貨志下》而私商的經營活動正好滿足了這一需求，使農業生產得以正常進行。這里有一種誤解，以為鹽鐵等商品私營因“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5］卷1《禁耕》私商由此獲得暴利，而農民“不得不忍受他們的盤剝”［2］804。私商當然要獲取利潤，因而農民必然要交出一定的剩余勞動，但《鹽鐵論》中桑弘羊等人言論主要著眼于商利被私商獲取，未能流入國家之手。史籍中描述的私商種種惡行和惡果，大多是站在國家立場上，對私商獲取利益的一種痛恨和羨慕。其實鹽鐵私營之時，由于私商互相競爭，產品售價與農民購買能力之間會達到一個相對平衡，不致太離譜，而鹽鐵官營之后，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受到的不利影響更大，“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6］卷30《平準書》，“鹽、鐵價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淡食”。官營鹽鐵質次價高，農民只好不用，而官府也“賣器不售”［5］卷6《水旱》，商品為市場所拒絕，只好“強令民賣買之”［6］卷30《平準書》。兩者相權，鹽鐵私營對農業還要有利些。
2.促進手工業生產。產品絕大多數進入市場并實現交換，是手工業生產存在的前提，由此才能得到自己必須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同時得到進行再生產的動力。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戰國秦漢的私營手工業必須仰賴于商業的發展，很多時候二者合為一體，私營手工業者同時就是私商。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所列舉大商人，多以經營手工業起家，直接將自己的產品推向市場。蜀卓氏“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程鄭“冶鑄，賈椎髻之民”［6］卷129《貨殖列傳》。其商業行為保證并推動了手工業的順利發展。
3.互通有無，實現并促進了區域分工。先秦至西漢，專業分工極為有限，商品生產并不發達，絕大多數產品作為使用價值被生產出來，只是在商業活動的推動之下，方轉化為商品。這種轉化的基本前提，就是不同產地由于自然條件差異而形成的產品種類差別，正如司馬遷所描述，“山西饒材、竹、、、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6］卷129《貨殖列傳》。商業溝通各地特產，“茂遷有無”［4］卷100下《敘傳下》，從而變自然差異為區域分工，使全社會得到了更多種類的資源和產品，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商業所發掘和推動的需求又進一步促進了各地特產的生產，使區域分工更加強化。
4.通過囤積投機，實現社會儲備功能。囤積居奇、謀取暴利的投機貿易是先秦至西漢商業的又一重要內容，如計然“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6］卷129《貨殖列傳》。其依據是自然條件以及生產周期所決定的生產時間性差異。就商人來說，其驅動力是謀取商利，但就社會生產來說，卻因此實現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儲備，以應缺乏時使用。由于小農經濟實力微弱，自我儲備十分有限，這種囤積投機對于解決小農在特殊時期的物資缺乏具有一定的意義。
5.幫助國家實現財政貨幣化，使之順利運轉。西漢稅收及支出大多采用貨幣形式，就稅收而言，除田租收取實物，徭役中一部分直接征發勞役外，其余如算賦、口錢、獻費等人頭稅，關稅、市稅、鹽稅等商稅，車稅、船稅、算緡等財產稅，更賦等代役稅，均征收貨幣，是稅收的主要形式。用以繳納稅收的貨幣絕大部分來源于市場，而國家得到的貨幣只有通過市場這一中間環節才能被消費掉。正是私商的經營，才使生產者的產品轉化為貨幣，又使國家的貨幣轉化為消費品。
二、市場對私商的調控
私商的經濟職能是其存在依據，也是它對社會的正面積極作用，但是，私商的本性是追求無限的利潤，因此其一切行為的出發點都是自己的私利，未必會主動關心社會整體利益，如果其無限制發展，必然會對社會經濟造成危害。那么社會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既使之發揮積極作用而又避免其消極影響呢？答案是市場，以無形的手調節有形的商品交換行為。
統觀西漢市場，商品交換主要發生于三大社會經濟力量之間：農業人口（主要是小農）、手工業者和國家。
國家是商品物流的一大節點，它的特點是不事生產、只作消費。其消費品可以粗分為三大類：基本口糧類，其他特殊零星農產品類，手工業產品類。就一般比較合理的物流過程看，基本口糧類直接取自農業，后兩類則來自市場?？傮w來看，在一定生產水平下，社會所能提供給國家機器及其組成人員消費的價值或勞動總量是確定的，盡管國家有攫取最大量社會財富的欲望，但實際攫取量只能局限于一定的限度之內，如果超限向社會索取，則只能導致自己的滅亡。而在國家所獲社會財富中，基本口糧消費部分和其他消費部分的比例大致也在一定數額限度之內，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也就是說，不管商品經濟以何種方式運行，不管農民繳納的賦稅是實物還是貨幣，由國家需求所導致的市場規模大致是確定的，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農業是商品交換物流的最大節點。傳統農業以男耕女織為基本經濟活動，其傾向于自給自足，但總有一些物品不能生產或自己生產很不合算，例如鹽鐵及一些特殊用品，只能求助于市場。由農業需求所形成的市場底線具有相當的剛性，即最少也必須從外界購入一定數量的鹽鐵，但上限卻有著相當大的彈性，隨著農業經濟類型、生產狀況的變化，對市場的需求也有變化，從而導致市場規模相應變化。農業參與市場的程度，給整個社會經濟以極大的影響。農業向非農業人口提供的農產品特別是糧食，既決定了其生活消費水平，也決定了其生產狀況，因為它直接限定了從事非農業行業的人口數量。
手工業是商品物流的又一大節點。它的生產品一方面流向國家，供其消費；一方面流向農業，供其所用，而它所需要從外部得到的物品便是農產品，或作為生活資料，或作為生產資料。相對于農業生產周期長、季節性強、受制于氣候等自然條件變化，手工業具有更大的穩定性，就短時期而言更易獲利，即所謂“用貧求富，農不如工”［6］卷129《貨殖列傳》，再加上原料很大一部分來自內部，如礦產之類，不受外界制約，因此手工業生產有一種潛在的無限擴張的欲望和能力，但實際上它并未極度擴張，原因就在于受到農業的強力制約。手工業人員生活資料很大一部分特別是食品類必須來自農業，生產資料中也有一些來自農業，這些農產品只有通過交換才能獲得，而交換得以實現，必須有農業方面對手工業產品的需求。這樣，盡管手工業有無限擴張的欲望和能力，但有限的需求始終限制著它的生產規模。就手工業生產所造成的市場來看，其發展程度及動力主要取決于需求，這又可兩分為國家需求和農業需求，前者相對穩定，后者的變化便成為至關重要的因素，決定著手工業的盛衰。
總括上述，西漢市場可以分為兩大塊。一是由國家需求所導致的市場，因其本質是消費市場，故發展程度取決于國家從社會攫取的剩余勞動量。剩余勞動主要來自農民，在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消費水平上，農民所能提供的剩余勞動率相對穩定，而在國家的穩定存在期，國家剝削率也相對穩定，因為過量剝削必然導致國家自身的崩潰。所以，國家用于消費的剩余勞動量相對穩定，由國家消費所導致的市場總體規模也相對穩定。一是由農業和手工業之間交換所形成的市場，其決定性因素是農業方面的需求。農業人口最基本的市場需求是鹽鐵，在此基礎上，隨著農業經濟類型和生產狀況的變化，需求也有變化，但變化幅度有限，因為農業在本質上仍可歸屬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相對穩定的農業需求所導致的市場總體規模也是相對穩定的。
相對穩定的市場確定了商業的總體規模，誰也不可能超越這一限制，當然它也就限定了私商的發展空間。堅持抑商者為證明抑商之必要，竭力證明商人之暴利，如晁錯說：“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保?］卷24上《食貨志上》似乎凡經商者皆得暴利。其實，市場總體規模限制了商利總額，眾多商人分割商利蛋糕，斗爭必然極其激烈，有成功者，有失敗者，市場競爭也必然使利潤趨于平均化。商業領域絕非晁錯所說是遍地黃金，誰都可以滿載而歸，成功者背后有更多失敗者。在現存秦漢史籍中，我們看到的只是私商的成功，很難找到失敗私商的哀嘆(注:在商業較為發展的明清時期，則可以看到許多失敗私商的記述，此時“徽商”實力可觀，也被時人所重視，但“徽商經營失敗的事例在傳記中所占比例頗重，常被讀者輕忽?；丈汤僳E天涯，客死異鄉，甚至無顏返鄉，其子千里尋父，幸者尚得‘父子相持而泣’，慘者‘扶持（尸骨）而歸’，種種情節堪成絕好悲劇題材?！眳⒁娡跫曳丁吨袊鴼v史通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頁。翻檢《明清徽商資料選編》等書，此類資料還有許多。)，但也可以看到激烈競爭和利潤平均化的痕跡?！尔}鐵論》中賢良述鐵器制作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不善者不售。農事急，挽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谷新弊易貨；或時貰民，不棄作業?！保?］卷6《水旱》不僅要做出最好的器具，直接送到田頭，還允許農民賒欠，這當然是商家競爭的結果。另外從物價也可看出，私商經營鹽鐵時，“鹽與五谷同賈，器和利而中用”。而官營之后，“鹽、鐵賈貴，百姓不便”。［5］卷6《水旱》私商經營鹽鐵時質量較好而價格較低，當然是互相競爭的結果，市場供求關系自然而然調整了商業的規模、物價的高低、商利的多少，使之趨于合理。
三、利益沖突導致抑商政策
如果僅僅從社會經濟運行角度看，社會需要一定規模的商業，私商滿足了這一需求，在社會經濟中發揮著積極的不可替代的正面作用，對于其超過社會需要的發展，市場供求關系又實施了有效的限制和調節，那么，為什么國家還要強力實施抑商政策呢？
西漢國家并不否認工商業的重要作用，即使在強力抑商的漢武帝朝也是這樣。抑商政策重要干將桑弘羊說：“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谷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5］卷1《本議》工商業是社會必需，它們直接影響到農業和整個社會經濟。這種看法是眾多主張抑商者的基本觀點，如實施重農抑商政策的鼻祖商鞅就說：“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農辟地，商致物，官治民?！儇?，必削。”［7］卷1《去強》荀子曰：“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8］卷7《王霸》“王者之法：……關市幾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保?］卷5《王制》韓非子曰：“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則入多?！保?］卷15《難二》他們都主張給商業創造一定的便利，從而促進經濟發展，使國家得到實利?？梢姡稚痰某霭l點并非因其影響了農業、并進而影響了整個社會經濟。桑弘羊道出了漢武帝時實行抑商政策的秘密：“匈奴背叛不臣，數為寇暴于邊鄙……故修障塞，飭烽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于邊，將何以贍之？”［5］卷1《本議》因軍費匱乏，方實施鹽鐵官營等政策，攫取商利，以供軍需。因此，抑商政策的實質是把商業利潤從私商轉移到國家手中，是國家與私商經濟利益沖突的結果。不在商業的發展程度是否合理，而在商利歸入何人之手，與農、工、商發展比例之類并無關系。盡管桑弘羊也辯解說：“令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侈，絕并兼之路也?！保?］卷1《復古》但這只是附帶效果，爭奪經濟利益始終是抑商的首位原因。
國家是一個經濟利益集團［10］，它總是試圖從社會攫取最多的剩余勞動，但在一定的社會中，剩余勞動總量大致是確定的。僅就商業領域看，農業發展水平決定了它提供給各種非農業人口的糧食等生活資料的數量，這些生活資料大多需要通過交換轉移出去，由此決定了市場的總體規模，從而也決定了社會總剩余勞動轉移于商業領域的總量。也就是說，當生產力發展水平、剩余價值剝削率等重要經濟因素未發生重大變化時，商業利潤總額是確定的。私商和國家的利益都來源于此，都希望從商利蛋糕上分得更大的一塊，二者的矛盾和沖突便屬于必然，正是這種利益沖突促使國家推行抑商政策。
國家的這種利益追求使中國古代的“抑商”政策具有了很明確的內涵。這種政策由抑制私人商業和發展國營商業兩方面組成。抑制私商，有“不得仕宦為吏”［6］卷30《平準書》、“無得名田”［4］卷24下《食貨志下》等政治社會措施，有“算緡告緡”等經濟措施。發展官商，措施主要有三，一是實行鹽鐵等重要物資的專賣制度，二是以“均輸平準”等方式占領大宗貨物或特殊貨物市場，三是壟斷貨幣鑄造權。因此，“抑商”的準確定義應是“抑私商、揚官商”，而絕不是違背經濟規律去“抑制商業”。顯然，這種政策對經濟運動過程中的交換流通環節影響甚小，而對分配環節作用較大，其目的是在社會總商業利潤中，減少私商所得，擴大國家所獲，也即國家從私商那里奪取商業利益［1］。
四、國家與私商的博弈
在國家與私商的利益沖突中，由于掌握著權力，國家是強勢集團，似乎可以永操勝券，將商利全部攫取在手，但實際情況并不盡然，由于私商承擔著重要的社會經濟功能，因此二者處于勢均力敵的博弈狀態。統觀西漢200余年，全面推行抑商政策是在漢武帝時期，若從開始實行鹽鐵官營等政策的元狩四年（前119）算起，到“輪臺罪己詔”的征和四年（前89）為止，其間不過30年，大部分時間私商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為解決對匈奴戰爭的軍需，漢武帝一改西漢前期寬松的商業政策，剝奪、壓制私商，使之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6］卷30《平準書》。其主要措施有：將鹽、鐵、酒的生產經營權收歸國有，國家壟斷鑄幣權，以算緡等形式多次加重商人稅負，用告緡政策直接剝奪商人已有財富，通過均輸平準直接參與商業經營、與私商競爭并攫取其商利，規定商人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限制商人資本進入農業領域。這些政策確實解決了國家財政問題，“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6］卷30《平準書》，有力支持了對外戰爭，但隨之而來的卻是深刻的經濟危機。到武帝末年，全國經濟已經面臨崩潰，“海內虛耗，戶口減半”［4］卷7《昭帝紀》，“人復相食”［4］卷24上《食貨志上》，社會處于動蕩之中，“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6］卷103《萬石張叔列傳》，“郡國盜賊群起”［4］卷66《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國家財政也瀕臨崩潰，“大農陳藏錢經，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縣官大空”［6］卷30《平準書》。造成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種經濟統制政策，其中包含全面的抑商政策。經濟崩潰迫使漢武帝不得不退回到出發點，采用比較寬松的經濟政策，其中包含放松對私商的管制，當然，政策的實際改變是在昭帝時才得以完成的。
為什么作為強勢力量的國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這是因為，社會經濟是一個復雜系統，當國家采取某種政策干預經濟的時候，實際上形成了包含國家在內的多種經濟力量博弈的局面，其結果取決于實際的博弈過程而不是國家單方面的意愿?；蛘哒f，國家經濟決策實際上是一個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最優對策選擇問題，選擇得好，能夠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否則就要付出某種代價，損害自身的利益。
就國家對于私商的政策來說，不外有三種選擇：全面管制，全面寬松，部分管制部分寬松，而西漢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對這三種政策都進行了嘗試。
楚漢戰爭結束到漢武帝初年大約百年時間內，西漢政府對私商采取了寬松放任的政策。雖然劉邦時有“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6］卷30《平準書》的抑制私商政策，但到惠帝、呂后時，“復弛商賈之律”［6］卷30《平準書》，全面廢止了劉邦時期的各種困商辱商政策，文景時期進一步放松對私商的管制，使之得以進入包括鑄錢、冶鐵、煮鹽在內的各手工業生產領域，允許商人購置田產和奴婢，又可借助鬻爵政策“入粟”補官或拜爵，從而使私商可以進入農業和政治領域。寬商政策與其他經濟、政治政策一起，造就了西漢前期經濟的高速發展，“民人給家足”，國家也積累了大量財富，“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4］卷24上《食貨志上》。但是在國家看來，這一結果并不理想，因為并沒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私商“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4］卷24下《食貨志下》，富商手中的這部分財富不能為國家所用，且其“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4］卷24下《食貨志下》，形成政治上的異己力量。等到對匈奴戰爭開始，漢武帝便借機改變經濟政策，對私商實行全面管制。
漢武帝全面管制經濟的政策破產后，其后繼者采用了與前兩階段都不同的政策：部分管制而部分寬松。鹽鐵會議后，首先取消了酒榷和關內鐵官(注:桑弘羊奏“請且罷郡國榷沽、關內鐵官”，得到昭帝的允許（參見《鹽鐵論》卷7《取下》，中華書局1992年版）。)。此后鹽鐵官營政策基本未變，但時見寬松，允許私商經營，如元帝時曾有三年廢除鹽鐵官營(注:“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參見《漢書》卷24下《食貨志下》，中華書局1962年版）。)，又如成哀間之蜀地私商羅裒，“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訾至鉅萬”［4］卷91《貨殖列傳》。另外，均輸制度可能削弱或取消(注:鹽鐵會議后史料中不再為提及均輸。元帝黃龍四年“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參見《漢書》卷9《元帝紀》，中華書局1962年版），罷除了鹽鐵官、常平倉等重要經濟機構，亦未提及均輸。哀帝時鮑宣上書曾提到“三輔委輸官”，用“委輸”而不用“均輸”，大概也是因為均輸機構已撤消。)，私商的社會地位有所改善，市籍制度有名無實，商人為吏漸趨普遍。部分的寬松政策加上和平環境，很快使經濟得到恢復發展，糧價甚至低到歷史上少有的每石5至8錢，國家財政也大大好轉。劉向評價宣帝時期說：“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于太宗（文帝）之時?！保?1］卷2《正失》
西漢國家商業政策似乎經歷了一個不斷的“試錯”過程，從全面寬松到全面管制，又改為部分管制部分寬松，正是在與私商的博弈中，國家找到了最佳對策。毫無疑問，國家謀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總是試圖全面控制商業，并將商業利益全部歸入己手，但私商以其社會經濟功能予以抗衡，如果不能恰當保護私商利益，則社會經濟會受到損害，進而危害國家利益。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動態博弈的鏈條。當國家全面管制商業，將自己利益最大化，相應則使私商利益最小化，私商不能發揮其經濟功能，給社會生產帶來損害，從而導致社會經濟的破壞和衰退，并進而使稅收大大減少，與國家本來的意愿形成尖銳對立。當國家全面放松對商業的管制，私商利益得到較好維護，較好發揮了其社會經濟功能，社會經濟繁榮，國家稅收也較好，利益得到一定的保證，但國家利益還沒有實現最大化，私商手中太多的財富仍為國家所不滿，且易于形成異己力量。博弈的結果，選取一種能使社會經濟能得到較好發展，同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對策便成為國家的最優選擇，而要使社會經濟較好發展，必須發揮私商的經濟功能，即必須給私商一定的寬松環境。昭、宣以后，西漢政府就是走了這樣一條道路。
對于西漢商業政策的這一變化過程，用現代經濟學中的博弈論可以作出一個較好的說明。因無法知曉西漢具體經濟收益數據，所以只能做一些假定，以進行模擬分析，其目的不在得到準確結論，只為說明博弈過程。
為簡化分析，假定國家與私商二者都是理性經濟人，其間為完全信息博弈，雙方對策選擇大致各有三種。國家可選擇對私商全面管制（全管）、部分管制部分放開（半管）、完全放開（不管）三種。私商亦可選擇三種，全力投入商業領域（全投）、部分力量投入商業（半投）、拒絕投入商業（不投）。各種決策的收益假定如下。
簡單化考慮，國家收益有兩方面，一是官營商業的利潤，一是國家向私商征收的稅賦等收入。由于社會經濟必須有一定規模的商業，假定其規模不變，全部由私商經營時所得利潤為1，由于國家經營商業成本高而效益低，假定其效益減半為0.5。對私商征收的稅賦因政策變化而有不同，假定在“不管”政策下占其利潤的30％，在“半管”或“全管”情況下加倍為60％。據此，在“不管”情況下，國家商業收益僅為商業稅賦；若私商“全投”，為1×30％＝0.3；私商“半投”，為0.5×30％＝0.15；私商“不投”，為0?！叭堋鼻闆r下，不論私商有無投入，其僅有官營商業收入，即1×50％＝0.5?！鞍牍堋鼻闆r下，官商收入確定，私商稅賦則據其投入而定，兩方面合計，“全投”、“半投”，均為0.5×50％＋0.5×60％＝0.65；私商“不投”，則為0.5×50％＋0×60％＝0.25。
對于私商來說，其收入僅為商業利潤去除上繳國家稅賦?！安煌丁眲t無任何收入，為0。“全投”，若國家“不管”，則凈獲利潤為1－（1×30％）＝0.7；若國家“全管”，則私商不可能有收益，為0；若國家“半管”，私商只能對一半商業獲取利潤，為0.5×（1－1×60％）＝0.2。這種情況下，假定私商投入資本為1，則其利潤率分別為70％、20％、0％。當私商“半投”，若國家“不管”，收益為0.5×（1－30％）＝0.35，“半管”，收益為0.5×（1－60％）＝0.2，“全管”，私商收益為0。因私商投入資本僅為一半，即0.5，其利潤率分別為0.35÷0.5＝70％，0.2÷0.5＝40％，0÷0.5＝0％。
按靜態博弈處理上述數據，則可形成下列矩陣(如圖1所示)。
運用劣勢策略消去法，可以逐步找到最優對策。對國家來說，不論私商采取何種策略，西漢前期所采取的“不管”收益最低，是最劣對策，首先應當消去。對私商來說，不管國家實施怎樣的商業政策，“不投”都毫無所獲，是最劣對策，應當消去。在剩下的矩陣中，漢武帝時期采取的“全管”政策是國家的最劣對策，應當消去，而對于私商來說，盡管“全投”和“半投”收益都是0.2，但利潤率大不相同，前者只有后者的一半，故“全投”是最劣對策，應當消去。由此可以得知，國家“半管”、私商“半投”是最優策略均衡，不僅國家利益實現了最大化，而且也為私商所能夠接受。
如果強調國家在這一博弈中所處的主導位置，按照動態博弈來分析，所得結果與上述靜態博弈相同，為節約篇幅，這里不再贅言。
五、余論
博弈論是當代經濟學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它同樣可以用來分析歷史上的經濟現象。傳統經濟學確信經濟活動一定會向某一方向發展，而博弈論則指出，由于利益沖突的經濟人之間不同決策的博弈，經濟運動將有多種“可能性”，并運用數學工具指明最“可能”的是哪一種，西漢商業政策變化歷史印證了這一點。西漢時期的國家商業政策并不完全具有必然性，作為社會強勢力量的國家，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嘗試著實行各種商業政策，在與私商的博弈過程中，最終找到并實施了最優策略均衡。這一現象也說明，從長時段來觀察經濟運動過程，它具有一種總體的必然性，但就短時段而言，具體經濟運動都是現實經濟力量相互博弈的結果，并不一定就是某種確定的結局，實際經濟過程因為活生生的人的參與而具有了更加豐富的色彩和多樣的可能性。參加博弈的各方不僅盡量展示著自己的意愿和利益追求，而且在博弈過程中不斷學習，改正錯誤，選取最優策略，以謀取最大利益。這種狀況也使經濟史的研究具有了更活潑的內容，更多展示出經濟人的主觀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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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手工業的特點范文3
溫州流傳著一個美麗的民間傳說：在修筑溫州古城時，有一只白鹿銜著鮮花疾奔而來，把花插在城墻上后化作一團祥云飛入天際。白鹿跑過的地方，處處風調雨順，五谷豐登。溫州人民向往著、追逐著這美好的一天。
這一天終于來到了。1978年，當中國打開封閉大門的那一刻，溫州第一個“捷足先登”，明星般升起在泛金的甌江，成了一道搶眼的市場經濟風景線，被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列為全球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
溫州是我國民營經濟的發源地，也是目前我國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地區。溫州人以“千軍萬馬辦企業、千家萬戶搞生產、千山萬水找市潮的澎湃激情，從家庭作坊式工業起步，一步一步發展成為我國民營經濟的前沿陣地。
當龍頭企業逐步淡化生產，注重品牌建設或者其他投資的時候，便給中小企業乃至小作坊的發展帶來了機會。特別是對于門檻較低的行業，一批小工廠便會涌現。在沿海城市生產企業正處于向內地梯隊轉移的特殊時期，各種形態的鞋服小作坊便異?；钴S。作為生產企業配套的延伸，小作坊一直存在，但近年來增加的速度特別快，現象特別明顯。許多在企業里有一定技術水平的外來務工人員，便懷著創業的夢想，拉上親戚或者老鄉幾個人、十幾個人一起，做起來料加工的小廠。
細心的人都會發現，在溫州眾多民營企業中都離不開同一條發展之道：從最初名不經傳的家庭小作坊逐步蛻變成“民企大鱷”。
據了解，溫州民營經濟是集群經濟，主要有三大特點。
“小題大作”——小商品大市場、小配件大配套、小產品大行業、小企業大協作、小資本大集聚。在溫州，一個村或鄰近的幾個村是某種產品的產銷小基地，一個鎮或鄰近的幾個鎮是某一產業的產銷大基地。
“舉輕若重”。溫州手工業一直較發達，目前輕工業產值占全市工業的2/3，已建成一批“國”字號生產基地，包括中國鞋都、中國鎖都等近20個。
“無中生有”。溫州可利用的礦產資源非常少，企業自身也沒有多少人才和技術，但溫州人的創造精神能做到“無中生有”。蒼南縣的水頭鎮、甌海區的郭溪鎮，都無畜牧業，卻成了全國最大的豬皮革、牛皮革生產基地。溫州沒有汽車生產企業，過去也沒有摩托車企業，而瑞安市的塘下鎮汽摩配件生產企業集聚，成了全國四大汽摩配件產銷基地之一。
創業優勢
溫州人具有強烈的致富欲望和吃苦耐勞、敢闖天下的精神。溫州的創新意識之強烈，商業文化之成熟，享譽全國，創業氛圍極其濃厚。
私營手工業的特點范文4
關鍵詞：資本主義萌芽，資本流通，法人，合伙
科大衛先生最近發表的大作[1]對中國經濟史上的關鍵問題之一——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作了新的探討，筆者由此所得教益極多，因近年一直從事典當業、高利貸資本、合伙制方面的研究，與大作內容聯系頗為密切，一些問題我也進行了長期的思考，觀點雖稍有不同，卻似有所補充。本文意欲就以下幾個問題略述拙見如下，以就教于科大衛先生及其他學界大雅。這些問題包括：第一，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主題問題；第二，合伙組織與法人問題；第三，15－18世紀中國資金市場[1]發育程度的估計問題。
（一）“作坊資本主義”、“期貨市場的資本主義” ：與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主題有關的幾個問題
關于這一問題，科大衛先生在文中將中國學術界所研究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實體稱之為“作坊資本主義”,認為手工作坊既非資本主義的制度，亦不構成引致資本主義原因，所以“作坊中雇傭關系的性質，只不過是一個側面的問題”?！澳敲从嘘P資本流通的制度，在中國是否已經充分發展，是否足以提供大規模使用新技術的必需的投資”，才是“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核心部分。既然如此，他主張改弦易轍，到“祀產的發展和交易過程證券的應用中尋找資本主義制度的興起”。［1］（p59.61.67）那么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究竟是“作坊資本主義”呢？還是明代以后的“祀產發展和交易過程證券的應用”即“期貨市場的資本主義”：呢？也就是說，我們是應該從資本生產即生產方式的角度還是資本流通的角度來研究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問題[1](P67.P64)呢？這涉及到資本主義萌芽的實體及研究的主題問題，值得我們首先為之置辯。
在開始本文的討論時，亦欲仿科大衛先生文之順序，先對“資本主義”這個名詞予以適當的認識和界定。
應該說資本主義首先是一種生產方式或生產組織。馬克思的定義是“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2]( P358)這一起點的外在組織形式便是工場手工業，它存在于16世紀中葉到18世紀末葉。 [2]( P373)工場手工業最初是自發形成的，而“一旦它得到一定的鞏固和發展，它就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有意識的、有計劃的和系統的形式?！?[2]( P402)這一定義20世初的法國經濟史專家保爾·芒圖是基本同意的、他首先指出：“所謂大工業，首先必須將其理解為一種組織、一種生產制度?！彼J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的某些篇幅中，完成了歷史學家的工作。[4](P9.P20)重視精神因素的W·桑巴特（1863-1942）、馬克斯·韋伯（1864——1920）也是如此。桑巴特雖然認為“那由企業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組成一個統一的整體的心情稱為資本主義精神，這種精神創造了資本主義?！钡瑫r指出：“資本主義是一種交通經濟的組織，在此項組織中通常有兩個不同的人口集團對峙著：即生產手段的所有人和無產的純粹工人。……他們經過市場，互相結合，共同活動，此項組織并且受營利原則與經濟的合理主義的支配。” [5](P215.205)韋伯同樣認為：資本主義的西方近代形態是一種“自由勞動之理性的資本主義組織方式?！被蛘哒f是一種“個人創辦的、具有固定資本和確定核算的理性企業。”[6](P11)
在《世界經濟通史》第22章中他還指出：這種“理性的工業組織”須具有六個先決條件方能成立，即企業家占有生產手段、市場的自由、合理的技術、合理的法律、自由勞動、經濟生活的商業化。[7]而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則是自由勞動，因為合理的核算也好、合理的法律也好，“只有在自由勞動的基礎上才是可能的”。[6](P12)最近的羅伯特·杜普萊西斯“則將資本主義視作物質財富生產的一種特殊的組織方式。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個人和群眾以貨幣、信用、土地、生產性設備和原材料庫存等形式擁有資產。他們用這些資源雇傭工資勞動者，依靠他們的勞動生產出農業和工業產品（商品），然后將他們在市場上銷售，以實現利潤?！倍@種制度的核心，即“使資本主義制度區別于其他經濟制度的是企業主和工人之間形成的關系”。[8](P5)
總而言之，資本主義首先是一種生產方式，或者說是一種“生產制度”、“交通經濟的組織”、一種“理性的工業組織”、“物質生產的一種特殊的組織方式”。而“自由勞動”或者說“企業主和工人之間形成的關系”則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其他的因素都只有在自由雇傭勞動的基礎上才是有意義的，誠如恩格斯所言：在雇傭勞動中“包含著全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9］（p296）既然如此，以雇傭勞動為核心，探討明清手工業、農業、礦治、航運等行業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及發展應該說是基本正確的了。
那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又是如何研究資本主義的呢？是否如科大衛先生所言“整部《資本論》都在討論資本流通過程”呢？[1](P57)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首先，《資本論》研究的是資本流通、生產的全過程，或者說《資本論》研究的是資本依次經過三個階段，變換形式再回到原有形式的整個的循環運動。以圖示則大體如下：
資本循環總過程
第一階段：資本家在市場上以貨幣購買勞動力、生產資料，貨幣資本變成生產資本。
第二階段：資本家監督雇傭工人進行生產，創造出大于預付資本價值的商品，生產資本變為商品資本。
第三階段：資本家出賣商品，商品的資本再轉化為貨幣資本。收回預付資本并實現剩余價值。
。
其中第一、第三階段是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二階段是資本的生產過程。其次，馬克思一生學術研究的目的，也是寫作《資本論》的目的，是要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發展，及資本家剝削工人階級的秘密——剩余價值的生產，如果只研究資本的流通過程，是不可能達到這一目的的，因為資本的流通過程是不創造剩余價值的。此外馬克思還指出，只有在重商主義時期——對現代生產方式進行最早理論探討的時期——因為商業資本是資本本身的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并且曾產生過壓倒一切的影響，經濟學才從流通過程出發。馬克思認為這只抓住了假象。因為這實際上這是從流通過程獨立化為商業資本時所呈現的表面現象出發，而真正的現代經濟學是從理論研究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的。[3](P376)既然這樣，馬克思怎么會在《資本論》中通篇都去研究資本的流通過程呢？
那么，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與資本流通的制度的關系又如何呢？我覺得必須重視資本流通制度即資金市場的研究并將它與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結合起來。但是否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必須完全轉向資本流通制度的研究，是否在研究后者的同時必須否定前者，是否必須到資本流通制度的發展中去尋找資本主義，而不理會生產方式的變革，則還須進一步商榷。也就是說對于資本主義萌芽與資本流通暨資金市場（金融信用）的關系還必須重新加以探討。才能確定生產方式變革與資本流通兩個因素孰輕孰重。[2]
從中外學術界對資本主義起源研究的整體狀況看，除史學之外，較早的有以馬克斯·韋伯及W·桑巴特為代表的定性學派，本世紀2、30年代以著名經濟史專家H·皮雷納為代表的商業學派等[10]，比較近期的研究則有法國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陶蒲（Maurice Dabb）[11](P89)、羅伯特·杜普萊西斯等。
這些作者時代不同，觀點各異，從其所提出的資本主義起源的核心因素看，如史學側重生產方式的變革，關注新經濟因素在封建社會經濟內部的成長；如W·桑巴特與馬克斯·韋伯注重某種精神因素的作用；H·皮雷納注重商業的作用；[10]布羅代爾注重高層商業及信用制度的作用，即集市、交易所、長途販運貿易及其相適應的金融信用。[12](P87-93)黃仁宇總結意大利、尼德蘭、英國的經驗，概括出信用、專業經理、及經商技能三個因素，并指出重點是信用及法律對信用的支持[11](P57.P70.P95-96)等等。
由以上所引各家之說看，資金市場（金融信用）因素越來越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實際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起源的研究，也十分重視信用因素，馬克思認為，中世紀小生產者的資本積累是非常微小的，因為手工業、小農業等“只容許有少量剩余產品，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被消費掉?！盵15](P509注1)但是從流通領域中，很早便積累起了貨幣財富，這便是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高利貸資本是同小生產，尤其是小農占優勢的情況相適應的，它主要對小生產者放貸，也對那些顯貴主要是地主放貸，這是高利貸資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3](P672)。但是高利貸資本也有其他的“從屬的形式”，如商人借貸貨幣作為資本去牟取利潤的形式[3](P671)。至12世紀以后，作為高利貸資本的對立因素，信用制度發展起來了，在12和14世紀的威尼斯和熱那亞，由于海外貿易及建立在這貿易基礎之上的批發商業及國家擺脫舊式高利貸和貨幣經營者的需要，設立起了“信用組合”，在17世紀的荷蘭，雖然阿姆斯特丹銀行（1609）與后來的漢堡銀行（1619）一樣，并不標志著現代信用制度發展中的一個時代，它純粹是一個存款銀行，但商業信用和貨幣經營業已隨著商業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而發展，使高利貸資本開始從屬于工業資本與商業資本，舊式高利貸的壟斷自然地被了。在17世紀后30年及18世紀初，整個英國都有一種反對高利貸、使工商業和國家擺脫高利貸的要求，在英格蘭銀行創立之前（1694以前），1683年即有設立國家信用銀行的計劃，而且不久確實設立起來了。現代銀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閑置的貨幣準備金集中起來，投入貨幣市場，另一方面建立信用貨幣，限制貴金屬的流通[3](P680-683)。這樣銀行制度便造成了社會范圍的公共簿記和生產資料的公共的分配形式，從私人高利貸者手中奪取了資本分配的權力，從而將社會上可用的、可能的資本交給產業、商業資本家分配，這使資本揚棄了它的私人性質。
綜合以上所述來看，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和發展，在反對高利貸資本的過程中，銀行及其他信用組合發展起來了，高利貸資本開始從屬于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隨著中央銀行的建立，信用貨幣發行，貴金屬流通受到限制，銀行制度便奪取高利貸資本掌握的分配社會資本的權力?？偠灾?，信用這一因素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生及走向社會化的過程中，是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的。
但是信用因素在資本主義萌生階段的作用不能隨意夸大。 14、15世紀歐洲呢絨工業紛紛從行會控制的城市遷往鄉村，“外包工制”受到商業資本的控制，[12](P18)資本主義生產開始萌芽。然這種初興的資本主義企業規模很小，主要是利用現有的家庭紡織工人和他的工具，誠如布羅代爾所言“除了個別例外，資本家并不關心大生產系統，滿足于通過家庭勞動控制手工業生產，以便更好地保證生產的商業化。由于手工業方式的家庭勞動的存在，制造廠直到19世紀還只占生產中的小部分?！?[12](P92)故而資本主義生產初起時顯然不需要那么大的資本或那么復雜的資本制度。即使后來英國工業革命初期還是如此，例如“英國的棉紡業革命是在普通生活的土壤中萌芽的，多數發明由工匠做出，工業家往往出身低下。投資最初數額較小，也容易借到?！?[12](P115-116)不但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歐洲其他各國“大多數企業的開業資本是以很不正式的方式籌自個人及其家庭、朋友、鄰居……廠房通常是租的，而且往往由原來別的用途——如寺院等——改建而成。需要量大的是周轉資本，而這往往是通過賒帳買進、現金賣出擠出來的。”[14](P264-265)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深刻地指出：并不是中世紀從流通領域積累起來的資本，事先購買了原料、材料、工具等，以之與雇傭勞動工人結合進行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本只不過是把它找到的大批人手和大量工具結合起來。資本只是把它們聚集在自己的統治之下?！边@便是資本的真正的積累過程。[15](P511)
總而言之，在資本主義萌芽階段，生產并不需要太大規模的資金，因而對金融信用暨資金市場的要求也不是那么高的。故而對資本主義萌芽過程中金融信用因素作用的估價似不宜過度。
當然這里也絕對不是否定工業革命與金融信用（資金市場）的關系。而只是對資本主義萌芽階段（15-18世紀）與工業革命發生之后即近代工業資本主義階段對金融信用暨資金市場的需求之間的區別稍加強調而已。到了19世紀以后，隨著近代機器工業的建立和發展，它與資金市場（金融信用）的關系便發生了本質的關系。依約翰·希克斯所論，由于商業貿易的推動，歐洲18世紀手工業得到發展，在科學尤其自然科學的推動下，機器工具及動力發明，引起投資擴張及形式變化，機器的應用使手工業企業中固定資金開始代替流動資金取得中心地位，固定資本貨物種類增加。以機器為中心的固定資本有一個特點：就是其價值只能逐漸釋放，這樣就對取得流動資金的取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主要適應海上及陸上長途販運貿易、批發貿易之需求而成長起來的西方資金市場（金融信用）在十八世紀得到發展，各種債券很容易地在市場上出售，流動資金比較容易取得，[16]（p130-136）再加上十八世紀的歐洲利率水平已經下降， [17]P413)于是乎工業革命便得資金市場（金融信用）之助而更快地向前推進。
就中國16-19世紀上半葉的情況看，以高利貸、商業信用、各種形式合伙制為代表的資金市場（金融信用）在這一時期也得到較大的發展，高利貸中生產性、資本性放貸比例增加，且在一些地區、行業中與經濟運行形成穩定的資金供求關系，利率表現出穩定和下降；錢鋪、錢莊在進行貨幣兌換的同時，開始發行信用貨幣，清代以后帳局、票號興起，在進行京債放貸及貨幣匯兌業務的同時，也多對商人放貸。再加上自古以來便已存在的當鋪資本性放貸加強，各種形式合伙走向普遍化，一些合伙尤其是長途販運貿易中的合伙資本規模大為擴展。各種金融機構、經營信譽較好的商業店鋪乃至富豪殷商都接受私人款項存儲，一些金融機構因此大大加強了作為信用中介機構的功能。商人尤其是鋪店零售商人還通過“賒”的手段獲得信用。所有這些使工商業者能夠較快地籌集資本或獲得流動資金，從而較好地適應了16世紀以后長途販運的發展、經濟作物種植和農業手工業的地區分工、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場經營發展的需要。亦基本上適應了當時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需要。這種關系在以下將詳細論之。至于19世紀后半期及二十世紀初工商業企業與資金市場關系問題，不屬本文范圍，此不具論?？蓞⒁姾檩绻躘18]、李一翔[19]等人的大作。
最后還須指出的是，為了否認所謂的“作坊資本主義”，科大衛先生極力否認工廠制度與作坊的關系，認為“手工作坊既非資本主義的制度，亦不構成資本主義的原因；工廠是資本主義的制度，但是它并非由手工作坊演變而來，而是19世紀西方工業革命的產物。它包涵了如同在作坊中使用的雇傭勞動，還把會計的方法用于生產的管理?！盵1](P59)這一觀點指出了二者的區別，是有道理的，但是完全否認二者之間的聯系，則又有不妥。理由是：第一、工廠制度既是19世紀上半葉工業革命的產物，同時也是手工業生產方式，尤其是手工作坊乃至與之相適應的整個社會關系長期演變的一個結果。作為一種生產方式（或“生產關系”或“制度”）絕對不是在19世紀上半葉一僦而就的，從西方經濟史看，至少經歷了獨立手工作坊——手工工場——工廠這樣的演變過程。中國雖未經歷獨立的手工工場階段，但后世大機器工廠與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場生產關系的繼承性也是非常明顯的。而且這種繼承，不僅表現在“包涵了雇傭勞動”，而且表現在包涵了與工廠制度有關的另一極即有關資本的一系列制度，如資本組織方式、企業經營方式等。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在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場階段積累的生產關系的基礎，即使發生類似工業革命的技術變革，工廠制度的產生恐怕也只能是一種幻想。工廠制度既建立在大機器工業的技術基礎之上，也建立于手工作坊、手工工場以來不斷積累的生產關系（或曰制度）基礎之上。就中國的情況看，近代工業雖由國外移植，但不少工廠即建立于手工工場的基礎之上，而且不少傳統的工場手工業轉化成了近代化工廠[25]（P 77-78）第二、生產關系確實是適應于與特定技術相適應的生產力的變化的，但生產關系也不是完全被動的，它也有自己的發展規律、自己的獨立性和連續性，否認這種獨立性、完全割斷這種連續性是不準確的。
總而言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對貨幣、借貸、合伙、典當等與資本流通有關的制度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研究，這一研究擴展了我們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認識，促使我們對資金市場（金融信用）因素的作用作出新的評價，但既然是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其主題仍只能是對生產方式變革的研究，資金市場即資本流通方式只是與之相適應的環境問題、條件問題。
[1] “資金市場”系方行先生談到封建社會要素市場時所使用的概念，參見方行《清代前期農村市場的發展》,《歷史研究》，1987年第6期。
收稿日期：
作者簡介：劉秋根，男，1963年生，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2]應該指出的是：科大衛先生之文尋找的是19世紀下半葉以后，即近代機器工業傳入中國、中國開始興修鐵路、開發礦山時，中國本土為什么沒有出現可以提供大額工業貸款的資本家，以致只有官督商辦、由國家出資或向外國銀行借款的原因。與這里提出的資本主義萌芽與資本流通制度的關系問題有聯系，但更重要的是區別。
（二）合伙組織與法人問題
科大衛先生談到宗族財產的合股占有時指出：“祀產可以比生意的合伙關系維持更長的時間……因此有名義擁有財產的祖先或神明，就具有了法人的特性……也許可以說，祀產是傳統中國對沒有皇帝特許的情況下，如何合股問題的一個答案……祖先和神明成為唯一有可能維持永恒不變的組織。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能期待會有長期存在的以個人名義擁有的資本性組織。如果說明清時期有長期存在的資本主義的組織，那么它們就是嘗產和廟產。”“許多祀產都表現了企業性的目標?！鄙倘速Q易是用號的名義做的，而卻用堂的名義擁有房地產。“這些生意和財產，或者其中的股份，就會成為以堂名義設立的嘗產，傳給子孫，而子孫不能將其瓜分掉。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維持的時間要短暫得多”。[1](P62-63)
故而，科大衛先生認為：以合股形式占有的嘗產和廟產，雖無皇帝特許，但卻是一種長期存在的資本組織，“具有了法人的特性”；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維持的時間要短暫得多?！币蚨痪哂蟹ㄈ颂匦浴Ｄ敲础昂匣锖推渌康纳狻本烤故欠穹ㄈ?？在什么條件下才能具有法人特性呢？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廟產、祀產具有法人特性的問題呢?
應該說，完整意義上的、近代的法人制度首先是從西方成長起來的，所以我們首先必須從西方中世紀及近代早期經濟、法律發展的歷史來考察這一問題。從這一角度看，我們發現在西方中世紀及近代早期存在多種多樣的商業社團組織，如行會、合伙等，而這些社團是在從自由設立到特許設立的過程中轉變為法人，而后又由特許設立轉變為自由注冊設立并進一步向大眾開放的。方流芳以西方行會的轉變為例，認為：“導致這種轉變的原動力是對行政性壟斷的追求?！薄罢乔笾趪覚嗔Φ募尤耄孕纬伤饺肆α侩y以單獨實現的行業壟斷?！倍鴩抑源_認商業社團的法人地位，“正是將商業社團改造成推行公共政策的工具?！币虼朔ㄈ顺跏夹螒B的最本質的特征即是“政企合一”，“法人社團被視為是國家權力的延伸。” [21](P157)
從西方法人制度發展的一般進程看，它經歷了從特許設立到準則設立的發展過程。早在13至15世紀的英國,大部分行會通過受領皇家特許狀或經國會法令特準成為法人社團。16世紀以后，由于海外貿易的擴大，此類特許公司普遍起來，此后，歷經三個世紀的發展，直至19世紀中葉，伴隨著特許制向準則設立的過渡，特許公司才逐漸消退。 [21](P158)、 [22]（P55-56）早期特許公司主要是一種管理性質的公司，資合不是必要條件，隨著貿易尤其是海外貿易的發展，從16世紀開始，從特許公司衍生出一種叫做合股公司的海外貿易組織。（joint stock company），這是一種行政壟斷權與資本相結合的公司形式，或又稱特許合股公司（chartered joint－stock company），隨著特許合股公司的形成，獨立法人人格的特征也就完全成型。與此同時，在特許公司出現很久以前便已出現的各類合伙企業，即非特許企業也在不斷申請而成為特許公司；特許公司最初只不過是行會即基爾特組織的海外貿易延伸而已，后來隨著它的發展，它才向國內各行業延伸。
隨著特許合股公司的成立及壯大，在原有合伙股份已經大量被轉讓的基礎上，向社會募集股份資本及合股股份的轉讓隨之興旺，17世紀末在阿姆斯特丹、倫敦已經有較固定的股票交易場所。但股份交易引發社會投機，發行可轉讓股票成了一種無本取利的特權，大量商人假冒特許公司參與股票的投機，引起股票泡沫化，為了打擊投機，扭轉這種股票泡沫化趨勢，以1719年英國泡沫法案為代表，各國頒布了一系列法案。但這一法案亦嚴重傷害了股票投資者，至1825年，英國泡沫法案廢除，1844年英國合股公司法出臺，規定廢除特許法人，人們可以通過自由注冊的方式，獲得組建企業的法人資格，無論是特許法人還是自由注冊的法人，其股份均可自由地轉讓。從此法人失去了受領壟斷權及分擔國家職能的特殊地位，這樣政企分開、政府職能在私法領域受到極大限制。[22](P59.P62) 、[21]（P162-163）
綜合以上所述可見：第一、無論特許設立還是依法自由注冊設立，法人資格都是國家給予的。[23](P31)第二、法人的出現是國家對營利性商業社團追求行政性壟斷的結果，一方面國家力圖通過這種手段推行它的某些公共政策，而另一方面，這些接受法人地位的社團則力圖通過公法權力的干預，達到取得壟斷某些行業經營權的目的。既然如此，我們可以從這兩個角度看看中國古代是不是也存在類似的歷史過程？
據筆者所見，目前學術界談到合伙與法人問題最早的當推日本學者今堀誠二先生，他將中國古代合伙分為三種形態，認為即使是均等出資、平均分配的古典合伙，合伙也可以對抗合伙的出資者，“具備了作為第三者的團體性”；[24](P622)而合伙分化第一類型的合伙，“帶有對抗于無機能資本家的獨立性”及“獨立于機能資本家的團體性”，這種團體性是一種“具備了相當接近于法人資格的團體性?！?[24]( P718)而對鋪東型合伙卻認為“合伙的獨立性并不十分充分，未達到所謂法人格的地步”。 [24]( P758.) [1]可見今堀先生是從團體性角度探討法人問題的。吳承明先生論及明代晉商資本合伙制時認為，明代徽商中的合伙，“可能還不是組成一個法人”。 [25]彭久松、陳然認為四川自貢鹽場的契約股份制極類似于近代的有限責任公司，是一種“由不同的財產主體按一定章程組建的以營利為目的并承擔民事責任的經濟聯合體”。[26]曹樹基認為：清代臺灣墾號是股份制企業，“類似于現代的法人，它擁有獨立的資產，具有法人資格，承擔民事責任。”“具備了類似現代企業法人的基本功能?！盵27]《中國民法史》則認為：中國古代的各種民事權利主體包括合伙并不是法人，因為“中國法人組織是從清末開始的”，即在清末第一次民法草案頒布之后才存在法人制度。[28]（589）
應該說，就中國古代的整體情況看，手工業、礦冶業、商業中的合伙制店鋪、作坊、工場或一次性的合伙販賣的結成，均是依事實設立，而不是依法設立。除了要遵守官府維持政治社會秩序的一般法律之外，其成立及經營并不依據特定的法律規范，不但國家成文法中沒有相關內容，封建地方政府及有關城市對工商業的一般政策中也缺乏相關規定。但是如上所述，官府處理與合伙組織有關的問題時又確實是將它作為團體來處理的，以區別于參加合伙的各股東個人。這一事實表明合伙作為一種營利性社團已經成為當時的民事法律主體之一，其財產的占有及經營活動的開展，是以團體的名義進行的，也就是說，其權利義務與合伙各股東個人的權利義務是有區別的?？偠灾匣锛词共幌笥行W者所主張的那樣：“企業是不是具有法律地位，歸根到底是由國家頒行的有關法律條文，如公司法所賦予的，即是國家法律給定的，”[23](P31)也就是說必須有明確的公司法，依此成立的合伙組織或公司組織等營利性社團才是法人，因為如上所述，在公司特許設立階段是談不上公司法的。但是像以上幾位學者那樣從合伙的團體性、合伙組織的內部特征、設立及存在的時間長短等法人的非本質特征來確定合伙是不是一個法人團體，似乎也是不準確的。這樣看來，將廟產、祀產看成具有法人特性也就不怎么正確了。
那么我們從什么角度來考察中國法人制度的形成和演變，或者說從什么角度來考察中國營利性商業社團（合伙、公司）是怎樣被賦予法人地位的呢？
與西方中世紀經濟史類似，中國歷史上也存在著“行”的組織，唐宋時代“行”的組織，除了同行業集會、平常經營聚集在一起以外，主要功能是官府向工商業者進行征斂。宋人記載言：“市肆謂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29](卷13《團行》)明中葉以后，會館出現；清代中期之后，公所、公會出現，這些類似于西方基爾特的組織才具有了管理壟斷工商業的某些功能。
但是因為中國古代歷史與西方古代中世紀史發展的差異，“行”也好、“會館”也好、“公所”也好，不但中國封建國家沒有明確地以某種形式賦予它以法人的資格，而且最終“行”、“會館”、“公所”等組織也未演變成實際上的營利性社團組織。
與西方特許設立形式上有些類似的事件是明清時代牙行的憑帖設立。明清牙行均需由朝廷批準，給予官帖，才能設立。從官帖所登記的內容看，大致相當于營業許可證。由官府查選地方殷實可靠的人戶充當。雍正十一年以后，整理牙帖，規定各省牙帖定數，從此以后，牙行設立不許隨意增加。而牙行的主要職能，一是替商人服務，即在商品交易中發揮居間、中介的作用；二是替官府執行某種市場管理的職能，如平準物價、監督度量衡、維護地方治安等 [30]（P1311-1332）。這樣看來，雍正十一年以后牙行雖不是被特許經營，但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行業壟斷的意義，因為牙帖數量有限，故在一定地段市場中，一家或幾家牙行是有一定壟斷專利的意義的。而且政府也通過牙行執行了部分公共功能。所以牙行的憑帖設立及所具有的功能確與西方公司的特許設立有某些相似的外部特征，但是因為兩項本質特征的區別，使我們還不能斷定二者之間就是完全相同的，第一、憑帖對牙行是否專享其特定名稱、統一印章，其成員是否可以利用其名稱發訟或應訴等即關于牙行主體特征缺乏規定。第二、對于牙行的機構、合股原則、成員責任、牙行擔任的政府職能等也無明確的規定。因而牙行雖憑帖設立，但也很難說他已經具有了法人的特征。
前引方流芳的論文還提到一個有趣的歷史事實，那就是，中國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設立了專司對外貿易的行商（洋行、十三行），而與洋行打交道的主要外商，即是由英王特許設立、壟斷遠東海外貿易和殖民事業的東印度公司。方流芳認為，二者頗為相似：（1）同是權力當局特許設立；（2）同樣分擔政府職能，行使公共權力；（3）同樣從政府處獲得壟斷特權。作為分擔公共職能的補償；（4）同是若干商人的集合體，且與官方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那么這些洋行是否就是某種與東印度公司類似的特許法人社團呢？方流芳認為是肯定的，因為，“在這種歷史的巧合背后隱含著法人社團的共同源頭——公共權利與私法權利的混合?！盵21]（P164-165）但是這種觀點理由似乎也不充足，雖然洋行特許專營的色彩比之一般牙行更濃一些，但與以上所述牙行的一般特征一樣，同樣缺少法人特許設立所應該具有的本質特征，故而也不能說清代洋行己經是一個類似于東印度公司的法人社團。
綜上所述可見，法人制度的確立暨合伙、公司等營利性社團組織被賦予法人資格，在中國已經錯過了特許設立的階段，而直接要到清末《公司律》等法律的制訂，他們才真正取得這一資格，[2]當然，誠如方流芳所論，西方近代商業公司（非行政壟斷性的營利性社團法人）制度雖然引入中國似乎毫無障礙。但是中國境內實際存在的公司真正轉變成近代商業公司卻步履維艱。從推行的過程看：中國近代公司制度的首先是在通商口岸的一些外資企業中推行，華人投資多于此附股，然后是由中國自己創辦的所謂“官督商辦”的工礦企業，最后才是民間資本成立的一些家族企業。[23]（P103-173）還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大陸公司企業之被賦予法人地位，大體也遵循了這樣一個發展的軌跡：即先是因外國獨資及中外合資企業的發展而制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1980）、《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1988年），然后在《民法通則》公布（1986年）以后，國內全民所有制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等也與外資、中外合資企業一樣獲得了法人地位。至1988年《私營企業暫行條例》頒布，規定私人企業中的有限責任公司形態為法人。[31]中國的法人制度才算是大體建立起來了，當然還需進一步完善。
[1] 原文最早發表于1957－1959年。
[2] 當然從近代營利性法人社團的公司的建立到清政府頒布《公司律》，中間有一段真空時間，此時的公司實體是否法人呢？還可進一步研究。
(三)關于15－18世紀中國資金市場發育程度的估計
對于這一問題，科大衛先生在中西對比的背景下，指出：“在15－18世紀的歐洲，從高層的金融界（high finance）到零售業的運作，發生過一場商業革命，接踵而來的，包括保險業、銀行、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商業融資（business financing）、債券（interest-bearing instruments）等一系列制度被創造出來?，F在，西方的歷史學家把這些制度視為工業革命前資本主義的建筑構件，在工業融資的增長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同樣的情況在中國沒有出現，那么，為什么會這樣？”。[1](P64)那么，此時的中國資金市場（金融信用）究竟發展到一個什么水平了呢？應該說，確實有些近代工業革命必需的金融信用制度在中國沒有形成，如保險業、股票交易所等。但整體上估計，適應15－18世紀經濟的發展、變化，中國資金市場發育也得到了相當大的發展，隨著專業性地區集團商人活動的加強，資本的流動性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其中像所謂銀行、商業融資等在當時已經形成，并且成為當時工商業運行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而股份公司、股票交易、債券等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萌芽。以下便逐一對有關事實稍加申述。
關于近代銀行制度的起源，是中國經濟史界的一個老問題。日本學者加藤繁、日野?三郎曾對唐宋時期專營存款的機構——柜坊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考證論述，認為是中國早期金融業者，中國早期銀行制度即源于此，但因材料缺乏，以下兩點尚不能完全證實：一是柜坊的存款是否有息？二是柜坊是否利用商人、居民的存款進行放貸等經營？故而柜坊是否作為信用中介的銀行這一點也不能完全確定。實際上循著這一思路，我覺得宋元以后的質庫、典當鋪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了早期銀行機構的特色，這不但因為它有悠久的歷史、固定的經營機構、地點、資本核算等，更重要的它具有了信用中介的功能，因為宋元以后它既進行固有的動產抵押放貸，而且還經營了有息存款，清代以后的當鋪還根據本鋪資本及信用狀況，發行錢票，這樣它作為近代金融機構的特色就更濃厚了。如果專論15－18世紀，則除了當鋪之外，錢鋪及帳局也具有了早期銀行機構的性質。至少從16世紀開始，錢鋪在進行錢銀兌換業務的同時，也進行各種放款；早期的帳局以放京債為主，逐漸也對商人放款，并接受商人、官僚、地主、農民等城鄉居民家庭及店鋪存款。
至于商業融資，如果是指對商人的經營性資本放貸的話，那么中國15至18世紀這種資本性放貸是相當普遍的。除典當、錢鋪、銀號、帳局等銀行業機構對工商業者進行經常性資金放貸外，一般商鋪如布鋪、綢鍛鋪、雜貨鋪、鹽鋪等及一般商人、地主、貴族、官僚家庭也常以閑置資金及家財對商人放貸。這種放貸包括開辦資本及流動資金放貸。在一些商業發達的城市，主要是同城的金融機構、店鋪及私人放貸者與商人之間結成了比較穩定的資金供求關系。[32]、 [13]( P28-72、P265-313)
以上所述似乎都是一種直接的貨幣存貸，實際上，除此之外工商業者還常得到其他多種形式的信用。主要包括以下幾種：
一是合伙。商人除借貸外，還常通過與人合伙獲得足夠的資本。15－18世紀的合伙一般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資本與資本合伙；第二種類型是資本與勞動合伙；第三種類型是介于二者之間，即以勞動參加合伙者除以經營勞動及能力參加利潤分配外，自己還出一部分貨幣或實物資本。除了這種以資本或勞動臨時組成的合伙組織外，合會、宗族財產共有等社會固有的組織形式也常向合伙組織形式轉化。這一時期合伙的股份化已經非常普遍，股份轉讓也已比較常見。
二是商業信用。這里且不論政府與商人之間的商業信用關系，只將民間商人與商人之間發生的商業信用關系做一個簡要的概括。從這一角度看，15－18世紀商業信用主要有三種形式：第一是賒，如販商通過牙行對鋪店商人乃至直接對手工作坊和個體手工業者提供商業信用，這種商業信用從牙商角度看也是販商給予自已的信用。第二，匯兌，貨幣從一個地方匯到另一個地方。既可以是一次性地由會票所記目的地的家庭或商號兌現，也可在有人愿意最終承兌的情況下零星支用，不過在零星支用時，須每次填寫支票存照，[33]、[34]、 [35]( P 7-13)如果延期或改變承兌人，則須另外背書承兌之人。匯兌之事多由商鋪、金融性店鋪如銀號乃至殷實之家兼營，清代中期以后，又有專營匯兌的票號。在所匯貨幣兌現之前，等于是承兌之家（及后來的票號）為出票之人及其他開具支票零星支用之人提供了延期的信用。第三“期票”、“兌票”等。這與借貸、合伙或其他經濟行為（如雇傭等）尤其是借貸有關。商人A欠了商人B的錢，不能按原有慣例或約定及時償還，這時商人A便可以開出一紙票據，承諾將在未來某個地點、時間里償還所欠金額；這種票據便被稱之為“期票”。這種期票等于是延長了原有的直接貨幣借貸信用時間，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視為提供了某種新的信用；所謂“兌票”，不是指上面匯兌的票據。為說明其含義，假定有商人A、商人B、商人C三人，如果商人B因商品交易等欠了商人A銀錢，至期償還貨價，稱之為兌還。如果商人B一時資金緊張，則由與商人B關系密切的商人C開具票據給商人A，承諾在某個約定的時刻兌還該欠商人A的銀子；或個人承諾某個時間之后予以清償，這種票據清人稱之為兌票。顯然這種票據是商人C延長了商人A與商人B的信用關系，擴大了金融信用規模。
關于股份公司的起源問題。一般認為，中國近代股份公司制度是從西方引進的。但中國古代合伙組織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至15－18世紀時，已經具備諸多近代股份公司制度的因素：如有限責任制度的萌芽、經營權和資本所有權分離等，已經接近于兩合公司，并向股份公司的萌芽期邁進。
關于股票交易起源問題。在15至18世紀時期，合伙制的股份化已經相當普遍，尤其資本規模擴大的一些企業。股份的買賣、轉讓也還比較常見。當然尚未見有固定的交易場所，也就是說，正規的股票交易所尚未形成。
關于債券起源問題。明清時期的存款、委托生息、領本經營、合伙之間有時并無明確界限，從存款與委托生息看，如果從存款者和委托者角度而言，二者目的都是使資金生出一定的利息，區別可能在于，存款可以小額、零星進行，委托生息則較大額地、一次性進行；而領本經營與合伙則是領取他人資本、外出經營，以后或按固定息率向資本主納利，或與資本主依一定比率分取所得利潤，前者為領本經營，后者為合伙。其中委托生息即帶有一定意義上的企業債券的意義，然尚未能向社會公開發行，局限于親朋好友等人的關系之中。
綜合以上所述可見，15至18世紀的中國，作為早期銀行機構的典當鋪、錢鋪、銀號、帳局已經形成并對工商業的運行產生了巨大影響。所謂的商業融資在這一時期也比較普遍和常見，不僅上述金融店鋪對工商業者進行各種資本性放貸、一般商業鋪店及地主、商人及其他富豪之家也對商人放貸，同城商人經營資金常形成某種固定的供求關系。除了這種直接的貨幣供應以外，商人還通過種種形式獲得商業信用，從而有效地擴展信用圈子、擴大資本規模。
但是相對于同時期的西歐先進各國，中國古代資金市場在十七世紀后在走向近代化方面顯得有些滯后,如當時錢鋪雖然也發行錢票，但限于個別錢莊個別使用；銀行業仍然還是其初創形態——當鋪、帳局、錢鋪等，未創立類似近代銀行的全國性的金融機構；雖然也有類似北京、蘇州這樣的金融中心，但缺少沖帳、拆借等業務；合伙雖然也有了長期的發展，但相對英、荷等國卻顯得落后，如缺乏股東大會等固定的權力機關和經營機關；股票雖也有轉讓、買賣，但缺乏集中統一的、社會化的、價格可預測的股票交易場所；財政仍是依靠直接的實物、貨幣、勞役征收，信用化的趨勢仍不明顯。
究其原因，我覺得其中之一可能與中國特定的比較成熟的資金市場結構有關系。一方面這一時期新的生產方式雖有了一定的發展，但仍以手工業、農業結合的小生產方式為主；相應地商品市場方面雖然日常用品（糧、棉、布）的長途販運為標志的全國性市場得到發展，但仍以地方性小市場、區域性市場及城市市場為主。與這種特定的生產方式或商品市場相適應，中國古代資金市場經過長期的發展和整合，到15至18世紀已經相當成熟，形成了一種靈活的、以直接的金屬貨幣存貸為主、高中低層配套的、能滿足各種各樣的社會金融需求的資金市場。[40]這一資金市場被整合得非常好，徽商、晉商等的放貸資本規模較大、所跨地域較廣、資本自由流動程度較大、供求相對穩定、與經營者和生產者（主要是商人、手工業者）有著密切的聯系，從而滿足了大部分資本性、經營性資金的需求，這可以說是一種“高層的金融”；除此之外還有滿足小農、小手工業者乃至小商小販的那種數額較小、主要在本地農村或集市、市鎮上便能滿足的資金放貸，或各種因日常生活、侯選求學、喪葬嫁娶、溺佛求神及其他一般人情來往而引起的生活性借貸。這些大概都可以說是一種低層金融了。另一方面，與西方社會不同，中國的倫理宗教對有息借貸是不加譴責和禁止的，政府不但不加禁止，有時自身還經營多種有息放貸。因此商人、地主個人或組織和團體一方面可毫無障礙進行直接的有息放貸而不必擔心被禁止，也就沒有必要采取與人合伙或將借貸隱藏于匯兌之中的辦法以躲避政府或教會的禁制。從而減緩了走向票據化的壓力。
此外封建國家的影響也不能忽視。中國封建政府在經濟方面最重要的控制干預之一便是將貨幣的鑄造、供應的大權緊緊地抓在自己手里，直至宋元明初等錢與楮幣并用的時代還是如此。當國內銀銅產量不足，白銀自美洲傳入中國、這種控制有所減輕時，政府仍有較強的控制干預力量。整體上說，這種控制干預表現在：打擊假劣貨幣、盜鑄等；通過購買實物收回貨幣或投入貨幣增加市場貨幣供應；或作好金銀、銅錢等實物貨幣的儲備以穩定紙幣之價；或收回舊紙幣，換回新紙幣等。國家至少從秦開始便建當了龐大而完備的文官系統和常備軍隊，盡管政府為財政需要常濫發貨幣，尤其是濫發紙幣。但另一方面也應看到，國家畢竟較好地供應了貨幣；通過這個完備的文官系統及相應的吏役系統征斂到了足夠的貨幣、實物及人力；通過對流通過程的壟斷控制，獲取禁榷專利收入；建立起屬于國家及皇帝本人的產業，直接獲得地租、利潤、利息收入；利用商人完成了國家所不能完成、或作起來成本太高的、與政治軍事密切相關的一些事務，如軍糧、官物的購買、運輸等，這樣封建國家財政便無需走國債信用化的途徑。
總而言之，中國社會、文化思想環境允許直接的有息貨幣放貸，封建國家又有較好的供應貨幣、維持相對較為穩定的社會政治秩序，通過龐大的文官系統又征斂到了足夠的實物或貨幣，以直接的貨幣借貸為主的資金市場己經比較好地適應了當時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因而缺乏使這種直接的貨幣借貸走向票據化的動力。而這種以直接的貨幣存貸為主體的資金市場（金融信用）容易被狹隘的人的關系所束縛，因而是不利于走向社會化、近代化的。
結語
綜合本文所述可見：
（1）完全否認或貶低從生產方式角度探討資本主萌芽的觀點是錯誤的。我們既要探討“資本流通”等與資本主義萌芽相關的種種制度性因素，也要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角度繼續進行深入研究。不能將這一重大課題單純地歸結為其中的任何一個方面。
（2）基于中國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國沒有經歷特許設立的歷史階段，故而中國的贏利性商業社團（合伙乃至公司）雖在古代有了區別于自然個人的團體性，某些類型合伙也有了某些類似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還是要到清末《公司律》頒布之后。
（3）15－18世紀中國金融信用發展相對于同時期西方一些先進國家，表現出了發展遲滯的特點，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有的進展緩慢，但仍較好地適應了當時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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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Questions on Chinese Capitalism Sprout and Capital Market
----Discussion and Supplement with Mr. David’s article
私營手工業的特點范文5
關鍵詞：工業化模式 產業競爭力 發動主體 資本形成 技術選擇
工業生產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實體物質財富的主要來源?！皬纳峡?，工業化一直是發展的中心內容，” 是發展先進生產力、提高地區競爭力的主要動力。工業生產能力是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產業競爭力能否持續提高、經濟競爭力能否持續增強的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泉州、溫州、蘇州把握先機，從發展農村工業起步，較早依靠市場經濟走上工業化道路，走出一條獨具特色的產業發展之路，推動區域國民經濟高速增長，成為我國率先產值超千億、產業競爭力較強、地區經濟競爭力持續提高的少數幾個地區，形成中國沿海地區發展較快且具有一定典型意義的工業化典型范式。這些地區的工業化進程，也是地區產業競爭力和整體經濟競爭力不斷增強的過程。分析研究這些地區工業化啟動、演進和升級的模式，有助于探索大國中地區工業化成長模式與推動地區經濟增長、提高地區經濟競爭力之間的互動規律。
一、發動主體比較。泉州、溫州兩市工業化主體主要以私人為主導，屬市場主導型工業化。蘇州市工業化是在社區政府的直接推動下產生和發展，屬于以社區政府為主導的政府主導型工業化。
改革開放以前，泉州、溫州兩市國家投資少，國有工業十分薄弱，鄉村工業幾乎空白，政府財政十分困難，鄉鎮、村級集體積累很少，政府對發動工業化心有余而力不足，民間閑散資金成為發動工業化的主體，表現為工業化初期大量農村家庭工業的出現。泉州、溫州兩市在推行時，大多數鄉村都同時把集體的耕牛、倉庫、山地及少數集體積累，或承包給個人或分散到各戶，引致農村家庭工業和私營發展。但在工業化進程中，泉州、溫州由于不同的區位和人文環境也走上不同的道路。泉州市擁有700多萬的泉州籍華僑華人、港澳同胞及900多萬泉州籍同胞，又臨近港澳，一些泉州籍港澳同胞及菲律賓、新加坡等地華僑先后回鄉投資，創辦三資企業，走上一條家庭工業、私營企業、三資企業共同推進工業化道路；溫州市則主要通過私營企業自身發展推動工業化。而蘇州市改革開放初期便擁有相當雄厚的城市國有工業和一定基礎的鄉村工業與集體資產，推行時沒有分散集體資產，鄉村政府創辦作為“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集體經濟部分的鄉村工業便充當農村工業化的馬前卒，社區政府是大多數鄉鎮企業發展的資金提供者、經營管理者和風險承擔者， 成為發動工業化的主體。而且，當時蘇南（包括蘇州）群眾集體經濟意識很強，“在集體經濟和個體、私營經濟的選擇上，（許多群眾）仍然傾向于自己從中得到很多實惠并對社區和國家做出很大貢獻的鄉鎮集體經濟”；“從1978年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城鄉集體經濟一直是蘇南工業經濟發展的主體和基礎。” 到2001年底，泉州、溫州兩市非公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都超過90%，非公有制企業成為發展國民經濟的主體。
蘇州集體經濟一直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80年代年均遞率達30%以上，是當時蘇州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1985年，全市鄉村集體企業工業產值比1978年增長8.47倍，在農村經濟中的比重從43%上升到83.4%，在全市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19.14%提高到46.2%。即使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后半期九十年代前半期，蘇州市實行“三外”戰略，中外合資企業和實際利用外資迅速發展，以及鄉鎮工業大規模產權改革前，1995年蘇州市工業產值中國有、集體（鎮村工業）仍占有79.7%，仍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而正是由于發動工業化的主體不同，泉州、溫州兩市城鄉工業化必須依靠鄉村企業自身力量，自我積累，自我發展，逐步壯大，特別是八十年代初期民營企業的國內環境并不太好，泉州、溫州鄉村工業是在新舊體制的夾縫下成長，益發艱難，企業規模普遍較小且發展速度相對較慢，其工業化模式的典型意義在于泉州、溫州走出一條以市場機制為基礎，依靠民間力量推動產業發展和結構升級的工業化道路。蘇州鄉村工業是以社區共有為特征，以基層政權為后盾，因而能運用行政權威調動、配置農村經濟發展所需的各類資源，形成更加化的生產力布局 ，而且當時國內政治環境又有利于蘇州鄉村集體企業的發展。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蘇州工業化進程十分迅速，并促進產業結構順利轉換。泉州、溫州工業化進程相對緩慢，產業結構轉換相對滯后。
二、資本形成比較。泉州市工業化是內外資本共同推動以外資為主體的外源性工業化模式，蘇州市工業化是內外資共同推動，由內資為主轉為外資為主的外源性工業化模式。溫州市工業化是以內資為主，外資為輔的內源性工業化模式。
泉州市在工業化初期，工業化啟動資本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經商和農業生產平時積累所得。泉州市和溫州市一樣，具有相當深遠的經商傳統，80年代初遍及泉州市的“估衣攤” 泉州人利用市場的區位差、商品的時間差和銷售的價格差，獲得工業化啟動資金的第一筆原始積累。二是僑資僑匯。改革開放初期，許多海外僑胞對祖國大陸政策不甚了解，不敢以海外客商名義回鄉投資，往往采用委托大陸親友投資或匯款支持大陸家人投資的方式辦企業。當時泉州市很多鄉鎮企業資金、技術設備都來自海外。據統計，80年代初泉州市僑資僑匯基本上占到全國的10%。三是海外華僑捐贈。泉州市海外僑胞都有很高的愛國愛鄉熱情，不忘故土，懷念親友，紛紛向家鄉親友捐贈資金、生產設備，幫助家鄉創辦企業，搞公益事業和發展生產。據統計，從1978年1983年，僅石獅鎮區華僑捐贈總額達1000萬人民幣，從1985年到1995年，全市華僑捐贈達35億元人民幣，成為工業化資金的輔助渠道。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泉州市鄉鎮工業依靠自身積累不斷壯大，同時海外對祖國大陸政策漸漸明了，泉州市大力實施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多形式招商引資。蘇州市發動工業化初期資本主要是鄉村集體積累資產，進入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實施“三外”發展戰略，鄉鎮工業大多嫁接外資，同時三資企業迅速發展。1999年，蘇州市三次產業資本投資中公有資本占有49.8%（其中投入二產占二產總資本33.3%），外商資本占40.6%（其中投入二產占二產總資本58.7%） 。2001年末，蘇州市實際利用外資30 .22億美元，累計實際利用外資233.43億美元，外資企業和港澳臺投資企業產值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值達50.49%，對全市財政收入貢獻達43.6%。（其中外資企業為38.6%），對財政收入增加值的貢獻達54%。溫州市工業化進程中的資本具有鮮明的內源性 。溫州市工業化起步到近年的發展中，引進的外資很少，即使在1992年以后全國各地大張旗鼓引進外資的背景下，溫州市的外資依存度仍然很低，1997年為2.79%，1998年為1.5%，2001年也僅達到3.54%，同年三資企業產值僅占工業總產值的5.3%，而2001年泉州、蘇州兩市外資依存度分別為30.02%和44.45%，分別比溫州市高出26.48和40.91個百分點。因此，溫州市工業化進程中啟動資本基本上是立足于區內、國內獲得的，而且區內、國內資本的獲得主要是通過私營企業的跨區域商業活動，而不是通過銀行、資本市場等正式渠道，因為正式金融渠道對于小規模私營企業一直是可望不可及的。到2001年，溫州市僅有1家國有上市公司，民營企業是溫州工業化的主力軍，但溫州民營企業卻沒有一家上市公司 。而截止2001年末，泉州市股份有限公司通過買殼上市等方式在國內證券市場籌資達13億多元，在香港上市共籌資近17億港元。而蘇州市1999年就有8家上市公司，市值達到285億元，2001年蘇州市上市公司在國內市場募集資金達9.6億元。三、戰略比較。從宏觀發展戰略看，泉州、溫州兩市都采取市場主導型傾斜突進戰略，蘇州市則采取政府主導型傾斜突進戰略。
一般而言，世界各國和地區化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道路可歸納為兩種模式：一是平衡漸進模式，即產業結構由一次產業為主導向二次、三次產業為主導，由低向高逐漸推進。二是傾斜突進模式，即根據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特點，按照某種標準選定幾個主導產業，重點傾斜發展，短期內帶動整個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二戰以后，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已經處于重工業化階級，并很快向高技術工業化階段逼進；而許多發展家產業結構仍處于低級狀態。如果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工業化模式從農業開始按部就班，不僅發展過程和產業結構升級過程十分漫長，而且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不斷拉大。因此，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洲“四小龍”采取。各種手段重點發展工業的戰略，在產業產值結構上表現出工業份額顯著高于一般國家，從而與西方學者錢納里、庫茲涅茨等提出的產業結構標準值出現較大的偏差。
在工業化戰略上，泉州、溫州、蘇州都采取傾斜突進型發展戰略，其產業結構與國際上幾種標準模型比較，三次產業產值結構上二產結構比例較高，一產結構比例偏低。改革開放以來，三市都在農業尚不發達、農業生產率較低的情況下，通過政府、市場和民間力量強行發展比較利益較高的工業，而把比較利益較低的農業轉移到國內其他地區，并由工業超速發展帶動國民經濟較快增長。從1978年到2001年，泉州、溫州、蘇州三市國民生產總值中農業產值比重分別從38.59%、42.18%和28.11%下降到7.3%、6.2%和5.2%，年均分別下降1.34、1.56和0.99個百分點。據有關數據表明，日本農業比重從42.7%下降到6%，用了76年時間，年均下降0.48個百分點；德國從44.8%降至5%，用了約100年時間，年均下降0.4個百分點；美國從上世紀的17.9%降至2%，用了85年時間，年均下降0.19個百分點；韓國因戰后30年中農業產值下降了30個百分點，年均下降1個百分點，而被國際上稱為“壓縮型”工業化道路 。泉州、溫州、蘇州三市可稱之為“超壓縮型”工業化道路。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泉州、溫州、蘇州三市農業勞動生產率雖然持續提高，但農業產值的迅速下降并不完全是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而是一定程度上忽視農業。三市作為大國中的一個地區，政府首先考慮的是加快發展而不是農業安全。為了迅速發展地區經濟，三市都而然地考慮將比較效益較低的農業轉移給國內其它農業省區，自己則利用市場機制優勢大力發展比較利益較高的工業，并通過地區貿易用自身工業生產剩余換取其它地區農業生產剩余，因而三市的工業化戰略又可概括為跨越農業直奔工業的傾斜突進工業化模式 。從微觀發展戰略上，工業化不同發展階段的發展戰略存在差異。在工業化初期和中上期，經濟增長一般比較粗放，進入工業化中后期工業增長才逐步由粗放向集約型轉變 。按照國際上通行的量化標準，工業化初期階段結束的標準是農業勞動份額不超過55%。人均GDP不低于1000美元；工業化中期結束時農業勞動力份額低于30%，產值比重低于15%，人均GDP高于2000美元 。而泉州、溫州市在1995年才結束工業化初期階段，現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蘇州市1993年結束工業化初期階段。而且僅經過短短三年的1996年就結束工業化中期階段，現已處于工業化后期。體現在工業發展戰略上，上世紀八十年代三市都實行以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和興地富民為目標，以高投入為手段，通過盡可能擴大生產能力加快工業增長，推動國民經濟發展，具體表現為鄉鎮工業適應短缺經濟需求，把新增生產要素主要用于擴建、新建廠房，添置設備，擴大生產規模，增加產出總量，用于外延擴大再生產的粗放型發展戰略。進入九十年代后，蘇州市在外資帶動下率先進入工業化中期，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工業，使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技術進步為支撐的全要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走上內涵擴大再生產的集約型發展戰略，具體表現為鄉鎮工業適應過剩經濟下激烈市場競爭需要，工業投入由投資者自主轉為有限制報批，招商引資由引資方單向引資轉為引資方和投資方雙向選擇，引導新增生產要素重點圍繞提升產業競爭力、技術競爭力、機制競爭力和核心競爭力投入，從而提高了鄉鎮工業的持續競爭能力。 而泉州、溫州結束工業化初期階段比蘇州遲3-5年，而且工業化中期階段停留時間比蘇州長，工業化戰略由粗放向集約轉型比較遲緩，從而國民經濟運行效益比蘇州差。
四、市場結構比較。泉州、蘇州兩市對國際市場有較高的依存度，而溫州市對國內市場依存度比較高。
在工業化進程中，泉州市工業化最初啟動資本很大程度上依靠僑資僑匯，工業化的具體形式也是從“三來一補”起步，隨后通過招商引資嫁接鄉鎮和創辦三資企業，外資一直是泉州市工業化的一支重要力量。與時同時，國際市場成為泉州市商品銷售的重要場所，國際貿易成為拉動泉州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2001年，泉州全市出貨總值達383.95億元，出口依存度達34.13%。由于通關環境以及本地外貿公司資金實力不足，2001年泉州市自營出口僅12.61億美元，自營出口依存度僅9.27%。據泉州市政府經濟發展中心調查：泉州市出口企業另擇口岸出口及外地外貿公司來泉州收購出口貨源約占泉州出口總額的76% 。蘇州市八十年代中后期開始實施“三外”戰略，九十年代外經工作連連上臺階。1990年蘇州市進出口依存度僅7.69%（其中出口依存度為6.35%），國內市場是蘇州市商品主要渠道。1995年進出口依存度達到42.1%（其中出口依存度為21.4%），2001年進出口依存度達到111.16%（其中出口依存度達到57.9%），說明八十年代蘇州市工業化市場拉動主要來自國內市場，進入九十年代后才主要依靠國際市場推動工業化。
溫州市工業化過程中貿易流動的國際性以及對國內市場的依存度十分明顯。1995年，溫州市外貿依存度為9.2%，1999年為12.4%，2000年以后迅速增長，達到20.2%（其中出口依存度為16.9%）2001年為23.1%（其中出口依存度為17.8%），溫州市2001年出口依存度仍然低于泉州、蘇州16.33和40.1個百分點，說明溫州市工業品市場主要在國內而不是海外，國內貿易而不是國際貿易是溫州市20多年來工業化的主要拉動力，但1999年以后溫州市外貿依存度年均以5-6個百分點上升，國際市場的拉動正逐步成為推動溫州工業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五、技術選擇比較。泉州、溫州主要選擇勞動密集型產業為發展方向，而且隨著工業化不斷深入，繼續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蘇州市工業化初期主要選擇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導，隨著工業化不斷深入和外資的不斷轉入，蘇州市產業技術不斷升級，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成為主導并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
泉州、溫州工業化都是由民間資本投資驅動，泉州市依靠三閑（閑錢、閑房、閑人）起步，溫州市依靠群眾經商所得和家庭平時積累，都屬于資金規模小又分散，而且兩市工業化初期的投資主體文化水平都不高，投資產業技術選擇自然首選市場需求大，技術要求低、資金規模小且回收獲利快，又適合家庭工業、聯戶經營等小規模私營企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而且溫州市擁有手工業傳統，以及以輕型加工業為主導的香港、澳門擁有大量泉州籍同胞的言傳身教，進一步強化了兩市把勞動密集型輕加工業作為工業化最初產業技術選擇。2001年，泉州市紡織鞋服、建材陶瓷、食品飲料、工藝制品、機械制造五大傳統產業仍占工業總產值68%，石油化工和信息兩大主導產業迅速增長，正逐步成為泉州市支柱產業。溫州市規模以上工業產值中，低壓電器、普通機械、制革、化學、服裝等五大傳統主導產業仍占有73%。
蘇州市工業化是在政府直接推動下進行的，社區政府能夠組織有效資源集中投入一些重點行業，而且工業化的起點是與城市國有企業作配套和協作，因而工業化產業技術選擇一開始便能集中在勞動密集和相對資金密集的織紡、機械、化學工業和建筑材料工業；隨著外資不斷加入，蘇州市及時引導產業結構升級，新培育電子信息、機電一體化與精密機械、新型家電、精細化工和石油化工、新型材料與基礎原材料、輕型汽車與汽車配件等六大新興支柱產業，快速增長，1998年至2000年遞增達39.7%，改變以傳統產業為主導的格局，成為加工制造業基地。2001年全市新興六大支柱產業產值已占工業銷售總收入40.3% ，順利實現了產業結構轉換升級。泉州市外商投資占的比例也比較高，產業技術沒能與蘇州一樣升級，除了周邊環境缺乏適應技術密集產業需要的機構和人才環境外，外資來源主要是東南亞中小華僑特別是泉州籍華僑，資金規模小又分散是個重要原因。從各國工業化過程看，伴隨著工業化程度的不斷深入，產業升級由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向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遞進，產業升級依次為紡織、鋼鐵、化工、日用消費品、服裝、電子產品、造船、石油化工、汽車和機器制造、收音機制造和機高技術成分（大規模集成電路和大型數據機等），這個序列越往后越是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 。從泉州、溫州、蘇州三市產業技術看，泉州、溫州仍然處于勞動密集型為主、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為輔的階段，而蘇州市已經進入到技術密集型為主、資本和勞動密集型為輔的階段。六、結論與思考。通過對泉州、溫州、蘇州三市化結構現狀以及工業化啟動條件、路徑和各自特色的比較，可以發現：在過去23年中，三市在工業化模式有各自的特殊性：
1、工業化進程主要由民間和政府兩股力量來推動。泉州、溫州兩市工業化都是在民間力量推動下進行的。泉州市在工業化進程中最大限度地吸引、動員和利用海內外資源和市場，溫州市在工業化過程中則主要吸收、動員和利用國內資源和國內市場，兩市都從發展傳統產業起步并且不斷提高傳統產業的技術含量，一定程度上忽視農業而集中力量發展制造業，尤其是傳統制造業，以工業制造業快速發展推動地區國民迅速增長，走出一條民間力量為主，政府力量為輔，立足傳統制造業發展并不斷以高新技術改造傳統制造業的工業化路子。蘇州市工業化是在政府行政力量推動下進行下。在工業化進程中，蘇州市及時把握國際國內形勢變化，推進工業化的要素及時由利用國內資源和國內市場轉向利用國內外資源和市場，及時推動產業技術由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走出一條政府和民間合力推動、產業技術不斷升級的工業化路子。
2、工業化不同時期政府和民間力量以及工業化的內源性和外源性著不同的工業化績效。從泉州、溫州、蘇州工業化道路比較可以說明：在工業化初期，由于發動工業化的資源環境相對較差，經濟自主增長能力相對較弱，政府推動型工業化有利于組織和集中資源，具有較好的發展績效，體現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蘇州市工業發展速度和規模都遠遠超過泉州、溫州兩市。政府推動型工業化和民間推動型工業化最大的區別在于經濟增長的力量來自政府的外生變量或市場主體的內生變量。由于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是外生的，是靠政府、社區組織推動的。政府決策是最大的外生變量，政府“失靈”或稍有懈怠，其決策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地區經濟的發展。因此，在工業化初期，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對于提高工業化績效是十分重要的。市場與民間力量主導的工業化，經濟增長的力量是內生的，是發自市場主體的追逐利潤的沖動，政府的暫時“失靈”、稍有懈怠以及階段性決策失誤并不會完全抑制民間市場主體的投資沖動，其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比政府主導型工業化微弱許多 。當工業化進入中、后期階段，市場主體力量有很大的發展，經濟自主增長能力不斷增強，政府對工業化的推動便要由組織資源轉向為市場主體創造產業發展環境上，努力使投資者具有較高的投資效率和效益，使投資者能以最小風險獲得最大回報 。體現在八十年后期及九十年代三市大力加強投資環境建設以及九十年代中后期蘇州市大力推進鄉鎮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上。因此，從發展趨看，政府對工業化的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不斷增強優化產業發展環境的能力上。
私營手工業的特點范文6
由于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和經濟地理條件，一些地區長期保持傳統農業占主導的經濟發展格局。雖然隨著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工業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和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這類工業經濟后發展地區又一次面臨嚴峻的考驗。這類地區若能把握時機，處置得當，就有可能乘勢而上，后來居上，否則，就會失去寶貴的發展機遇，重新拉大與工業經濟先發性地區的差距。因此，適時制訂對策，調整工業經濟結構，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是擺在工業經濟后發展地區面前一個十分現實而急迫的任務。
（一）
由于經濟地理條件的制約和原有經濟發展基礎的局限，后發展地區工業經濟成長有著十分鮮明的個性和特點。
第一，發展速度相對領先，但基礎仍然脆弱。這類地區以傳統農業為主，長期來國家投入不多，基礎設施薄弱，工業弱小，經濟整體實力處于中下水平。改革開放以來，這類地區由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及其影響力相對較弱，加上經濟發展滯后，人們窮則思變，求富心切，敢于實踐，勇于創新，因此市場取向的改革起步較早，工業經濟憑借市場拉力，從小到大，發展速度相對領先，以較短的時間跨過了工業化初期，進入或開始進入工業化中期。但是這類地區發展基礎脆弱的問題也明顯存在，基礎設施發展滯后，人才、技術準備不足，工業經濟受市場波動的影響呈放大態勢，屬典型的速度型經濟，發展后勁不足。
第二，加工工業比重大，但穩定性較差。這類地區資源條件較差，一般無富集資源可作依托，本地區財富集散面窄小，市場容量不大，因而產業選擇大多是單位產品原材料需求量不大、以生活消費品為主的加工工業，形成原材料和產品市場兩頭在區域外的發展格局。一方面，原料供給、產品成本受制于上游產品供給狀況及其價格的變化，企業增支因素多，消化任務重；另一方面，產品銷售受區域外市場變化的影響，反應敏感，起伏較大，不利于持續、穩定發展。
第三，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但城市大工業發展滯后。長期來，這類地區幾乎沒有大的國有工業，僅有的一點工業，也是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期興辦“五小”工業而形成的地方國營小企業，以及由小手工業發展起來的城鎮集體工業，沒有可能進行工業發展所必需的資本原始積累。這類地區改革開放后的初始發展資金，完全靠推行后農業經濟的發展來提供。的推行不僅為工業發展積累了初始資本，還為其作了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的先期培訓?！盁o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成了這類地區發展的主旋律，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城鎮集體工業也在傳統法制外得到快速發展，農村工業化步伐大大領先于其它地區。隨著城鄉集體工業的發展，產業轉移使家庭工業應運而生，成為城鄉居民特別是廣大農民致富的重要途徑；與此同時，私營工業也有所發展。因此，這類地區較早地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格局，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率先在這類地區起主導作用。但城市大工業由于受資源、資金和原有基礎的制約而發展緩慢，以鄉鎮工業為主體的縣域經濟成為這類地區經濟布局的一大特色。
第四，中小企業成為發展的主流，但主導產業不明顯。這類地區由于工業發展的初始資本來源于農業，來源于民間，必然帶有量小、分散的特點；體制上也因為剛剛開始沖破傳統計劃經濟的束縛，人們的市場經濟觀念和市場經濟知識還比較缺乏，資本原始積累十分不足，因而中小企業成為企業組織構成的主體而優先發展。相反，由于國家投入少，全民工業薄弱，大企業、大產品的發展一直是薄弱環節，不但數量少，企業規模、素質和整體實力與工業經濟先發性地區相比，也均處于劣勢。正是這樣的企業組織結構，造成產業離散度大，主導產業不明顯，規模經濟效益也不理想。
第五，塊狀經濟特色明顯，但區域中心城市功能不強。這類地區工業經濟的發展，主要啟動點是鄉鎮工業和城鎮集體工業，一戶幫十鄰、一村帶一鄉的擴張式發展，成為重要的發展形式，造就了一大批“一村一品”、“一鄉（鎮）一品”、“一縣一品”的塊狀經濟，形成了不同層次、區塊式發展、多樣化的特色經濟格局。由于以若干特色產品為龍頭發展塊狀經濟，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必然促進特色產品專業市場的發育，而市場的繁榮，又支撐工業的快速發展，兩者相輔相成，互為支撐，共同發展。工業與市場的興起，同時推進了現代中小城鎮的形成和繁榮，繼而進一步帶動和支撐產業的發展。特色產業、專業市場、城鎮建設三位一體，有機結合，推進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成為塊狀經濟發展的鮮明特點。但與此同時，由于城市大工業發展相對不足，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第三產業發展也相應滯后，因而形不成區域經濟中心，城市對區域經濟的集聚和輻射功能十分薄弱，經濟的二元格局沒有得到根本改變。
（二）
后發展地區工業經濟特殊的成長背景所決定的以市場為導向的輕型經濟結構，支撐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使這類地區經濟規模和綜合實力大為增強，產業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工業經濟已成為經濟發展的主體，開放型經濟也已達到一定程度。但其先天不足所造成的“低、小、散”的弱點，如果說發展初始階段曾被強勁的發展態勢所掩蓋的話，在市場經濟體制逐漸建立、國內外市場競爭更趨激烈的今天，其消極作用就暴露得越來越明顯和充分了。產品檔次不高，技術含量低，缺少自己的品牌，市場競爭力弱，市場占有率連續下滑；企業組織化程度低，技術裝備差，經濟效益不高；區域經濟產業層次低，傳統工業比重大，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滯后，產業和行業結構雷同，缺乏發展后勁。因此，在近些年中，與已率先進行結構調整的工業經濟先發性地區相比，又呈現差距逐漸拉大的態勢。若再不抓緊調整結構，轉變增長方式，將陷入難以為繼的境地。
調整工業經濟結構，是一個涉及解決深層次矛盾，事關全局和長遠發展的戰略性問題。目前，圍繞支柱產業，依托現有企業，組建大型、特大型企業集團，提高產業集中程度，努力搶占規模經濟的制高點，增強競爭優勢和發展實力，已成為工業先發性地區結構調整的主要形式和發展方向。不少工業經濟后發展地區爭相仿效，把它作為自己調整結構、治理“低、小、散”問題的重大舉措，其結果，不但與工業經濟先發性地區、結構調整后的優勢相比較仍相對處于“低、小、散”的境地，而且由于照搬工業經濟先發性地區結構調整的方式，在調整過程中還留下了嚴重的隱患。一是產業結構雷同，重復建設在新的水平上再次大量出現，不但形不成自己的優勢，還造成資金和資源的巨大浪費；二是工業后發展地區產品離散度大，沒有優勢明顯的主導產業和拳頭產品，搞集團、上規模，帶有很大的理想成分，容易忽視市場的導向，給企業留下可怕的“胎里疾”；三是這類地區既無大企業可依托，又無巨額資本積累，行政推動往往成為組建企業集團的主要手段，板塊式的拼湊，使存量資產不能有機重組，實現優勢互補，還可能放大劣勢，拖垮原有的優勢企業。這些調整過程中所隱藏的問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很容易同時迸發出來，造成嚴重的后果。因此，工業經濟后發展地區的結構調整，決不能不顧條件和基礎，照搬別人的成功經驗，必須從自己的特殊性出發，揚長避短，注重特色，以己之長，克人之短，以“田忌賽馬”之策，贏得競爭和發展的主動。
從本地實際出發，探索自己獨特的結構調整之路，必須正確把握和發揮工業經濟后發展地區的特殊優勢。從工業經濟成長的特殊進程看，這類地區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局面形成較早，國民經濟市場化水平相對領先，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方面具有一定的先發性優勢；工業成長總體歷史短，產業構成新，國有工業的歷史包袱相對較輕，對市場變化所帶來的風險和困難，承受能力相對較強，在區域經濟布局和產業選擇上具有一定的后發性優勢；工業與流通、企業與市場結合比較緊密，市場配置資源所構筑的區域經濟特色比較明顯，在獨特的行業和領域，具有相對的整體優勢；城鄉工業化進程相對領先，作為發展主體的中小企業生機旺、活力強、機制活，在工業經濟從小到大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一支懂管理、善經營、敢于改革創新，與中小企業發展相適應的企業家隊伍、經營管理者隊伍和技術開發隊伍，在同類企業競爭中占有相對優勢。
工業經濟后發展地區的結構調整，就是要憑借上述優勢，以市場為導向，立足于現有企業的改組改造和資產存量優化重組，以科技進步為支撐，選擇符合本地實際的調整之路。
（三）
企業是市場的主體，是結構調整的載體，也是區域經濟多種優勢的集中體現者。如何保持、發揮并進一步發展作為工業經濟后發展地區發展主體的中小企業比較優勢，是這類地區結構調整的關鍵。這也就是后發展地區工業經濟特殊成長背景所決定的結構調整的特殊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世界工業經濟發展進程中集中與分散兩大趨勢并存，以追趕科技進步為前提的中小企業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和光明的發展前景。一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中，產業發展的多層次、多階段共生共存共溶，以及后工業化地區存在的諸多發展優勢，為處于開放中的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地區工業結構調整、增長方式轉換以及跨階段、跳躍式發展提供了可能；二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現代加工技術的專業化、小型化日趨成熟，為以加工工業為主的中小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撐；三是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發育與逐步成熟，十幾億人的巨大消費需求擴張以及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對以生活消費品生產為主的中小企業發展必將產生強勁而持久的市場拉力；四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消費結構的層次性，以及城鎮就業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巨大壓力的存在，為相對領先發展地區的中小企業的進一步發展準備了轉換時間和要素資源；五是跨國公司和國際大集團在我國直接投資企業的存在，工業經濟先發性地區大型、特大型企業集團的形成，隨著科技進步和自身發展規律的作用，必然進一步細化分工、擴大合作，這既為大、中、小企業的聯合發展提供了可能，也為中小企業通過跳躍式發展上升為大企業、大集團提供了機遇。
由此可見，發揮中小企業優勢既有需要也有可能，顯然是工業經濟后發展地區結構調整現實的明智選擇。但面對眾多的中小企業，切入點或啟動點的確定，又成為舉足輕重的一環。按市場經濟的要求，這個結論應該由市場來下。企業全部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都在于產品市場占有率的大小。無論是適應市場，還是創造市場，最終都集中在由市場決定的產品本身，即要由產品的現實市場占有率和預期市場前景來決定。因此，產品理所當然成為結構調整的切入點或啟動點，結構調整必須從優勢產品的培育、發現和發展開始。
應該坦率地承認，作為工業經濟后發展地區，一般意義的優勢產品及其競爭優勢并不存在，產品一般都具有檔次低、技術含量少、價位低的特點，主要是以中低收入階層為消費對象的低檔、低價贏得競爭的相對優勢。隨著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心理的變化，這種相對優勢正在明顯弱化。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從特殊性上做文章，即必須從眾多的產品中篩選具有相對優勢和特殊優勢的產品。具體地說，就是要實行專一化戰略和差別化戰略，或主攻特殊的顧客群，或著眼于產業鏈、產品線的優勢細分區段，或以特定地區市場為主導目標，或在同類產品中確立自己的鮮明個性，等等。一句話，就是要做足產品“名特優”和市場“特殊性”的文章，形成“小商品、大市場，高科技、專業化”的具有高市場占有率、高附加值、高關聯度的“小型巨人”企業和企業集團或企業群體，在產業鏈中起龍頭作用，提高產業集中度，以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
營造“小型巨人”企業、企業集團或企業群體，要緊緊扣住具有相對優勢或特殊優勢的產品，抓一批基礎素質好、經營機制活、競爭能力強，有希望做大的企業；抓一批處于產業關鍵部位，能夠發揮行業龍頭骨干作用的企業；抓一批產業關聯度大、屬于高新技術產業的企業。要加大改革的力度，以改革促調整、求發展，通過存量重組和增量擴張，使這些企業規模合理化，形成規模經營優勢；延伸產業鏈，形成以優勢產品為中心，優勢企業為龍頭，直接投資和非股份安排、緊密和松散、分工與合作相結合的企業集團或群體，以增強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和整體競爭實力，再造新一輪中小企業發展的強勁優勢。
在圍繞優勢產品進行企業組織結構調整的同時，必須同步有效地進行企業技術創新。從總體上說，中小企業一般都存在技術儲備少、設施裝備差的問題，其背后就是缺人才、缺資金。因此進行技術創新，首先，要解決人與錢，即技術源和資本源的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解決這兩大問題只能依靠市場機制。一方面要實施開放的人才策略，培養、引進人才，組建或壯大龍頭、骨干企業的科技開發機構和隊伍；實行合作攻關，維護知識產權，有償分享成果，組織行業技術研究和開發機構；采取技術參股、有償轉讓、利益共享的辦法，形成企業、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產、學、研”三位一體的科技研究和開發隊伍，解決企業的技術源問題。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優勢產品品牌效應和龍頭企業的集聚作用，讓有限的高質資產去吸納、調動更多的民間資金和社會資本，解決資本源的問題。從而加大企業技術改造力度，引進國際先進技術、先進裝備及管理，增強消化、吸收和自主開發能力，實現技術創新，保持國內的相對領先地位，并努力快速縮短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以贏得市場競爭的主動權。
（四）
市場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宏觀調控，市場機制這只無形的手需要政府這只有形的手與之相輔相成。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篩選、培育“名特優”產品，營造“小型巨人”企業或企業集團，更是需要政府的政策導向、組織協調和行政推動。具體說來，可采取以下措施：
1.統一思想認識，調整發展思路。調整工業經濟結構，是實現增長方式轉變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結構不調整，整體素質不高、市場競爭力下降、經濟效益低等日益突出的矛盾就無法解決，增長方式也不可能轉變。因此，必須統一對調整工業經濟結構必要性、緊迫性、重要性的認識，進一步增強現代化意識，使結構調整真正成為大家的自覺行動，并用市場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的觀念指導結構調整。從工業經濟后發展地區的實際出發，以產品結構調整為核心，實行企業組織結構及其他方面的相應調整，使經濟發展真正轉到以提高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益為中心，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有效地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
2.實施名牌戰略，拓展國內外市場。要尊重市場法則和規律，從現有的產業、產品和企業組織構成出發，注重創新，確定一定時期的優勢產品目錄和合理化發展規模，實施名牌戰略，增強競爭力，拓展國內外市場。在充分利用和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同時，要實行扎實有效的行政推動，如建立領導協調機構，制訂扶持政策，組建科技服務和信息、咨詢網絡，明確政府職能部門及公用事業部門責任，組織協調重大技術攻關、工藝革新和產品開發，落實激勵措施等，以保證發展戰略的實施和發展目標的實現。
3.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要加快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的企業改革，使企業真正成為能夠自覺接受市場導向、促進本企業產品優化、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市場競爭主體，激發企業按照市場需求變化和長遠發展要求而主動調整結構的內在動力，為經濟結構優化構筑堅實的微觀基礎；積極理順產權關系，推進存量資產優化重組，為企業的結構調整、規模經營和技術進步提供現實條件和便捷途徑；進一步改革公有資產管理體制，建立起產權清晰、權責明確的公有資產管理、監督和運營體系，不斷促進公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不斷提高公有資產的質量，充分發揮高質量公有資產的中堅和導向作用，發展優勢產品，壯大優勢企業，推進整體調整；加快資本市場、技術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等生產要素市場的培育，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不斷完善市場經濟法制體系，強化執法力度，規范市場主體行為和市場運行秩序，并發展、完善、提高中介服務機構，為經濟結構調整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和社會環境。
4.進一步增大經濟開放度，擴大結構調整和發展空間。擴大經濟開放度，有利于進一步引進技術、引進資金、引進管理，促進結構調整。在大產品、大企業均為弱勢的工業經濟后發展地區，更可利用對外對內開放，拓展結構調整空間，或與跨國公司、國內外大企業緊密聯合，成為這些大集團的重要成員發展自己；或進入這些大企業的產業鏈，占有穩固市場，壯大自己；或在大產品、大企業的真空地帶，拓展自己的發展空間，從而在開放中加快結構調整的步伐，提高結構調整的質量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