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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劣根性范文1
關鍵詞： 美國文學 文化中國 哲理化 詩意化 唯美化
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向世界說明中國日益成為我國外語研究者的使命。為完成這一使命，研究異質文化中的中國形象不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盡管目前已有較多學者聚焦這一領域，但對于美國文學中的“文化中國”形象卻缺乏應有的關注。縱觀美國文學，其間的中國形象呈現出兩種迥異的趨向：其一為“苦難中國”，其二為“文化中國”。“苦難中國”的表現，可以說是“排華運動”的意識形態與美國記者型作家們以在美國的中國勞工為樣本描寫中國的結果，有妖魔化的傾向；而“文化中國”的實現，則是美國知識界力圖確立民族文化的主體身份多方借鑒的結果——從歷史社會語境中抽離出來的“文化中國”與19世紀前期美國的思想獨立和20世紀早期的現代主義思潮相互呼應，頗受美國精英知識分子們的青睞，具有哲理化、詩意化、唯美化的特點。這兩種形象可以說都是片面的，前者的書寫者們只書寫他們所愿意看到的，而對具體社會歷史語境下的中國狀況漠不關心——記者型作家只看到中國的苦難和某些民族劣根性，對光明積極的一面視若無睹；精英文學界只關注中國悠久的文學傳統，對現實中國置若罔聞。關于“苦難中國”形象已有諸多研究文章問世，而對于“文化中國”形象則鮮有人問津。本文從超驗主義對中國的哲理化、新詩運動對中國的詩意化和現代戲劇對中國的唯美化等三方面對美國文學中的“文化中國”形象進行剖析。
一、超驗主義對中國的哲理化
誠如錢滿素先生曾經指出的：十九世紀的美國，特別是新英格蘭地區，在精神上仍然處于兩個世紀前移民從宗主國帶來的清教文化的陰影之下，這份遺產已經更多地成為負擔而非恩惠。要否定它，就產生了向歐洲以外的文化——一種真正的異己文化——去另辟蹊徑的迫切需要（錢滿素，50）。于是，超驗主義的倡導者愛默生“為了表達德性的本來含義”，決定“大大超出自己的環境和習俗”，“飛向異教徒，引用蘇格拉底、孔子、摩奴和索羅亞斯德的名字與有關人事”（Emerson，104）。
愛默生對中國的儒家學說情有獨鐘。為爭取美國的文化獨立、建構自己的超驗主義思想體系，愛默生曾鉆研孔孟之道以資借鑒。值得注意的是，愛默生同時還接受了啟蒙時代的共和與人權思想，同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歐洲思想家一樣，愛默生也對中國當時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生活持批判甚至憎惡的態度，更視現實中國為東方專制主義的代表。這一充滿悖論的現象表明愛默生為充實建構自己的超驗主義思想體系，將儒家思想從中國的歷史語境中抽離出來，并加以理想化，而后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進一步加強同加爾文“預定論”的決裂，同時保持對正在興起的城市工商文明的警覺。
超驗主義的另一代表人物、愛默生的愛徒兼好友——梭羅，對儒家學說也曾學習借鑒，并加以抒寫。在與愛默生一道編輯超驗主義雜志《日晷》時，梭羅就曾登載儒家語錄；在其代表作《瓦爾登湖》中，梭羅還多次引用孔孟之道，以彰顯個體的自立、修身、自省等的重要性。1845年至1847年間，他在瓦爾登湖旁度過了近兩年的刻意隱居生活，自己動手建房、栽種，通過與自然對話反省自身，在形式上實踐儒家思想，但并未體悟到儒家“濟世”文化的深意。從這一意義上來講，梭羅只是截取了儒家語錄的字面意思，而對其背后所蘊藏的深厚意蘊并未理解，就將其削足適履地納入其個人主義思想之中。
由上看見，愛默生、梭羅等超驗主義者對中國的抒寫極具哲理化，他們將中國從社會歷史語境中剝離出來，抽象成一種可以對抗美國清教文化中不合時宜之處的思想話語，從而為確立美國文化的主體身份服務。這一文化中國的形象隨著美國文化的獨立而日漸暗淡，直至一戰后美國文化出現危機，意象派詩人龐德再次將目光投向東方尋求解決之法，并對中國古典詩歌大加贊賞，文化中國的形象話語才重新活躍。
二、新詩運動對中國的詩意化
1912年隨著芝加哥《詩刊》的創辦，龐德對中國古典詩的譯介給美國詩壇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詩人們開始紛紛學習借鑒外國詩歌，吸收多元思想與不同表達，美國現代詩歌由此發軔。雖然借鑒源頭眾多，但誠如新詩運動中曾一領的詩人賓納所指出的：在我們這個時代，比起阿拉伯詩人的全部夸張，波斯詩人的全部冷嘲，日本詩人的全部嘆息，印度詩人的全部推理的狂歡，比起這一切，中國詩人對我們來說更為真實（Craft，225）——龐德所譯介的中國古典詩影響最大。在龐德等人的推動下，這場原本是促進美國詩歌現代化和民族化的文學浪潮卻意外地建構起了或者說營造出了一個異域情調十分濃郁的中國形象，該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女詩人瑪麗安·莫爾甚至提出：新詩運動存在的理由就是因為它接受了中國的影響，是作為中國詩的一個強化形式而存在的（趙毅衡，15）。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典詩歌不僅對一戰后的新詩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對二戰后黑山派、垮掉派、新超現實主義等“反學院”詩派也有很大啟迪。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詩壇所關注和借鑒的都是中國古典詩歌，換言之，他們看到的和想看到的是一個沒有“現在”的中國。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也許是中國古典詩歌所營造出的藝術氛圍可以幫助美國詩人逃避過分工業化和物質化的美國主義，用藝術的幻想抵御資本主義對人性的壓抑。由此可見，美國詩人在潛意識中將中國審美性地放置在了前時代。
三、現代戲劇對中國的唯美化
美國文學中的超驗主義對中國有著哲理化的傾向，新詩運動對中國有著詩意化的傾向，而美國現代戲劇對中國形象的建構則有一種唯美化的傾向。這是因為戲劇服飾、舞臺布景、燈光等直觀手段更容易被按照想象制作得美輪美奐，富有異域情調。與此同時，這些被用作噓頭的想象出的中國式布景、音樂、臺詞等亦愈來愈偏離現實的中國。
二戰前有關中國的美國戲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現代戲劇開山鼻祖尤金·奧尼爾的《馬可百萬》。奧尼爾對中國文化十分傾慕，曾于1928年來訪中國，但同前面提及的美國詩人一樣，奧尼爾對“現在”中國的現代化程度和雜亂的文化環境感到失望，為沒能看到他所期待的文化中國而遺憾，遂匆匆離去。回到美國后，他繼續沉溺在他從道家思想中所推想出的中國形象，并用獲得的諾貝爾獎金在加州建了一幢中國式居所，上書“大道別墅”。此外，奧尼爾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還體現在其巨作《馬可百萬》之中。該劇倒敘了馬克·波羅的一生，詳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孫女庫珂金對其的暗戀。劇中的庫珂金寧謐與執著，散發著一種東方式的美，象征著東方文化對純凈精神境界的追尋；原本才華橫溢的馬克·波羅卻禁不住誘惑，日益貪婪、勢利，演變成為典型的美國商人，代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缺陷與不足。兩相映照，東方文化的內斂和直覺與西方文化的張揚和理性形成了鮮明對比；陰陽對立與轉化的觀念更凸顯了本劇的回歸主題。中國由此在東方神秘主義與西方物質主義的相互映襯下成了懷舊的理想象物。
參考文獻：
[1]錢滿素.愛默生和中國：對個人主義的反思﹝M﹞.北京：三聯書店，1996.
儒家思想的劣根性范文2
摘 要：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因為歷史、宗教、政治等種種因素，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基督教與儒釋道，這些種種的不同導致了中西方對對方的文明都有所“誤讀”。這樣的“誤讀”是不可避免，也是合理存在的。
文化誤讀會造成許多消極影響，同時也可以產生積極影響。我們必須徹底了解“文化誤讀”產生的根本原因，充分利用“文化誤讀”的積極影響，消除民族偏見，促進中西方文化互補，共同發展。
關鍵詞：文化誤讀；影響；中華文化；西方文明
（一）什么是“文化誤讀”
“誤讀”，人們通常對它的理解是指歪曲了文本或其他閱讀對象的原本含義，是對原文化的錯誤閱讀和理解。然而解構主義的“誤讀理論”卻提出了完全不一樣的看法。
最早是由羅蘭·巴特“作者之死”的觀念，瓦解了作者的權威性。巴特認為，文本具有客觀性，作者并不能規定其所表達的意義，而只具有語法意義。文本的真正含義是通過讀者的閱讀來賦予的。因此，失去了衡量意義的標準，作者隨心所欲的闡釋，“誤讀”就由此產生了。
而真正將“誤讀”（Misreading）這一術語的概念宣揚于世的則是美國著名的解構主義文學理論家哈羅德·布魯姆。他通過一系列的著作《誤讀圖示》（A Map Of Misreading）、《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A Theory of Poetry）等，提出了“影響即誤讀”、“一切閱讀都是誤讀”的觀點。布魯姆在《誤讀圖示》中提出，年輕的作者們在出生時，早已有偉大的作品流傳于世。后繼者們在先驅的光環下成長，受到影響和壓力，他們仰慕著的同時強烈的渴望著超越。于是后繼者們的作品是在傳統影響下完成的，但又完全誤讀和打破了傳統。從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的浪漫主義詩歌的研究中，完全可以看出這些“誤讀”的歷史痕跡。
“華茲華斯的詩是在彌爾頓直接影響下寫成的，可以說是誤讀甚至完全誤讀《利息達斯》的結果。雪萊的詩是完全誤讀華茲華斯詩的產物，而濟慈的詩可以說是對彌爾頓與華茲華斯某些文本徹底誤讀的產物。”①
閱讀本身就是一個“誤讀”的過程。當我們去理解作者所要表達的意義時，我們在腦中已經不知不覺地進行了加工再處理，最終構造出一個“誤讀”了的文本。
如果說，布魯姆的“誤讀”理論只停留在文本創作的領域，那么保羅·德曼則將之發揚光大，延伸到了整個文學閱讀領域。他從修辭的角度論證了“誤讀”的必然性，推崇寓言式閱讀。其后，希利斯·米勒進一步推動了誤讀理論的發展，把研究對象從文學擴大到了文化領域。“誤讀”也就不僅僅是文學的閱讀，而是整個社會文化中都會出現的現象。
所以，我們并不能簡單粗暴地將“誤讀”定義為錯誤的閱讀。在文化交流過程中，人們因為自身的文化背景不同，而導致了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不同，因此在對待同一個事物或文本時，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理解。人們總是習慣以自己熟悉的思維模式和已有的知識構成去理解，進行一種創造性的解釋。這便是“文化誤讀”。
（二）“文化誤讀”的不可避免性和合理性
所謂“一千個讀者心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從哲學上講，人們在接觸、理解一個新的文本，新的異質文化前，已經構建了一個知識體系和結構，也就是海德格爾（Heidegger）所說的“前結構”或“前見”。這里面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指世界是圍繞人而實現的，人對世界的解釋就形成了一個世界；二是指人在接觸新的文化前，已經植根于原本的世界，已經擁有了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思維模式和行為準則等，于是就已經有了一個“視界”，而這個“視界”就會影響人對事物的理解方式和角度，人的前見也由此形成。②所以說，在與異文化交流之前，我們就有了自己的“視界”，我們沒有辦法拋棄這個視界去理解新的異文化，反而視界會隨著對異文化的理解而逐漸開闊，形成新的視界。
例如說，一個“無神論”者在看待神鬼之說時，毫無疑問會將之斥為無稽之談；而擁有的人，如基督教徒或者佛教徒，在他們心中，有自己至高無上的“上帝”和“佛”的存在。當“無神論”者接觸宗教文化時，可能會產生強烈的排斥，也可能會逐漸包容和理解，但無論如何，這都是因為他的“視界”——“無神論”思想而影響的。這也證明了，“文化誤讀”是無可避免的。
羅芃先生在《翻譯、變異和創造》一文說：
“語言，是文化負荷最豐富的載體，因而它又必然是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最集中的體現。這就決定了在不同語言文本的轉換中，一種語言所蘊含、體現的文化內涵不可避免的部分失落，而另一種語言所蘊含、體現的文化內涵不可避免的大量進入，因為引起信息的變異。古羅馬人說：‘翻譯是叛逆’，正式對這種變異不可避免性的深刻認識”③
這里他所強調的是在翻譯中，文化的變異。但是擴大到兩種文化的任意交流方式上，都是可行的。不論是日常的交談、作品的翻譯，亦或是對外漢語教學，但凡兩種文化相互碰撞時，“文化誤讀”就不可避免。
（三）“文化誤讀”的影響
1、消極影響
兩種或多種文化相遇時，人們總是習慣性的想要去比較，一定要拼出哪個更高級哪個更低級，誰又對誰進行了文化侵略。這似乎是有些人的劣根性使然，通過踩低對方才能突顯出自己的高貴。
“1866年法國人彼勒梯在《中國戲劇》一書中說‘我覺得在中國戲劇與我們的戲劇之間唯一的不同，……是嬰兒的牙牙學語與成年人言語之家的區別。’……1929年，時間戲劇史家，應該的謝歐頓·契尼（對中國戲劇的）評價也不高：‘中國戲劇還只能躋身于通俗劇、老套的報道劇，或歌劇唱文之列。’10世紀中葉，曾任法國公使的的德·布爾布隆公然聲稱中國戲劇的唱法是‘貓叫’，他在《關于中國就戲劇演出》中甚至妄斷‘中國人沒有藝術感’。④
毫無疑問，這種比較是狹隘的，不科學的。除了人的劣根性使然，更多的是因為不了解而妄下評斷或者誤解而造成的。
而與之極端相反的是，有些人不是貶低，而是無限的抬高對方，將其理想化。當人們對自身的文化和生活壞境有所質疑，心懷不滿的時候，人們很自然的就會向另外一種文化產生向往，尋求他們所缺失的東西。但往往他們所向往的文化是他們誤讀了的，而不是真實的。當我們對城市的喧囂感到疲憊時，我們不禁想要尋找傳說中與世隔絕，悠然自得的“桃花源”。近代以來，隨著中國與世界的交往越來越多，歐洲文明強勢的傳入了中國，而當時戰后的中國壞境較為混亂，人們從西方文明中尋求科技和真理，越發的對中國文化產生了不滿和批判，好像“外國的月亮都更圓”。的確，當時的中國激蕩在古代文明和現代文明，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舊體制崩潰，新體制尚未健全。然而，那種對西方世界的極力推崇，也是對西方文化的誤讀。并且，直至今日，這樣的誤讀仍舊存在。在對中國現實不滿的時候，很多人都喜歡說“美國怎樣怎樣”“日本怎樣怎樣”。一定程度的自我批判可以促進自身的完善，但是過度的“誤讀”只會導致偏激的錯誤認識和對自身的逃避。
2、積極影響
“誤讀”雖然會造成溝通的不良，思維的偏激，但是文化誤讀也有其積極的影響和作用。并且，人們通常會利用這些積極作用，去進行有意識的誤讀。
第一，刻意的“誤讀”可以利用原文本來做出對自己有利的解釋，豐富了原文本的主題意義，也增加自己的說服力。尼采曾經提出過人類生活中最強的意志是向往權力，而不只是求生。這表現出了當時德國強權，想要征服世界，成為最大權力的擁有者，主宰其他民族。然后茅盾對此，站在一個被侵略的弱國地位作出了不一樣的解讀：
“唯其人類有這‘向權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隸來茍活，要不怕強權去奮斗。要求解放，要求自決都是從這里出發。倘若只是求生，則豬和狗的生活一樣也是求生的生活”。⑤
顯然，這是茅盾在中國被侵略的背景下做出的誤讀，但是這樣的“誤讀”不僅豐富了主體文化，也從另外的角度擴展了客體文化的應用范圍和解讀方式。
第二，在翻譯中，有意識的誤讀能夠消除文化隔閡，破解兩種語言體系的語法構造，表達出原作者本來想要表達的意思。比如中國的古詩詞翻譯一直是個難點，總理在答中外記者會上，引用了許多的中國古詩詞和俗語，而他的翻譯張璐很巧妙的將漢語特有的詞匯翻譯成了英文中地道的用詞。如，
“余心之所向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翻譯成：
“For the ideal that I hold dear to my heart，I will not regret a thousand times to die”
其中“九死”，中國傳統將九看作最大數，表達數量的極多；而英文卻習慣于說“thousand times（上千次）”。
第三，“誤讀”還可以促進文化間的交流和融合。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有獨特性和排他性，當兩者文化相遇時就必然會碰撞出激烈的火花，而要想使其相容，就必須在傳播的過程中對其進行“誤讀”——也就是創新性的改造。明清時期，大量的傳教士涌入中國，想要傳播基督教文化。在西方，基督教本身就是一種絕對排他的宗教，他們只相信至高無上的“上帝”，不允許將“上帝”比附任何其他神祗。但這樣的宗教是沒有辦法融入中國文化中的。而利瑪竇大膽的對基督教義和中國儒家思想進行了反思與整合，將“上帝”與中國文化中的“天”相比附，建立了中國化的天主教義，并成功的在中國傳播了基督教。所以，“誤讀”雖然不可避免的，但在某些情況下，反而會成為兩種文化相交和融合的契機。
因此，我們不能要求外國人像中國人一樣，徹底的吸收、理解中國文化，也不能要求中國人像外國人一樣理解外國文化。不是所有的誤讀都是錯誤，歪曲，不可取的。我們要利用誤讀的積極影響傳播中國文化，同時尊重和理解外國文化，吸收西方文明中好的部分，促進文化間的互補。（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參考文獻
[1] 哈羅德·布魯姆，誤讀圖示[M]，朱立元、陳克明，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2] 謝華，跨文化交流中文化誤讀的合理性與不可預測性[A]，江西社會科學，2006
[3] 金松林，影響即誤讀：哈羅德·布魯姆“誤讀”理論試析[A]，安慶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七期
[4] 王敏，解構主義誤讀理論的發展歷程[A]，安微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3）
[5] 茅盾，《尼采的學說》，《矛盾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6] 羅芃，《翻譯、變異和創造》[A]，樂黛云《獨角獸與龍——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C]，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0月
[7] 滕守堯《對話與比較文化》[A]，樂黛云《獨角獸與龍——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C]，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0月
注解：
① 哈羅德·布魯姆，朱立元、陳克明譯，《誤讀圖示》[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p146
② 參見謝華，跨文化交流中文化誤讀的合理性與不可預測性[A]，江西社會科學，2006，p187
③ 羅芃，《翻譯、變異和創造》[A]，樂黛云《獨角獸與龍——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C]，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0月：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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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傳播的實質是文化傳播，突出的表現為人們對傳播中價值問題的關注。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七千多年來在與時俱進中創造的物質和精神文明，是世界歷史上最悠久、燦爛而又從未中斷過的人類文明奇葩。它具有無窮的魅力和鮮明的民族特色，是中華56個民族和海內外華人共同的精神財富、情感紐帶和身份認同的胎記及揮之不去的烙印。因此，經典文學傳播要注意對民族情感的尊重和民族文化的準確理解和把握，只有這樣才能使受眾接受。例如，中國古典小說名著在亞洲等華人圈短時間內大受歡迎的盛況與其在歐美的漸次升溫，背后都與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力有關。
從文化的規范功能看，傳播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要宣揚規范（包括規范的變化），將規范“常識化”，可以說，傳播加固了社會的向心力。從廣義上講，文化是能夠系統地完滿地自洽地解釋自己的意圖行為的一套知識。一個人有文化，也就是他被“文”化了，他習得了包括語言在內的一系列的條條框框，懂得了習俗、歷史語境（包括意識形態），能夠將事實、見聞（包括歷史上的和正在發生的）納入自己的視野，在理路上與業已有的認知融通起來，做出響應、判斷。從這也可以看出，文化延續，實際上是在進行一項項的教化、傳達、文化延續的過程，是一個生動細致的傳播過程。文化是一個自洽的系統，與地域相關，不同的文化各有特色，一個傳播系統（包括傳播內容、傳播方式、傳播路徑）關聯的是一個獨具特色的文化系統。一個傳播系統的特點也將揭示一個社會的特色，如古代的烽火戲諸侯中，所體現的就是與以信息高速公路為傳播方式為主的一個大不一樣的社會。傳播的文化品格，實質是說，傳播是一個充滿了價值、感情的領域。價值是有層級的，有等級的。一個社會總有它的核心的、最高的價值標準，這個標準由于層級高，而形成對其它個人標準的勢能。最高級的價值是和這個社會的議事日程一致的，它指向社會設定的發展目標。傳播所做的事，就是將這個最高的核心標準傳達下去。傳播就是要企圖達到各個文化共同體及不同的人之間的互動。
優秀傳統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礎，經典文學是優秀傳統文化的堅實載體。優秀傳統文化是樹立民族自信心與民族自豪感的精神支柱。文化的認同是高層次的認同，文化的力量是一種潛移默化、無可匹敵的力量。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兒女的精神依歸，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豐富多彩，具有極大的包容性、親和力和生命力。中華文化的崇尚統一、追求和諧、注重道德、張揚自強高尚人格、講求厚德載物氣度、主張革新鼎故與時俱進等優秀傳統，不僅是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悠久歷史的精神結晶，更是民族發展的精神動力。要維護民族團結、民族統一，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保持一種強大無比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不僅需要共同利益的物質基礎，而且需要能維系人心、增強民族團結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思想基礎。一個民族要有強大的凝聚力，就必須有強烈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主要依據，自信心的根源在于對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正確認識。通過經典文學作家們的文學作品，世界不同民族的人民認識了中國文化，認識了獨具特色的中華民族的文化、文化發展、文化交融、碰撞以及這些民族文化的內在精神。
經典文學的價值存在于其自身的廣泛傳播和人們的理解之中，經典文學的存在也因其廣泛傳播和受眾的種種理解而呈現出一種多樣化的存在，而受眾都是文化造就的。中國文化綿延五千多年，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獨一無二的，說明了中國傳統文化巨大的凝聚力和超常的穩定性。中國傳統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的歷史文明，中國傳統文化凝聚力就是這種歷史文明的結晶。文化凝聚力有著它的歷史內涵，又需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豐富和發展。中國在世界上被譽為文明古國、禮義之邦，這都與以儒家思想為主干的中國文化，尤其是與其倫理道德學說的熏陶有密切關系。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對形成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素質、民族品格等，起著重要的潛移默化的教導作用。這種文化凝聚力是社會發展的潛在動力，是加強民族凝聚力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是聯系炎黃子孫的紐帶。
文化根源是形成一個民族凝聚力的根本原因。因為這種凝聚力說到底是一種觀念，一種意識和一種無形的文化鏈接。中國文化是形成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堅實基礎，是使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綿延不絕的血脈之根，而中國文學記載著久遠而優秀的中國文化，經典文學中的很多東西都與文化傳播分不開，注重優秀文化的熏陶和對中華文化的體認，強調閱讀經典名著、優秀詩文，體現了濃郁的人文情懷和廣闊的人文視野。《楚辭》的詭譎奇麗，《詩經》的質拙樸實，唐詩的雍容華貴，宋詞的典雅綺秀，都通過文學語言顯現出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蘊，體現出一種民族文化精神，一脈中國氣派。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陳腐的內容，也有優秀的內容。中國的陳腐傳統如封建思想以及所謂國民劣根性之類，易于認識卻難以克服。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卻難以認識而不易理解。我們創建新文化，必須嚴肅批判陳腐的傳統，同時也必須深刻理解優秀傳統。這是一項嚴肅的工作。讓學生接受中華民族的文學，就是接受中華民族的文化價值，使得它們與學生自己的文化保持著割不斷的心理聯系，形成健康的民族意識和強烈的民族感情。
文學是文化的結晶，是文化要素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把文化看著是有物質的、行為的、精神的三個由表及里的組成層面，那么文學應該是文化的精神層面的組成部分。實際上，今天人們認識一個特定區域或民族的文化，除了田野考察之外，最主要就是通過文學、哲學、藝術等精神文化層面的東西去認識的。哲學是一個民族文化的精髓，而文學則是一個民族的文化最為集中、最為形象、最為生動的集中體現。要認識中國文化，最為集中、最為生動、最為形象的莫過于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四大古典名著等。這些偉大的作品，展示了中國人的生活，描述了中國人的生存環境、記載了他們的情感、婚姻、習俗，抒寫了中國人的精神、思維方式，提供了中國人的社會結構。同時，在這些偉大的作品進行傳播時，這些偉大的文學作品又構成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將中國文化升華了，升華為一種偉大的文化，一種可以為全人類所共享的文化。可以說不能通過自己民族的文化文本將自己民族的文化升華的民族，其文化不可能長久，也不可能真正為世界各民族文化所認可。
經典文學在傳播的過程中仍然保持著每個民族和地區的特色。文學的引進不是模仿，是創造；文學傳播不是簡單的同化，而是多元共生。如傳統文學作品的跨文化傳播中的文學翻譯活動，是一個在文學傳播中跨越不同語言系統的語言處理平臺；翻譯中的選擇和改編，則是解決文學傳播中跨越不同審美系統的審美處理平臺等。文字是異地傳播的主要媒介，我國豐富的文學遺產中描述文字傳播的比比皆是，例如罄竹難書、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唯恐說不盡，臨行又拆封、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等。文字和書信對古人來說跨越時空的唯一媒介形態，我國語言中流傳下來的這些關于文字和書信的詩句表現了再現媒介系統的巨大價值和曾經的不可替代性。
中國人是重視反思歷史的民族，流傳千古的經典文學中不乏諸如詠史詩等，緬懷歷史，追慕前賢，評論前代的成敗得失，總結歷史經驗的佳篇巨制，它們是聯接歷史與現實，增強民族凝聚力的紐帶。面對民族發展遭遇到的種種劫難的，經典文學中較為普遍的處理方式是將個人的苦難與民族的苦難聯系起來，從而使個人的苦難具備了超越個人的普遍的啟蒙意義。作家在個人苦難經驗和民族災難之間就有了一種普遍的聯系，這種聯系，一方面滿足了作家個人情感宣泄和表達的愿望，另一方面也為他們心系廟堂，表現對時代歷史的思考找到了一個切實的途徑，但與此同時，也往往使那些古代士人受難者的形象沾染上一層虛構色彩，體現了他們企圖在民間和廟堂之間構筑士子神話的努力，在這些受難英雄的身上，多少顯露了這一批知識分子對自身經歷的一種迷戀情緒。民族凝聚力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它的發生和發展建立在本民族的發生和發展的歷史之上，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是其經濟、政治、文化的集中體現，是民族國家精神之所在。“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要渙散一個民族的凝聚力，必先摧毀這個民族的歷史，反之，要強化一個民族的凝聚力，必先令其成員懂得自己民族的歷史。經典文學中那些立意高遠、見解獨到的詠史性質的名篇佳作正是使中華兒女認識歷史、傳承歷史、感受教益，強化民族意識和歷史責任，為民族振興積蓄奮進昂揚的精神力量。
崇德重義，追求精神境界，也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自身修養方面，表現為不斷的自我完善，向往理想人格。從孔子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強調“士可殺不可辱”，“君子謀道不謀食”，強調“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到孟子的“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至大至剛”養“浩然之氣”。幾千年來，深入人心的儒家思想，之所以特別崇尚人的精神追求，并不是為了宣揚仙風道骨，不食人間煙火，而是特別強調在利與義沖突的情況下，作為與禽獸有別的人，該作怎樣的選擇。“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正是這種“唯義所在”的人生追求，我們從文學作品中看到了一幅幅天地正氣圖，聽到了一首首人間正氣歌，他們似一股清流蕩滌著俗泥污濁，反照出見利忘義者的卑瑣。
儒家思想的劣根性范文4
一、中國的學生為何缺乏創造力？
中國的學生天生缺乏創造力嗎？如果不是，其創造力缺乏的原因何在？心理學家的研究表明，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學生相比，東亞地區學生的智商是偏高的。換言之，按照心理學家的說法，他們具有某種群體性的智力優勢。既然如此，他們理應具有高度的創造力。創造力可以看作是根據一定的目的，運用一切已知的信息，產生出新穎、獨特、有社會價值或個人價值的產品（包括物質產品和觀念性產品）的高級的智力品質。但是，我們應該知道，智力就像礦藏，再豐富的礦藏開發不出來或者開發不力，都是無濟于事的；同理，再高的智力如果不能運用于創造新產品、提出新觀念的活動中，也是毫無用處的。中國學生的問題就在于此。綜合各種觀點和事實，可以毫不隱諱地說，中國的學生缺少創造力，與中國的文化價值觀及其影響下的學校教育的失當有關。
首先，中國文化總體上是一種強調“統一”的文化。在社會生活中，人們重視集體而非個體，重視整齊劃一而輕視特立獨行。當然，這種文化價值觀也反映在中小學教育環境中。很多中小學校為學生制定了整齊劃一的行為規范，包括飲食起居、學習交友、為人處世的繁瑣的規范或守則，學校儼然成為塑造學生行為的“模子”，學生儼然成為用同一個“模子”批量生產的工業產品。
在學校的考核或考試中，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每次考試一般都有一個“標準答案”，教師往往按照這個統一的“標準答案”給學生打分。如果學生的回答背離了教師制定的標準，即使回答得再有創造性也是枉然，也難以逃脫低分的“命運”。有這樣一個笑話：一位教師出了一道考試題，即“春天是一年中——的季節”，一個學生回答“春天是一年中小草蘇醒過來的季節”，結果，老師給他零分，因為老師的“標準答案”為“春天是一年中的第一個季節”。顯然，過于嚴格的標準，像古代的“八股文”一樣，禁錮了學生的思維和想象，也壓抑了學生的個性。
當然，適當的規范或守則，如按時上學、班集體和課堂教學的有關規定、基本的道德規范和人際交往規范，對于學生適應學校和社會、維持良好的學業和人際關系，都是必要的。但是，過于繁瑣或整齊劃一的規范則是不必要的。規范越多、越細、越繁瑣，學生的思維活動越容易被框住，他們的創造力越是難以發揮或展現出來。
心理學研究表明，創造性的思維和創造性的人格是創造力的核心，創造性思維的一個基本特征是求異。也就是說，對一個問題或現象，能從多個角度進行思考，給出與眾不同的、新穎的問題解決辦法或分析。另一方面，這種變通而獨特的思維活動通常需要創造性人格的支持和驅動。換言之，學生必須敢于懷疑既有的標準，敢于打破統一的格式或套路，否則，他的思維很難變通，也很難做到與眾不同。
無數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從人類歷史上看，每當某種統一的社會規范或價值體系松動的時候，人們的創造性就會迸發出來。春秋戰國時期涌現出很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哲學家，就是一個例證。因此，清除過于強調整齊劃一的框架或標準。對于解放學生的思維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中國文化過于重視人際關系的平衡，而相對輕視個人的獨立人格。人們習慣于把自己放在某個人際關系框架中，以自己在這種人際關系中所處的位置界定自己的價值，以至于國內外很多學者都認為中國是“關系社會”，在國外，“關系”甚至成為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概念。
正因如此，人們對別人的評價非常敏感，他們非常在意別人怎么看自己，也非常在意自己與別人的差別。因此，他們為了獲得別人好的評價而努力，也為了維持與他人的關系而努力。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是喪失了自己的獨立人格，放棄了自己獨立的評價標準，而以群體或眾人的標準判斷是非，判斷自己的行為。
中國人注重維持人際關系的平衡。在中國文化中，歷來是“槍打出頭鳥”，“出頭的椽子先爛”。換言之，一個人如果膽敢無視群體的標準而冒尖，他就會遭到群體的排斥或打擊。數千年來，這種文化觀念已經滲入人們的骨髓，成為人們的生存策略的一部分。人們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時間投入到人際關系中，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威脅，而用于工作和創造活動的時間和精力相應地減少。正是在人際關系的平衡中，很多人失去了“獨立的自我”。
這種文化氛圍也滲透到教育環境中。在“人際關系標準”的制約下，學生要十分“聽話”，放棄自己的標準，以討好老師和家長。在此過程中，學生喪失了發展自身獨立性的機會，而變成一個從眾的人。而且，由于過于看重別人特別是老師的評價，他們在學習和生活中具有很強的焦慮和壓力感，唯恐自己的行為不符合老師和家長的標準。
過于注重外在的評價。而放棄內在的標準，恰恰是創造力的大敵。美國心理學家阿曼貝爾發現。為了獲得良好的外部評價或獎賞而努力工作的人很難表現出高度的創造性，而那些由內部動機或個人興趣推動的人往往更容易發揮高度的創造性。這就是著名的“內部動機假說”。雖然這種觀點的科學性需要進一步檢驗，但是，它卻提示我們，過于注重人際關系或他人的看法可能對創造力產生消極的影響。
再次，國人異乎尋常地重視學業，而對學業之外的才能或興趣置之不理。中國歷來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由于“讀書”和考試可以改變個人的社會地位，教師和家長對學生的學習成績普遍抱有極高的期望。這甚至成為一種文化心理。心理學家們發現，即使在美國的亞裔青少年中，父母也往往更看重他們的學習成績，青少年由于難以達到父母的高期望，自信心普遍較低。近年來，國內學生的作業負擔“居高不下”，為學生“減負”的呼聲日益高漲，這種現象也跟過于看重結果的教育觀念有關。
美國心理學家加德納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論認為，除了學校普遍重視的語言智能、數理邏輯智能，還存在音樂智能、運動智能、人際關系智能、空間智能、自然智能等多種智能形式。一個學生可能在某一種智能上占優勢，也可能同時擁有多種智能潛能。因此，學校應善于發現學生的潛能，使之得到最大程度的發展。遺憾的是，我國大多數中小學校在“高考”指揮棒下，仍然把語言智能、數理邏輯智能作為培養的重點。而其他類型的智能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另外。中國的文化傳統更看重外在的行為和表現，而相對忽視內在的精神和實質。這并非危言聳聽。在我國傳統中，人們更重視“禮儀”，重視可見的東西。在社會生活中，雖然我們也強調“誠”和“真”的價值，但是，在實際生活中，人們更看重外在的、可以獲得別人的較高評價的東西。由于這種文化傳統，我們往往過于看重結果而不是過程。所謂的“成者王，敗者寇”，就是這種思維方式的生動反映。
這在中小學生的生活中也有十分明顯的反映。在時下的很多學校中，教師更看重學生的學習成績而不是學習過程，換言之，他們看重的是學習的結果，而不管學生是否對學習本身感興趣。這種教育觀念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很多學生厭學，甚至徹底喪失學習興趣。在這種情況下，學生的創造性從何而來？！
雖然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文化的上述特征曾經對中華民族的統一和發展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創新成為時代主旋律的背景下，它們卻在客觀上營造了消極的文化氛圍，在某種程度上妨礙了人們特別是兒童青少年創造力的發展，不利于他們自信、獨立等創造性人格品質的發展，從而成為導致中國學生創造力相對較弱的文化因素。
二、從美國文化氛圍看創造力的培養。
考察西方的現代文化氛圍，可以為國內學生創造性的培養提供某些有用的啟示。去年夏天，我到美國進行了為期一年的訪問。其間，由于跨文化研究任務和女兒在美國上學，我對美國的文化價值觀尤其是中小學教育氛圍進行了近距離的觀察，目睹了學校文化對兒童青少年創造力發展的影響。
首先，在學校里，學生受到絕對的尊重。按照有關的教育法規，在學校里，教師要尊重學生，學生不會因為、膚色、能力的差異而受到歧視。在美國的小學里，隨處可見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的兒童和諧相處的身影。
同時，這種尊重也是社會性的，客觀上構成了一種尊重和保護兒童和未成年人的普遍的社會文化氛圍。在交通繁忙的街道和學校門口的街道，只要有中小學生經過，所有的車輛和行人就會自動停下，耐心地等待學生通過。在這種場合，通常都有專門的工作人員執勤，以確保學生的安全。在家庭中，父母對兒童的打罵和虐待也是被嚴格禁止的。此外，為了防止學生在放學途中遭到同學的欺負，學校在新生入學后通常都會召開家長會，教給家長和兒童如何應對可能存在的欺負。因此，在美國，兒童享有充分的安全感和心理上的自由，而這正是創造性人才的突出心理特征。
其次，美國是一個崇尚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國家，強調個性化的教育，鼓勵學生獨特性的發展，而貶抑整齊劃一的教育和教學。在學校里，每個學生的特殊才能幾乎都能被發現和培養，他們的興趣和愛好也都能得到重視。條件較好的學校通常會根據學生個人的潛能和水平，為學生制訂適合個人的或個性化的教育方案。對于那些學習效率較高、進步較快、學有余力的“先進生”，教師通常會為他們布置難度大一點、水平高一點的作業或任務，而對于那些學習吃力的“后進生”，教師通常會布置容易一些的學習任務，以增強他們的自信。
雖然學校也會要求學生穿校服，但關于校服的規定是比較寬泛的，如要求衣服不能有修飾和品牌標識、不能穿高跟鞋等。這些要求主要是出于保護學生自尊和身心健康的考慮，以避免不必要的攀比，增強他們作為學生的身份意識。在這些要求下，學生著裝仍然具有很大的選擇空間。因此，走進美國的校園，我們可以看到學生的著裝簡單而又各不相同。
在學校的教育教學過程中，教師的教育方式以鼓勵為主。他們鼓勵學生大膽探索，勇敢表達自己的想法，鼓勵學生對問題給出獨特的回答，發表與眾不同的觀點。在評價過程中。美國教師通常不會以所謂的“標準答案”衡量學生的表現。而是力求看到每個學生的潛力。教師希望看到的是求異而不是趨同。換言之，教師鼓勵學生的求異思維而不是從眾心理。因此，學生能夠在學習過程中嘗到自由探索的樂趣，展現獨立思考的潛能，自信也會不斷地增強。一位華裔母親敘述了她的兒子在美國一所小學的經歷：老師經常為學生布置渚如“你是如何看世界和平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什么會發生、能不能避免”之類的作業任務，鼓勵他們自己查找資料，給出回答。老師更看重學生獨立探索的過程。顯然，這種作業旨在鼓勵學生的自主性，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能力和創造性的人格品質。
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文化看重學生個人的興趣和愛好，而不把學習成績看為至高無上，在初中和小學階段尤其如此。無論是學校的老師還是家長，都給學生留足了自由活動的時間和空間。與中國相反，在學校里，美國的教師不會為學生布置沉重的家庭作業，壓著他們去完成。學生的作業量是很少的，一周的作業通常可以在一兩個小時內完成。因此，學生的課余時間是十分充裕的，他們可以自由地選擇和閱讀自己喜歡的課外書，參加自己喜歡的課外活動。在此過程中，學生的個人興趣和特長得到充分的發展，而且他們通常對學校抱有十分積極的情感。另一方面，由于人們都懂得相互尊重，因而他們可以專注于自己感興趣的活動，而不必為復雜的人際關系所困擾，生活簡單而輕松。
對于低年級的小學生，學校會有目的地培養他們對學校和學習的興趣。除了以鼓勵為主的教育方式，還經常輔以實物和活動強化。在一些小學，經常在周末讓學生自己選擇一些可愛的玩具拿回家，還經常組織一些郊游（field trip）和參觀活動（如參觀消防博物館和藝術館）。在此過程中，學生既獲得了知識，又增強了興趣。從總體上看，學生的學習生活輕松而愉快，自信而充實。
另外，創造力在當代美國人的心目中擁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在美國中小學的評價體系中，創造力首當其沖。通常，班級教師（class teacher）會根據學生在學校完成各種任務的情況，從創造力、分析能力和理解力等多個方面定期對學生進行評價，并將結果告知學生的家長。因此，在學校乃至整個社會，都形成了崇尚創新的文化氛圍。這種普遍的社會期望會通過各種外顯的和內隱的方式傳達給學生，轉化為學生對自身的期望，大大地促進了他們的創造潛能的發展。
同樣，美國文化也特別強調培養學生的領導力（leadership）。在中國，很多家長想方設法讓孩子盡早上學，以確保孩子在學習成績上領先；相反，美國的家長并不急于讓孩子上學，而是希望孩子在足夠成熟之后入學，以便于孩子領導力的發展。在同伴交往中，年齡較大的兒童更容易發揮領導者的角色，發展特定的領導力和足夠的自信，而這與創造力的發展也是密不可分的。
由于美國文化乃至整個歐美文化更崇尚博愛和個人自由，這已經成為一種基本的信念。只要行事為人內心無愧，就可以坦然無懼地去做事，人們無須耗費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維護和平衡人際關系。但是，中國文化的根是儒家思想，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文化，人際關系的權衡大大地制約著人們的行為。換言之，西方文化是“敬神”的文化，中國文化是“敬人”的文化。其重心不同，對人們的創造力所產生的影響也截然不同。當然，文化的這種影響也反映在中小學教育環境中。
通常認為，培養學生的創造力，關鍵是培養創造性的思維能力和創造性的人格品質。就創造性思維而言，發散思維是其核心，而發散思維的基本特征是獨特性（即思考問題與眾不同）、變通性（即靈活應對，從不同角度想問題）、流暢性（即主意多、想法多）和精致性（即善于加工和完善）。就創造性的人格品質而言，好奇心（即喜歡探究未知的事物）、冒險性（即敢于探究結果未知的事物）、挑戰性（即藐視困難、迎難而上）非常重要。顯然，要培養學生的這些能力或品質，有必要改革我們文化深層的某些“劣根性”，改善我們的中小學教育環境，改變成人的某些教育觀念和行為。
新加坡學者Ng Aik Kwang總結指出，創造性課堂通常能讓學生擁有足夠的安全感，讓他們認為自己不會受到威脅和懲罰；在這種課堂上，學生受內在動機（興趣）而不是外在動機（為獲得外在的獎賞或表揚而行動）的驅動，學生認為自己是一個意志自由的人，而不是受控制的人，認為自己是自主的學習者，而不是盲從者，在亞洲特別是中國，尤其需要創設這樣一種課堂，以促進學生創造力的發展。顯然，要創設這樣的教育教學環境，我們必須從文化的角度進行深刻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