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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子女教育問題范文1

關鍵詞 務工人員子女 心理教育

中圖分類號：G62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661（2017）03-0018-02

教育專家指出，農民工子女進城后，如何讓他們在全新的環境里適應城鄉差距，如何幫助孩子們身心健康成長，是擺在教育面前更大的難題。

我校是沾益區直屬小學。2015年秋季，我校在冊學生人數2046人，其中農村戶口學生1506人，占學生總數的73.6%，接納外省外縣務工人員女人數368人，占學生總數近18%。從數字看出：農家子女和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教育在我校教育的比重逐年增加。

這是一個特殊的群體，特殊就在于他們生活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縫隙中，是一個相對的弱勢群體。這個群體的教育成敗直接關系到整個學校教育工作成績。如何有針對性地對他們進行教育，這對我們學校來說必須研究課題。

一、農民工子女心理問題的原因分析

1.社會環境的影響

農民工子女一般生活在鄉村，接受的是相對不完善的基礎教育，形成了能適應當地風俗生活習慣、道德文化水平的性格特點。這種早期性格一經形成，將來很難改變。他們的父母進城，面對的是生活習慣、風俗習慣迥異的社會，他們在情感上產生了較大的落差，心理上的失落感和不適應也就在所難免。農民工由于地區差異，來到城市后，受到當地居民的歧視和排擠，人們用有色的眼鏡來看待他們，把他們當作特殊的群體，這樣，這些農民工的孩子自然也無法融入當地的社區，孩子就有著“我要回家”“我要報復”等強烈的思想意識，有意無意間都有所流露。而且，農民工及其孩子把本土落后的風俗習慣和不良的生活方式帶到現居地，甚至還在當地的社區里有一些犯罪行為，加深了當地的居民對他們的歧視。這樣，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更是把孩子推向社會的對立面。同時農民工子女的居住環境擁擠、狹小、不衛生，特別是學生缺乏可以靜心學習的必要環境和條件。這對學生的學習成長是不利的。

2.農民工子女的前期教育相對落后

由于農民工原住地經濟相對落后，加上所就讀學校絕大部分規模偏小，學生又散落各地。因此，不管是辦學條件，還是學校管理、師資水平，與市區學校存在較大的差距，體現在教育質量上是非常明顯的，基礎知識不扎實。在教學中，發現插班中、高年級的卻不會漢語拼音、不會拼讀，寫的字不成形，作文無從下手，有的作文交上來也不過三五句；在數學上，連筆算都過不了關，更不要說什么應用題的審題、列式，幾何知識的學習掌握了。在教育質量上，農民工子女與當地的學生相比，差距懸殊，給了學校非常沉重的難題。

3.家庭教育的缺失

有專家曾經說過，沒有親情的教育是殘缺的教育，而父母的關愛是其他任何親情都無法替代的。農民工子女的父母本身的文化水平不高，又忙于生計，既沒有閑暇時間有意識地、系統地培養孩子良好的行為習慣、生活習慣和學習習慣，也沒有多少能力全面地塑造孩子良好的思想品質。父母日出而出、夜深而歸，或者一日三餐，來去匆匆，和自己的孩子說不上幾句話。這些孩子瘦弱的肩膀不但要挑起料理自己生活的擔子，還要照顧比自己年幼的弟妹，“上學背書包、放學背弟妹”，對他們而言是家常便飯。農民工忽視了他們的孩子還是需要引導、需要教管的渴望關愛的未成年人！

結合調查和班主任的家訪，我們了解到農民工大多工作不穩定，流動性大，沒有固定場所，多數臨時租房居住。有的租住地離學校較遠，學生上學不方便，學校與家庭的聯系也不方便。這些均造成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不能很好的結合。

二、有針對性地對務工人員子女進行心理輔導

（一）高度重視農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問題，采取具有針對性的教育措施

1.要真誠地愛每一個學生。白居易說過：“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愛是教育的前提，作為教師，首先要端正思想，“脫下有色眼鏡”，努力走進農民工子女的心靈世界，對他們“多關愛一點，多理解一點，多幫助一點，多寬容一點”，用真誠的心去和他們建立一種友好、平等的關系。讓他們明白老師心中永遠有他們的位置，老師永遠都在關注他們。“親其師而信其道。”當我們以平易近人的姿態同他們共享喜怒哀樂，以真誠善良的心靈為其示范領航時，他們自然就會消除恐懼、自卑的心理，主動地向我們吐露心跡、敞開心扉地親近我們，從而接受我們的教育。實施農民工子女入學的關愛行動，讓農民工子女也享受學籍管理政策，減少繁瑣的學籍入籍手續，在學生干部競選等與當地學生同等對待。教師在教學實踐中做到教學公平，用同樣的態度和期望來看待農民工子女，熱愛和關心每一個農民工子女，對他們充滿信心和希望。在對學生的評價、評選優秀學生、參與競賽選拔等活動中，將民工子女與當地學生同等看待。同時，教育本地學生與他們交朋友，真誠對待這些外地同學，在言語、行為上不歧視他們，熱情地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學習上的困難。

2.要在班主任工作中增設農民工子女心理教育內容。班主任不僅需要了解班級內農民工子女的一般情況，而且應當密切關注他們的思想動態、情緒變化和心理需求，增加情感投入，讓他們感受到集體的溫暖和心理歸屬感，把農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教育作為班主任日常工作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學校還可開設心理教育課程，我們知道，在學校教師是解決農民工子女心理問題的主力軍，教師可以通過談心法、情境再現法、榜樣示范法、講座輔導法等方法，對農民工子女進行科學的心理輔導。如對不自信的學生，我們首先采用激勵的方法增強他們的自信，學校開展每月創五星活動，讓學生自已推選你認為表現優秀的同學，可以是學習、行為、文明禮貌等方面，然后在掌聲中通過，優秀事跡展示在校櫥窗內，這可以使許多學生漸漸地由原來的不自信無言轉化為自信。在課堂提問時，如果學生回答正確，可以讓全班同學給他們熱烈掌聲，增強學生當眾發言的勇氣。

（二）充分利用各種社會資源，協調各方面力量關愛農民工子女心理健康問題

農村子女教育問題范文2

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農業大國，全國近70%的人口約7.2億居住在農村。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的實現，取決于農村人口素質的提高，而高素質的勞動者和專門人才的培養只能依靠教育，大力發展農村子女教育，是從根本上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戶問題的關鍵所在，是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重大舉措。根據現階段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農村的實際需求，探索農村子女教育發展的途徑與策略，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的指導意義。

二、主要研究內容及方法

（一）主要研究內容

本文以黑龍江省為研究對象，通過對黑龍江省農戶對教育的投入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和研究，我們通過一些調查取得的數據進行統計聚類分析及層次分析，研究農戶對子女教育的投入的問題，發現其規律性和問題，并提出若干的可行性建議，為制定發展和改革策略提供理論依據。

（二）主要研究方法

研究農戶對子女教育的投入的變化趨勢，首先要研究這兩個問題：影響農戶對子女教育的投入變化的因素是什么，未來的變化趨勢如何？面對農戶對子女教育的投入的變化趨勢政府和農戶應采取哪些措施，以及農戶對子女教育的投入要進行哪些調整？在農戶對子女教育的投入的問題研究中，我們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應是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只有通過對農戶對子女教育的投入大量客觀現象和歷史數據的實證分析，揭示其問題的本質，并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才能提出科學的價值判斷和社會經濟目標。我們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將依據國家政策和規劃目標提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力求對農戶對子女教育的投入和國家政策的改革貢獻力量。

三、農村收入分配與農戶對子女教育的投入的現狀分析

（一）農村收入分配

筆者等一行8人經過6個村莊，調查273家農戶取得收入來源的數據，并結合村委會的統計的資料，進一步了解農戶的收入的來源，耕地占收入的73.71%，打工（僅外出務農）占1.78%，打工（農閑務工）6.74%，銀行存款收入0.78%。我們得知，農戶的收入還是以耕地性的農業收入為主，工資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其次，儲存性財產收入比重最少。如果農戶想取得更高的收入，就要采用耕地與農閑務工相結合的方式。

對于農村收入的分配，我們也同樣做了大量的調查，農戶的收入分配方向主要有教育投入（a1）、生活費用（a2）、購置農業用品（a3）、醫療（a4）、銀儲（a5）五類分配，且農村子女教育投入是我們研究的主要問題，得出6個村的收入及其分配（見表1）。

由表1我們可清晰地可以看出，農戶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無論在什么方面的投入都有所增加，尤其是子女教育的的投入更為明顯，從2006年的人均投入696.71元，到2009年的人均1131.66元及2010年的人均1350.15元，增加特別多。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先后對于2006年同期環比增長分別為25.4%、41.2%、62.2%、93.8%，而對生活費用的分別為8.4%、14.6%、25.2%、32.2%，通過表1及上述的數值，我們了解到農戶對子女的教育還是非常的關注，他們都希望自己的子女通過教育成為一個有才能的人，更好地為農業服務。

（二）農戶對子女教育的投入研究分析

我們通過實地調查并且在農村合作社，儲蓄等農村金融服務機構所得到了這幾個村的收入狀況水平，并且做了統計分析，從表層數據上可以看出，農戶對子女教育的投入與農戶人均收入呈正向相關。農戶的人均收入在逐年的增加，而增加的幅度較大，農戶對子女教育的投入也在增加，增加的幅度通過計量經濟學的一元回歸分析方法判斷而得。

1、用計量的方法分析農戶對子女的投入量

根據西方經濟學理論，國戶收入經過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可分為消費和儲蓄兩部分，對于農戶來說主要有教育投入（a1）、生活費用（a2）、購置農業用品（a3）、醫療（a4）、銀儲（a5）。

即：Y=C+S=a1+a2+a3+a4+a5

其中：a1、a2、a3、a4屬于消費（C）部分，a5屬于儲存（S）部分。

針對農戶對子女教育的投入與農戶收入之間的關系，我們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模型，對兩者的關系進行模擬和分析。

模型原理如下：

一元線性回歸模型為：

Y＝β0+β1X+ε

其中：Y為被解釋變量，代表農戶收入；X為解釋變量，代表農地流轉面積；β0為截距，β1為系數，兩者均為待估系數；ε為擾動項，體現了Y的變化中沒有被X所解釋的部分，即除X以外其他所有對Y產生影響的因素的綜合體現。

我們將相關數據利用EView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下：

農戶人均收入和農戶對子女教育的投入的關系：

Dependent Varible：Y

Method：Least Squares

Included observations：5

Y=“農戶人均收入”

X=“農戶對子女教育的投入”

Y=1931.485+0.21873X

R2=0.95305

顯著性檢驗結果（見表2）表明，R2值和調整R2值均在0.8以上，說明模型系數較為顯著；F統計值很大，說明方程整體擬合良好，這表明每人每增加1000元的收入，對教育的投入會增加218.7383元，并且對ε為擾動項干擾因素的增多，農戶對教育投入的不穩定性較強，增加的趨勢很明顯。

2、產生農戶對子女教育投入增加的原因

我們調查了建興村、長勝村、三合村各86戶共258戶農民，關于農戶送子女上學的目的，我們根據馬斯洛需求原理對此分析，歸納了農民對子女教育增加原因主要體現在三個理性方面方面，并且對此進行分類分類，可以把農戶對子女教育投入行為分為生存理性、經濟理性和社會理性。

第一，農民的生存理性，生存理性就是人們追求生存第一，以追求生存需要的滿足為目的。“這種理性首先考慮的是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則，而不是追求效益的合理化和利益的最大化。”馬斯洛把生理需要作為人的基本需要，而生理需要就是吃、穿、住、用、行等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所必需的內容。毋庸置疑，這些生理需要在所有需要中占絕對優勢。所以，農戶對子女教育的投入的主要目的在于是在將來子女有一定的生存能力。

第二，農民的經濟理性，經濟理性就是以最小的代價追求最大化的經濟利益（效益）為目的。從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發展至今，經濟理性內涵經過了從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的轉向，并從經濟學向其他學科領域滲透。中國農民歷來不缺少經濟理性。所以，農戶會以發展子女教育為主要目的，讓自己的子女擁有一定的經濟地位。

第三，農民的社會理性，社會理性是基于社會學對經濟理性的修正和發展而提出的，強調人是追求自我的滿足和效益最大化，并按照增加滿足的方式行動。“理性行動者應用的行動原則十分簡單：最大限度地獲取效益或提高滿意程度。”

四、針對農戶的教育投入行為的對策

（一）國家對農村教育的投入的多元化

大多數人都清楚，國家對教育的投入主要看的是學生數量，這就導致城鄉教育進一步拉開距離，對此，建議國家對農村教育的投入要多元化，按照權數平均的方式，對發達程度不同的地區，農村和城鎮都要有不同的數目的教育經費。從而使國家的整體教育水平達到一個平衡，使人口綜合素質整體得以提高。

（二）重構教育經費來源格局

財政預算內教育撥款，是教育經費的主渠道。其占教育經費總額比例，應不低于60%。國家一直在爭取教育投入占GDP的4%，希望這個目標可以實現。開征為教育服務的各種稅種，以強制手段籌措教育經費。學費實行非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按培養成本的一定比例繳費上學。

農村子女教育問題范文3

隨遷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和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引起熱議并逐漸成為一種現象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開始。一方面關注的是隨遷子女是否合理擁有城市的教育資源，另一邊則是如何使受教育的程度得到穩定的實施，教育質量的保證。在我國由二元化社會向全面統一發展之間，首先應該合理地配置教育資源的分配問題。我國的有關部門也針對這些問題分別做出了相關的部署和政策出臺。2008年，國辦轉發教育部、中央編辦、公安部、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勞動保障部“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

2013年初，教育部聯合五部門下發了關于“加強義務教育階段農村留守兒童關愛和教育工作的意見”等指導性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對對政策的落實都有強制性的要求，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不僅在原籍還是流入地都應該一視同仁，不因環境的差距造成教育機會的不公平。國務院關于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通知、兩免一補政策的出臺等。加大教育經費的投入和豐富資源配置不僅是化解由此而來的矛盾的一種手段，更是表明了我國政府對待這一問題的政治責任感。

據有關數據表明，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共1393.87萬人。其中，在小學就讀1035.54萬人，在初中就讀358.33萬人。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農村留守兒童共2271.07萬人。其中，在小學就讀1517.88萬人，在初中就讀753.19萬人[1]。

而且隨著我國對大中小城市的重新定位和新建城鎮的聚合力加強，將有更多的隨遷農民工子女進入到城市教育資源的份額中來。本就稀缺或參差不齊的現狀將面臨重大的考驗。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也是這方面必須解決的重點之一，而能否妥善保障他們子女的教育問題才是務工人員入城后市民化的先決條件。

在我國的大中城市普遍實行的是劃片就近入學的方式，這一方式的好處是賦予了地方教育部門合理的規劃了戶籍所在地學生就近入學的實施辦法，這在我國的《義務教育法》中有了明確的規定，但是據20世紀80年代中期制定以來已經經過了20余年的時間，隨著我國經濟中心向東部及沿海地區遷移，人口的流動變大，更多的流動人口轉移到了城市，隨遷子女的數量也在變大，這也增加了城市的承受程度，這樣而來的是一系列民工子弟學校和寄宿制學校的建立，也就是說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在一定程度上沒有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樣的教育水平，影響了“依戶籍所在地入學”。

作為農民來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原來在有土地的基礎上，可以穩定自己的生活。進入到城市之后住房問題、社會保障問題和隨遷子女的教育是主要難點。從時間上來看，從改革開放初期農民工開始進城到家屬子女開始遷居城市謀求新的發展，希望通過自己的雙手發家致富的愿望。這期間也經歷了一個認識的過程，在大多數人的印象里城市生活新鮮，新事物多，雖然面臨支出巨大、舉目無親等問題存在，但考慮到以后留給后代的可上升的空間廣闊，還將有眾多的外來人口懷揣夢想進入城市中來。進入到城市之中與城里孩子共處一室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溝通交流的問題。一邊是見慣了高山田川，一面是整日生活在水泥樓房之中，首先溝通上就缺乏共性，難免造成農民工子女被孤立的情況發生。張躍進（2011年）認為，“農民工二代”隨同父母遷居城里，但是仍長期處于城市社會體系之外，難以融入。對城市社會的的主流價值觀念和體系也不能接受，甚至有的還存在著或多或少的抵觸情緒。在這種背景下相同經歷人群的聚集如果得不到合適的管理和引導，就容易產生社會問題[2]。在這里，我們的教育機構往往是缺乏實際的經驗和成果來對外來人員子女進行輔導和咨詢，使他們能夠首先建立和城里孩子交流橋梁的。

早先，因為戶籍政策的限制，我國原則上是按照就近入學、戶籍所在地入學來制定規章制度的。而現在看來，這種原則的界限在逐漸的被松動，而且不符合我國現在人口流動的規律。在實施城鎮化教育工作的推進時我們對于實際教育狀況的了解更是有待提高，關鍵一點就是我國長期以來的城鎮居民子女教育政策制定上是沒有預留外來人口激增打來教育資源緊缺的相關應對措施的。一些民辦或以民工子弟名義成立的學校出現就可見一斑。而這些學校因為缺少屬地政府財政的支持，在軟硬件上都不足以和城市學校形成競爭，孩子們的教育質量也打了折扣，成了類似“托兒所”的怪胎。總結來看，主要問題集中在。

一是農民工收入普遍較低，文化水平不高，城市生活成本較高也制約了他們將來家庭規劃的步驟和合理性，子弟學校成了一種廉價的教育消費。從受教育的程度上來看，農村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樣，都要接受9年制的義務教育。由于中小學校教育制度的最終出口是通過中考和高考提供均衡的義務教育，所以解決出口問題的關鍵還在于農民工子女（新城鎮子女）的在教育問題是否享受到了和城里孩子一樣的待遇，既義務教育階段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等等。在經濟社會成果顯著的今天，有必要將這一政策的落實作為衡量地方政府政績的考核指標。尤其是督促各地落實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的方案。

二有城鎮居民教育普遍屬于按照行政區劃就近入學入托，對于外來人口因為戶籍的限制不能夠享受到這一教育福利帶來的實惠，沒有對教育資源的選擇權。

三有外來人口為主的學校軟硬件和師資的配備缺乏統籌和經費補貼，在較近的地區里顯現出了教育的不公平因素。例如，徐麗敏博士（2009）[3]認為，在社會資本融入的問題上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學生的社會交往較少，在心理融入上存在著對農民工隨遷子女的歧視觀念，由此造成了農民工子女在心理上對城市教育的融入不足。

筆者閱讀相關資料發現，現在我國城市、城鎮中存在這樣一種現狀。既城鎮居民子女和農村外來人口子女教育質量有出入的問題是相當普遍的。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普遍因為地方環境限制，普遍就讀于農民工為主的子弟學校身份，而城鎮居民子女則享受公立、民辦學校教育。因為固化了“圈子”和“階層”讓很多人產生了心理上的落差，對就學兒童的心理而言是足以能夠影響她們今后成長的。熊易寒博士認為（2010年），對于學生而言，前者的師資、硬件等辦學條件差，且教學質量落后于后者；前者是城市中的“孤島”，學生鮮有機會接觸本地青少年，后者則或多或少的有接觸[4]。原因針對外來人口相關政策的制定和落實不僅關系我國今后一段時間社會經濟穩定，而且也是城鎮化扎實推薦的合理布局。筆者通過分析外來人口尤其是外來農民工子女的就學狀況后發現主要存在以下一些問題亟待解決。

1．入學資源的合理性沒有充分顧及到這一部分群體的實際情況，缺乏整合資源的政策。

2．戶籍政策的限制，當地方教育資源稀缺或緊張時更容易導致外來農民工的子女得不到公平教育的保障。公共財政的支出不能夠保障服務于這一群體工作人員（例如村辦、民辦教師）的薪資和各項社會保障。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就學費用的減免、師資的配備、培訓教育專項資金的投入、硬件設施的建設。

3．將教育貢獻與投入納入地方政府官員政績考核的指標；受教育的支出成為一種負擔，而如何能夠通過收入的提高給予這部分低收入群體的人以財力支持還有待加強，尤其是不應該將這一部分的支出變成地方政府因財力負擔加大而拒絕執行的理由。

4．區劃問題使得學校陷入三不管的境地，推諉對相關學校扶持的責任。

5．就學人員的固化造成了階級的再產生，影響社會的穩定。

對于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財政補助問題，筆者建議可以參考我國于2001年開始試行的“兩免一補”政策，該項資助政策的初衷是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學生就學實施的一項資助政策。實行內容主要是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免除雜費、書本費、直到逐步補助寄宿生生活費的政策，相關費用的劃分主要由中央財政負責提供免費的教科書，地方財政負責免除雜費和補助寄宿生生活費等。而且取得了較為良好的效果。延伸研究可以從此政策的推出上建立一套緊貼實際的外來人口子女就學補助相關的公共政策。出臺這樣的政策也是促進農村義務教育持續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鑒于務工人員和農村受教育人口的一致性問題，應該在外來人口子女隨遷數量多，且具備功效的地區或城市實施相應的財政政策對這一部分弱勢群體進行補貼，資金也可以實行效仿“兩免一補”實行專戶管理和集中支付的模式。而且有必要將此類地方支出的合理性和成效計入地方官員的政策考核加以監管。逐級的財政撥付在最終環節應該確認受助學生-學校-縣一級的財政教育部門備案等。

隨遷農村子女能夠在城市得到良好的教育環境，不僅僅是我們所提倡的人人享有得到平等教育條件的體現，而且還能穩定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條件安心服務社會。有專家學者提出對一部分早先教育程度不高的子女可以適當接受民政部門組織的職業培訓或加以補助直接進入技術學院、職業學院深造的建議筆者是很贊同的。眼下我國對職業技術人才需求越來越大，而城鎮人口對待職業教育還總是一副“有色眼鏡”的思想，應該通過溝通和指導使得一部分義務教育后的子女進入到這個環境中來后，這也要求我們逐步的提升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不斷提高農民工子女的助學保障水平，提升他們的自身素質。能夠學到一技之長在城市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和天地。

農村子女教育問題范文4

關鍵詞：失地農民；生活保障；實地調查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1-0041-03

一、泮水村實地調查

泮水村位于衡南縣西南邊陲的湘江河畔，是衡南、祁東、常寧交界之地，也是衡南縣最偏遠的村落之一，交通不便，自然條件差，資源極為缺乏。近尾洲水電站坐落在泮水村，電站修建過程中泮水村大量的農用地和山林都被占用為建筑用地。由于近尾洲水電站的修建，近尾洲9個村65個組800多畝稻田被淹沒，人均耕地最少的不到1分地。筆者分別兩次對泮水村失地農民進行了調查，下面從年齡和學歷構成以及土地征用、土地流轉和就業等幾個方面介紹失地農民的基本情況。

（一）樣本的年齡和學歷構成情況調查

受訪者的平均年齡為41.39歲。20歲以下的有7人；20～30歲的有29人，30～40歲的有12人，40～50歲的有26人，50～60歲的有17人，60～70歲的有9人，70歲以上的有6人。其中60歲及以上的共有15人，約占調查樣本的14%。

被調查者的學歷結構：沒上過學的不識字的失地農民約占樣本比例的4%；小學文化水平的約占樣本人數的28%；初中文化水平的約占樣本人數的50%；高中（包括技校和職業高中）學歷的約占樣本比例的15%，而高中以上學歷的受訪者約占樣本比例的3%。由此可知，泮水村的失地農民文化水平普遍較低，初中學歷者占比達到一半以上。

（二）關于土地征收情況調查

泮水村土地征收主要用于近尾洲水電站及其附屬設施的修建，征地用途較為單一。20世紀80年代泮水村的征地多為零補償。直到1993年才規定稻田、旱地、山林地、空歇地分別按7 000元/畝、4 500元/畝、3 000元/畝和2 000元/畝的標準對失地農民進行賠付。住宅地征用的補償標準按房子的面積和材質來確定的，其中紅磚房以120元/平方米，土坯房以60元～80元每平方米不等的價格賠付。在此基礎上還給移民戶劃分宅基地，并解決他們的城鎮居民戶口。

在征地過程中對于失地農民的補償方式大都采用貨幣補償方式，除了大雅堂30戶失地農民因為房屋和農用地全被征收，所以還享受了住房安置① 和戶籍變更政策。

（三）關于失地農民就業情況的調查

在走訪中我們對于失地農民的職業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務農的有26人，正常就業的有63人，其中在外地打工的有57人，而賦閑在家的有17人。外出務工人員中80%以上是臨時工。男性失地農民主要從事的工種為建筑工、煤氣配送、保安等工作。而女性失地農民外出務工一般都在加工制造廠的車間流水線上工作或者從事家政勞務工作。

從受訪者的月工資情況來看，外出務工者中選擇工資標準為800元以下的有2個人，工資標準在800元～1 000元的失地農民有8人，月工資在1 000元～2 000元的有14人，而選擇工資標準為2 000元～3 000元的人數最多，有17人。工資標準在3 000元～4 000元的有8人，選擇工資標準在4 000元～5 000元的有5人，月工資在5 000元以上的有3人。取各組數據中數，進行普通加權平均后計算出來的平均工資為約為2 417元。

在關于工作時間的調查中，外出務工者選擇“工作時間在8～10”小時的人數最多，共有39人。還有6人選擇工作時間在10～12個小時。而工作在8小時以內的人數為8人，另外有5人選擇工作時間在12小時以上。

總體而言，失地農民多從事穩定性低、低技能、重體力、較長工時的工作。工作的可替代性強，作業風險也較大。

（四）關于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調查

結合回收的問卷和訪問記錄，我們發現被訪問者中90%都購買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被調查樣本中購買新型農村養老保險的有78%。移民戶只有20%的人購買了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有少數幾位外出務工失地農民表示他們參保了企業職工養老保險。

在訪問中，我們還特別關注了失地農民中的低保人群。從一名被訪問的失地農民那里，我們了解到2011年該農民一共領取了960元低保救濟金。對比泮水村和全國其他城市的農村低保標準（見表1）：

從上表中我們不難看出，泮水村的農村低保標準遠低于各大城市的農村低保標準。

二、失地農民面臨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通過兩次實地調查對泮水村失地農民的情況的了解，我們發現目前的泮水村失地農民生活現狀存在一些明顯的特征：

（一）分異現象較為嚴重

根據社會分層理論我們發現土地征用后泮水村失地農民的內部出現了分異現象。本文中以相對生活水平的變化作為衡量的標準，選取家庭的平均收入代表生活水平這一變量來分析失地農民的分異現象。

調查情況顯示，生活水平上升的失地農民約占樣本的56%，而收入維持穩定的失地農民約占樣本的33%，收入下降的失地農民則占樣本的11%。

分析出現失地農民分異現象的原因。部分泮水村失地農民相對生活水平變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1）是否順利實現再就業；（2）獲得非農收入的能力；（3）社會保障是否完善。

（二）留守問題嚴峻

我們在開展調查的過程中一個特別深刻的感觸就是，留守兒童和老人多。在調查中我們了解到，自從土地被征收后，外出務工就成為了當地的一種趨勢。原本土地擁有量就少，被征之后更是所剩無幾，另謀生計勢在必行。

大量年輕勞動力外出務工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其中留守兒童和老人問題最為突出。很多小孩從一出生就由爺爺奶奶撫養，由于缺乏父母的關愛和合理的家庭教育，導致小孩出現各種不健康的行為習慣，不僅影響孩子們的成長和發展，甚至會危及社會的安定。

留守老人的問題主要是在于心理困境。一是嚴重的自我否定。由于沒有經濟來源，在家庭事務中沒有話語權，家庭地位下降。二是留守老人的精神壓力較大。由于一家的主要經濟收入者在外打工，而且從事的又都是一些比較辛苦比較危險的體力活，所以老人會比較擔心。同時對于家里留守兒童的照顧也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的困擾與壓力。

（三）生活保障不足

從調查的情況來看，失地農民交付一定比例的保費就可以享受的社會保障最主要是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但這類保險的保障程度低。而關于失地農民就業培訓、知識技能學習等非農產業的素質教育的保障措施幾乎沒有。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受益面窄。失地農民主要的生活保障仍然是依靠家庭自保和親戚間的互助完成，風險沒有得到有效的轉嫁，失地農民的生活保障不足。

失地農民的生活保障不足主要表現在：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最低保障標準偏低、其他的配套保障措施不全。

至于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雖然相比于農村養老保險而言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又略高一些，但由于受益面窄，整個泮水村近1 200人，僅有34位享受低保的農民，受惠比例不到3%。

三、泮水村個案經驗對解決中國失地農民問題的借鑒

失地農民是一個比農民更為弱勢的群體。他們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做出很大的犧牲。因此，我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始終要堅持“效率和公平相互協調的原則”，力求實現整個社會的發展而不要把這些弱勢群體扔下不管。從調查的結果來看，很大一部分失地農民因為文化程度低，長期從事農業生產且無其他非農技能，造成他們在其他工作崗位上的競爭劣勢，加上適應能力弱或子女教育或身患疾病而生活在貧困中。鑒于泮水村失地農民的個案研究經驗，筆者對解決中國失地農民問題的途徑進行如下探索：

（一）利用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解決失地農民問題

從泮水村失地農民調查的資料來看，100%的失地農民都是依靠自己進入市場尋找再就業的機會，而他們的就業信息來源僅僅是親戚、朋友或者同鄉之間的交流。而依托熟人之間有限的信息來源不僅限制失地農民的工作地點，也局限了他們可選擇的工種。政府處理失地農民就業問題如果偏向于選擇由市場自行解決的話，將不利于失地農民的再就業實現。

至于失地農民的生活保障問題，要想完全依靠市場來解決既不合理也不現實。首先，大部分的失地農民沒有能力為自己的生活提供全面的保障。再次，社會保障本是國家利用再分配來調節貧富差距的，所起的作用是為那些生活遇到困境的人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不能完全依賴市場，必要時需要運用國家調控手段。

從對泮水村的失地農民的情況來看，失地后，農民并沒有因此而獲得政府或村集體提供的生活保障，生活保障水平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因為在原有的社會保障水平下，來自土地的保障消失，而生活方式和生活環境的變化也導致鄰里之間的互助保障弱化。同時由于失地農民從事的不再是傳統農業活動，新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性質也導致他們面臨的風險更大，因此，生活保障水平總體呈現下降的態勢。

失地農民生活、就業問題都具有明顯的社會性，處理不合理將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影響。解決失地農民就業與生活保障問題要堅持統籌兼顧，打好“市場”和“計劃”這兩張牌，對于那些市場解決不了、而又關乎失地農民群體重大利益的問題，政府必須使用“計劃”手段進行干預與管理，這樣才能幫助失地農民這一弱勢群體維護切身權益，幫助失地農民在城市立住腳、扎下根，更順利地融入城市主流，共享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果。

（二）健全完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

1.完善失地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對于生活水平處于貧困線以下的家庭而言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救助。從目前中國的情況來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受益人群還是局限在五保戶和極個別的貧困戶，受益面非常窄。泮水村的調查數據也顯示，在總人口接近1 200人的村子里，享受低保補助的只有34人，這34人中還包括了全村所有的五保戶。如此低的覆蓋比例根本不能真正實現保障失地農民最低生活水平的目標。最低生活保障在幫助失地農民順利度過角色轉型有著重要的意義，該保障能緩沖他們的生存壓力，使這部分人群不至于在生活困難時期處于無助的境地。因此，國家應該考慮為有需要的失地農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

2.健全失地農民養老保障制度。截至2011年底，泮水村60歲以上的人口占全村人口總數的比例已經達到了31.9%，呈現了嚴重的老齡化現象。而在調查過程中，我們也了解到，有50.9%的被調查者表示目前最擔憂的問題就是養老問題。在調查中我們也發現，泮水村失地農民的養老基本上是依賴家庭成員互助，由兒子完全承擔為父輩養老的義務。但完全依靠家庭養老，會存在不少問題。一方面家庭經濟的波動會給老人的養老帶來影響，不利于維持其正常的生活狀態。另一方面，養老費用作為家庭支出的一個重要部分也增加了作為晚輩的年輕失地農民的生活壓力。因此，有必要建立適合失地農民實際情況的養老保險體系。可以在“新農保”的基礎上增加其他類型的養老保障。建立適合失地農民的保障制度，要確定保障資金的籌集和繳納，以期提高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水平，解決失地農民的后顧之憂。還可以通過政府政策介入適當引入商業保險，采取團體險的形式投保，這樣失地農民既能獲取保費上的優待，又能得到較高水平的保障。

3.完善失地農民就業保障。建立完善失地農民就業保障制度對于實現失地農民順利就業，幫助其快速走出生活困境有著重大的意義。據泮水村失地農民反映，在他們選擇工作時遇到的困難有：就業信息不靈、就業渠道不暢、職業技能不足。其中就業信息不靈通是影響他們實現充分就業的主要原因。這三個問題導致失地農民閑置率較高，或者即便找到了工作再次失業的幾率也很大。因此我們要針對失地農民的具體情況來做好相關的工作。首先，在征地之初相關部門就應該把就業保障納入對失地農民的安置工作中，對符合條件可以進行招工安置的盡量實行招工安置，這樣既滿足用工需求也解除了失地農民的“失業”問題。其次，要加強對失地農民的就業指導。幫助他們獲得就業信息，同時鼓勵他們積極尋找就業途徑。對于不同年齡不同學歷的失地農民給予不同的轉崗培訓建議。對于一些創業的失地農民，應該利用農村金融系統給失地農民提供利率優惠的小額信貸，暢通他們的融資渠道。最后，應倡導社會企業積極吸納失地農民工，可由村委向有用工需求的企業進行溝通，將職業技能培訓與就業相結合，為企業提供適銷對路的人力資源。

4.保障失地農民子女進城受教育的權利，提供公平合理的教育資源。失地農民子女的教育問題不容忽視。結合泮水村失地農民子女教育問題，筆者覺得我們應該從兩個方面出發解決失地農民子女教育問題。一方面要打破限制失地農民子女隨父母入城受教育的壁壘，提高接受農民工子女入學的相關學校的教學質量和教學環境。另一方面就是提高當地的教育水平。對于征地當地的教育資源應該加大投入力度。在農村的教師的任用上需要嚴格把關，對從事農村教育的人才要有一些硬性指標，比如對任職者的學歷設置下限，以提高教師的整體素質。并采取競聘上崗年度考核制度。定期對從事農村教育的老師們進行培訓，提高他們的授課能力和心理輔導能力，為失地農民子女身心健康發展提供一定的幫助。

參考文獻：

[1] 楊濤，施國慶.中國失地農民問題研究綜述[J].社會科學研究，2006，（7）.

[2] 劉云海.邊緣化與分異：失地農民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7：30-38.

農村子女教育問題范文5

[關鍵詞]家校合作；留守兒童教育；障礙；克服

[中圖分類號]G5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712（2013）07-0009-05

一、家校合作是整合留守兒童教育中家庭和學校教育力量的有效方式

留守兒童是我國當前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伴隨農民工問題出現的一個特殊社會群體。隨著農民工規模的不斷擴大，留守兒童數量也在隨之逐漸增長。全國婦聯2008年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顯示，目前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約5800萬人，其中14周歲以下的農村留守兒童約4000萬，留守兒童占全國農村兒童的28.29%。[1] 留守兒童由于與家長長期分離，親情缺失，其心理、情感以及人格的發展容易遇到問題。范先佐在調查和訪談的基礎上發現，留守生活對留守兒童心理和情感方面會產生諸多負面影響：（1）柔軟無助；（2）自卑閉鎖，自暴自棄，喪失信心；（3）寂寞空虛；（4）盲目反抗或逆反心理；（5）對父母充滿怨恨，少數孩子認為家里窮，父母無能耐，才會出去掙錢。[2]2004年公安部的調查顯示了兩個“大多數”：全國未成年人受侵害及自身犯罪的案例大多數在農村，其中大多數又是留守兒童。[3]因此，留守兒童教育成為當前我們必須思考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家庭和學校是留守兒童生活的兩個主要場所，家長和教師共同肩負著留守兒童的教育責任，家校合作是整合留守兒童家庭和學校教育力量的有效方式。但是，由于留守兒童家長外出務工，不能提供和子女相處的時間和空間上的保證，家庭教育功能在弱化。與此同時，由于當前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政策的實施，以及寄宿制農村中小學數量的增多，留守兒童在校時間延長，學校承擔的留守兒童的教育責任在逐漸增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于學校來講，聯合家庭教育力量，建立家校合作體系是留守兒童教育的必然選擇。美國當代著名教育家歐內斯特?L.博耶在《關于美國教育改革的演講》一書的《基礎教育》報告中指出：“最近我們聽到不少有關學校失敗和教育革新的議論。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堅定地相信失敗的不是學校，而是學校與家庭、社區及宗教機構的伙伴關系。”[4]在留守兒童教育中，加強學校和家庭之間的合作，可以使教師和家長在教育思想和認識上達成共識，信息的溝通和交流暢通無阻，加強相互之間的理解和支持，共同為留守兒童營造良好的教育環境和氛圍。

二、留守兒童教育中家校合作存在的障礙

雖然家校合作是整合留守兒童教育中學校和家庭教育力量的有效方式，有助于促進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但是，留守兒童教育中家校合作還面臨著諸多障礙，具體表現在觀念的偏差、時空的限制和家校合作組織不健全等方面。

（一）觀念的偏差

從留守兒童家長方面來看，不利于家校合作的觀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留守兒童家長對家校合作意義的認識存在偏差。留守兒童家長普遍存在一種心態，認為“養”是家庭的責任，“教”是學校的責任。當他們把孩子送進學校之后，意味著把孩子教育的責任全部托付給了學校。這種認識導致的結果是家長一般不會積極主動聯系教師，了解孩子在學校接受教育的情況，而且，如果孩子在學校出現問題的話，他們往往會把全部責任推卸給學校和教師。其次，留守兒童家長對家校合作內容的認識存在偏差。兒童的發展是一個整體性的發展過程，包括他們的德育、智育、體育、美育等方面的全面發展，涉及他們的學業成績、同伴交往、身體心理、審美能力等方面。在家校溝通中，留守兒童家長理應對孩子各個方面的發展狀況的信息同學校和教師進行交流，從而達成統一認識，促進孩子全面健康地成長和發展。然而事實上，留守兒童家長更注重的是孩子的學業成績，往往忽略了孩子其他方面的發展狀況。特別突出的一點是他們忽視孩子心理、情感、精神層面的發展，這也致使一些留守兒童的心理困惑得不到及時的疏導，成為問題留守兒童。最后，留守兒童家長對家校合作時機的認識存在偏差。家校溝通本應該是經常性的，教師可以及時獲得學生在家里的表現情況，家長也可以及時獲得孩子在學校里的表現情況，這有助于教師和家長對孩子的全面了解和適當的教育措施的制定。但事實上，絕大部分留守兒童家長通常只有在學校召開家長會，或者教師邀請家長去學校的時候才會去。而家長會往往是集體性的，很多家長難以通過和教師的個別交談來了解自己孩子在學校里的具體情況。家庭缺失理論（Family Deficiency Theory）[5]認為，缺乏文化培養和文化水平低的家庭，家中由于缺少教育傳統，家長不注重教育，對長遠的教育成就沒有足夠的追求，因此趨于較少參與子女教育。該理論認為，問題家長或問題家庭被視為家長參與程度低的問題核心。按照家庭缺失理論的解釋，留守兒童家長自身教育文化水平相對較低，決定了家庭本身缺少文化教育氛圍，而且他們對孩子的教育期望值也不高。因此，他們對學校教育的關注不夠，參與程度也較低，這也體現了他們在家校溝通中主體性缺失。

從教師方面來講，有些教師缺乏對留守兒童家長的正確認識。農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較低，文化素養不高，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農民的經濟生活水平偏低，尤其是留守兒童父母不辭辛苦外出打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維持生計和求得經濟發展的考慮。如果教師不能形成正確的家長觀念，則會阻礙與家長的順利溝通。事實上，在家校合作中，由于教師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較高，部分教師會存在比較鮮明的優越心理和表現，在一定程度上會使留守兒童家長產生自畏、退縮心理，致使他們不會積極主動和教師溝通。另外，留守兒童家長外出務工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教師的工作壓力和負擔，部分教師不考慮留守兒童家庭的生存狀況，會存在對家長的埋怨心理，這也會影響到家校之間的有效合作。

（二）時空的限制

有的留守兒童家長常年在外務工很少回家，有的隔幾個月才回家一趟，難以有機會和教師見面，這使得家校溝通存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的困難。筆者在一所農村中學調研時，幾位班主任講述了他們在家校溝通中的尷尬處境。

班主任甲：我們農村老師現在挺可憐的，最大的困難是找不到父母，見不到父母的面。我們當地經濟狀況不好，大家都出去打工了，遠的在新疆、寧夏、內蒙古等地，稍近一點的在上海、南京、揚州等。有的常年不回來，孩子就丟給爺爺奶奶照看，有的回來了也沒待多久就走了。多數家長通常是過年時候回來，過完年又走了。所以，我們很難見到學生父母的面。開家長會的時候，大多數都是爺爺奶奶給孫子孫女來開家長會，還有的是舅舅、舅媽、阿姨來開家長會。老人的記性差，理解也慢，他們一般對孫子孫女本來就比較溺愛，孩子有問題他們也解決不了。舅舅、舅媽、阿姨也不可能盡心管理，又不是自己的孩子，肯定不會很上心的。

班主任乙：現在的家校溝通很困難，教師很難見到學生父母。學生在學校出現問題，需要家長過來，可他們在外打工來不了。我班有個學生的父親在內蒙古打工，孩子有問題時給他發短信，他一直都沒有回信息。另外一個學生的父親在上海打工，兩年后才回來，結果是回來辦離婚手續。

班主任丙：現在一般是父親在外打工，母親在家。但母親在家也不閑著，大多打個零散工。現在，農村經濟發展的狀況對教育的影響很大。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干就沒有錢，加上通貨膨脹嚴重，很多家長不得不外出打工，這就給教育帶來了很大影響。學生在學校出現問題，我們讓家長來學校一趟，他們卻說：“沒有時間啊，請假要扣錢的。”他們說的是實話，我們也感到很無奈，一味責怪家長沒有意義，因為他們不掙錢也不行啊。

留守兒童家長外出務工，這種空間上的距離決定了他們難以真正參與學校活動。即使現在的通信工具發達了，手機和網絡也基本普及了，但對于絕大部分農民工來講，這些都還屬于奢侈品，即便可以使用這些通訊工具，他們還需要考慮費用支出的承受能力。此外，他們也沒有充足的閑暇時間同教師溝通。同工廠和企業里的職工不同，農民工沒有雙休日和節假日，他們是按日計酬，請假就意味著沒有收入。而當前農村的社會現實情況是“種田不掙錢”，務工收入基本上成為農民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也正是出于經濟方面的生存理性的考慮，當教師讓家長去學校的時候，家長通常還需要在經濟上做出權衡。

（三）合作組織不健全

首先，農村中小學基本上沒有家校合作的組織機構。國內很多城市的學校大都成立了家長委員會，它是家校溝通的一種正式組織，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家庭與學校開展順暢的溝通和交流。但是，農村中小學基本上還沒有成立家長委員會，這使得農村中小學與家庭之間缺少廣泛、穩定的聯系。對于農村中小學而言，當前要成立家長委員會還面臨著一些現實困難，其中最主要的是大部分家長在外務工，他們沒有時間參加學校組織的家校溝通活動，而出于經濟方面生存理性的考慮，他們也不會對家長委員會投入很大的熱情和積極性。另一個現實困難是，家長自身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欠缺。相對而言，農民整體上受教育層次比較低，他們不可能對學校教育的課程、理念等很好地理解，這也就決定了他們參與學校教育的程度不會很高。而且，相對于城市的學生家長，農民能夠擁有的社會資本總體上欠缺，這也決定了他們對農村中小學的發展不能提供足夠的支持。

三、克服留守兒童教育中家校合作障礙的策略

（一）發揮學校的主導作用

一般而言，所有合作都必須基于雙方的共同愿望和努力才能夠達成，合作雙方在合作關系中都居于主體地位。在留守兒童教育的家校合作中，由于學校是專門的教育機構，教師是專門從事教育工作的專職人員，與文化教育水平普遍比較低的留守兒童家長相比，在一定意義上，學校和教師在教育方面更具有優勢，應該發揮主導作用。這一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積極承擔留守兒童的教育責任。由于留守兒童家長在外務工，他們回家的次數往往很有限，從時間和空間上無法保證同學校的溝通。當這些留守兒童在學校出現問題時，教師很難找到他們的父母溝通，這容易引起教師的埋怨和不滿。這時，教師要學會換位思考，要認識到農民外出務工主要是出于生存需要，他們生存和生活的艱難處境需要來自農村學校和教師的理解。一位農民工就這樣訴說他外出務工的心情：“哪個父母不愛自己的子女呢？可憐天下父母心！但我們有什么辦法？外出務工也是迫于無奈，背井離鄉、忍饑挨餓，也要去。在家種莊稼不掙錢，養雞、喂豬沒有規模也難賺錢。種果樹什么的，沒技術管理，質量不好，也找不到銷路。有的水果，五六分錢一斤，連支付摘下來的人工費都不夠。農民不出去打工，只有等死。說農民現在不苦，是假話，我們是迫不得已拋兒棄女在千里之外打工。”[6]農民外出務工后給農村學校教育帶來的困難是一種既定的事實，教師需要給予農民的處境以充分的理解。與此同時，在家庭教育嚴重缺失的情況下，學校教育在留守兒童教育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加拿大現象學教育學家馬克斯?范梅南指出：現代社會由于家庭的變故，家長無法履行教育責任，當兒童進入學校的時候，教師要履行“教師替代父母的職責”。[7]對于留守兒童來講，由于父母不在身邊，他們對教師的期待更多，也需要教師履行“教師替代父母的職責”，能夠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愛和支持。正因為如此，學校要積極承擔起留守兒童教育的責任，為他們的健康成長和發展提供必要的幫助和支持。

二是幫助留守兒童家長形成正確的教育觀念。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知道，留守兒童家長在家校合作方面還存在觀念上的偏差，他們的正確觀念的形成和確立在一定程度上還有賴于學校和教師。學校要充分利用家長會和發放宣傳單的時機，借助《告家長的一封信》等形式，讓留守兒童家長認識到家庭不僅養育了子女，還具有教育子女的責任和義務，不能把全部的責任推給學校，要建立家校聯合培養機制。另外，學校和教師還要幫助留守兒童家長樹立全面發展觀念，使其關注子女各個方面的成長，包括學業、體質、審美、道德等方面的發展，不能僅僅注重學業成績，而忽視其他方面的發展。同時，讓留守兒童家長形成隨時和及時與學校聯系的意識和習慣，建立家校聯系常態化的觀念，使學校和家庭之間關于子女的教育情況保持信息的通暢和互動。事實上，教師在幫助留守兒童家長樹立正確的家校合作的觀念時，有些教師首先必須克服自身對于留守兒童家長的偏見，在跟他們交流和溝通時要增強自己的親和力，尤其要尊重他們，對他們的處境給予充分的理解，這樣才能夠建立和諧的合作關系和提高合作效果。總之，樹立正確的留守兒童家長觀念是教師幫助留守兒童家長樹立正確觀念的前提和基礎。

（二）溝通形式多樣化

首先，從方向來講，倡導家訪和校訪相結合。家訪是一種傳統的家校溝通方式，但由于留守兒童家長外出務工，教師家訪時很難見到家長。相反，提倡校訪的好處在于，留守兒童家長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安排，隨時到學校了解孩子在校的情況，可以跟班主任、代課教師和學校領導交流，共同商討孩子的教育問題。其實，由于教師的時間和精力有限，不可能對班上所有的學生進行家訪，有些學生可能就會被“遺忘”，但校訪可以避免這種情況，所有家長都可以通過校訪使所有學生都受到關注。[8]但是，校訪卻不能夠代替家訪。隨著農村社會觀念的轉變，農村家庭在發生著巨大變化，離異、單親家庭的留守兒童增多，這對孩子的成長影響很大。而留守兒童家長在校訪中不方便表露這些情況，教師只有通過家訪，走進他們的家庭，通過觀察等才能夠感受和了解到。而且，家訪中教師和留守兒童家長、學生面對面的親切交流對農村家庭也是一種心靈的慰藉。所以，家訪和校訪都重要，二者要相結合。

其次，從時間上來講，充分考慮留守兒童家長和教師的現實狀況，家校溝通時機要靈活多樣。留守兒童家長通常會在農忙季節和春節回家，這為家校合作提供了時間上的可能性。但一般來說，在農忙季節，農民要忙于收割或種植，無暇顧及其他的事情。因為錯過時節會影響莊稼的收成，而莊稼的收成會直接關系到農民一家的溫飽問題和經濟收入。如果學校在農忙季節召開家長會或開展其他家校合作活動，就會給家長出難題。因此，學校在制定家長會等活動計劃時一定要避開農忙季節。另外，留守兒童家長在春節期間基本上都會回家跟家人團聚。其實，這是學校和教師對留守兒童家訪的機會。但是，由于春節期間屬于假期，這又會給學校工作安排帶來困難。出于為留守兒童成長考慮，學校可以安排教師在春節期間對留守兒童進行集中家訪，也可以準備充足的家庭教育宣傳資料，讓留守兒童帶回家，讓家長閱讀，增進家長對教育知識的學習，以及對學校教育的理解和支持。

最后，從空間上來講，要構建信息化溝通網絡。現達的信息網絡技術為克服留守兒童教育中家校合作空間上的限制提供了可能。學校可以利用現代信息網絡技術構建信息化溝通網絡，包括校訊通、班級博客、留守兒童家長QQ群、電子郵件等。一方面，學校可以把留守兒童在校的表現和發展狀況信息發送給留守兒童家長，讓他們及時了解子女在校情況；另一方面，留守兒童家長可以把自己對子女教育方面的想法和觀點反饋給教師。這種方式可以很好地促進學校和留守兒童家長之間的溝通和交流。當然，這里還涉及留守兒童家長和子女之間的溝通問題。事實上，他們也可以借助學校創建的信息化溝通網絡來相互交流和溝通，留守兒童可以給家長發送電子郵件，在班級博客中展示自己的作品等，讓家長了解自己在校的表現和發展狀況。然而，家校溝通中信息化網絡使用的前提是留守兒童家長熟悉并能夠熟練操作它們，這在一定程度上對他們也是一種挑戰。但隨著現代科技的快速普及，相信這種設想會變成現實。

（三）健全家校合作組織

家長委員會是家校合作的一種正式組織。一般來講，家長委員會都是以學校為本，即按照年級、班級分別成立年級家長委員會、班級家長委員會以及校家長委員會等。城市學生的居住往往比較分散，與他們不同，農村學生基本上都是以村落為單位居住。在一村之內，大家相互之間都比較熟悉，家庭的基本情況相互之間也比較了解。因此，農村學校應該以家庭為本，以村落為單位來成立家長委員會。而且，可以選擇村落里面文化層次相對較高、有一定威信又熱心公益事業的家長來擔任家長委員會負責人。由于大家生活在一個村子里，相互比較了解，以村落為單位的家長委員會能夠對本村里每一個在校學生的家庭狀況做到心中有數，他們提出的教育建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現實針對性和可行性。但是，由于農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他們在領悟和掌握國家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的精神方面會比較困難，這需要學校加強對家長委員會成員的培訓工作。以村落為單位的家長委員會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夠促進留守兒童家長和學校之間的溝通。雖然留守兒童家長回家的次數有限，但由于共同生活在村落里，他們在回家期間可以加強和家長委員會成員之間的溝通，探討家庭的狀況和子女的教育情況，充分借助家長委員會聯系學校和家庭的紐帶和橋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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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何瑞珠.家庭學校與社區協助――從理念研究到實踐[M].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7.

[6] 任運昌.空巢鄉村的守望[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305.

農村子女教育問題范文6

關鍵詞：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個體異質性；教育成就；收入差異；多元Ordered Logit回歸；傾向值匹配

中圖分類號：G40-05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1-1254（2017）01-0087-09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nd Income Gap underDual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ry

XIAO Qin， LIU Yaxin， XIAO Lei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 Yunnan， China）Abstract：It is the common goal of the society， the families and the individuals to improve educational level and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is paper， a multiple-ordered Logit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verify the effect of dual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ry on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by considering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variables such a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bi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family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CFPS data collected in 2012.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nd income difference under dual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pupils considering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variables， and there is a big income gapbetween different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2）income difference resulting from senior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is the lowest，which is only 20.9% of that from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3） income difference resulting from higher education for rural residents is highest， which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from senior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To reduce the education and income gap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rural and poor areas should be offered more educational resources， poor families should encourage their children to get higher education，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perfect the system of assisting the students of lower-income families.

Keywords：dual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ry，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ncome difference， multiple-ordered Logit regression

一、 問題的提出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和經濟的持續增長，我國教育事業取得長足發展，居民教育水平不斷提高，但在我國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下，城鄉居民的教育水平依然存在較大差距[1-2]。一個人接受的最高教育程度被稱為教育成就，教育成就的差異是影響個體間收入差異的關鍵因素[3]。根據人力資本研究的一般經驗，個體間收入差異通常有60%來自教育差異[4]。那么，我國城鄉教育差距是否也會進一步加劇城鄉收入差距呢？因此，探究教育成就是否存在城鄉差異很有必要，如果教育成就_實存在城鄉差異，不同的教育成就是否會對城鄉居民產生不一樣的收入差異，會對城鄉居民產生多大的收入差異，這一系列問題的研究對縮小城鄉教育差異和收入差異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于我國教育的城鄉差異問題，國內學者從教育起點、接受教育過程和享受教育成果等不同角度對我國的城鄉教育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在教育起點上，孫勤和陳啟瀧通過比較江蘇省南通市2011年小學生的入學率和輟學率發現，城鄉居民在教育起點上就受到差異對待[5]；在接收教育過程中，巨冉冉認為城鄉教育差異包括硬環境和軟環境兩方面的差異[6]。薛平對浙江省PISA2009試測結果進行分析，得出由于城鄉教育在教學環境、師資力量、經費來源和教育方式等方面存在差異，城鎮學生在閱讀、科學、數學等方面存在明顯優勢[7]；在享受教育成果方面，簡必希和寧光杰運用Logit回歸，估計出農村戶口者接受高中階段教育的概率比與城鎮低20個百分點[8]，張彥芬研究發現，能夠進入高校的農村家庭學生在總體中所占比例更小[9]。整體而言，無論是從全國整體平均水平還是各省區具體數值來看，城市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顯著高于農村地區居民[10]，甚至這種差距還在不斷擴大[11-12]。

關于教育成就和收入差異之間的關系研究，國內外眾多學者表明教育成就與居民收入差距之間存在相關關系和因果關系[13-14]。陳豐和石紹賓運用2006-2011年間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城鄉間教育差異不僅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還是造成居民收入差異擴大的重要原因[15]。孟凡強采用分位數回歸方法，研究發現城鎮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回報率總體上高于農村勞動力[16]，張興祥利用CHIP2002數據，通過對不同教育階段的教育回報率的研究，進一步發現城鎮勞動力中等教育、高等教育階段的教育回報率均高于農村勞動力[17]。

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7卷第1期肖琴，劉亞欣，肖磊：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下教育成就與收入差異關系研究 已有研究對影響居民教育成就的因素進行分析時發現，教育成就會受到個體特征和家庭環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18-19]。因此，在證我國居民教育成就是否存在城鄉差異時，必須考慮個體特征和家庭環境等因素對教育成就的影響。以往關于教育差異和收入差異的研究多是將城鄉收入差異和教育差異作為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直接進行回歸或者分析某個階段教育成就的教育回報率。基于微觀數據研究時，也應考慮樣本選擇性偏差問題及個體異質性問題，否則將導致偏差造成結果可信度不高。

本文采用2014年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CFPS）數據，將不同的教育成就分為文盲、義務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四個類別。首先考慮可能會影響居民教育成就的個體特征、能力特征、家庭環境等多個因素，運用多元Ordered Logit模型進行回歸驗證居民教育成就是否存在城鄉差異，在此基礎上，運用傾向值匹配方法研究不同的教育成就對城鄉居民產生的收入差異有多大。本文對教育差距和收入差異問題進行補充和完善，為制定合理的教育補助規模和結構，實現教育公平，提供理論依據，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提供更深層次的數據支持和決策參考。

二、 模型與數據

（一） 模型構建

為驗證居民教育成就是否存在城鄉差異，以居民教育成就為被解釋變量。首先，將可能影響居民教育成就的控制變量納入模型，建立模型1為基準模型，然后將與個人能力相關的變量納入模型，建立模型2；接著，將家庭環境相關的變量納入模型，建立模型3；最后在前3個模型的基礎上將城鄉二元戶籍納入模型，建立模型4。具體模型為：

模型1：Edu=α+β1X性別+β2X健康狀況+β3X醫療保險+β4X區域+ε

模型2：Edu=α+β1X性別+β2X健康狀況+β3X醫療保險+β4X區域+β5X智力+β6X理解能力+β7X語言表達能力+β8X外貌+ε

模型3：Edu=α+β1X性別+β2X健康狀況+β3X醫療保險+β4X區域+β5X智力+β6X理解能力+β7X語言表達能力+β8X外貌+β9X父親學歷+β10X母親學歷+β11X家庭社會地位+ε

模型4：Edu=α+β1X性別+β2X健康狀況+β3X醫療保險+β4X區域+β5X智力+β6X理解能力+β7X語言表達能力+β8X外貌+β9X父親學歷+β10X母親學歷+β11X家庭社會地位+β12X城鄉戶籍+ε

其中：Edu表示居民教育成就，α是截距，β是變量系數，ε是隨機誤差項。居民教育成就為有序變量，當教育成就為文盲、義務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時，Edu值分別為1、2、3、4，并采用多元Ordered Logit模型分析教育成就是否存在城鄉差異。

不同教育成就的概率為誤差項ε的累計分布函數，多元Ordered Logit模型可以定義為：

Ln{p（Edu≤m）/[1-p（Edu≤m）]}=μm-（α+β1X1+β2X2+…+βnXn）。其中，m=1，2，3，4。

p（Edu≤m）可以估計為：

p（Edu≤m）=e[μm-（α+β1X1+β2X2+…+βnXn）]/{ 1+eμm-（α+β1X1+β2X2+…+βnXn）]}

則各教育成就的概率為：

p（Edu=m）=p（Edu≤m）-p（Edu≤m-1）

在教育成就存在顯著城鄉差異的前提下，y為研究教育成就與收入之間的關系，用居民年純收入衡量居民收入，建立模型5、6、7，分別比較文盲與義務教育、義務教育與高中教育、高中教育與高等教育之間的收入差異。具體模型為：

模型5：ATT=E（y2i-y1i|Edui=2）=E（y2i|Edui=2）-E（y1i|Edui=2）≈E（y2i|Edui=2）-E（y1j|Eduj=1）

模型6：ATT=E（y3i-y2i|Edui=3）=E（y3i|Edui=3）-E（y2i|Edui=3）≈E（y3i|Edui=3）-E（y2j|Eduj=2）

模型7：ATT=E（y4i-y3i|Edui=4）=E（y4i|Edui=4）-E（y3i|Edui=4）≈E（y4i|Edui=4）-E（y3j|Eduj=3）

其中：ATT為平均處理效應，Edui和Eduj為居民i和j的教育成就，取值為1、2、3、4時，表示教育成就分別為文盲、義務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y為居民收入，y1i 、y2i、 y3i、 y4i分別表示居民i的教育成就為文盲、義務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時的收入，y1j 、y2j、 y3j、 y4j分別表示居民j的教育成就為文盲、義務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時的收入。

為降低數據偏差和避免內生性問題，本文運用傾向值匹配法對模型5、6、7進行分析研究不同教育成就之間的收入差異，將樣本分為控制組和干預組。模型5以教育成就為文盲的群體作為控制組，以教育成就為義務教育的群體為干預組；模型6以教育成就為義務教育的群體作為控制組，以教育成就為高中教育的群體為干預組；模型7以教育成就為高中教育的群體作為控制組，以教育成就為高等教育的群體為干預組。

傾向值匹配法的思想是找到控制組的某個個體j，使得個體j與干預組個體i的個體異質性變量盡可能相等，即Xi≈Xj。此時，剔除了個體異質性變量對收入的影響，我們可以認為干預組和控制組之間的收入差異是由教育成就的不同帶來的，收入差異即為平均處理效應ATT。傾向值匹配的具體方法有很多，本文采用半徑內最近鄰匹配，取半徑為001，即在半徑為001的范圍內尋找最近匹配。

（二）數據、變量與描述性統計

本文所用數據來自于2014年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CFPS，2014）。CFPS是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執行的全國性綜合追蹤調查項目，旨在跟蹤個體、家庭、社區三個層次的數據，反映中國社會、經濟、人口、教育和健康的變遷。CFPS（2014）的數據覆蓋28個省市自治區樣本，基于研究需要，首先獲得樣本點31597，剔除指標缺失的樣本點后，最終得到23002個樣本點。

根據本文的研究對象，教育成就分為文盲、義務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四個類別。其中：文盲包括半文盲、義務教育包括小學和初中、高中教育包括普通高中和職業高中、高等教育包括大專及以上；收入用2014年居民年純收入來衡量；城鄉分類以戶籍信息為準，分為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控制變量選取性別、健康程度、是否有醫療保險和區域信息；其他解釋變量包括與能力特征相關的智力、理解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和外貌以及與家庭環境相關的父母學歷和家庭在本地的社會地位。具體變量說明和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表1教育成就分布及描述性統計

變量文盲/半文盲

（N=5358）義務教育

（N=12069）高中教育

（N=3182）高等教育

（N=2393）變量說明均值標準差均值標準差均值標準差均值標準差性別0女性，1男性03820486057004950581049405460498健康程度1很差-5很好26591344320312003254112034570973是否有醫療保險0否，1 是09260263091102840887031608730333地域信息1東部，2中部，3西部20650847182708061711075216680758智力1很差-7很好49871313560310975832101960700925理解能力1很差-7很好49531438565211225899097761060917語言表達能力1很差-7很好48751413551011645753105859961008外貌1很差-7很好50901250559510925814102160440929父親最高學歷1文盲，2小學，3初中，4高中，

5大專，6大學本科，7研究生及以上13870767197410302325113829851239母親最高學歷1文盲，2小學，3初中，4高中，

5大專，6大學本科，7研究生及以上11030411150408131807099424851225家庭社會地位家庭在本地的社會地位，

1很低-5很高32171063309109143073085030660731戶籍信息0農村，1城鎮02890453043104950645047907620426收入年純收入（元）576511448176061883721652199953339126357

根據本文教育成就設置的四個類別，文盲樣本有5358個，義務教育的樣本有12069個，高中教育的樣本有3182個，高等教育的樣本有2393個。教育成就為義務教育的個體最多，占總體的525%，能夠上大學的個體最少，僅占總體的104%。

從均值上來看，教育成就高于義務教育時，男性比例高于女性比例；隨著教育成就不斷提高，健康狀況的平均值和東部地區居民所占的均值逐漸提高；是否參加醫療保險和教育成就之間沒有明顯的關系；能力特征方面，智力、理解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和外貌均值隨著教育程度的上升逐步上升；家庭環境方面，隨著教育成就的提高父母的最高學歷在均值上不斷增加；而家庭社會地位和教育成就之間關系不明顯；隨著教育成就的提高，居民平均年純收入不斷增加，城鎮戶籍的居民所占比例逐漸提高。教育成就是否存在城鄉差異以及教育成就產生的收入差異有多大還需進行實證分析。

三、實證分析

基于合理驗證居民教育成就是否存在城鄉差異和科學評估不同教育成就對城鄉居民產生多大收入差異的研究目標，分為三個步驟進行計量分析：一是考慮個體特征、能力特征和家庭環境等因素，運用多元有序Ordered Logit回歸模型驗證居民教育成就是否存在城鄉差異；二是為檢驗多元有序Ordered Logit回歸結果的穩健性，以教育成就為高等教育的群體作為參照組進行穩健性分析；三是在教育成就存在城鄉差異的基礎上，運用傾向值匹配法分別比較文盲與義務教育、義務教育與高中教育、高中教育與高等教育對城鄉居民產生的收入差異有多大。

（一）教育成就與城鄉差異分析

教育成就是多分類的有序變量，本文建立多元有序Ordered Logit回歸模型來驗證教育成就是否存在城鄉差異。具體回歸結果見表2所示：

表2穩健標準誤差多元Ordered Logit回歸結果

變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系數穩健標準誤系數穩健標準誤系數穩健標準誤系數穩健標準誤性別0417***00260377***00260478***00270501***0027健康狀況0281***00100217***00110134***00110154***0011是否有醫療保險-0261***0045-0251***00450023004600940047地域信息-0368***0016-0337***0016-0265***0016-0182***0017智力--0152***00210125***00210122***0021理解能力--0233***00180191***00180195***0019語言表達能力--0143***00170123***00170117***0018外貌---0013 0019-00250020-0042**0020父親最高學歷----0454***00150433***0015母親最高學歷----0558***00190512***0019家庭社會地位-----0068***0014-0041**0014戶籍信息------0801***0029樣本量23002230022300223002Pseudo R20032006601370152注： ***、**、*分別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顯著。

模型1為基準模型，從回歸結果來看，性別對居民教育成就有顯著影響，系數為0417，在1%水平上顯著，即男性教育成就高于女性的概率更大，在我國目前的教育發展中依然存在性別差異；健康狀況對居民教育成就也有@著的影響，系數為0281，在1%水平上顯著，這比較符合現實，因為身體健康的學生有更多的時間、精力更好地完成學業，喪失健康一般會增加受教育的難度；是否享受醫療保險對居民教育成就有負向的顯著性影響，在1%水平上顯著。導致系數為負的原因是參加醫療保險可能存在逆向選擇，身體較差的居民更有可能參加醫療保險。所屬區域的系數為-0368，且在1%水平上顯著，自東向西教育成就依次降低，說明我國教育成就在區域存在顯著性差異。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了可能影響居民教育成就的能力特征變量，包括智力、理解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和外貌。結果顯示：智力、理解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的提升，均會提高教育成就；外貌對教育成就沒有顯著性影響，這和我國升學考試的內容相關，智力、理解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較高的學生更容易在考試中取得相對較高的分數。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礎上加入了家庭環境的相關變量，包括父母學歷和家庭在本地的社會地位。是否參與醫療保險在模型中不再顯著，說明是否參加醫療保險是通過家庭環境等相關變量來發揮作用的；新加入的家庭環境變量均對居民教育成就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具體來看，母親的最高學歷比父親的最高學歷，對子女教育成就的影響作用更大，系數分別為0558和0454，這也是比較符合現實的。因為，在子女的教育過程中，母親往往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家庭在當地的社會地位對子女的教育成就有略微的負向影響作用，但其影響作用非常小，系數僅為-0068。

模型4在模型3的基礎上加入了城鄉二元戶籍信息這一變量后，回歸結果表明：城鄉戶籍與居民教育成就的回歸系數為0801，在1%水平上顯著，即城鎮居民教育成就顯著高于農村居民教育成就。城市居民教育成就高于農村居民教育成就的概率更大，教育成就存在明顯的城鄉差異；由于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農村居民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較大，在同等收入水平下，會采取更多的“預防性儲蓄”，這樣會限制他們的消費支出，包括教育方面的投資。另外，由于沒有固定的工作，農村居民會流向工資更高的地方，但是，不能獲得城鎮戶口的農村居民知道，總有一天他們會回到農村，回到農村后收入會立刻降低，持久性收入的預期會更低。因此，大多數農村居民不會長時間留在城市生活，子女也不會長時間在城市接受教育，造成教育成就較低。

（二）穩健性分析

為了檢驗表2結果的穩健性，我們將樣本量最少的高等教育作為參照系，分別對文盲、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樣本組，進行多元Ordered Logit回歸，對表2的結果做進一步檢驗。結果見表3所示：

表3穩健性檢驗結果

變量文盲/半文盲義務教育高中教育系數穩健標準誤系數穩健標準誤系數穩健標準誤性別0.770***0.053-0.0170.047-0.0300.060健康程度0.237***0.0230.109***0.0210.154***0.026是否有醫療保險-0.0460.1030.144*0.0820.1350.100地域信息-0.139***0.032-0.050*0.030-0.001*0.040智力0.140 ***0.0400.116**0.0400.126**0.051理解能力0.216***0.0340.165***0.0360.102**0.050語言表達能力0.137***0.0320.106***0.0330.150***0.046外貌-0.067**0.038-0.0170.037-0.0030.049父親最高學歷0.622***0.0440.410***0.0240.470***0.029母親最高學歷1.056***0.0930.478***0.0290.531***0.032家庭社會地位-0.122***0.0280.0220.0260.079**0.035戶籍信息0.729***0.0540.960***0.0490.823***0.067常數項-4.087***0.213-5.608***0.194-7.380***0.268注： ***、**、*分別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顯著。

從表3可看出，性別、是否有醫療保險、外貌和家庭社會地位對不同教育成就的群體的影響存在略微差異；教育成就在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中不存在性別差異；參加醫療保險對于接受義務教育的居民而言能夠產生正向的顯著性影響；外貌對文盲和半文盲群體顯現出負向的顯著性影響，在5%水平上顯著；家庭社會地位對文盲和半文盲群體產生負向的顯著性影響，對接受高中教育的居民產生正向的顯著性影響，對接受義務教育的居民沒有顯著性影響。

總體上看，通過對不同教育成就的群體進行細致劃分后，戶籍制度對不同教育成就的影響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驗證了表2的估計結果具有較好的穩健性。居民教育成就確實存在顯著的城鄉差異。因此，分別研究城鄉居民教育成就和收入差異的關系具有現實意義。

（三） 教育成就與收入差異分析

研究教育成就與收入差異問題，應首先解決內生性問題和樣本選擇性偏差問題。根據表2的回歸Y果顯示，除了戶籍信息還有很多因素可能通過影響教育成就進而影響居民收入。因此，本文選擇傾向值匹配法對不同教育成就的個體間顯著性差異進行控制，研究教育成就對城鄉居民產生多大的收入差異，傾向值匹配結果如表4所示：

表4傾向值匹配結果

類

別匹配

方法模型5模型6模型7文盲和義務教育傾向值匹配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傾向值匹配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傾向值匹配干預組

義務教育控制組

文盲差異干預組

高中教育控制組

義務教育差異干預組

高等教育控制組

高中教育差異總

體匹配前1760657641184121652176064046333912165211739匹配后17606102057400***21635188722763***33350256867664***樣本量554724351855553417161848農

村匹配前172985396120022063717399323824834296374197匹配后17293114755818***20637194221215*25047215693478*樣本量269315495292722366513城

鎮匹配前1780864181139022056178084248357862295613730匹配后17808104967311***22045189983046***35712258179895***樣本量28078591323277513381325注： ***、**、*分別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顯著。

在模型5的傾向值匹配中，以教育成就為文盲的居民為控制組，教育成就為義務教育的居民為干預組。匹配前，總體上教育成就為義務教育的居民，平均比文盲收入高出11841元，匹配后收入差異為7400元；將文盲和義務教育的居民分為農村和城鎮分別進行傾向值匹配，對農村居民而言，接受義務教育的居民比文盲平均收入高出5818元，對城鎮居民而言，這一收入差異為7311元。可見，接受義務教育能夠給居民帶來更高收入，城鎮居民接受義務教育比農村居民獲得更高的收入。

在模型6的傾向值匹配中，以教育成就為義務教育的居民為控制組，教育成就為高中教育的居民為干預組。匹配前，總體上教育成就為高中教育的居民平均比義務收入高出4046元，匹配后收入差異為2763元；將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居民分為農村和城鎮分別進行傾向值匹配，對農村居民而言，接受高中教育的居民比義務教育平均收入高出1215元，對城鎮居民而言，這一收入差異為3046元。可見，接受高中教育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作用較小，產生的收入差異遠低于城鎮居民。

在模型7的傾向值匹配中，以教育成就為高中教育的居民為控制組，教育成就為高等教育的居民為干預組。匹配前，總體上教育成就為高等教育的居民平均比高中教育收入高出11739元，匹配后收入差異為7664元；將文盲和義務教育的居民分為農村和城鎮分別進行傾向值匹配，對農村居民而言，接受義務教育的居民比文盲平均收入高出3478元，對城鎮居民而言，這一收入差異為9895元。可見，高等教育對居民收入的影響較大，城鎮居民接受高等教育比農村居民獲得的收入略高。

橫向來看，無論是農村居民還是城鎮居民，教育成就更高均會提高居民收入，接受高中教育產生的收入差異最低，尤其對于農村居民，接受高中教育產生的收入差異僅為義務教育的209%（1215/5818），這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么農村學生接受完義務教育后不再接受高中。接受高等教育產生的收入差異最高，遠高于高中教育產生的收入差異，這說明即使在高校擴招的政策下，高等教育依然能帶來更多的收入；縱向來看，居民收入隨著教育成就的提高而增加，無論教育成就是文盲、義務教育、高中教育還是高等教育，城鎮居民的收入均高于農村，城鎮居民教育成就產生收入差異也高于農村。

四、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利用CFPS（2014）的數據，考慮可能影響居民教育成就的個體異質性變量，建立多元Ordered Logit模型驗證教育成就是否會存在城鄉差異，在此基礎上，采用傾向值匹配法分析，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下不同教育成就分別對城鄉居民產生的收入差異。研究發現：當考慮個體異質性變量時，居民教育成就依然存在城鄉差異，城鎮居民教育成就和收入均高于農村居民，且城鎮居民教育成就產生的收入差異也高于農村；高中教育產生的收入差異最低，高中教育產生的收入差異僅為義務教育的三分之一；接受高等教育的居民收入最高，產生的收入差異最高，遠高于高中教育。

（二）政策建議

基于本文得出的結論，為縮小城鄉教育差距和收入差距、促進教育的公平發展實現城鄉一體化，對我國教育現狀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1.政策上教育資源應向農村地區傾斜。如果城鄉教育差距一直存在，既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實現，阻礙城鄉一體化的實現，長期還會造成社會階層的分化。政府要更加注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教育發展，教育資源向農村地區傾斜，優先安排農村義務教育經費預算，加強農村薄弱學校建設，改善農村基礎教育辦學條件，并且提高農村學校教師待遇，相關政策也應當鼓勵支持優秀教師和志愿者支援農村地區的教育建設。

2.貧困家庭應當支持鼓勵子女接受教育。雖然現在接受教育的成本費用較高，但是，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依然能夠增加個體收入、改善家庭生活質量，并且當受教育者為人父母后，可以將自身的人力資本積累通過代際傳遞進而增加下一代接受教育的機會，為下一代創造良好的教育環境，形成良性循環。貧困家庭父母應當改變落后的教育思想觀念，支持鼓勵子女讀書。

3.完善高校助貧體系。接受高等教育的居民收入最高，產生的收入差異最高，高校應該采取各N措施避免貧困學生因為經濟壓力過大而無法入學。高校應保障“綠色通道”持續暢通，貧困學生入學后，拓展勤工助學崗位，增加勤工助學崗位數量，最大程度地解決貧困生生活問題。另外，針對農村貧困學生，高校可以單獨設立困難學生獎助學金，重點獎勵學業成績優異和表現良好的貧困生，以保障他們順利完成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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