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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范文1

[關鍵詞]古典經濟學；亞當?斯密；馬爾薩斯；約翰?穆勒

古典經濟學是經濟學派中的重要體系，以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作為開端，批判了重商主義政策，以生產而不是流通作為經濟理論研究的著眼點。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才會有助于經濟的增長，而之后發端于英國的工業革命也印證了斯密的觀點。經過發展，對應舊古典經濟學，發展出了新古典經濟學，馬爾薩斯和約翰?穆勒即使其中的代表。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中揭示了人口的增長速度會以遠遠大于生產資料的增長速度，因此要采用“道德抑制”的方法來抑制人口的增長。約翰?穆勒則是古典經濟學派的集大成者，但是穆勒在他的諸多理論當中都體現出了他的折衷主義思想，既不完全贊成自由放任也不完全反對國家干預。

一、亞當?斯密

斯密反對重商主義的政策，認為實現國民財富增長的唯一和最有效的道路是自由放任，經濟的增長應當是“國民財富”的增長，能夠增進生產的主要原因在于勞動分工，自由交換是分工的基礎。

斯密認為當交換成為一種必然，交換必須是沒有任何限制的、靠競爭來決定，同時，既然市場存在競爭，那么市場競爭所存在的各種要素就必須是自由流動的，“把資本用來維持國內產業，指導國內產業，各盡所能，盡量使其生產物價值達到最高程度，本來就無異各盡所能，盡量使社會收入加大。固然，他們通例沒有促進社會利益的心思。他們亦不知道他們自己曾怎樣促進社會利益。他們所以寧愿投資維持國內產業，而不愿投資維持國外產業，完全為他們自己的安全；他們之所以會如此指導產業，使其生產物價值達到最大程度，亦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想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們只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促進了他們全部放在心上的目的。他們不把這目的放在心上，不必是社會之害。他們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還往往不能那樣有效。一般為公眾幸福而經營貿易的人，據我所知，并不曾成就多少善事。但有這種感情的的商人既然不多，所以，用不著多費口舌，來諫止他們這種感情。”這就是斯密所主張的自由放任的政策各種交換是無規制的，那么經濟體在自然運行過程中，也就是說在沒有政府干預的競爭性市場會出現資源的最佳配置。

之后發生的英國工業革命印證了斯密的觀點，英國工業革命發端于棉紡織業，棉紡織業是新興工業，沒有舊式的行會規章對其進行限制，政府有關限制條例也尚未發展到棉紡織業。同時，由于棉制品廉價易洗滌，市場需求很大，東印度公司又不斷輸入物美價廉的印度棉紡織品，英國棉紡織業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下，不得不大幅提高生產率，降低成本，成功的在棉紡織中發展出了大工廠大機器生產，英國棉紡織業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到1812年為止，英國棉紡織業機紗錠數為5067千枚，此時，德國僅為275-300千枚，法國僅104千枚，美國只有90―122千枚。

二、馬爾薩斯

馬爾薩斯提出食物是人類生存的必需品，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產人類生活資料的能力更為巨大。人口沒有限制的時候以幾何級數率增加，但是，生活資料則是以算術級數增加。因此，馬爾薩斯認為“人口增加，必須受生活資料的限制；生活資料增加，人口必然增加；占優勢的人口增加力，為貧窮及罪惡所抑壓，致使現實人口得與生活資料相平衡。”因此，對于面對遠超過生活資料的人口增長能力的解決辦法就是采用“道德抑制”。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能力撫養子女，那么就不能結婚，否則的話，人口增殖超過生活資料增長而產生的貧困和罪惡就無法避免。

因此，馬爾薩斯認為正是由于人口規律而不是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導致了社會的貧窮和罪惡，相反，如果廢除財產私有制，實行婚姻自由，改善和提高人們的生活，就會導致人口的增加，最終使建立起來的平等社會制度趨于瓦解。因此必須保持財產私有制，使每個人人擔負起獨立養育自己孩子的責任，才能限制人口的增長，是人們不至于生殖過多的子女。馬爾薩斯也竭力反對當時英國實行的濟貧法，他認為濟貧法的實行使不能獨立維持家庭的人也可以結婚和生育子女，救濟這些貧困的人只會使這些貧困的人將繼續制造窮人。馬爾薩斯認為貧民產生的原因是他自身貧困，只有他自己有辦法救濟自己，社會和政府的手段并不能真正救濟他。

馬爾薩斯認為工業社會中工人階級工資底下的原因是由于工人階級認輸眾多，工人的工資水平是取決于工人的人口。“一國的生活資料是一定的，如果人口增加超過了生活資料的增長、工人人數超過勞動市場需求的比例，就會使工資下降和工人生活惡化，從而使工人繁殖減少，人口增加減少。工資低廉，工人人數眾多，工人為維持自己的收入，就必須加倍地努力工作，從而促進生產的發展。直到后來，生活資料和人口保持同一比例，于是工人生活獲得改善，工資又提高，對人口限制又會放松，工人的生活會再度惡化。工資水平就是這樣隨人口的增減而上下波動。”但是，社會制度才是人類貧困的根源，制度的改善和科學發展才是避免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食物增長速度的有效途徑，對工人的需求即工人人口與需要的工人人口的比例決定了工資的多少，并不僅僅由工人人口單一因素決定。

三、約翰?穆勒

穆勒是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作為古典經濟學家，穆勒堅持自由放任的原則，反對重商主義的重重保護，但是，穆勒在國家干預和關稅保護等方面也放映出他的這種主義思想。

在財富的生產和分配方面，穆勒認為只有生產的支出才能使社會富裕，不生產的支出則會使社會趨向貧困。對于生產，不管人們是否愿意，都是要受制于先前的蓄積額，在先前的蓄積額一定的情況下，除非在耕作過程中有改良，即使付出加倍的勞動也不能在同一土地上獲得加倍的食物。一切生產都需要勞動、資本和適宜的自然物品，人口在沒有限制的是否呈幾何級數增加，生產一般并不受人口的限制，但是，如果人口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改良技術的速度的話，那么社會仍然將走向貧困，因此，依然有必要限制人口的增長速度。穆勒主張生產受資本的限制，資本的增加受節蓄傾向的影響，節蓄傾向受制于利潤的多少，忽略了馬爾薩斯對于有效需求的關注，僅僅認為生產的多少要受利潤再分配的影響。對于分配，穆勒認為，雖然資本主義促進了財富的巨大增長，但是勞動產品的分配卻是同勞動成反比，分配依存于社會的法律和習慣，社會統治階級決定了分配的條件。但是，穆勒并不認為分配的不合理是由于社會制度本身造成的，認為根本原因是由于國家的法律和習慣的不合理，因此不需要改變資本主義個人所有制的基礎，只要改變分配方式就可以解決。在資本主義個人私有制的制度下，生產物的分割受決定于競爭和習慣，在此之前，支配地租額和土地租借權的不是競爭而是習慣。勞動的報酬是工資，工資決定于勞動的需求和供給，也就是人口與資本，一般情況下，工資取決于資本與勞動的比例的法則，不會因為物價的變化而動搖。這與馬爾薩斯對此的判斷不同，馬爾薩斯將資本主義條件下工資低下的原因歸結為勞動階級人口眾多。事實上，可以看到，在農忙時節往往工資較高，就業人口與就業需求的比例即對勞動力的需求才是工資高低的決定因素，同時，所從事的產業是否興盛也決定了工資的高低。

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范文2

關鍵詞：流派；自由放任；政府干預；經濟思想

中圖分類號：F0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09-0003-03

西方經濟學始于重商主義，自重商主義以來，西方經濟學界逐漸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沒有哪一個學派的理論能夠做到讓所有學者都認同。雖然諸多學者意見各不相同，但是從從事經濟活動的動機來看，西方經濟學說主要分為兩大學派：一個是注重以個人欲望滿足為歸依，分析經濟問題建立體系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派，另外一個就是主張個人欲望某種程度上服從社會利益社會需要的國家干預經濟的學說。簡而言之，政府干預為國家的行政機關通過采取經濟計劃和財政金融等手段對經濟進行必要而合理的干預；而自由放任則相反，主張盡量的少干預甚至是不干預經濟，通過市場自行對經濟調節。

縱觀整個西方經濟學說發展史可以發現，政府干預和自由放任經濟思想一直都處于此起彼伏、相互交替出現的狀態。這種現象與特定的社會經濟背景相關，根據時代的發展所表現出的不同的社會性質以及呈現出的相對應的經濟思想，西方經濟學說史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部分。

一、早期的經濟思想（從遠古至中世紀中葉）

這一時期是各種經濟觀念、思想產生和發展時期，此時經濟學尚未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較為突出的經濟思想便是重商主義。重商主義以前的經濟思想處于一種“萌芽”狀態，所關注的問題更像“家庭管理”方面的問題，比如治水發展農業、等級和階級的觀點等。直到15世紀末16世紀初西歐封建社會晚期，國王為了鞏固統治地位以及滿足王室的大肆揮霍，鑄幣無法滿足王室的需求，于是當時出現了一股以追求金錢為目的的學說——重商主義。重商主義的基本觀點是財富就是貨幣，貨幣就是財富，國家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活動統統歸結于截取金銀。之后蒙克萊田上書路易王朝，極力主張國王積極干預管理國家經濟，將重商主義推向了。他認為政府的主要任務就是使國家獲得榮譽和不斷致富，因此政府應執行有利于本國商人的政策。蒙克萊田可以說是早期重商主義向晚期重商主義過渡時期的人物，也是較早將政府干預經濟思想上升至國家層面的人。到了重商主義晚期，詹姆斯·斯圖亞特繼承了蒙克萊田的思想，在他看來，政府的每一項措施都是按照人民的精神加以審查，政府已構成人民精神的一個部分，因而依靠政府管理已成為人民的一種習慣，人民離不開政府。

重商主義時期的政府干預思想相對狹隘，此時政府干預經濟思想主要體現在進行中央集權以獲得金錢來鞏固地位，這也是重商主義政府干預的唯一目的。即便蒙克萊田將政府干預上升到了國家層面，也僅僅是為了使國家不斷獲取金銀。這種體現出了當時封建社會特征的“唯利是圖”的經濟思想，隨著時代的發展，遭到了后來大批學者的反對。

在詹姆斯·斯圖亞特對重商主義經濟思想進行總結的時期出現了一批經濟學家，他們反對重商主義的政府干預經濟思想，主張經濟應該遵循自然秩序，這種經濟思想被稱為早期古典主義。法國的古典經濟學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他有著重農的觀點和自由放任的雙重思想，其中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體現在他認為，由于買賣人都是為自己打算，因此社會經濟秩序就需要整頓，這種整頓經濟秩序的權利只屬于大自然不屬于國家政府。作為重農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創立者，魁奈主張經濟自由。在他看來，在不妨礙別人的情況下實行經濟自由是增加社會財富和私人財富的重要條件，其著作《經濟表》描述了一個理想、自由競爭經濟的商品與貨幣的循環流動的過程。此時的自由放任經濟思想主要是主張遵循自然秩序，不要人為的打破自然規律。他們還沒有認識市場規律，因此，他們所主張的自由放任也是狹隘的。

這一時期的經濟思想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經濟體系，不論是主張政府干預的重商主義還是主張經濟自由的重農主義，其大部分的經濟思想都是圍繞奴隸主與奴隸，農田水利等方面，這些理論相對分散而沒有融會貫通，此時的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都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政府干預主義和自由放任主義，而只能算是“萌芽”。

二、西歐資本主義制度確立時期（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

這一時期是經濟自由主義盛行時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亞當·斯密和他的《國富論》。在某種程度上，亞當·斯密受魁奈的影響頗多，重農主義的學說讓他覺得耳目一新，但斯密并不是完全贊同重農主義的學說。在理清他與重農主義者爭辯時所產生的思想后《國富論》誕生，經濟自由主義形成了具有說服性的學說體系。亞當·斯密主張經濟自由的思想可以從他的“經濟人”假設、 “看不見的手”、政府充當國家經濟的“守夜人”這些理論中體現出來。“經濟人”假設即認為參與經濟生活的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且參與經濟生活的人對自己的經濟活動能夠做出比其他人更正確的決策。除此之外，斯密認為，社會經濟生活中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幕后組織管理著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對社會經濟問題的處理及時又有效，因此在經濟方面國家的職能非常有限。在他看來，經濟根本不需要政府部門來干預，政府只需要保證企業和個人的天賦自由權得到充分實現即可。在斯密看來，國家的作用不過是“守夜人”，個人理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必然使全社會的福利最大化。

古典經濟學在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那里發展到了最高峰。李嘉圖批評、繼承和發展了斯密的主張，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主張自由貿易并廢除強制干預農作物價格的《谷物法》。李嘉圖認為，農產品價格上漲和利潤的下降是一種“自然趨勢”，人為干擾反而會導致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因此他主張廢除《谷物法》。同時他又提出了自己的自由貿易學說——比較成本說，這種理論為自由貿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李嘉圖認為，國際分工與國際交換的利益只有在政府不干涉對外貿易、實行自由貿易的條件下才能實現。

作為保護貿易論倡導者，李斯特并不十分贊同古典經濟學的觀點，他認為古典經濟學忽視了各個國家的區別，同時他對自由貿易的經濟思想做出了改進。李斯特認為，李嘉圖的自由貿易學說太絕對，在比較落后的國家是無法實行自由貿易的，因此實質上李斯特并不是絕對的自由放任經濟思想的堅持者。李斯特反對斯密關于政府充當“守夜人”的說法，在李斯特看來，生產力的發展還是要靠國家政府的努力。與李斯特一樣，穆勒也是一個折中主義者而非一個徹頭徹尾的經濟自由主義者。起初他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關于自由放任的基本觀點，在《論自由》中他提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個人就有完全的行動自由，其他人和社會都不得干涉。但是同時他也看到了市場制度存在的缺陷，因此他認為自由放任不是絕對的，政府干預適當需要，政府干預應以不損害自由市場的效率為限度。

這一時期是古典經濟學盛行與發展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涌現出了許多杰出的經濟學家，他們的理論和研究方向各有側重點，但是他們的經濟思想中自由放任經濟思想占主導地位，反對重商主義時期的國家干預經濟思想。這一時期經濟自由主義發展由自然秩序轉移到了市場規律，實行經濟自由變得更有理可循。

三、西方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時期（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

古典經濟學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后已不再受到人們熱烈的追捧，它體系中的一些被多數人認為是錯誤的理論和思想引起了一批經濟學家的反對。這些反對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后爆發了號稱“經濟學思想變革”的邊際革命，同時也意味著古典主義的結束。邊際主義者中有三位杰出的代表人物杰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他們在差不多同一時期各自獨立發表著作來闡述自己的觀點。他們的觀點并非一致，也不屬于統一體系，但是他們都在繼承了古典主義的政府對經濟的最小干預的主張后，反對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邊際效用學派強調消費效用和需求，把研究范圍限定在資源的合理使用或最優配置方面。邊際主義者捍衛市場配置分配，反對政府干預，譴責社會主義并阻止勞動者工會主義，認為它們是無效的或有害的。

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邊際效用學派的發展逐漸轉變為新古典經濟學。它在繼承古典經濟學經濟自由思想的同時，以邊際效用價值論代替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以需求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經濟學以供給為核心的分析。馬歇爾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標志性人物，他將古典經濟學、馬爾薩斯和薩伊的學說以及其他一些經濟學派的理論兼收并蓄，集中了其中的所有精華，在融合了供求理論、生產費用理論、邊際效用理論、邊際生產力理論等的基礎上，建立了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從而建立了西方微觀經濟學的完整體系。直到20世紀30年代以前，新古典經濟學一直是西方國家的處于統治地位的經濟思想和學說。

新古典經濟學還有另一位代表人物——庇古，同時他也是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雖然他是主張經濟自由的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福利經濟學思想中，政府干預占有一定地位。庇古認為應該通過稅收和津貼來克服外部影響所造成的邊際私人凈產值對邊際社會凈產值的背離。庇古也主張運用間接控制手段來消除或限制壟斷以克服各種形式的壟斷對資源配置造成的不利影響。

邊際主義出現后，瑞典學派的主要創造人威克賽爾也對經濟理論進行了大綜合，但是威克賽爾的綜合理論體系更偏向于邊際分析方法，與之后的凱恩斯經濟學有著很多相同之處，但是由于威克賽爾并非英語世界的人，因此他的學說被埋沒了。

產生于19世紀70年代，流行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奧地利學派也主張經濟自由，其中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就發表了《自由主義》一書來全面的概括他的觀點。他認為，自由主義的綱領就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私有制為個人創造了一個不受政府控制的領域，成為個人自由和自治的基礎，同時他強調，是資本主義中的自由導致技術進步，而不是技術進步導致資本主義。米塞斯主張自由勞動，自由貿易以及自由遷移。奧地利學派的繼承人哈耶克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他與米塞斯等經濟學家一起反對，也反對主張國家調節經濟的凱恩斯主義，竭力鼓吹自由主義，崇拜市場自發勢力而誹謗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

自由競爭時期后期，資本家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價值，開始大規模的積累資本和擴大生產規模，壟斷自然形成，并逐漸形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受壟斷資本主義的影響，這一時期所出現的經濟思想不再堅持徹底的自由放任，而是認為適當的國家干預十分必要。可見這一時期雖然繼承了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大部分的經濟學派也堅持經濟自由。但是相比18世紀中葉至19世級中葉，西歐資本主義制度確立時期那種自由主義一邊倒的情形，此時經過多數經濟學家的補充和發展，政府干預主義開始占有一定地位。

四、當代西方經濟思潮（20世紀二三十年代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

以馬歇爾和庇古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也影響了這一時期的經濟思想，許多經濟學家都是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下熏陶成長。但是一場“凱恩斯革命”將新古典主義從西方經濟學正統派寶座上拉下，政府干預主義取代自由放任經濟思想成為主流。這一時期，最引人注目的當屬凱恩斯和凱恩斯經濟學。20世紀30年代，嚴重的西方經濟大蕭條讓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無所適從并逐漸被人詬病，不再居于西方經濟學主導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國家干預的經濟思想，凱恩斯經濟學的出現正好符合時代背景的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國經濟逐漸衰退。凱恩斯思考了當時社會中存在的許多問題，例如失業和公共工程等。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表明，單憑私人企業在自由放任的市場條件下的利潤驅動已經無法解決這一危機，越來越嚴重的危機宣告了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交易制度在世界范圍內的終結。凱恩斯在《通論》中體現出來的政府干預經濟思想都是針對自由放任的私人企業制度的弊端及其成因所提出的。凱恩斯通論的出版不僅描繪了客觀存在著向國家干預型私人企業制度發展的可能趨勢，更重要的是它加強了這種可能實現的概率。自此，國家干預不再被認為僅僅是作為臨時的危機時課的應急措施，而是以后將長期居于經濟思想正統地位。

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大多數西方國家出現嚴重的滯脹問題，當時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無法解決這一難題，受此影響，凱恩斯主義的正統經濟學地位產生動搖。加上當時已經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凱恩斯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沒有從根本上解決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問題，而只是將問題延緩了。此時，凱恩斯主義在宏觀經濟學中不再處于一枝獨秀的地位，宏觀經濟學中出現了很多反對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派，呈現出了群雄并立的局面。其中以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供應學派以及公共選擇學派等為代表，主張經濟自由的流派不斷地對凱恩斯主義提出了挑戰。

五、總結

綜上所述，整個西方經濟學說史可以說是政府干預與自由放任經濟思想相互交替的歷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產生了與該時期相適應的經濟思想，有些可能是在反對前人的基礎上成立的，有些則是繼承了前人的經濟思想，但是我們無法肯定的說后產生的就要比之前的好，每一種思想都有它的合理性與閃光點。弄清楚這兩種經濟思想在不同背景時期的發展演變過程可以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參考。中國經歷過由政府完全掌控經濟的計劃經濟時代，目前正處于倡導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初期，在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別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對當代西方這兩種經濟思潮的演變和實踐，應該進行理性分析和準確把握。我們應當既要看到西方經濟思想中適合中國的長處，借鑒其中的有益成分，又要吸取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運作的經驗教訓；既要深化市場取向的改革，又要提高政府駕馭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總之，在強調實行國家干預的同時，應充分保護和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調節作用；在強調實行經濟自由的同時，又必須發揮國家的經濟調節職能，維護市場經濟的公正平等競爭，保證市場機制的有效性和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序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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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范文3

中圖分類號：D923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009-4202(2011)06-000-02

摘 要 經濟以效率為目標，法律以公平為價值追求。公平可以分為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經濟法所追求的公平是實質公平。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市場不是萬能的，會出現市場失靈的情況，實質不公平是市場失靈的主要表現之一。對實質不公平的矯正，需要依靠經濟法來進行。

關鍵詞 經濟法 實質公平 基本原則 市場失靈

基本原則是經濟法基礎理論中一個重要的基本范疇，在任何一個部門法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法律的創制上，基本原則直接決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質、基本內容和基本價值傾向，是法律制度內部協調統一的重要保障，對法制改革也有導向作用 。通常認為，經濟法有三大基本原則：國家適度干預原則、社會整體效益原則和實質公平原則，其中最能體現經濟法價值追求的就是實質公平原則。

一、公平與法律

經濟與法律有不同的價值追求，效率是經濟的唯一價值追求。效率意味著增長，而增長是原始意義上的發展的核心。與經濟對效率的追求相一致，經濟學的研究也是以效率為核心，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經濟不關注公平問題。事實上，很多經濟學文獻對公平問題都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與法學對公平的研究不同，經濟學對公平的研究不是以公平為終極目的的，而是將公平作為促進和提升效率的工具。我國曾經在改革開放之初為發展經濟而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方針，如今，隨著經濟高速增長所帶來的公平問題的嚴重惡化，如果再過分地強調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的增長，將不僅無助于社會的和諧，還有可能會減損多年來已經取得的經濟發展成果。實際上，黨和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最近召開的人大會議將“十二五”期間的GDP增長目標調低至7%，并強調對收分配公平的重視，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黨和政府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強調效率的提高，即經濟的增長和發展，而是開始注重對社會公平的追求。

公平是人類社會的崇高理想和美德，法律以維護和促進公平為目標。歷史上各種思想家和法學家對什么是公平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公平可以分為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機會公平是起點的公平，指無論身份與地位，每個人都享有同等的參與經濟、政治和社會活動的權利和機會，而結果公平是在機會公平的基礎上，強調給予弱勢群體更多的權利和照顧，以避免出現對弱勢群體的待遇上的不公平。公平還可以分為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形式公平是指無論主體間存在的什么樣的差異，在法律上都一律平等。形式公平在本質上是一種高度抽象的公平，但其本身就意味著對于弱勢群體的不公平，而實質公平則是在追求形式公平的基礎上，通過立法上對弱勢體的特殊照顧，而使其盡量在實質上處于與其他正常群體相平等的地位。就其聯系而言，機會公平與形式公平是相近的，而結果公平在本質屬于實質公平的范疇。法律不僅追求機會公平與形式公平，還追求結果公平與實質公平。

二、市場失靈與公平

自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系統地提出自由放任思想至1936年凱恩斯發表《通論》的一個半世紀中，經濟學界大都認為，要實現經濟的理想狀態，就必須堅持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因而在實踐中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大致上都采取了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作為自由放任的結果，資本主義經濟在市場機制的引導下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同時也逐漸出現了工人失業、經濟周期波動、污染、壟斷等現象。經濟學家把這些現象稱為市場失靈。說一個東西失靈，意味著它達不到預期的目標。經濟學家傳統上把效率（帕累托效率）作為市場的目標或衡量標準。若市場達不到效率，就會出現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也有譯為市場不靈、市場失敗、市場失效、市場缺陷）。在傳統效率標準的基礎上，經濟學家們后來又引入了公平標準，將市場機制導致的不公平也納入市場失靈的范圍 。

市場失靈范疇中的不公平指的是結果不公平，市場失靈在宏觀上的另一重要表現――失業也可以納入結果不公平的范圍。結果不公平是實質不公平的表現之一。實質不公平的另一表現是實質上的機會不公平。市場失靈理論將實質上的機會不公平納入壟斷的范疇之中，從壟斷的角度來研究。經濟學家和法學家都關注公平，但是研究的側重點卻不相同。法學家主要是從公平與法律的關系來研究，而經濟學家主要從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來研究。就法律而論，不同部門法所強調的公平的含義是有差異的。行政法強調的是程序公平，以程序公平來促進實體公平。民法強調的是形式上的機會公平。傳統民法所體現的機會公平，是以抽象的人格平等為假設條件，在法律上規定按照統一無差別原則對待一切經濟主體，給每一個經濟主體以同等待遇。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經濟主體之間的差別，特別是在社會地位、經濟實力、自身天賦等方面的實際差異，使民法所規定的機會公平淪為形式上的機會公平。換言之，民法所追求的公平是一種高度的和抽象的公平，它拋棄了人與人之間的各種具體的差異，比如，貧與富、高與矮、美與丑、強與弱、等等。這樣的公平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最為淋漓的表達，是人類對封建社會的特權思想的直接反擊。經濟法所強調的是實質公平，包括結果公平和實質上的機會公平。要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因為市場失靈而導致的實質公平，只能通過經濟法來進行。

三、經濟法與實質公平

這里從市場失靈的角度，并以經濟法中的企業法、反壟斷法和稅法為例來說明經濟法為什么應該追求實質公平。

我國從經濟性質上將企業劃分為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私營企業，并在法律和政策上區別對待。這使各企業在起點上就處于了實質的不公平狀態。國家設立國有企業的目的應該是提供公共物品。我國由于多年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國有企業遍布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存在于競爭領域的國有經濟成份有各種特殊權利的保護，其競爭起點明顯高于其他所有制企業。這無疑造成了實質上的起點不公平，或者說，實質上的機會不公平。因此，這一分類雖然有其存在的歷史合理性，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這種以基于企業所有者身份的立法顯然不符合從“從身份到契約”的社會進程，必然會談出歷史舞臺。實際上，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采取混合所有制，所有制的界限正在變得模糊。另外，隨著我國相關企業立法的完善，企業的法律形態正在逐漸取代以所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形態。法律上，根據投資者對企業的責任形式，企業被分為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和公司制企業。

競爭的前提之一是競爭者在競爭機會上的平等。自由競爭的最終結果必然會產生壟斷，壟斷的產生意味著新一輪競爭開始時機會上的不平等。這就形成了一個怪圈，即競爭需要機會平等，而競爭又最終導致機會上的不平等。因此，自由放任的競爭最終必將消滅競爭。競爭是市場經濟的生命之源，因為競爭會產生效率，完全競爭的經濟才是最有效率的經濟。經濟要持續地發展，需要競爭的長久存在。但是，如果不打破競爭的怪圈，競爭是無法長久地進行下去的。正因為如此，才需要國家來干預經濟來打破競爭的怪圈，矯正因競爭而產生的實質上的機會不平等。競爭只有在國家規制之下才能長久地進行下去。國家規制對于競爭就像空氣和水對于生命一樣重要。

傳統民法所追求的形式機會公平可以使競爭存在，但無法使競爭長久地存在。只有依靠隸屬于經濟法的反壟斷法才能維護競爭中實質上的機會公平，使競爭長久地存在下去。故而在反壟斷法的立法和執法工作中，需要將實質公平原則作為其基本原則。

不公平在市場失靈理論中指的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經濟學家主要從收入分配不公平對效率的影響來分析這種不公平的不合理性。庇古指出，一國的經濟福利是國民中每個人的經濟福利的總和，而每個人的經濟福利由他所得到的物品的效用構成。根據邊際效用遞減學說，貨幣對于不同收的人有不同的效用，貨幣收越多，則貨幣的邊際效用越少。例如，窮人手頭的一英鎊的效用比富人手頭一英鎊的效用大。這樣，如果把富人的一部分貨幣收轉移給窮人，將會增加效用，從而增加一國的經濟福利 。阿瑟•奧肯在其1975年出版的《平等和效率：巨大的交替》一書中，這樣分析道：如果“平等”和“效率”都得到重視，那么在二者發生沖突的地方，應當達成妥協。在這種場合，某種“平等”將以犧牲“效率”作為代價，而某些“效率”將以犧牲“平等”任務代價。但其中任何一項的犧牲，必須被判斷為可以得到更多的另一項的必要手段 。適度的公平可以增加效率，不公平則有損于效率。需要提醒的是，這里的公平指的是實質公平中的結果公平。起點和結果的關系是相對的，是在發展中相互轉換的。上一輪結果的不公平意味著下一輪起點的不公平。而起點的不公平又會加劇結果的不公平，如此以來，就會形成惡性循環，最終會導致嚴重的兩極分化，引發社會的動蕩。這種循環的動力是市場機制，市場自身無法阻止這種惡性循環。要阻止這種惡性循環，必需有外力的作用。這樣的外力就是國家的干預。

國家對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干預主要是通過以稅收為中介的轉移支付來進行的，因此，在有關稅收的立法和司法中應該始終堅持實質公平的原則。

總而言之，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必然會造成實質上的不公平，并最終導致市場經濟自身的瓦解。民法所規定的形式起點公平不僅無助于實現實質上的公平，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實質不公平的產生。只有作為國家干預經濟之法的經濟法才能肩負起實現實質公平的任務。為此，應該將實質公平原則確立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在經濟法的立法和司法工作中始終貫徹維護實質公平的思想。

四、實質公平原則與經濟法其他原則間的關系

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范文4

一、市場經濟運行模式類型及相應的政府治理表現

（一）自由市場經濟―以美國為代表

美國是當今世界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這種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比較強調市場競爭，經濟決策權分散在眾多的企業手中。其主要表現在：一是企業都是完全獨立的經濟實體，生產和經營自主化。整個社會的生產和經營活動，主要依靠私人的市場活動。消費者完全通過市場向任何生產和經營者購買所需的商品。社會以此來達到生產和消費的平衡。二是強調市場的協調機制作用。市場價格由價值規律決定；生產者都要通過市場競爭尋求生存和發展；市場競爭對調整生產布局、企業結構以及滿足市場需要起著主要作用。

美國經濟政府干預的力度很小是這一市場經濟的特征。但美國不是通過國家計劃，而是采用財政、貨幣、稅收、價格等手段來實現宏觀調控。主要手段有：第一，通過總統的經濟報告和咨文來引導國民經濟的重點發展方向。第二，通過財政和信貸政策來控制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第三，通過國家直接投資來保證國民經濟的急需行業和部門的優先發展。第四，通過政府補貼或法律手段來控制生產規模、價格水平，以保持供需平衡。第五，對銀行實行集中管理。

（二）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以日本為代表

日本的“政府主導型”模式，是一種以自由市場制度為基礎，政府對經濟活動強化宏觀調控為主導的混合經濟體制的模式。政府為確保這種模式的正常運行，明確規定三個原則：其一，私有財產制度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則。法律規定個人通過“勞動”掙得的財產，或繼承的遺產歸個人所有，他人不得侵犯。如果有人企圖侵犯，只要當事人，國家即進行干預。其二，契約自由的原則。法律規定訂約自由，但合同生效后必須信守合同，徹底執行。當一方未經他方同意而破壞合同時，受害者，國家即出面干預。其三，企業自我負責原則。企業在生產和經營活動中的后果，由企業承擔，與他人或國家無關。如果對他人或社會帶來危害時，國家將根據受害人的申訴出面干預。

這種市場模式的基本點是：一是私人企業是市場行為的主體，按市場需求對資源配置進行決策。二是市場實行“公平競爭”的原則，而公平競爭的主要手段是技術革新。公認“技術革新的優秀者為競爭的真正勝利者”，把技術革新視為推動自由市場發展的原動力。它的基本做法可歸結為三個方面：

第一，政府的宏觀調控手段自成體系，已建立起較為完備的管理制度。它的主要內容包括經濟計劃（中長期計劃）、年度經濟預測和年度財政預算、經濟政策和經濟立法四個方面。這四個方面是一個層次分明、規劃周密的有機整體。

第二，政府經濟管理機構健全、精簡，官員精干練達，管理水平和辦事效率較高。日本政府機構的設置都直接或間接地同經濟工作發生聯系。管理經濟的11個省、廳分工明確、職責分明。各機構之間既互派官員加強聯系，又彼此監督、互相牽制。

第三，經濟立法成為政府管理經濟的重要保證。據統計，日本現行法規約有11000多個，其中數量最多和影響最深的是經濟法規。

（三）社會市場經濟―以德國為代表

德國認為它實行的是宏觀控制的社會市場經濟，既反對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也反對把經濟統緊管死，要將個人的自由創造和社會進步的原則結合起來。

德國十分強調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其主要方法是：第一，通過中期計劃和年度計劃，指導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并制定相應的經濟政策來影響、引導企業沿著計劃指導的方向進行生產和經營活動。第二，國家投資興建整個國民經濟所必需而私人資本無力或不愿經營的基礎設施，如交通運輸、公用事業、教科文部門等。僅在這方面建立的國有企業約有5000多個，固定資產占全國股份資本的1/4。國家用于教育、科研事業的經費約占全部財政支出的16%，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第三，建立中央銀行，穩定貨幣和物價。根據《德意志聯邦銀行法》，中央銀行對政府具有相對獨立性，其主要任務是調節貨幣流通量，同通貨膨脹作斗爭。

二、啟示

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市場經濟不同運行模式下的美國、日本、德國，其政府管理社會經濟生活的思路主要是：首先，國家的任務主要是為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運轉創造框架條件，而不是自己直接從事經濟生產活動；其次，針對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和自發的市場競爭所必然帶來的三大弊病（經濟的周期性波動、經濟結構的不協調以及社會的極大不公），以及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種種矛盾沖突，力爭加以緩和。據此，它們提出了三個層次的社會經濟政策目標，第一層次是社會政策目標，即所謂個人自由和社會和諧，這一目標可以稱之為最高目標。第二層次是經濟政策的一級目標，包括經濟自由、社會保障和社會公正；第三層次是經濟政策的二級目標，這里指通貨幣值穩定、充分就業、經濟適度增長、國際收支平衡和公平分配等。從以上內容，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啟示：

（一）政府作用的范圍和方式不同，其市場經濟的模式也不同

美國政府雖然對經濟也有宏觀調控和少的干預，但公共職能的領域比較窄，作用范圍比較小，所以其經濟模式屬于較純的市場經濟，也就是自由市場經濟。而德國、日本等國的市場經濟中政府作用的力度就比較大，因此它們的經濟模式是社會市場經濟和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

（二）不同的市場經濟模式也必然導致政府治理經濟的手段和方式不同

美國的市場經濟比較成熟，市場發育相對完善，屬于自由市場經濟，幾乎一切公域事務都靠市場調節，所以，政府主要采用財政、貨幣、稅收、價格等手段來實現宏觀調控。而日本屬于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政府對社會資源的配置方向和配置方式具有更大的權力，對經濟的干預比其他發達國家更為明顯。德國既然是社會市場經濟，就需要政府采取一定措施來緩解市場經濟所造成的收入與權力分配的不均，維護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

（三）不管什么模式的市場經濟，都需要政府的適度干預，都存在一些領域需要政府有所作為，承擔起責任

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范文5

本書的核心論點是：發達國家在當今要求發展中國家建立一系列所謂好政策、好制度的行為是不合理的、不合歷史經驗的。為了論證核心論點，作者提出了以下分論點：

1.當今發達國家，大多在歷史上采用過所謂壞政策來趕超對手、保護本國幼稚產業發展。

2.發達國家在建設它們所謂的好制度的過程中經歷了巨大的困難和漫長的過程，付出了高昂的成本，現在卻要求發展中國家在很短的時間內將其制度提升到統一的全球標準。

3.總體來看，無論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發達國家還是當前的發展中國家，采取所謂“壞”政策的時期經濟發展水平都優于采用“好”政策時期。

作者在進行分論點的論述時大多采用實證論述——即澄清、描述相關歷史事實，并對此加以說明、解釋。這體現了典型的經濟史學方法。下面，本文筆者擷取重點對作者的論述進行再現。

1.發達國家的“梯子”。首先，我們需要明確一下這個分論點中的關鍵定義。所謂“壞”政策，是指關稅保護政策、保護幼稚產業政策、出口補貼等，而發達國家在當前所倡導的好政策包括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私有化和撤銷管制等。為了證明此論點，作者選取了英、美、德、法、日等當今發達國家，回溯其歷史上采用過的政策。本文在這里選取英美兩國的相關內容為例。關于英國，作者澄清了這樣一個問題：英國被普遍認為是沒有采取重大國家干預行為而發展起來的國家，但是，其實這不是事實。為了促進本國羊毛紡織業發展，縮小與低地國家的技術差距，英國采取逐漸提高羊毛出口關稅的做法。為了促進本國制造業發展，提高附加值，在1721年立法改革中出現了如下規定：降低、免征用于加工的原材料進口稅，提高其退稅水平；取消大多數加工產品的出口稅；大幅提高外國制成品的進口關稅。諸如此類的干預措施還有很多。雖然在19世紀中期，英國開始采用自由放任的政策，但是這種自由貿易體制并未維持很久。在歷史上，美國最熱衷于使用幼稚產業保護和促進政策，其貿易保護力度和高關稅水平在歷史上是有目共睹的。工業品關稅問題對美國極為重要，甚至是引發美國南北戰爭的原因之一，這從一個側面說明美國在貿易保護、產業保護上所投入的巨大精力。亨利•凱里（美國19世紀初期的杰出政治家，亞伯拉罕•林肯的早期顧問）在職時期將其經濟政策綱領命名為“美國體系”，以區分當時以自由貿易為主的英國體系。他認為，“自由貿易是英國將美國置于初級出口國的帝國主義體系的組成部分。”這讓筆者不禁產生聯想:當今發達國家所推行的主張，是否也是旨在將發展中國家置于微笑曲線的底端呢？在此，作者的觀點已然十分鮮明：歷史已然證明，美國也曾處在次于更發達國家的地位，也曾使用“壞”政策來趕超其他國家。那么當今的發展中國家與它之間的關系，是否也類似于當年美國與英國之間的關系呢？由此看來，發達國家當前倡導發展中國家推行“好”政策是與其歷史經驗相違背的，是不合理的。

2.“善政”之歷史視角。在制度層面，作者的主要論述范疇在于以下幾方面：民主制度、官僚和司法制度、產權和公司治理制度、金融制度、社會福利和勞工制度等。眾所周知，發達國家在WTO框架內對發展中發起的訴訟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針對知識產權侵權的。發達國家一直以來在此問題上對發展中國家施壓，強制其國內知識產權法與TRIPs協議接軌，從而保護發達國家自身的知識產權。在筆者看來，知識產權制度之爭是南北國家之間矛盾的重要體現，因此擷取本書中的相關論述予以分析。作者引用歷史文獻考證，說明當今發達國家在自己還是發展中國家的時候，其知識產權制度也是極為不完善的。由此看來，強制發展中國家與國際知識產權制度接軌，可能會為其加上沉重的負擔——也就是說，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不足以承擔維護一個完善的知識產權體系的成本，它們可能要付出巨大的資源和精力來培養一大批合格的會計師、評估師。對其他制度的論述上，作者也采用了相似的思路：發達國家建立起這些制度尚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強制發展中國家統一與這些國際制度標準接軌就顯得操之過急且不公平；后者有自身國情，將普遍的制度標準強加給情況各異的國家有待商榷；采納當前發達國家制度的成本太過昂貴。

3.經濟發展史的經驗實證。作者的另一個重要分論點，是發達國家在歷史上采用自由放任政策的時期經濟增長速度低于國家干預時期，發展中國家在二戰后采用“壞”政策的時期經濟增長速度高于“好”政策時期。作者采用各國歷史上GDP的數據對這個論點進行了實證。筆者認為這個分論點在邏輯上有待商榷，會在本文第三部分予以分析。

二、本書對新秩序話語體系的意義

本書的一個重要意義在于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話語體系提供了經濟史方面的論證。當前的國際經濟秩序是，發展中國家處于全球產業鏈的底端，其產業技術含量、產業附加值遠遠低于發達國家。不僅如此，發展中國家還要接受發達國家制定的國際政治經濟游戲規則，被強迫與當前的一系列發達國家根據自身情況制定的國際標準接軌。如果這一狀況得不到改善，未來的南北差距將會永遠難以跨越并且越來越大。這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對于世界福利的共同增長都是極為不利的。作者的著述對這種現象提出了警示。他把目光投向整個歷史過程，將發達國家強加全球標準的做法描述為“借由‘壞’政策的梯子爬到高處之后又踢開梯子。”從而論證其非正義性，為建立新秩序的話語提供了聲援。作者這種歷史的眼光、歷史視角是非常獨到的，讓我們看到了經濟史學所具有的思想武器作用。

三、本書論證的闕漏之處

不得不指出，本書在論述中出現了一些紕漏，對于一些問題也沒有很好地解釋，因此我們將這部作品稱為新秩序話語體系的“不完全佐證”。

1.作者對發達國家歷史的實證與對當今世界經濟體系的評價之間存在斷裂。作者指出了發達國家在歷史上采用“壞政策”的事實，但其實并沒有很嚴謹地借用這個事實來論證當今發達國家踢開梯子的行為的不合理性。作者采用了類比的邏輯——歷史上，美、英等國采用了保護幼稚產業等政策來趕超其他國家，因此類比到今天，發展中國家采用“壞政策”也是合理的，發達國家自己尚且有過此等行徑，有何資格譴責發達國家？發達國家歷史上發展產權制度尚且經歷了上百年，為何要求發展中國家在3-5年內適應全球標準？我們認為，本書在歷史類比推理、經驗論證的處理上過于輕率，并沒有很好地顧及近代和當前兩個歷史時期下具體條件的差異。確實，兩個時期存在相同點——都存在相對落后國家與先進國家；落后國家采用趕超策略、“壞”政策都可以縮小差距。但是作者沒有解釋一個問題：當今時代的特殊性為何不妨礙歷史類比推理的成立。相對于發達國家崛起的那個時期，當前至少有一個時代變化值得我們關注，那就是多邊世界貿易體制的建立。WTO使世界各國在統一的機制下進行貿易往來，這個機制使成員國的信息得到共享，匯聚了各國的貿易行為預期，降低了相互評估政策的難度，減少了信息不對稱性，從而使各國能夠以更高的信任水平展開經貿合作。發展中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獲利于這樣一個機制的；發達國家也聲稱，過去的貿易保護主義是錯誤的、不完善的，是經濟合作沒有被很好地組織的體現。在這樣的時代變化背景下，發展中國家采用“壞”政策是否還具有正當性、是否還能夠更大程度地促進世界福利和自身利益？作者并沒有對此進行解釋。

2.作者比較“壞”政策與“好”政策推行時期經濟發展速度的邏輯存在紕漏。本書作者的一個重要論證思路是：對比世界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實行自由放任政策時期和實行“壞”政策時期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發現實行“壞”政策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更高，作者由此認為，采取“好”政策對于大多數國家并非十分有益。我們認為，這樣的論證是沒有說服力的。首先，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不能完全反映出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健康狀況與經濟政策的適宜程度——我們不能說一個國家在“壞”政策時期經濟發展快速就意味著“壞”政策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最高，也不能借此說“壞”政策一定適合該國發展；其次，一個國家在“壞”政策時期經濟發展速度快而隨后速度慢，也有可能是因為在前期使用“壞”政策收獲了短期的成效，然而因此帶來了更長遠深刻的經濟弊病，這種弊病產生時滯、延續到了后來，使經濟增長乏力；再次，作者僅僅比較了幾個歷史階段，特殊性太強，論據還沒有充足到可以論證普遍性的程度。總而言之，這樣的論述是欠考慮的。

3.作者未能給出現實秩序如何改變的思路。還有一個關鍵的問題是作者沒有解答的，那就是：在當前的國際經濟秩序下確實存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巨大的鴻溝，然而我們該如何改變這些現實秩序呢？在當前的局勢下，“強者發號施令，弱者惟命是從”是客觀現象，話語權的差別使發展中國家很難對秩序進行改變。這些秩序該改變成何種形式？就知識產權問題而言，難道要允許發展中國家無償享用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嗎？這樣似乎對發達國家不公平，而這種享用要進行到什么程度和持續到什么階段也很難裁定。可能要求這本書給出這樣的回答太過苛刻。畢竟，一本中等篇幅的著作能夠從經濟史角度對新秩序的話語體系進行聲援和佐證已經實屬不易。

四、對經濟史研究視角的評析

1.本書的經濟史學特色。本書不僅在這本書中論述了關于當前國際經濟游戲規則的觀點，還在論述過程中為我們展現了經濟史學的研究方法，將“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的方法論引入了對國際經濟現象的研究。與歷史方法相對的是新古典主義方法，后者當時在學術界占據主流，強調通過抽象理論和邏輯推論來得出結論。作者批評說新古典主義的方法也有其弊病，因為其抽象理論往往是以高度程式化的歷史經驗為基礎，比如建立在英美少數國家發展經驗基礎上的“自由貿易利于所有國家”這樣的假說，這些理論缺乏必要的具體實證辨析，因而不能很好地應用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此作品成書的年代，極少數嚴肅的經濟學著作會采用這種歷史的方法論，所以張夏準教授的這部著作也寄寓著經濟史學的期望，希望由這本書引起爭鳴，引起學界對經濟史學研究方法的關注和討論。這種研究方法的特點在于將具體的歷史事實有機地整理、組織起來并加以歸納分析和解釋，從而歸結規律、論證觀點、構造理論。所以，經濟史并非簡單的堆疊歷史，而是要運用經濟學原理對歷史現象進行解釋，甚至發現新的原理。本書以歷史文獻、年鑒為參考資料，從浩如煙海的資料中選取相關證據，敘述了發達國家在國際經貿方面的歷史，并對此作出解釋，得到了“發達國家踢開梯子”的結論，可謂眼光獨到敏銳。

2.通過比較本書與《世界經濟千年史》來看經濟史研究。與本書相比，《世界經濟千年史》更側重于對世界經濟發展歷史的過程性敘述，解釋性內容的篇幅稍微少一些。兩本書都探討富國與窮國的關系，都認可在一定程度上窮國的落后是由于富國的政策。然而在《世》對一些問題的觀點中，我們可以發現二者對同一段歷史的不同解釋。例如，《富》作者通過統計數據得出，發展中國家在1960-1980期間運用“壞”政策所獲得的經濟增長，比接下來20年間采用“好”政策獲得的經濟增長要快。然而在《世》中有如下論述——1950-1973黃金時代世界經濟空前發展地區之間差距縮小（亞洲與西方，西歐等與美國），《世》將這種現象歸結為明確合理的行為規范和組織制度（OECD,IMF,GAAT等）。二者的解釋顯然是存在矛盾的，針對相近的歷史階段，前者把經濟高速增長歸因于發展中國家采用“壞”政策，后者卻歸因于對“壞”政策的規范、治理。我們認為，經濟史研究中出現矛盾觀點常常是因為對某一段歷史的深入分析不足，無法全面地把握歷史現象背后的本質。《富》與《世》之間的矛盾，以及上文所提到的《富國陷阱》“不完全論述”，都啟示學界：經濟史學還有很多可以完善的地方，還應該進一步規范，在推論時還應該更加嚴謹。

五、結語

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范文6

關鍵詞：區域貨幣合作 最優貨幣區(OCA)理論 區域貨幣一體化

在世界經濟尤其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大背景下，區域貨幣合作已成為國際金融界的一個研究熱點，并在部分國家和地區出現嘗試性實踐，其中歐盟的區域貨幣一體化進程最引人注目。與區域貨幣合作直接相關的理論是最優貨幣區理論(簡稱OCA理論)。本文介紹了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理論——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對迄今為止幾個影響較大的區域貨幣合作案例進行剖析，通過對歐、美、非三種貨幣合作的比較后，認為區域貨幣合作是今后一段時間內亞洲貨幣金融合作的重點，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區域貨幣合作穩步推進的保障。

一、區域貨幣合作理論的產生和發展

1.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根據《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定義，最優貨幣區(OCA)是這樣一種區域，在此區域內，“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種單一的共同貨幣，或是幾種貨幣，這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可兌換性，其匯率在進行經常交易和資本交易時互相釘住，保持不變；但是區域內國家與區域以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

1961年9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他著名的《最優貨幣區理論》一文，以全新的視角看待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問題，他從一個嶄新的角度研究匯率和貨幣區，開創了觀察匯率問題和貨幣區的全新視野，觸發了有關“最優貨幣區(OCA)”理論的大量文獻。蒙代爾提出用生產要素的流動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所以有人將他的OCA理論稱為要素流動論。

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密切關注，也引起了更多經濟學家對有關最優貨幣區判斷標準的討論，促進了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進一步發展。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學者們對最優貨幣理論的討論大多集中在最優貨幣區的構成條件上，這些討論從不同的側面發展了最優貨幣區理論。

1963年，羅納德·麥金農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經濟開放度”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又一評價標準，即一國生產或消費中貿易品占社會總產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凱南 (P.B. Kenen) 在《最佳貨幣區：一個折衷的觀念》提出，經濟高度多樣化的國家是貨幣區的更為理想的參與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為了達到貨幣區的最優化，有必要考察經濟社會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國際金融高度一體化”作為最優貨幣區標準的觀點。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萊明（J·M·Fleming，1971）分別提出把“通貨膨脹率的相似性”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即通貨膨脹率接近的國家更適于達成貨幣一體化。1976年，愛德華·托維爾 (E·Tower)、托馬斯·維利特(T·Willet)和弗萊明強調把“貨幣區成員國之間的政策相似性”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但是，以上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帶有一些局限性。首先，這些標準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標準難以量化，缺乏實際上的可操作性。第三，這些理論在強調組成貨幣區的正面效應時忽視了一國加入貨幣區的成本問題。加入貨幣區在給一國帶來收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的成本；特別是，貨幣是一國經濟主權的象征，加入某一貨幣區即意味著該國對其主權的放棄。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權衡對一個考慮加入貨幣聯盟的國家而言，具有現實的重要意義。

2.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進展。傳統的對最優貨幣區的研究視角是短期的、靜態的，側重于現實約束對匯率制度選擇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后，濱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國家加入貨幣區的福利含義。而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新理論加入了私人部門的自由選擇權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魯格曼和奧博斯菲爾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對該理論的研究做了總結，并提出了通過GG一LL模型判斷加入貨幣聯盟的時機。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現實世界一體化和區域化發展趨勢的增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逐步從相對孤立的宏觀經濟穩定轉移到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共同發展上，匯率制度本身越來越成為促進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僅放寬了對于價格和市場競爭性的假設，綜合了各種關于最優現實標準的探討，而且提供了從動態視角闡釋”最優”的研究思路。區域一體化發展和區域對稱性的動態聯系，成為主導最優貨幣區成本一收益判斷的主要因素，對于區域貨幣合作前景的判斷，從關注成本——收益的現實約束狀態，放到關注區域貨幣一體化發展和實質經濟一體化發展，以及同區域內部對稱性增強之間的動態前景上，研究的視野更加寬廣。

二、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實踐

1.歐洲貨幣一體化。早在20世紀50年代起，歐洲聯盟（歐洲共同體的前身）就開始了進行貨幣一體化的嘗試，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歐元正式流通，成為歐元區各國惟一的法定貨幣。歐洲貨幣一體化的實現是世界貨幣史上的一個創舉。正如歐洲中央銀行前行長杜伊森貝赫所說，歐元是歐洲人民聯合的象征。

隨著歐元區資本市場不斷一體化發展，歐元區國家投資者，尤其是政府部門更愿意在歐元區而非國內市場借債，單一貨幣歐元為在國際市場融資帶來的優勢，同時投資銀行費率的降低和投資者傾向于通過國際市場進行投資組合分散風險也帶動歐元區的主權債券發行的增長。以歐元發行的國際負債額已經遠遠超過以美元發行的國際負債額，成為全球最大的發行比重。伴隨著歐元區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巨大的具備較強流動性的金融市場的形成，歐元擁有了挑戰美元作為最大儲備貨幣的潛力。由于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尤其是亞洲國家的中央銀行在將外匯儲備多元化時越來越青睞于歐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降至約64.7%，而與此同時，歐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從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隨著近年來歐元兌美元的匯率水平屢創新高，歐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也會不斷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