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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財政政策范文1

金融市場習慣用鷹派（hawkish）與鴿派（dovish）來形容宏觀經濟政策決策者的緊縮與寬松立場。比如說，美聯儲前任主席伯南克是堅定的鴿派，而現任主席耶倫則在鷹派與鴿派之間搖擺，在金融危機時期擔任美國財長的保爾森雖然一貫奉行寬松財政政策，卻因為面臨政治困境而救市不力，他的繼任者蓋特納的應對危機措施則更為鴿派，另外，德國的財政與貨幣官員都傾向于鷹派。那么中國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決策是鷹派還是鴿派呢？

不妨先回顧一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在2012年曾經指出當時世界經濟中存在著三個因素之間的惡性循環：一是緩慢的經濟增長；二是許多國家需要進行財政整頓，而財政整頓又被認為可能阻礙增長；三是本應向實體經濟注入資金、幫助恢復經濟增長的銀行業正面臨困境，因而缺乏向經濟提供信貸擴張的能力。這一循環也曾被周小川行長引述。

IMF提出的建議是在中期內進行財政整頓，但不要在短期內過度緊縮。IMF的這一建議某種程度上也是吸取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該組織對東南亞國家政策建議失誤的教訓。美國經歷多次債務上限問題，美國政府的表態和最終做法也與此類似。

布蘭查德提出的惡性循環如今正在中國上演：經濟仍在減速；外界在擔憂擴大的政府債務和財政刺激的可行性；銀行業已經且仍將被政府用來緩沖債務問題，法興銀行5月24日的一份研究報告直指上市銀行真實不良率普遍超過10%。中國決策部門在處理這些問題時又會采取怎樣的立場？ 積極財政一波三折

一個肥胖的人決定減肥，要逐漸降低飯量，適量增加運動。如果某天開始三餐變一餐，甚至連一餐的正常飯量都不給了，從有魚有肉變成一天一個饅頭，還要進行劇烈運動，這就又會出現新的問題。對這種風險以及承受力，減肥者理應是比外人更加心知肚明，因此，為減肥付出努力是一回事，但如果為了讓別人相信自己的確在付出努力，是不必也不會真的采用這種極端方法的。

上半年以來，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在政府主導的基建和房地產投資的帶動下得以維持在目標之上，但是民間投資十分微弱，消費也出現小幅下滑。對于這種部門間的巨大差異，有觀點擔心財政刺激政策存在“擠出效應”。但是如果經濟剛剛有一點企穩跡象就急剎車般地撤掉財政政策拉動的總需求管理，這又會怎樣呢？

市場在解讀“權威人士”在《人民日報》上的講話時，普遍選擇了相信政策部門正在撤掉投資和總需求管理，本質上是對財政政策的積極立場存在懷疑，將中期財政整頓視為短期政策取向，對貨幣政策立場同樣持謹慎預期。

人民銀行為金融機構信貸擴張提供各種正面和負面的激勵，具體而言，如果進行信貸擴張就穩健偏寬松一些，如果金融和房地產投機盛行就更偏穩健一些。在2016年1月，也就是新一輪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啟動前，央行資產負債表中持有的對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債權從2.66萬億元翻了一倍就是例證。這和發達國家央行量化寬松有別，“大放水”之說本就無從談起。

再回到市場對財政政策的模糊預期，政策在低估經濟失速的風險嗎？

實際上，此前已經有一些跡象可以和財政收縮之間相互佐證：4月份的財政存款增長了9318億元，這是歷史上最高的單月新增財政存款規模，顯示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在落實中出現了明顯的停頓。很顯然，這并非個別地方政府支出節奏放緩，而是全國性的，特別是在4月份地方債置換加快的背景下。

如果資金從金融市場撤離去實現信貸擴張，是不利于金融資產價格的，更何況考慮到這只是帶來小周期的經濟改善，還不足以讓企業盈利明顯回升。年初以來的刺激政策使信貸需求擴張，盡管有一些資金“脫虛向實”的跡象，但流動性狀況總體上還是維持寬松的。4月份財政存款上升既沒有“向實”，而是收緊流動性。股票市場投資者率先反應并在4月份拋售。

不過，接下來的劇情逆轉就不那么意外了。財政部5月23日公布了一份加強地方財政庫款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地方政府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加快預算執行進度，壓減庫款規模。有意思的是，財政部《通知》落款日期是5月11日，比央行公布4月份新增財政存款創紀錄的日子（5月13日）還提前了兩天。催促地方政府花錢的財政部應當是不想在這個時候扮演鷹派角色的。 不必擔憂“擠出效應”

“擠出效應”是指由于政府擴大財政支出，在中國主要是補貼基建投資，提升了對借貸資金的需求，引起利率上升，進而形成了與非政府部門融資需求的競爭，導致民間部門融資規模下降，投資支出減少。看似“國進民退”的現象容易使采取積極財政政策進行投資招致批評，即便這種由數據負相關而產生的擔憂本身并沒有嚴格的因果邏輯關系。

上一次這種民間和官方投資的反差出現在2009年。當時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民間投資下滑之后，政府投資快速出擊，畢竟基建和房地產投資需求會帶動對上游行業產品的需求，于是頂住整體固定資產投資和經濟增長下降的壓力，最終帶來了民間投資的回升。目前，政府投資的政策回旋余地顯然比2009年時要小，如果未來撤出的話，可能非但不會帶來民間投資的回升，反而還會導致以制造業為主的民間投資繼續下降。

“為了創造需求而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總歸是有其負面效應，最好當然是可以為了增加供給、為了實現效益而投資。讓基礎設施形成的資本存量保持高增速總歸是難度很大，最終還是需要回到民間投資上來，如果能一步跳到消費拉動上面來當然更好。”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宋國青在該院5月22日舉辦的中國經濟季度觀察會議上說，“但是如果一步跳不到，就還需要想一些別的辦法。至少在需求很弱的時候，財政支出對民間投資還是會有拉動作用的。”

對于制造業企業來說，由于三、四月份的通脹預期有所上升，而名義利率的變化相對較慢，因此經通脹預期調整的實際利率是下降的。對投資回報預期降低，或許是這一階段民間投資下降的原因。與此同時，銀行提高了對企業的風險溢價，某種程度上抑制了私人部門的融資和投資，那么更應該通過財政低成本的融資來降低無風險利率，并且通過政府投資來填補民間投資的缺位。

反過來看，如果說認為存在“擠出效應”，那么說明民間部門的投資回報率已經十分低，這使得投資者已經滿足于政府提供的看起來較低的債券收益率。就實體企業來說，至少房地產比基建的“擠出效應”要更明顯。短期內，經過2016年前幾個月短暫的“脫虛向實”之后，企業部門會再次經歷去杠桿，融資需求回落。 為何還不降準

市場對不降準的理解從穩定人民幣匯率變為擔心通脹預期上升和M2超出13%的目標，認為貨幣政策在邊際上轉向鷹派了。現在CPI預期重新回到2.3%，M2增速也回落至12.6%，這種擔憂就可以緩和了。

其實，盯住M2目標的話忽視了直接融資增長，尤其是來自于債務置換轉為財政存款，還有2015年救市的投放流動性的影響，降低了M2增速；而以社會融資規模為目標的話又不包括外匯資產變化對貨幣供應的影響。

如果綜合考慮貨幣投放渠道，社會融資增速高于2015年下半年，但是社會融資存量規模再加上央行和其他存款性金融機構持有的國外凈資產的增速是在持續下降的，畢竟央行根據外匯占款和結售匯去補充流動性會有一些滯后和損漏。這可以作為對央行年初的“穩健偏寬松”和最近市場感受到的“穩健”的注解。

盈余財政政策范文2

一、積極財政政策的負面效應

積極財政政策是針對經濟增速放緩， 社會 總需求不足而采取的一項“反周期經濟調節”的主要政策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在短期內通過大規模的財政資金投入，迅速擴大社會有效需求，增加社會購買力，拉動經濟增長，增強經濟發展后勁。積極財政政策實施三年來，已取得了明顯成效，有效地拉動了經濟增長，解決了一些多年來想辦而沒能力辦的大事，促進了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改善了城鄉居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推進了各項事業的發展。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應，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赤字和債務規模過大，財政風險逐漸加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后，每年發行上千億元的建設國債，在拉動經濟增長，促進財政增收的同時，而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卻在急劇擴大，1998&#0；2000年，中央財政赤字分別為958億元、1792億元和2598億元，1999年中央財政赤字和債務余額占當年gdp的比重為2.2%和12.7%，2000年中央財政赤字和債務余額占當年gdp的比重為2.9%和14.5%，如果再把各種財政隱性債務或或有債務算進去，包括社會保障制度的大量缺口，政策性銀行的呆賬壞賬，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債權，國有 企業 特別是國有糧食企業的巨額虧損，地方政府債務，企業外債等，我國政府綜合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已達到或超過國際警戒線。我國 目前 的債務依存度（當年債務收入占當年財政支出的比例）已高達58%，大大超過國際公認的30%的標準；國債償債率（當年債務還本付息額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已高達25%，而國外一般不超過8%.如果巨額的國債發行出現 問題 ，其債務危機就會不期而遇。

2、投資效益低下，非市場化運作明顯。財政投資本身是一種政府行為，其投資行為、方式、領域和目的都帶有明顯的非市場化特征。政府投資在非市場化運作的情況下，地方爭投資、爭項目以及不切實際盲目上馬項目、搞“形象工程”等計劃經濟體制的惡習又開始抬頭。由于政府投資的過快擴張，項目投資只重數量和速度，忽視質量和效益的弊病比重明顯。從近幾年中央對國債資金使用情況的檢查情況來看，國債投資的擠占挪用問題、效益低下問題、浪費問題已經在一定范圍內存在。

3、對民間資本產生了一定的“擠出效應”。從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和全社會投資資金來源增長率看，1998年和1999年國有經濟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遠遠高于個體經濟和集體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1999年全社會投資資金來源中，財政資金增長了43%，銀行貸款增長4.8%，企事業單位自有資金僅增長1.2%，利用外資下降26.7%，這充分表明積極財政政策在擴大政府投資的同時對民間資本產生了一定的“擠出效應”，政府投資替代了一部分私人投資。同時也表明，在供過于求的經濟形勢下，由于中央政府投資結構比較單一，對刺激地方和公共投資作用有限，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難以充分發揮。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完善建議

積極財政政策是針對一個時期國家經濟狀況而采取的應對之策，在目前內需不足的情況下，我們還必須堅持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目標。正如財政專家陳共所言：“積極財政政策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如同加大馬力推動汽車爬坡，沒有到達坡頂就減退馬力，汽車就會退回。”“當前正是積極財政政策充分發揮作用的時候，一旦撤下來，就可能出現反復，甚至全功盡棄。”但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同時，應對增發國債引發的負面效應予以高度重視，認真處理和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以促使積極財政政策能發揮最大作用。

1、增加財政支出與減稅雙管齊下

從國外的經驗看，用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主要有兩種手段：一種是增加財政支出，另一種是減稅。而目前我國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是以擴大支出為主要手段，同時對稅收政策作一些局部性的調整，以此來擴大社會總需求，促進經濟、社會穩定。從實際情況看，這種單一依靠增發國債增加政府投資的做法，不僅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有限，而且存在一定的負面效應。在我國目前貸通緊縮的條件下，由于物價的負增長或低增長，企業盈利的空間不斷減少，甚至大面積虧損，特別是下崗工人的大量存在，農民收入長期徘徊不前，只實行政府擴大投資搞基礎設施項目，難以解決目前“企業盈利難、職工上崗難、農民增收難”的問題。如果在增加支出的同時，配合以減稅政策，一方面就會使企業稅負降低，盈利空間增加，企業和個人投資的積極性就會明顯增加，民間投資信心就會逐步恢復；另一方面會使廣大農民和個體工商戶有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日本曾經一度把消費稅的稅率由5%降到3%，使市場的銷售轉好，經濟開始上升，但隨即又把消費稅的稅率由3%提高到5%，結果經濟又下滑。這一實例充分說明稅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不可小視。從近年來我國工商稅收大幅增長的情況來看，減稅應該有一定的空間。“九五”時期，我國稅收收入的年均增長率為15%，而這一時期gdp的年均增長率僅為8.3%，兩者相差6.7個百分點。稅收收入的高增長充分表明我國稅收政策是偏緊的。雖然有人認為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仍比國外經濟發達國家低許多，但實際情況是由于運用的統計 方法 不同，造成了觀點上的差異，事實上，如果把我國龐大的預算外收入作為財政收入來 計算 ，其比重就會與國外相差無幾。

當然，減稅政策的運用是要根據財政承受能力來定的。根據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減稅政策可采取有限度地重點推進的辦法。減稅的重點應放在：一是對增值稅的稅基進行改革，實現增值稅稅基由生產型向消費型的轉型，并適當降低增值稅稅率；二是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改變內外資企業稅負不公平的現狀，盡可能將企業所得稅降低到20—25%；三是積極推進 農村 稅費改革，將壓在農民頭上過重的費和稅都同時減下來。當然，在減稅的同時，對當前gdp中法定稅負較輕的，應適當增加稅負，以實現稅負公平。減稅的幅度應限定在財政收入增幅超過gdp增幅的增長部分。通過減稅使稅收收入的增長基本上與同時gdp的增長相一致。

2、財政政策與貸幣政策協調配合

財政投資和銀行投資性貸款都是 社會 總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啟動財政投資政策的同時，貸幣政策必須與之協調，只有這樣積極財政政策的積極效應才能充分發揮。當前要認真 研究 和做好以下三項工作：

一是積極擴大銀行投資性貸款，切實有效地帶動社會民間投資的擴大。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和 經濟 總量的擴大，在當前的國民收入總體分配格局中，銀行信貸資金的比重呈現出日益上升的趨勢，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達6萬多億元，為銀行信貸支持經濟 發展 提供了雄厚的資金來源。但從當前貸幣政策的運用的結果來看，出現的情況是：貸款增長始終不活躍，存貸不斷擴大，通貸緊縮日趨明顯。這是 金融 政策上的制度性收縮在很大程度上抵銷了技術性的松動效應。一些防范金融風險所采取的措施，從長遠看有利于金融健康發展，但在短期內卻緊縮了 企業 特別是中小企業的信貸來源，造成了以中小企業為主的非國有經濟大幅回落。為了帶動民間投資，促進經濟增長，下一步銀行信貸政策的基本取向應該是：配合財政投資，積極擴大銀行投資性貸款，縮小和消除“存差”，實現銀行信貸資金的良性循環。

二是注重發揮銀行政策性信貸的作用。銀行投資性貸款大致可分兩個類型：一是一般性投資，它完全按照市場化原則進行安排，銀行是否投放貸款主要考慮投資項目的盈利狀況。二是政策性投資貸款，主要是依據國家的產業政策和投資政策，重點支持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一些薄弱環節及重要產業，并實行利率優惠政策。從國外情況看，銀行投資性貸款結構也不完全是純市場化或商業性的，政策性投資貸款占有相當比重。我國信貸資金運行要努力適應這一國際化趨勢，針對我國政府財力不足和有限的矛盾，通過調整信貸結構，更加有效地發揮政策性投資貸款支持經濟發展的作用。

三是運用財政貼息手段，帶動銀行信貸。財政貼息是指財政只代為支持部分貸款利息，而由項目本身負責本金和其他利息的償還。它是政府投資性投融資的一種有效工具，可以彌補項目直接經濟方面的缺陷，體現國家產業政策要求，同時也可以有效動員和擴大銀行信貸資金，對帶動整個社會投資具有十分重要的導向作用。近幾年來，在企業的技術改造方面，我們運用了這種手段，取到了較好的作用。今后，要繼續使用這種手段，并且還要擴大規模和范圍。

3、適度控制國債規模，優化國債結構，防范債務風險

盈余財政政策范文3

關鍵詞：政策評估；投資；西部大開發

中圖分類號：F8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2)02－0076－04

一、引言

中國西部地區包括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內蒙古、廣西等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面積685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的71.4％。2000年末人口3.67億人，占全國的28.8％。西部地區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大，戰略位置重要。但由于自然、歷史、社會等原因，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絕大多數的貧困人口都生活在西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2/3，不到東部地區平均水平的40％，迫切需要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關系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有利于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有利于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有利于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用好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

西部大開發以前，國家投資重點在東部沿海地區，人才也隨之向東部地區流動。西部地區人才隊伍建設的基礎不夠雄厚，15歲及15歲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比全國平均高3.5個百分點。人才隊伍總量不足，結構失衡，分布不合理，高層次優秀人才緊缺，西部地區各類專業人才僅占全國總量的20.4％，且大多分布在中心城市的高校、科研機構等事業單位，高級專業技術人才占13.6％，兩院院士僅占8.3％；西部地區專業技術人員中，工程技術人員和科學研究人員僅占15.4％和8.8％，只有東部地區所占比例的一半多一點。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在物質資本投入方面，國家加大了對西部地區建設資金投入的力度，中央財政性建設資金累計投入4600億元，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和專項補助資金累計安排5000多億元。國家投入帶動了社會投入，西部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0％左右。另一方面，國家重視西部地區人才隊伍建設，加大對西部地區的教育投入，同時采取對口支援等形式積極引導東部地區人才到西部創業。國家向西部地區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入對于加快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文獻綜述

西部大開發的目的之一就是實現東西部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國內學者對中國東西部地區的協調發展問題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郭慶旺和賈俊雪(2005)利用1991～2003年各省區的數據，基于面板數據模型和時變參數模型分別考察了積極財政政策對中國區域經濟增長和差異的影響。分析表明，積極財政政策對中國區域經濟增長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其中對西部地區的正向影響力度最大，中部地區次之，東部地區最小。但是積極財政政策并沒有有效地縮小中國區域經濟差異，反而促使中國區域差異進一步增大，但影響力度逐年減弱。李建華(2001)認為西部的財政投資政策應遵循市場導向、對內對外同時開放、可持續發展、堅持物質資源與人力資源并重、政策性與有償性相結合等原則，并提出要提高中央財政在西部地區投資的比重，對西部地區企業實行適度的投資補貼，加大國家財政貼息和信貸支持的力度，充分發揮國家財政投資的誘導作用，引導民間資本參與西部開發。鐘雅蘇(2002)分析了西部地區利用直接投資的現狀，比較了西部吸引直接投資的優勢和劣勢，最后提出了西部大開發吸引直接投資的具體對策。在西部大開發投資方向上，中國社科院課題組(2001)認為國家對西部地區的財政投資應重點投向全國性的重大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方面，適當減少直接投資的比重，逐步提高間接投資的比重，采取合資、控股、參股等多種形式廣泛吸引外部資金入股，形成地區經濟利益共同體。在資金來源方面，江世銀(2006)認為財政轉移支付政策是國家為了實現區域間各項社會經濟事業的協調發展而采取的財政政策，已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的財政轉移支付政策雖已產生了一定的效應，但仍然不明顯，轉移支付沒有起到明顯縮小東、中、西部地區發展差距的作用，還沒有達到應有的政策效應，隨著中央財力的增加和繼續實施西部大開發的需要，中央政府應逐步加大對西部地區轉移支付的規模和力度。在西部地區人力資本投資研究方面，蔡防、都陽和陳凡(2000)在對中國592個國家貧困縣1990～1997年扶貧資金的使用情況及其對貧困地區經濟增長所產生的影響進行經驗分析的基礎上，發現經濟增長的有條件趨同在貧困地區是存在的，在促成趨同的條件中人力資本處于相當重要的地位。西部開發應該吸取過去類似政府區域開發實踐的教訓，不應以產業投資為開發重點，而應注重以提高和改善人力資本為目的的投資。在中國西部大開發的宏偉工程中，知識資源已成為最稀缺的戰略資源。人才是知識、信息和技術的載體，只有以人為本，緊緊抓住人才這一關鍵環節，加大西部地區人力資本投資力度，才能從根本上促進西部地區經濟的騰飛。孫威和苗長虹(2002)從人力資本的基本內涵出發，分析了西部地區人力資本的狀況，提出了加強教育、促進人才流動等人力資本積累手段。在研究方法上，Kid(1995)基于panel data利用固定效應模型估計了焚化爐的建造對周圍房價的影響，Comwell和Trumbull(1993)基于panel data，利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了州立法對犯罪率的不同影響。這些研究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方法借鑒。本文擬從物質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兩個角度，借鑒Kiel的研究方法，對西部大開發的投資政策進行評估。

三、模型設定

(一)模型設定的理論依據

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就是一個以知識積累為基礎，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積累、勞動分工演進和制度變遷等諸因素共同作用的社會過程，并從技術變化、人力資本積累、制度變遷、分工演進的角度，提出了內生技術進步的增長模型、人力資本積累的增長模型、勞動分工演進的增長模型和制度變遷的增長模型等四個新的經濟增長模型。Lucas(1994)吸收了人力資本的思想，將人力資本作為一個獨立的因子納入經濟增長模型，認為只有專業化的人力資本積累才是產出增長的真正源泉，其模型如下：

Y=F(K，L，H，t)

該模型中的生產函數是一個產出量和資本、勞動、人力資本以及技術進步相關的函數形式，即其中，Y是總產出，K、L和H分別是物質資本存量、勞動力投入量和人力資本(無形資本)存量，t表示時間。

依據Lucas模型，借鑒Kiel(1995)的模型設定

方法，本文將模型設定如下：

gdp=b0+d0y2+b1x+d1y2*x+u　(1)

其中，gdp代表經濟增長速度，為因變量。x為自變量，主要包括：勞動(1)、物質資本(k)、人力資本(h)、對外開放程度(o)、市場化程度(m)、政府支出(ge)、消費(cn)、出口(ep)等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y：在2000年以前取0，2000年以后取1。

(二)變量選取

物質資本指經濟系統運行中所使用的資本量，可用資本存量代表資本的投入。本文用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代表省區物質資本的投入。

人力資本指勞動者所受教育的水平，可用年度教育投資額表示，也可用一個省高校在校生人數與總人口的比值表示。

對外開放程度反映了一個地區的經濟活力，體現了其參與國內、國際分工協作的能力，也是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這個指標可用實際利用外資額占GDP的比重表示。

市場化程度是反映制度因素的一個重要方面，市場化程度難以準確度量，可以用非國有企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表示。

政府支出是地方政府影響經濟系統的一個重要因素，本文選用地方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

勞動力投入既可使用勞動者人數，也可使用勞動工資總額，由于現階段，中國工資總額不能切實反映勞動投入的真實水平，本文選用從業人數作為勞動投入的度量。

(三)數據來源及描述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97～2009)。采用1997～2008年西部12個省份、東部11個省份共23個截面，共299個觀測值。

四、模型估計

(一)物質資本投資政策效果分析

本文采用STAT13.0對數據進行估計，結果見表1。表1第一列的常數項代表2000年以前西部地區平均的經濟增長速度，約為8.8％；y2的系數表明，2000以后東西部增長速度比2000年以前平均快5.8％；k的系數度量著與西部大開發投資政策出現無關的區位效應，即使在2000年以前，東部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就比西部地區平均快0.2％，y2k的系數度量著西部大開發投資政策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在這個回歸中此系數為負且不顯著，表明雖然2000年以后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加快，但是西部大開發的投資政策并沒有真正縮小東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差距。

表1第二列的回歸結果和第一列基本類似，投資促進了東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但是回歸結果表明y2和物質資本投資滯后一期的系數為負值且不顯著，這表明西部大開發的投資政策并沒有縮小東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

在第四列，加入市場化程度(m)這個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該因素的系數為正值且高度顯著，m變量的加入使模型的R2由0.24提高到0.28。第五列又引進了從業人員(1)、對外開放度(o)、政府支出水平(ge)、消費(cn)、出口(ep)和經濟結構調整(st)等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引進這些因素雖然使模型的R2由0.24提高到0.322，但是這些變量均不顯著。

(二)人力資本投資政策效果分析

表1第三列的常數項代表2000年以前西部地區平均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常數項估計值不顯著。y2的系數表明，2000年以后東西部增長速度比2000年以前平均快3.7％；k的系數度量著與西部大開發投資政策出現無關的區位效應，h的系數為正值。表明即使在西部大開發政策實施以前東部地區就比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要快，雖然系數為正但不顯著，y2與h交互項的系數雖然為正值但也不顯著，表明人力資本投資政策并沒有起到縮小東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差距的作用，人力資本投資政策實施效果不理想。

在第五列，我們引入從業人員(1)、對外開放度(o)、政府支出水平(ge)、消費(cn)、出口(印)和經濟結構調整(st)等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引進這些因素雖然使模型的R2由0.3提高到0.354，但是這些變量均不顯著。

五、結論

盈余財政政策范文4

【摘要】文章采用PLS 回歸方法，在各財政工具存在多重共線性和樣本數據短缺的條件下，對財政政策工具作用于中國文化產業的效應進行定量分析，通過模型確定財政工具與文化產業增加值之間的定量關系，并針對性地提出文化產業財政扶持政策合理性建議。

關鍵詞 偏最小二乘回歸；多重共線性；財政工具

【作者簡介】葉菊華，湖南涉外經濟學院講師，博士，研究方向：財經理論與政策、文化產業與文化貿易理論。

一、引言

2009年7月2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明確了文化產業對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吹響文化產業發展的“集結號”。在國家大力倡導與支持下，我國文化產業呈現出快速增長態勢。然而與文化產業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狀況不容樂觀。由于原創性缺乏，文化產品在國際文化貿易中無比較優勢，可持續發展后勁不足，無法把握國際貿易主動權；偏重產品量的發展導致文化產品品質不高，處在國際制造業低端，外匯收入以高能耗、高污染和低利潤為代價取得，國際貿易量低。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國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弱是不爭的事實。

波特的“鉆石理論模型”指出，政府政策是影響產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要想真正提高我國文化產業的競爭力，就必須提高我國各級政府文化產業政策的有效性。具體到文化產業的財政政策，過去一些學者的研究多是偏重定性分析，流于泛泛而談，對文化產業財政工具的實際效果沒有實質把握，缺乏定量分析的深度和邏輯演繹，研究對策針對性不足。因此本文擬采用偏最小二乘回歸分析的方法對文化產業財政政策工具效應進行定量研究。

二、文化產業財政工具指標選擇

文化產業財政工具主要有兩種：文化產業財政支出和文化產業稅收。①文化產業財政支出包括購買性文化支出和轉移性文化支出。購買性文化支出又包括文化消費性支出和文化投資性支出，轉移性文化支出又包括文化財政補貼和文化稅收支出。購買性文化支出是政府購買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務的活動，對社會生產和就業產生直接影響，間接影響收入分配；轉移性文化支出是政府文化資金單方面無償的轉移，是資金使用權的轉移，直接影響收入分配，間接影響生產和就業。

鑒于統計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選擇下面五個財政政策工具指標作為模型指標。

（一） 文化事業費

文化事業費指的是每年財政部門向文化事業單位投入的各類事業經費，其中包括指定用途的文化專項資金，但不包括對基本建設的投資。該指標直接反映了政府對文化的投入強度。政府文化事業費的投入越多，文化事業單位的產出就越多。

（二） 文化事業費占全部財政支出的比重

這是一個反映財政對文化產業投入力度的指標，是文化事業費除以財政總支出的百分比。隨著我國財政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政府在文化上的投入將越來越大，文化事業費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應該是穩中有升，這將間接帶動文化產業的發展。

（三） 文化事業基建投資

該指標指的是我國每年文化事業基本建設總投資額。1985年后該指標主要為文化部系統基建投資，不含文物、出版的基建投資。該指標反映了國家對文化產業基本建設的投入情況。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人民文化需求的增長，文化事業基建投資將不斷增加，文化產業生產的基礎不斷增強，產出不斷增多。

（四） 文化財政補助占總收入的比重

該指標指的是每年文化事業單位從財政取得的補助與文化事業單位總收入的比。該指標用來衡量財政補助在文化產業總收入中的重要程度。在文化事業單位一年的總收入中，來自政府的財政補助越大，說明文化事業單位自營能力越弱。隨著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文化財政補助占總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事業單位自營能力增強，文化產業產出增多。

（五） 年末固定資產原值

該指標是按原價計算的文化產業年末全部固定資產總額，是文化企業對某項固定資產進行購置、建造、安裝、擴改建、技改所支出的全部貨幣數。該指標用來衡量文化產業原有總規模的價值。隨著我國文化事業的不斷發展，文化事業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將會不斷增加，文化產業生產的規模將不斷增大，產出增加。

三、偏最小二乘回歸在文化產業財政工具效應分析中的應用

本文選取文化事業費X1、文化事業費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X2、文化事業基本建設投資X3、文化事業單位財政補助占總收入的比重X4，以及文化事業單位年末固定資產原值X5 作為自變量，將文化產業增加值Y②作為因變量（表1），樣本區間為2001~2012年，數據來源于《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2002~2013）。

本文根據PLS算法編制了matlab程序, 將相應數據文件存入工作空間中, 按照程序提示輸入文件得出以下結果。

（一） PLS成分數的確定

PLS算法要求，當交叉有效性小于0.0975 時，計算終止。因此選取2個PLS成分就可以滿足精度要求（表2）。表2顯示，當選擇2個PLS成分時，累計交叉有效性為0.925，PLS成分對自變量X的累計信息利用率達到80.1%，并能解釋97.4%的因變量Y的變異信息，該分析方法對本研究有較高的分析精度。

（二） 變量投影重要性分析

變量投影重要性（VIP，Variable Importance inProjection) 是自變量對因變量的解釋能力指標。計算公式為：

其中，VIPj為第j 個自變量Xj的投影重要性指標，P 為自變量的個數，Whj 為軸Wh 的第j 個分量。matlab 程序運行結果如圖1所示。

圖1顯示，文化事業費X1、文化事業基本建設投資X3、文化事業單位年末固定資產原值X5的VIP值都超過1，說明在本模型中這三者是影響文化產業增加值的重要財政工具指標。其中，文化事業費對文化產業增加值的解釋作用最強，這說明隨著文化部門文化事業費投入增加，文化部門文化產業增加值明顯增長。以上結果與文化產業定性分析是相符的。

文化事業單位年末固定資產原值X5在VIP圖中占第2位，這說明文化產業增加值與文化產業固定資產高度相關，二者呈現一致的增長趨勢，這主要是因為目前文化產業企業還處在早期發展階段，硬件投資是其發展重點。

文化事業基本建設投資X3 在VIP圖中占第三位，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目前文化產業增長主要是外延式增長，文化產業建設多體現為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文化產業內涵式發展不足。

（三） 基于PLS的文化產業財政工具效應預測模型

通過PLS回歸分析，我國文化部門文化產業財政工具效應預測模型如下：

Y=1.73+0.39X1+0.11X2+0.30X3-0.15X4+0.37X5以上模型中變量的系數均具有一定的經濟意義，其中文化事業單位財政補助占總收入的比重X4的系數為負，這是因為過多的財政補助導致文化事業單位依賴性較強，自營能力相對減弱，這與前文的定性分析是一致的。

四、政策建議

本文在對文化產業財政工具效應定性分析的基礎上采用PLS分析方法對該問題進行定量研究，得到了文化產業各財政工具的VIP值和其效應的預測模型，據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由于文化事業費對文化產業增加值的影響最大，政府應該加大對文化產業的文化事業費投入，直接刺激文化產業產出的增長。對于財力較弱的地方政府，應實施積極的文化專項轉移支付制度，以實現各地區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涵養文化消費群體。

2.鑒于文化事業補助在事業單位總收入中的比重指標系數為負，政府應加快職能轉變，不斷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文化市場主體的培育，增強其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力。

3.由于文化基建投資和文化事業單位年末固定資產原值是影響文化產業增加值的兩個重要因素，因此，目前加快我國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和文化企業固定資產建設依然是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只有基礎打好了，才能真正實現文化產業生產由外延式向內涵式的轉變。

注釋

①目前統計部門對文化產業稅收及稅收支出的統計數據還不完善，因此，文化產業稅收和稅收支出還無法作為獨立的指標列入模型分析。

②所謂文化產業增加值，指的是一國（或地區） 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 文化產業單位向社會提品或服務而增加的價值總和。該指標能夠從總量上反映文化產業生產經營的規模和發展水平。

參考文獻

[1]王永章.改革開放30 年文化產業回顧及前景展望[A].張曉明,胡惠林,章建剛編.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2009)[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2]車曉惠,葉前.國家統計局:2009 年中國文化產業增加值達8400 億元[EB/OL].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0-5-4.

盈余財政政策范文5

【關鍵詞】初中英語 教材整合 策略

整合英語教材不但能有效提高英語教學效率而且能增強知識的可理解性，同時也是教師豐富教學內容、提煉教材精華和升華教學精髓的有效手段，也是學生發展多元智力和個人能力的支撐點，幫助他們形成科學的分析、推理能力，高度的綜合思維能力等。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把更多的精力花在教材的整合上，而不能按部就班地簡單依照章節完成每堂課的教學任務。閃光的思維火花來源于創新，新課標中英語教材整合的目的就是要使學生的思維多樣化，要讓英語課堂為學生思想的馳騁提供廣闊的空間。因此，優化組合新課標教材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

一、調整教材內容的順序

為了使教材內容更符合學生的能力需要以及興趣，教師可根據教學的實際情況和學生的心理、認知特點，適當地調整教材內容，使其更加貼近學生，更利于學生的有效學習。1.模塊或單元之間進行調整，調整各模塊或單元的順序。例如，對單元與單元、模塊與模塊之間的相關內容進行整合，有利于學生更加有效地構建知識體系。英語教材中某個模塊的內容與學生實際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有關，可以將這個單元提前教學。2.單元內部之間的調整。人類認知世界的基本順序就是“由簡到繁，由易到難，由淺入深”，重組可以按照“由簡到繁，由易到難，由淺入深”的原則。遵循這一順序的學習活動能夠省時省效。利用這一方法進行單元內容重組時，既要考慮語言承載的文化難度，又要考慮語言難度。例如初二英語上冊Module3 Journey to space， 話題與太空旅游有關，難度較大，學生對這部分知識相對陌生。為了完成教學目標，突出教學中心，簡化難點，應將教材中的Activity3作為教學的重心，學生熟練掌握對話內容以后，自然進入活動5，并對活動5內容稍微進行調整：將呈現的題目變為：（According toActivity3，5and 6） Use the words and phrases in the box.Say something about astronauts、scientists、yourself or other people.讓學生有充足的時間到3，5，6這幾部分中去搜集信息，組織語言，體會其深刻含義，練習表述。

二、對教學內容進行補充和拓展

當前，可理解性語言的輸入量非常有限，重“精”輕“泛”是中學英語課堂教學的一個特點，學生語言運用能力的發展受到了嚴重制約。因此，對教材內容進行適當地的充和延伸是教師必須要做的。教師可以引導學生記單詞，因為中學生正處于記憶的黃金時期，詞匯量逐漸擴大，使他們成為高效的學習者。適時增加相關的寫作和閱讀訓練也非常必要，也可讓學生在閱讀的基礎上開展討論等。例如，初三英語上冊Module 3 Sporting life， 話題是談論體育明星和體育比賽， 語法是一般將來時和一般過去時的被動語態。學生通過操練，在掌握語言結構的同時，既能感悟語言功能，學習英語語言知識，又能了解相關的體育明星和體育比賽的信息。教師可以繼續開發教學資源以更好地完成情感和知識目標，為了擴大練習，調動學生的學習情趣，到網上搜索學生喜聞樂見的體育明星的簡歷及他們的照片、有關奧運的語篇是不錯的辦法。

三、通過整合學科間的課程，提高學生綜合分析與邏輯思維能力，使學生掌握方法，學會學習

學科的交叉性和立足于能力的培養是課程整合的最基本特征，它承認能力培養的重要性和事物聯系的整體性。比如可以在英語的任務型教學中，有意識地開展其他學科與英語學科相聯系的綜合的橫向教學。這些任務可以是真實的問題情景，也可以是具體學科的任務，使學生置身于動態過程中進行學習，提出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通過一個或多個任務，把相關的各學科知識和能力要求作為一個整體有機地結合起來。學生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也就掌握了所需要的知識。

偉大的教育家蘇格拉底曾說過：“教育不是灌輸，而是點燃火焰。”創造性地運用教材是使教學方式與教學內容整合優化的過程，是教材內容、課程標準與學生實際生活相聯系的結晶，有效地融合了學生的創造力與老師智慧。要實現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手段的完善統一，就要創造性地使用教材，把本地區教學實踐的特殊性與教材的普遍性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充分地滿足學生對教學方法和學習內容的需要，提高教學效率，調動教師與學生雙方的積極性。

【參考文獻】

盈余財政政策范文6

關鍵詞：時間序列 財政收支 預測

一、時間序列分析

（一）時間序列是指將某種現象某一個統計指標在不同時間上的各個數值，按時間先后順序排列而形成的序列

時間序列是現實的、真實的一組數據，而不是做實驗得到的。既然是真實的，它就是反映某一現象的統計指標，因而，時間序列背后是某一現象的變化規律。

時間序列分析法是對時間序列的一種定量預測方法，用時間序列的過去信息來預測未來，即通過時間序列的歷史數據揭示現象隨時間變化的規律，將這種規律延伸到未來，從而對未來做出預測，也稱為簡單外延方法。

客觀現象的性質多種多樣，發展的時空條件千差萬別，影響事物發展的具體原因不可勝數。就共同規律而言，時間序列一般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及分析方法：

（1）長期趨勢變化：受某種基本因素的影響，數據依時間變化時表現為一種確定傾向，它按某種規則穩步地增長或下降。長期趨勢一般分為線性趨勢和非線性趨勢，線性趨勢使用的方法有：滑動平均法、線性模型法。非線性趨勢采用：二次曲線法，指數曲線法等。指數曲線法也是本文使用的方法。

（2）季節性周期變化：受季節更替等因素影響，序列依一個固定周期規則性的變化，又稱商業循環。采用的方法：按月（季節）平均法，趨勢剔除法；

（3）循環變化：周期不固定的波動變化。采用的方法：剩余法；

（4）隨機性變化：由許多不確定因素引起的不規則序列變化。不規則變化分為確定性變化和隨機性變化。對于不同的變化分別采用確定性的分析方法和隨機性的分析方法。

（二）長期趨勢變化的測定，包括的幾種方法簡介

1、滑動平均法

滑動平均的目的在于消除原時間序列數據中的短期（季節性和不規整）波動，因此滑動的間隔長度應適中。一般來說時間序列是月份資料，間隔長度取12，；若是季節資料，間隔長度為4；若時間序列具有周期性變化，則間隔長度應為周期長度。

利用滑動平均法測定時間序列的長期趨勢的做法如下：設滑動平均的間隔長度為m， 則滑動平均數序列為：

，其中m為大于1的正整數。

2、線性模型法：

3、曲線模型法：

二、財政收入分析與驗證

（一）數據收集與整理

為了對財政數據分析和預測功能進行研究，收集財政公開數據作為樣本數據，進行實踐分析檢驗，財政收入如下表所示：

根據表1數據分析，財政收入呈逐年平穩增長趨勢，描繪趨勢圖如下：

分析圖1，該曲線呈逐年增長趨勢，并且類似指數型增長模型，可以考慮采用指數模型分析。但是前十年增長趨勢較為緩和，而后十年曲線的趨勢較為陡峭，因此采取前后十年兩個時間段分別進行分析，從2000年作為分界線，前后十年各自的趨勢圖如下：（圖2、圖3）

（二）建立數學模型

（三）擬合值與誤差分析

1、計算擬合值與誤差

計算1990-2000與 2000-2010年的原始值、擬合值以及相對誤差分別對比如下：

2、趨勢圖和相對誤差分析

根據表2計算的擬合值繪制趨勢曲線，如下圖4、圖5所示：

由圖可見，原始圖形和指數曲線的趨勢曲線擬合效果較好，說明可以根據指數曲線預測趨勢值。

根據計算結果可知，兩個誤差都無限接近于1，可以認為預測值與實際值是無偏的，即可用該趨勢曲線預測趨勢值。

（四）趨勢值驗證

前十年趨勢驗證：根據趨勢曲線，預測2001年的收入，即：

三、指數曲線分析在財政支出數據的驗證：

根據上述對收入的分析過程，采用相同的方法，對財政支出數據進行趨勢擬合與預測，驗證該方法在同類數據中的適用性：

（一）數據收集與整理

（如表3所示）

（二）建立模型和相對誤差分析

同理，可以計算得到支出后十年曲線函數：

計算1990-2000與 2000-2010年的擬合值以及相對誤差分別對比如下：

根據表4計算的擬合值繪制趨勢曲線，如下圖6、 圖7所示：

原始圖形和指數曲線的趨勢曲線擬合效果較好。

分別計算誤差：

根據計算結果可知，兩個誤差都無限接近于1，可以認為預測值與實際值是無偏的，即可用該趨勢曲線預測趨勢值。

（三）趨勢值驗證

支出數據前十年，計算2000年時，即：

支出數據后十年，計算2011年時，即：

根據該趨勢，當t=7時，即2012年財政支出為：

四、結束語

本文基于簡單的曲線模型，對常見而且重要的國家財政收支進行了分析、擬合和預測，該方法雖然簡單，但是也能較為準確和合理的擬合曲線，預測數據，具有一定的實際意義。

不過，雖然本文完成了對財政收支的曲線模型的建立，誤差分析，趨勢值計算等，但是在與對預測準確性，誤差有效性等方面，還未能進一步取得研究，希望日后能能進一步取得更好的結果，該方法在其他經濟數據的分析和預測還需進一步驗證。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