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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資的利弊范文1
一、 引言
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也叫國際直接投資，它是以控制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取利潤為目的一種國際投資基本形式。進入20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迅速發展， GDP指數逐年攀高，外國投資者越來越傾向于來華投資。據統計，2002年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2006年外商投資中國總額為17075.6億美元。FDI占我國GDP的比重已超過40％。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不僅決定了近一半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儲備資產的增減和國際收支的平衡，也直接影響著中國各個領域的發展。
二、 外商在我國直接投資的分布
（一） FDI的產業分布
產業結構不合理是長期以來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主要表現為三種產業之間比例不協調，工業內部結構不合理。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要求引進外資要有利于調整，有利于我國在新一輪國際產業分工中處于有利地位。然而外資的投向卻呈現出與我國現有不合理產業結構相似的局面。近年來，對工業領域的投資項目在外商實際投資額中占主要份額，約占60%，而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比重則偏低。2007年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8.5%，其中高能耗產業增長尤其快。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存在較為明顯的結構性傾斜，使得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不合理下降，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
（二） FDI的地區分布
中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從其投向的布局來看，主要集中于東部經濟帶。從表1可以看出，截至2005年，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各自累計批準的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總和、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和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所占的比例出現明顯的失衡。2006年，東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569.22億美元，占全國總量的90.32%，而中西部地區僅占不到10%。這種非均衡格局的出現，既與我國在較長時間內實行的由東向西、由沿海到內地的梯度開放戰略有關，更與東部地區具有的人才、技術、基礎設施、新興產業聚集和區位等優勢有關。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與我國政府的政策導向具有明顯的矛盾，使我國經濟發展布局的形勢更加嚴峻。
（三） 原因分析
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幾個特點，主要與下面幾個方面的因素有關：
1. 與外商的經營目標有關。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占領我國巨大的消費品市場，實現利潤最大化。第一產業是我國重點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首選領域，但實際外商直接投資比重較低。其原因在于我國農業開發條件較差、農業開發投資大，回收期長，利潤率低，風險大，這與投資者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標不符。
2. 與我國目前的投資環境相關。我國目前的投資環境是輕工業投資較容易，而重化學工業投資較困難。相對于能耗高，投資額大，回收期長的重工業，輕工業能耗低，投資較少，對于交通運輸要求相對不嚴，選擇余地大；加之輕工業品投資能夠利用消費變化快的特點，投資者可以開發出更新、更適用、更加物美價廉的產品來吸引消費者，從而獲得較高的利潤。所以，外商比較青睞于對輕工業的投資。
3. 與區域經濟投資環境相關。地理位置是跨國公司在評判投資目的地時的重要考量。我國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特別是西部地區的整體投資環境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主要原因在于這些地方的無形籌碼所帶來的效益不是很明確，如地方政府對招商項目的態度，與跨國公司真正開展合作的能力，以及在整個談判過程中顯示出來的透明度等。因此，外商投資向我國中西部擴展的趨勢相對緩慢。
三、 FDI在我國的分布的影響
（一） FDI之利
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積極影響主要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1. 增加國內投資，促進資本形成。大量FDI流入的最直接作用是增加了我國的資本存量。相關統計資料顯示，從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到2006年底，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商投資金額超過7000億美元。這充分說明了FDI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近年來，外資企業涉及的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45%-50%，外資企業是中國出口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
2. 增加勞動力就業量。外商投資企業吸納了我國大量的勞動力就業。資料顯示，隨著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數量的不斷增加，外商投資企業中的中方就業人數也是隨之不斷增加的。從靜態角度來看，外商投資企業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相當低，對就業的直接效應很小；但從動態角度來看，其發展變化的速度是非常迅速的。2006年在外商投資企業中直接就業人數約2800萬人，占全國城鎮非農業勞動人口的10%以上。
3. 促進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從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來看，FDI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進入九十年代后，第一產業產值比重均呈逐年遞減態勢，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產值比重不斷上升，因此外資大量流入并投向第二、第三產業是促進我國產業結構轉變的重要因素。同時，與外國直接投資相伴而來的先進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術及其擴散效應和示范效應，促進了國內利用外資行業的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相對提高，也間接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轉變。
4. 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我國FDI企業的進出口比率遠遠高于國內其他企業。2007年1-3月，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2702.6億美元，同比增長23.3%，占全國進出口總額的59%，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外貿進出口規模的擴大。FDI企業擴大我國的外貿規模，改善我國的外貿結構，優化我國貿易結構使我國享受到了全球分工的好處、促進出口和提升進出口商品結構。
（二） FDI之弊
隨著大型跨國公司的涌進和對并購的逐步放開，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消極影響變得越來越明顯，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1. 使中國本土企業受到擠壓。外資憑借其技術、規模等壟斷優勢，擠占我國國內市場，使我國的民族產業受到擠壓。
（1）由于國內本土企業發展歷史相對較短，再投資能力有限，因此跨國公司在研發方面的投入比本土公司要多得多，間接削弱了我方原有的技術開發創新能力，加大了我國民族工業對外國的技術依賴。（見表2）
（2）在對產品市場的控制上，由于我國產品的技術含量和先進程度與國外產品差距懸殊，加入WTO后，國內市場的開放度進一步提高，致使國內相應產品市場大部分被外國產品所占有或為外國品牌所主導。我國原有品牌的無形資產逐步喪失，民族工業遭受巨大的損失。
2. 導致國家對產業的宏觀調控能力的下降。從上文可以看出，外資投向方面的結構失衡問題非常突出。中西部地區受到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的吸引，其本來就缺少的資金、人才難以遏制地向東部沿海流動，造成中西部產業的競爭力日益下降，地區間GDP差異無論在相對數還是在絕對數上都進一步擴大，對整個國民經濟可持續協調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在經濟自由化的條件下， 以自身利益為主的外商的投資活動經常會與我國一些產業政策的主旨相悖，導致產業政策的效力減弱。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國際匯率變動的影響，也使得我國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難度增加。
3. 引進技術結構不合理。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雖然有42%的企業使用了最先進的技術，但另外58%的企業仍在使用相對先進的技術或原始技術。這與我國以市場換技術的初衷并不相符。從外商的角度來講，他們絕不希望用自己的技術培育出自己的競爭對手。他們所給的技術往往是一些落后的或者相對落后的技術，即便給了相對較高的技術，也會通過所掌握的核心技術來影響國內相關技術的發揮。這樣就導致了國內企業長期缺乏國際競爭力，缺乏與他們對壘的籌碼，使國內企業在競爭中長期處于劣勢。
4. 就業形勢變得更加嚴峻。外商直接投資雖然對我國的就業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有研究結果表明：國際直接投資對第一、二產業的就業起到了負面作用，只對第三產業起到了促進作用。一方面外商投資并購我國企業后，把大量的閑置人員以及素質較低的人員和必要的原本可以就業的一部分人員從原有的就業崗位上剔除出來，形成規模較大的就業損失效應；另一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加劇了國內市場的競爭程度。為了應對外商投資進入后的激烈競爭，國內企業不得不采取“減員增效”和引進設備、技術革新的手段來提高“效率”和增強競爭力，使企業所能吸納的新增勞動力數量相對減少，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問題并不能得到較好的解決。
5. 對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提出挑戰。從目前的發展趨勢看，經濟全球化正帶來一種新的全球性分工格局。發達國家在獲取產品高額利潤的同時主要發展知識密集型、資金密集型的高技術產業和服務業，而將勞動密集型、大量污染環境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從中國吸引國際投資的流向可以看出，中國除了繼續作為原料、初級產品的供應者外，還是工業制成品的供應基地。這樣的國際投資流向將會給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產業結構低級化，環境污染嚴重、社會成本加重等不良后果。
四、 對FDI的思考
根據有關統計數據，中國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有19.3%是由外國直接投資貢獻的。可見，FDI在中國經濟增長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對于如何正確高效的利用外資，筆者在此提出自己的一點思考：
（一） 大力發展民營企業
經過近30年的改革積累及近些年來的巨額貿易順差，對于FDI的需求已經顯得不再那么緊迫。目前，中國已經面臨嚴重的資金流動性過剩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大量引進FDI對于中國經濟和金融安全并無益處。而民營企業的發展及壯大，是近30年來GDP高速增長的重要力量，政府應該給予民營企業更為公正的待遇。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實質，技術永遠只是手段。以“競爭換技術”的策略替代“市場換技術”才是中國的正確選擇。
（二） 加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政策
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是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工業結構的升級。從目前外商投資的產業構成及其影響來看，政府部門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大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力度。
1. 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力度，相對降低對第二產業的投資比重。同時，引導外商投資增加對薄弱的第三產業投資，減少對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投資。根據本國發展實際，以制度化的經濟和法律手段引導和規范外資投向，提高第三產業中外商直接投資比重較低的部門的發展水平
2. 引導外商加強對我國西部地區的投資力度，推動我國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的進程。政府在加強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還應加大對外資地區流向的引導，以便有更多的外資投入到西部地區的經濟建設中，促進我國的產業升級。
（三） 建立以內資拉動就業為主渠道的就業模式
1. 堅持以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大就業，以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優化就業結構的政策。截至目前，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中已有400家登陸中國。這些跨國公司的投資大多分布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雖然跨國公司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有利于我國經濟結構的改善，但它對勞動者素質具有較高的要求。從擴大就業角度來講，我國應把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第三產業作為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領域以及今后政府政策的重點。
2. 真正落實國民待遇原則，充分發揮國內企業就業的主渠道作用。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會使國有企業和其他企業在與外資企業的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嚴重地打壓了民營資本的積極性。我國應對外商直接投資盡快落實國民待遇原則，為國內企業提供公平的競爭機會，發揮國內企業就業的主渠道作用。
（四） 制定和貫徹可持續發展戰略，促進我國和諧社會的建設與發展
國家發改委稱，雖然國家加大了對高耗能行業的調控力度，但高耗能產業的增速總體依然偏快。中國總體能耗遠高于世界水平是不爭的事實。要始終貫徹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政府應該明確產業規劃，按產業來招商。嚴格控制“兩高一資”（即高消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企業的數量，為了對地方政府不考慮生態后果的開放與招商沖動有所制約，政府在多年前提出綠色國內生產總值概念。2007年發改委已將治理“兩高”作為實施國家宏觀調控的重點，以市場導向原則為基礎，實施污染者付費、彌補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則，對企業進行統籌規劃，分步實施，因地制宜，充分考慮各個方面的承受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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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資的利弊范文2
【關鍵詞】GDP；FDI；重慶；外商投資
在經濟危機頻發的時代，出口受阻，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便顯得更為重要。除了國內投資，國外資本的流入也是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資本自由化的支持者認為，外國直接投資（FDI）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外生因素。相關實證研究表明，對于高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增長與FDI具有正的相關性。自改革開放以來，FDI不僅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還是促進各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同比下降2.56%，以外資作為經濟增長主要外部動力的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唐等經濟發達地區也出現了外資進入減緩的勢頭。與之相反的是，中國西部地區吸引外資總數卻在逐年攀升。作為內陸開放高地的重慶，不僅在直轄15年間實現了經濟的級數增長，更日益成為外資競相追逐的熱土，在2006年2011年間，重慶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FDI）規模從6.96億美元劇增至100億美元。顯然，對于重慶而言，外資的大量流入對該地區的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理論上講，FDI與GDP之間的關系是雙向的。但是在實證研究，經濟學家對FDI與流入國經濟增長的檢驗由于假定條件的不同、計量方法的差異，處理數據手段的不一以及資本流入國的實際情況導致所進行的檢驗是不固定的。本文從外國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出發，運用EVIEWS3.0軟件，通過ADF檢驗與協整檢驗判斷出1997年至2011年期間重慶市外商直接投資額（FDI）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間是具有協整關系，并用脈沖響應函數與Granger因果檢驗分析兩者相關性的持續性與穩定性。
一、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理論綜述
國外對于FDI與經濟增長之間相關性的研究尚未形成統一結論。1966年，Chenery和Adelman在哈羅德多馬模型的基礎上提出“雙缺口”模型，該模型認為，制約東道國經濟起飛的兩大瓶頸是“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而FDI是彌補這兩大缺口的最佳辦法。1995年，Borensztein，De Gregorio 和Lee通過對69個國家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FDI是一種重要的技術轉移渠道，其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要大于國內投資。然而，Chakraborty和Basu（2002）在對印度19741996年度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時發現真實GDP增長是FDI增長的Granger原因，但FDI不是真實GDP增長的Granger原因。De Mello（1996）通過對5個拉丁美洲國家（巴西、墨西哥、委內瑞拉、智利和哥倫比亞）的研究發現FDI與東道國經濟增長因果關系的方向取決于東道國的貿易體制、經濟開放程度以及國內政策。Agosin和Mayer（2000）以及Misun和Tomsik（2002）對不同國家的實證分析結果也都大致支持了FDI對不同國家國內投資的影響存在差異的結論。
國內對于FDI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研究開始與上世紀90年代。沈坤榮，耿強（2001）指出外國直接投資（FDI）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方式，FDI緩解了東道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本短缺。通過總體生產函數的構建分析了FDI與經濟增長的關聯性。同年，竇祥勝從金融危機角度分析資本流動自由化的利弊，指出其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提出中國應該實行適當的匯率制度，保持適度的外匯儲備，改善外資流動管理方面采取對策。肖繼五，李沂（2009）通過對我國1982一2008年間資本流動與GDP增長率變動情況的實證分析驗證其相互作用關系。胡祖六（2004）論述了中國引進外資方面的三個問題，即中國引進外資的成績如何的問題，外資在中國的作用問題，以及未來前景與政策影響問題，文章指出FDI為我國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的，同時指出外資對中國的影響不總是正面的，所謂的技術外溢效應也沒有達到預期的水平，最后對我國今后在外資方面的相關問題提出政策和建議。
二、重慶經濟增長與外商直接投資現狀
1997年6月18日，占地8.24萬平方公里（主城區面積：640平方公里），擁有近3300多萬人口的重慶正式恢復直轄市的身份，此后，重慶經濟得到飛速發展。直轄當年，重慶全市國民生產總值（GDP）僅為1509.75億元，截至2011年底，該市GDP總額上突破10000億人民幣。不僅如此，重慶人均GDP在2009年突破3000美元，正式步入小康社會。在過去的一年里，重慶出現了諸多社會問題，但經濟增長的步伐并未就此放慢，據重慶市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表明，2012年重慶人均GDP達到39083元，首次超過38449元的全國人均GDP水平，該市與北京、上海、廣東和浙江等地人均GDP的相對差距較1997年分別縮小16.4、24.9、25.5和17.2個百分點。
在利用外資方面，重慶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額一直呈穩步增長的趨勢。重慶直轄當年，該市實際利用FDI僅為3.85億美元，占全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比例不足1%。在提出西部大開發后幾年間，重慶實際利用外商投資呈小幅上升狀，總額始終停留在一位數（以億美元為單位）。直至2007年，重慶吸引外資額增長幅度達55.95%，首次突破十億美元大關，截至2011年底，重慶外商直接投資總額達105.29億美元，為1997年的27倍，占全國比例約9%，并連續三年成為西部吸引外資最多的城市。
參考文獻：
[1]Borensztein， E.&De Gregorio J.&Lee JW.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1988
[2]紀杰，龍勇.重慶FDI、國際貿易及經濟增長相關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經驗實證[J].技術經濟，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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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雙順差 實證分析 成因相關性
一、引言
近年來，全球經濟失衡現象日益凸顯，集中體現在美國龐大的經常賬戶赤字以及日益增長的債務，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國家迅速增長的貿易順差，以及歐洲發達國家的債務危機。事實上，談到中國的崛起，不得不提的就是1994年以來中國持續的雙順差現象（除1998年資本項目出現小額逆差外）。盡管雙順差的出現并不是特例，但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新興經濟體而言，其背后可能隱藏了特殊的經濟問題，這些經濟問題對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均有顯著影響，因此國內許多學者對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形成原因及治理方案做了相關研究。
楊宗翰等（2006年）運用兩時期模型分析了中國經常項目順差的原因。文章將1982年至2005年視為第一期，2005年以后的經常項目順差則是由于前一時期存在激烈的競爭使得產品的價格不斷下降，因此降低的消費指數就使得家庭預期的第二期收入減少，在利率不變的情況下第二期收入的減少造成持久收入減少，最終導致了經常項目的巨額盈余。對于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的成因，文章認為主要是大量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中國較低的生產成本及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吸引了大量國外資本，導致為保證國際收支平衡應當呈現赤字的資本與金融項目也出現了順差[1]。
盧鋒（2006年）則認為雙順差的直接原因為加工貿易順差和外商直接投資持續增長。加工貿易順差主要導致了經常項目順差，與此同時加工貿易的大部分是由外資企業承擔或參與的，而外商直接投資的持續增長又導致了中國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因此雙順差的成因可以集中歸結為外商直接投資及其不斷推動發展的加工貿易。進一步，文章指出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現象與當代經濟全球化時代環境具有深刻聯系，而中國在產品內分工興起的經濟浪潮中扮演越來越重要角色，越來越多地參與特定產品的生產或供應活動[2]。
張少軍等（2008年）基于全球價值鏈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形成，其實是國際經濟活動在全球布局的結果，是全球價值鏈的主導者協調和治理在空間上分散的生產經營活動的貨幣表現。雙順差的形成有嶄新的經濟背景和很強的微觀基礎[3]。
目前已有研究較多集中于中國經常項目順差的分析或將研究聚焦于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對于兩個項目順差成因之間的相關性鮮有研究，首先對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的原因進行定性分析，提出假說；然后對兩種順差的成因進行實證檢驗，比較兩個順差決定因素的異同；最后提出本文的政策建議。
二、實證分析雙順差的成因
（一）經常項目順差成因分析
在1985―2010年的26年中，國際收支中的經常項目僅有5年是逆差，這5年分別是1985年、1986年、1987年和1993年，且從1994年起連續16年都是順差，特別是2004年起，中國對美國經常項目的順差顯著增長，最高時超過4000億美元，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才有些許下降，2010年又有反彈趨勢（如圖1）。
圖1 1985―2010中國對美國經常項目差額（百萬美元）
數據來源：外匯管理局
分析經常項目順差的形成原因，我們可以從國民收入恒等式入手。
依據支出法計算一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可知：
Y=C+I+G+(X-M) (1)
其中Y為國內生產總值，C為消費，包括個人消費和政府消費，I為企業投資和居民投資，G為政府投資，X為出口，M為進口。
由此(1)移向可得經常項目差額CA=X-M=Y-(C+I+G)（2)
出口與匯率和國外需求有關，而進口則與國內消費需求和匯率有關。消費開支等于可支配收入乘以消費率，消費率等于1減儲蓄率，因此，經常項目順差是匯率、可支配收入和儲蓄率的函數；可以將(2)式可以改寫為CA=CA(ER,IN,SR) (3)
其中ER表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IN表示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SR表示居民儲蓄率。將上述三個因素看成解釋變量，將經常項目順差看成被解釋變量建立如下多元線性回歸方程：
LogCA=α1+α2logER+α3logIN+α3logSR (4)
從中國外匯管理局網站得到1985-2010年中美經常項目順差的數據，并從國研網和中經網得到相應年份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間接標價法）、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儲蓄率的數據，去掉負數后取對數得到相關變量ADF單位根檢驗結果如下：
說明：檢驗形式(C,T,L)中，C代表常數項，T代表趨勢項，其值為0時表示不含有趨勢項，L表示滯后階數。
檢驗結果表明logCA，logER，logIN，logSR四個變量均具有一階單整性，故進行協整檢驗如下。
注：*表示5%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表示1%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
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這四個變量之間不具有協整關系的零假設被拒絕，故它們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同時對模型進行White檢驗和DW檢驗，結果如下：
F統計量=1.438528，Prob. F(8,6)=0.3382；DW值=2.095801
顯然，模型通過了White檢驗和DW檢驗，表明模型中不存在異方差和自相關現象，因此可以進行t檢驗和F檢驗，并對其進行多元回歸分析可得：
logCA=1.492430-5.249041logER+3.234079logIN+5.217988logSR (5)
(0.128974) (-3.334029) (8.929311) (2.396569)
R2=0.881332
F檢驗值=27.23198 P-值(F統計)=0.000022
注：括號中為t檢驗值，下同
t檢驗的結果說明三個參數都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即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居民儲蓄率對經常項目順差的影響都是顯著的，這一結果與前文的理論預期相符。F檢驗的結果說明F檢驗值1%的顯著性檢驗，即模型整體的顯著性很好。
故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經常項目順差變化率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間接標價法）變化率負相關，與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變化率和居民儲蓄率變化率正相關。其他因素不變時，人民幣每升值1%，經常項目順差將降低5.25%；同樣的，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上升1%，經常項目順差將上升3.23%；居民儲蓄率每上升1%，經常項目順差將上升5.22%。另外，由R2=0.881332可知這三個解釋變量對經常項目順差的解釋程度達到88%以上。
（二）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成因分析
1985年以來，我國對美國資本項目差額總體也是順差狀態，特別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更是呈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到2010年，資本項目順差達到了2260億美元（如圖2）。
中國作為新興的經濟體，擁有低廉的要素成本和巨大的潛在市場，吸引了大批的外商直接投資。同時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一直認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使得外國資本的大量涌入。這兩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順差，這一順差的持續時間甚至比經常項目還要久。我們建立二元線性回歸方程如下：
KA=β1+β2?ER+β3?DI (6)
其中KA表示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ER表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DI表示外商直接投資。
本文從中國外匯管理局網站得到1985-2010年中美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的數據，并從國研網和中經網得到相應年份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間接標價法）和外商直接投資的數據，對三個變量進行ADF單位根檢驗結果如下：
說明：檢驗形式(C,T,L)中，C代表常數項，T代表趨勢項，其值為0時表示不含有趨勢項，L表示滯后階數。
說明KA，ER，DI三個變量均具有一階單整性，即均為I（1），因此可以進行協整檢驗。
統計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這三個變量之間不具有協整關系的零假設被拒絕，因此這三個變量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同時對模型進行White檢驗和DW檢驗，結果如下：
F統計值=2.874952，Prob. F(8,6)=0.0444；DW檢驗值=1.869157
模型通過了DW檢驗，但沒有通過White檢驗，即模型存在異方差現象，t檢驗和F檢驗的有效性將受到影響，故將模型調整為：
KAt=β1+β2?ERt-1+β3?DIt (7)
其中，KAt表示當年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ERt-1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滯后項，即上一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DIt表示當年外商直接投資。
以前述數據為基礎，進行White檢驗和DW檢驗，得到如下檢驗結果：
F統計值=2.502010，Prob. F(8,6)=0.0773；DW檢驗值=2.056263
模型通過了White檢驗和DW檢驗，表明模型中不存在異方差和自相關現象，因此上述t檢驗和F檢驗的結果均是可信的。故可以將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表示為如下回歸方程：
KA=46610.21-128.7409ERt-1+210.5723DI (8)
(1.781487) (-2.599603) (6.631016)
R2=0.747161
F檢驗值=26.59571 P值(F統計)=0.000004
t檢驗結果說明兩個變量的參數都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即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和外商直接投資對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的影響都是顯著的，這一結果與前文的理論預期相符。F檢驗結果說明F檢驗值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即解釋變量模型的顯著性很好。
故本文得出如下結論：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與上一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間接標價法）相關，與外商直接投資正相關。其他因素不變時，上一年人民幣每升值1個單位，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將降低1.2874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億美元，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將增加2.1057億美元。由R2=0.747161可知這兩個解釋變量對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的解釋程度達到74.7%以上。
三、兩個順差成因的相關性
在分別實證分析了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的成因后，本文將研究構成兩個項目順差的原因之間是否有相關性。觀察可以發現，兩者的原因中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是共同的因素，因此接下來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資、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居民儲蓄率之間的相關性。
首先建立二元線性回歸方程如下：
LogDI=γ1+γ2logIN+γ3logSR (9)
根據表1和表2中1985-2010年的相關數據，得到如下方程：
LogDI=-2.376588+0.782789logIN+0.545646logSR (10)
(1.746216) (-2.557334) (7.003885)
t檢驗結果表明居民儲蓄率沒有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即居民儲蓄率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不顯著。去掉這一解釋變量，同時為了消除異方差和自相關現象，重新建立方程如下：
logDDI=γ1+γ2logDIN (11)
其中DDI表示當年外商直接投資與上年外商直接投資的差額，DIN表示當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上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額。以前述數據為基礎，得到如下方程：
logDDI=-5.774783+1.420676logDIN (12)
(-3.428923) (5.215231)
R2=0.588732
t檢驗結果說明DIN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即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環比增長率對外商直接投資環比增長率的影響是顯著的，兩者具有正相關性。當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環比增長率上升1%，外商直接投資環比增長率將上升1.42%。因此本文認為，雙順差的形成不是由于各自相對獨立的因素，而是具有較強相關性的因素同時導致了經常項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順差，這兩個因素分別是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資。
四、結論及建議
實證研究表明，影響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的因素具有明顯相關性，兩者的同時出現有內在的聯系，我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及人民幣匯率則是聯系兩者的紐帶。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上升一方面刺激了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增加了銀行的可借貸資金，為出口行業的發展提供基礎，促進了經常項目順差的形成；另一方面還形成了更大的消費潛能，吸引了外國企業大量在國內投資生產，誘發了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順差。而人民幣匯率過去一度處于低值，不僅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國內商品的出口優勢，還刺激了外商在國內的投資。
但雙順差對國內外經濟有許多不利影響，如雙順差可能造成巨額的外匯儲備，同時加大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造成美元貶值嚴重，導致我國外匯儲備嚴重縮水。因此，中央政府應當想辦法緩解國際收支不平衡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諸多不利影響，提出如下措施。
1.進一步擴大內需，使居民不斷增加的可支配收入轉變為國內消費，從而降低中國居高不下的儲蓄率，減少經常項目順差。
2.合理利用外商大量投資的機會，在引進外資時，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應，逐漸形成自己的技術開發能力，最終能夠獨立進行研發生產，加快企業“走出去”的步伐。
3.完善匯率機制，進一步提高匯率浮動幅度，保持人民幣緩慢升值，以緩解雙順差等經濟失衡現象。
4.鼓勵企業引進適用的技術設備，加大技術改造和產業升級；加大石油和礦產等戰略物資的進口；通過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教育和旅游及消費增長帶動進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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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資的利弊范文4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升值幅度不超過12%，而今年第一季度升幅就達4%，4月10日一舉破7。推動人民幣快速升值的原因有很多，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1.管理當局出于抑制通脹的目的未加干預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數據，2007年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僅約1%，而實際有效匯率升值幅度達4.5%，二者相差較大顯示出國內通貨膨脹水平較高，加快升值尤其是加快名義有效匯率升值，有助于抑制通貨膨脹，市場近期的表現也顯示出管理當局希望用升值來部分替代通脹的用意。
2.人民幣升值預期推波助瀾
人民幣升值預期升溫，加劇了市場供求不平衡的態勢。由于去年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大，加之美聯儲頻頻降息，中美利差進一步倒掛，刺激境外熱錢流入中國。統計顯示，今年1至3月，全國新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6949家，同比下降25.26%，但實際使用外資金額274.14億美元，同比增長61.26%；一些小島國家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來源地。此外，國內企業和居民結匯意愿也有所增加，今年一季度外幣存款下降55億美元，同比多下降89億美元。同時，一些香港居民在發薪后，只留少量港幣作生活費，其余都換成人民幣存入香港的銀行。香港金管局的統計顯示，今年1月，香港人民幣存款同比大增21%，甚至有一些香港居民將人民幣存入內地。這樣一來，外匯市場供大于求的局面更為明顯。在預期的引導下，形成了自我強化，促進了人民幣的加速升值。
3.美元的加速貶值，進一步推動了人民幣升值
受次貸危機的影響，美國政府為了避免經濟衰退，失業率大幅度上升，采取了持續降息的寬松貨幣政策，這一方面導致中美利差倒掛，另一方面使得美元持續走軟。雖然在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后，人民幣匯率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但在一籃子貨幣中，美元是主要的構成成份。這一點可從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月度環比數據獲知，從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月度環比數據一直比較穩定，最大幅度不超過2%，而對日元、歐元的環比波動則較大，由此說明，人民幣對美元實際存在另一種軟盯住。因此，美元持續貶值，人民幣就會不斷升值。
二、人民幣快速升值對中國經濟產生的影響
1.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根據貿易收支理論，一國貨幣升值在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的情況下，會引起本國進出口商品相對價格水平改變，出口商品的外幣計價升高，進口商品的本幣計價降低，從而抑制了出口，促進了進口。根據我國2006年至2008年2月進出口月度數據的統計，在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的背景下，我國月進出口額、月進出口差額同比都是增加的。由此可以說明，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我國進出口的影響是有限的，至少從目前來看是這樣的。但人民幣升值確實對我國某些產品的出口造成很大的沖擊。比如我國的農產品，與國外相比,我國出口增長較快的農產品如水產品、蔬菜和水果等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具有價格競爭優勢。人民幣升值可能會使這個優勢喪失。而且,人民幣升值會使那些與國際市場價格相差不大的農產品的進口增加。因此,人民幣升值將阻止我國農產品貿易出口增長的步伐,進口將明顯增加,對我國農業生產將造成沖擊,影響農民增收。農產品進出口貿易可能發生逆轉,由順差變成逆差。
2.對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
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一方面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國內不同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產業之間的差距，凸現國內經濟結構失衡。人民幣的快速升值將使資源部分轉向服務業、國內制造業和農業,使經濟結構得到改善。人民幣升值，通過相對價格效應，將削弱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壓縮了出口產品的利潤空間。這樣“兩高一資”產品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將進一步得到抑制；紡織、服裝、鞋類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速將有所放緩,勞動密集型企業要想繼續保持競爭力,將不得不轉向開發新產品、提高技術水平、培育自主品牌等來提高產品附加價值,以尋求新的利潤來源；從而促進出口產品結構的優化升級。同時人民幣的升值亦會通過相對價格效應，使得資源性產品、關鍵技術設備進口將繼續較快增長,發揮進口對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對于進出口重要載體的外商投資企業而言,盡管人民幣升值使外商投資成本增加,但技術密集型外資企業受到的影響遠小于勞動密集型企業,這有利于鼓勵外資在更大程度上參與國際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促使其走高技術、低消耗、高效益之路,開發更具競爭力的產品,同時更多地關注國內市場,從而減少我國經濟對外貿的依賴。同時，人民幣升值為企業技術進步提供了適宜的環境和土壤。人民幣升值降低了國內企業進口國外先進設備、工藝及技術成本，提高企業進口積極性，快速提升了我國企業的技術水平，這也將促進企業的技術進步和結構升級。因此，從中長期看，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
3.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
匯率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一國貨幣匯率變化通過財富效應、成本效應、需求效應及風險效應對外商直接投資產生影響，但不同目的、不同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資受匯率變動的影響不同。對于具有真實投資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升值,外幣的購買力下降,資產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化,以外幣計價的本國資產價格上升、注冊資本金增加,外資企業在我國當地購買設備、廠房等前期投資所需要的啟動資金也會增加。這樣,外國投資者在我國的投資成本和經營成本都會提高,大大抑制了其在國內的獨資和并購行為。對已在華投資且“兩頭在外”的外商而言，人民幣快速升值一方面通過相對價格效應影響其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通過進口的價格效應降低其產品的成本。因此，對這一部分外商直接投資來說，人民幣快速升值的影響較小。對已在華投資且“一頭在內，一頭在外”的外商，其影響又分兩種情況，若原材料依賴于進口,成品在國內銷售的，會通過降低成本、擴大利潤從而刺激該類生產的擴大；若產品用于出口，原材料在國內采購，國內物價上漲及出口產品價格的上升會對該類外商直接投資起到抑制作用。對已在華投資且“兩頭都在內”的直接投資，由于要素價格和產品價格都在上升,其影響也較小。人民幣快速升值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利潤分配及分配利潤的匯出也會產生影響。總的來說，人民幣快速升值對未來外商直接投資起抑制作用。
4.對物價水平的影響
理論上，人民幣升值有利于緩解我國日益加劇的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通過影響進出口相對價格，進而降低貨幣供應、生產成本、海外收入、預期等，從而對國內產生類似于貨幣政策緊縮的效果，降低國內通脹水平。但在實踐上，伴隨著人民幣持續升值，國內物價水平一直不斷地上漲，在我國出現了升值和通脹并存的局面。這說明人民幣升值對物價水平的抑制作用目前并未顯現出來。當然，引起國內物價上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需求拉動的通脹壓力、有供給沖擊的通脹壓力、還有結構性通脹壓力。人民幣升值對通脹的抑制作用主要體現在減輕輸入性通脹的壓力，但由于成品油等資源品價格仍未放開，又加上國際糧食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幅度遠遠超過人民幣升值幅度，這一效應被大打折扣。
5.對就業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使就業壓力進一步加大。我國大部分新增就業機會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帶的出口導向型企業和外資企業，而受人民幣升值影響最大的“重災區”恰恰就是這兩類企業。人民幣升值對民營企業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影響，最終將體現在就業上。另外，人民幣升值還將影響到多個相關行業，導致其就業機會的減少。由于人民幣升值，國外游客來華旅游成本上升，就會減少來華旅游和消費，這會對國內服務業、旅游業等造成沖擊，進而影響到這部分的就業人群。人民幣升值，也會使進口商品大量涌進國內市場，這會讓國內企業的部分市場份額被國外產品占領。這兩個方面都會導致國內部分行業重新洗牌，企業縮減業務甚至面臨破產，很多人可能因此失業。
6.對金融市場穩定的影響
人民幣快速升值給金融市場的穩定帶來潛在的風險。人民幣升值加速了國際資本的流入，在大幅升值的預期下，人民幣升值必然吸引大量國際游資通過各種途徑流入國內。國際游資具有規模大、流動快、趨利性強的特點。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投機的盛行，為日后金融市場的動蕩埋下禍根。另外在我國金融監管體系有待進一步健全、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滯后，金融機構風險管理能力薄弱的情況下，金融風險可能會進一步加大，引發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在我國現行的匯率制度下，中央銀行必須斥巨資回收外匯，使得市場流動性過剩。
三、結論及建議
從上面的分析可知，人民幣升值通過影響進出口、投資、消費進而對就業、物價水平、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產生極大的影響。這種影響有利有弊，在權衡利弊的基礎上，采取有利于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應對策略是必要的。首先，改變通過人民幣快速升值來抑制通貨膨脹的策略措施。實踐中人民幣升值和通貨膨脹并存的局面可以說明寄希望僅依賴人民幣快速升值來抑制通貨膨脹可能并不現實，相反會對經濟造成更大的傷害。從全球的視角，可以發現通脹正在全球蔓延，飽受通脹之苦的不僅僅是中國，因此，要解決我國的通貨膨脹問題，不應只在國內的框架之內，也不能過重的依賴人民幣匯率政策，而應在更廣的視角下，采取多種的政策措施綜合治理。其次，采取措施引導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人民幣加速升值縮短了升值預期的周期，容易引起外資的集中撤離，引發金融市場的動蕩。上世紀80年代日本就曾出現游資集中撤離、金融市場遭受重創的實例，值得我們引以為戒。中國今天所處的時期比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更為敏感，如果市場存在持續的升值預期,將造成人民幣資產價格的非正常上漲,利率不斷下跌,可能陷入日本式的流動性陷阱。再次，進一步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測和管理。雖然我國實行資本項目下的外匯管制，但熱錢還是通過各種途徑進入我國，一方面使得我國國際收支順差擴大，另一方面給人民幣升值帶來壓力。因此，我國應盡快出臺有關的管理辦法，細化流動性資本跨境移動的監管，必要時采取跨境資本交易稅和無息存款準備金要求，進一步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測和管理。最后，鼓勵對外投資并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鼓勵并引導資金對外投資，既可以減輕國內流動性過剩的壓力，又促進國際收支的平衡，降低人民幣快速升值的壓力和預期。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進一步改革是目前經濟條件下的首要選擇。適當擴大匯率的浮動區間，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人民幣匯率波幅范圍擴大,將會增加投機資金的風險,使投機的動力減小,從而減少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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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資的利弊范文5
在這樣的經濟形勢下,中國的民營企業所面臨的考驗更為嚴峻。從歷史和其它國家的經驗來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是民營企業獲取新的發展機遇的重要途徑。目前,浙江省是國內民營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比較早,企業數量相對較多,同時也取得了一定成績的省份之一。因此,本文通過評析浙江省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模式,力圖為我國民營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一些啟示。
一、浙江省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概況
《2008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在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者中,中央企業及單位僅占5.6%,各省市的投資者占了94.4%。其中,浙江、江蘇、山東、廣東、福建、上海、黑龍江六省一市的境內投資者數量占總數的70.2%;浙江省的境內投資者數量最多,占22%;七成的私營企業投資者來自浙江、福建兩省。從設立境外企業數量看,中央企業和單位占19.6%,浙江、廣東、江蘇、山東、北京、福建、上海、河南、黑龍江七省兩市的境外企業數量占境外企業總數的六成,其中浙江省是中國擁有境外企業數量最多的省份。此外,根據浙江省外經貿廳課題組的《浙江境外投資創業現狀的調查》,截至2003年底,浙江省經審批的境外投資企業(機構)1382家,位居全國首位;投資遍及世界107個國家和地區,投資總額6.09億美元,其中我方投資額4.45億美元,每年帶動出口15億美元。浙江省企業境外投資的領域除一般性貿易投資外,投資項目涉及輕紡、機械、電子、化工、醫藥、建筑、專業市場等行業。浙江省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改革開放后到1999年之前,主要是通過在境外窗口公司設立分支機構,了解海外市場。1999年,浙江省提出了“兩個推動”,即推動本省制造業等優勢產業到境外投資,積極開展加工貿易;推動省內商品專業市場到境外設立分市場,開展跨國經營。此后,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受政府推動,開始加速發展。現階段,浙江省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正處于全面推進時期,投資規模、企業數量、涉及行業領域、投資方式都在不斷發展。
二、浙江省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模式評析
(一)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
“塊狀經濟”專指以制造業為主體,具有產業集群特征,富有浙江特色的區域經濟形態。“塊狀經濟”表現為以某一行業的骨干企業作為龍頭,以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家庭工廠配套協作為基礎,在某一區域內形成的專業化分工、社會化協作和現代化生產的企業群體。紹興的輕紡、領帶、襪業,寧波的服裝、機電、塑料,嘉興的皮革、建材,溫州的皮鞋、低壓電器,蕭山的汽車配件和永康的小五金等,都是浙江省具有鮮明特色的“塊狀經濟”。
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浙江省民營企業也通過實施“塊狀經濟”,采取集群式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創造“走出去”的整體競爭優勢。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載體就是在各個國家和地區興建的海外工業園區,其中既包括浙江省民營企業投資的國家級境外經貿合作區,如華立集團與泰國安美德集團在泰國東部海岸創立的泰中羅勇工業園,康奈集團牽頭建設的俄羅斯烏蘇里斯克遠東康吉工業園等;也包括民營企業自發到國外開辦的工業園,如越美集團投資的越美(尼日利亞)紡織工業園等。
單個民營企業勢單力孤,由于受到資金、技術、管理和人才等多方面的制約,僅僅依靠自身力量進行跨國經營難度很大。而采取集群式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可以實現專業化分工和相互協作;信息共享、基礎設施和服務共用;增強對外談判能力,節約采購成本;降低海外投資風險,避免惡性競爭。海外工業園區的建立,可為民營企業實現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搭建一個良好的信息提供與運營服務的平臺。
(二)開展境外生產加工
浙江省的傳統優勢行業,如機械、輕工、紡織服裝、建材冶金和電子等,普遍存在著生產能力過剩問題,同時面臨著國內需求飽和,需求層次升級和出口產品貿易壁壘不斷增加的雙重困境。因此,浙江省的民營企業紛紛通過開展境外生產加工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為在國內已經處于飽和狀態的產品尋找海外市場并轉移過剩的生產能力,同時帶動國內技術、設備、零部件和勞務的輸出。例如,浙江省平湖茉織華實業集團投資250萬美元在約旦創辦織衣廠,1999年獲得批準,當年就派出250名中方員工,并出口了220萬美元的設備和材料。寧波海天機械公司已在土耳其、加拿大、墨西哥等多個國家設立了境外加工企業,已成為亞洲舉足輕重的塑料機械生產商。
民營企業在境外投資興建生產加工企業,可實現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有效配置和原產地的多樣化,減輕國內的資源和環境壓力,轉移本地傳統優勢產業的過剩產能,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面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開展境外生產加工,可以有效地規避貿易壁壘,緩解貿易摩擦,并且利用東道國提供的稅收、土地等優惠政策。此外,在發展中國家投資,還可以借助發達國家給予東道國的外貿優惠條件進入第三國市場。
(三)構建海外營銷網絡
浙江省的民營企業為實現“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空間,積極構建海外營銷網絡,形式包括海外銷售辦事處、貿易公司、連鎖店、貿易中心等。其中,最具有浙江特色的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商品專業市場和海外商城。而一些在國內已具有品牌優勢的浙江省民營企業,也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建立營銷網絡,推廣自主品牌。例如,康奈集團從2001年開始,就在意大利、法國、美國、西班牙、葡萄牙、德國等多個國家和地區開設了康奈皮鞋專賣店(柜)。此外,通過實施海外并購,也可以獲得外方企業已有的成熟銷售網絡。例如,萬向集團曾經以代工方式,借助美國舍勒公司的銷售渠道進入北美市場,后期萬向集團通過并購經營陷入困境的舍勒公司,得以直接掌控舍勒公司的市場網絡。另據報道,到2012年,浙江省要在境外建設50個省內優勢行業的地區營銷總部,重點扶持100家龍頭企業建設營銷網絡,其功能主要是自主品牌推廣、營銷接單、售后服務和物流配送。
商品專業市場和海外商城已成為浙江省民營企業產品進軍國際市場的橋頭堡,降低了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成本和風險;通過構建海外銷售網絡,推廣自主品牌,則可以占領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并購國外知名品牌及其銷售網絡,可以利用已有的成熟銷售網絡,迅速打開國際市場,改變民營企業以往從事貼牌業務的代加工地位,并獲取定價權。地區營銷總部雖然是由龍頭企業承建的,但也能帶動相關配套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走出去。
(四)設立境外研發機構
為積極利用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技術、人才和資金等方面的諸多優勢,浙江省的民營企業已經開始在境外設立研發機構。2001年,華立集團為進入通信高端業務,動用巨資收購了飛利浦的CDMA研發機構,并且擁有了在美國、加拿大的CDMA的實驗室和境外創新團隊。盡管這一并購未能實現預期收益,但它卻開創了我國民營企業從事境外研發的先河。在海外設立研發機構的浙江省民營企業主要還是少數行業龍頭企業,如萬向集團,康奈集團、奧康集團等,主要方式是并購海外企業或其技術部門,新建獨立研發機構和設立合資境外研發機構等。
浙江省民營企業在海外設立研發機構的主要目的無疑在于獲取技術、服務于市場需求,提升民營企業的國際競爭實力。此外,投資于海外研發機構,利用國外的技術和人才,還可以提升浙江省傳統制造行業的創新能力。在傳統制造業領域,浙江省的許多民營企業主要還是依靠成本優勢,而發達國家的一些同類企業雖然經營陷入困境,卻仍擁有完整的研發團隊。通過設立海外研發機構,將海外技術資源與浙江省的制造能力相結合,能夠有效地提升傳統制造業領域民營企業的競爭優勢。
(五)實施海外并購
隨著企業綜合實力的不斷增強,浙江省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也在逐步升級,一些實力雄厚的民營企業已經開始實施海外并購。萬向集團收購納斯達克上市公司UAI,不僅獲得了被收購方的專利技術,提升了制造能力及產品檔次,而且還獲得了品牌和銷售渠道。納愛斯集團通過收購獲得多家香港日化企業的知名品牌,為開拓國際市場打下了良好基礎。浙江新杰克縫紉機股份有限公司收購德國自動裁床設備制造企業Bullmdr和Topcut,一舉躋身世界縫紉機中高端領域,并縮短了進入歐美市場的通道。
現階段,民營企業存在的普遍問題是技術和管理水平落后、人才缺乏,研發水平低、沒有知名品牌,單純依靠低成本優勢,而實施海外并購,是民營企業實現轉型的有效途徑之一。通過海外并購,可以獲取有效的人力資源和國際知名品牌,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提升民營企業的跨國經營能力。此外,實施海外并購還可以減少投資成本,借助現成的經營網絡和社會關系,迅速打開國際市場,降低管理難度和經營風險。
三、幾點啟示
中國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還處于剛剛起步的階段,難免會遇到諸多問題。雖然浙江省民營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比較早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也同樣遭受到了很多挫折與失敗,有很多經驗和教訓值得汲取。從浙江省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過程來看,民營企業同樣具備從事跨國經營的條件與能力,選擇什么樣的對外直接投資模式則應遵循以下一些主要原則:
第一,充分發揮比較優勢。民營企業雖然不具備跨國公司那樣的壟斷優勢,但在資金、技術、管理和品牌等方面已具備了可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發揮的比較優勢。例如,相對于欠發達國家來說,浙江省民營企業在傳統制造業領域的比較優勢較為明顯,通過開展境外生產加工,就充分利用了民營企業的生產能力和適用技術。對于經過長期積累而形成的規模較大、實力雄厚的民營企業,憑借資金優勢、過硬技術和知名品牌,實施海外并購和自主品牌推廣,就在發揮比較優勢的過程中,進一步增強了這些民營企業的競爭優勢。
第二,集群式規模化發展。民營企業普遍規模較小、資金有限,承受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能力不強,而采取集群式的對外直接投資模式,則可以形成整體的競爭優勢并降低風險。浙江省民營企業通過創辦并依托海外工業園區,充分發揮產業集聚效應,就有效地增強了民營企業的跨國經營能力。通過建立境外商品專業市場和海外商城,則為浙江民營企業“抱團”走向國際市場搭建了平臺,并加速了民營企業的國際化進程。
第三,循序漸進地逐步推進。為避免盲目性和降低風險,民營企業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應采取循序漸進的發展模式。浙江省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大多是從設立境外貿易窗口開始,先熟悉國際市場,再到開展境外生產加工、構建國際營銷網絡和設立境外研發機構等實體性投資,乃至實施海外并購。這種循序漸進的對外直接投資模式,有利于民營企業逐步積累跨國經營的經驗,從而提高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功率。
第四,注重培育國際競爭力。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國際市場中,僅僅依靠低成本優勢,已經不能滿足民營企業的長期發展需要,也與我國努力尋求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現實相違背。因此,民營企業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應注重培育國際競爭力。浙江省民營企業通過設立境外研發機構、構建國際營銷網絡和實施海外并購等方式,學習和獲取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推廣自主品牌,就有效地促進了民營企業的轉型和產業升級,并提升了民營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總之,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國際經濟環境中,民營企業必須權衡利弊得失,結合企業的自身特征和發展戰略,細致分析東道國的投資環境,認真評估各種風險,積極而謹慎地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模式,最終實現民營企業成功“走出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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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資的利弊范文6
關鍵詞:對外貿易順差收支平衡
一個國家能保持對外貿易順差通常可以被認為,該國的出口商品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并由此積累了相當的對外支付能力或對外債權。但持續、巨額的貿易順差則可能產生一系列負面影響:降低資金使用的收益率。貿易順差本身就說明放棄了同期相應的進口,若未將順差資金運用于對外直接投資、或引進國內所需的先進技術或人才,而只是表現為在國外銀行的存款或購買外國債券,則其收益率往往不如進口國內所需的先進設備或短缺的原材料;加大本幣匯率升值的壓力,若不能有效地化解這一壓力,而讓本幣升值,則可能對隨后經濟發展、尤其是對外貿易的發展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有關企業要將其中大部分兌換成本幣,以滿足其繼續經營的需要,而迫使貨幣管理當局通過外匯占款渠道增加本幣投放。貨幣當局若不能以有效的手段對沖、收回這些本幣,則將加大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將承受對外談判的巨大壓力。順差國的貿易伙伴、特別是逆差國,勢必設置多種貿易障礙、甚至可能不惜犧牲其國內消費者利益,以貿易失衡為由,要求順差國減少出口或增加從逆差國進口,使順差國經濟遭受巨大困難。
巨額順差加大了國內經濟受外來沖擊的風險,不利于國內經濟的協調發展。近些年來,我國大陸國際收支雙順差問題,特別是貿易順差令世人矚目,并引發若干國際爭議。鑒于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額還將少于吸收的外來直接投資,其順差局面一時還不會改觀,因此,本文僅就貿易順差展開討論。
我國貿易差額的基本分析
(一)我國貿易差額的發展概況
原本經濟落后的國家,采取了符合其國情的經濟發展方針策略,隨著經濟發展,其對外貿易往往在經歷一段時間的逆差后轉為順差。日本、韓國等國家都曾如此。我國也不例外:上個世紀80年代,進出口貿易1年平衡,兩年順差,其余7年逆差。合計為42.9億美元逆差。而從1990年起,情況就完全改變了,除1993年外,我國對外貿易持續順差,抵消1993年的逆差121.2億美元,1990-2005年,累計順差達3977.5億美元,其中2000-2005年累計順差額為2291.7億美元,2005年為1018.8億美元,創歷史記錄。近年以來,有關部門多次提出平衡貿易收支和國際收支,但2006年上半年順差仍達到615億美元,超過2005年同期水平。
(二)我國貿易順差劇增的主要原因
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以來,我國連續成為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并形成了以外資企業為主的加工貿易基地。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0-2004年,外資企業在我國大陸加工貿易總順差中所占比重分別為63.6%、67.9%、70.1%、74.1%和77.8%,同期,外資企業在進出口總順差中所占比重依次為56.7%、62.2%、61.8%、73.6%和76.7%。正是在外資企業加工貿易順差持續增加的推動下,2004年我國大陸的加工貿易順差達1063億美元,2005年攀升到1424.5億美元;2006年上半年外資企業在我國大陸進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更達58.47%;
外商投資企業在我國的生產和銷售大幅度增加,替代了進口,如美國政府責任辦公室向國會提交的對華貿易報告就指出:2003年美國公司在華分支機構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額達340億美元,而同期美國對中國出口僅290億美元;
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大量地從我國進口勞力密集型產品的同時,嚴格限制其具有先進技術的產品向我國出口,人為地擴大了貿易差額;
2005年順差突然擴大主要是由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進口(主要是設備進口)增速(17%)放慢,與出口增速(28%)拉開缺口;
外商投資企業偽報進出口額以轉移資金。有學者運用比較法(即比較貿易伙伴貿易統計數據估算轉移定價規模)對進出口偽報的研究結果認為,“僅2001年一年,中國大陸通過進出口偽報方式進行的變相資本流動,就高達662.27億美元,相當于當年中國大陸進出口貿易總額的13.0%。當然上述估算忽略了轉口貿易、加工貿易的影響而并不十分精確,但足以說明進出口偽報規模之大已不可忽視。”
“2002年下半年以來,人民幣升值預期逐漸興起,進出口偽報的目的,日益從資本外逃轉向資本內流,方式也從過去的高報進口低報出口,轉向高報出口低報進口。”這樣的變化虛擴了我國大陸外貿順差。渣打銀行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也提出:“由于進出口企業虛報數據等原因,中國去年的貿易順差遠沒有官方公布的1020億美元那么多,估計實際上只有350億美元,其余的670億美元實際上是貿易中隱藏的非貿易資金流入。”
筆者認為,除了上述原因外,還有以下幾點也很突出:
對貿易差額觀念和政策的滯后。我國曾長期外匯短缺,改革開放初期,把鼓勵出口換匯、創匯作為政策的重點;將“外匯自求平衡”作為外商直接投資一項基本要求。應該肯定這些政策的歷史必然性和正確性。但是,發展至今,我國外匯儲備以至國際債權債務的情況已完全不同于當初。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2005年《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2004年我國已有對外凈資產1203億美元,2005年,該項資產達到2875億美元。盡管如此,在許多地方或部門,人們的觀念仍然停留在當初,一些“經濟學家”也鼓吹出口對國民經濟有貢獻,而進口則相反。體現在政策上,各級政府鼓勵出口換匯、創匯的措施不少;鼓勵進出口平衡安排和鼓勵進口的措施,則相對不足。
經20多年發展,我國已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且許多制造業出現產能過剩,以至于許多國產品不僅在國內市場上取代了進口品,而且在相關的國際市場上也占據了很大份額。這種轉變是好事,但也使相關產品貿易由原先逆差轉變為順差。
騙取出口退稅。虛報出口的動因,除了上述資本內流,以獲取人民幣升值好處外,還有騙取出口退稅的好處。出口退稅本是國際慣例,意在避免雙重征稅,以降低消費者負擔。同時也降低出口商經營的成本,鼓勵了出口。我國大陸的出口退稅額從1985年的19.7億元迅速增加到2004年的4200億元,同期占出口額的比重從2.4%提高到8.6%。然而,并非所有的退稅都有真實的出口。虛報出口,騙取退稅案件時有發現和披露,就說明了這點。
我國內需不振影響進口增長。我國提出擴大內需以帶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方針已多年,但成效并不明顯,主要標志之一是城鄉儲蓄存款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經濟發展速度,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公布數據,我國大陸城鄉儲蓄存款余額從2000年初的59321.83億元增長到2006年6月底的154996.87億元,短短五年半時間,增長了161.3%。高儲蓄率的成因除了傳統消費觀念因素外,更多的是對收入增長的預期不佳,而對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住房等消費前景的擔憂。在消費欲望不強的情況下,消費品進口的增長自然也就難以理想。
此外,還應看到,雖然我國貿易順差較大,但真正具有綜合競爭力的產品還很有限,許多產品出口靠低價競銷,效益并不理想。
實現貿易收支平衡的若干思路和建議
(一)切實轉變觀念
要辨證地認識順差的利弊以及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要正確、全面理解利用好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意義,特別要從我國人均自然資源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基本國情和保護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國策出發,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善于利用國外資源,發展對外貿易。在制定和修訂發展規劃、政策和法律法規時,都應以實現貿易平衡為出發點,同時,加快統一中、外資企業稅收制度。
(二)轉變對外貿易發展的方式
積極鼓勵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發展對外貿易,改變外資企業在我國外貿中占據主要地位的局面;積極發展一般貿易和其他形式的貿易,改變加工貿易在我國外貿方式中占主要比重的局面;出口商品以數量增加為主轉變為以品質提高為主;走內涵發展為主的道路,改變靠外延發展為主的外貿發展思路。要明確:靠外資企業和加工貿易為主發展對外貿易是不可能成為貿易強國的。
應考慮根據我國的產業政策和外貿商品的經營效益等情況,適時適度調整出口稅率和出口退稅率,進一步優化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和進一步提高效益,進而促進實現貿易收支平衡。
應進一步加強引進先進技術工作,并著力在真正吸收和消化所引進的技術,為我所用,同時大力加強自主創新,實現由目前的貼牌、定牌加工為主向委托設計、生產,以至自有品牌生產、營銷為主轉變的貿易。
(三)積極推進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和建設
我們必須冷靜對待貿易摩擦和外國施壓,據理力爭,從長遠發展觀點出發,處理爭議。同時,我國已經與東盟國家達成自由貿易區的意向,并與新西蘭、智利等國家進行自由貿易區的談判。這些都應該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推進,以利于雙方共同努力,實現貿易收支平衡。
(四)謹慎處理有關戰略物資儲備建設
我國已經是石油凈進口國,且石油進口規模還將繼續擴大。而近兩年來,世界石油價格急劇上升,屢創新高。對此,有人提出大量進口石油,建立國家石油儲備,既穩定保障國內石油供應,又降低國家外匯儲備。對其他一些戰略物資,也有類似建議。筆者認為,對此應十分謹慎,認真分析石油價格持續上揚的原因和趨勢,考慮我國大量購進對價格的沖擊。
此外還需要加強海關、外貿管理、外匯管理、銀行、商品檢驗、運輸管理等部門之間的通力合作,驗核進出口商申報的進出口貿易的真實性及其報價的可信性,以核實相關的統計數據,確認貿易差額的準確性。
同時應加強經濟發展規劃,嚴格防止重復建設,有效地緩解或化解產能過剩問題;積極、穩妥地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更好地利用國外資源和市場;著力改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人民群眾收入和生活水平,有效地擴大內需,降低國內高儲蓄率。
平衡貿易收支的前景
目前我國政府已開始采用擴大內需、降低儲蓄率、市場開放、匯率浮動以及擴大進口等組合政策措施來改進國際收支平衡。
筆者認為,由于上述造成貿易順差的原因,都是長期存在、并在隨后多年繼續存在,2-3年內不可能全都扭轉,實現貿易收支平衡需要多方面相當時間的綜合努力。鑒此,筆者認為提出“適度順差,綜合平衡,中長期平衡”的方針比較合適。
所謂“適度”,是指在外貿一時還不能實現收支平衡的情況下,應努力將順差額控制在一定限度內;所謂“綜合平衡”,是指不要求所有商品貿易和所有貿易方式都實現收支平衡,而允許在不同商品領域和貿易方式順、逆差互見;所謂“中長期平衡”,是指從現在起,經過幾年努力逐步實現貿易收支平衡,而且不硬性要求每年都實現平衡,只要逆差或順差不超過一定限額,可以若干年為一個階段,實現階段平衡即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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