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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直接投資理論范文1

關鍵詞：直接投資；區位分布；地方政府；理論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6-0-02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理論

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產生于20世界60年代，在所有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中都或多或少地討論到區位選擇的問題，但迄今為止，還并未形成統一的外商直接投資區位理論。

1.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理論

1960年美國學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1960）在麻省理工學院完成的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率先對傳統理論提出了挑戰，首次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壟斷優勢理論是由麻省理工學院C?P?金德貝格在70年代對海默提出的壟斷優勢進行的補充和發展。它是一種闡明當代跨國公司在海外投資具有壟斷優勢的理論。此理論認為，考察對外直接投資應從“壟斷優勢”著眼。巴克利、卡森（Buckley，Carson，1976）、拉格曼（Rugman，1976）的內部化理論，內部化理論強調企業通過內部組織體系以較低成本，在內部轉移該優勢的能力，并把這種能力當作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真正動因。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雷蒙德?弗農（Raymond Vernon，1966）在其《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產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理論認為：產品生命是指市上的營銷生命，也就是要經歷一個開發、引進、成長、成熟、衰退的階段。而這個周期在不同的技術水平的國家里，發生的時間和過程是不一樣的，期間存在一個較大的差距和時差，正是這一時差，表現為不同國家在技術上的差距，它反映了同一產品在不同國家市場上的競爭地位的差異，從而決定了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變化。在國際直接投資區位理論中占主流的仍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1977年，英國瑞丁大學教授鄧寧（J?H?Dunning）在《貿易，經濟活動的區位和跨國企業：折衷理論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1981年，他在《國際生產和跨國企業》一書中對折衷理論又進行進一步闡述。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企業要進行國際投資必須具備三個基本要素，即所有權優勢 、 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跨國公司的運作有其指導作用，它促使企業領導層形成更全面的決策思想，用整體觀念去考察與所有權、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相聯系的各種因素，以及其他諸多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可以減少企業決策上的失誤。

2.以區位經濟學為基礎的理論

以克拉維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及部分北歐學者為代表提出了市場學派理論。據克拉維斯（Kravis，1982）的研究，東道國勞動力成本對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著負的影響，從而也影響其空間分布。凱夫斯（Caves）等人把試圖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區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過于抽象沒有得到太有價值的東西。而北歐學者認為與實體距離對應的為心理距離（Psychic Distance），所謂心理距離是指“妨礙或干擾企業與市場之間信息流動的因素，包括語言、文化、政治體系、教育水平、經濟發展階段等”。心理距離的遠近意味著企業克服障礙成本的高低，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一般遵循心理距離由近到遠的原則。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等則認為隨著科技的發展，運輸成本的影響作用下降，產品的銷售才是關鍵的問題。

3.以制度經濟學為基礎的理論

安哥多（Agodo，1978）發現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與地方政府發展規劃出來的有組織的經濟環境密切相關；貝爾德伯斯（Belderbos，2003）研究了東道國反傾銷政策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認為通過反傾銷可以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資，但如果東道國取消了反傾銷措施，直接投資中的成本因素又將上升。奧克荷姆等（Oxelheil，2001）強調了金融制度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認為股票、債券的發行上市制度將影響到跨國公司在國外進行直接投資的公司的相關成本、資本收益等。魯明泓（1999）則以114個國家和地區為樣本，探討了影響直接投資的四大類制度因素，即國際經濟安排、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潔程度，認為經濟的開放度及對外資的歡迎態度最為重要。

4.以集聚經濟為基礎的理論

跨國直接投資理論范文2

跨國銀行是指在國外擁有附屬機構、分行或代表處的銀行，是銀行業國際化高度發達的產物。早在13至16世紀，麥德斯（Medici）家族控制的商業銀行就在整個歐洲廣布機構，從事跨國銀行業務，19世紀，英國、比利時、德國和日本的跨國銀行，借助于殖民主義勢力得到迅速發展。二戰及二戰以前，由于受到戰爭和經濟蕭條等因素的影響，跨國銀行業受到嚴重的打擊，基本上沒有什么發展。二戰后，隨著歐洲、日本經濟和國際貿易的逐步恢復和發展，特別是1958年歐洲主要國家貨幣開始可兌換和歐洲美元市場的誕生，跨銀行業又再度活躍，并得到了長足發展，業務數量、內容和地域都有了空前擴展。

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后，銀行業的國際化也得到了很大發展，這不僅包括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也包括我國銀行業的海外擴張。截止2004年底，共有38個國家和地區的157家銀行在華22個城市開設了220家代表處，19個國家和地區的67家外資銀行在華設立了11家營業性機構，外資銀行在華總資產累計達到693億美元。就中國銀行業的海外擴張而言，截止2004年底，我國4大商業銀行共在境外設立了44家分行和14家代表處，其國外資產和負債也逐年增加。

全球跨國銀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1981年，聯合跨公司中心（UNCTC）首次把跨國銀行的研究從跨國公司中獨立出來。學術界對跨國銀行的研究也開始逐步深入，出現了關于跨商業銀行的一些重要理論。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向：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動因及競爭優勢研究（Grubel 1977,Gray&Gray 1981,Ball&Ttschoegl 1982,Kindleberger 1983,Walter 1988,Heinkel&Levi 1992,Canals 1997）； 跨國銀行組織形式研究（Gold berg&Sanders 1981b,Mutinelli&Piscitell 2001）；跨國銀行經營活動及競爭策略研究（Brainard 1990,Euh&Baker 1990,Guillen&Tschogel 1990）；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對銀行業績及目標市場的影響研究（Weller&Schern 1999,Berger et al.2000,Berger&De young 2001）；跨國銀行國別實證研究（Goldberg&Saunderg 1990,Grosse&Goldberg 1994,Yamori 1988）等。

中國理論界對跨銀行的研究仍不夠深入，既有的成果多數局限在外資銀行競爭策略及其發展對中國金融業的沖擊方面，對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動因、組織擴展模式，特別是從跨國公司理論角度出發所做的理論及實證研究則幾乎為空白。因此，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進而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對中國而言顯得尤為緊迫和重要。

二、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理論與實證文獻回顧

1.跨國公司理論的發展脈絡

400多年前，公司開始跨國界經營活動，并逐漸形成了跨公司通過這一經營形態。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隨著世界形勢和經濟環境的變化不斷演進，對跨公司的理論研究也不斷深入。從20世紀60年代海默（Hymer）開創性的壟斷優勢論開始，各國學者紛紛對跨公司和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進行分析， 建立各自的理論體系。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阿利伯（Aliber）的貨幣匯率理論、維農（Vernon）的產品周期理論、小島清（Kojima）的比較優勢理論、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的寡頭壟斷競爭反應理論、巴克萊和卡森（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理論,以及鄧寧（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并不斷完善，吸收了國際經濟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區位理論和公司理論等各種理論的精髓，能夠較好地對國際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合同安排等行為進行解釋，形成了迄今為止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公司生產經營的一種綜合性理論，該理論主要強調三種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因此又被稱為OLI模型。

2.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實證研究的文獻回顧

哪些因素影響東道國銀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外實證研究比較活躍。在文獻中國外學者們按銀行業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包含的具體要素進行了實證檢驗，我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比較鮮見。

(1)所有權優勢

1）銀行規模

有大量研究表明銀行規模與其海外直接投資之間呈正相關關系。Campbell(1980)等學者通過經驗研究發現并證實：規模越大的銀行，通常擁有更多的資金和管理資源，從而有更多的途徑降低不確定性和風險。Tschoegl(1983)通過研究1976年全球100家最大銀行海外經營狀況，發現規模大的銀行更傾向于海外擴張，發現日本銀行在韓國的分支機構數目與銀行的規模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Williams(1996,1998)通過研究外資銀行在澳大利亞的情況，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我國學者王（2005）通過研究跨國銀行在華經營情況，發現銀行總資產和跨國銀行在華設立分行影響顯著，說明銀行規模越大，在華經營的動機越強烈。然而，也有些學者通過研究并未發現銀行規模與其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密切關系（Ball和Tschoegl，1982）。

2）國際化經驗

跨國銀行對海外經營，以及東道國的了解越深入，則越容易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從而享受國際化分散經營的種種好處。Macro Mutinelli和Lucia Piscitello(2001)研究了意大利銀行業1989～1999年間在國外分支機構的變化情況，發現跨國經營經驗豐富的那些意大利銀行更傾向于進行對外擴張。

(2)內部化優勢

1）母國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

Sabi(1988)認為，跨國銀行往往跟隨母國客戶到海外設點，以更好地服務客戶，保存現有客戶資源，他發現，對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量能夠較好地預示商業銀行的跨國經營狀況。Nigh(1986)等眾多學者也證明，對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跨國銀行在該國的分支機構數量之間顯著相關。我國學者王（2005）通過研究發現對華直接投資與在華外資銀行分行數量正相關。但是Seth和Nolla(1998)通過研究外國銀行在美國分支機構數目和制造業在美分支機構的資金來源，發現英國和日本的銀行業并未追隨其在美國的客戶，而其他的國家銀行業則追隨其在美國的客戶。

2）母國與東道國的雙邊貿易額

大量經驗研究表明，由于雙邊貿易反映了母國和東道國商業聯系的緊密程度，商業銀行在東道國的分支機構與雙邊貿易額之間存在著正相關。Goldberg和Johnson(1990)發現，雙邊貿易與外國在美國銀行業直接投資具有密切的聯系。Miller和Parkhe(1998)，以及Yamori(1998)也分別發現，雙邊貿易對美國和日本銀行在東道國銀行業領域的直接投資影響很大。

(3)區位優勢

1）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及其增長率

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表明東道國市場規模（以GDP或人均GDP測度）是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決定因素。Brenley和Kaplains（1996），以及Buch(2000)通過研究發現，東道國的GDP總量與該國吸收的銀行業外國直接投資正相關。Yamori(1998)發現日本銀行業更傾向于在人均GDP較高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然而，也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Sagari(1992)發現，美國銀行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并不必然地考慮該國的GDP總量。另外，除了市場規模，GDP增長率也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時考慮的因素之一。GDP總量只能表明一國現有的銀行業市場機會，而GDP增長率則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表明一國將來可能的銀行業市場機會。Hultmam和McGee(1989)通過研究發現，外國銀行業對美國銀行業的直接投資與美國的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相關性。Goldberg和Saunders(1981)、Nigh(1986)，以及Sabi(1988)通過研究發現東道國相對于母國的經濟增長率對東道國銀行業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具有十分明顯的促進作用。

2）東道國的資金成本

當銀行決定是否對某國進行直接投資時，東道國的資金成本也其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存貸利差、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稅收等因素都會影響跨國銀行在東道國的資金成本。Cassard(1994)和Eaton(1994)認為，稅收結構的不同會影響稅收水平較低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Claessens等（2000）通過對80個國家1988年～1995年間銀行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的研究發現 ，跨國銀行更傾向于在資金成本較低的國家進行擴張。

3）文化差異和地理距離

根據Ball&Tschoegl在1982年的研究，跨國銀行在美國加州和日本設立分支機構時，東道國與母國之間距離越遠，成本就越高，設立分支機構的意愿就越小。研究還發現，兩國之間文化差異越大，設立分支機構的可能性就越小。Goldberg（1991）等學者在其研究中證實，文化差別對商業銀行設立海外分支機構的決策影響甚大。Leung(2003)指出，亞洲國家的銀行在進入中國市場方面具有特殊優勢。我國學者王（2005）在研究跨國銀行進入中國的決定因素時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4）東道國對銀行業的管制情況分為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和對本國銀行業的管制情況。一方面，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顯然對跨國銀行在該國銀行業直接投資是有影響的。Nigh、Cho和Krishman(1986)研究了美國銀行業1976年～1982年間在30個國家分支機構的資產變化情況，指出東道國對美國銀行的準入限制對美國銀行業在該國的經營有明顯的負面影響。Sabi(1988)研究了美國銀行業1975年～1982年間在23個發展中國家分支機構的資產變化情況，其實證結果卻并未表明美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資產與東道國對外國銀行準入限制之間具有負相關關系，這與一般的實證結果不相一致。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除非是禁止性的，否則并不對跨國銀行的直接投資活動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東道國對本國銀行業的管制情況也是跨銀行決定是否在該國銀行業進行直接投資時考慮的一個因素。Focarelli和Pozzolo(1994)研究了外國銀行分支機構在美國各州分布情況，發現外國銀行更傾向于在對銀行業管制較為寬松的州設立分支機構。

三、現有文獻的不足

1.現有文獻大多僅羅列了一部分可能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影響的因素，然后進行實證檢驗，雖然這些研究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基本上是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但并沒有進行嚴格的數學證明和推導。

2.現有的文獻大多局限于某一母國銀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或者是實證分析了某一東道國銀行業吸收的外銀行業的直接投資，研究欠系統，特別是缺乏比較分析和研究。

跨國直接投資理論范文3

關鍵詞：小島清模式；日本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06-000-02

一、小島清模式

在1977年日本著名跨國公司理論著作《對外直接投資論》中，小島清對日本式對外直接投資進行分析，形成“邊際產業擴張理論”。該理論是對H-OCS模型的繼承和發展，認為在自由貿易條件下的國際貿易應考慮在實際生產中生產要素聯合投入。小島清模式對李嘉圖比較成本貿易理論發展，認為應利用國際分工和資源配置，將在本國處于劣勢地位的行業轉移到國外。

小島清基于1966年美國弗農教授提出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進行行業間比較利潤和比較成本分析，由于同種產品在不同國家處于生命周期不同階段，利用國際間的交叉投資，得出了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的基本觀點。[1]

二、日本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分析

（一）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環境分析

日本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狀況受到其獨特的環境影響，可以從主客觀進行分析

1.客觀環境

日本地理位置特殊，處于重要的海上交通線上，但另一方面日本資源缺乏，國土面積狹小；外商投資規范，為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創造條件。

2.主觀環境

日本政局相對穩定，政策支持。經濟發展平穩，制造業水平高，勞動力素質高，日本科學技術水平高，但市場活力有限，并經常性出現日元升值、通貨膨脹現象，由于日語的自閉型導致“加拉帕戈斯化”，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便成為解決過剩生產力、開拓市場的有效途徑。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狀況

根據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活躍度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1951-1967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額處于起步階段，對外投資總量仍然處于低水平；1971-1977年進入發展階段；1981-1989年為擴張時期；1991年至今整體處于調整階段，其中1991-1999年對外直接投資處于徘徊階段，2000年至今經過調整，進入恢復和發展的新階段。

表2.2.1 1965-2011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情況（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JETRO

根據表2.2.1，整體來說，日本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占總投資的50%以上，受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當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增速放緩。從橫向來看，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多集中在機械工業、能源產業等行業。

（三）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特征

日本跨國公司將國內的劣勢產業轉移至其處于優勢的地區，選擇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東道國多為發展中國家，其戰略目標就是獲取更多的海外廉價原材料、勞動力和廣闊的市場。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點：

第一，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數額巨大。據日本銀行統計，2013年日本對外投資高達1，177，265 億日元，日本對外投資的項目平均規模大幅增加。

第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類型多為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導向型。在資源開采方面的對外直接投資比例高于其它任何國家，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確保資源的穩定供給。從表2.2.1和圖2.2.1來看，對制造業的投資集中在機械工業和能源工業，這源于日本資源匱乏，勞動力不足。

第三，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集中在發展中國家。由于日本將國內的劣勢產業轉移，其國內劣勢產業集中于勞動密集型、資源集中型、環境污染型，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結構以亞洲發展中國家為主。

第四，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充分發揮政府和經濟組織的作用。一方面，日本的集團投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即許多日本企業，通常是貿易公司在政府機構協助下，聯合起來共同對外進行投資[2]。另一方面，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更多地采取和東道國合資的方式進行，順應東道國制定的經濟貿易政策。

三、日本跨國企業對小島清理論模式的應用

日本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受小島清模式的影響極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小島清基于國際分工的比較成本原理，表現出日本式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美國式對外直接投資強調將國內優勢產業的對外轉移，屬于替代型的逆貿易導向性投資，而日本式對外直接投資強調夕陽產業轉移，屬于互補型的順貿易導向型投資。

2.小島清理論證明日本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屬于自然資源導向型和生產要素導向型的綜合。日本絕大多數直接投資集中于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在東道國采取分享產品或貸款買礦的“開發進口、長期合同”的方式進行[3]。

3.日本跨國公司將其處于劣勢的邊際產業轉移，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通過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為本國優勢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和原材料、勞動力、資本；通過產業轉移給相對落后的東道國提供了比較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東道國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參考文獻：

[1]陳恒，王蕾.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論評介[J].商業經濟，2008（12）：32-54.

[2]Matthew A. Cole， Robert J.R Elliott. Globalization， firm-level characteristics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 study of Japan [J].ScienceDirect，2005（10）：312-323.

跨國直接投資理論范文4

所有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企業理論的出發點就是，要確保跨國企業的投資有利可圖，進入東道國的跨國企業必須具備當地競爭者所沒有的優勢。也就是說，擁有特定的優勢是跨國企業在當地投資的前提條件，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正是利用其既有的特定優勢的過程。實際上，跨國企業實施FDI也可以是構建新的競爭優勢的過程，目前僅擁有部分競爭優勢的后發企業可以對外直接投資，吸取和積累知識型資產，在未來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傳統理論將具備壟斷優勢視作先決條件的靜態化處理方法，正是造成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困局的根本原因所在。

藉此為突破口，吳先明教授的新作《創造性資產與中國企業國際化》(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從創造性資產的分析視角對既有理論進行了積極拓展，從理論上解釋了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行為，為蓬勃興起的中國企業國際化進程指明了方向，并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打破對外投資困局提供了很好的途徑。

本書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從傳統理論的核心問題和基本前提入手構建新的理論框架，立意高遠。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是，跨國企業為什么愿意并能夠以直接投資的形式到東道國從事經營活動?以國際生產折衷范式為代表的傳統理論認為這取決于三個基本條件。企業之所以能夠到國外經營，是因為企業擁有高于其他國家企業的壟斷優勢；企業之所以采用直接投資的方式，是因為企業使自身優勢內部化比出售或出租給外國企業更有利；而企業之所以愿意到東道國經營，是因為企業在東道國結合當地要素投入來利用其優勢時比利用其本國要素投入更有利。將企業擁有壟斷優勢視作其對外投資的既有前提是傳統理論的根本缺陷，這一缺陷不僅造成了發展中國家企業投資兩難的理論困境，也使得傳統的理論范式不斷受到現實中跨國企業發展的新情況和新變化的嚴重沖擊。比如本書中所提到的三個影響深遠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發展中國家企業對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增長迅猛；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的全球研發活動蓬勃興起；以及90年代中期以后，跨國并購取代新建投資成為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主要方式，等等。

基于此，本書利用鄧寧1993年所提出的創造性資產的概念，強調跨國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獲取競爭優勢的動態化過程。該書指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企業國際生產的動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在實施FDI較少地強調利用既有的所有權特定優勢，而更加關注通過并購新的資產，或與外國公司建立合作伙伴關系來擴展自身優勢。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新型競爭條件下，對外直接投資不再是以壟斷優勢為先決條件，擁有局部競爭優勢的后發企業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獲得創造性資產，形成新的競爭優勢。例如，發展中國家可以在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中逐步形成低成本制造等局部競爭優勢，以此為基礎在全球范圍內重構自身資源和能力基礎，通過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去尋求和獲得重要的創造性資產――如創新技術、商業信息、全球化的管理技能等。

本書所建立的理論框架是其一大貢獻。可以說。該書的理論框架既是對傳統理論的繼承，又是對傳統理論的突破和創新。一方面，本書基本理論框架和國際生產折衷范式并無太大差異，因此它仍然可以解釋傳統意義上的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另一方面，它又對折衷范式中某些基本前提進行了修正，賦予其動態化變動的涵義，使其更符合跨國公司發展的新發展和新情況，從而增加了理論的解釋力度。

與同類書籍相比，本書的另一個特色是其理論分析和經驗分析緊密結合。由于數據難以獲取，對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的研究大多偏重于理論分析，或者一般意義上的定性分析。但由于跨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很強的實踐性，經驗分析如果缺乏深度就難以得到有說服力的結論。基于此，本書不僅以邏輯一致的理論框架為基礎進行了深入的理論分析，而且每個理論分析結論都注重以充分的經驗分析作為支持。

跨國直接投資理論范文5

關鍵詞：國際直接投資；跨國公司；中小企業

中圖分類號：F276.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4-0020-03

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的新特征促進了跨國公司理論的創新，出現了一系列有影響的理論流派，其中以投資發展水平理論、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理論、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和戰略管理理論最具代表性。而且縱觀近幾年的文獻，不難看出，FDI的研究注重利用案例和經驗數據對原有理論驗證、補充和修正，并推動研究向更加深入和貼近現實的方向發展。下面將從修正、檢驗原有的理論體系，對國際直接投資動因、過程和動向的分析，對國際直接投資影響和經濟后果的研究三個方面進行分類綜述。

一、修正、檢驗原有的理論體系

Vernon提出的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近兩年來由Bartlett and Ghoshal(1998)將其擴展。他們提出了產品創新(包括產品開發、技術和核心能力在國際間的轉移等)、接近市場(當地化戰略、產品的差異化和當地改造等)和通過競爭降低成本(全球生產、標準化、合理化等)三位一體的跨國投資模式。新的三位一體彌補了Vernon的理論缺陷，較好地將各種能夠解釋國際直接投資區位流向的因素結合起來。Scott Liu(1998)對內部化理論進行檢驗和補充。指出在不完全市場條件下，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含有信息量， 一是因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導致新的知識進入市場，影響其在外部市場的經營；二是跨國公司在進行直接投資決策時，含有對未來收益狀況的預期。Dunning(1988)在其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即投資發展水平理論。該理論將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納入分析框架，從宏觀的角度描述了一國的吸引外資能力和對外投資能力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是結合在一起的。Dunning認為，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條件下，一國的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是緊密相連的兩個發展過程，并且指出，一國的海外投資地位與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呈正比關系，隨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逐步提高，一國將從凈資產流入國轉變凈投資流出國。Barry等(2003)利用愛爾蘭的數據對Dunning投資發展水平理論進行了驗證，結論支持了投資發展水平理論的假設。

二、對國際直接投資動因、過程和動向的分析

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動因的探索。美國經濟學家Wells(1983)提出了小規模技術理論。小規模技術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擁有為小市場服務的生產技術，這些技術具有勞動密集型的特征，成本較低，靈活性較高，特別適合小批量生產，能夠滿足低收入國家制成品市場的需要。而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擁有的大規模生產技術在這種市場無法獲得規模效益，發展中國家企業可以利用其小規模生產技術在競爭中獲得優勢。理論還指出種族紐帶和民族文化的特點是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Lall(1983)在對印度跨國公司競爭優勢進行分析后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技術引進并不是被動的模仿和復制，而是進行了改造、消化和創新，這種創新活動使引進的技術更加適合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條件和需求，不同于從發達國家引進的源技術。英國學者Cantwell and Tolentino(1990)提出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技術創新升級理論，用以解釋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對經濟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加速增長的趨勢。他們認為，技術積累對任何國家都具有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技術創新是一國產業和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與發達國家不同，發展中國家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的優勢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學習經驗和組織能力，掌握和開發現有的技術。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技術累積效應的發揮，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和地理分布也隨之變化，并且可以預測。Lecraw(1993)考察了印度尼西亞在1986―1990年企業的FDI行為，發現有兩方面的原因促使企業進行FDI。一是為了占領國際市場，即市場經營的國際延伸；二是為了提高母公司的產品出口，即通過投資獲取東道國的先進技術或管理技能從而促進母公司的產品出口。Shapiro等(2003)以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分析基礎，對中國家族式跨國公司和西方典型跨國公司進行了對比，結果顯示：在強調私人關系網絡的市場環境中進行談判和做生意的能力是中國家族式跨國公司獨特所有權優勢來源，因此，中國跨國公司在亞洲的盈利能力要強過西方跨國公司。這也解釋了中國家族式跨國公司為什么在亞洲地區選擇有“關系”背景的合作伙伴，而在亞洲地區之外選擇能力上能夠互補的合作伙伴。

對中小企業直接投資動因的探索。Homin Chen 和Tain-Jy Chen(1998)通過對中國臺灣企業的行為分析，指出中小型企業更熱衷于外部網絡聯系，利用網絡資源可以彌補中小型企業進行FDI時缺乏內部化資源的能力不足。Liesch和Knight(1999)從信息和知識獲得角度對中小型企業國際化進行分析，得出中小型企業在國際化之前就具有了信息內部化的優勢。網絡聯系和其他戰略伙伴關系等非傳統等級組織形式也同樣構成中小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另外， 中小型企業固有的優勢使其更富有創造性， 更容易接近顧客， 更快面對新技術以及顧客特殊需要， 在整個公司內部更易有效地形成內部化的信息。Shi等(2001)考察了香港小企業在中國大陸的投資行為和模式，認為組織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的隱性經驗和某些社會聯系是這些小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

各種因素與企業直接投資動因關系。Lall(1999)利用印度及其他發展中國家1985―1995年的數據進行對比分析之后指出，由于缺乏訓練有素的勞動力、交易成本高、政策透明度低、基礎設施差等因素，因此，在高新技術產品的領域發展中國家對FDI的吸引力較弱，區位優勢不強，這一結論既為判斷高新技術行業的FDI的流向提供了依據，又同時指出FDI的誘發因素。Harms(2002)利用1987―1995年間55個發展中國家的數據分析得出政治風險對FDI流入有顯著的影響。Foster(2003)通過對土耳其情況的分析驗證了工業基礎薄弱、政治不穩定、高通脹率及腐敗對外資流入的負面影響。Alderson(2004)分析了17個經合組織國家的情況，得出的結論表明，政府的社會民主控制程度、罷工強度和工會密度對一個國家向外投資流量的大小具有積極的影響。

國際投資過程和動向的分析。Johanson & Vahlne(1977)對瑞典公司國際化進程的研究表明在發展國際化經營過程中通常是通過兩種方式而不斷增進：滲透水平模式和區位選擇。即傾向于先通過人的方式出口商品進行他們的國際化，下一步是建立一個銷售分支，最終建立起一個制造分支。區位選擇即指投資從與本國在語言、教育、商業慣例、文化以及工業化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異化程度小的國家或地區進行，然后依次向外擴散。Porter(1990)在系統總結John Stopford和Louis Wells等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戰略管理理論，其理論關注的是跨國公司發展機制問題，從而大大激發了對有關理論問題，如跨國公司的定義、組織結構、戰略活動等的重新認識，顯示了新的理論發展空間。Krugman (1991)、Dunning(1995)、Dermot Pavelin(2001)等從理論上研究了聚集效應的影響。Kogut 和Chang(1996)等利用國別數據，也得出類似的結論。Lipsey(2000)對發達國家的外資流向與產業結構做了研究， 分析具體產業對外資的吸引力。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由日本學者小澤輝智(Ozawa)提出，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是一種非OLI 范式的FDI宏觀動態模式， 它竭力把跨國公司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與開放的經濟發展理論結合在一起， 試圖用一種一體化的理論解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 發展中國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國公司去促進經濟轉型，以及這一過程的實現機制。Coughlin & Sebev(2000)研究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將FDI 的區域差異作為一個獨立解釋變量加入到已有的多元回歸檢驗模型。采用虛擬變量法，Coughlin & Sebev 的研究結果表明，FDI的區域分布如同經濟實力、人均生產率這類指標一樣顯著地決定著FDI的流向與規模。Lamb和Liesch(2002)選取了澳大利亞的兩家小企業作為案例對象進行研究，他們發現原來所認為的國際化過程中的市場投入、市場知識和市場參與三者之間的單向順序關系存在問題，這三個國際化過程中的結構性因素之間存在著雙向網絡化的關系，因此，小企業的國際化過程也就表現為一個成長與學習的動態過程。Li(2004)在將經驗學習、系統計劃模型和權變觀點整合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國際化過程的復合模型。

三、對國際直接投資影響和經濟后果的研究

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力是廣泛的，不僅對東道國有多方面的影響，而且對母國也同樣如此。

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最初由Mundell(1957)提出。Markuson和Melvin(1983)利用非要素比例模型闡述了要素流動與商品貿易之間的互補關系。Markuson 和Svensson(1985)利用要素比例模型， 指出商品貿易和投資之間是替代還是互補的關系取決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合作”與“非合作”的關系。Helpman(1984)、Helpman和Krugman(1985)指出，由于存在要素稟賦不對稱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情況，跨國公司的專有資產很難通過外部市場達成交易， 因此大量的內部貿易行為和中間產品的需求會產生，從而帶動母國的出口貿易。Belderbos和Sleuwaegen(1996)利用公司層面的數據發現： 當目標市場處于貿易保護的情況下，投資與貿易之間存在著替代關系，如Swenson(1997)對日本汽車企業研究發現：在美國投資生產汽車，卻從本國進口大量的零部件。Bhagwati(1987)和Dinopoulos(1991)等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貿易與投資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研究，提出了補償投資或者化解關稅投資的概念。Dinopoulos 等(1986、1989、1991)從寡頭競爭和企業層面的角度對補償投資做了進一步研究， 揭示出口國家的企業如何利用補償投資來化解潛在的保護威脅， 并討論了補償投資對兩個國家的福利影響。

與技術的關系。Nediri (1991)、Imbriani & Reganat(1997)對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歐洲國家的檢驗結果均表明，外資企業對當地企業產生明顯的外溢效應，Branstetter(2001)對美國、日本雙向投資檢驗結果也發現存在顯著的雙向外溢效應。然而，對發展中國家的FDI技術外溢效應假設檢驗卻難以得到一致性的結論，Blomstrom & Persson(1983)、Blomstrom & Wolff(1989)、Kokko & Zejan(1994)Kokko(1996)，Sjoholm(1999)等人分別發現FDI技術外溢效應假設在烏拉圭、印度尼西亞、墨西哥等國成立；但是Blomstrom(1986)、Haddad & Harrison(1993)、Kokko(1994)、Goldar(1994)、Haksar(1995)、Aitken & Harrison(1999)對委內瑞拉、墨西哥、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檢驗結果卻不支持FDI技術外溢假設，或者發現FDI的技術外溢效應只在一定條件下成立。

Cohen & 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業研發作用時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Abramovitz (1986)的“社會能力學說”持有類似觀點：為了獲取外部的技術成果，一個國家、企業必須首先擁有足夠的基礎設施、技術水平等基本條件。Borenstein等人的研究說明了單純的FDI流入并不直接導致技術溢出效應，FDI是否能促進東道國經濟的技術進步歸根結底還得取決于東道國吸收能力。Keller(1996)，Xu(1999)證實了如果東道國缺乏一定的吸收能力(人力資本儲量)，則FDI 流入并不直接推動經濟增長。Rozeue(2000)則通過考察流入我國農業部門的外資與農業技術變化間的關系來驗證引入外資是否可視為一種生產技術方式的進口。Tain-Jy Chen，Homin Chen & Ying-Hua Ku(2004)按照以擴展東道國的企業特有優勢為目的的“擴展型”FDI和尋求東道國廉價勞動力為目的的“防御型”FDI的分類標準，研究了流入我國臺灣的FDI是否增強或削弱了臺灣當地企業的競爭能力。

從以上的綜述中不難看出，中小企業和發展中國家這兩類群體將成為關注的對象。同時，對跨國公司FDI所帶來的后果和影響FDI因素會是這一領域的研究熱點。實踐不止，理論之樹常青，相信隨著世界經濟的不斷發展和跨國公司經濟活動的不斷創新，尤其是隨著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不斷涌現和中小企業國際化的進程，國際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理論會不斷被完善和突破，對經濟現實的解釋力也會不斷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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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直接投資理論范文6

關鍵詞：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計量分析；美國；珠三角

中圖分類號：F127.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7)04-0050-03

美國是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是中國第二大外資來源國。改革開放以來，美國跨國公司在珠三角的投資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不同階段呈現不同特征，分析和確定影響其變動的因素中的顯著決定因素，有助于更準確地把握美國在華投資的內在規律，以便提出合理有效地利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和提高其質量的對策。

1.簡單的文獻回顧

FDI理論始于20世紀60年代初，較具代表性的有海默（1960）的壟斷優勢論、弗農（1965）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巴克利和卡森（1976）等的內部化理論、鄧寧（1981）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以及韋伯（1957）區位優勢理論等[1]。根據FDI理論，可以把FDI決定因素分為供給方因素和需求方因素。目前，從需求方（東道國）角度研究FDI決定因素，尤其是對中國FDI決定因素的理論研究較少，實證研究也不多見。

國內學者對美國FDI的研究文獻最早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主要有陳繼勇（1993）[2] 、傅國紅（1995）[3]、 張遠鵬（2004）[4] 以及王清平（2005）[5] 等，主要研究美國FDI的發展趨勢。而研究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的學者主要有：莊峻（1999）以上海浦東為例，對美國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態度與規律進行剖析[6] ；邱詢文、劉曉瑾（2003）對美國跨國公司對華投資中呈現的新特點進行了分析[7]； 楊朝（2006）主要針對美國對華投資的方式進行了系統研究，認為美國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呈現出向規模化、系統化、市場化和獨資、兼并、收購的模式快速轉化的特點[8] ；柳德榮（2007）以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的相關數據為基礎，對美國在華直接投資現狀進行分析，認為美國在華直接投資規模仍然較小，對我國GDP的貢獻呈增長趨勢但仍然較少[9]。

通過簡單的文獻回顧，我們發現，目前研究美國對華FDI的研究成果不多，而且大多集中在發展趨勢和投資方式的變化上，對美國對華FDI的影響因素分析的成果較少，進行實證研究的成果還沒發現。

本文主要采用1990～2005年間相關數據，并運用計量分析方法對影響美國跨國公司在珠三角投資的因素進行回歸分析和相關性分析，分析和確定影響其投資行為的顯著決定因素，以便更準確地把握美國在華直接投資的內在規律以及政策含義，在理論上也有利于完善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對華直接投資的理論研究框架。

2.影響因素的設定

在國外，庫格林（1991）認為區位面積、集聚程度、居民收入、勞動力、交通運輸、稅收和地方政府支出是影響FDI選擇的主要因素；鮑恩斯坦（1997）等人驗證了勞動力素質對FDI的影響。在國內，孫俊認為產業結構、優惠政策、開放水平、市場化程度以及教育水平是影響FDI的主要因素；張海洋采用Panel Data分析方法，認為市場需求、市場大小、聚集程度、勞動成本、人力水平主要影響FDI的選擇[10]。

本文在對目前FDI影響因素文獻總結的基礎上，選擇美國在珠三角直接投資量作為回歸分析的因變量，采用1990－2005年美國對珠三角直接投資實際金額（FDI）來衡量；選擇市場規模、市場潛力、人力水平、基礎設施及政策優勢五個因子作為回歸分析的自變量，分別對各個自變量做一元回歸分析和相關性分析（見表1）。

根據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中的區位優勢論，影響跨國公司在該國或地區投資組織生產的決定因素包括自然稟賦、經濟因素和制度因素三類。在這個指標體系中，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基礎設施屬于區位優勢中的經濟因素變量，專業技術人員數屬于自然稟賦因素變量，稅負水平屬于制度因素變量（見表2）。

3計量模型與模型檢驗

基于以上的研究，建立計量模型如下：

FDI＝C＋β*Xn (n＝1，2，3，4，5)

運用Eviews軟件進行回歸分析，其計量結果整理如表3和表4：

從表3可以看出，X4的判定系數R2為0.7197，離1較接近，說明其擬合優度較高；X1、X2、X3的判定系數R2離1較遠，其擬合優度較低；X5的判定系數R2接近于0，其擬合優度最低。

F0.05（1，14）＝4.60，從回歸分析結果看，除X5以外，其他自變量的F統計值都大于4.60，這說明除了X5以外，其他自變量的方程均通過顯著性水平為5％的整體檢驗。

t0.05（16）＝2.120，從個體檢驗來看，X1、X2、X3和X4的t統計值都大于2.120，通過個體的顯著性水平的檢驗，即自變量X1、X2、X3和X4對因變量FDI的作用都是顯著的，其中X4的t值最大，作用最為顯著。而X5的t統計值為0.1981，小于2.120，即其對因變量FDI的作用不顯著。

從表4可知，自變量X1、X2、X3和X4對因變量FDI之間存在著線性正相關性，其中X4的正相關性最為顯著，相關系數r＝0.85，其后依次為X3、X2、X1，其相關系數分別為0.633，0.631，0.566。而X5與FDI之間無明顯的線性相關性，r為0.05。

4.結果分析

結合計量經濟模型回歸分析和自變量的經濟學含義，對各自變量可得到以下結論：

（1）人均GDP與FDI之間呈現正相關關系。人均GDP反映珠三角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規模，在回歸分析結果中，FDI隨人均GDP的增長而增加，即珠三角的市場經濟體系的越成熟和經濟發達程度越高，美國跨國公司對珠三角的投資就越多，反之就越少。這表明，珠三角巨大的市場規模和較快的經濟發展仍然是吸引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強大動力。這一結果與美國在珠三角投資集中于廣州、深圳等中心城市以及在全球直接投資中更多地向發達國家和地區投資的特點相符。

（2）人均可支配收入與FDI也呈現正相關關系，且其相關程度比人均GDP的更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高低說明市場需求或市場潛力的大小，珠三角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越多，其市場潛力就越大，就越能吸引美國跨國公司的投資。

（3）專業技術人員數與FDI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其相關系數r為0.63，僅次于X4。在影響美國在珠三角投資的變動因素中，高素質專業人才供給水平的影響程度越來越高。在過去，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是吸引美資在珠三角投資的因素之一，但隨著美國投資由一般性生產工業等制造業向高新技術產業和金融保險等服務業轉向，廉價的非熟練勞動力的競爭優勢逐漸減弱甚至喪失，美國跨國公司在投資區位選擇時更關注高素質人才的供給水平而非勞動力成本。

（4）基礎設施改善程度是所有變量中對FDI的影響程度最大的，相關系數為0.85。這一結果說明，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程度對美國進入珠三角的FDI起到決定性作用。基礎設施改善程度用第三產業產值在GDP中所占的比值表示，反映金融、信息、交通等行業的發展水平，尤其是商業基礎設施的發展水平。基礎設施是企業生產效率的重要決定因素，基礎設施的數量和質量構成了投資環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改善，但相對于國民經濟的增長則顯得落后，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因此，珠三角要提高吸引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能力，必須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外商直接投資環境。

（5）稅負水平與FDI無明顯的線性相關性，即地區稅負水平對美國跨國公司在珠三角的投資影響甚微，這一結果與人們的一般認識出入較大。理論上，高稅負減少公司凈收益，從而阻礙FDI的流入。從這一理論出發，政府為吸引更多外資千方百計減免稅收，出臺各種優惠政策。但是，美國在珠三角投資的公司主要是大型跨國公司，對市場規模有最低要求，這些公司在市場規模大的地區投資，有利于提高其生產規模報酬，實現利潤邊界最大化，因此對這些公司而言，市場規模要比優惠政策重要得多，也就是說，珠三角只要保持連續的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就能具備競爭美國對外直接投資資本的優勢，尤其是對大型美國跨國公司有較強的吸引力。

5.結論

影響美國在珠三角投資因素的實證分析表明，引起這些變化的因素中，基礎設施發展水平對美國在珠三角投資的影響最大，其后依次為珠三角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需求，并且由于美國跨國公司在珠三角投資多為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其更加看重的是高素質專業人才和熟練勞工的技能而非廉價的勞動力。另外與人們一般認識不同，政府稅收水平的高低對美國跨國公司在珠三角投資的影響甚微。

因此，要吸引更多美國FDI，在經濟因素方面必須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投資環境，繼續保持較快的穩定的經濟增長，發展市場規模，同時增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消費能力，擴大其市場需求。在自然稟賦方面要改善勞動力結構組成，加大對教育事業的投資，注重對創新型及技能型高素質人才的培養。在制度因素方面政府要改變引資手段，促使引資方式多元化，注意保持開放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為美國跨國公司對華投資掃除制度，同時也要充分發揮政府引導機制功能，積極引導美資向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及服務業轉化，從而促進我國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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