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宏觀經濟政策目的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宏觀經濟政策目的范文1

曉媚

經濟政策能否同科技進步一樣，在經濟增長模型中作為一個參數？如果可以，這個參數能有多大的作用？也就是說，經濟政策能夠“制造”出多少或多長時間的經濟繁榮？詹姆斯·托賓所著《通向繁榮的政策———凱恩斯主義論文集》中文版，包含了托賓先生12年里撰寫的43篇以政策為導向的論文，體現了他的經濟理論思想和政策主張，值得一讀，它會給我們一些啟迪。

宏觀經濟政策常常是大眾傳播媒介議論的中心。首先，所謂“宏觀”，其實可能“微”到每個人，比如，收入政策，財政政策都可能導致“我的錢有多少要以稅收的形式回歸政府”；其次，制訂政策者往往是權力者，而“權力總是吸引著忠告和批評”，這也恰恰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魅力。凱恩斯主義宏觀政策常常引起熱烈的爭議，不僅因為經濟復蘇帶給它的榮譽，也因為繁榮后的蕭條帶來的困惑。但是，無論如何，凱恩斯主義的宏觀政策是值得研究的。

關于凱恩斯宏觀政策的基本原則，托賓先生概括為：第一原則就是明確地用宏觀經濟政策工具去實現實際經濟目標，特別是充分就業和國民總產出的實際增長；第二個原則，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是能動的，它能夠對實際觀察到的經濟狀況以及不同政策選擇下發展道路的設計作出靈活的反應；第三個原則，凱恩斯主義希望確定協調一致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以實現宏觀經濟目標；第四，凱恩斯主義者并沒有樂觀地認為，需求管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市場，就足以實現名義和實際的雙重目標，即同時獲得充分就業和價格或通貨膨脹的穩定。托賓先生希望并預期，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會出現新的理智的綜合，以取代引起不和的爭論和混亂的辯駁。宏觀經濟政策理論將在爭論中不斷地完善和發展。

經濟政策在時間選擇上是有“幸運”因素的。某種經濟政策是否會對經濟運行發生效果，時間或曰“機遇”是很重要的，這也就是某種經濟政策會成為“幸運兒”，嚴格地講，應該是一組政策選擇。政策選擇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比如：國際經濟環境，主要經濟強國的政策制約，經濟波動周期，經濟政策本身的時效和慣性，乃至選擇或者挑選一種政策組合的能力，等等。而這些，往往會凝集在某一個時點上，這就是政策的時間選擇。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的確“制造”過繁榮，而幸運的是，它的時間選擇。

宏觀經濟政策目的范文2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特別是美國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實力的相對接近，20國集團(G20)開始逐漸成為國際經濟協調的重要力量。相比于7國集團(G7)，20國集團涵蓋的經濟體更具代表性，其集團領導的合法性以及處理全球問題的能力也有所提高。G20成立以來，在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促進貿易自由化以及全球經濟的政策協調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盡管如此，當G20真正走向世界經濟政策協調的中心以對全球經濟政策加以協調時，卻依然面臨較大的合作困境。從多倫多峰會刺激和退出政策的分歧到倫敦峰會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爭論，再到首爾峰會匯率問題的互不相讓，G20政策協調的困難暴露無遺，在涉及金融改革、貿易保護、政策刺激以及匯率制度選擇等核心問題時，G20國家內部很難達成一致意見。

    本輪金融危機的出現是將G20推向全球經濟政策協調核心位置的根本動力，因此，G20合作具有典型的危機推動型特征，會議的主題也多以應急性問題為主。一旦危機過去，伴隨著共同利益的減少，不同國家在權力分配和利益爭奪上的博弈將會進一步加劇。因此，G20長期內的合作與政策協調仍然離不開共同利益支持下各方利益的平衡，而不同國家產出變動與宏觀政策效應的趨同則構成了G20進一步合作與協調的先決條件。

    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文著重從經濟基礎層面探討G20進一步深化合作的困境和未來的演進方向。筆者在對金融危機的產出損失進行估算的基礎上，從金融危機后G20國家實體經濟產出損失的對稱性以及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一致性兩個層面對G20國家的合作困境加以分析。筆者認為，雖然在金融危機發生的初期，全球實體經濟的普遍衰退為G20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內在動力，但無論從產出損失的角度看，還是從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應出發，G20成員國內部非對稱的特征都始終存在，而這一點，直接形成了當前G20政策協調與合作的現實困境。

    二、金融危機下G20產出損失的非對稱性

    下面，筆者首先對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產出損失進行估算，并從金融危機的產出損失層面對G20國家進一步合作的經濟基礎加以探討。實際估算時，筆者分別從實際產出的增長率損失和絕對產出水平損失兩個層面來對實際產出損失進行衡量。

    對于實際產出增長率損失的估算，筆者主要參考荷和漢和克林格比(Hohohan and Klingebiel)以及克拉斯森斯、克林格比和萊溫(Claessens, Klingebiel and Laeven)的計算方法[1][2]，通過考察金融危機發生前后各個國家實際產出增長率的變化，以危機前與危機后實際產出增長率的差值來對本輪金融危機的產出損失加以衡量。其中，金融危機后的經濟增長率以每個國家2008—2009年實際產出增長率的平均值表示，而金融危機前的經濟增長率筆者則以一定時期內各國實際產出增長率的均值表示。為了增強產出損失估計的穩健性，筆者選取2007年、2005—2007年、2003—2007年三個不同的時期為參考基期，以這些時期實際產出的平均增長率作為危機發生前相應國家的產出增長率。

    同時，正如郝格斯等人(Hoggarth et al.)和博伊德等人(Boyd et al.)所指出的，在金融危機發生后，初始年份產出水平往往下滑較為嚴重，因此即便在產出增長率達到金融危機發生前水平的情況下，實際產出水平也往往低于危機前的產出水平。因此，單純從產出增長率損失的角度來衡量金融危機的產出損失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實際產出損失的大小。[3][4]對此，筆者在以實際產出增長率損失對金融危機的實體經濟效應進行考察的同時，也引入對于絕對產出水平損失的分析。具體來說，筆者主要以實際產出相對于潛在產出的差值來對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絕對產出損失進行估算。潛在產出的測量主要是在假定不發生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按照金融危機發生前的產出增長率所可能實現的產出水平。而危機發生前的產出增長率仍然參考多個時期，以2007年之前1年、3年和5年產出增長率的均值來表示。

    表1從產出增長率損失和絕對產出水平損失兩個維度，基于金融危機發生前產出增長率的1年平均值、3年平均值和5年平均值，給出了金融危機發生后，G20國家實際產出的損失情況。

    

    從表1可以看出，金融危機發生后，在G20國家內部，實體經濟產出損失的全面性和非對稱性表現得非常明顯。

    一方面，在全球貿易、金融和經濟聯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國別經濟之間的相互依存逐漸深化，產出波動的傳遞和影響也逐漸拓寬到全球經濟層面。因此，本輪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具有非常顯著的全球性特征。這一點，對于G20國家而言也不例外。從表1可以看出，在G20成員國中，無論以何種指標對金融危機的產出損失進行衡量，① G20國家的實體經濟都在本輪金融危機中受到了負向沖擊。除去澳大利亞、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亞的產出損失相對較小外，其余G20國家的產出損失大部分都在3％以上。整體而言，G20國家產出增長率的平均損失在4％左右，而絕對產出損失的大小則在4.6％～5.0％之間。

    另一方面，雖然從整體上來看，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幾乎對每個G20國家都形成了負向沖擊，但在本輪金融危機的產出效應呈現出全面性特征的同時，在G20國家內部，產出損失的非對稱特征反映得依然非常明顯。具體來說，就G20中的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國家整體而言，雖然本輪金融危機起源于發達國家，但從實體經濟所受到的沖擊來看，新興市場國家整體受到的沖擊卻相對較大，其平均的產出增長率損失大概比發達國家高出0.3個百分點到0.5個百分點，而絕對產出損失則高出了0.2個百分點到0.4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在新興市場國家內部，產出損失的分化特征也比發達國家表現得更為突出。對于G20中的新興市場國家而言，這里既存在著產出損失相對較小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和韓國，也有產出損失相對嚴重的阿根廷、墨西哥、俄羅斯和土耳其，產出增長率損失最大的俄羅斯和最小的印度尼西亞竟然有接近9％的差異。而與之相對應，發達經濟體的產出損失雖然也存在一定的非對稱特征，但卻相對較為收斂，增長率損失大部分在3％～5％之間，絕對產出損失則在5％左右。G20內部非對稱的產出損失特征，在反映了不同國家初始經濟條件巨大差異的同時，也為G20的進一步合作帶來了新的困難。

    事實上，如果我們參考1973—1975年經濟危機的產出損失時，當前G20國家產出損失的分化特征表現得更為明顯。以3年平均方式計算出 的產出增長率損失和絕對產出損失為例，在1973—1975年的危機中，7國集團的產出增長率損失為4.24％，絕對產出損失則為5.64％，② 比本次美國金融危機中G20發達國家的平均產出損失略高，但標準差卻只有1.37％和2.72％，不但低于當前G20國家2.26％和2.73％的標準差，更是大大低于G20國家中新興市場國家產出損失的標準差(見表2)。這進一步說明了在當前全球經濟的治理框架下，由于新興市場國家內部較大的分化特征，相對于20世紀G7國家而言，G20國家在現實合作上的困境更為明顯。同時應注意，不但在產出損失上G20國家的分化特征明顯，就危機發生前的經濟條件而言，當前G20國家的經濟差異特征也更為突出。表2計算了不同類型國家在兩次危機發生前初始經濟條件的差異狀況，③ 從中可以看出，與產出損失相一致，在危機發生前的初始經濟條件上，20世紀70年代G7國家的外部經濟變量收斂特征也更為顯著，經常項目平衡、對外貿易開放水平和金融開放水平的標準差都相對較小，分別只有0.70％、31.31％和43.61％，均遠低于當前G20國家外部初始經濟條件的標準差。較小的初始條件差異不但導致了產出損失的相對收斂，也為G7國家政策效應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證。而這一點，既是G7國家逐漸走上全球經濟治理核心地位的經濟基礎，也說明了當前G20國家深化合作的現實困難。

    

    三、金融危機后G20的政策效應差異——一個內生分組視角

    在前一部分的分析中，筆者從產出損失分化的角度探討了G20國家政策協調的經濟基礎，認為雖然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全面沖擊為不同國家的經濟政策協調提供了內在動力，并使得G20逐漸取代G7成為世界經濟政策協調的核心力量，但從產出損失分化的角度看，其政策協調的經濟基礎仍不穩固。在接下來的分析中，筆者將視角轉向政府政策層面，探討金融危機發生后，各國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在減少產出損失方面的效應大小。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即便產出損失在不同國家間存在著國別差異，但是如果宏觀經濟政策的運用在力度和效應上存在一致性，這些國家經濟政策協調機制的建立仍然值得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初始經濟條件的差異直接決定了一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的一致性與否。因此，在分析不同國家經濟政策效應差異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對這些國家的初始經濟條件進行考察。進一步說，我們需要根據不同國家的初始經濟條件進行分組，以決定哪些國家是“同一類”國家，并對不同類別國家的經濟政策效應進行考察。

    (一)分析方法及數據說明

    實際分析時，筆者不再采用簡單地以經濟發展階段和所屬地區等外生指標為依據的分組方法，而是采用漢森(Hansen)所提出的非線性的門檻回歸方法(threshold regression)[5]，在對樣本國家進行內生分組的基礎上，對不同的前提條件組合下、金融危機后各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差異進行探討。

    具體的模型如下：

    Y＝C＋β×POLICY＋e　(1)

    式中，Y代表金融危機后各國的產出損失情況；POLICY為政策變量，實際分析時，筆者進一步將其區分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分別以金融危機發生前后政府支出和貨幣供給增長率的變化值表示。由于不同政策變量的產出效應依賴于一系列前提條件，所以我們需要對回歸過程中的門檻值進行考察。如果前提條件變量中有門檻值的存在，則式(1)可以寫成如下的形式：

    

    

    就說明有門檻值的存在。筆者的工作就是對門檻值的存在進行考察并對其大小進行估計。同時在此基礎上，依據各變量的門檻值，對樣本國家進行內生分組，分析不同“類別”國家的政策變量對產出變化的影響。實際分析時，筆者主要考察4個門檻變量，分別為貿易開放度(TO)、金融開放度(FO)、經常項目平衡(CA)和匯率彈性(ER)。其中，貿易開放度以一國進出口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金融開放度則參考萊恩和米爾斯—范瑞提(Lane and Milesi-Ferretti)的研究[6]，以一國金融資產和負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經常賬戶平衡則以經常賬戶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表示；匯率彈性變量筆者以每個國家2002—2007年實際有效匯率波動的標準差來加以表征。實際分析時，為了消除短期波動因素的影響，除去匯率波動變量外，其余3個變量均為2005—2007年相應經濟變量的平均值形式。金融開放的數據來自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Mark II數據庫，其余變量均來自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數數據庫。

    具體分析時，首先需要對門檻值的大小進行識別。根據漢森(Hansen)提供的算法[5]，門檻值γ的估計值就是使得回歸殘差平方和最小的γ值。④

    由于在零假設下，門檻值是無法識別的，因此普通的LM檢驗的分布是非標準的，其顯著性水平無法從標準的表中直接給出。對此筆者必須采用“自舉法”(bootstrap)來獲得其漸進分布。

    (二)樣本內生分組結果

    筆者首先根據由2007年的產出增長率為基準所計算出的增長率損失指標，對91個樣本國家進行“自舉法”的估計。

    首先，針對整個樣本進行第一輪分組。觀察“自舉法”所生成的bootstrap P值，發現CA和ER這兩個變量門檻值在統計上并不顯著，而基于TO的分組生成的P值雖然較小，但仍然大于基于FO分組的P值。FO分組的P值接近于零，因此參考漢森(Hansen)的研究[5]，筆者以P值最小的FO作為樣本第一輪分組的核心條件變量。同時進一步對FO的門檻值進行估計，發現其門檻值的大小為155％。因此，筆者以155％的金融開放水平為基準，將整個樣本分為高金融開放和低金融開放兩組國家，前者包含49個樣本，后者則有42個樣本。

    其次，針對金融開放水平較低的49個國家，筆者采用相同的方法對“門檻效應”的存在進行第二輪的檢驗。4個變量“自舉法”估計的P值分別為0.007(CA)，0.093(TO)，0.591(FO)和0.024(ER)，說明在這些金融開放水平較低的國家，經常賬戶平衡又構成了另一個核心門檻變量。對其估計的結果表明，其門檻值為0.964％。因此，筆者進一步將這些金融開放水平較低的國家再一次分為經常賬戶順差較大的33個國家和經常賬戶順差較小(逆差較大)的16個國家。由于第二組國家的樣本數較小，因此筆者不再對其進行進一步分組。對第一個子樣本進行第三輪檢驗的結果表明，在低經常賬戶順差—低金融開放的33個國家里，貿易開放程度在6.1％的 顯著性水平上有門檻效應的存在，相應的門檻值為66.92％。因此，筆者再將這些樣本分為包括13個低貿易開放和20個高貿易開放的兩類國家。

    此外，依照同樣的邏輯，筆者針對初始產出水平較高的42個國家，進行了第二輪以及第三輪“門檻效應”存在的檢驗，又進一步將這42個國家按照貿易開放度和經常賬戶平衡狀況分為3個子樣本。具體的分組結果見表3。

    

    從表3可以看出，與傳統的外生分組結果不同，在考慮政策效應門檻條件存在的情況下，筆者對G20的內生分組結果更為具體。而從宏觀經濟政策效應一致性的角度來看，與產出損失的非對稱性特征相類似，在G20內部，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分化特征也非常明顯。具體來說，印度、土耳其和墨西哥由于其外部經濟條件較為相似，其宏觀政策的效應大小和方向較為一致，而中國、韓國和巴西等國家雖然同為發展中國家，但由于其較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則被分在了另一個高貿易依存、低金融開放的組別中。此外，雖然發達國家整體上具有高金融開放和低貿易依賴的特征，但其外部經常項目平衡狀況的差異仍然將8個發達國家進一步區分為貿易順差組的加拿大、日本和德國，以及貿易逆差組的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等。

    需要提及的是，內生分組的結果在反映了G20國家初始經濟條件巨大差異的同時，也彰顯了G20內部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應差異，而在產出損失不對稱的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的分化特征則進一步導致G20未來政策協調以及經濟合作難度的加大。G20國家未來政策協調成功的關鍵仍然在于國內初始經濟條件趨同下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一致性。而從區分G20國家“類別”的條件看，由于外部經常項目平衡狀況和對外開放程度是較為核心的指標，因此在發達國家對外開放水平整體較高的背景下，發達國家可能會以政策協調的一致性為由，進一步要求發展中國家提升整體的對外貿易和金融開放水平。同時，由于外部經常項目平衡的方向和大小既是不同國家在當前國際分工體系中分工地位存在差異的外在反映，也決定了一國的利益實現機制和利益實現水平的高低。因此，在外部經常項目平衡狀況成為影響G20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重要影響因素的情況下，對外部失衡狀況的調整既是G20國家未來政策協調成功與否的關鍵，也是G20國家未來利益紛爭的焦點所在。這一點，在巴黎峰會上已經初步得以體現。

    (三)不同內生分組國家政策效應的差異

    為了進一步對G20內部不同“類別”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具體差異進行考察，在完成對樣本數據的內生分組之后，接下來我們重點考察不同“類別”國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金融危機后一國產出損失的影響。分析時仍采用經懷特異方差調整后的最小二乘估計，結果見表4。⑤

    

    從表4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組別內，金融危機后一國所采取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無論在系數大小還是在統計顯著性水平上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具體來說，這些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整體來看，相對于低金融開放程度的組別而言，在金融開放程度較高的第4組、第5組和第6組，無論是財政政策變量還是貨幣政策變量在統計上大都不顯著，不同組別之間宏觀經濟政策的差異更多地體現在變量符號的相對大小上，顯著性水平并未呈現根本不同。這說明在金融開放程度較高的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在抑制產出下降方面幾乎沒有發生作用。究其原因，這可能與開放條件下政策的溢出效應有關，即在對外經濟聯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較高的貿易開放度和金融開放度漏出了國內相應宏觀政策的效應，使得一國產出變動的情況對本國宏觀經濟政策行為的敏感性降低。

    2.在金融開放程度較低的組別下，外部經常賬戶平衡情況成為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性的核心初始經濟變量。從表4可以看出，在第1組和第2組國家中，貨幣政策變量的符號為負，并在統計上非常顯著，而財政政策變量的統計顯著性則不明顯。而在第3組中，情況恰恰相反，財政政策變量在統計上顯著為負，而貨幣政策變量的符號在統計上并不顯著。這說明，在那些經常項目順差較大的國家，財政政策在應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產出負向沖擊時更為有效，而在那些經常項目順差較小(逆差較大)的國家，貨幣政策在抑制產出下降方面的效應則更為顯著。究其緣由，這可能與以下兩個方面的因素有關。一方面，在一國存在較大的經常項目赤字的情況下，其財政政策的運用空間將受到較大限制，在面臨產出下降的沖擊時，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可能會加劇內外平衡政策的沖突，而此時擴張性貨幣政策的運用則有利于實現產出增長和外部平衡的雙重目標。另一方面，在經常項目逆差的情況下，資本項目順差下外部資本的流入對一國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雖然在擴張性財政政策實施下利率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進一步吸引資本的流入，可以部分抵消掉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但在對外金融開放程度整體較低的背景下，這樣的一種作用機制卻受到了較大限制，而此時貨幣政策擴張下低利率水平的負面影響則被進一步縮小了。

    3.第1組和第2組的國家均具有低金融開放水平以及較大的經常項目逆差的特征，差異主要體現在對外貿易開放水平上。而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應來看，處于這兩個組別的國家其財政政策變量在統計上都不顯著，而貨幣政策變量的系數則均在統計上顯著為負，只是系數的相對大小有所不同而已。整體上看，無論以何種指標衡量，第1組國家貨幣政策的效應都要大于第2組國家。這一點，進一步論證了筆者之前所提到的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的溢出效應，即較高的貿易開放水平可能較大地漏出了一國內部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應。

    (四)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檢驗——絕對產出層面

    在就宏觀經濟政策在減少產出增長率損失的影響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筆者接下來繼續對不同前提條件下，一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果在減少危機造成的絕對產出的效應進行探討，以對上述的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具體的實證結果見表5。⑥

    

    從表5可以看出，在以絕對產出損失替代增長率損失指標時，實證分析的結果與表4的結果基本一致，說明了本文實證分析的穩健性。也就是說，在本文的樣本國家中，由于每個國家初始經濟條件的差異，不同“類別”的國家其宏觀經濟政策的產出效應也存在著較大不同。當一國對外金融開放水平較高時，由于開放條件下溢出效應的存在，一 國產出變動無論對財政政策還是對貨幣政策的敏感性都大大降低，此時一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產出效應相對有限。而當一國的金融開放水平低于一定的門檻時，一國外部經常項目平衡的狀況又進一步影響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產出效應的相對大小。對于經常項目順差較大的國家而言，財政政策在抑制產出下降方面的效應可能更為顯著，而對于經常項目逆差較大的國家而言，在應對產出下降時，貨幣政策的擴張可能是較好的選擇。與此同時，即便在那些金融開放水平較低、經常項目逆差較大的國家內部，由于不同國家貿易開放水平的不同，其貨幣政策的效應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只不過，相比于產出損失的增長率指標，當使用絕對產出損失指標時，這種差異表現得不是那么明顯而已。

    (五)小結：從G20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差異看G20的合作前景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與產出損失的分化特征類似，G20在政策協調上的進一步深化合作也缺乏宏觀經濟政策效應一致性的基礎。此外，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就宏觀經濟政策效應而言，雖然發達國家外部經常項目的平衡狀況存在差異，但在對外金融開放水平整體較高的背景下，其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分化特征并不明顯。也就是說，相比于發展中國家，從宏觀經濟政策效應一致性的角度考慮，發達國家更易于形成合力。這一點，進一步佐證了筆者產出損失層面的分析結論。同時，如果進一步考慮開放背景下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應溢出，在未來發達國家經濟復蘇較為緩慢的情況下，發達國家在要求發展中國家進一步開放市場之外，還有可能會通過貿易保護以及匯率手段等方式來減少其本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擠出效應。這些因素加上不同國家圍繞外部經濟失衡的利益紛爭，勢必會形成G20國家進一步政策協調和經濟合作的黯淡前景。

    四、結論

    本文主要從經濟基礎層面對當前G20合作的現實困境加以解釋，通過對金融危機后G20國家實體經濟產出損失的考察以及內生分組視角下對不同“類別”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分析，筆者發現，當前G20國家政策合作的現實經濟基礎無論在產出損失的對稱性方面還是在政策效應的一致性方面都存在典型的分化特征，而這直接帶來了當前G20國家進一步深化合作的現實困境。

    同時，由于對外開放水平和外部經濟失衡特征是影響一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主要因素，因此在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緩慢的背景下，G20中的發達國家可能會以政策協調為名，要求新興市場國家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而為了保證宏觀經濟政策的刺激效應，各種貿易保護和匯率手段的運用也有可能頻繁出現。此外，鑒于外部經濟失衡狀況在一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應和利益實現上的重要地位，在未來G20的進一步合作中，外部經濟失衡的調整必然會成為G20國家利益博弈的焦點所在。

    最后，站在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上，由于相對于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在G20內部的分化特征更為明顯，而分歧加大下共同利益的減少勢必會進一步弱化新興市場國家的合作意愿。因此，從這個角度上說，雖然金融危機后G20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在一定意義上這只是發達國家應對新興市場國家崛起的主動調整，其整體設計和制度框架仍然是符合發達國家現實利益的。在世界經濟格局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世界經濟政策協調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局面不會發生根本改變，而經濟權力向發展中國家的讓渡和轉移也需要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才能得以實現。

    ［收稿日期］2011－11－02

    注釋：

    ① 在個別指標衡量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亞的產出損失時，并沒有發現這兩個國家的實際產出受到了較大的沖擊。

    ② 出于一致性的考慮，這里的產出損失主要考察的是1974—1975年的短期產出損失，具體的計算方法同上文。

    ③ 這里的初始經濟條件指的是危機發生前相應經濟變量的3年平均值，具體的計算方法和數據來源見下文。

    ④ 這里的殘差平方和指的是假定門檻值已知情況下的回歸殘差平方和，實際分析時，筆者采用格點搜索的方法對每一個可能的門檻值都進行了考察。

宏觀經濟政策目的范文3

一、高職宏觀經濟學教學應選取的內容

（一）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內容

宏觀經濟學包括宏觀經濟理論、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經濟計量模型。

1.宏觀經濟理論包括：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消費函數理論、投資理論、貨幣理論、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經濟周期理論、經濟增長理論、開放經濟理論。

2.宏觀經濟政策包括：經濟政策目標、經濟政策工具、經濟政策機制、經濟政策效應與運用。

3.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包括根據各派理論所建立的不同模型。這些模型可用于理論驗證、經濟預測、政策制定，以及政策效應檢驗。

（二）高職宏觀經濟學教學應選取的內容

根據高職學生的理解能力與實際我們應選取1、2兩部分內容，第3部分可以不涉及。其具體內容主要包括國民收入核算、經濟增長、經濟周期波動、失業、通貨膨脹等方面。

1.首先要講清楚宏觀經濟學的基本概念。特別是有關國民收入的幾個概念如GDP（國內生產總值）等。

2.其次要講清楚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如國民收入核算理論、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總需求與總供給模型、通貨膨脹與失業理論、長期經濟增長理論。

3.第三對一些宏觀經濟政策作一些基本的介紹。如財政政策的作用，貨幣政策及其工具等。

二、目前高職宏觀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一）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高度抽象、廣泛而龐雜，學生缺乏學習興趣。宏觀經濟學這些理論不僅內容抽象而且前后連貫性強，如果對于某一知識點不能很好地掌握就會影響到后續理論的學習。而在教學任務重，教學時間有限的情況下，學生要掌握如此抽象復雜的理論知識確有難度。同時，宏觀經濟學的學習中，使用了大量的模型，與現實經濟的聯系不夠緊密，內容難懂不好學，學生容易失去學習興趣。

（二）教學方式以理論講授為主，沒有將理論與實踐有效地結合起來。當前宏觀經濟學案例分析、課堂討論基本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沒有將專業理論與經濟實踐有效地結合起來，導致學生對專業知識的理解難度增加，學生缺乏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也缺乏學習興趣。這種教學方式使得教學效果低下，往往會導致學生為了應對考試而學習，對理論知識一知半解，結果學生在學習經濟學課程以后，不具有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不知道如何去解釋眾多的社會宏觀經濟現象和問題。

（三）宏觀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宏觀經濟的實踐缺乏有效的結合。目前，宏觀經濟學的教材大多是在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的經濟實踐基礎上編寫的，研究的多是西方國家的經濟問題。但是，以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為前提的經濟學理論與我國的國情、市場經濟發展的水平以及人們的觀念和行為方式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同時，在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中，由于教學內容陳舊、教師教學能力有限等多種原因，沒有將宏觀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宏觀經濟的實踐進行有效的結合。因此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容易感到枯燥乏味、難以掌握、很難將所學原理與我國的經濟實踐較好地結合起來。

三、改進高職宏觀經濟學教學的對策建議

（一）明確教學目標，合理設計課堂講授內容。當前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廣泛而龐雜，而宏觀經濟學的教學課時一般都比較少。在教學課時有限的情況下，要根據高職院校特點及學生的實際學習能力，合理制定課程的教學目標，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優化設計教學內容，確定教學的重點和難點。對于一些在其他課程中要講到的知識或選讀材料，如宏觀經濟學部分中的國際經濟的基本知識及國際經濟部門的作用等章節，與《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等課程的相關內容是重復的，那么這些知識點可以讓學生課后自學或留到以后課程再學。

（二）根據不同的教學內容，靈活運用多種教學方法，提高學生學習興趣。（1）推廣宏觀經濟學案例教學。案例教學就是按照一定的教學目的，選取代表性案例，讓學生通過對案例的認真閱讀與分析及集體討論，教師給以指引和點評，以培養和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方法和過程，也是將理論知識轉化為應用能力的有效方式。通過案例分析，可以活躍課堂教學氛圍，提高學習興趣，讓學生從消極、被動地接受知識變成積極、主動地學習知識。案例教學中關鍵的問題就是要選擇、收集高水平、代表性的經濟學案例，要選擇學生感興趣的案例和學生有能力分析討論的案例，盡可能使用現實而生動的本土化的案例教材，這樣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2）開展課堂研討。對于一些學生比較熟悉的、比較感興趣的內容，可以采用討論式教學。通過課堂研討、辯論的教學方式，有助于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和口頭表達能力，也有利于提高學生靈活運用所學專業知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例如，在講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時，我們可以先讓學生收集這方面的資料，在課堂討論當前我國通貨膨脹產生的原因，以及通貨膨脹對我國勞動者、企業主等階層的影響。最后由老師進行總結發言，分析討論的結果，并對該專題進行更深入的陳述。

（三）將宏觀經濟學部分的教學與中國經濟實踐有效結合。宏觀經濟學的魅力就在于能夠分析解決社會生活中的經濟問題，是和國民經濟運行息息相關的，經濟形勢分析、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也成為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理論。在教學過程中，要理論聯系實際，要強化理論產生的現實基礎，逐步改變偏重理論教學的局面，更要重視宏觀經濟學理論的實際應用價值，可以引導學生對通貨膨脹、就業問題、人民幣匯率變化、金融危機、中國的經濟轉型與增長、供給側改革等近年來的熱點問題進行思考和討論，提高學生獨立分析經濟現象的能力。這樣使得教學環節和社會熱點問題相結合，開闊學生的視野，提高學生學習宏觀經濟理論的興趣。

總之，我們在高職宏觀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通過選取適當的內容、改進教學方法來提升教學效果。

參考文獻：

[1]康愛香：提高宏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的途徑—興趣是開啟宏觀經濟學大門的鑰匙[J].高等財經教育研究，2013（2）

[2]張慧：宏觀經濟學多元化教學模式的改革與探索[J].長春大學學報，2012（1）

宏觀經濟政策目的范文4

如果把經濟增長看作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的話，那么一切微觀宏觀經濟政策都可以看作是這場戰爭的排兵布陣。毫無疑問，任何戰爭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最大程度地獲取戰爭的勝利。無論是過去一年來占主調的從緊貨幣政策，還是剛剛出現松動的“雙率下調”，其目的無非只有一個，即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同時又不至于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

前三季度即將過去，我國的經濟增長仍然維持在兩位數的增長水平。CPI也在向人們的理想期望慢慢靠近。專家分析，到今年年底有可能降至月度3%的低值。可以說，在今年3/4的時間中，我們的經濟在逆境中拼搏，在匍匐中爬坡，已然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

既然2008年已經過半，2009年自然不會遙遠，這種階段性的勝利并不能讓我們國家放松警惕。隨之而來的宏觀經濟政策微調的“一保一控”的到來以及剛剛實施的貸款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雙下調就是中央政府對于經濟的清醒認識和正確應對。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不能對經濟運行中的各種消極因素加以忽略。

以百年投行雷曼兄弟申請破產、美林證券被收購為表象的前所未有的國際金融危機，一日上升16美元多的國際原油，我國經濟同比增長幅度的減緩跡象……，在如此之多的消極因素下，我們的經濟如何逆境前行保持增長？可以想見，在國際經濟環境普遍看衰的背景下，在全球經濟蝴蝶效應日益明顯的情況下，我國要做到獨善其身有多么艱難。

通過什么途徑才能讓我們從這種逆境中突圍，繼續保持快速穩定的經濟發展速度？

專家預言，在今年第四季度，我們經濟的主要增長推動力將依靠三駕馬車中的消費，擴大內需將極大地凸顯它在經濟增長中的巨大效用。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是我們應對經濟困難的必由之路。當國際原油價格飆升的時候，我們依靠財政的堅強后盾對煉油進行補貼，以個別央企虧損的代價來應對短暫危機，進而再對油價進行適時調整并與國際逐步接軌；當CPI居高不下的時候，我們用從緊的貨幣政策以及中央強大的調控能力，促使物價不過快飛漲，并逐漸回落至平穩水平；當中小企業面臨著百年一遇的困境時，央行又開始調整雙率，以期釋放資金來讓其度過難關……總之，多種措施交替顯效的宏觀調控，是我們經濟得以渡過難關取得發展的堅強后盾。

宏觀經濟政策目的范文5

 

一、課程改革實施背景

 

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是經濟類專業必修的專業基礎課程，主要內容是在微觀經濟學的基礎上，介紹國民經濟核算和決定理論、IS-LM模型及其運用、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效果及其運用，AD-AS模型及其運用，通貨膨脹與失業理論的運用、經濟增長和經濟周期等理論。這門課理論性很強，從宏觀經濟的兩部門、三部門、四部門逐步展開，運用定量的手段、從實證分析的角度，以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為主體、弗里德曼理論為輔助。每天國內外的新聞財經報道中都會多少涉及某一個或幾個方面，每個家庭、企業和政府每天都會多多少少地運用宏觀經濟學中的某一方面或幾個方面的理論進行決策，使決策的機會成本最小。這些理論在歷年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體現，例如，2004年挪威經濟學家芬恩·基德蘭德和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普雷斯科特，他們的成果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的兩個關鍵領域：經濟政策在時間上應該保持連貫性;影響商業周期的主要因素是供應方而不是需求方。他們的理論不僅廣泛運用于經濟分析，還影響了許多國家的貨幣政策。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埃德蒙·費爾普斯，以表彰他在加深人們對于通貨膨脹和失業預期關系的理解方面所作的貢獻。2011年美國人托馬斯·薩金特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以政策手段及其經濟影響研究獲得度諾貝爾經濟學獎。薩金特和西姆斯“開發多種方法，用以回答……問題，即經濟政策與諸如國內生產總值(GDP)、通貨膨脹、就業和投資之類不同經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聯”。

 

鑒于這門課的理論性太強、又很深奧，和現實經濟問題結合很緊密，如果學生沒有一定的閱讀財經類新聞的習慣、也沒有參與社會實踐的經歷，就很難學懂這門課。但是這門課又是經濟類專業學生打開思維的窗口、培養學生創新意識、主動參與現實經濟生活的階梯。另外，三本院校經濟類專業的學生數學基礎相對較差，自我約束能力較差，針對這門課，基本沒有自學能力。同時，在實際教學過程中，一些老師對其中的理論的理解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照本宣科，要么引用一些經濟事例，既提高不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又達不到預期的教學目的。

 

二、改革指導思想和基本思路

 

1、改革指導思想

 

為主動適應高等教育發展新形勢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對應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培養需要，提升教學質量，有效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這次教學改革，注重培養學生的參與意識和對社會宏觀經濟現象的思考能力，按照教學大綱要求，實施教學內容的改革，深入開展互動式、討論式、參與式、啟發式和案例式等教學方法，科學合理運用多媒體等教學手段，注重學生的過程性學習評價與考核。通過對經濟學課程教學進行改革，不僅能促進學習過這門課的學生的后續相關課程的學習，還會給學生今后的社會經濟生活奠定一定的基礎。

 

2、改革基本思路

 

針對教學內容改革。根據宏觀經濟學課程目標，精選教材內容，教學內容反映學科精髓，重點突出，難點突破。選取當前的國內外經濟事例，解釋和運用經濟理論分析。

 

針對教學方法和手段改革。在啟發式和案例教學的基礎上，采用討論和探究式教學方法引導學生全員參與教學內容，吸引學生對所學的理論進行深入思考。教學手段是以多媒體為教學工具、以課堂練習和提問為形式、以課后查閱和準備為依托，組織好每一節教學。

 

針對課堂教學和課后輔導改革。課堂教學以設問為引導，調動學生參與課堂教學的主動性和集中注意力，多叫已經開小差或干其他事情的學生，對答對的適當給予登記，作為考核學生學習這門課的一個方面，對答錯的，不進行任何處置，只是將學生的注意力拉回課堂。針對每次課的教學重點，設置課堂練習，叫兩名學生在講臺上完成，依據完成情況，給予登記，達到對所學的重點內容強化的目的。課后輔導以課堂教學重點內容為核心，布置經濟現象的查閱、嘗試實踐任務，然后在課堂上分享和完善。對正確完成的學生給予登記，對于完成差的學生，進行一對一地交流，了解存在的問題，給予及時改正。

 

針對過程性學習評價和考核改革。考勤以課堂回答問題和抽查為主，參照班級學生的考勤結果，作為學生參與這門課程的一個環節的考核。課后作業完成情況，一方面作為輔導差生的依據，另一方面為作業考核的依據。中期可以針對班級學生的學習情況，結合所學的經濟理論，設置小論文、熱點經濟問題討論和調查報告等形式，檢驗學生的應用能力和創新能力，作為考核的一個方面。期末可以根據所有班級學生的學習情況、該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的要求，設置大作業或閉卷考試，作為考核的一個方面。

 

三、改革實施情況

 

1、教學目標的調整

 

教學以學生的學為目標。為了滿足不同類型班級、不同時間段的教學，參照三本以上經濟學方面的課本和相關經濟報刊，依據教學日歷，做好每一節課的教案。然后針對每一節教案，對多媒體課件進行調整。上課時，針對不同班級、不同時間段，相同的教學內容，采用不同的教學內容順序或方法、手段。例如，對于8B1113單班、女生出勤率高、男生自由散漫的特點，對于需要記錄和標識的知識點，會常關注男生是否做到要求，對于需要理解、運用的知識，會對女生進行提問、調動她們對該課關注和思考。對于7—8節的課，會采用不同的教學內容順序和教學手段。例如，先將學生的思想全部拉回到課堂中來，給學生講大量有關這節課的日常經濟現象，讓學生帶著問題聽這節課的內容，然后又帶著問題對這節課內容進行復習。處理課后作業，不只是講解答案，而是針對學生的不同答案進行講解，對于做得很差的學生，課后一一談話，詢問對講解內容掌握情況，同時給出學習這門課的要求和建議。

 

2、教學內容、方法及手段的調整

 

對教學內容的調整。針對所教改的班級8B1111-13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所以根據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人才培養方案，在經濟學的教學中，突出四部門(即國外部門)的相關內容教學。然后，還會根據往屆學生對經濟學知識的學習和掌握程度，對教學內容進行調整。例如，對經濟學中的國民收入的基本公式，不進行單獨章節教學，而是在講解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時，需要說明經濟均衡或穩定模型，才對此內容進行補充講解。最后，會根據這屆學生曾經學習過哪些課程，沒有學習過哪些課程，對經濟學的相關內容進行詳細講解或粗略講解或學生自學為主的調整。例如，鑒于學生已經學習過《經濟學(微觀部分)》、《基礎會計》，筆者會對收入法核算國民收入粗略講解，對折舊、投資等概念對比講解。學生正在學習《貨幣銀行學》，沒有學習《財政學》，筆者會先講解第十六章《宏觀經濟政策實踐》，后講第十五章《宏觀經濟政策分析》。

 

對教學方法及手段的調整。加大問題和啟發式教學方法，上課時，沒有采用直接看課件的教學方法，而是對將要講解的內容，先給學生設問，以問題的形式，引導學生全員參與教學內容，吸引學生對所學的理論深入思考。例如：講解凱恩斯的消費定義時，先讓學生看“凱恩斯認為消費是隨著收入增加、消費也會增加，但是消費不及收入增加的多”。提問學生此概念與自己的消費或聽到的消費是否一致，你對此概念是否會產生懷疑錯誤的想法等等，然后參照我國統計年鑒—— 按收入等級分城鎮居民家庭基本情況(2010年)，讓學生從統計年鑒中，對比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和平均每人消費性支出，得出“隨著收入增加、消費也會增加，但是消費不及收入增加的多”。另外，在課堂教學中，引入大量的事例，注重經濟學的實際應用。一方面讓學生課前準備一些事例，例如，講解凱恩斯的貨幣需求的投機動機和凱恩斯陷阱時，讓學生先查閱有關股票市場，然后對學生查閱的內容在課堂講解，對此進行評價。而且每節課也會準備大量的相關事例。針對國貿專業的學生課時較長(54學時)的情況，學完宏觀經濟政策及其運用，結合當年的熱點經濟問題進行課堂討論。先對學生進行分組，每組的組長隨機抽取提前準備好的題目，然后依據此查閱相關資料，大概兩周后，各自組織人員講解，老師和其他同學提問，組員回答等形式，對宏觀經濟政策在現實中的運用進一步加深認識。

 

3、過程性考核評價的實施

 

以往大學課程考試平時成績部分僅由考勤、作業和老師的印象分組成，隨機因素太大，對一部分學生不公，也不能及時發現學生學習這門課存在的問題。因而對學生的平時學習這門課，采用過程性考核。過程性考核就是在這門課一開始，就給每個學生建立這門課學習的檔案袋，其中有這個學生出勤情況、作業完成情況、課堂表現情況(對老師的提問回答記錄和課堂練習)。合班課90人，要求每個學生至少三次回答問題的記錄，單班課45人，要求每個學生至少五次回答問題的記錄，其中，黑板上的課堂練習分數等于兩次回答問題的分數，從期末的考勤表看，每個班都有80%的學生完成這項考核。針對學生在學習這門課中的不良表現，就會及時和學生溝通和交流，對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及時給予解決。期末，以每個學生的學習這門課的檔案袋為依據，給予學生相應的平時成績，這就會使平時學生的成績能體現公平、合理，更具有信服力。

宏觀經濟政策目的范文6

[關鍵詞] 聯立方程 宏觀經濟 IS―LM曲線

一、引言

上個世紀，宏觀經濟學隨著凱恩斯理論的提出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在此之后，很多的學者致力于完善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學說，其中希克斯（Hicks, 1937）和漢森（Hansen, 1949）以IS-LM模型來解釋宏觀經濟的運作方式，大大加強了凱恩斯理論的解釋力。雖然IS-LM模型也受到了很多經濟學家的批評，但是直至今日其依然是一個有著較為完善邏輯體系的宏觀經濟模型，并得到廣泛應用。隨著我國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型。宏觀經濟理論在我國所產生的影響也愈來愈大。本文試圖以凱恩斯理論以及IS-LM模型為理論基礎，并吸取其他相關理論的理念，嘗試構建能夠描述我國宏觀經濟運作情況的簡易模型，并利用我國歷年相關實證數據，通過聯立方程模型的估計，來獲得一個能夠描述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實證模型。

二、文獻綜述

通過建立聯立方程模型來描述一國的宏觀經濟情況，在這方面已有很多的學者做出了相關的研究。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克萊因聯立方程系統。克萊因（Lawrence Robert Klein 1950）以美國1920年～1941年的年度數據為樣本建立了旨在分析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經濟發展的小型宏觀計量經濟模型。該模型所采用的變量數相對不多，但在宏觀計量經濟模型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國學者劉玉紅、高鐵梅、陶藝（2006）在《中國轉軌時期宏觀經濟政策傳導機制及政策效應的模擬分析》一文中借鑒了新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和其他經濟理論，并結合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特點，建立了適應中國經濟特點的宏觀經濟聯立方程模型，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分析我國經濟政策的傳導機制和效應大小。認為我國的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有效性較弱。寧曉青、謝靜在《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與經濟波動的實證研究》一文中選取l985―2003年的年度統計數據，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和聯立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建立了我國宏觀經濟的模型。并認為影響我國經濟波動的關鍵政策并不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是消費政策、投資政策和外貿政策。

三、宏觀經濟理論基礎

1.消費理論

一個國家的居民消費由什么來決定？凱恩斯提出了絕對收入假說(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 其觀點有別于古典經濟學對于消費的認識，認為影響居民消費的主要因素不是利率，而是收入。之后杜森貝里(Duesenberry 1951)提出了相對收入假說(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認為居民消費存在“示范作用”和“棘輪作用”。“示范作用”使得人們收入提高時，平均消費傾向并不一定會下降，而“棘輪作用”使得消費的變動相對于收入的變動要穩定。 在此之后莫迪利安尼和弗里德曼分別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說和永久收入假說。這兩個理論強調人們會從整個人生的角度來衡量自己的收入，從而來決定當期的消費。不過無論何種理論，都認為居民對于未來收入狀況的預期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本期的收入狀況的影響。

2.投資理論和貨幣需求理論

長期以來，克拉克（Clark,1917）的加速原理和凱恩斯的投資函數一直是分析投資的核心理論。古典經濟理論認為，作為資本需求的投資和作為資本供給的儲蓄在資本市場上通過利率的調節達到平衡，因此投資被認為是利率的函數。凱恩斯基本接受了這一思想，認為是否要對新的實物資本進行投資，取決于這些新投資的預期利潤率與為購買這些資產而必須借進的款項所要求的利率的比較。因此，在決定投資的因素中，利率是首要因素。這里利率是指是實際利率。由克拉克提出并經薩繆爾森(Samuelson, 1939)等人發展的加速原理(Acceleration Principle)率先對古典投資理論發起了挑戰。加速原理認為投資不是利率的函數，而主要是由產出的變化所決定。其函數表達式如下：

(3.1)

式3.1中δ, θ為常數，δ代表資本折舊率, It代表投資，Yt和Yt-1分別代表當其和前期產出。

在貨幣需求理論上凱恩斯認為對于貨幣的總需求是人們對貨幣的交易需求，預防需求和投機需求的總和。其中貨幣的交易需求和預防需求決定于收入，而貨幣的投機需求決定于利率。因此對于貨幣的總需求函數可描述為：

(3.2)

式3.2中，等式左邊代表了真實貨幣供應量，k, h為常數，Y代表收入，R代表利率。

四、計量模型假設與數據收集

本文所采用的宏觀計量模型是以IS-LM模型為基礎，并對其中的投資函數作了一些改進，吸收了克拉克的加速原理的思想。假設模型具體如下：

方程中的α，β，d，λ，k，h 為系數項，Y, C, I ,R, M, P, G, NX,為變量。其中各個變量的定義如下表：

在投資函數4.1.2式中，加入了收入變動的因素。凱恩斯與克拉克分別強調利率和收入因素是決定投資的唯一主要因素。而本文將利率和收入因素同時放入投資函數。筆者認為在我國，投資同時受到利率和收入狀況的影響，其中一部分的投資來自于一些專門的金融機構以及一些私人的投資機構，這些資金對于利率較為敏感，利率降低將會釋放出較多的投資。另一部分的投資來自于一般的企業，企業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加商品生產的能力，這樣的投資往往受到該企業收入（利潤）狀況的影響，收入越多，企業對于未來的預期會更高，同時也更有能力進行投資。同時由于企業當年的投資計劃往往在前一年就已制定計劃，所以在投資策劃時前一期的收入變動情況(θ?Yt-1-λ? Yt-2)會更多的影響到本期的企業投資。

根據IS-LM模型中的相關變量，本文收集了中國1992年到2005年的相關數據。所選變量為：國內生產總值(Y), 消費支出(C), 政府支出(G), 投資(I), 進出口(NX)的相關數據來自于按支出法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構成，貨幣供應量為年底余額，包括貨幣和準貨幣。本文所采用的利率為歷年一年期貸款利率，各年的利率以年底利率計算。

由于原始數據沒有排除通貨膨脹的因素，因此本文以歷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國內生產總值指數換算出歷年的通過膨脹率。并以此計算出排除通脹因素的各變量的數值。處理后的數據是以1978年的人民幣價值為基數計算的。

五、模型檢驗和聯立方程模型的估計

本文首先對聯立方程模型進行識別，認為方程為過度識別。之后對排除通脹后的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采用擴充迪基-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檢驗來判斷數據的平穩性。采用的分析工具為Eviews 5.0。經過ADF檢驗。各變量在1% 5% 和10%的顯著水平下，都接受原假設，即認為各個變量數據存在單位根，是不平穩的。然后采用擴充恩格爾-葛蘭杰檢驗來判斷各方程的變量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結果顯示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模型中的四個方程式都通過了擴充恩格爾-葛蘭杰檢驗，即各方程內的變量具有協整關系。

本文采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3SlS)來估計聯立模型結構參數。 得到如下參數估計結果：

從分析結果可以看到，系數а, β, d, θ, λ, k, h都通過了假設檢驗。消費，投資和貨幣需求函數的R2分別達到了0.97, 0.98和0.99。可見方程的擬合結果是比較理想的。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的我國宏觀經濟簡易聯立方程模型。

通過對模型中內生變量進行模擬從而獲得的模擬值，并與各內生變量真實值進行對比也可以看到，模型的擬合度較好。篇幅關系下文僅列出收入變量的擬合值與真實值的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模擬值依然是以1978年的人民幣價值計算的。

六、結論

本文以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為基礎，以IS-LM模型為基本框架，采用聯立方程的方法計算了一個能簡要反映我國宏觀經濟運作狀況的模型。

其中式5.1.1代表我國的消費函數，經過分析，可以看到收入確實對消費有影響。我國的邊際消費傾向為0.45。式5.1.2為我國的投資函數，模型假設我國的投資不僅受到利率的影響，也受到收入的影響。經過分析，發現利率和收入對投資都有影響。利率與投資負相關，收入增長與投資正相關。從投資方程中可以看到收入的變動對投資有放大的效應。即收入每增加一單位，投資將增加2.15個單位，反之亦然。式5.1.3為我國的貨幣需求函數。函數表明我國的貨幣需求既受到收入的影響，同時也受到利率的影響，收入與貨幣需求正相關，與利率負相關。 將估算的宏觀經濟模型進行轉化，可求得財政政策乘數和貨幣政策乘數分別為1.43和0.12。

由此可見，從對我國1992年～2005年的數據分析，可以認為對于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財政政策較之于貨幣政策更為有效，政府支出每增加一單位，國內生產總值將增加1.43個單位。而貨幣供給增加一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將增加0.12個單位。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在我國利率對于貨幣需求的影響要遠大于其對于投資的影響。

參考文獻：

[1](美)達莫達爾?N?古亞拉提:計量經濟學（第三版）.中文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5

[2]石良平:中級宏觀經濟學.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

[3]高鴻業:西方經濟學（第二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1

[4]戴思銳:計量經濟學.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 2003

[5]高鐵梅:計量經濟分析方法與建模.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6

[6]潘省初 周凌瑤:計量經濟分析軟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5

[7]丁俊君 戴生泉: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動態模擬與預測.經濟觀測,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