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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1

關鍵詞：微機型；備自投；安全運行

1 概述

1.1 微機型保護和自動裝置的優缺點

近年來，為適應調度自動化及變電站無人值守的發展要求，變電站綜合自動化技術迅速發展，大量的微機型保護裝置、自動裝置替代了傳統的電磁型、整流型、晶體管型保護和自動裝置，在電力系統逐漸推廣使用并普及，。微機型保護及自動裝置與傳統的保護及自動裝置相比有很多優點，如：

1. 裝置是一個整體，而不再是單個元件組合而成，維護調試簡單方便，節省大量的時間；

2. 可靠性高，自動識別和排除干擾，有自診斷能力；

3. 易于獲得附加功能，如提供測距和波形記錄等；

4. 靈活性大，只要改變軟件就可以改變特性和功能，適應運行方式變化。

5. 保護性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如距離保護區別振蕩和短路、差動保護識別勵磁涌流和內部故障等問題，都已提出新的原理和解決辦法。

雖然微機型保護裝置、自動裝置有著傳統的保護裝置、自動裝置無法比擬的優點，但就現階段來說，還存在以下幾方面影響其安全運行的問題：

1. 生產廠家眾多，現場使用的各廠家同一類型的裝置在硬件結構、軟件配置等方面存在差異，給回路設計和現場安裝維護帶來不便。

2. 早期的一部分裝置對開關量的輸入輸出設置不合理，使外部回路難以實現擴展功能或因接點公用而造成電源不獨立，形成寄生回路。

3. 早期的一部分裝置內部材料質量較差，有軟擊穿及接口氧化現象，容易造成拒動或誤動。

4. 對本專業人員的知識結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掌握傳統繼電保護及自動裝置的原理，還要掌握微型計算機原理與結構。

1.2 對備自投裝置的基本要求

1. 母線失壓應可靠動作，且只有當工作電源斷開后，備用電源才能投入；

2. 備自投裝置只允許將備用電源投入一次；

3. 應設置手動分閘閉鎖及工作母線或變壓器故障閉鎖；

4. 當備用電源無電壓時，備自投裝置不應動作；

5. 當電壓互感器一、二次保險熔斷時，應設工作電源有電流閉鎖，備自投裝置不應誤動作；

6. 備自投裝置的動作時間，以使負荷停電的時間盡可能短為原則；

7. 一個備用電源同時作為幾個工作電源的備用或有兩個備用電源的情況，備用電源應能在已代替某工作電源后，其它工作電源又被斷開，必要時備自投裝置仍應能動作；

8. 應校驗備用電源的過負荷、電動機自起動和小電源的情況，必要時應聯切相應設備。

2 幾例影響微機型備自投裝置安全運行的問題分析和處理方法

2.1 因開關量及回路設置不合理，形成寄生回路的處理

2.1.1 問題分析

我公司2000年110KV青山泉、大杏沃變綜合自動化改造，采用了南瑞國家電力公司電力自動化研究院的LSA-P型系統，其中備自投裝置型號為LSA661，主變各側及高壓側橋開關操作箱型號分別為LSA602、LSA603,中、低壓側分段開關保護操作一體裝置型號為FBZ-301。工程竣工時因系統聯絡運行，備自投裝置不具備運行條件，未發現異常。交接后，我在組織年檢時，發現備自投裝置所作用的3臺開關的操作正電源與備自投裝置電源互有聯系，經查閱裝置原理圖和施工藍圖，分析后發現，操作箱提供給備自投的用于手跳閉鎖、判斷開關工作狀態的開關量不是空接點，而是在裝置內部與各自的正電源相連，再接入備自投回路中，特別是手跳閉鎖是直接引自控制開關KK跳閘接點兩端，構成的寄生回路極易造成開關誤跳閘（如圖2－1所示）。

圖2－1

2.1.2制定對策

為消除寄生回路的影響，我及時組織向生技部門匯報，提出更改意見并繪制圖紙。方案一：更換裝置，即更換所有關聯操作箱，增加獨立開出STJ和HWJ接點，接入回路，可以解決問題，但兩個變電站共需更換14套LSA操作箱和4套分段FBZ保護裝置，需費用二十多萬元。方案二：在回路中增加具有大容量小體積中間繼電器，適當更改回路，實現隔離，共需中間繼電器18只，費用不到4 千元。經比較可明顯看出，同樣能解決問題，方案二更經濟合理。

2.1.3 方案實施

征得生技部門同意后，我設計繪出二次圖（如圖2－2所示），組織繼電保護專業人員施工。

2.1.4 效果檢查

施工過程中采取了較完備的安全措施，未影響正常運行。采用的JQX－38F中間繼電器體積小，安裝在屏內，不影響屏面布置的美觀，調試檢查時只需拆除一塊活動面板。拉合電源檢查，各裝置間不再有電的聯系。模擬各種故障狀態，使用模擬開關進行整組檢查，各動作行為正確。投入運行后，裝置及回路運行良好。

圖2－2

2.2 因電壓互感器二次切換回路設計不合理造成的備自投拒動的處理

2.2.1 問題分析

圖2－3

圖2－4

圖2－5

2002年我公司新建35KV馬莊變電站，其35KV進線采用內橋接線（見圖2－3），微機備自投裝置為東方電子DF3282型，在施工調試中動作正確，但在送電實模時拒動，施工單位未找到原因。為解決此問題，我帶人趕至現場對裝置和回路進行了檢查，以吳馬線主供，青馬線備用為例，在模擬滿足備自投裝置動作條件時，即備用電源青馬線有電而主供電源吳馬線失電時，發現接入備自投裝置的母線電壓（A650、B650、C650、A660、B660、C660）仍然有正常電壓，即備自投裝置判斷為母線有壓，所以不動。其他運行方式下情況也相同。檢查PT切換回路后找到了問題。內橋接線，壓變在線路側，而在切換回路中（見圖2－5），母線電壓只經PT刀閘輔助接點切換，這樣，即使兩個進線開關都在斷開位置，只要備用電源有壓，母線就有正常電壓，裝置判斷為該段母線有壓，不能動作。而在調試時，是用外加電量試驗，不能發現PT切換回路的問題，因此備自投在調試時動作正確而在實模或正式運行時不能正確動作。

2.1.2 制定對策及方案實施

根據分析得到問題的原因，我制定了在PT切換回路中串入進線開關輔助接點的對策，讓母線電壓（A650、B650、C650、A660、B660、C660）能如實反映母線是否確實有壓，使備自投裝置正確判斷是否具備動作條件，具體實施如圖2－6所示。

圖2－6

2.1.3 效果檢查

再次實模，以吳馬線主供，青馬線備用為例。當斷開吳馬線對側開關（工作電源失壓）時，雖然青馬線線路壓變有壓，但由于2#PT投入回路中串有2DL輔助接點，3ZJ、4ZJ不動作，母線電壓（A650、B650、C650、A660、B660、C660）無壓，滿足工作母線無壓、工作電源無流的動作條件，裝置動作正確。實模其他運行方式下的動作條件，裝置動作全部正確。此問題的解決確保了該變電站今后的可靠供電。

2.3 因裝置參數的整定影響備自投裝置的正確動作的處理

2.3.1 問題分析

2003年6月，35KV紫莊變進行綜合自動化改造，選用了南京南瑞繼保電氣有限公司推出的RCS－9000變電站綜合自動化系統，備自投裝置型號為RCS－9653，繼保人員在廠家技術人員的協助下調試完畢后投入運行。2004年1月份，紫莊變全站失電，我趕到現場檢查設備時，調度說明是市公司緊急限電，但我發現了問題，當時備自投裝置投入，上級電源限電拉閘時，具備動作條件，但裝置只動作于跳閘，而未發合閘令，我沒有放過這個疑點，立即組織人員將該裝置停下檢驗，認為是裝置參數整定不全或不對，而定值單上無裝置參數設置內容。

2.3.2 制定對策及方案實施

按裝置說明書對RCS－9653型備自投裝置的裝置參數進行核對，發現共有38項，在對“斷路器開入位置編程＊DL_SCH”項（見表2－1）分析后，確認原因為＊DL_SCH 中BIT1、BIT3即1DLF、2DLF整定均為0不正確。因為母線上沒有需要聯切的小電源或電容器等設備，在備自投發出跳閘令及聯切令后，雖然1DL（或2DL）的TWJ接點閉合，但1DLF、2DLF不存在TWJ，不可能輸入閉合接點，裝置認為聯切不成功，所以拒合。應將BIT1、BIT3整定為1。

＊DL_SCH按位控制接入的各斷路器位置接點狀態表

位BIT 4 3 2 1 0

斷路器 3DL 2DLF 2DL 1DLF 1DL

說明 1． 1DL、2DL、3DL：分別為1#、2#進線及分段(橋)斷路器輔助接點

2． 1DLF、2DLF：分別為1#、2#母線需聯切斷路器斷路器輔助接點

3． BITx=0：接入TWJ接點，接點閉合：斷路器跳位；接點斷開：斷路器合位

4． BITx=1：接入HWJ接點，接點閉合：斷路器合位；接點斷開：斷路器跳位

5． 裝置出廠缺省定義BITx均為0接入TWJ接點

表2－1

2.3.3 效果檢查

參數重新設置后試驗裝置動作正確。當時在35KV泉河變正在進行綜合自動化改造，采用的也是同廠家同型號的裝置，檢驗時出現同樣的問題，在同樣更改“斷路器開入位置編程＊DL_SCH”項后試驗正確。

2003年以后，我公司的變電站綜合自動化改造全部選用南京南瑞繼保電氣有限公司推出的RCS－9000變電站綜合自動化系統，在實際使用過程中，我們認為該系統軟硬件設計較為專業、功能配置全面、操作與調試較為方便、動作可靠。功能強大了，裝置的參數整定項目較多，定值單上不包含該內容，如果工作不細，裝置的參數整定不全或不對，就容易造成裝置拒動或誤動。在實際運用中，專業人員應仔細檢查每一項參數內容，繼保專職最好能根據運行方式將其列入定值單，以方便繼保和運行人員檢查。

2.4 因軟、硬件質量問題而引起的裝置不正確動作的處理

我公司35KV廟山變電站珠海威瀚WH-BZT備自投裝置在2000年安裝時就發現35KV進線程序編寫不正確，調試時不動作；主變備自投裝置散熱不好，元件不穩定，運行中易死機或誤動。35KV屯頭變電站東方電子DF3282型橋接線備自投裝置程序編寫有誤。這些問題在廠家更換相應的軟、硬件后均得到了解決。

3 總結體會

以上是本人在綜合自動化改造和微機型繼電保護、自動裝置的運行維護過程中發現和處理的幾例影響備自投裝置安全運行的問題，有裝置自身原因，有設計原因，也有檢查維護不到位的原因。在其他裝置或設備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各方面的問題，在保護微機化的過程中，只有抓好各個環節的工作，及時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才能使先進的設備為經濟發展、系統穩定、供電可靠和工作量降低發揮更大更好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國家電力調度通信中心《電力系統繼電保護實用技術問答》第二版.2000

[2] 南瑞繼保電氣有限公司《RCS-9000變電站綜合自動化系統技術使用說明書》.2001

[3] 東方電子《DF3003變電站自動化系統技術說明書》.2001

[4] 南瑞國家電力公司電力自動化研究院《LSA-P型系統技術說明書》.2000

作者簡介：

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2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是目前國際上該領域最著名的研究者之一，根據他在1996年與其同事Ari　Kokko教授對溢出效應的描述，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是指，由于國際企業的進入或參與，東道國本地企業所獲得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實際上，國際上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研究在60年代就已經開始起步，正是由于這一問題本質地涉及到在一個開放的經濟環境中國家的發展戰略，幾十年來該領域的研究越來越熱烈，并且也確實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研究的核心問題是溢出效應產生的機制，即當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東道國以后，是通過怎樣的微觀機制和過程對東道國本地企?I的勞動生產率產生促進作用的。對這一問題的透徹理解無疑將有助于東道國的政府和企業采取相應的措施，以達到更有效地利用外資、促成溢出效應產生的目的。

認識演進：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和作用

回顧歷史，人們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態度經歷了從最初的抵觸到審慎開放，進而主動吸引的過程。

50年代后期，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有限，學者們也只是把它當作國家間的資本流動在國際貿易理論中加以討論；到了60年代后期，隨著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學者們開始著力研究它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的沖擊和影響。主流的研究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是由發起國本國市場的寡頭壟斷特征引起的，研究者們擔心外商直接投資會將這種本國市場的不完善性擴散到其他國家。與此同時，對國際企業轉移價格問題的研究以及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不均衡發展的研究都加強了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抵觸情緒，因而60年代各個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都持有拒絕或嚴格限制的政策。

70年代，國際借貸資本強有力地支持了亞洲新興國家外向型經濟以及拉美國家進口替代型經濟的蓬勃發展；然而，80年代以政府借貸為核心融資方式的亞洲新興國家的發展受到了挫折；而以墨西哥為代表的一些拉美國家又陷入了債務危機；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對以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引進國際資本不得不進行重新的思考。與此同時，學者們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深入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積極的結果。多項研究的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具有多方面的溢出效應，特別在國際技術轉讓方面的作用受到了特別的關注。由此，東道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態度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無論是被動地吸引國際資本還是主動地創造國際技術轉移的機會，多數國家開始傾向于部分開放和有目的的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

進入90年代以來，人們對外商直接投資有了更進一步的積極認識。相對于其他國際技術轉移的方式，人們發現，越是最新的技術和最具獲利性的技術，國際企業越傾向于通過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式在東道國使用。原因在于，從國際企業的角度考慮，采用這種形式會把這類技術法律上的控制權留在國際企業內部。從希望獲取先進技術的東道國的角度考慮，由于上述原因，東道國的企業所需要的先進技術并不一定總能從市場上購買到。在這種狀況下，外商直接投資對于東道國本地企業的特殊意義在于，當國際企業在本地投資并采用先進技術進行生產活動的時候，本地企業可以就近通過觀察、模仿、反向工程以及雇用曾經被國際企業雇用的人員等渠道取得相應的技術與管理的有益信息，從而也可以造成其技術信息的外溢。此外，除了外商直接投資可能造成的技術外溢效應，哈佛大學的Caves教授還發現，如果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東道國的壟斷性市場，會打破市場中原有的壟斷平衡，本地企業則會在外資企業的競爭壓力下提高效率。這也是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一種體現。事實上，90年代各國的外資政策相對80年代來說更加開放，相鄰的各國之間吸引甚至爭取外資的意圖都更加明顯。可以認為，開放和吸引外資已成為不少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上述對外商直接投資的認識顯然是這種政策實施的重要依據。

機制探索：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產生

盡管人們對外商直接投資存在著上述比較普遍的積極認識，并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確實采取了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但根據不同國家制造業數據所進行的經驗研究的結果卻并不樂觀。由哈佛大學的Caves教授、紐約大學的Globerman教授以及斯德哥爾摩大學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分別主導的對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制造業的研究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資確實在東道國產生了溢出效應；但世界銀行的研究人員Haddad&Harrison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Aitken&.Harri-SOll分別對摩洛哥和委內瑞拉制造業的研究卻顯示溢出效應并沒有產生；而由意大利的研究人員Mariotti主持的研究發現，在專業型行業（Specialist　sectors）和規模型行業（Scale　intensive　sectors）中產生了溢出效應；而在科學型行業（Science-based　sectors）和傳統行業（Tranditional　sectors）中卻沒有產生溢出效應。基于上述不同的研究結果，國際上的學者們得出了一個共識：即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并不是自動產生的。也就是說，各國的開放政策本身并不能夠保證進入本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會在本國產生溢出效應，因此，深入探索溢出效應產生的條件和機制，成為了各國在現實中能否有效引導溢出效應產生的關鍵。

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國際上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發生機制歸納為“行業內溢出效應”、“行業間溢出效應”以及“由于人員流動造成的溢出效應”三種形式。

1.行業內溢出效應。

行業內的溢出效應也被稱為“示范與競爭效應（Demonstration　and　Competition　effects）”，這種溢出效應的機制體現為，當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東道國的特定的行業后，一方面，由于外資企業采用的現代的商業模式和先進的生產與管理技術為外資企業創造了高額利潤的機會，從而為在同一行業中的本地企業產生了示范效應；而本地企業對外資企業的觀摩與模仿行為最終使本地企業達到了提高自身勞動效率的結果，獲得了溢出效應。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和對本地市場的爭奪，對在同一行業中運作的本地企業造成了競爭的壓力；為了保持原有市場并且爭取生存和發展的機會，本地企業會竭盡全力地采取各種可能的措施提高經營效率。這種在競爭環境下促成的效率提高也是溢出效應的表現形式。針對這種機制描述，Riedel和Lake曾經分別對歐洲半導體業進行了兩項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結果表明，美國跨國公司的進入確實為歐洲該行業帶去了新的技術，這種示范效應對歐洲整個行業的崛起作用顯著；Langdon在對肯尼亞肥皂業進行的案例研究中發現，由于進入肯尼亞的國際肥皂制造企業將機器制造的肥皂引入了市場，本地企業原有的手工制造的肥皂失去了銷路，本地肥皂制造廠商也不得不去引進相應的肥皂制造技術，從而提高了生產效率。

在上述案例研究的基礎上，1992年Wang&Blomstrom建立了一個簡單的理論模型將這種行業內溢出效應的研究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模型將外資企業引進先進技術的決策與本地企業對學習過程進行投資的決策相互聯系，探討了兩類企業在相互競爭中的決策機制。他們認為，對于本地企業而言，在外資企業的競爭壓力下不得不投資于學習過程，而學習過程的投資越大，本地企業的技術能力越強，越能夠獲取高額的利潤，從而表現為本地企業因為外資的進入而獲得了溢出效應；與此同時，由此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的縮小，又進而會促使外資企業不得不越多越快地向東道國子公司轉移技術，以提高相應的競爭能力和保持原有的利潤空間；這就體現為由于內資企業競爭能力的增強導致了對外資企業的溢出效應；而可喜的是，外資企業的提高又反過來為本地企業進一步獲取溢出效應拓展了新的空間。于是，我們理解，至此，Wang&Blomstrom把行業內溢出效應的機制闡述為了一種可能“螺旋式上升”的拓展機制。Kokko在1994年的一項針對墨西哥制造業的經驗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Wang&Blomstrom的研究結論。

然而，在取得了上述正面的研究成果的同時，我們還需要清醒的意識到，以“示范和競爭效應”為機理的溢出效應并不是唯一的結果。無論研究中還是現實中都存在著與模仿和競爭相關的反例。例如，巴西紡織業的案例研究發現，一個跨國公司在當地建立了分支機構并帶來了新產品——“人造纖維”，使得本地企業生產的棉織物無人問津，最終導致了大批的本地企業破產。因而到目前為止，一個比較普遍的共識是：“示范和競爭效應”確實是溢出效應產生的有效機制；而“在怎樣的條件下才能促使積極的示范效應與競爭效應的產生”仍然是困擾東道國政府和企業的一個現實問題。

2.行業間溢出效應。

行業間的溢出效應又被稱為“上下游關聯效應”。這種溢出效應是通過跨國公司的分支機構與當地供應商和客戶之間的聯系產生的。勞爾1980年選取了兩家印度的大型卡車制造商AL（外資占主要股份）和TELCO（合資企業），考察了兩家企業以及他們的36家供應商在建立、信息技術、財務、原材料采購以及管理和分銷渠道等方面的情況。根據這份案例研究，Lall總結了可能導致“上游”溢出外溢效應的互補行為，他認為跨國公司可能通過下述方式提高當地供應商的生產效率：第一，幫助有潛力的供應商建設生產設施；第二，為提高供應商的產品質量和創新能力提供技術協助或相關信息；第三，提供或幫助供應商購買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第四，為供應商的管理和組織提供培訓和幫助；第五，幫助供應商尋找更多的客戶。繼勞爾之后，Linda&Pang選取新加坡的3家出口導向型電子企業又進行一次案例研究。Linda&Pang選取的3家電子企業都是世界領先的電子企業（美國、歐洲和日本的跨國公司）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或分支機構，并且3家公司在新加坡都已經經營了8-13年，他們的產品中90%以上出口海外。通過對3家公司的管理層的訪問，Lim&Pang發現，這3家企業都很愿意與當地的供應商建立聯系，并且從財務、技術、管理等方面為供應商提供幫助。在此基礎是Lim&Pang認為，跨國公司在全球市場銷售產品，市場力量使他們在全球范圍內尋求長期的高效率，而本地企業（供應商）的有利條件在于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外資企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因此，他們提出，東道國政府通過嚴格的政策限制來增加對于本地產品的購買是沒有必要的，政府只需要加強本地企業和那些出口導向型跨國公司的關聯，跨過企業就可以通過后向聯系對本地企業產生溢出效應。

與行業內溢出效應的研究相類似，在外資企業與東道國本地企業發生關聯的研究中也有不樂觀的情況存在。一份針對墨西哥的研究發現，在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以后，有大量的美國企業將其產業鏈中需要利用廉價勞動力的部分轉移到了墨西哥的邊界。這一產業的轉移確實使美國企業從中獲得了降低成本的好處，但并沒有起到幫助墨西哥的相關產業提升效率的作用。由此看來，要切實有效地獲取行業間的溢出效應，也還需要更加深入和更具針對性的研究。

3.由于人員流動造成的溢出效應。

由于人員流動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有時也被稱為勞動力溢出效應，它主要表現為，跨國公司對其當地雇員一般都會給予多方面、多層次的培訓，一旦這些員工離開跨國企業去其他公司就職或開設自己的公司，他們在跨國公司學習的技術就會受益于本地企業。對這種溢出效應機制的描述是Irving　Gershenberg通過對肯尼亞的案例研究得出的。Irving　Gershenberg選取了肯尼亞41家制造業企業的72名中、高層管理人員作為研究對象，對比研究了跨國公司和非跨國公司對于管理人員培訓的方式、時間以及各種不同類型企業管理人員的流動情況。最后他得出的結論是，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管理技術的提高是有貢獻的。這種貢獻主要體現在：跨國公司十分擅長培養和發展管理人員的管理技能，經過一段時間后，部分經過培訓的管理人員加入其他類型的企業工作從而將使這種技能得以擴散，體現為對本地企業產生了溢出效應。此外，Irving　Gershenberg還發現，合資企業對于技術溢出的貢獻最大。Irving　Gershenberg的案例研究為從事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學者們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

考察現實：看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產生溢出效應的潛力

近5年來，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問題也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高度重視。但由于受行業和企業數據的限制，多數對溢出效應的研究停留在宏觀層面。因此，對于在行業及企業層面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微觀機制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1.獲取溢出效應已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重要目標。

縱觀我國吸引外資幾十年的歷史，我們也走過了從嚴格限制到有限度開放，直至加入WTO后逐步走向全面開放的過程。由于相對于國際上其他發展中國家，我國的國民經濟在這十幾年中一直保持高速而穩健的增長，從而使我國在吸引外資方面的國際地位一路顯著攀升，目前已無可爭議地成為對外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之一；與此同時，外資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與日俱增。在這樣的環境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核心問題已不再是“量”，即“如何吸引更多外資”的問題了，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質”的問題，也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資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問題則引起了普遍的關注。其中，如何利用外資帶動我國企業的成長，即如何促使外資在行業和企業層面產生溢出效應成為了目前被各界矚目的核心問題之一。

2.我國的國際化商務環境為溢出效應的產生提供了基礎條件。

借鑒國際上關于溢出效應的研究，我們認為，我國日前的國際化商務環境已經為溢出效應的產生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

首先，如前所述，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我國已經吸引了豐富的外商直接投資。這種：豐富程度不僅僅是從總量上來衡量的，它還顯著地體現在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廣泛的行業范圍和地域范圍；與此同時，從外資來源的角度看，外資不僅僅來源于周邊文化與語言相近的國家和地區，而且我們還吸引廠眾多的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著名跨國企業少。于是，這就為我國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以及不同層次和水平的企業都創造了吸收外商投資溢出效應的機會。

其次，從行業內溢出效應的機制考慮，在我國國內市場上，外資企業與本地企業的競爭是廣泛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國內需市場的蓬勃發展，進人中國市場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首要目的之一。外資的進入必然地沖擊國內企業原有的市場份額，使本地企業切實地感受到面對面的競爭壓力。與此同時，外資企業的進入，也將先進的科學與管理技術帶進了市場，從而為本地企業的就近觀摩和模仿提供了條件。

再次，從行業間溢出效應的機制考慮，由于我國在勞動力成本低廉方面具有顯著的全球性競爭優勢，于使吸引了大量的以整合全球價值鏈為目標的外資的進入。這就為我國企業與外資企業形成前后向的供應鏈合作關系提供了大量的機會。

最后，由于外資在中國擴大經營的需要，近些年來外資企業培訓本土地員工的規模不斷擴大，將本地員工送到國外培訓的機會也不斷增加；而受到外資企業內部的上升空間的限制，從外資企業到內資企業的人才流動將是不可避免的。為此，爭取由于人才流動而產生的溢出效應也具有很廣闊的前景。

3.對溢出效應微觀機制的深入研究將更有效地促使溢出效應的產生。

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3

關鍵詞：直接投資;香港;投資中轉;一帶一路

一、 中國內地赴香港直接投資的現狀

香港地區對于中國內地的直接投資而言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重要的投資目的地和中轉地，直接投資的行業主要集中在租賃和商業服務業等服務業領域，而且與國際貿易業務密切相關。

1. 規模龐大，中國內地超過半數的海外投資流向香港地區。根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數據，無論看流量還是存量，中國香港都是中國內地對外直接投資最大的地區。2014年，中國內地對香港地區的投資流量為708.67億美元，占流量總額的57.6%;年末對香港地區的投資存量5 099.2億美元，占存量總額的57.8%。截至2014年末，中國內地共在香港地區設立直接投資企業9 000多家，占到中國境外企業總數的三成，是中國設立境外企業數量最多、投資最活躍的地區。

2. 行業集中，尤其集中在服務業領域。中國內地投資香港地區的行業分布比較集中，主要包括租賃和商業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金融業、采礦業等。根據2014年流量數據統計，中國內地向香港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將近80%投向上述四個行業，其中租賃和商業服務業239.5億美元，占33.8%;批發和零售業136.8億美元，占19.3%;金融業97.1億美元，占13.7%;采礦業83.4億美元，占11.8%。

而如果按存量計算，中國內地對香港地區的直接投資中，近半數投向了租賃和商業服務業。根據2014年年末的存量數據統計，中國內地向香港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中，45.7%的存量投向了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共計2 331.2億美元;投向批發和零售業、金融業、采礦業的存量占比依次是14.3%、13.2%、10.7%。

3. 以中轉投資為主，香港地區并非海外投資的最終目的地。中國的海外并購項目大多通過香港地區再投資完成，換句話說，香港是作為海外投資的中轉地，而非最終目的地。香港地區憑借其政策和地理優勢，已經成為中國企業走向海外的重要投資中轉地，跨國并購項目尤其傾向于通過香港地區進行投資中轉，近年來許多并購大案都是這樣操作的。

2014年的典型案例包括：五礦集團聯營體58.5億美元收購秘魯拉斯邦巴斯銅礦項目，聯想集團29.1億美元收購摩托羅拉手機業務，國家電網26.3億美元收購意大利存貸款能源網公司35%股權等。2013年的典型案例包括：中海油收購加拿大尼克森公司100%股權、中石化收購美國阿帕奇公司埃及油氣部分資產、海航集團收購荷蘭提普拖車等。2012年的典型案例包括：中石化收購葡萄牙電力公司21.35%股權，大連萬達收購美國AMC娛樂控股100%股權等。

4. 管理組織形式以當地辦事處為主，與國際貿易業務密切相關。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的統計數據，2015年母公司在港外的駐港公司共有7 904家，其中中國內地的駐港公司1 091家，占總數的13.8%，較2011年（805家）增長36%，駐港公司數量僅次于美國和日本。

中國內地1 091家駐港公司包括133家地區總部（駐港地區總部共計1 401家，中國內地占9.5%，僅次于美國和日本）、186家地區辦事處（駐港地區辦事處共計2 397家，中國內地占7.8%，僅次于美國、日本和英國）和772家當地辦事處（駐港當地辦事處共計4 106家，中國內地占18.8%，排名第一）。由此可見，中國內地的駐港公司超過七成都是以當地辦事處的形式存在，僅負責香港地區業務，可以推斷這種直接投資的方式是跟國際貿易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二、 香港吸引中國內地直接投資的原因

根據《2015年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按年統計調查報告》，7 904家受訪企業大多認為簡單稅制及低稅率是香港地區吸引外商投資最重要的因素，其他有利因素包括：資訊的自由流通性、廉潔的政府、法治及司法獨立性、自由港地位、地理位置等。這些因素很多也是中國內地赴港直接投資的因素。

1. 簡明的稅賦體制和低廉的稅率。在香港只需繳納三種直接稅：企業所得稅（最高為16.5%）、個人薪俸稅（最高為15%）和物業稅（15%），免稅額制度使得稅負進一步減輕;而且以地域征稅來源為原則，只對來自香港的利潤及收入征稅。與其他經濟體相比，香港沒有銷售稅、增值稅、預扣稅、資本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等，報稅手續也十分簡單。除此之外，香港還與包括中國內地在內的29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雙邊稅收協定。

根據世界銀行和普華永道的《稅賦環境報告》（Paying Taxes，2016），香港的稅賦環境極佳，全球排名第四，僅次于卡塔爾、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而中國內地排名第132位;香港稅率22.8%，而中國內地67.8%;在香港走完所有報稅手續僅需74小時，報稅3次，而中國內地則需要261小時，報稅9次。

2. 完善的融資平臺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根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數據，由于境外融資成本低于中國境內，2014年中國企業通過中國香港等地境外融資再進行對外投資的活動日益增多，境內投資主體直接給境外企業提供的貸款減少，債務工具投資較2013年下降40.7%。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跨國并購有巨大的融資需求，內地企業赴港直接投資看中的正是香港完善的融資平臺。

根據英國智庫機構Z/Yen2016年4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顯示，香港排在倫敦、紐約及新加坡之后，是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金融市場發展成熟，國際資金充裕，市場運作公平靈活，能夠為中國“走出去”企業提供開闊融資渠道、籌募資金的有利平臺。香港是亞洲第二大股票市場、世界最大衍生品授權市場，擁有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在香港設有業務的認可金融機構達198家，代表辦事處60家;全球排名前100家銀行中，超過70家在香港設有業務。此外，香港有375家私募基金公司，當中250多家以香港為地區總部。

3. 便利的營商環境和自由經濟體系。基于政治穩定、法制健全、經濟自由、信息暢通等因素，香港是營商環境極佳的城市之一。香港作為一個高度開放的地區，在投資領域實現了真正的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外國投資者與香港本地企業一樣享受香港政府給予的法律保護，外來資本可以自由選擇任何行業投資（賭博業除外），一般不受投資比例、投資方式和投資數額的限制。

根據世界銀行《2016年營商環境報告》，香港的營商環境全球排名第五，其中在保護少數投資者方面全球排名第一。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華爾街日報》的“經濟自由度指數”，香港連續21年被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便利的營商環境加上開放的經濟體制，使得中國內地乃至全球的投資者都能方便快捷地找到適合自身的投資行業和投資項目。

4. 配套的現代服務業和政府服務體系。香港是亞太地區的商業樞紐，服務業高度發展，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90%，形成了以金融、貿易及物流、專業服務為支柱的服務業經濟，因此能很好地滿足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對金融、保險、咨詢、法律、會計等各方面的高層次需求，可以為內地企業擔當“超級聯系人”的角色。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還屬于初學者，對投行、咨詢、法務等高端服務業的需求很大而且要求很高，但內地服務業無法滿足“走出去”的高端需求，服務業高度發達的香港地區恰恰解決了這一難題。

此外，香港特區政府高效、廉潔，設立香港投資推廣署，不斷完善投資服務體系，并推出為內地企業量身定做的“投資香港一站通”服務，包括《投資香港錦囊》、《手把手助內地企業投資香港》、設立多個投資香港服務中心等，為內地投資者提供全方位的配套服務。香港投資推廣署還在其官方網站推出了成功個案，分國別地區和業務領域梳理介紹了外商的成功經歷，其中包括25個內地企業的投資案例。

5. 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網絡。香港地處亞太區中心，地理位置優越，交通網絡發達。香港國際機場是全球最繁忙的機場之一，航班直達全球180個地方，包括45個內地城市。香港是著名的自由港，是國際重要貨運樞紐，中國出口貿易有三分之一通過香港進行。更為重要的是，香港位于中國的南大門，交通網絡直達區域內多個城市，而且包括廣深港高鐵、珠港澳大橋在內的多項基礎設施項目正在進行，不斷加強與內地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優越的地理位置加上完善的交通網絡，為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提供了便利，而正如前文所述，中國內地對香港地區的直接投資往往和國際貿易結合在一起，原因就在于香港的區位和交通優勢、航運中心地位和國際自由港身份，在香港地區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設立當地辦事處或地區辦事處，有助于投資者開展貿易活動。

6. 制度和文化距離小。現有很多文獻用引力模型來解釋雙邊投資關系，現實中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不僅地理距離小，制度和文化距離也不大，“一國兩制”體制下，香港的華人社會網絡更能吸引內地企業赴港投資。地理距離近，制度、文化和語言差異小，華人社會網絡發達，這些指標都是香港吸引內地企業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

2003年，中國內地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隨后又簽署了三個補充協議。CEPA及其補充協議通過制度性合作，有利于內地與香港地區的貿易往來，雖然內容主要涉及貿易領域，但不斷推進的貿易投資便利化改革，將有助于直接投資尤其是與貿易相關的直接投資活動。

三、 未來趨勢展望

隨著內地的經濟和金融市場繼續開放，加上“一帶一路”的政策推動，香港將繼續發揮“超級聯系人”的角色，協助國家推行經濟改革，同時為海外投資者帶來新的機遇。

1. “一帶一路”是重要機遇，內地對香港直接投資將繼續穩增。中國內地正穩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而香港也在積極配合國家戰略，施政報告充分反映了香港的高度重視和實際行動。2016年初，香港特首梁振英發表了2016年施政報告，共計42次提到了“一帶一路”，報告中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闡述如何積極參與并配合落實“一帶一路”。毫無疑問，香港地區將繼續作為中國內地的投資中轉站，幫助中國資本投向世界，其“超級聯系人”的作用將繼續加強。

首先，香港將成立“一帶一路”督導委員會，站在戰略、機制和政策的高度對接國家的“一帶一路”，從政策制定、內部協調和對外聯絡等方面做好投資中轉的保障工作。其次，香港作為全球領先的集融資平臺，宏觀層面將積極參與亞投行的籌建工作，繼續推動離岸人民幣業務，有助于香港地區成為內地企業投資“一帶一路”的投資中轉站;微觀層面將繼續為內地企業提供高端的金融服務，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互聯互通、鼓勵內地企業在香港成立專屬自保公司、吸引內地企業在香港成立企業財資中心等舉措，將進一步降低我國海外投資者的融資成本和風險幾率。再次，除了金融服務外，香港地區在會計、法律、風險評估、環境咨詢、建筑工程管理等方面均擁有優勢，人才濟濟、服務專業的香港地區將為“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提供必要的服務支撐，也能吸引更多的海外并購項目借助香港地區進行投資中轉;香港政府還撥款2億元，支持香港的專業服務業與“一帶一路”沿線和中國內地的交流與合作，在落實“一帶一路”過程中，香港的專業服務業可以大展所長。從次，香港發達的商貿物流平臺以及便利開放的貿易投資環境，將繼續吸引內地企業的直接投資，尤其是貿易相關型的直接投資;而且香港政府在“一帶一路”沿線增設經貿辦，推進與東盟十國的自貿協定談判，擴展BIT、DTT的覆蓋國家和協定內容，這些舉措將進一步有助于貿易相關的直接投資。最后，香港地區龐大的民間組織和華人網絡，將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超級聯系人”，內地企業投向香港的中轉投資將借助香港的軟實力，進一步打開“一帶一路”沿線市場，并有助于化解投資風險。

2. 自貿區戰略等制度性安排將進一步推動內地與香港的投資互動。祖國以來，內地與香港已形成全方位、寬領域、高層次的交流合作格局，內地的很多開放政策都率先在香港“先行先試”，這不僅為內地擴大開放積累了經驗，也為香港提供了難得的先機，可以說香港擁有開放合作的先發優勢。目前，內地正在積極推進自由貿易區戰略，擴大開放、深化改革、強化服務、完善法制。香港作為重要的投資中轉站，內地企業可以先在香港設立直接投資企業，充分利用香港地區的各種優勢，而后再利用上海等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優惠政策讓資本回流，有助于海外投資企業降低成本和風險，實現內地與香港地區直接投資的良性循環。

未來，香港將在現有的制度紅利下，繼續深化與中國內地尤其是廣東自貿區的貿易和投資合作，不斷提升合作水平;同時，在國家的政策鼓勵下，越來越多的香港企業將與內地企業“聯合出海”，構建高中低搭配的多層次合作格局。

當然，現實中也依然存在一些問題，不利于內地向香港地區的直接投資，比如內保外貸審批程序復雜，CEPA需要補充關于投資合作、投資便利化的內容等。未來，中國應進一步完善內地對香港直接投資的促進和服務體系，推動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創新融資產品、健全協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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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外交學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一帶一路背景下政治風險對我國海外投資的影響及對策”（項目號：3162016ZYQB02）。

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4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美國；現狀；對策

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我國正在逐步實現從對外輸出勞務和商品到對外輸出資本的轉變。有限的國內市場已不能滿足我國優秀企業發展的需要，他們積極拓展國外市場。美國因其擁有高素質的勞動力，成熟的市場和先進的科技等優勢，不斷吸引我國企業前往投資。再加上，中美雙邊貿易長期失衡，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往往容易引起貿易摩擦。我國企業選擇對美國進行直接投資，有利于緩和中美雙邊貿易關系。

一、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現狀

近年來，我國企業赴美直接投資的規模不斷擴大。據榮鼎咨詢公司（Rhodium Group）網站上公布的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有關統計數據，截止到2013年底，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項目數累積達到741，投資存量達到359.02億美元，較2012年增長了近64%。僅2013年對美國直接投資總額就達到140億美元，約占存量的39%。可見，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發展勢頭正旺。

（一）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概況

從橫向上看，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規模相對較小。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統計，到2012年底，美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共計26508.32億美元，其中英國占18.37%，日本占11.63%，加拿大占8.5%，而中國僅占0.19%。由此可見，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規模遠遠小于英國、日本、加拿大等發達國家。

從縱向上看，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總體上呈增長趨勢。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從2000年1400萬美元發展到2013年投資140億美元，剛好是21世紀初的1000倍。自2000年開始，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總體趨勢是逐年增長，2005年因信息技術方面18.6億美元的大規模投資而大幅上升。2006年后繼續平穩增長，2011年增長速度有所放緩。雖然2012年投資規模擴大，絕對額接近2011年的雙倍，增速也加快了，但是仍沒有趕上2005年之前的增長水平。盡管增速上看比不如之前的年份，但是從2010年起，每年的投資總額較之前的年份有了很大的提升。

（二）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特點

1.赴美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廣泛

數據顯示，我國企業赴美直接投資呈現出投資行業分布廣泛的特點。投資領域涉及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等各行各業。到2013年底，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項目最多的行業依次是信息技術領域（119）、工業和電子設備制造業（105）、能源行業（98）和汽車和飛機制造業（91）；而投資存量總額排名前四的行業分別是：能源行業（118.61億美元）、農業和食品行業（72.01億美元）、娛樂和房地產領域（61.33億美元）和信息技術領域（34億美元）。

具體來看，2000-2003年我國企業對美國直接投資集中在汽車和飛機制造業。2004年開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涉及的行業相對分散，但每年也有其投資的側重。如，2004年近七成的投資流向了金融和商業服務領域；2005年超過九成的投資流向了信息技術行業；2008年近一半的投資向健康和生物技術領域傾斜；2010年約六成的投資進入能源行業；2013年有一半的投資流向了農業和食品行業（雙匯以71億美元收購全球最大的豬肉加工商及生豬養殖商史密斯菲爾德）。我國是制造業的大國，我國該類企業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因此對美國直接投資，可以繞開關稅壁壘，拓展美國市場。近年來，以華為和中興等為代表的國內企業在信息技術方面的對外直接投資不斷增加，以實現企業國際化戰略目標。

2.赴美直接投資以民營企業為主體

2000-2013年，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總體上以民間私有資本投資為主。到2013年底，民營企業投資項目數約是國有企業的2.7倍；民間投資的存量達195.69億美元，政府投資的存量是163.32億美元。就每年流量而言，2000-2008年間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基本是民間私有資本占主要地位，除了2005年因國有資本在紐約州信息技術領域18.6億美元的大規模投資，使得這一年政府投資遠遠超過民間直接投資。只有2009-2011年這三年中，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是政府投資占主要地位，也就是金融危機后，國有資本大量輸入美國，引起了美國有關各方的注意。再加上，一般國有資本參與的投資項目在投資總額上均比較高，這也就為以后美國質疑我國直接投資的資本來源和以危及美國國家安全為由對我國企業赴美投資進行嚴格的國家安全審查埋下伏筆。但2012-2013年這兩年，民間私有資本投資又超過政府投資。榮鼎咨詢公司年度報告中指出，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80%以上的并購交易和70%以上投資金額都來自于民營企業。由此可見，我國赴美投資的主力不是國有企業，而是民營企業。

3.新建投資和并購兩種投資方式并存

對外直接投資通常有兩種方式，一是新建投資（也稱綠地投資），二是收購兼并。2000-2012年間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新建項目數均多于并購項目，但是并購涉及的金額卻遠遠超過新建投資。到2013年底，我國企業對美國進行新建投資的存量僅為43.76億美元，而并購的存量是315.25億美元。二者差距較大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存在個別幾個超高并購項目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國外與收購兼并相比進行新建投資難度更大，手續更復雜，風險更高。我國對美國新建投資的項目雖然多，但是涉及的金額不高；我國在美國并購的項目雖然不多，但是單筆項目涉及的金額較大。有學者認為，新建投資與并購相比，美國對我國企業以并購方式進行的投資更為敏感。

我國企業對美國直接投資的地域分布十分廣泛，至少已經涉及到美國的43個州。本世紀初，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東部和西部沿海各州，之后開始逐漸向中部平原地區蔓延。西南部的加利福尼亞州因其高科技產業發達和州政府獎勵投資，吸引了我國大批企業前往投資。東南部的南卡羅來納州和北卡羅來納州以低稅率吸引我國企業。中部的德克薩斯州憑借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發達的能源產業也促使我國企業對其進行投資。據統計，到2013年底，我國對美國投資項目數前四名的州是西部的加利福尼亞州（194）、中部的德克薩斯州（66）、東部的紐約州（51）以及五大湖地區的密歇根州（51）。投資存量總額排名前三的是東部的弗吉尼亞州（88億美元）、中部的德克薩斯州（51億美元）和東部的紐約州（46億美元）。

二、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面臨的困境

經過十多年的赴美直接投資實踐，發現我國企業對美國直接投資面臨許多困境，如美國對我國直接投資目的的質疑、美國國家安全審查對我國赴美直接投資的阻礙以及我國企業自身存在進入方式選擇不當、投資前調研不夠深入和社會責任意識淡薄等不足。

（一）美國對我國直接投資的質疑與阻礙

1.美國質疑我國直接投資目的

2009年金融危機后，我國資本大量進入美國，其中包括相當大比例的國有資本。美國因此質疑我國國有企業對美投資的目的不是為了商業利益而是為了國家利益，因而認為我國企業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可能會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美國社會對我國的國有企業十分敏感，他們甚至認為我國銀行體系受政府管制，因此我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得到國家的支持，能夠獲得更低成本的貸款，從而在跨國并購活動中勝出。這對其他的同類競爭者不公平，屬于在全球范圍內扭曲資本的有效配置。

2.美國國家安全審查阻礙我國資本進入

根據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年度報告中的數據顯示，僅2010-2012年這三年里，共有39例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案件遭到CFIUS的審查。同一時期內，CFIUS對英國實施了68例審查，對日本實施了23例審查，對加拿大實施了31例審查。根據前文所提到的英國、日本、加拿大三國在美國直接投資存量中所占的比重，我們不難發現：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規模雖然比日本和加拿大小很多，但是遭受的審查案件卻在絕對數量上超過了這些國家。由此可見，美國對我國FDI進入有嚴格的審查，這嚴重阻礙了我國資本進入美國。

（二）我國赴美投資企業自身存在不足

1.我國企業進入美國的方式選擇不當

我國企業進入美國的方式選擇不當，涉及金額巨大的投資項目往往以并購方式進入，新建投資的規模偏小。就新建和并購兩種進入方式而言，新建投資更適合于具有自身比較優勢的企業，并購則可以借助東道國的品牌、渠道和管理等迅速進入市場。另一方面，與能創造美國就業機會的新建投資相比，并購有時候反而會造成美國的失業率上升，失業對美國社會而言是非常敏感的話題。而我國企業進入美國采用并購方式的案例涉及的金額巨大，往往在美國國內相關利益者和媒體的共同炒作下，拋出造成失業或者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等質疑，引起美國各界廣泛關注。美國社會還擔心一旦我國企業并購成功，我國企業會把先進的技術轉移到國內，造成先進技術轉移，使其喪失原有的競爭力。

2.對美國投資環境研究不夠深入

我國和美國在制度、文化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存在著巨大差別。對美國投資環境研究不夠深入透徹，很可能會導致投資的失敗。首先，美國作為聯邦制的國家，聯邦政府和地方州政府對待我國直接投資的態度通常是不一樣的，聯邦政府出于國家安全等因素的考慮會阻礙我國資本的進入，而地方政府為了發展一方經濟，對我國資本進入大多持歡迎態度，甚至給予稅收等方面的優惠。其次，對于CFIUS的基本工作程序、工作機制的不熟悉，導致我國企業在美投資夭折的案例不斷增多。因此，我國企業需做好進入美國前的調研工作。最后，我國企業對美國直接投資過度依賴于政府機構的引導，而缺少能夠靈活應對美國當地情況的駐扎于美國本土的自治組織。

3.沒有融入當地社區，承擔必要的社會責任

我國有些企業進入美國后，將自身與當地的社區完全隔離開來，沒有意識到融入當地社區的重要性，缺乏全局觀念，片面追求短期利益。甚至有些企業將國內的不合規做法帶到美國，不能很好地遵守美國本土的相關法律法規，這對企業形象的塑造是非常不利的。我國赴美投資的企業較少開展公益事業和回饋當地社會，給美國社會留下了社會責任意識淡薄的不良印象。

三、對我國赴美直接投資的對策建議

（一）政府層面

1.積極取得美國對我國的信任

我國和美國在意識形態和經濟制度方面的差異，使得美國對我國的赴美投資目的信任不足。再加上我國對美國長期的貿易順差，使得美國對我國的資本有所戒備。首先，我國政府應該通過官方或非官方等多種途徑加強與美國各界的溝通，明確表明我國企業赴美投資也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結果，增加他們對我國資本投資目的的信任，打消美國對我國企業直接投資會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的顧慮。其次，我國政府應該擺出到目前為止，我國赴美直接投資的主體是民營企業而非國有企業的事實，取得美國對我國投資動機的認可。最后，我國政府還應該積極鼓勵我國民營資本赴美直接投資，進一步降低美國對我國投資主體和資本性質的敏感度。

2.加快中美雙邊投資協議談判

如今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面臨的問題與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赴美直接投資時遇到的問題極其相似。因此我國政府可以借鑒當時日本政府的做法，加強我國和美國之間的雙邊投資協議談判。雖然到目前為止關于我國和美國雙邊投資協議的談判還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但是我國政府仍應大力促進中美兩國雙邊投資協議談判，在確保協議的公平性和充分考慮中美雙方經濟和政治等方面差異的前提下，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使我國企業赴美直接投資的行為有依據和保障，以此來保護我國企業赴美直接投資企業的權益。

（二）企業層面

1.選擇合適的進入方式

在條件允許的前提下，我國企業應該優先考慮以新建投資的方式進入美國。首先，與收購兼并的進入方式相比，新建投資不會面臨嚴格的審查。其次，新建投資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還能為美國民眾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我國的中小型企業因其經營方式靈活，往往具有自身的特色產品，所以建議這類企業采取小規模新建投資方式進入美國市場。這樣不僅增加了美國的就業機會，而且一般也不涉及先進技術移回國內的敏感話題。最后，對于具有國有資本背景的企業對美國進行直接投資時，建議嘗試組建合資公司或者實施非控股并購等方式，降低美國社會的敏感度。

2.進入前做好調研工作

我國企業在對美國進行直接投資前，首先必須進行深入的投資環境調研和分析。結合企業自身優勢以及所處行業的特點，分析對美直接投資的可行性和未來獲利的可能，并對將來也許會遇到的阻礙進行預測分析，提前制定好解決方案。其次，投資盡量避開CFIUS關注的敏感行業，如不可避免涉及到敏感行業，則我國企業應該積極主動配合CFIUS的審查或者投資方式盡量選擇新建投資，以此來規避審查。最后，充分了解美國聯邦政府和地方州政府給予對外直接投資的優惠，合理選擇最佳投資區位。

3.積極融入當地社區

我國企業進入美國，首先要遵守聯邦政府和當地政府的相關規定，積極接受當地社會與輿論監督，減少企業的負面新聞報道，樹立良好公民企業形象。其次我國企業還應努力建設駐扎于美國本土的自治組織，通過這些組織宣傳我國企業赴美直接投資的目的和意義，加強與美國政府、國會議員和媒體的交流溝通，增強我國企業對美投資的透明度從而更好地促進我國企業對美國進行直接投資。最后我國企業要積極融入當地社區事務，主動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多多參與反饋社會的活動，如向當地的慈善機構捐贈財物，幫助改善當地教育和醫療條件等，以此樹立在美國消費者心中的良好企業形象，提高企業的好評度，和美國本土對我國企業的認可度。（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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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楊挺，田云華，鄒赫，2013-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特征及趨勢[J]，國際經濟合作，2014（01）

[5] 馮明，中國在美國直接投資的趨勢、結構和障礙[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2（03）

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5

[關鍵詞] 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劣勢；發展策略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5 . 21. 068

[中圖分類號] F830.59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5）21- 0131- 03

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既能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又能提升我國汽車業自身的生產制造技術，所以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我國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形式以及范圍都在不斷擴大，所帶來的成效也是相當顯著，但客觀來說，我國的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還處于起步階段，還有非常廣闊的進步發展空間。目前，我國的汽車銷售和制造市場競爭都變得越來越激烈，市場空間和盈利空間變得越來越小，在這樣的情況下應當進一步加強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開辟國外市場，才能使我國的汽車業獲得更加長遠、快速的發展。所以，應當正確認識當前我國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各種劣勢，并對如何做好我國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進行探討與實踐。

1 當前我國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劣勢

當前，我國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享有各方面的優勢，例如外匯儲備充足，不用過于擔心投資資金問題，另外我國目前掌握著一些先進的汽車生產制造核心技術，這些技術在全球都有著較大的市場需求，最后還有我國的“十二五”規劃也為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及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持與保障。但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當客觀地認識到我國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各種劣勢。

1.1 在汽車生產制造方面的創新能力不足

和一些汽車業較為發達的國家相比，我國在汽車生產制造方面的創新能力還明顯不足，自主研發、自主技術以及自主品牌都還相對落后，很多技術都需要從國外轉移進來，這就使我國的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著巨大的競爭壓力，很可能在與汽車業發達國家的投資競爭中失利。

1.2 跨國經營管理人才不足

企業能否開展對外直投資并在對外投資過程中獲得成功，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要擁有一支高素質的跨國經營管理人才隊伍。只有這樣，才能正確選擇投資項目和合作伙伴，將對外投資企業管理得井井有條、興旺發達。一直以來，在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投資過程中，跨國經營管理人才的不足成為制約中國企業國際化擴展的瓶頸。由于缺乏跨國經營管理人才，從而導致對海外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不夠，境外企業管理不到位，從而使對外投資失敗[1]。

1.3 缺乏投資前的整體戰略規劃

國內很多汽車企業“走出去”進行海外收購，很多時候并不是考慮到目標企業是否是企業發展真正所需的，更多時候僅僅是因為行業整合中出現這樣的機會，而這樣的機會能夠給企業帶來“光環”、“榮譽”等一系列與企業發展戰略無關的東西。另外，由于我們一些比較大的汽車企業都屬于國有性質，所以汽車企業進行海外并購有時并不完全是市場行為。海外并購缺乏整體的戰略規劃，有時候連企業自身都不了解自己到底想要通過并購獲得什么，技術？品牌？市場？人才？或者只是為了海外收購而收購，全憑了“走出去”的沖動[2]。

1.4 投資后的整合能力差

中國汽車企業在海外并購后，對于并購整合問題及可能帶來的風險缺乏應有的認識。收購交易的成功并不意味著并購的真正成功，只有通過一系列的整合，企業實現協同效應，并購才能最后取得成功。并購后的整合包括文化整合、人力資源整合、管理整合、財務整合等等，其中文化整合是關鍵，但我國汽車業在投資后的整合能力較差，這非常容易導致投資失敗，我國上汽收購韓國雙龍就是典型的案例。

2 我國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策略

2.1 科學制定對外投資戰略規劃

中國汽車企業在進行海外并購時，應制定企業的對外投資戰略和做好可行性研究，使海外并購能夠與企業發展的戰略相配合。

首先，要明確并購行為和被并購企業是不是企業發展的實際需要和與企業進行協同，應當明確進行海外并購的動機是什么；其次，在收購前，還要進行詳盡的盡職調查，確認目標企業是不是值得收購。

2.2 加快企業并購重組的步伐

中國汽車企業需要進一步加快國內汽車企業并購重組的步伐，從組織、研發、品牌、生產、管理等方面提升企業進行海外大規模并購的整體實力。

第一，要加速國內企業股份制改造的進程，實現產權的多元化；進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深層次改革，減少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對企業生產、投資與發展的干預；第二，要加大國內汽車產業并購重組的步伐，以形成既具有規模經濟實力有具有各自特色的若干個大型汽車公司；第三，要加大研發投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與競爭力，從而擁有高技術含量的有國際影響的自主知識產權產品和品牌；第四，要提高品牌意識，注意品牌的建設與維護。中國汽車企業應高瞻遠矚，看到品牌建設的重要性及長遠效應，及時采取行動[3]。

2.3 加強投資并購后的整合力度

企業并購后能否獲得真正的成功，關鍵在于并購后的整合行為。

首先，要基于并購前對雙方企業的管理制度、財務情況、員工情況、文化差異等情況和東道國的文化、風俗習慣、法律政策等情況所做的系統全面的調研，制定詳細的企業整合計劃；其次，要按照整合計劃，結合被并購企業的實際發展情況，進行有步驟的有策略的整合。主要包括優勢資源的吸收、再造和新公司在制度、管理、技術、文化等方面與本公司的融合。

2.4 提高投資風險防范意識

在對外直接投資并購成功之后，我們自己的國內企業肯定會面臨很多風險與壓力，這些風險與壓力可能來自于外交、法律、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如果企業在應對這些風險與壓力的時候，表現得意識不足或反應遲緩，就可能給企業帶來巨大的損失。

因此我國自身企業必須要時刻保持對核心財務指標以及公司績效、員工績效的敏感性予以關注，對較明顯的變化搞清楚原因并及時采取措施給予糾正，對東道國在政治、經濟方面的政策是否有變動以及對方政策的調整是否涉及跨國投資的利益等予以關注。

2.5 合理利用政府的各種投資信息服務

國內汽車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需要考慮的因素非常之多，有時候一點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因素，都可能影響到投資的最終成敗。為了防止這樣的情況出現，國內汽車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之前，必須要全面收集相關的信息資料，了解對方企業和東道國政策、市場、社會的一切真實情況，避免盲目投資的情況出現。

不過國內汽車企業在信息收集方面的能力可能較弱，很難全面收集相關的所有信息，此時就應當合理利用政府的各種投資信息服務，謹慎評價投資可行性，科學制定投資規劃，消除投資風險，確保投資成效。

3 結 語

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我國汽車經濟發展和汽車生產制造技術提升的重要途徑，在當前我們必須要客觀認識我國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各種劣勢，并加強對投資發展策略的研究、探討與實踐，以確保我國汽車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成效。

主要參考文獻

[1]石云鳴.中國汽車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技術獲取路徑――上汽集團并購韓國雙龍的案例研究[J].技術經濟，2013（3）：7-12，63.

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6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投資風險；跨國公司

中圖分類號：F27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2374（2014）07-0001-03

1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1.1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優勢

從企業本身角度來看，隨著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深入，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企業逐漸成熟壯大，一部分企業具備了對外投資的實力基礎。且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積累大量案例，對外投資日趨成熟。從政府服務角度來看，政府相關部門在對外投資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服務經驗，能為未來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供更為有效的幫助。從國際經濟環境角度來看，外部經濟環境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也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提供了比較好的進入時機。

1.2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社會經濟使命

中國經濟發展到這個階段，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既要保證一部分行業對外投資的持續性，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保駕護航，又要解決短期內一部分產業轉移的問題，為中國經濟轉型服務。當下的中國經濟仍然面臨許多問題需要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來解決。一是經濟持續發展的能源安全問題，對世界能源資源進行戰略性投資，拓寬能源資源來源渠道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必要任務；二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部分行業能源過剩問題；三是外匯儲備安全問題；四是環境治理中的碳排放限制問題；五是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增長方式改變的問題。因此，政府要未雨綢繆，提前謀劃企業“走出去”，盡早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從戰略角度看，世界經濟大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都十分龐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是衡量一國經濟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

之一。

2 對外直接投資特點

2.1 投資持續增長，并購活躍

截至2012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存量）達5319.4億美元，突破5000億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中國1.6萬家投資者在國（境）外建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以下簡稱境外企業）近2.2萬家，分布在全球179個國家（地區），覆蓋率達76.8%；其中亞洲的覆蓋率高達95.7%，歐洲為85.7%，非洲為85%。2012年，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較上年下降17%的背景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創下878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同比增長17.6%，中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

2.2 行業分布廣泛，結構變化較大

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涉及的行業范圍越來越廣，投資結構有了較大的變化。據商務部最新統計，2012年，對外直接投資覆蓋了國民經濟所有行業類別，其中存量超過100億美元的行業有：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交通運輸業/倉儲和郵政業、建筑業，上述七個行業累計投資總量4913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92.4%。

這些年我國企業對其他行業的海外投資，如：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行業均成倍增長。未來農業和食品、新能源、房地產和導管制造業等領域將逐步成為中國企業新的海外投資熱點。

2.3 投資主體多極化發展，民營企業規模不斷提高

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頒發的《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在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中國企業占55.1%、有限責任公司26.4%、股份有限公司11%、股份合作企業3.7%、外商投資企業1.9%、其他1.9%。雖然國有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有相當比例，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等其他投資主體在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例逐年

提高。

2.4 國際工程承包企業投資度加強

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已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的有效手段。這給我國的工程承包企業提供了進一步拓展海外市場，參與國際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業的機遇。

3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面臨的主要問題

3.1 海外投資收益率不甚理想

據羅蘭貝格管理咨詢公司與《環球企業家》雜志聯合的《2011最具全球競爭力中國公司調研報告》：在122家準確披露海外業務收入的中國企業樣本中，有近50%的公司國際化收入占比不足15%，只有30%的公司海外業務收入占比超過30%。從企業凈利潤來看，企業在過去3年中的平均凈利潤率呈現下降趨勢，從2007年的10%到2012年的9%。主要原因在于有些企業缺乏對經濟周期的正確判斷，有些企業盲目跟風，末對市場做深入的了解，對項目的可行性未做深入的調研，大量資金投入或并購高位接盤后，給項目運營帶來極大的風險，

3.2 海外投資政治及法律因素

目前，政治風險中的國家安全問題和法律風險中的合規合法的問題是我國“走出去”企業亟需關注的兩個重要敏感性話題。近年來合法合規被全球跨國公司視為風險之首。

3.3 忽視企業社會責任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那種只講規模、產值、經濟效益而不談企業社會責任的做法越來越失去競爭力。未來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應該是技術領先、管理領先并且對社會負責任的企業。是把對社會、環境以及企業利益相關者的責任成功地融入企業戰略、組織結構和經營過程的企業。如何強化對外投資過程中的企業社會責任，成為決定中國企業海外聲譽的關鍵問題。

3.4 對外工程承包和勞務合同成本上升、競爭力下滑

隨著我國規外承包工程規模的不斷擴展，一些問題也浮出水面。從內部來講，勞動力成本上升及國內設備材料價格的攀升，嚴重削弱了中國企業的報價優勢和利潤空間。目前，登記在冊具有對外承包資質的中國企業超過3000家，同質化現象嚴重；同時，企業在項目管理、風險防控等方面的弱點也成為困擾企業突破發展的新瓶頸。

4 指導原則及建議

4.1 宏觀指導原則

4.1.1 分類指導，揚長避短。首先，部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是取得資源，屬于資源保障型對外直接投資。這類企業需穩固支持，指導企業拓寬資源獲取渠道，對部分資源可前瞻性進入。中國作為貿易大國，仍然被鎖定在全球制造業價值鏈的低端，缺乏核心技術和品牌，也缺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改變這一現狀，技術升級時關鍵。政府支持這類企業對外投資的同時，應當引導這類企業形成戰略聯盟，提高抗風險能力，提高技術吸收傳播效率。另外，中國對外投資目的地主要集中在周邊地區，對發達國家投資力度不足，應該引起足夠重視。

4.1.2 穩扎穩打，次第推進，注意節奏。產能過剩轉移型對外直接投資速度過快，會讓中國國內出現空心化現象，而且中國是人力資源大國，如果沒有及時培訓升級勞動力，大量失業人口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技術升級型對外直接投資過快會引發吸收不足等一系列問題。所以，注意對外直接投資的節奏，既要主要國際經濟環境有利時機，又要與國內投資實力及吸收能力結合起來，同時，政策還要有持續性，以減少偶然性因素帶給企業的風險。

4.1.3 放眼長遠，互利共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成功與否不在于“走出去”的前期入駐，而在于“走出去”后的經營、運轉和發展。因此，需要企業在并購后加強對海外資產、人力、品牌和文化的整合。在“走出去”過程中，處理好國際化與本地化的關系，堅持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并重。

4.1.4 日韓成功經驗借鑒。20世紀80年代以來，韓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飛速發展，這個過程中的一個鮮明特征就是韓國政府的積極扶持促進了韓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實現了產業轉移與調整。中國東部地區目前有大量產能過剩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對于這類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政府應從韓國方面吸取經驗，采取集群式對外投資模式進行直接投資。

日本企業曾在政府的支持下，大舉進軍產業率更高的美國。通過這個過程，日本得到了技術，并且在許多方面實現超越。中國部分企業具備進行技術尋求型的基礎，同時當前的國際經濟環境給中國企業實施技術尋求型投資提供進契機。中國有大量成熟的知識資本密集型企業，中國企業可從日本經驗中獲得啟示。

4.2 建議

4.2.1 提高海外企業“軟實力”。首先，加強中華文化在全球文化圈的拓展與滲透，減少由于各種“制度距離”引致的對外直接投資成本與風險，為企業的國外進入與國外拓展提供較好的環境依托。母國文化傳播與其經濟擴展式相互促進、密不可分的。

其次，我國企業要在信息公開方面更加開放與透明，加強與當地政府、議會、民眾、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的溝通，堅持當地化原則，積極參與當地的公益事業，履行社會責任。

此外，軟實力還體現在不斷優化管理模式，適應跨國發展。特別是并購跨國企業，要把日常管理細化并加以固定，以消除溝通上的障礙。

4.2.2 提高企業“硬指標”。這里的“硬指標”指我國跨國企業產品、服務的質量及創新能力。我國制造業走出國門必須按照國際化的要求，提升差異化產品的生產能力和專業、個性化服務水平，不斷滿足當地消費者的需求，這是我國企業植根海外市場的基礎。

人才本地化是營銷本地化、研發本地化、管理本地化的前提和基礎。當地人才可以在法律、財會、營銷等方面幫助我國企業適應投資目標過市場環境。

4.2.3 立足國內，營造良好的企業發展環境。首先，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受到國外跨國企業青睞，國內制造企業也不應忽視。企業要研究國內消費者的需求，不斷創新，努力創造一個有利于培育“高附加值”創新成果的積極環境，為“走出去”打下扎實的

基礎。

其次，中國企業的國際化之路需要穩定、可預期的國內外法律環境作保障。在國際規則層面，目前國際投資規則曾“碎片化”狀態，生效的多是區域和雙邊的投資協定，還沒有一個類似于世貿組織的普適的國際投資規則。目前，我國已與130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雙邊投資保護協議，覆蓋了“走出去”大部分的國家和地區，為我國外投資創造了較好的國法環境。

4.2.4 強化私營企業對外投資。政府實施的金融補貼和國有銀行低利率貸款等金融支持措施，可以顯著提升企業境外投資的金融能力，有利于幫助企業擺脫海外擴張面臨的資本約束，擴展企業戰略空間，使企業選擇需要大量資本投入的擴過并購和獨資方式成為可能。同時，中國私企的企業家相對更具企業家精神、品牌意識和國際視野，支持這些有實力的企業進入發達國家更容易成功。

4.2.5 加強對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的支持力度。加強對集群式（集團式）對外直接投資的支持力度，以期降低個體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偶然性風險，合理應用整體優勢，讓經濟收益最大化。企業以產業鏈為單位國家化，上下游企業形成集群整體“走出去”，可增加抗御風險的能力，獲取集群效應，也能在國際談判中提高話語權。

4.2.6 加強對跨越式對外直接投資的支持力度。加強對跨越式對外直接投資的支持力度，促進企業競爭力的提升，推高企業在國際產業結構，提高中國經濟綜合競爭力。支持部分實力雄厚的企業采取先去發達國家投資尋求技術、品牌、國際營銷網絡，再向其它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拓展的跨越式對外直接投資模式，要以點帶面，加強行業內的企業聯系，形成企業聯盟，以期獲得最大的綜合經濟收益。

總之，我國在對外投資領域還處于起步階段，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問題還很多，希望有更多的有條件的企業用于探索，更好的“走出去”，不斷提升中國企業的全球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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