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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直接投資案例范文1

一、中國對外投資發展越勢

(一)對外投資概況

中國自1979年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在1979-2009年的31年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生了巨大變化。197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只有50萬美元，設立境外企業僅4家，1987年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對外直接投資突破了1個億，達到了4億多。此后，中國對外投資額多年徘徊，總是在幾個億的范圍內波動。2002年，中國對外投資的規模又上了一個臺階，投資額突破了20億美元，達到27億美元；從這一年以后，對外投資迅速發展，2005年，我們又步入一個新的階段，突破了100億美元，達到了122億美元；2008年，我們再上一個臺階，突破了500億美元，達到了559億；2009年，盡管遇到了嚴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仍然有所增長，達到了565.3億美元，在境外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達1.3萬家(表1)。

(二)中國對外投資的趨勢

2000-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快速，年平均增長率達67.34％，高于GDP的增長速度，也高于外貿的增長速度。199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的增長率是132％，2000年略有下降，此后各年都是正增長(表2)。2000-2009年的10年間，我們對外直接投資出現了一個全新的局面。

對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如果按30％測算，2015年的對外直接投資就將達到3000多億美元，基本上可以成為世界上的第一名。到2018年，將實現7000多億美元。2008年世界上對外投資最多的國家就是美國，其對外直接投資也就是3000多億美元，而且最近10來年，美國每年的對外直接投資基本上都是排在世界第一位，有的時候1000多億，有的時候2000多億，有的時候3000多億，我們如果能達到3000多億美元，在世界上就排第一位了。考慮到未來十年中國對外投資不大可能每年都以67.34％的速度增長，所以我們以30％的增長率測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未來的發展規模，但30％的比例可能還是比較高，如果按10％測算，也就是說未來十年，假設每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10％，到2015年，對外直接投資額將達到1089億美元，2018年達1450億美元，應當說這個數字也是不小的。比較最近幾年世界各國的投資數據，按10％的增長率來預測，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在世界上也是能排到前五名的。

從2008、2009年兩年看，2008年中國對外投資額排全世界第12名，2009年列第5名；中國利用外資，2008年利用外資金額排世界第3名，2009年排第2名。把這兩個方面加起來，應當說中國現在已經是國際投資大國。我們常講中國是一個貿易大國，經濟方面應當說排第2、第3就是大國了，現在我們投資方面也成為一個世界大國，但還不是一個投資強國。截止2009年底，我們在海外投資的累計存量為2400多億美元，截止今年6月底，我們實際利用外資已經超過了1萬億美元。把中國在海外投資的存量和利用外資的存量放在一起做一個對比，比例現在是0.25：1，也就是1：4，這說明我們在海外的投資存量還是沒有我們吸引外資的存量數量大。另外，我們在海外除了直接投資以外，還有間接投資，把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加在一起，中國在海外資產的總量已經超過了2萬億美元，在這方面我們也要研究如何使他更加安全，如何保值增值。

(三)中國對外投資潛力

投資研究專家鄧寧把一個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與這個國家人均GDP數額連在一起，根據投資發展周期理論，對外投資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在人均GDP400美元以下的第一階段和人均GDP在400～2500美元之間的第二階段，對外投資的數量比較少；人均GDP達到2500-4000美元的第三階段時，對外直接投資開始加速發展，如果人均超過4000美元，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將快于利用外資的增長速度。中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人均GDP的數額差距較大，2009年，上海人均GDP已經超過11000美元，北京超過10000美元，天津為9000多美元，有的省5000多，有的2000多美元，貴州的最少，僅為1501.7美元(表3)，中國經濟的地區發展確實有一些不平衡，人均GDP最多的上海與最少的貴州之間差距達7.6倍。依據投資發展周期理論，在中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中，處在第二階段的省(直轄市、自治區)有6個，占19.4％；處在第三階段的有15個，占48.4％；處第四階段的有10個，所占比例是32.3％。這樣看來，中國80％左右的省(直轄市、自治區)已處在對外投資加速發展階段了，這說明中國已經進入了對外直接投資高速發展的階段。一旦人均過了3000美元，對外投資你想阻攔也阻攔不了，這是企業自身的要求。2009年，中國人均GDP達到了3679美元，正常情況下，預計2020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5000-6000美元。也就是說，以后我們對外投資的實力將會進一步的提高，中國對外經濟的發展將從以商品輸出為主的階段，逐步走向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并舉的階段。

從部分省2009年人均對外投資的數額看(表4)，上海人均對外直接投資有50多美元，北京是17.4美元，從人均來看，我們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額還是比較低的，對外投資的潛力是很大的。

從企業層面看，中國對外投資發展的潛力也是巨大的。2010年5月，中石油對外宣稱，未來10年將投入600億美元發展海外業務，這一家公司未來10年發展的計劃就等于“十一五”期間全國商務發展計劃所要達到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額。中國“十一五”商務發展計劃是每年對外投資120億美元，五年對外投資600億美元。中遠集團計劃在未來三年，將向希臘投資51.31億歐元，大體上為66.7億美元，主要用于希臘港口的購買和改造。這兩個例子從一定程度上說明企業現在對外投資的動力、能力、欲望還是比較強的，企業對外走出去的層次，也將由商品輸出、資本輸出，逐漸發展到品牌輸出和文化輸出，漸進發展，逐步提高。

總之，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形勢、企業發展的動向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潛力是很大的，投資規模將快速發展。預計到2020年，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將達到6000-8000億美元，海外企業資產將超過15000億美元，跨國母公司數有望突破5000家，海外企業數量有望達到3-5萬家，進入世界500強的跨國企業數有望達到50-70家。

二、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

海外并購是對外投資的一種重要方式，是我國對

外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海外并購現狀

2008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金額達302億美元，占當年對外直接投資的54％，也就是說我們有一半的對外投資是通過海外并購實現的；2009年，海外并購金額為175億美元，占當年對外投資的31％，有1／3的對外投資是通過對外并購實現的。這說明并購超過新建，已成為中國對外投資的主要方式。近年來，中國每年海外并購達到幾百件，涉及石油、有色金屬、汽車、金融、電子、電訊等行業，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品牌并購。從海外并購的實際發展情況來看，海外資產和股權等類型的并購是比較成功的，但品牌和技術并購基本是不成功的。

(二)品牌并購的誤區

分析和總結近年來中國海外并購的案例，特別是海外品牌并購的情況，發現很多企業對海外品牌并購比較感興趣，積極性比較高。但從上汽集團收購韓國雙龍汽車，北京京東方集團收購韓國現代液晶顯示器，TCL收購德國的施奈德以及法國的湯姆遜，還有南京汽車收購英國的羅孚，聯想并購IBM，以及其他的一些品牌和技術并購的案例可以看出，有的失敗了，有的效果一般，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經過研究，發現中國企業在海外品牌并購方面存在4個誤區：

1　誤認為購買品牌快于自己培養。事實證明，自主主導品牌和國際知名品牌必須自己長期培育，想一下買來一個大的品牌，不太可能。

2　誤認為買來的品牌可以當主導品牌。這也是一個誤區，買來的品牌一般只能當輔助品牌，主導品牌應自己培育。

3　誤認為人家會將好的品牌和技術賣給自己。實際上錯了，出售的品牌一般都是虧損的或走下坡路的品牌，蒸蒸日上的品牌、盈利的品牌是不會賣的。

4　誤認為買來的品牌就可隨心擺布。實際上，整合被并購的品牌的難度，不亞于整合一個被并購的企業。

(三)結論

經過研究中國企業在海外品牌并購的案例，總結出以下5點結論：

1　海外品牌并購不是中國企業培育國際知名品牌有效和主要的方式。海外并購是加快中國跨國公司成長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培育輔助品牌的一種方式，但不是中國企業培育國際知名品牌的一個有效和主要途徑。要發展國際知名公司，發展國際知名品牌，怎么發展必須要好好研究，主要還應該靠企業自己認真培養。

2　國際知名品牌和主導品牌需要企業自己長期培育。從世界品牌發展史來看，大企業與跨國公司的品牌、主導品牌、知名品牌基本上都是自己培養出來的，而不是買來的；在品牌建設上急功近利不行，想走捷徑行不通，國際知名品牌也買不來。從美國、日本、韓國、歐洲國家來看，國際知名品牌需要長期的培育，通過品牌并購形成國際知名和主導品牌的案例比較少。

3　沒有“血緣”關系的品牌當不了主導品牌。這里的“血緣”關系是指人家培育的，不是自己企業培育的，我們的一些企業誤把并購來的海外沒有“血緣”關系的品牌，當成培育國際知名品牌的主要途徑。這實際上是把兒媳婦當成閨女了，但兒媳婦兒畢竟不是閨女，沒有血緣關系，要求不要太高，否則就會產生婆媳矛盾。當然，這個比喻不一定很恰當，有的兒媳婦兒比閨女還好，但是這里講的是一般的道理；閨女十月懷胎，有血緣關系，肯定是能說悄悄話的；兒媳婦是跟你兒子結婚，法律上領了一個證，成了一家人，不能把兒媳婦當成閨女；買來的品牌成不了主導品牌，只能成為輔助品牌。

對外直接投資案例范文2

一、國外文獻

（一）針對某幾個區位因素進行的研究

蓬塞（Poncet，2007）指出，那些與中國政府簽訂了雙邊投資協議（BITs）的東道國能夠吸引更多的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東道國、投資國的友善關系可以為企業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成為企業區位選擇時的重要考慮因素。

（二）針對影響中國OFDI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研究

制度在市場和交易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如保護知識產權、執行合同、為提供物質和組織基礎設施建設的集體活動提供便利（Dixit，2009）.制度決定了從事經濟活動的可行性和收益性（North，1991）。完善的制度能夠為一個國家融入世界經濟帶來積極的促進作用（Rodrik，2008）。Wasseem（2012）通過研究發現：國內制度功效的質量對資金流動具有正向作用；更好的制度功效質量使得國家的資本結構更加公平和遠離負債；一個國家的組合投資對國家制度功能質量比FDI更加敏感。Daniele，Vittorio和UgoMarani（2008）認為東道國制度質量好壞會直接影響其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多少，并在其研究中驗證了制度質量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正相關關系。Jos印h和Randall（2008）針對中國做了研究，他們將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FDI進行了對比，研究發現，投資母國相對國內投資而言，在中國的FDI受到的制度限制相對較少，制度上的影響對他們的投資影響相對薄弱。他認為制度質量相對較低的中國之所以能夠吸引大量國外投資，跟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的增長是分不開的。

二、國內文獻

（一）整體上討論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

楊大楷等（2003）將國際直接投資的區位理論與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實特點相結合，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指出現階段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應以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為重；不同類型企業根據其側重點不同而選擇不同的區位；在國外進行研發的企業應注重尋求產業集群，利用集中的資源和能力取得更多的創新優勢。

（二）針對影響中國OFDI區位選擇影響的研究

江心英（2004）認為東道國的經濟環境（environment）、體制（system）、政策（policies），即EPS系統和跨國公司的行為特征是決定FDI區位選擇的兩個內生變量，然后重點闡述了基于這兩個內生變量的國際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綜合動因理論。范小軍、楊舟（2006）則運用經濟學和博弈論的相關原理，建立了完全信息動態博弈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模型，并且討論了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其結論為，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市場容量較小，優惠稅率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可以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產生正影響；如果市場足夠大，即使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不是很完善、稅率也沒有十分優惠，這個國家或地區仍然可以吸引直接投資。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路徑

國內學者提出對于中國OFDI的區位選擇“先易后難”或者“先難后易”的決策，大多數是從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角度區分難和易。具有代表性的有何志毅（2002），他比較研究了海爾集團的“先難后易”與IRB集團的“先易后難”的對外直接投資實踐戰略，分析了實施兩種戰略的企業其國際化戰略的共同點，兩種戰略的優勢、劣勢和采用兩種戰略的一般原則。而邵祥林（2005）則主要探討了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的目的、路徑和模式。他依據對外投資目的將海外投資進行分類，借助兩階段寡頭博弈模型，對不同類型的跨國企業的海外投資經營活動進行了分析和描述，指出以整合資源、提高企業競爭力為目的的海外投資企業更可能是以承擔較大風險為代價來換取要素整合方面的提高；以擴展市場為目標的投資企業應看重市場規模和同行業企業的發展水平、競爭能力。另外，他還指出，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模式應該選擇產權安排方式（例如獨立經營和合資經營）。同時，他強調，發展中國家的跨國經營活動不具備絕對優勢，因此，比較優勢原則在中國企業“走出去”，決定自身的經營戰略和方式中顯得尤為重要。最后，王鳳彬、楊陽（2010）將對外直接投資劃分為傳統對外直接投資（包括自然資源、市場和效率尋求型三種）和戰略資產尋求型直接投資，后者也稱為“探索型OFDI”。他們以聯想收購IBM、吉利收購澳大利亞DSI公司等案例為例，從順梯度和逆梯度FDI的對比分析中歸納出、“差異化的同時并進”模式；并且文章指出中國正處于國際分工體系的“中游”位置，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來說，相比單一模式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企業更應該“兩條腿走路”“齊頭并進”，在投資過程中兼收“探索型OFDI”與“利用型OFDI”的優勢。

【參考文獻】

[1] NorthD.C.Institutions[J].JournalofEconomicPespectives（1991），5（1）：97-112.

對外直接投資案例范文3

[關鍵詞] 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劣勢；發展策略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5 . 21. 068

[中圖分類號] F830.59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5）21- 0131- 03

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既能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又能提升我國汽車業自身的生產制造技術，所以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我國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形式以及范圍都在不斷擴大，所帶來的成效也是相當顯著，但客觀來說，我國的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還處于起步階段，還有非常廣闊的進步發展空間。目前，我國的汽車銷售和制造市場競爭都變得越來越激烈，市場空間和盈利空間變得越來越小，在這樣的情況下應當進一步加強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開辟國外市場，才能使我國的汽車業獲得更加長遠、快速的發展。所以，應當正確認識當前我國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各種劣勢，并對如何做好我國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進行探討與實踐。

1 當前我國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劣勢

當前，我國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享有各方面的優勢，例如外匯儲備充足，不用過于擔心投資資金問題，另外我國目前掌握著一些先進的汽車生產制造核心技術，這些技術在全球都有著較大的市場需求，最后還有我國的“十二五”規劃也為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及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持與保障。但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當客觀地認識到我國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各種劣勢。

1.1 在汽車生產制造方面的創新能力不足

和一些汽車業較為發達的國家相比，我國在汽車生產制造方面的創新能力還明顯不足，自主研發、自主技術以及自主品牌都還相對落后，很多技術都需要從國外轉移進來，這就使我國的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著巨大的競爭壓力，很可能在與汽車業發達國家的投資競爭中失利。

1.2 跨國經營管理人才不足

企業能否開展對外直投資并在對外投資過程中獲得成功，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要擁有一支高素質的跨國經營管理人才隊伍。只有這樣，才能正確選擇投資項目和合作伙伴，將對外投資企業管理得井井有條、興旺發達。一直以來，在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投資過程中，跨國經營管理人才的不足成為制約中國企業國際化擴展的瓶頸。由于缺乏跨國經營管理人才，從而導致對海外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不夠，境外企業管理不到位，從而使對外投資失敗[1]。

1.3 缺乏投資前的整體戰略規劃

國內很多汽車企業“走出去”進行海外收購，很多時候并不是考慮到目標企業是否是企業發展真正所需的，更多時候僅僅是因為行業整合中出現這樣的機會，而這樣的機會能夠給企業帶來“光環”、“榮譽”等一系列與企業發展戰略無關的東西。另外，由于我們一些比較大的汽車企業都屬于國有性質，所以汽車企業進行海外并購有時并不完全是市場行為。海外并購缺乏整體的戰略規劃，有時候連企業自身都不了解自己到底想要通過并購獲得什么，技術？品牌？市場？人才？或者只是為了海外收購而收購，全憑了“走出去”的沖動[2]。

1.4 投資后的整合能力差

中國汽車企業在海外并購后，對于并購整合問題及可能帶來的風險缺乏應有的認識。收購交易的成功并不意味著并購的真正成功，只有通過一系列的整合，企業實現協同效應，并購才能最后取得成功。并購后的整合包括文化整合、人力資源整合、管理整合、財務整合等等，其中文化整合是關鍵，但我國汽車業在投資后的整合能力較差，這非常容易導致投資失敗，我國上汽收購韓國雙龍就是典型的案例。

2 我國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策略

2.1 科學制定對外投資戰略規劃

中國汽車企業在進行海外并購時，應制定企業的對外投資戰略和做好可行性研究，使海外并購能夠與企業發展的戰略相配合。

首先，要明確并購行為和被并購企業是不是企業發展的實際需要和與企業進行協同，應當明確進行海外并購的動機是什么；其次，在收購前，還要進行詳盡的盡職調查，確認目標企業是不是值得收購。

2.2 加快企業并購重組的步伐

中國汽車企業需要進一步加快國內汽車企業并購重組的步伐，從組織、研發、品牌、生產、管理等方面提升企業進行海外大規模并購的整體實力。

第一，要加速國內企業股份制改造的進程，實現產權的多元化；進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深層次改革，減少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對企業生產、投資與發展的干預；第二，要加大國內汽車產業并購重組的步伐，以形成既具有規模經濟實力有具有各自特色的若干個大型汽車公司；第三，要加大研發投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與競爭力，從而擁有高技術含量的有國際影響的自主知識產權產品和品牌；第四，要提高品牌意識，注意品牌的建設與維護。中國汽車企業應高瞻遠矚，看到品牌建設的重要性及長遠效應，及時采取行動[3]。

2.3 加強投資并購后的整合力度

企業并購后能否獲得真正的成功，關鍵在于并購后的整合行為。

首先，要基于并購前對雙方企業的管理制度、財務情況、員工情況、文化差異等情況和東道國的文化、風俗習慣、法律政策等情況所做的系統全面的調研，制定詳細的企業整合計劃；其次，要按照整合計劃，結合被并購企業的實際發展情況，進行有步驟的有策略的整合。主要包括優勢資源的吸收、再造和新公司在制度、管理、技術、文化等方面與本公司的融合。

2.4 提高投資風險防范意識

在對外直接投資并購成功之后，我們自己的國內企業肯定會面臨很多風險與壓力，這些風險與壓力可能來自于外交、法律、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如果企業在應對這些風險與壓力的時候，表現得意識不足或反應遲緩，就可能給企業帶來巨大的損失。

因此我國自身企業必須要時刻保持對核心財務指標以及公司績效、員工績效的敏感性予以關注，對較明顯的變化搞清楚原因并及時采取措施給予糾正，對東道國在政治、經濟方面的政策是否有變動以及對方政策的調整是否涉及跨國投資的利益等予以關注。

2.5 合理利用政府的各種投資信息服務

國內汽車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需要考慮的因素非常之多，有時候一點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因素，都可能影響到投資的最終成敗。為了防止這樣的情況出現，國內汽車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之前，必須要全面收集相關的信息資料，了解對方企業和東道國政策、市場、社會的一切真實情況，避免盲目投資的情況出現。

不過國內汽車企業在信息收集方面的能力可能較弱，很難全面收集相關的所有信息，此時就應當合理利用政府的各種投資信息服務，謹慎評價投資可行性，科學制定投資規劃，消除投資風險，確保投資成效。

3 結 語

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我國汽車經濟發展和汽車生產制造技術提升的重要途徑，在當前我們必須要客觀認識我國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各種劣勢，并加強對投資發展策略的研究、探討與實踐，以確保我國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成效。

主要參考文獻

[1]石云鳴.中國汽車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技術獲取路徑――上汽集團并購韓國雙龍的案例研究[J].技術經濟，2013（3）：7-12，63.

對外直接投資案例范文4

文章編號：1005-913X（2015）07-0012-03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舉世矚目，尤其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這一重大轉折點之后，中國以極大的熱情參與世界貿易和國際分工，在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的同時，中國在國際上的經濟地位和影響力也大不同于往日。在國內經濟高速發展的大環境下，中國逐漸出現了一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秀企業。早在2000年，中國政府就意識到了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性，用國家發展戰略高度的重視和優惠政策的實際行動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2014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APEC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APEC）取得了很多振奮人心的成果，其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象征著中國正式開啟了“資本輸出時代”。在這集天時地利人和的大好形勢下，中國的企業應抓住機遇，大顯身手。時至今日，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也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相當大一部分企業的海外投資處于虧損的狀態。

與中國改革開放一樣，日本在二戰后的經濟增長也曾同樣地引人矚目。尤其在1969年以后，日本逐漸擺脫了國際收支赤字的影響，政府也不再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實行嚴格的管制。日本借助承接歐美先進工業國產業轉移的契機，大力發展自身經濟，優化自身產業結構，與周邊亞洲國家相比，日本逐漸積累了明顯的技術優勢和資本優勢。作為一個資源嚴重匱乏的島國，日本將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帶動經濟持續騰飛的強大動力，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經濟達到了鼎盛時期。

雖然時下的中國和上世紀60至80年代的日本經濟狀況存在很大差異，國際經濟的形勢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兩者依然在很多方面都驚人地相似，比如人均資源的日益匱乏、勞動力優勢的逐漸喪失、經濟的迅猛發展和來自外界的貨幣升值壓力等等，中國現在面臨的諸多問題都可以從日本過去的發展經驗中找到借鑒，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也可以從與日本的比較中得到新的啟示。

一、中日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及發展歷程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穩步增長，從無到有，由少及多。2003至2012年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尤為迅猛，200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僅為28.6億美元，而2012年該數值已經達到了878.0億美元，增長了三十余倍，年均增長率高達46.3%。截至2012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6283.9億美元，其中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額為964.5億美元，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額為5319.4億美元。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額的6.3%，排名躍居第三，僅次于美國和日本。

二戰以后，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戰后至20世紀70年代，這個時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并沒有受到國家層面的重視，加之國際收支的拖累，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尚小且發展緩慢；第二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隨著日元的升值和日本與歐美國家貿易矛盾的升級，日本逐漸將重心轉移到海外投資建廠，在這一階段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得以高速增長；第三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90年代中期經濟泡沫的破滅使日本經濟走下神壇，逐漸衰退，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也隨之規模縮小，進入調整期。

二、中日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比較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整體上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涉及地區廣泛，但分布嚴重不均。截至2012年末，中國有1.6萬家企業在全球179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對外直接投資企業2.2萬家，覆蓋率達76.8%，但從對各國家投資規模占比上我們發現，中國企業的投資范圍主要局限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投資量分別占到整個對外直接投資的68%和13%，其中，單對香港的直接投資就占到了整體的58%。較為發達的歐洲和北美洲相比之下略顯冷清。從發展趨勢上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是動態變化的，中國企業對各大洲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基本都呈持續上升的態勢，其中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增長尤為突出，這也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分布越發不均的原因所在。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與中國有明顯的區別，其區位的選擇與國家的經濟形勢和戰略選擇關系甚密。在20世紀五60年代，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是獲取資源，故其投資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中東地區的發展中國家。隨后，日本國內的生產水平和資本積累已經形成一定的優勢，日本企業迫切的需要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勢開拓海外市場，此時的投資對象已經擴大到歐美等地。

（三）中日區位選擇的比較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選擇一定程度上受企業自身生產率和技術水平的限制，同時也會反過來影響企業“走出去”的收益和得利。整體來看，中日兩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存在較大差異。雖然兩國對亞洲的直接投資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中國對亞洲的依賴性更強，其次是拉丁美洲，中國對這兩個地區的直接投資額占到了總額的81%。相比之下，日本的區位分布更為均勻，且更多地集中在發達國家。一方面，由于日本企業在技術和資本的積累逐漸強勢，其投資對象可以從先前的發展中國家轉向歐美等發達地區，動機由最初的尋求資源，開拓市場逐漸偏向技術的學習和獲取；另一方面，日本企業在各個地區的分散投資有效地避免了本國企業的相互競爭，這樣相對寬松的競爭環境賦予了日本的投資企業更大的生存機會和利潤空間。

三、中日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比較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

從2012年末的統計數據來看，中國企業在各個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為5319億美元，涉及產業種類已涵蓋經濟活動中的各個行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和批發零售業是幾個主要的投資領域，而住宿餐飲、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教育、衛生和社會工作和文化、體育娛樂業等產業投資存量所占份額極小。從發展趨勢上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具有很強的慣性，2004年發展至今依然保持了穩定的存量分布特征，而各個產業每年的投資流量卻發生著細微的變化，比較發現，大部分產業，如農、林、牧、漁業、制造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房地產業等，投資流量在2008年或2009年出現回落后都實現了持續穩定的增長，而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以及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在近幾年的變化趨勢不甚明朗，甚至在2010年后有下降的趨勢。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

同區位選擇一樣，日本的產業選擇也是隨著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戰略目標的轉移而變化。第一階段，國內資源的匱乏決定了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資源開發相關產業上，20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在獲取資源相關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占到了整體投資的44.6%，其次是制造業和商務服務業，分別占整體投資份額的36.3%和19.1%；進入第二階段后，日本國內技術和資本積累已經初顯優勢，同時加上日本同其他國家貿易摩擦等問題的不斷深化和70年代的石油危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重心逐漸偏向以拓展市場為目標的商務服務業和制造業。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由于微電子等高科技產業的興起，第三產業逐漸替代傳統的制造業，成為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寵兒，1985年，第三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占到整體投資的55.3%，資源獲取型產業和制造業的份額和地位越來越不重要。

（三）中日產業選擇的比較

中日兩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路徑大相徑庭，這是兩國不一樣的經濟發展軌跡決定的。日本的經濟和技術發展更像是完成了一個由興起、發展、成熟、產業轉移的階段分明的周期，中國的經濟情況更為復雜。所以表現在產業選擇上，日本經歷了由資源獲取型產業轉向制造業和商務服務業，再轉向第三產業的進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則一直保持著以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和批發零售業為主的產業格局。在兩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中，中國制造業的重要性遠遠不及日本，因為中國的制造業還未形成自己的技術優勢，不能從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轉移中獲利。

四、中日對外投資主體比較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

根據中國商務部的《境外投資企業名錄2013》數據統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數量由2000年的104家增加到2013年的19705家，其中央企或下屬企業661家，地方企業19044家。由此可見，在數量意義上，地方企業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絕對主力，但是基于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得出的結論恰恰相反，截至2012年末，中國中央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3114.4億美元，占整體投資存量的71.5%，而地方企業的該指標僅為1240.6億美元。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角色將會由央企逐漸轉移到地方企業。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主體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主要構成是大型跨國公司，同時，中小企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綜合商社為代表的大型跨國公司是日本經濟社會的支柱，在國際上也有很強的競爭力。據統計，1974年日本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占整體投資的5.4%，而1978年該指標上升為8.3%，到了1984年更是上升到了16%。

（三）中日對外直接投資主體比較

中日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構成和功能較為一致，都是數量較少的大型企業作為中流砥柱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貢獻的對外直接投資占的比重較少，但這一不可缺少的角色正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其地位也在逐漸上升。不同的是，中國企業在區分央企和地方企業時，指的并不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區別，地方企業中同樣包括了大量的國有企業，事實上，中國大型民營企業并不多見，所以在中國對外投資直接的企業名錄中，民營企業僅占了很少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日本的主體構成更加健康合理，一方面，日本中小企業有較強的技術優勢，極具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中小企業比大型企業更靈活，對于經濟風向的變動更容易做出調整。

五、中日對外直接投資融資方式的比較

有一些企業調查結果認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主要的融資來源并不是銀行的大額貸款，而是自身的未分配利潤。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2013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調查報告顯示，僅有21%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主要依靠銀行貸款，而52%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主要來源于企業的未分配利潤。

對于日本企業而言，日本國際協力銀行是對外直接投資貸款的主要來源，它代表了日本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家政策支持并為企業提供堅實后盾。同時期的中國，企業通過銀行貸款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也大約是一千四百億美元，占到GDP的0.31%，但是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總規模卻占到了58.0%，遠高于日本。如果考慮日本1971-1984年的數據，企業通過日本國際協力銀行貸款融資的規模是84億美元，占GDP的0.08%，是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2.2%。相比之下，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融資更依賴于銀行貸款。

對外直接投資案例范文5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出口效應；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07)06-0008-02

一、引言

我國真正意義上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未。1979年8月，國務院頒布的15項經濟改革措施中明確規定允許出國辦企業。后，我國的一些企業開始嘗試進入國際市場。中國政府為了加速對外開放的步伐，促進有經濟實力的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曾先后制定和頒布了多項與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相關的法律法規，為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政治保障。

一國對外直接投資(FDI)活動不僅會對東道國經濟產生影響，而且會對母國經濟產生影響。從國外現有的文獻來看。針對不同國家、甚至同一國家不同歷史時期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影響的研究，許多是從實證的角度進行的，且有詳實的數據加以支撐。他們主要檢驗了FDI對母國出口、就業、國內投資、國民收入、經濟結構調整、經濟增長、公司增長等方面的影響。但實證檢驗的核心論題是對外直接投資與投資母國出口貿易之間的聯系，即FDI的出口貿易效應。事實上，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就可以間接地考證其對母國國際收支的影響；同時，在這一研究過程中，也涉及到了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關系問題，對這一關系的研究，實際上涉及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經濟增長的關系，這其中必然包括了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儲蓄、投資、稅收等方面的影響。一般而言，一國產業結構的變動，會影響到經濟增長，改變人民的收入水平，從而改變儲蓄、投資、稅收水平。可以看出，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經濟發展是緊密相連的。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狀況及出口貿易效應

從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投資地域、投資行業更為廣泛。1979年，中國開始“走出去”時，僅有4家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累計投資總額僅為50萬美元。到2006年底，中國已有5000多家境內投資主體共在全球172個國家(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近萬家，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906.3億美元。僅2006年，中國非金融類境外企業實現銷售收入2746億美元，境外納稅總額28.2億美元，年末境外企業就業人數達63萬人，境內投資主體通過境外企業實現的進出口額925億美元。200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211.6億美元，位于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第13位。

利用1985年至2005年我國出口額、外向FDI流量、世界及中國人均GDP相關數據，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出口貿易效應進行實證分析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起到了積極的拉動作用。具體分析結果如下：

EXP=-3915.703+0.8731146PGDP+29.164930UTFDI

t： (-3.416) (3.887)

(2.895)

prob.：(0.0031)(0.0011)

(0.0096)

R2=0.8078 DW=0.5751

其中，EXP為中國出口額，PGDP為扣除中國后的世界人均GDP水平，OUTFDI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

可以看出各解釋變量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顯著性水平為5％)，在其他條件不變時，世界其他國家人均收入每增加一美元，將會帶動中國約0.87美元的產品出口；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每增加一億美元，就可以帶動約3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包括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出口。可以預計，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進一步擴大，中國可以逐步地向國外轉移國內已經成熟的具有較高比較優勢的產業，為國內其他產業的發展提供資源和空間，這不僅可以加快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換代，而且不會對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同時，大力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充分有效地利用我國的外匯儲備，提高我國外匯儲備的經營效益。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及進一步發展的對策

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雖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依然存在許多問題與不足，既有政策方面的問題，也有企業自身問題。就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本身來看：一是對“走出去”進行海外投資還缺乏足夠的認識；二是缺乏技術優勢，創新能力不足；三是缺乏經濟實力，對外投資資金不足；四是經營機制、管理機制不能完全適應海外投資的需要；五是企業海外投資的信息、知識、經驗不足；六是缺乏具有國際經驗的管理和其他專業人才，對國外市場、法律、商業管理等的認識有待提高。盡管隨著近年來政策的調整，以及企業自身素質與實力的提高，這些問題有了一定的改善，但基本問題依然未能得到根本的解決，而在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所面臨的問題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資金問題。一方面，由于企業資金短缺，不能更快地擴大海外投資規模。據統計，在投資規模上，我國從事境外投資的企業中，大部分企業規模較小，我國90％以上的境外投資項目投資金額在300萬美元以下。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發展，競爭更為激烈的今天，企業“走出去”必須具有一定的競爭能力和技術實力，即應該擁有自主創新能力和自主知識產權。而目前中國企業的現狀卻是創新能力不足、自主知識產權匱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其海外投資的步伐。盡管我國企業自主知識產權數量不多、水平低與我國技術創新環境還不完善，企業知識產權意識淡薄等因素有關，但由于企業實力弱，融資渠道少，而造成的境外研發中心的后續資金不足，確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與之對應，國內銀行雖然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就已經紛紛跨出國門，建立海外分支機構。但是，我國商業銀行海外經營尚處于初級階段，目前國內銀行業引入海外投資者的案例比比皆是，但海外并購的步伐卻略顯遲緩。目前只有建行、中行和工行啟動了海外并購的計劃，且3家銀行的海外并購多與其戰略投資者相關，而對企業“走出去”支持不足，尚不能適應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新形勢。

對外直接投資案例范文6

關鍵詞：流動性過剩；國際收支平衡；外匯占款；消費價格指數

文章編號：1003-4625(2007)12-0057-03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流動性過剩，簡單說來就是貨幣當局發行貨幣過多，貨幣量增長過快，銀行機構資金來源充沛，居民儲蓄增加迅速。在宏觀經濟方面，它表現為貨幣增長率超過GDP增長率；就銀行系統而言，則表現為存款增長的速度遠快于貸款增長的速度。當前流動性過剩已成為我國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我國所面臨的經濟過熱和輕度通貨膨脹等現象都與之有密切關系。流動性過剩的不斷擴大，將會加劇我國經濟結構的不平衡，影響到我國宏觀經濟的穩定發展。所以如何規避流動性過剩給我國帶來的潛在風險成為當務之急。

近年來，國內很多專家學者對于流動性過剩問題進行了研究。朱慶(2006)、連建輝、翁洪琴(2006)針對流動性過剩的表現，及其產生的原因做出了分析；李平(2006)具體分析了銀行流動性過剩的危害與治理；何自云、周世鋒、連瑋(2005)則研究了流動性過剩的根源，他們得出流動性過剩產生的原因如下：第一，我國國際收支，特別是貿易順差持續擴大的結果；第二，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存在，大量外來資本不斷涌入；第三，各地投資增長過快，吸引FDI勢頭不減；第四，銀行儲蓄持續增加，社會貸款有效需求的相對不足。但是上述的研究，沒有對如何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提出明確和具體的觀點，其主要是從國內的角度來探討如何通過宏觀調控來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本文將從開放經濟的角度出發，通過分析來說明積極發展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也是解決我國流動性過剩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并對現階段中國如何發展對外投資提出一些政策建議。

一、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是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的有效途徑

(一)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可應對我國外匯占款的不斷增加

大多數觀點都認為，我國流動性過剩產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近年來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資本金融項目同時順差，使得資本流入數量遠大于資本流出數量，從而使我國的外匯儲備在15年左右的時間里增長了近69倍(從1992年的194.43億美元到2007年6月份的13326.25億美元)。而外匯儲備的不斷攀升，直接造成了外匯占款的不斷增加，從而使得央行貨幣的發行量也大大增加，最終造成貨幣的長期超額供給，導致流動性過剩。以下圖表反映了2006年以來我國外匯儲備變化與貨幣準貨幣(M2)變化情況：

從圖中我們不難看出我國的外匯儲備和M：在近年來仍然處于持續增長狀態。所以如果能采取有效措施緩解我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狀況，減少因外匯占款而增加的貨幣發行量，自然可以幫助解決我國現存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相對于其他的策略，發展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顯然是比較好的選擇。因為企業或機構以自有外匯投資，或者用人民幣購匯進行對外投資，都可以達到平衡國際收支，減輕外匯占款的壓力，從源頭上緩解流動性過剩問題的目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確實可以轉化為龐大的流量優勢，成為我國對外投資的基礎。

(二)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平衡外資涌入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相對于美元就一直處于持續升值狀態。而自2007年5月18日起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交易價浮動幅度由千分之三擴大至千分之五，波動幅度的加大使得人民幣極有可能在今后加速升值。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客觀存在，使得大量的外來資本進入中國投資到股票、房地產市場，以期待能尋找到無風險的“套利”機會。而且在人民幣大幅升值的預期已經形成的前提下，目前的小幅升值一般會看成大幅升值的前奏，人民幣升值的投機性將加重，熱錢流入的速度和流入量將增加，進而使流動性過剩問題愈演愈烈。

限制外來熱錢的流入，僅僅依靠政府的管理和調控是不夠的。而且我們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對所有外來資本進行嚴格地限制，畢竟國內眾多產業(如房地產業)一旦失去外來資本的支持將會面臨資金斷裂的風險，進而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穩定。所以我們應該化被動為主動，積極地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將國內部分富余的資金轉移到國際市場當中。一方面，可以緩解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之間長期存在的嚴重失衡(見表1：我國直接投資總額與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總額之比僅為1：0.09)；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成本優勢，將資本投入國際市場，尋找更多保值增值的機會。

(三)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彌補我國內需不足的局面

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除了運用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以外，還需要采用其他的經濟措施加以輔助。其中，通過增加消費來擴大內需，是緩解流動性過剩的治本之策。然而在目前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持續上漲(見表2)的情況下，貨幣購買力下降，居民的日常消費能力將受到約束，進而導致國內市場的有效需求得不到拓展。

因此在當前的一段時期內，僅僅通過拉動內需來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不一定能取得顯著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我們還需要借助國外市場的力量來化解國內富余的資金。況且近年來，我國國內投資的持續增加以及生產盲目的外延性擴張導致了中國現階段生產能力相對過剩問題的存在。所以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既可以向國外轉移部分富余資金，又可以轉移部分富余的生產能力，最終實現我國產品市場的供需均衡，彌補我國內需不足的現狀，進而緩解我國流動性過剩的局面。

(四)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相對于其他政策的優勢

央行2007年以來采取了多項措施，例如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發行票據，以及使用提高利率等價格工具來治理流動性過剩。雖然這些政策取得了不少的成效，但是歸根結底都是試圖在中國國內消化掉過剩的流動性，而不能改變國際貿易、資本進出等與外部相關的因素，所以最終只能是被動地“吸納和疏導”，而不能從源頭上截住流動性流入。相比較而言，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就具有上述政策所不具備的優勢，它可以改變現存的經濟貿易結構，最為關鍵的是：發展對外直接投資能夠有效地阻斷貿易順差與貨幣發行的連動性，讓中國的外匯儲備通過合理化的手段走出去，進而從源頭上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

綜上所述，積極發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確實是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的一條有效途徑。其核心思想就是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減少因貿易順差，以及外來資本流入等原因增加的外匯占款，進而達到減少貨幣發行，緩解流動性過剩的目的。然而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和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是瞬息萬變的，中國的

資本走出國門也面臨著眾多的風險，因此，當前選擇正確的對外投資戰略顯得尤為重要。

二、當前形勢下應怎樣發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

(一)在投資方式上，應主要穩步發展跨國并購

由于并購對于投資者有著許多有利的方面，例如降低成本，獲得現成的生產能力、技術和品牌，迅速生產產品等等。所以20世紀90年代以來，收購兼并東道國企業已成為跨國公司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

近年來跨國并購日益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重要選擇。中國商務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02年，中國企業通過并購方式對外投資額僅僅是2億美元，但到2005年這一數據就已經達到了65億美元。中國企業如果想快速融入國際市場，并能迅速成為所在具體產業的巨頭，并購顯然是最好的策略。然而中國的海外并購必須建立在務實審慎的基礎之上，雖然我們發展對外投資的目的很明確，如獲得境外不可再生資源，獲取中國企業所不具備的核心技術，以及獲取國際品牌與銷售渠道并創建世界級企業等，但是這些發展戰略未必都符合被并購企業所在國的國家利益。一旦并購觸及東道國的核心利益，對外投資通常都會以失敗告終，例如中海油竟購優尼科，海爾競購美國家電巨頭美泰等。所以當前中國的并購進程應該穩步進行，當務之急是注重并購的成功率，進而積少成多，這樣才能逐步培育出自身的壟斷優勢。

(二)立足長遠，中國的對外投資地區以及對外投資主體需進一步多元化

數據來源：2003年、2004年、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非金融部分)

很明顯，我國對外投資區域相對集中，港澳地區以及美歐依然是重點，其主要原因應該歸于這些區域良好的投資環境。而非洲比較動蕩的政治環境使得中國近年來對其投資增長緩慢。除了考慮到規避政治風險外，中國對外投資區域的選擇還必須考慮到投資地的自然資源及相關的基礎設施、政府政策、物質和勞動成本等要素。總之，應該選擇投資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而且在其他條件相同時，應該采取由近及遠的策略，優先考慮周邊的國家和地區。所以，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因素，中國當前的對外投資應該立足于亞洲，并穩健地向其他市場拓展，逐步實現投資區域的多元化。

在對外投資地區多元化的同時，我國對外投資主體也應該進一步地向多元化發展。近年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境內主體分布如表4所示。

從表中可以看到，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仍是國有企業，占到全國對外直接投資的5成左右；其次才是民營企業。這是因為中國國企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都有政府的行政扶持作為支撐。長期以來，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審批政策、外匯管制、金融政策及保護機制等方面都向國有企業傾斜。但是很多國有企業都缺乏科學的投資決策機制，風險意識不強，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有限，致使近年來因決策失誤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中航油、國儲銅等一連串危機事件的相繼發生)。所以立足長遠，我國對外投資的主體不應該僅僅是由政府支持的國企擔當主力，在產權、機制、成本、經營理念等方面占有明顯內生優勢的民營企業也應該成為未來中國對外投資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