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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舉例范文1
關鍵詞:財政政策 稅收 宏觀調控
一、 財政政策的定義和目標
(一)定義
財政政策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的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情況,對我國經濟發展進行的調控措施。該調控措施以提高就業水平、減輕經濟波動、減輕通貨膨脹及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為目的,通過調整政府支出、稅收和借債水平或者政府收支等實現目標。言而總之,財政政策是系統化的財政措施。
(二)目標
1、加強人民民主政權
這是其最根本的目的。財政的本質就是為國家或政府職能的實現提供強有力的保證。
2、促進國家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協調發展
財政和經濟就如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同時上層建筑主觀能動的反映經濟基礎的狀況,對經濟基礎的發展起著巨大作用。同樣財政對確定分配關系、穩定物價、發展對外貿易等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另外,財政政策無論是對微觀經濟效益還是宏觀經濟效益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3、促進社會事業的發展
我國社會事業的發展如教育、科技、文化、體育、衛生、社會保障等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的。這就兩者要同時發展,共同提高。
4、促進社會的公平分配
在中央、地方、部門、各種所有制企業、集體、個人及個體經營者之間的財政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主要是通過財政政策來進行的。
二、 財政政策分類和工具
(一)財政政策的分類
根據財政政策調節經濟周期的作用,財政政策可分為自動穩定的財政政策和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
一些可以根據情況自動發生的經濟波動不需要外包穩定政策是自動穩定政策。它可以直接經濟狀況的波動來產生調控作用。如稅收和政府支出都是自動穩定政策。與自動穩定政策剛好相反,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則需要通過外部經濟力量。
根據財政政策在國民經濟方面的不同的功能,財政政策可以分為擴張性政策、緊縮性政策。
擴張性財政政策,是指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赤字,如減稅、增支,以增加社會總需求。相反,緊縮性財政政策,是指主要通過增稅、減支進而減少赤字或增加盈余的財政分配方式,減少社會總需求。
(二)財政政策的工具
稅收工具,稅收作為國家主要的收入政策工具,具有強制性、無償性等特征,因此也成為實施財政政策目標的一個重要手段。
公債工具,所謂的公債也是債券的一種,它的發行主體是國家或政府。作為發行主體,國家或政府以其信用為基礎,向國內外舉借債務來取得的收入。
經常項目支出工具,主要指政府對社會公共的支出,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是其主要部分。購買性支出,包括商品和勞務的購買,轉移性支出包括社會福利支出和政府補貼。
三、財政政策與稅收的關系
經過以上的分析,稅收在財政政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是在擴張性財政政策還是在緊張性財政政策中都有著很大的調節作用,稅收作為財政收入的一部分,不僅是國家財政收支的基本來源和保證,也是政府執行社會職能的主要手段,它更是國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規范的形式,不僅為社會公共產品與服務提供財力支持,更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經濟杠桿。
稅收在財政政策中的主要意義有以下幾點:第一,稅收可以調節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關系,從而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平衡發展。第二,稅收可以調節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增長。第三,稅收可以調節收入,實現公平分配。
在宏觀調控方面,稅收是一種自動穩定政策,在稅收體系,特別是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反應相當敏感的經濟活動水平的變化。舉例來說,如果政府預算平衡,稅率無變化,經濟低迷,國民產出將減少,稅收收入會自動下降。稅收乘數的大小與財政政策的大小有很大的關系,稅收乘數表明的是稅收的變動(包括稅率、稅收收入的變動)對國民產出(GNP)的影響程度。
其中b 為邊際消費傾向。
稅收乘數為負,稅收和國家輸出增加或減少為相反的方向;
政府增稅時,國民產出減少,減少量為稅收增量的b/(1-b)倍。假定邊際消費傾向b為0.8,則稅收乘數為-4。可見,如果政府采取了減稅的政策,雖然可以減少收入,但將成倍提高社會有效需求,有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
四、如何更好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舉例范文2
2008年是一個極不尋常的年份。面對重重挑戰,中國經濟保持較快增長,物價得到有效控制,結構調整邁出重大步伐,人民群眾得到新的實惠,成績來之不易。但也應該看到,最近幾個月工業增速大幅回落,投資、出口實際增速趨緩,擴大消費受到新的制約,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國際金融危機并未見底而繼續蔓延,特別是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正在進一步加深,2009年我國發展的外部經濟環境嚴峻。面對挑戰,經濟工作的頭等大事就是要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著力在保增長上下功夫。
全力以赴保增長
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今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這一重要決斷的背后,顯示了中央迎難而上,全力推進中國經濟在較快軌道上健康運行的堅定決心。
要解決前進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必須加快發展。保持中國經濟航船平穩較快運行,防止大的顛簸和起落,至關重要。經濟增長速度太快、經濟運行繃得太緊不行,不利于科學發展。但是,經濟增長的速度太慢更不行,不利于改善民生、擴大就業、增加財政收入和緩解各方面的矛盾和壓力。
實現保增長,必須做到“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這就要求,要盡快采取措施,盡快見到效果。為此,去年四季度,中央先安排了1000億元投資,希望能夠盡快拉動經濟增長。各地區、各部門也快速啟動和實施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目前,1000億元中央投資已大體落實到項目,這些項目在今后兩年中大約需要4萬億元投資。據發展改革委測算,這些投資的實施,大體可以每年拉動經濟增長1個百分點。
配合擴大內需的方針,會議提出,今年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要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保障重點領域和重點建設支出。會議明確提出,把改善民生作為保增長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繼續加大對“三農”、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大對低收入家庭的補貼和救助力度。有關專家指出,把改善民生作為落腳點,表明國家正在努力改變以往過分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希望通過切實改善民生來拉動消費,從而使經濟走上內需驅動型的良性發展軌道。但重視內需并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外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堅持擴大內需為主和穩定外需相結合,進一步增強抵御外部經濟風險能力。
事實上,為穩定外需,去年8月份以來,國家已3次調整出口退稅率,以減輕出口企業稅負。這表明,要實現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仍然要重視出口貿易,外需不能小看,國際市場不能丟。
做足“消費”這篇大文章
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出口能力已明顯減弱。海關數據顯示,去年11月我國進出口增速均大幅回落,特別是出口在近年來首次出現月度負增長,今后我國外貿形勢將更加嚴峻。
在外部需求明顯收縮的情況下,2009年中國經濟必須要在內需上做足文章。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把擴大內需作為保增長的根本途徑”。目前我國內需增長潛力較大,且長期沒有得到充分釋放,一直是經濟發展中的薄弱環節。有專家舉例稱,當前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率為30%多,而美國卻一直在70%左右。中國是世界上儲蓄率很高的國家,居民儲蓄超過了20萬億元,進一步擴大消費具有巨大市場潛力和發展空間。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刺激消費”方面提出了諸多措施: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擴大最終消費需求為重點,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要支持能夠擴大最終消費需求、帶動中間需求的項目;大力促進農民消費,穩定住房消費和汽車消費,著力發展服務消費和旅游消費,不斷增強最終消費能力。會議還明確了實行結構性減稅,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在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支持力度,這就為擴大內需消除了后顧之憂。
宏觀調控繼續“靈活審慎”
實現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離不開宏觀政策的保駕護航。鑒于今年經濟外部環境復雜多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繼續實施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努力提高調控的科學性、時效性。
繼中央在去年11月初確定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后,此次會議在財政、貨幣政策方面進一步細化,提出的措施也更加具體,更有針對性。專家們指出,今年這兩大宏觀調控政策將持續發力,全力促進經濟發展。
會議在財政政策方面提出了幾個重點:“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實行結構性減稅,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公共投資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帶動效應”。會議還強調政府投資帶動私人投資的功能,提出“拓寬民間投資領域和渠道”,從而有效增強拉動經濟增長的社會合力。
財政政策“調結構”,貨幣政策重在“調總量”。這次會議提出,要“發揮貨幣政策反周期調節和保障流動性供給的重要作用”,這意味著今年將繼續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靈活調節資金供求,積極發揮貨幣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
需要強調的是,促進股市和房地產穩定健康發展,這也是今年宏觀調控的著力方向。會議提出,要“增強投資者信心”、“發揮房地產在擴大內需中的積極作用”,從而凸顯了股市和房市在促進經濟增長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中國未來發展取決于科學發展
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同時深化改革開放,這是中央對今年經濟工作的重要部署,也是對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長遠規劃。
會議指出,要把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作為保增長的主攻方向,把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作為保增長的強大動力。
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是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實現經濟復興的根本保證。如今,在國內外經濟形勢極其嚴峻的形勢下,結構調整更加緊迫。把國際金融危機對經濟結構調整形成的壓力轉化為動力,變挑戰為機遇,努力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的競爭優勢,是今后發展的出路所在。
“雖然我們面臨著保增長的繁重任務,但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大方向不能動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必須把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有機結合起來。要以增強發展協調性和可持續性、提高自主創新為目標,通過擴大最終消費需求,帶動中間需求,有效吸收和消化國內生產能力,形成發展新優勢。
“要使中國經濟走出調整的格局,就要讓短期刺激增長的政策、應急的政策和中長期經濟轉型、升級、結構調整一致起來,這就要求產業轉型,從原來過分依賴投資和出口,轉向靠內需的帶動,從原來比較多地強調低的資源價格的價格優勢轉向技術的升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巴曙松說。
“過去擔心政府過分強調保增長,而忽略了進一步推進結構改革的必要性。但從目前措施來看,政府還是充分考慮到這一點。”中國社科院世經所所長余永定說。
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強調深化改革開放,提出要完善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抓住時機推出有利于實現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改革措施。
改革是強國之路,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活力源泉。回顧改革開放30年,我國經濟社會取得巨大成就,造就了被國內外經濟學界譽為百年以來最偉大的增長奇跡,其背后的發動機就是體制改革。如今在危機來臨之時,改革又被賦予了更多的含義。經濟學家指出,當前是結構調整的重大契機。如果沒有改革拓路,這樣的契機也將失去意義。因此,加快深化價格體制改革,推進公共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快金融改革,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對于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而也成為2009年經濟工作的具體要求。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舉例范文3
關鍵詞 加息;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雖然出現過幾次波動,但總體上都一直保持著較好較快的發展,成功實現持續多年的外貿“雙順差”,即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在去年年底,我國外匯儲備突破萬億大關,外匯儲備的增加,提高了人民幣購買力,但由于人民幣實行的是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加之人民幣匯率自身彈性比較小等因素,使得外匯儲備的增加給人民幣的升值帶來壓力。與此同時,對于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也增加,這就為大量的國際資本尤其是游資進入我國金融市場創造了條件,增加外匯儲備,迫使央行吐出更多基礎貨幣,使得早已存在的流動性過剩表現得更加明顯。所謂流動性過剩,也即通常所說的流通中的現金(M0)、狹義貨幣供應量(M1)、廣義貨幣供應量(M2)等的過剩,更確切地講,是指“高流動性資產過剩”,由于現金可以直接由于支付或清償,認為是流動性最強的資產,“流動性過剩”就被稱為“錢多了”。為了收縮過多的流動性和抑制今年下半年的通貨膨脹,央行到目前為止已經運用了一些常用的貨幣工具,如9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5次上調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發行特別國債和發行央行票據,本文就此作些政策效應的探討。
二、加息分析
(一)加息背景
作者認為,今年上半年的加息主要是為了消除流動性過剩,減小人民幣升值壓力和降低升值預期,而下半年的加息則主要是為了降低當前的通貨膨脹預期并抑制通貨膨脹,使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保持在一個比較合理的增長區間。下表和下圖分別是我國1-10月份的相對于去年同期的CPI增幅和CPI指數曲線圖,如下:
從圖表中,我們可以了解到1-10月份我國CPI整體上呈上升趨勢,其中8月份高達6.5%,雖然經過9月份的加息,回落至6.2%,但是10月份又恢復至6.5%。據統計,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較去年同比上漲4.4%,增速分別高于今年的1-9月份的4.1%和1-8月份的3.9%,也明顯高于我國政府今年設定的3%以內的調控目標,而按照國際慣例,當一國的CPI增幅超過3%時,就意味著發生了通貨膨脹;而CPI低于1%時,則意味著發生了通貨緊縮。因此,我國已經發生了通貨膨脹,這一點下表中的統計數據可以解釋,如下:
表中數據顯示,我國一年期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基準利率的實際值為負,這是由于通貨膨脹率大于名義利率的緣故。仔細分析,這次通貨膨脹主要是由于食品和豬肉以及國際原油價格的上漲引起的,僅從10月份來看,就比去年同月上漲17.6%,豬肉價格上漲54.9%。由于物價的不斷攀升,原本就是負的存款利率不斷下降,即使按照目前的加息水平,一年期存款實際利率仍為-2.18%,這已經連續近10個月處于實際負利率狀態,負的實際利率不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因此,央行已經宣布了多次加息,至少要保證實際利率不為負數。
(二)加息機理
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在內)的目標最終都是為了追求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按照凱恩斯的說法,即實現無通貨膨脹的充分就業狀態。在我國,貨幣政策目標是為了尋求在物價穩定基礎上的經濟增長,這些年來,我國經濟就像一列高速行駛的列車一直在快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地得到提高,人均收入增加了,消費需求也隨之增加了。但是,由于受我國社會傳統風俗習慣的影響,人們把收入的大部分偏好于儲蓄而把余下的小部分用作消費,這也是導致我國邊際消費傾向β系數很小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仍是進出口和投資,投資活動生產出來的產品一部分在國內市場進行銷售,用于滿足國內的消費需求,另一部分則投放到國際市場。由于我國出口的產品主要集中于農副產品和紡織品,而它們的主要特點都是供給彈性比較小,受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影響較小;相反,我國進口的則是那些技術含量高、供給彈性比較大的產品(如機電產品),受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影響較大。除此之外,由于我國是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先天贏得了比較成本優勢,使得出口產品的價格要比生產同類產品的其他國家的價格低,從而增強了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這也是我國外貿持續多年雙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多年的外貿順差即國際收支盈余,導致我國外匯儲備增加和流動性過剩。
要收縮過剩的流動性,主要途徑為打壓商業銀行的放貸沖動,控制信貸增長。一般來說,央行有“三大法寶”可以使用,即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上調利率和公開市場操作,它們的作用可以從下面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圖中得到說明:
第一,央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商業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增加,貸款能力縮減,從而達到緊縮貨幣,減少投資,壓縮貨幣供給量的目的。
第二,再貼現,央行提高再貼現率,以促進商業銀行提高貼現率和貸款利率,導致企業利息負擔加重,利潤減少,從而抑制貸款需求,達到減少投資和貨幣供應量的目的;另一方面,提高存款利率,鼓勵居民增加儲蓄,把消費基金轉化為生產基金,可以減小通貨膨脹壓力。
第三,公開市場業務,央行向商業銀行或市場出售手中持有的有價證券,以減少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金或居民、企業手中的現金和在商業銀行的存款,從而達到減少市場貨幣供應量的目的。
在我國,中央銀行除了繼續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和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外,從今年3月18日開始上調一年期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基準利率至2.79%,抑制企業和居民對信貸的需求,從而減少通過信貸而創造出來的流動性。由于公開市場操作和提高過剩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可以從供給方面消除流動性過剩,而提高利率可以從需求方面消除流動性過剩。因此,央行在控制銀行信貸增長和消除流動性過剩時,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都要進行調控。
目前,央行實行不對稱的加息做法,即存款利率加得多,貸款利率加得少,存款加息力度大于貸款,這將減小銀行的存貸利差,縮減銀行的盈利空間,打壓銀行的放貸沖動進而抑制企業過熱的投資需求,使凈出口增加勢頭趨緩,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我國外貿順差,這一點可以從下面的曲線圖得到說明:
浮動匯率制度下國際收支順差的調整曲線圖
由于我國持續多年的雙順差,因此,在圖中表現為IS曲線與LM曲線的交點A位于國際收支曲線BP的上方。國際收支順差意味著人民幣相對于美元升值,于是,我國商品相對于外國商品更加昂貴,出口減少,進口增加,凈出口減少,從理論上講,IS曲線和BP曲線移動都會不同程度地向左移動。但是,由于我國人民幣實行的是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其彈性區間很小,所以IS曲線和BP曲線移動不是很明顯或者位置不變。但是,通過央行加息,直接提高利率,一方面可以減少企業投資,使IS曲線發生移動,假設如圖所示,移至IS’位置;另一方面縮小信貸規模,減少貨幣供給,使得LM曲線向左移動,假設如圖所示移至圖中LM’位置,由于利率提高,使社會總需求AD(包括進出口需求在內)發生改變,使得BP曲線移也發生移動至圖中BP’位置,三條曲線恰好交于圖中B點位置,此時,國內經濟和國際收支都達到均衡。
如上所述,我國7月到9月的三次加息主要是針對不斷上漲的CPI指數,抑制通貨膨脹,保證銀行存貸款利率為正數。我國目前的通貨膨脹既有食品和豬肉價格以及房地產價格上漲的因素,也有過去寬松的信貸帶來的滯后效應,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總之,這次通貨膨脹并非偶然,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屬于結構性通貨膨脹。所謂結構性通貨膨脹,是指在沒有需求和成本推動的情況下,只是由于經濟結構因素的變動而出現的一種通貨膨脹,這種通貨膨脹是由于生產率提高慢的部門要求工資增長向生產率提高快的部門看齊,結果使全社會工資增長率超過生產率增長速度,從而導致一般物價水平的持續上漲,形成通貨膨脹。而央行的加息則可以向社會公眾傳遞緊縮性貨幣政策的信號,一方面鼓勵居民增加儲蓄,減少消費;另一方面通過商業銀行的信貸渠道增加企業(尤其是生產效率低的企業)的投資成本,使其減少投資,從而達到降低社會總需求,減小物價水平上漲的幅度至正常水平,最終消除通貨膨脹。
(三)加息效應
1.積極效應
在當前經濟高速增長和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形勢下,央行貨幣政策短期內收效不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8月份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6.5%,CPI數據已經出現了連續加速上漲的態勢;2007年8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38.72萬億元,同比增長8.09%,增幅比上年末高1.15個百分點。同時,統計局數字還顯示,1-8月份城鄉固定資產投資66659億元,同比增長26.7%。另外,9月11日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顯示,8月份我國進出口額均創歷史新高,外貿順差也達到歷史第二高位的249.8億美元,以上數據表明我國經濟仍處高位,似乎央行加息作用甚微。但是,連續加息政策可以表達央行反通貨膨脹的堅定立場,對穩定通貨膨脹預期起到積極作用,畢竟任何貨幣政策和政府調控措施都不是萬靈藥,加息當然也難以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最終還是應該讓市場發揮作用。舉例而言,加息本身是化解通貨膨脹的手段,而不會引起資產價格的上漲,股市的泡沫也不會因貨幣政策的緊縮而得到迅速的遏制,通脹推動了資金進入證券市場,其進入的資金不足儲蓄水平的10%。但是,由它產生的財富效應卻是后者的1-1.5倍,而且股民更多的資金是自有資金,而不是銀行貸款,加息對普通股民而言,只能是一種宏觀層面上的心理預期。因此,在當前平均通脹水平和實際利率為負的推動下,加息對股市的影響有限,股市和房市的泡沫或繁榮還將持續,這種累積效應達到一定的程度時才有所體現。
2.消極效應
在我國經濟體系中,對利息變化缺乏敏感性的是國有企業,其在銀行和資本市場都占有先天優勢,對銀行而言也是優質的客戶資源。因此,加息導致的貨幣成本增加難以對這些市場主體發生效用。但是,那些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卻置身于競爭充分的市場領域,原本利潤就很薄,由于加息而導致經營成本上升使得今后將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加息帶來的另外一個負效應,則是由于次級抵押貸款風波,有專家預計美國近期將降低利率的可能性較大,而在人民幣利率多次上調之后,將增大外資流入國內的沖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會進一步加大。
三、政策建議
如前所述,我國此次通貨膨脹主要屬于結構性通貨膨脹,這一點總理在今年前不久的一次記者采訪中也談到,這就為政府治理當前的通脹指明了方向。筆者認為,首先,我們必須對我國目前的經濟結構特點有個清楚的認識,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癥下藥”,從根本上消除當前的通貨膨脹。我國經濟呈現的是一種“二元”結構類型,關于其特點,全國政協委員、上海社科院研究員瞿世鏡曾這樣講到,我國經濟結構大致面臨七個失衡,分別是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失衡、城鄉結構失衡、分配結構失衡、投資結構失衡、金融結構失衡、區域結構失衡和財政結構失衡。所謂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失衡,表現在就業結構調整嚴重滯后于產業結構調整,第三產業即通常所說的服務性行業發展嚴重不足;而城鄉結構失衡則體現在,我國一級市場發育體系不全,生產要素流動性差,城鄉差距在進一步拉大。至于其他幾個失衡,主要體現在相關配套制度供給失衡嚴重,市場機制作用弱化,行政干預嚴重,這可能要歸罪于我國經濟體制轉軌前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政府干預經常代替市場調節對資源進行配置。所以,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這些也應該列入考慮范圍。
其次,在具體實施時,我們可以多種工具搭配使用,既可以是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之間的搭配使用,例如央行分別在9月6日和9月7日日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至12.5%和發行1510億定向票據,9月10日財政部宣布2000億元特別國債向社會公眾發行,之后四天又決定發行300億元特別國債;也可以是同種政策之內的搭配使用,例如央行在8月22日將一年期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基準利率上調至3.60%,9月6日又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至12.5%。總之,由于財政政策主要調節社會總供給,貨幣政策主要調節社會總需求。因此,政策實施時兩種經濟政策可以搭配使用。
四、小結
央行是否繼續加息取決于各種因素,如果未來CPI還是高居不下,而且漲幅呈擴大趨勢,那么央行極有可能繼續加息而且配套使用其他一些調控措施如發行央行票據。但是,筆者認為,央行過去幾次加息的累積效應遲早會顯現出來,因為宏觀經濟的每個發展周期,必然伴隨著利率的不斷調整,無論是經濟過熱,還是經濟萎縮,都需通過連續多次調整利率才能逐漸改變經濟走向,在越過拐點(波峰或波谷)之后,往往又向相反方向調整利率。一般來說,在加息的過程中,尤其是前半段,很難明顯感覺到市場在變化;到了后半段,就會感到物價增幅逐漸趨緩,越過拐點之后,價格則會下跌。而我國加息已經多次,基本上可以認為已經進入加息通道的后半程,物價水平將會下降,流動性過剩的問題也會慢慢得到解決。
總之,央行有能力通過各種政策手段使我國宏觀經濟恢復正常,朝一個持續、穩定和健康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1]朱新熔.金融學.中國金融出版社.
[2]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第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舉例范文4
關鍵詞:通貨膨脹;貨幣供應;國際傳導
中圖分類號:F822.5
一、貨幣供應量對通脹解釋力的變化
貨幣供應量對通貨膨脹率直接影響近期變弱。圖1給出2000年以來的貨幣供應量(M2A)和通貨膨脹率變化情況(M2A=M2+其他存款性公司對其他金融性公司負債未計入M2部分+存款型公司債券),藍線表示貨幣供應量月同比增長率,紅線表示CPI的月同比增長率。2008年6月以前,貨幣供應量同比增長率對通貨膨脹率影響顯著,2000年1月到2008年6月,按交叉相關系數的最大值算,貨幣同比領先通脹7個月,解釋力達到70%~80%。然而,2009年貨幣同比增長率最高水平發生在1季度,到2010年4季度的高通脹有7個季度的時間差,關系顯著異于前期。
總需求和通貨膨脹率對貨幣彈性近年顯著減小。在20世紀90年代,名義總需求對M2的彈性估計為1.7,特別在1994年的高通脹轉變為1999年的通縮過程中,甚至通貨膨脹率對M2增長率的彈性也大于1。總需求和通貨膨脹對以貨幣數量變化為結果的宏觀調控非常敏感,可謂宏觀調控“四兩撥千斤”。2011年以來宏觀調控似乎變成了“千斤撥四兩”。貨幣猛烈緊縮,總需求和通脹率變化相對比較小。1996年以來M2同比增長率最大值為2009年11月份的29.6%,2008年下半年以來CPI同比增長率最大值為2011年7月份的6.5%,即使認為這兩者之間有因果關系,通貨膨脹率對貨幣增長率的彈性也顯著小于歷史水平。
貨幣供應量統計口徑的調整也無助于提高貨幣供應量對本輪通脹的解釋力。2007年由于部分進入了股市的資金沒有計入M2統計范圍,所以直接用M2解釋通脹效果不佳,但調整之后的貨幣供應量對通貨膨脹率解釋力有顯著提升。而今年以來,其他存款性公司負債未計入M2部分其實增長率更高,導致經調整的M2增長率甚至略高于M2,所以調整貨幣供應量口徑對于解釋本輪通脹率作用微弱。
二、通貨膨脹率表現出國際傳導
國內通貨膨脹率和進口價格漲幅存在很強的相關性。圖2給出了2000年以來的工業品生產價格和進口價格月度同比增長率變化情況,藍色表示進口價格同比增長率,紅色表示工業品生產價格同比增長率。圖中可以看出兩者存在很強的相關性,變化趨勢一致。舉例來說,國際原油價格上漲,國內的成品油價格也上漲,鐵礦石價格也如是。圖3將消費者、生產者價格取均值,與進口價格同比增長率情況比較,結論和圖2無區別。這兩個物價指數與GDP平減指數的區別在于服務的計算,而服務在進口中占的比例很小,所以此處沒有用GDP平減指數。
對這個相關性可能的一個解釋是大國效應,即國內貨幣供給和名義投資增加,引起國內價格上升,同時導致進口需求和進口量增加,再引起進口價格上升。如果這個邏輯成立,那么國內通脹和進口價格通脹都是由國內貨幣供給決定的。但這不能說明國內通脹和國際通脹之間有因果關系或者傳導關系。甚至于即使進口價格變化領先于國內價格變化,也不能說明兩者的傳導或因果關系,只能說明“出口轉內銷”比“國內直銷”的速度快。
從更多的數據分析來看,中國貨幣供給是決定大宗商品國際價格的一個重要因素甚至主要因素。但世界其他經濟的影響也很重要,不能說國內通脹與進口價格通脹的關系完全是通脹的出口轉內銷,即現象上的通脹國際傳導是存在的。國際傳導會使本國央行貨幣政策失去很大的獨立性。
通脹國際傳導的一個簡單邏輯是,按一價定律,可貿易商品的國內外價格變化是接近一致的。在固定匯率情況下,國內外通貨膨脹應當接近一致。而在浮動匯率情況下,有部分研究證實,大的通脹傳導可以被屏蔽掉。如20世紀80年代,美國通脹率較低,而拉美國家由于發行了過量貨幣承受惡性通貨膨脹,但拉美通脹不會傳導到美國去。這是因為拉美通脹厲害后貨幣就貶值了。不過,對于比較小的通脹,浮動匯率也還是難以完全屏蔽的。
三、通貨膨脹同時受貨幣供應量和國際傳導影響
通貨膨脹國際傳導受本國貨幣供給影響。假設貨幣決定總需求,那么給定總供給和貨幣,即給定總供給和總需求,進口價格的相對上升必然導致不可貿易商品和服務價格的相對下降。就是說給定企業和家庭的總支出,一部分商品的價格上升了,在價格彈性小的情況下,這部分支出增加了,購買其他商品的支出必然減小,導致其他商品的價格下降,即國際傳導對通脹無影響,通脹由當前貨幣量決定。例外的是,對家庭而言,如果進口商品的價格彈性很小,可能導致支出的變化,但這是由儲蓄率變化實現的。在這個意義上,即使給定總供給,當前的貨幣不能決定當前的通脹。但在較長時期,儲蓄相對變化的空間小,平均而言通貨膨脹率還是由貨幣決定或者在很大程度上由貨幣決定。
通脹由貨幣供給和國際傳導同時決定。考慮一個小國開放經濟,有兩種產品,一是國際交易成本為零的可貿易品,二是國際交易成本為無窮大的不可貿易商品。該國匯率固定在低估本幣的水平上,同時關閉民間資本市場,政府無限量收購外匯。假如國外通貨膨脹率上升,國內貨幣供給不變甚至減小,由于國外的商品價高,于是國內可貿易產品全部出口,沒有進口,凈出口增加,國內產品供給減小。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政府實行緊縮政策,但由于國內供給減小,仍然可能產生通脹,至少通脹對貨幣供給增長率的彈性小于1。通過這個渠道,產生了通脹的國際傳導,但這傳導是通過固定匯率和供給量的變化實現的。反之,貨幣供給較大幅度增加,伴隨國外通貨膨脹率降低,也可以通過凈出口減小帶來國內供給量上升,從而只導致較小幅度的通脹。
以我國為例來看貨幣供給和國際傳導對通貨膨脹的作用。我國匯率固定,可以預期在國內通脹低于國際時,順差增大,國內供給減少;國內通脹高于國際時,順差減小,甚至產生逆差,國內供給增加。圖4給出了2000年以來貨幣供應量M3與國內供給量同比增長率的變化情況 。其中國內供給等于GDP減去貨物出口加上貨物進口,三者都按不變價計算,貨物進出口為海關口徑貿易量。其中,2000-2005年按2000年價格計算,2006-2011年按2005年價格計算。
圖4顯示,2004年下半年以前貨幣供應量對國內供給影響不大,但之后的影響越來越強。可能是因為中國進出口占世界其他經濟GDP 比例近年來持續大幅度上升,因此國際傳導作用越來越強。具體來看,2009年國內貨幣供給增加,但由于外需嚴重下滑,企業出口轉內銷,增加了國內供給,所以即使2009年貨幣量大幅增加,也沒有通脹顯現。2011年,國內貨幣政策緊縮,即內需減少,但外需走強,貿易順差導致國內商品供給大幅減少。圖5中,2011年2季度出口正常,進口減小,這個缺口就形成了國內供給的減少。因而雖然國內貨幣緊縮,但依然出現了通貨膨脹。
四、對經濟形勢分析和宏觀政策的含義
通貨膨脹受到貨幣供給和國際傳導雙重影響這一事實對我國當前經濟分析和政策制定有重要意義。如果接下來外部經濟相當疲軟但不發生短期的猛烈衰退,那么目前情況對中國非常有利,甚至可能出現一波持續時間比較長的高增長。
外部經濟的疲軟首先有利于抑制商品價格,改善或相對改善中國的貿易條件,增加國內供給,為內需的較快增長提供資源條件。2010年3季度從實行緊縮轉向實行較為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很快就引起了通脹上升,被迫再次緊縮。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那時的外部經濟還比較強,美國還寄希望利用財政赤字迅速改變內需疲軟的困難。而在全球經濟較高增長的同時,商品價格也隨之迅速上升。當前情況和那時不同,眼下外部經濟比較弱,如果中國實行和2010年3季度相當的政策,并根據外部經濟情況適時調整,結果會大有不同。另外也由于農產品價格上升,農業生產投入有所增加,目前農產品價格已經開始趨于平穩。
如果外部經濟發生了近似2008年那樣的猛烈衰退,中國可能出現一段時間的通貨緊縮。這主要是由于現在對2009年的擴張政策有很多負面評價,因此難以再像之前那樣在短期內猛烈擴張銀行信貸。對2009年政策比較負面的評價主要來自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大量貸款可能產生較多壞賬的擔心,另外也有觀點認為目前的通貨膨脹在相當大程度上與當時的信貸擴張有關。不過后一點相對并不重要。因為,如果出現了通貨緊縮,對通脹的擔心很快就會減弱。
即使發生了一段時間的低增長和通貨緊縮,在總體上和從稍長時間來看對中國其實是好事情。2008年以來進口額與GDP的比例平均為23.3%,進口價格跌10%意味著相當于GDP 2.3個百分點的凈財富收入。2009年2季度的進口價格同比下跌了18.7%,3季度出口價格同比下跌8.5%,凈得益是貿易條件改善約10%,財富增加了相當于2.3個百分點的GDP。2009年GDP同比增長率最低為1季度的6.5%,相對潛在增長損失約為2.5個百分點。但因為之前兩年經濟顯著過熱,本就該減慢增長速度。按年度數據算,2009年比上年貿易條件改善近10%,由此帶來的國民收入增加超過GDP2個百分點,而GDP增長率減慢最多1個百分點。出現這個結果的原因是,GDP增長速度很快恢復而貿易條件恢復慢。從財富的角度看,全球經濟衰退對中國的好處更大。不過這是就社會總體而論的,不同社會群體的得益損失并不一樣,而利潤工資受到的影響差別就更大。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舉例范文5
雖說時間飛速流逝著,
但我國宏觀經濟并未再
飛速增長,相反的,
國家信息中心
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
祝寶良就認為,
我國現在更多的
是進入了弱復蘇狀態。
不知不覺地,2013已過半,雖說時間飛速流逝著,但我國宏觀經濟并未再飛速增長,相反的,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首席經濟師祝寶良就認為,我國現在更多的是進入了弱復蘇狀態。
目前經濟運行平穩
祝寶良就表示:宏觀來看,2013年一季度經濟增長7.7%,同比下降0.4個百分點。毋庸置疑的是我國經濟增長潛力下降。1978-2012年,資本存量年均增長11.7%,拉動GDP增長6.1個百分點。勞動力年均增長2%,拉動經濟增長1個百分點。目前的中國正處在換屆之年,民眾對于改革的預期或大于對CPI的預期。短期內我國經濟運行處于弱復蘇階段。按照每個五年規劃的第三年,也就是今年的政府換屆年,投資增長最快,1986-2012年間的投資增長21.5% ,換屆年的平均投資增長達到了31%。目前,2013年1-5月,基礎設施投資增長24.1%,同比提高19.5個點。 同時,企業減庫存階段基本結束。當下庫存占GDP的比重在1%-4%之間。2012年降至2%左右,庫存增加下降34.7%,下拉經濟0.5個百分點。
2013年1-5月,工業增長9.4%,同比回落1.3個百分點。和2012年前三季度工業減速4.2個百分點相比,較為穩定,但發展方向不明。
當下出口增長與工業出貨值增長有矛盾,主要反映在1-4月份。1-5月,出貨值增長5.2%,其中5月份為3.5%。祝寶良就分析說,這其中就有不少牽扯到中國商業銀行正通過不少創新途徑來繞過監管,包括通過辦理出口信用證等方法以新增更多實際貸款規模來增加利息收入、保證業績增長的現象。同時,目前我國的QFII量還較小,從國外引進融資債務模式就遇到了法律方面的約束。
綜合多方面數據可分析得出,1、就業狀況總體良好,經濟運行處于合理區間;居民消費價格溫和,工業品價格下跌,經濟增速略低于潛在經濟增長。2、供給面和需求面都較為穩定,庫存調整在波動中減慢。 3、自主增長動力不足,經濟回升主要靠基礎設施投資帶動、房地產和庫存周期性調整,制造業和民間投資增速減慢。4、價格上漲壓力主要反映在房地產價格上漲上,投機性貨幣需求小,目前的流動性適度中偏松。
經濟發展面臨的幾大挑戰
對于未來,祝寶良更多地談到了我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阻止經濟強勁發展的幾大問題。
1、增長動力不足
祝寶良認為,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到的:“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和產能相對過剩的矛盾有所加劇;企業生產經營成本上升和創新能力不足問題并存;財政收入增速放緩和政府剛性支出增加的矛盾凸顯;金融領域存在潛在風險;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依然薄弱;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趨尖銳;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較大。”這些情況依然存在,并且問題日益突出。
他強調說,我國目前面臨著不少中期性問題,比如部分行業和企業產能過剩,如鋼鐵、有色、建材、化工、紡織、汽車等。舉例而言:我國粗鋼產能利用率為72%,水泥為72.7%、平板玻璃為68.3%、汽車為72%(自主品牌僅為58%),電解鋁為72.2%;化工行業中聚氯乙烯約60%、甲醇約50%,造船、風電設備、多晶硅的利用率更低。落后產能占比15%-20%。面對如此情況,祝寶良就說:“鋼鐵需求量已經過剩,這不同于凱恩斯所講的周期性問題可以在需求不足的情形下,投資拉一把就行。實際上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在技術比較成熟的產業很容易出現一投就剩的問題。而這很大一部分就來自于地方政府的貪大、上項目的行為,不少企業(比如傳統行業里鋼廠,新興產業里的光伏企業)甚至已經成為了地方政府的生命共同體,政府沒有辦法讓它倒閉。這其中,也有無法否認的體制性問題。當下而言,對于落后產能進行強制性關閉的作用并不大,更多的是我國在國企的環保標準、生產要素標準等諸多方面必須進行改革,否則許多國有資產的殘骸將在未來堆積成為外資的并購盛宴。不過就目前看來,國企改革困難重重。”
不僅如此,祝寶良還提到說:我國已經開始面臨企業實際融資成本、物流成本、人工成本居高不下的局面,這些都造成我國增長動力不足的幾大中期性因素。
2、金融風險顯現
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越發地讓人憂慮,現在地方政府性債務規模達到10.7萬億元。祝寶良就建議說當下中國并不允許地方政府發債,或許讓中央政府代替地方發債也是一個解決地方融資信譽問題的辦法。同時,現在應該考慮將某些地方項目證券化。簡單來說,如果再不考慮地方融資平臺的搭建出路按照目前影子銀行的規模估計達到15-17萬億元,或23萬億元(主要是委托貸款、信托貸款、民間金融等)已占到我國GDP50%的增長速度情況來看,就太晚了。當然,祝寶良表示說,我們可以按照每年15%的規模來清理融資平臺,但是這就要求國有企業的改革要同步。
與之相關的銀行不良貸款率連續三年上升,截至2012年底,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余額1.0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1.56%,同比下降0.22個百分點。商業銀行整體加權平均資本充足率13.25%,同比上升0.54個百分點。這都是越發顯性的金融風險,不得不值得我們警惕并進行密切監控。
3、房地產投資和房地產價格的兩難局面
房價從去年11月就開始猛漲到今年5月才稍有滑落,然而北京房價降了其他幾線城市卻在跟漲。全國熱議的房價問題確實復雜,它并不是一兩個因素造成的,也不是短期可以調控到位的。祝寶良感嘆說。按照價格上漲原因的計量經濟分析可以看到對房屋的剛性需求占40%左右,這與23歲人口增長有關,包括城鎮化率的提高。2003年就有一個需求峰值之后下降,現又攀高。不僅如此,投資投機和改善性因素占30%左右,與貨幣存量、收入增長有關,其中供給因素占30%左右。如何用財政手段進行調控,祝寶良就認為房產稅從一方面來說確實會有一定的作用,但其畢竟是體制性稅制建設,試點要有長期性,完全推出還要斟酌。
另外,地方財政和融資平臺高度依賴土地和房地產,銀行和民間信貸介入其中使其相關聯問題復雜化,而且,目前看來,剛性購房需求暫緩釋放不會消失,商品房供需矛盾延后而沒有得到解決。
祝寶良說,即使國家推出了新“國五條”,但其在實踐中存在逆調節效應。二手房個人所得稅嚴格按照差價20%征收,將提高二手房交易成本,房地產市場供給減少,進一步推高新房價格。
4、短期資本流入加快加大外匯占款投放壓力
內患不止,外憂加重。就目前來看,全球流動性寬裕,特別是日本大幅度放松貨幣,同時美國經濟復蘇,短期來看,我國將再面臨資本流入加速。而這將加劇對國內貨幣政策的沖擊,人民幣即期匯率呈現升值壓力同時助長影子銀行業務,加大房地產泡沫,將國際問題轉入形成國內矛盾。
經濟繼續弱復蘇
就產成品庫存(逆轉)、金融機構各項貸款、固定資產計劃投資額、汽車產量、粗鋼產量和美國大企業聯合會先行指數經濟先行指標顯示我國經濟正在持續緩慢回升。2013年經濟緩慢增長,二季度增長7.8%。預估全年7.8%左右。祝寶良預測說。
如今世界經濟已進入低速增長新常態。祝寶良提到說,美國經濟優勢相對明顯,現在看來已經把風險轉移到其他國家。其勞動力市場靈活、頁巖氣技術、信息技術、低利率、設備利用率達到79%左右、房地產也已有復蘇跡象。
與此同時,在美國金融危機的第五年,歐盟卻步入危機中心出不來,他認為,歐盟結構性問題突出,核心是解決不同國家勞動生產率差距(單位勞動成本要趨同,現在差距在20%左右)。
對于日本目前采取的寬松貨幣政策和安倍晉三采用的“安倍經濟學”,祝寶良持保守態度,但至少,日本對于經濟的預期已經向好,這對于經濟復蘇很重要。另外,他提到日本老齡化問題嚴重,或成為日本的一大經濟發展拖拽。
宏觀調控政策取向
根據當前宏觀調控政策需要把握的幾個原則“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穩定短期政策,加快改革。” 祝寶良提出了七大建議。
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首先保持一定的財政赤字,優化支出結構。再就是實行結構性減稅。小微企業所得稅、營業稅減稅、服務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擴大區域和領域。以及支持民生、三農、淘汰落后產能、基礎設施等建設。
同時,采取穩健的貨幣政策:1、貨幣信貸合理增長。廣義貨幣增長14%,新增貸款9萬億元左右。2、優化信貸結構。信貸資金更多投向實體經濟特別是“三農”和中小企業、“十二五”規劃的基礎設施項目、保障性住房、支持住房的自主性和改善性需求。3、提高直接融資比重。
要確保農產品有效供給和食品安全:穩定糧食播種面積,增加農業生產補貼,穩步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加大糧食主產區投入和利益補償力度。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水利、電網和危房改造、環境整治、農村公路、市場流通體系建設。
在優化經濟結構上淘汰過剩產能:兼并重組、境外并購,淘汰過剩和落后產能。按不同行業的市場特征如完全壟斷、寡頭壟斷(鋼鐵、有色)、壟斷競爭(建材)解決同時加快發展服務業。
繼續加大改革力度:首先要進行要素價格改革。包括利率市場化改革、煤電、成品油、天然氣等資源性價格改革。同時減少投資審批,鼓勵民營經濟進入能源、鐵路、金融等領域。再就是在石油、煤炭等方面進行資源稅從價計征。另外就是收入分配改革。對房地產稅繼續進行試點工作的推進。研究進一步改革方案。以推動城鎮化為目標,推動各項改革。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舉例范文6
一、我們的利率政策究竟能走多遠
真正意義上的第八次降息出現在2002年2月:1年期存款利率從2.25%降為1.98%,1年期貸款利率從5.85%降為5.3l%,準備金存款利率從2.07%下調到1.89%,20天、3個月、6個月和1年期再貸款利率分別從3.24%下調到2.7%、從3.5l%下調到2.97%、從3.69%下調到3.15%、從3.78%下調到3.24%。由此,我們可以把始于1996年5月以來的貨幣政策視為降息周期。
第八次降息是在世界經濟增長持續放緩的背景下做出的。按照中央銀行的意圖,此次降息是針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和消費物價連續數月下降而采取的一項措施,目的在于減輕企業借貸的利息支出,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進而促進生產經營發展。同時,存款利率下調幅度小于貸款利率,使得銀行存貸款利率差異縮小,以鼓勵商業銀行改進經營管理,增強競爭能力。
但是,中央銀行的第八次降息政策對分流儲蓄,刺激投資的作用仍然有限。中央銀行從2002年2月21日開始下調存貸款利率及其利差以后,3月份金融機構存款同比增長率下降到只有14.2%,貸款同比增長率則上升為13.5%,同比增長率差突然從2月份的4.4%下降到3月份的0.7%。然而自此之后,金融機構存貸款同比增長率差很快回升,在大約4%的水平波動,而不是維持在一個大大低于2002年2月同比增長率差的水平。這充分顯示,第八次利率下調已經很難促使商業銀行資金更多地實現從儲蓄向投資的轉化。
事實上,始于1996年5月的降息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宏觀經濟對利率下降的反應遲緩而微弱。可以斷言,如果我國利率在現有水平之上繼續降息,結果遲早會出現流動性陷阱。因此,進一步下調存貸款利率的空間非常有限,利率政策實際已經基本走到盡頭。
就目前的利率水平而言,我們不能不說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已經很松。盡管我國的貨幣當局始終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但實際上中央銀行8次降息以來推行的是一種趨于擴張的貨幣政策。然而,困擾我國的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有效解決,而我國中小企業數量已經占到全部企業數的90%以上,在工業產值中占60%左右,在實際利稅上占40%左右,在就業人數中占75%左右,在新增業機會中占90%以上,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此外,我國從2001年9月開始,通貨緊縮現象又斷斷續續出現,特別是在2002年3月以后,物價水平始終處于下降狀態。既然所有這些現象不是因為利率過高造成,那么是否是因為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量不足造成的呢﹖
二、對中央銀行貨幣供給適度性的考察
關于貨幣供給究竟是內生性的還是外生性的,理論界一直存在爭論。所謂貨幣供給的外生性是指當代世界各國無不建立起獨享貨幣發行權的中央銀行體制中,央銀行既是信用貨幣的發行者,又是貨幣供應量的調節者。同時,貨幣供給量的變動也不完全受制于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還受制于客觀經濟過程,即受經濟社會中其他經濟主體的貨幣收付行為的影響,所以貨幣供給同時又是一個內生變量。
首先,就貨幣供給數量看,中央銀行的貨幣供給仿佛并不存在問題。從2002年8月份的統計數字看,廣義貨幣M2余額為17.3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5.5%,增幅比上年末提高1.1個百分點,是自2001年8月份以來增幅最高的年份,狹義貨幣M1余額為6.5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4.6%,增幅比上年末高1.9個百分點。流通中現金M0余額1.57萬元,同比增長9.3%,增幅比上年末高2.2個百分點。顯然,廣義貨幣增長被穩定在13—15%這一平穩區間,說明我國貨幣供給量指標具有外生性。
既然貨幣供給量是充分的,而貨幣又是通過金融中介輸送到企業去的,那么為什么中小企業的資金普遍感到緊張呢﹖難道是大中型企業掌握了過多的資金嗎﹖實際上,中央銀行在貨幣發行保持M2適度平穩增長的過程中是遇到困難的,但是因為我國的外匯儲備不斷上升,借助于中央銀行維持匯率水平的沖銷操作,以外匯占款逐漸增多的形式,貨幣供給的預期目標才得以實現。據此,一些學者認為,中小企業之所以資金偏緊,是因為盡管我國貨幣供給連年增長,但是中央銀行貨幣供給中用于海外增值的外匯儲備資產在持續增長,國內信用中用于支持政府支出的部分又迅速增長,以及由于銀行貸款存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資產所抵消等原因。觀察從1998年到2001年中央銀行的貨幣供給,發現用于國外的資產總共增長了93.4%,而用于國內的資產僅僅增長了59.6%,并且從絕對額來看,2001年158302億元的廣義貨幣供應量中竟有26425億元未用于國內經濟,而是以海外資產的形式流離在國外。
但是,上述將中小企業資金緊張歸結為我國中央銀行外匯占款迅速增加,因而貨幣供應總量用于國內信貸的貨幣量實際較少的分析是存在問題的。如果從中央銀行資產負債平衡表來考察貨幣基數,應該是:
基礎貨幣=國外資產凈額+對政府債權+對商業銀權+對其它金融機構債權+其它有券-政府存款+其它項目凈額
貨幣供應量=基礎貨幣×貨幣乘數
而貨幣供應量同時取決于基礎貨幣的數量和貨幣乘數,是兩者的乘積。國外資產凈額是基礎貨幣的一部分,它是通過中央銀行沖銷行為轉化為人民幣,又是通過銀行的貸款行為轉化為貨幣供給的,它和其它形式的項目,如對政府債權、對商業銀行債權、對其它金融機構債權和其它有價證券等形成貨幣供給的方式并沒有差異,只不過其它幾項無需再通過中央銀行將其轉化為本幣罷了。考察企業資金是否緊張不能孤立地從基礎貨幣及其構成考慮,而只能從貨幣供應量總量及其組成結構角度考察。所以,得出中央銀行外匯占款過多是我國中小企業普遍感到資金緊張的觀點是有失偏頗的。
基于以上邏輯,對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的考察,是借助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平衡表進行的。在貨幣當局不允許商業銀行資金進入股市的前提下,作為一個理性的商業銀行,在沒有風險的條件下,它將首先選擇為企業提供貸款,其次它會選擇購買國債,最后才會選擇增加在中央銀行的儲備,因為商業銀行在這三項上的投資收益率是依次遞減的。問題在于,在銀行對企業信用了解不夠充分的條件下,企業的道德風險很高,它們對給企業貸款的預期收益率會相當低,可能低于國債利率甚至低于中央銀行儲備金利率。這樣,商業銀行就會把剩余資金用于國債、用于超額準備金。一旦變為中央銀行的準備金,這部分資金就失去了存款創造功能。同時,與商業銀行貸款相比,銀行資金用于從中央銀行購買國債,也加大了對經濟的緊縮作用。所以中小企業資金緊張是因為銀行惜貸,商業銀行將很大一部分資金用于國債或中央銀行儲備金。
事實上,如果商業銀行惜貸程度得到緩解,在貨幣基數不變的條件下,由于貨幣乘數得到擴大,我國的貨幣供給數量將得到進一步提高。由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即使中央銀行能夠準確控制貨幣基數,實現對貨幣乘數的完全控制也是不可能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整個過程應該被視為內生的。
三、短期貨幣政策的靈活多元化與長期金融結構改革
一短期貨幣政策的靈活多元化
1.降低準備金利率
當前,為了加強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力度,僅僅依靠中央銀行下調利率是不夠的,必須執行靈活多變的貨幣政策。在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但是,國家經貿委的一份對部分城市1688戶企業的調查顯示,88%的企業認為信貸資金“供應緊張”或“非常緊張”。看來,解決中小企業的資金緊張問題應當成為當前貨幣政策制定的重要方面。
2002年8月,中央銀行《關于進一步加強對有市場、有效益、有信用中小企業信貸支持的指導意見》要求商業銀行在堅持信貸原則的前提下,加大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力度,對有市場、有效益、有信用的中小企業,積極給予信貸支持,盡量滿足這部分中小企業合理的流動資金需求。實際上,這一指導性意見只能是權益之計。商業銀行惜貸是從自身利潤最大化出發,是它們比較為企業提供貸款的風險和收益的結果。如果不按經濟規律辦事,硬讓商業銀行貸款給那些實際并不符合貸款條件的中小企業,一旦將來發生風險,貸款難以收回,就很難說清究竟這個指導意見又給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帶來多少呆壞帳。
因此,中央銀行的最佳選擇應該不是通過行政命令,而是通過市場手段,疏導商業銀行向中小企業的貸款。由于2002年2月第八次降息幾個月后存貸款同比增長率差重新徘徊在4%的水平,商業銀行擁有大量閑散資金不能貸出,它們的選擇只能是增加其在中央銀行的超額準備金和國債。
存款儲備金政策是傳統的三大貨幣政策工具之一。一般來說,經濟出現過熱的時候,金融機構貸出資金的傾向加大,由未來期資金無法償還所導致的貸款風險也隨之上升時,中央銀行就會提升儲備金利率,甚至是升高儲備金率,為經濟降溫;反之,中央銀行會考慮降低儲備金利率乃至儲備金率,以刺激銀行的貸款行為。目前,我國中央銀行法定準備金率為6%,但在此之外,商業銀行卻有4~6%的超額準備金,這意味著商業銀行吸收存款的10%到12%都存在中央銀行準備金帳戶上生息,而沒有用于為企業提供貸款。中央銀行已經在2002年2月將存款準備金利率從1999年6月10日的2.07%下調到1.89%,但是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金率仍然在4%以上。因此,中央銀行對下調準備金利率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事實上,在美國等發達國家,中央銀行是不為準備金支付利息的,因此銀行下調準備金利率也是可以有國別參照的。(見表)
2.逐漸減少國債正回購
除了用于超額準備金,出于銀行經營壓力和金融市場投資品種單一,商業銀行將大量資金用于國債。到2002年5月末,金融機構持有國債9367億元不含財政對商業銀行發行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比上年末增加1022億元,增長12.2%;占國債市場總量的56.7%,較上年末上升3.3個百分點;占其資金總運用的比重為5.5%,比上年末上升0.3個百分點。其中,商業銀行持有國債達8291億元,比上年末增加936億元,增長12.7%;占全部國債市場總量的50.2%,比上年末上升3.1個百分點;占其總資產運用的比重為6.3%,比上年末上升0.4個百分點。這表明,目前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持有大量國債、持有比重繼續擴大的同時,已成為國債市場上最主要的投資人。
目前,國債已被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普遍用做公開市場業務的操作工具,通過國債買賣實現信用的擴張或收縮,以達到調節貨幣供應量的目的。而公開市場操作主要是通過債券回購這一交易方式來進行的。所謂“回購”,是指交易的一方賣方在賣出債券給另外一方買方的同時,買賣雙方約定在未來某一指定日期以雙方約定的價格,由賣方向買方買回相同數量的同品種債券的交易。其中,所謂正回購是指一級交易商作為債券賣方的回購,而反回購是指一級交易商作為債券買方的回購。因為正回購帶有降低中央銀行債券資產存量的含義,所以正回購意味著中央銀行在緊縮貨幣;反之,中央銀行也可以通過反回購擴張貨幣。
當前,出于對我國對外貿易順差引起的外匯儲備不斷上升造成貨幣增長過快的考慮,以及對商業銀行持有國債的利率風險的考慮,中央銀行從2002年6月25日起,到10月15日止,連續16次進行了正回購,已經將過低的債券利率調整到合理的位置,目前沒有必要再做拉高引導。從中國經濟的宏觀面來看,我國從3月開始又出現通縮,而沒有通脹壓力。所以,為解決中小企業資金緊張而增加貨幣供給是有空間的,這實際也是貨幣政策應對財政政策力度應當逐漸減弱的一種配合。基于這樣的邏輯,即使中央銀行不能進行反回購,正回購行為也應該逐漸淡出。同時,這樣做也有利于商業銀行調整資產結構,減少手中國債持有量,促使其向企業貸款。
一旦儲備金利率繼續下調,并且購買國債的收益大大下降,商業銀行就會出于利潤最大化的選擇,增加對中小企業的貸款。顯然,與中央銀行通過行政命令迫使商業銀行向企業提供貸款相比,實施上面的貨幣政策給商業銀行帶來的經營風險會更小。但是,這種對策仍然只是一種短期策略。因為一旦商業銀行已經把資金貸給了所有預期貸款回報率較高的客戶而不再存在優質客戶以后,它的選擇可能是把資金用于庫存,而絕不會貸給預期貸款回報率為負的客戶。所以,從長期來看,我們更需要對現有金融結構進行調整。
二長期金融結構改革
1.大量建立中小金融機構,向中小金融機構增資擴股
限于資金約束,中小金融機構不能向大型企業提供貸款。在放出每筆貸款之前,它們都可能會對自己的貸款對象——中小企業做深入細致的考察。而對大型商業銀行來講,它們既可以為大企業提供貸款,也可以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但是與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的道德風險更難于考察,即使中小企業實際擁有投資回報率很高的低風險項目,在大型商業銀行看來,它們預期真實貸款收益率也會較低因為他們給企業不償還貸款的可能性打了一個相對較大的權重。其次,商業銀行每筆貸款的交易成本其實差別不大,而中小企業的貸款規模比大型企業小得多,所以單位貸款的交易成本就顯得非常高。舉例來說,如果大企業一次貸款規模為1億元,而1家小企業1次貸款250萬元,那么,銀行貸給小企業1億元的交易成本大約是貸給大企業的40倍。
所以,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的長期對策是建立更多的中小金融機構。建立中小金融機構的一條思路是加快民間金融機構的建立,另外一條思路是對無效率的大型國有商業銀行進行拆分。拆分的目的有兩個,其中一條是增加中小金融機構的數量,第二是解決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就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現有規模而言,它們整體上市是非常困難的,拆分成為規模較小的地區性銀行,將有助于通過股權結構的改變達到從根本上改變其銀行治理結構的目的。第三條思路是對中小銀行進行增資擴股。2001年11月28日,世界銀行旗下的國際金融公司與南京城市商業銀行簽訂協議,將以2700萬美元價格,收購該銀行1.5%的股權。2002年,杭州城市商業銀行“引入民營資本的計劃年內可以完成,屆時民資占比將超過50%”,而財政股份將下降到30%左右。所有這些對擴大中小銀行資本金,緩解中小銀行貸款難都有重大現實意義。而且,與中央銀行向中小企業增加再貸款相比,風險會更低。
2.實現商業銀行管理體制的扁平化
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實行五級管理制度,管理鏈條過長,信息傳導不暢,基層銀行只是儲蓄銀行,而沒有貸款職能,能夠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的“神經末梢”實際已被砍去。所以,只有從銀行組織結構上下功夫,實現組織結構的扁平化,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很難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的問題。例如,總行和一級分行應該承擔更多的管理職能,在提升經營層次上發揮主導作用;將二級分行轉變為基本核算單位,上收支行的管理職能,將支行發展成為區域業務和產品分銷中心。
3.降低企業融資額外成本,建立完備的企業信用評級體系
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金融體系不發達,中小金融機構數量偏少是造成我國中小企業貸款難的重要原因。但從問題的另外一方面來講,貸款擔保體系不夠健全,中小企業融資成本過高。企業貸款不但需要支付銀行利率,而且還要支付資產評估費、抵押登記費和公證費,以及擔保機構收取的擔保費和咨詢費。舉例來說,對于1筆100-1000萬元的貸款,企業一般要支付貸款額度2.5-6‰的資產評估費,0.1-1‰的抵押登記費,0.2-0.3%的公證費。此外,貸款擔保公司一般收取貸款額度的1.4-3.5%作為擔保費用,還要外加0.3%的咨詢費,使得企業不堪重負。
目前,雖然我國已經出現中小企業貸款擔保機構,但擔保面窄,這不但體現在被擔保企業的數量上,而且體現在擔保品種上,僅僅局限于個人消費信貸、企業貼現和銀行承兌匯票上,民營企業田定資產投資貸款擔保微乎其微,流動資金貸款擔保也不到10%,尚未實現市場化運作。而對于減輕中小企業融資額外負擔問題來說,最為關鍵的是建立更多市場化運作的信貸擔保公司,通過相互競爭,降低擔保公司的收費價格,從而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雖然國外已經出現了政府為中小企業提供信用擔保的實例,但將國債資金投入到擔保公司當中仍然不是最優策略,因為這樣做遲早會引發“問題擔保”,不但不利于擔保公司在競爭中降低運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能變相造成銀行和企業的第二次“債轉股”。
此外,我國中小企業信用評級體系亟待完善。由于中小企業過去沒有完善的信用評級,以致面對中小企業的貸款風險,銀行駐足不前。同樣道理,對于消費者而言,由于過去我國也沒有相應的信用制度,所以在貸款過程中,無論銀行還是消費者,都為確定個人資信程度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得貸款者融資成本加大。
4.完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擴大利率浮動范圍,實現利率市場化
為了防范金融風險,中央銀行禁止銀行資金進入股市。首先,必須看到,中央銀行的這一做法是值得肯定的。盡管有中國證監會的嚴格監管,但是我國股市仍然存在很多問題。股票基本不分紅,使得對中國股市進行長期投資的價值變低,而只具炒作價值。但是,隨著我國股市向著健康方向發展,允許銀行資金進入股市應該被人民銀行重新列入議事日程。事實上,由于我國金融產品品種單一,資本市場不夠活躍,造成商業銀行資產單一,投資渠道狹窄,不利于商業銀行改變經營績效,降低不良資產比例。
區分于資本市場,貨幣市場主要的是為資金需求方提供短期融資場所。它主要由商業票據市場、同業拆解市場、短期國債市場和短期外匯市場構成。其中商業票據市場對于中小企業融資更具現實意義,因為票據融資方式與中小企業資金流動性強、金額小、周期短和頻率高等特點相適應,降低了中小企業融資成本。目前,由于商業銀行更傾向于把資金貸給大客戶,而票據業務卻具有能夠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便利的天然優點,因此,票據業務的廣泛開展就相當程度抵消了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抑制。當前,為加大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力度,中央銀行增加再貸款,指導商業銀行增加對中小企業的信貸。但是另外一個方面,出于金融安全的考慮,又加強了對商業銀行票據業務的限制,從而削弱了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的積極性,使得票據業務大幅萎縮。因此,當務之急不是再對金融機構的票據業務加強監管,而是改革對銀行承兌匯票簽發實行比例控制的規定,轉變為按照票據簽發額與保證金差額的一定比例進行控制的制度,同時,要改變中小金融機構與國有商業銀行在票據業務準入上受到歧視的窘境,以最終促進中小企業融資和經濟發展。
其次,我國利率市場化的目標還遠沒實現。目前,我國唯一比較市場化的一個利率是銀行間同業拆解市場。從統計數字來看,截止2002年7月,全國銀行間同業拆解中心會員已經發展到660家,四大國有銀行、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大多數城市商業銀行都是該中心的成員,這對于調劑銀行之間的頭寸余缺具有重大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我們應該進一步降低同業拆解市場的準入資格,允許更多的中小金融機構加盟,特別是在我國經濟比較發達的一些省份和地區,以最終加大金融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
與此同時,應該進一步擴大貸款利率的浮動范圍,最終實現利率市場化。這樣,商業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就能夠在權衡自身風險和收益的基礎上,向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提供更多的貸款,從而緩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金瓶頸。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如果擁有高收益項目的中小企業苦于無法得到銀行貸款,愿意支付l0%的利率給銀行,而且中小銀行有權將貸款利率從中央銀行規定的5.31%提高到l0%的話,中小銀行就可能在同業拆解市場上從資金寬松的大銀行手中獲取更多的資金,貸給更多的企業;同時,大銀行也解決了因為沒有好的投資項目而使資金閑置的問題,并最終造成中小銀行和大型商業銀行雙贏的結果。
5.小銀行未必不存在大問題
是否將大銀行拆分成小銀行或者大量建立中小銀行,銀行惜貸的問題就迎刃而解,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也隨之暢通了呢﹖回答當然是否定的。目前,我國商業銀行體系主要由4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12家股份制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城市信用合作社、農村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合作社構成。按照一般邏輯,容易產生惜貸的應該是規模最大的4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其它銀行惜貸程度應該相對較低。但是,事實并非如此。
借助上面的圖線,我們可以得出我國各類商業銀行存貸比高低的總體次序。存貸比最高的是其它銀行11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其次是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然后是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城市商業銀行,而處于最后一位的是農村商業銀行,明顯存在惜貸問題。
按照常理,城市信用合作社、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都是規模較小的商業金融機構,它們與中小企業的親和力應該更強,容易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惜貸矛盾應該并不嚴重,但事實卻正好相反。與此同時,雖然2002年l-7月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存貸比呈逐月下降趨勢,但惜貸現象并不是所有商業銀行中最嚴重的。
為什么商業銀行在以利潤最大化為核心的今天出現上述的存貸比格局呢﹖這主要可以通過商業銀行的歷史沿革、布局設點、業務種類和政策導向等方面進行解釋。如果把城市商業和股份制商業銀行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城市商業銀行大都是從信用合作社轉化而來,存在一定甚至巨額的呆壞帳,并且還有人員安置等歷史包袱,而股份制商業銀行在成立之初起點可以說是一清二白的,因此使得自身的拓展空間得以加大。其次,城市商業銀行的業務開展受到了地域的限制,所以經濟發達地區的商業銀行往往大于不發達地區,效益也好于不發達地區;與此同時,股份制商業銀行可以自由選擇分支機構設點,例如,招商銀行和中信實業銀行盡量把支行設在了具有經濟發達、信息暢通的優勢地域。所以從總體來看,股份制商業銀行更加容易將資金運用到對應的優勢項目上去。再次,就業務種類和品種創新而言,城市商業銀行也相對遜色,股份制商業銀行通過開辦“個人質押貸款”、“個人委托貸款”和“異地質押貸款”等等,吸引了更多的顧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