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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的認識范文1

關鍵詞：人力資源；管理理念；醫院

0引言

目前我國經濟發展迅速，其人才的競爭也相當激烈。而現今的管理工作在每個單位以及每個企業中都極為重視，醫院也不例外。而醫院想要提高競爭力，在當今的社會上立足，其管理人才是重要的因素[1]。對此醫院應該把人力資源的管理理念貫穿于整個管理中，全面了解管理過程，客觀地了解當今醫院中存在的不足并加以改善，運用有效的激勵機制發揮人才優勢，增強醫院的綜合實力，進一步地提高醫院的競爭，從而促進企業的發展狀況。

1我國醫院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的現狀

1.1管理模式的落后

相對于其他國家醫療制度，我國的醫療制度仍然處于停滯的狀態，其進程以及發展相當緩慢，對此我國的很多醫院仍然保持著傳統的管理模式，在人才管理方面也不例外。人才管理方面處于一個被動的地位，不能夠發揮人才管理的管理制度。現今，我國競爭異常的激烈，這種落后的人才管理模式直接約束了人才的能力，不能給醫院帶來一定的進展。

1.2管理制度缺乏一定的靈活性

就目前，我國大多數醫院在人事部的管理工作上，仍然使用行政化的管理模式，由于行政化管理模式受到歷史的影響，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完善的制度以及體系，但世界的發展相對比較迅速，因此管理制度已經沒有辦法滿足醫院的需求，從而缺乏一定的靈活性以及時效性，醫院不能根據實際情況招收人才，嚴重限制了醫院對人才的利用，阻礙了人才的發展，使得醫院不能很好地適應現代社會的進程。

1.3薪酬制度缺乏合理性

員工的薪酬發放也基本屬于人力資源管理的范圍，在公立醫院薪酬的管理制度一般由國家事業單位的薪酬制度所制定，使得員工的薪資受到了限制和影響，而員工在實際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對工資沒有太大的影響，導致員工工作積極性不高，工作效率也會有一定的下降。這種現象往往在多數醫院中都存在，對醫院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

1.4醫院管理人員欠缺

我國醫院人事部管理部門嚴重缺乏管理人才，原因是醫院人事部門工作人員基本上都是從其他部門調過來的，因此他們缺少一定的管理經驗，在管理的過程中對各種流程不熟悉以及專業理念了解不全面，往往處于一知半解的狀態，在崗位上難以做出優秀的成績。

2人力資源理念在醫院人事管理中的應用

2.1改變傳統的管理模式

現今我國對管理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理念需要改變傳統的管理模式，樹立正確的人才管理觀念。醫院要轉換傳統觀念，充分地認識到人才的重要性以及人才管理對醫院發展的重要性。結合醫院的實際情況對管理模式進行創新，制定具有針對性的管理模式。其次注重員工的利益以及發展，根據醫院的實際需求進行培養管理人才，一方面能夠使員工工作異常出色，另一方面也能讓醫院往更高更好的方面發展。

2.2提高員工的專業水平

人力資源管理理念需要強調對人才的利用，其次就是對人才進行培養。常言道：笨鳥先飛，這句話是有一定道理的。人才是在各種學習中逐漸培養起來的，因此醫院必須注重人才的培養，根據醫院的需求展開具有針對性的培訓，培訓工作要定期進行，其內容包括專業的知識以及實際操作技能，員工培訓結束后，對員工進行相關的考核以及評價，考核不過的繼續培訓，這樣有利于員工自身專業水平的提高，其工作也就順利地達成了目標，從而取得更高的成績，提高醫院的綜合能力以及競爭力。

2.3完善崗位招聘制度

醫院要注重管理人才的招攬，而招聘人才是對人才管理的首要前提，只有招攬更多的管理人才，才能在管理工作上發揮更重要的作用。若想要招聘到更多的人才就需要不斷地完善人才招聘資源。人才招聘必須秉持著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則，根據醫院的發展狀況對人才需求進行招聘，在人才選拔的過程中不能多招以及少招，要堅持寧缺毋濫的原則。

2.4建立合理的激勵制度

建立合理的制度能夠激發員工的積極性，而考核制度的建立主要是激發員工的熱情以及激情，對員工的積極性有著很大的幫助。對此，建立合理的激勵手段能夠使員工在工作的過程中有一定的壓力以及動力，在工作過程中對員工進行績效考核，同時也要考慮員工不同工作的特點，例如工作的量以及難易程度，根據員工的實際情況將員工的道德水平考慮在內，其考核的結果必須調整員工的工資。醫院可根據實際情況創新工資分配制度，將績效工資管理應用在人事部管理中，實行多勞多得制度，對成績優秀的員工給予獎勵，對成績差的員工給予懲罰，一方面增加了醫院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提高了醫院的整體水平以及競爭力。

3結語

人才管理理念對醫院人才管理有著重要的作用，醫院在發展的過程中要根據醫院的需求對人才進行培養和招聘[2-3]，充分利用人力資源管理理念，對人事管理制度進行創新以及更新，改善現今制度存在的不足，從而提高醫院的整體水平，使人才能力得到充分發揮，不斷地提高醫院的綜合實力，使醫院的發展越來越好。

參考文獻

[1]林敬紅.在醫院人才管理中人力資源管理理念的現實意義[J].經濟技術協作信息,2015,31(3):31.

園藝的認識范文2

從法理上講，公民和法人都可能成為訴訟的主體，成為訴訟當事人，成為被告；都可能成為民事和刑事訴訟的被告。從立法上講，“國家機關”這個概念不僅僅指國家行政機關，也包括國家的司法機關，包括人民法院。法院屬于典型的行使國家審判權的國家機關，是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國家機關，完全具備法律規定的單位受賄罪的主體條件。這就意味著法院作為單位受賄罪的主體是完全符合法律規定的，是于法有據的，盡管在現實生活中法院成為刑事被告的例子相當罕見，盡管成為刑事被告的法院，其角色的確頗為尷尬和難堪。我們要接受法院成為刑事被告的理論預設和客觀現實。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從法理上講，這里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法院作為機關法人與別人發生民事糾紛，就可能成為民事訴訟的被告；而法院作為機關法人一旦觸犯刑律，也同樣可能站在刑事訴訟的被告席上受審。不能因為法院是國家審判機關的特色身份而可以規避或豁免其法律責任，包括民事法律責任和刑事法律責任。否則，司法權就將變異為不受法律約束的特權，司法機關就將蛻變為不受法律管轄的特權機關。這無疑與法治國家的司法信條是格格不入的。

訴訟面前人人平等，希望審理法院成為刑事被告案件的法院，依據“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本著公平的心態作出公正的裁決。司法機關的形象絕對不是靠豁免特權的庇護就可以拯救的，司法機關也要為自己的違法行為付出應有的代價。從這個角度講，涉嫌單位犯罪的法院作為刑事被告受審，也是對司法機關公信力的救贖。

園藝的認識范文3

一、“仁”的字形與含義的演變

語言文字是人們溝通交流的工具，它的產生、發展都凝結著人的思想。對于早期漢語而言，單個字的字形變化都可能蘊含著豐富的思想意義，即字形的變化能反映出相關思想的變化情況，甚至是思維方式的轉變。因而，理清“仁”字的本源與發展，對于準確把握“仁”的意義尤為重要。

目前普遍認同“仁”字的寫法有四種。見于《說文解字》“人”部有三種：“從人從二”，即我們現在使用的“仁”字；“古文仁，從千心”（忎）；“古文仁，或從尸”。另外，郭店楚簡中，“仁”作惖，有近七十處（詳可參見龐樸《“仁”字臆斷》，《尋根》2001年第1期；王中江《“身心合一”之“仁”與儒家德性倫理——郭店竹簡“惖”字及儒家仁愛的構成》，《中國哲學史》2006年第1期等）。《古璽文編》中曾把“惖”釋讀為“信”。

“仁”“或從尸”的寫法見于甲骨文（《殷墟書契前編》2-19—1，羅振玉，珂羅版影印本，1913；《甲骨文合集》1098，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總編輯，中華書局，1978年10月）。“從人從二”與“或從尸”兩種“仁”的字形相似，或許存在某種聯系，“其字體都是對于人或與人有關事項的指涉”（李友廣《先秦儒家人性論的演變——以郭店儒簡為考察重點》，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

“忎”“惖”兩種“仁”的字形都從心，說明與人的心理有關，強調內在的心性，二者表義應當相似。不同的是“惖”心上是“身”，而“忎”心上乃“千”。但是，古文“千”與“身”字形相近，都與“人”相關，屬于“人部”。有人就認為“忎”“惖”可能是同一個字，前者是后者的誤寫。郭店簡中的“惖”不見于《說文解字》，有可能是向“忎”轉變的一種過渡字形。結合“從人從二”的“仁”來看，“忎”較之“惖”更加具備從內在心性向橫向人與人關系的“從人從二”的“仁”的過渡趨勢。

“仁”源于古祭禮，最早的“仁”應該“或從尸”，即《說文解字》的第三種。“‘仁’本來是對祖靈的一種極端虔誠和敬拜的自然心性…它的本源在于自發的、縱深的、內在超越的心性。”（謝陽舉《“仁”的起源探本》，《管子學刊》，2010年10月）也就是說“仁”源自一種古老的祭禮——尸禮（是一種祭成喪者的祭祀方式，即以死者的后代，比如長孫或同姓晚輩，來裝扮鬼神，作為祖先靈魂的附身，由這個尸者象征性的代表祖先，感格祖先來享祀）。從這點出發，或許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孑L子會說“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孔子主要針對破壞“尸禮”而言，反對對傳統禮俗的破壞（古祭禮有“尸”無“俑”）。

“仁”最早從尸祭禮產生，因而它包含有對亡故先人的哀思、敬重與愛，涉及祭祀時的行為、心理等，如恭、禮、虔誠、不忍。“事死如事生”（《禮記·祭義》，描寫文王祭祖時的心儀）或許正是“仁”由祭禮向現實中的“親親”轉義的淵源，即將對亡故先人的感情轉移到在世的親人身上，也就有了“仁”最基本的意義之一的“孝悌”。“仁”由最初祭祀的對象“尸”轉移到“人”，同時也就具有指涉“惖”“忎”意義的可能。即推最初“仁”的心理及于他人，便產生了“惖”與“忎”；而將“仁”的這些心理演化為人與人交往的道德規范，就產生了“從人從二”的“仁”；而這種道德規范反過來又需要有個人“仁”的自我修養作為前提保障，即對個人修養的要求。至此，“仁”的意義基本成形。必須指出的是，由于“仁”一開始就集合了許多心理的、感情的、道德的范疇，注定了它難以確鑿定義。同時，仁的最終字形的確立，也促進了人的主體意識的形成。“能近取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雍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顏淵》）等，都可以反映個人主體地位的存在。

“仁”的不同階段意義在《論語》中都能看到，虔誠、恭敬與愛的心性是其意義的根本，貫穿始終；按其表現大致可以把《論語》中的“仁”分為兩部分，一是基本的孝悌；二是及人的忠信恕寬惠等，以及建構在這個基礎上的“仁”的道德、行為的要求等意義。明了“仁”的淵源變化，依據不同階段的意義，便能將《論語》中的“仁”進行大致的把握。

二、《論語》中“仁”的含義

《論語》中有五十九章出現“仁”字，共計一百零九個“仁”。所有“仁”字基本上都是對“仁”的概念的直接應用，或是作為道德要求，或是作為行為準則，或是指“仁”者（人），沒有關于“仁”的確切定義。這一特點，也與孔子注重當下成就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相吻合。

通過對《論語》中“仁”進行統計，我們發現，“仁”具備眾多細目和成立的條件，包括“孝、悌、愛人、惡人、立人、達人、不怨、不憂、不佞、禮、愛、恭、敬、忠、恕、剛、毅、木、訥、勇、禮、寬、信、敏、惠……”在《論語》中，“仁”是包羅眾德的最高觀念、最高德目，統攝一切德目，也是人格發展的最高境界。“仁”是一種帶有普遍性的原則、精神的范疇，它似乎是憑借眾多已有品德構建起來的，我們不能也無法用西方哲學思維模式，把“仁”視作一個抽象的概念，給它下一個確切的定義。

“仁”在《論語》中意義豐富，孔子言行被結集為《論語》的時代，“仁”的意義已發展得相當完備了，《論語》中蘊含了由最初“仁”產生到最終“仁”定形各個階段的意義。結合與《論語》產生時代相前后的其他文獻，可以發現前面對“仁”字形與意義的分析大致是正確的。

愛、敬與誠（虔誠）是“仁”的意義的出發點；“仁”的其他意義基本是由愛、敬與誠（虔誠）推及的，主要是通過借用有相近意義的已有范疇來體現。最能體現這一出發點的有：“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顏淵》）、“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等。

首先，“仁”體現在對親人的孝、悌，主要包含有愛與敬兩個方面。“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學而》）“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陽貨》）“不背本，仁也。”（《左傳》成公九年）

推這種心理（情）于他人，有三種情況：

（1）對君長忠、恭、不怨等。是愛、敬與誠（虔誠）三種感情的升華。

“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佾》）“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申生拒絕逃亡時說：“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逃死而怨君，不仁”（《國語·晉語二》）

（2）對平輩信、恕等。是愛、敬與誠（虔誠）三種感情的平等發展。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衛靈公》）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衛靈公》）

（3）對下層人寬、惠等。是愛、敬與誠（虔誠）三種感情的向下發展。

“惠則足以使人”。（《陽貨》）

“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顏淵》）

“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其次，雖然“仁”的意義建構在一系列范疇之上，但是它卻不等同于具體的各個構成范疇。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罕》）“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泰伯》）“‘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憲問》）

很明顯，“仁”與構成它意義的各個具體范疇不同，“仁”有其獨立意義，而各范疇也并不一定代表“仁”。

在前述“仁”意義的發展過程中，“仁”的意義從血緣親情擴展到人與人關系層面。如“不背本，仁也”（《左傳》成公九年），“上下相親謂之仁。”（《禮記·經解》）“言仁必及人”（《國語·周語》）等。

個人的主體地位得以確立。“仁”已經開始具有自我修養的內在要求與以“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為最高目標的濟天下的理想抱負了。

最終的“仁”的主體應該是個人，除了在《禮記·儒行》等極少數儒家類文獻談到個體如何珍視生命、身體以外（如“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等），儒家談及個人很少。或許他們認為，個人自身于他人亦是他人，大家都以“仁”為信條修習，則人人自然能享澤于“仁”吧。而個人堅持“仁”應有一定原則，如：“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子曰：‘當仁，不讓于師。’”（《衛靈公》）

三、《論語》中“仁”的矛盾

1 《論語》對是否達到“仁”有明確的認定標準

首先，有些德行被認定為屬于“仁”的范疇。如：“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剛、毅、木、訥，近仁”；“克己復禮為仁”等。

其次，有些行為被認定為不“仁”。如：“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陽貨》）

再次，有屬于“仁”范疇的行為未必就達到“仁”，沒有屬于“仁”范疇的行為未必就不“仁”，無違背“仁”要求的惡行也未必就能稱得上是“仁”。如：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公冶長》）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憲問》）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憲問》）

最后，明確指出了偽裝的“仁”。“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顏淵》）

郭店簡中《性自命出》篇有多處提及“情”與“偽”。“茍以其情，雖過不惡。不以其情，雖難不貴”，“偽斯吝矣，吝斯慮矣”，“凡人情為可悅也”（李零著《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頁）。《性自命出》還提及了“物”、“悅”、“勢”、“故”等概念，“凡動性者，物也；逆性者，悅也；交性者，故也……絀性者，勢也……”“凡見者之謂物，快于已者之謂悅，物之設者之謂勢，有為也者之謂故”（李零著《郭店楚簡校讀記》第136頁），反映了儒家判斷人德行的原則：以“情”為根據，不為表面行為迷惑；對“物”、“悅”、“勢”、“故”等影響人們以“情”為根據行為的因素有明確認識。這與我們上面分析的《論語》中的情形非常相像。像“仁”等許多語詞雖然沒有明確的定義，但其范疇內部應該蘊含有清晰的邏輯。

2 《論語》中“仁”的矛盾

《論語》中“仁”存在差等現象，可能正是“仁”在具體情境下的矛盾的根源。

一開始“仁”就表現出親疏之別，親親的“孝悌”特別受到關注。“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禮記·中庸》）“愛親之謂仁”（《國語·晉語一》）。

“仁”的其他意義也是由“親親”推及的，有一種由近及遠的變化過程，而“仁”意義的這種由近而遠的變化邏輯也已為人們所認可。這種邏輯體現在：“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學而》）“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為政》）這樣，親親與愛人的矛盾也就自然而然的產生了。同時，基于結果的衡量，“仁”表現出差等現象。結果之于實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卻也破壞了“仁”出于情、及于人的原則。子貢與孔子論管仲，孔子以管仲的治國績效衡量仁，與道德人情脫節。另外，對于孑L子而言，似乎“仁”的修養和庶人是沒有關聯的，它只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憲問》）。

3 “仁”與“禮”

談“仁”，“仁”與禮的關系甚至矛盾也不可回避。《論語》中就有“克己復禮為仁”（《顏淵》）。《左傳》也記載：“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左傳》昭公十二年）

孔子的終極目標在于治天下，即政治的抱負，而最可行的方式莫過于借助已有的規則，“禮”是周實踐過的成功經驗，是孔子所要借以治國平天下的根本手段，雖然孔子本人實際已經對禮做了改造。“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為政》）“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

園藝的認識范文4

關鍵詞：住院病人；來源；分析

中圖分類號：R19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2-00-02

佛山市第一人民醫院始建于1881年，跨越三個世紀。1991年，醫院被評為廣東省首家三級甲等醫院，為佛山地級市的大型綜合性醫院，為市民的健康、社會經濟的發展保駕護航。截止到2012年總出院病人為7.8萬人次。醫院占地面積12萬平方米，建筑面積達22萬平方米，員工3500多人。擁有先進醫療設備5000余臺，醫療設備資產總值達6.5億元。醫院坐落在禪城區，南海區與順德區接壤禪城區，而三水區與高明區相隔稍遠（見圖1）。禪城區是醫院的所在地， 南海區的區府坐落在緊靠禪城區的桂城鎮，實際上兩個區府同在禪桂區域。而順德區的區府位于離禪城有30多公里大良鎮，只有陳村鎮與樂從鎮緊靠禪城區，其他鎮與禪城區都相隔有一定的距離。

2012年，佛山市的地區生產總值為6765億元（見表6）經濟總量位居廣州、深圳之后，為廣東省第三位，同時位列中國大陸地區城市GDP排行榜第十五位。佛山市為廣東省的第三大城市，經濟總量排行全省的第三位置，恩格爾系數都在40%以下為富裕地區，順德區、禪城區與南海區將近到達最富裕地區（見表6）。

一、方法與資料

資料來源于廣東省醫院病案統計管理系統4.0版輸出1999年到2012年各年出院病人來源，輸出數據加以列表、作圖分析；佛山市經濟及人口數據來源佛山市政府官方網站及佛山市各區政府官方網站。

二、結果與分析

1.2003年-2012年各個統計區域出院病人次情況表

2.1999-2012年住院病人來源所占比例

3.佛山各市區地域分布圖

4.2008-2012年禪城、南海、順德居民可支配收入表

5.2008-2012年禪城、南海、順德常住人口表

6.2012年佛山各市區生產總值與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表

7.對比分析

通過表1與表2看到：醫院的出院人次從2003年的38147人次增加到2012年的78618人次，增加了40471人次，增長幅度為106.1%。

按照國家病案統計項目分析病人來源：

（1）來源于“佛山市內各區”合計的出院人次從2003年的35639人次上升到2012年的58898人次，增加了23259人次，增長幅度為65.3%，比全院出院人次增長的幅度少40.8個百分比，其所占的比重從2003年的93.4%下降到2012年的74.9%，下降了18.5個百分點；

來自“禪城區”的出院人次在這10年時間里在絕對數是排行第一的，所占的比例最低為35.9%，最高為48.1%，平均維持在42.4%附近，2012年所占比例與平均數相當；

來自“南海區”的出院人次在這10年時間里在絕對數是排行第二的，所占的比例最低為15.6%，最高為31.6 %，平均維持在20.9%附近，2012年所占比例比平均數下降5.3個百分點，比2003年下降16個百分比。

來自“順德區”的出院人次所占的比例最低為8.8%，最高為16.3 %，平均維持在11.2%附近， 2012年所占比例比平均數下降2.4個百分點，比2003年下降5.5個百分比。

來自“三水區”“高明區”的出院人次所占的比例平均維持在3.6%與3.8%附近，最近幾年變化不大。

（2）來源于“廣東省內其他市”的出院人次從2003年的1765人次上升到2012年的10058人次，增加了8293人次，增長幅度為469.9%，高于全院出院人次的增長幅度363.8個百分比，其所占的比重從2003年的4.6%上升到2012年的12.8%，增加了8.2個百分點；

（3）來源于“廣東省外”的出院人次從2003年的662人次上升到2012年的9578人次，增加了8916人次，增長幅度為1346.8%，高于全院出院人次的增長幅度1240.7個百分比，其所占的比重從2003年的1.7%上升到2012年的12.2%，增加了10.5個百分點；

（4）來源于“中國境外及其他”的出院人次基本上維持一定的數量，幾乎沒有變化。

三、討論與建議

來源于“南海區與順德區”的出院人次占比出現下降，而這兩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常住人口不斷上升及恩格爾系數接近最富裕地區標準（見表4、表5、表6），顯示醫院面臨著該地區其他醫院的強有力競爭，醫院可以把該地區作為重點營銷區域，主動加強該地區的營銷，那里有富裕的、大量的潛在“客戶”，而且醫院有著較先進醫療技術基礎及地域優勢。

對于相隔稍遠的、人口數據稍小的“三水區”及“高明區”，醫院可以積極與政府部門商議建立更多的公交線路途經醫院及引入多條線路進駐與醫院接壤的交通樞紐站方便患者到院就診。

來源于“廣東省內其他市”及“廣東省外”的出院人次的增長，顯示醫院在省內外醫療市場中有較大的影響力，得益于醫院一切營銷活動，如廣告（包括報紙、電視、網絡等）、新聞、公關、CI策劃等。繼續推廣醫院品牌，增進就醫顧客的忠誠度。

“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時代已經過去，在現代信息高速發展的今天，正確的宣傳自我是樹立品牌的重要手段[1]。醫院與社會、社區緊密相連，順德區與南海區的病人來源占比的下降，說明醫院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下降與其他醫院的崛起，面臨著競爭。所以必須加大醫院品牌的宣傳力度， 通過各種下鄉免費咨詢檢查等方式的營銷主動走出去，挖掘潛在的“客源”，讓全社會各個層面都了解醫院的技術與發展現狀[2]，發揮醫院在佛山市學科研究醫技水平以及醫療設備等方面的優勢，穩定市內各區病人來源。

醫院可以立足本地，建立自己較為牢固的根據地，積極拓展發展省內、外市場，一如既往的加強醫院文化、技術、管理創新的宣傳，練好內功，提高病床的使用率，想辦法加速病床周轉次數[3]，滿足患者市場需求，完善就醫流程，尊重生命，那么醫院發展及生存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參考文獻：

[1]傅碧綠.住院病人來源與醫院持續發展的思考[J].中國醫院統計，2006，9（3）：206-207.

園藝的認識范文5

論文摘要：屈原的作品表現出了強烈的人格意識。屈原生活在南北文化交流與融合最為頻繁活躍的戰國中后期，從其作品所表現出來的自我意識、獨立意識、圣賢意識、歷史意識等思想意識可以明顯地看到南北文化的精神特質在屈原身上的體現，戰國“士”文化精神以及血緣、家族、宗法觀念對屈原人格意識的生成影響頗深。屈原憂國、憂民、憂己的深厚的憂患意識以及他受孔、孟、莊生死觀的影響同時又有所超越而做出的對死亡的堅定選擇是其人格精神的重要體現。

0引言

屈原能成為世界文化名人，除了其作品具有“驚采絕艷”的藝術魅力之外，還在于他那可以“與日月爭光”的人格魅力。綜觀屈原作品，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詩人在作品中反復表明的是，面對楚國黑暗的現實，自己將不改初衷，堅持高潔，上下求索，九死不悔。這表現出詩人強烈的人格意識。也許正因為如此，自漢以來，對于屈原人格的研究成為屈學的一大焦點。劉安、司馬遷、班固、朱熹、黃文煥、王夫之等古代學者，雖然沒有使用“人格”一詞來評論屈原，但他們在忠君愛國的道德倫理層面對屈原的性格、氣質、品行、能力等所作的高度評價對后世學者在屈原人格方面的研究影響頗深。自1906年王國維先生第一次將西方心理學“人格”概念導入屈原研究以來，現當代學者們多踵武王氏，以人格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屈原人格作深入、細致的微觀研究和宏觀審視。本文擬在探討屈原人格意識生成的文化淵源、背景的基礎上對屈原的憂患意識、死亡意識作較為細致深入的剖析，以期對屈原人格境界有更為清晰透徹的理解。

1屈原人格意識生成的文化淵源和背景

1．1南北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對屈原人格意識生成的影響

南方的楚民族與北方中原的華夏民族原本同根共祖，文化亦同源。北方中原文化與南方楚文化的交流最早始于夏商時代，可謂源遠流長。屈原生活在南北文化交流與融合最為頻繁最為活躍的戰國中后期。一方面，“先楚民族是一個具有較強的追求意識、英雄意識和悲劇意識的民族，他們似乎從不甘于現狀，有著百折不撓、至死也不放棄斗爭的精神，并且甘心情愿將生命獻祭于一種自己所追求的事業。屈原的人格、精神正是在楚民族這種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培植起來的；另一方面，屈原人格精神的形成與完善同時也受到了中原文化精神尤其是儒家文化精神的影響。我們從其作品中體現出來的以下四個方面的思想意識便可以看到南北文化的精神特質在屈原身上的體現。

1．1．1強烈的自我意識

自我意識是一個人對自己的認識和評價，包括對自己心理傾向、個性心理特征和心理過程的認識與評價。屈原是一個自我意識非常強烈的人。在《離騷》中詩人自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名余日正則兮，字余日靈均”，表明他堅信自己有天地神靈所賦予的“內美”；在此基礎上，詩人表示要不斷加強修養，保持高潔：“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這是詩人對自我才能、品質的高度自信；《懷沙》中詩人說自己“懷質抱情，獨無匹兮”，表明詩人堅信并認定自己有著“黨人”所沒有的峻潔美質；為了樹立“修名”，實現“美政”，詩人表示要不懈追求：“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離騷》)這表明詩人在自信自我品質與人格的同時已把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融人了現實社會，從而使得這種自我意識因蘊含了社會價值而顯得異常崇高偉大。詩人對自己出眾的才華和光輝峻潔人格的自信，一方面鑄就了他對國家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意識：“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另一方面，這種自信也鑄就了詩人“獨立不遷”“九死不悔”的個性與人格。漢代班固否定屈原高揚個性的精神，認為屈原是“露才揚己”，“責數懷王．怨惡椒蘭”，“忿懟不容，沉江而死。實際上，班固的這種否定正好從反面肯定了屈原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

1．1．2強烈的獨立意識

屈原強烈的獨立意識僅從詩人在作品中對超時空的夢幻式神游的描寫以及描繪這種神游的奇特的藝術思維方式——神話思維就可以看出來。比如，《離騷》中抒情主人公上叩天閽，下求佚女，以及“朝發韌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的夢幻式的奇異壯麗的神游；《惜誦》中寫登天游歷，請厲神占卜，向厲神傾訴，與先賢溝通；《遠游》描繪神奇脫俗、宏偉壯闊的遠游夢想以抒寫詩人內心奔涌翻騰的復雜情感。作品中超時空的夢幻式神游其實都是詩人獨立意識在作品中的藝術顯現。屈原獨立意識的的產生及其表現方式的運用，其源起在于：第一，道家“逍遙”思想的影響。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把“道”看成是世界萬物的根本，他們認為“道”是一個超越現實與時空的無形實體，它“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所以它能擺脫所有束縛而獲得自由與獨立。由于莊子的“逍遙”思想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實現，于是便有了楚人對神仙以及仙游的向往與追求。屈原與莊子同時稍后，楚人的這種獨立自由意識難免會對屈原的思想意識產生一定影響。第二，楚地巫文化的影響。楚地巫風盛行，巫文化氛圍濃郁。深受楚地巫文化熏陶的詩人逢時逢地而“降”，卻又不期遭遇怨憤痛苦悲愴而又無人可訴無處可訴，于是，詩人在詩歌創作中便運用這種幻化的神話思維方式來抒寫心中久郁欲瀉的洶涌情緒。正如趙輝先生所言：“詩人抒發這種情感并不是通過人們所熟悉的現實生活中的種種行為方式的描述，而是賦予抒情主人公以神性、仙性，通過他與人神交往所表現出來的與諸神的矛盾關系，來展示這位抒情主人公那復雜的內心世界，抒發作者的現實生活情感。

1．1．3強烈的圣賢意識

《天問》是屈原放逐中的作品。作品中的諸多設問中，既有對于歷史興衰成敗原因的探索，也有對人的本質和生命價值的思考，既有對歷代許多帝王成敗的設問，也有對歷代許多圣賢禍福的思索。如“初湯臣摯，后茲承輔；何卒湯官，尊食宗緒”問的是伊尹為湯臣竭忠盡智死后仍受優待的事；“何圣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問的是圣賢品德相同何以結局有異。可以看出，詩人思考的對象絕大多數是中原各朝的著名歷史人物，以及神話傳說中的人物，這說明屈原對社會歷史、人生價值的探索是在中原文化的歷史環境中進行的，他的人生價值觀和人格精神是與他對中原歷史文化的思索相伴而形成的。《離騷》《九章》等作品也體現出詩人的圣賢意識：“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離騷》)；“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抽思》)，堯、舜、湯、禹以及傅說、呂望等都是中原人民心中的圣賢楷模，深受儒家的推崇。屈原在對理想的執著追求中深受他們的鼓舞與激勵，把他們的人格當作自己追求的理想人格。

1．1．4強烈的歷史意識

在中原民族的歷史上也曾有過對鬼神的狂熱崇拜，進入春秋戰國時代，由于兼并斗爭激烈，盡管中原民族還保留著許多巫術禮儀，但絕大部分人尤其是一些開明的政治家、思想家如墨子、茍子等已經清楚地看到了是人而不是鬼神在主宰人類，他們出于對現實的關注而開始把目光轉移到了與現實有密切淵源關系的歷史，他們以史為鑒，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表現出了強烈的歷史意識。而南方的楚國因巫風熾熱，其歷史意識、歷史價值觀在楚文化中的體現比中原文化相對滯后。在楚國，屈原是真正吸納中原文化中的歷史意識，對歷史作出客觀審視和理性思辨的思想家、政治家。這在屈原的作品中有充分體現。如，《天問》“追述往古，終之以楚先，以“問”的形式表達了詩人對夏、商、周三代以及先楚歷史盛衰的思考，對眾多歷史人物命運的思考，并通過對歷史的深刻反思，流露出對楚國前途的強烈憂患意識。它“是一首詠史性質的的作品”，“是一首‘述往事，思來者’的詠史詩”，又如，在《離騷》中詩人反復表明自己要“法夫前修”，以前代圣賢作為自己的楷模，并借對女委的回答備舉歷代興亡之人事，極言后羿、寒浞、過澆之荒，夏禹、商湯、文王、武王之賢能，從正反兩方面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提出“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的“美政”理想。

1．2戰國“士”文化精神對屈原人格意識生成的影響

春秋中葉以后，由于“禮崩樂壞”以及私學的出現，伴隨著階級社會的急劇變革和封建制度的確立，在各階級、階層的分化集結過程中逐步派生出了一個陣容龐大、成份復雜的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新興階層一一“士”階層。其中的“士”人大都出身卑微，如自稱“賤人”的墨子，自述“吾少也賤，故能多鄙事”的孔子，以及“窮巷掘門卷樞之士”蘇秦，還有莊子、張儀、申不害等，幾乎均屬于孟子所說的“無恒產而有恒心者”。也許正是他們“無恒產”的困頓處境激勵著他們奮發進取、自立自強，培養了他們強烈的自我意識和進取精神。他們憑借自己的專長，或游說人主，取得卿相之尊，或著書立說，成就一家之言。屈原生活在這樣一個“士”文化氛圍如此濃厚的時代，“士”人那種“尚志重道”的精神對他人格的形成無疑會產生很大的影響。我們從屈原作品中所展示的“自我”形象可以看到戰國“士”人的精神在屈原身上的體現：第一，屈原和戰國“士”人一樣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和實現自我的進取精神。他滿懷強烈的政治激情，對自己的“內美”“修能”高度自信，為實現“美政”理想執著進取，九死不悔。這與戰國“士”人的精神一脈相承。第二，屈原有著誓死捍衛人格尊嚴，寧死也不屈從的峻潔操守。屈原在作品中一再表明自己不同流合污，不與“黨人”調和妥協：“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離騷》)，這正是孟子“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堅守在屈原身上的體現。可見，屈原在思想上深受到戰國“士”文化精神的感召并形成了其剛強自信、九死不悔的人格節操。第三，在死亡觀上，屈原深受孔子、孟子、莊子的影響。首先，孔、孟的死亡觀是以道德價值為核心的，這種道德價值主要體現在對于“仁”和“義”的追求上。孔子主張“殺身成仁”，孟子主張“舍生取義”，“仁”“義”的境界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為達到這種最高境界而導致的死亡，其意義價值深遠重大。詩人在作品中對暴君摧殘圣賢生命的強烈斥責，對古圣先賢以死殉節的充分肯定，對自己以死殉節的堅定選擇，對為國捐軀的死難將士的熱情禮贊，以及對于孔、孟所推崇的唐堯、虞舜、商湯、夏禹、周文王、周公等明主賢臣的高度贊賞，這些都顯示出，孔、孟的生死觀在屈原的內心深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其次，對于人的生死，莊子一方面倡導以達觀淡泊的態度看待生死，主張不悅生，不惡死；另一方面，莊子又主張“齊死生”，重視在精神上超脫生死，追求所謂“逍遙游”，從而達到生死永恒的境界。屈原采用夢幻神游的方式超越死亡，這在一定程度上滲透著莊子“逍遙游”的精神內質。

1．3血緣、家族、宗法觀念對屈原人格意識的熏陶和培養

中國古代的宗法制在商代就已基本確立，周代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與強化。宗法制實際上是當時人們家族觀念強化的產物，而家族觀念是以血緣為基礎的。可以說，先秦時期中原各諸侯國的政治、經濟制度以及道德倫理觀念等都是在以血緣關系為基礎和紐帶的宗法制度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從而導致中原民族濃厚的家族、宗法觀念。由于中原文化的滲透與影響，原本也有尊祖意識和家族觀念的楚民族在中原民族宗法制的影響下，其宗法觀念也逐步形成，只是不如中原民族強烈。據史書記載，楚受封建國是在周成王時，“楚之先祖出自顓項高陽”，“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后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屈原從血統、世系上看是“楚之同姓”，屬楚公族。屈原年輕時擔任楚懷王的“左徒”，并深受懷王信任，這除了詩人本身所具有的出眾的德才之外，與他“楚之同姓”的貴族身份是分不開的。屈原也曾任楚國“三間大夫”，其位雖閑散，可楚王讓他負責管理昭、屈、景三大王族并教育王族子弟，“三間之職，掌王族三姓，日昭、屈、景。”這也說明了楚王對屈原貴族地位的認可。基于自己這種較為顯赫的貴族地位，屈原在《離騷》篇首就宣稱自己與楚王是同姓貴族，但詩人的目的不在于炫耀自己血統的高貴，而在于表明自己與楚國的命運是緊緊地連在一起的。很顯然，這是屈原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心的體現。正是因為有這樣一種對楚國興衰的強烈使命感和責任心，詩人才會有對黑暗現實的痛心疾首：“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離騷》)，才會表現出“恐皇輿之敗績”(《離騷》)，“恐禍殃之有再”(《惜往日》)這樣強烈的憂患意識。

2屈原人格意識的重要體現

屈原作品中體現出了非常強烈的人格意識，獨立不遷、上下求索、好修為常、忠君愛國、美政理想、憂國憂民、以死殉國等都是屈原人格精神的重要內涵。對此，學界多有述論。因篇融所限，這里只就屈原憂患意識、死亡意識在作品中的體現作較為深入、透徹的剖析。

2．1憂患意識

憂患意識源于遠古時代，最初表現為一種對自然力量無法控制和戰勝的恐怖、戒備的心理狀態。隨著人類社會關系的發展，憂患意識逐步表現為對國家、對民族、對現實政治以及對人自身命運、處境的憂患，進而積淀于民族心理的深層，成為民族文化的一種特性、一種品格、一種傳統。“憂患意識乃人類精神開始直接針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的自覺的表現。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憂患意識是一種文化精神意識。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動蕩，戰爭頻繁，生靈涂炭，憂患意識已成為了一種普趟的社會意識。屈原便是這一時期憂患意識主體的代表。面對楚國黑暗污濁的現實，詩人內心產生了一種高度的責任感、強烈的危機感和神圣的使命感。綜觀屈原作品，我們可以發現，在詩人的思想里浸透著濃重的憂患意識。在作品中，詩人的憂患意識主要表現為憂國、憂民、憂己。

2．1．1憂國

一方面，詩人為國君昏庸而憂。“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離騷》)，“不畢辭而赴淵兮，惜雍君之不識”(《惜往日》)，“眾鼴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哀郢》)。另一方面，詩人為“黨人”誤國而憂。“黨人”搬弄是非，顛倒黑白，讒巧離間，嫉賢妒能，蒙蔽君主，致使君王昏庸，“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惜往日》)。面對小人誤國，國君昏庸，詩人憂心如焚，“恐皇輿之敗績”(《離騷》)。

2．1．2憂民

傾襄王元年，秦擊楚，“秦大破楚軍，斬首五萬，取折十五城而去”，此時，詩人適逢遭逐。詩人隨“離散而相失”之民而“遵江夏以流亡”，“上洞庭而下江”。郢都陷落，人民妻離子散，詩人隨著流浪的難民，“焉洋洋而為客”。面對郢都陷落，人民流離，詩人腹內如絞，老淚縱橫，神思恍惚，“心嬋媛而傷懷”，“涕其若霰”，(《哀郢》)。是苦難把詩人和人民緊緊地連在了一起，詩人心中無時不牽掛著苦難的百姓：“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朱熹注：“哀此民生遭世多艱也。”)“愿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抽思》)，“萬民之生，各有所錯兮”(《懷沙》)，“瞻前而顧后兮，相觀民之計極”(《離騷》)。此中“民”當指包含詩人在內的民眾。

2．1．3憂己

詩人的“憂己”源于“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處境，詩人的“憂己”有三：第一，得不到國君信任之“憂患”。“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裔怒”，“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乎民心”(《離騷》)，“昔君與我誠言兮，日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抽思》)，“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哀郢》)，“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惜誦》)。第二，找不到志同道合者之“憂患”。“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詩人為志同道合者的變節痛心疾首：“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離騷》)第三，孤獨無援之“憂患”。“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離騷》)，“孤子吟而}文淚兮，放子出而不還”(《悲回風》)。詩人“竭忠誠以事君”，換來的卻是“反離群而贅骯”(《惜誦》)。多次“求女”，均以失敗告終。詩人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吾獨窮困乎此時也”(《離騷》)。

屈原“發憤以抒情”(《惜誦》)。在作品中，詩人以對歷史的追述，對現實的揭批，對愛戀失敗的詠嘆為經，以多種藝術表現手法為緯，采用詩意獨白、寓情于景、象征隱喻、夢幻神游等多種藝術手段，反復抒寫自己的憂患情懷。

2．2死亡意識

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以致遭貶。在經歷了沉重的貶謫苦痛之后，詩人懷著極度的絕望心情自沉殉節，體現了其生命存在的最高價值。屈原在作品中以神話思維的藝術眼光對死亡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索，表現出強烈的的死亡意識。

2．2．1屈原作品中關于死亡的描述顯示出詩人對于死亡價值的追求

首先，對歷史人物死亡的描述，顯示出詩人對于死亡的道德價值的肯定。一方面詩人強烈斥責殘暴的惡勢力對圣賢生命的摧殘、剝奪，如“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涉江》)；另一方面，詩人否定那些自取毀滅的暴君庸王，如“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離騷》)；再一方面，詩人肯定那些以死殉節的古圣先賢，如“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跡”(《悲回風》)。這體現出詩人是從道德理性的價值取向來衡量死亡的意義的。其次，用隱喻手法表現死亡意象，映照著詩人對于死亡的獨特領悟。“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思美人》)，“何芳草之早天兮，微霜降而下戒”(《惜往日》)，“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這些包含著具有象征意義的死亡意象，是對死亡的詩意隱喻。再次，描述詩人自己的死亡，顯示出詩人以死殉節的堅定選擇。詩人在作品中反復提及自己的死亡或自殺，表現了強烈的求死欲望，呈現出明顯的死亡沖動。按照弗洛姆和弗洛伊德的理論，“生本能成為人最初的潛能，死本能則是人的第二種潛能，生本能和死本能在人的心理結構中處于對立的矛盾狀態，它們可以由于生命個體的遭遇而彼此消長并相互轉換其主導地位。屈原因小人讒陷導致革新失敗，理想破滅，忠君愛國的高尚情懷又得不到理解，這深重的挫折打擊致使屈原的死亡沖動超越了生命沖動，死亡本能戰勝了生命本能，這種死亡本能促使詩人走向死亡，并在作品中加以表現，顯示出詩人對于以死殉節的堅定選擇。

2．2．2夢幻神游一一對死亡超越的描寫，顯示出詩人對生死永恒的肯定

基于原始宗教以及神話思維的對于死亡的否定，在詩人的思想意識里，一方面，死亡只是對肉體生命的否定，“身首離兮心不懲”，人的精神生命——靈魂將永存，并且，靈魂可以離開人的肉體去漫游，以新的方式存在，“魂中道而無杭”(《惜誦》)，“寧溘死以流亡”(《離騷》)。另一方面，由于神話在本質上是否定任何死亡的，“它們(神話和原始宗教)斷然否定死亡的真實可能性，在某種意義上，整個神話可以被解釋為就是對死亡現象的堅定而頑強的否定。因此人又可以超越死亡。在詩人的神話思維里，人可以借助于夢幻神游，超越時空的限制，使生命達到永恒的境界。因此，詩人在作品中多次描寫了夢幻神游。詩人在境界壯闊、氣勢恢宏的神游中獲得了生命自由和審美愉悅，實現了對死亡的抗拒與超越。

2．2．3屈原受孔、孟、莊生死觀影響的同時對生死又有所超越

園藝的認識范文6

    2、根據各科室編制,提出調整、培養和使用各類各級人員的意見,承辦人事工作的各項手續。

    3、做好各類專業技術人員的晉升,協助業務科室搞好聘任工作,并做好年終考核及材料歸檔工作。

    4、會同各主管部門做好各類各級人員的考核和獎懲工作。

    5、承辦職工的勞動工資,做好各種津貼的審核和住院職工慰問等工作。

    6、做好人事統計分析,及時填報各類人員報表和有關表格。

    7、認真做好考勤和請銷假工作,協助分配辦做好獎金發放工作。

    8、負責辦理職工的退離休工作,并做好退離休人員生活福利工作。

    9、負責管理工作人員檔案和檔案的整理、查閱、轉遞及提供政審材料、接待外調中、出國政審工作。

    10、會同有關部門建立健全業務人員技術檔案,做好技術檔案的收集、整理和歸檔工作。

    11、會同工會分配職工福利費,檢查使用情況。

    12、辦理因公致傷、致殘及職業病的評定工作,會同有關部門辦理死亡職工喪事及死亡職工遺屬補助等工作。

    13、負責管理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工作。

    14、負責管理職工養老保險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