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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思想特點范文1

隨著市場經濟模式的不斷發展,資源配置在市場中的地位發生了巨大變化。對于任何企業而言,如何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經濟競爭中站穩腳跟,進而占據優勢地位就成為不得不認真考慮的重要問題。從市場管理角度而言,一個企業的資源主要包括人、財、物、信息四種要素,各種要素在企業發展過程中都發揮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如何合理協調各種資源之間的關系就成為現代企業管理的重要內容。在企業創建初期,對于企業而言最為重要的是資本的積累,因此財就成為企業在發展初期所需要考慮的首要因素。隨著企業的不斷發展,物和信息在企業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逐漸提升,尤其是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在財、物、信息都相對均衡的狀況下,人在企業發展中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與傳統的企業發展理論不同,“人”在企業發展中的決定性影響作用是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一個鮮明特征,這就要求在企業的發展和運營過程中充分認識到人在企業發展中的重要性,把“人”擺在核心的位置,并在此基礎上尊重人,充分發揮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進而達到“以人為中心”的管理模式,而這也正是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理論對傳統企業管理思想的創新和發展。對于“人”在企業發展中的重要性,美國鋼鐵大王卡耐基曾說“即使將我的工廠、設備、市場和資金全部奪去,但只要技術人員和組織人員還在,四年之后我仍然會成為鋼鐵大王。”因此,人本已經成為現代企業管理的核心。

現代企業管理理念的科學性和具體性使得人本管理理論迅速轉化為實踐,并指導著實踐的發展,為企業的健康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駕護航的作用。然而,由于中西方固有文化思想的影響,在“人本”管理方面,卻表現出不同的實踐。如西方企業比較注重的是“理性”管理,注重通過制度的構建和個人的努力在企業管理中的作用,而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企業在此方面則更加注重對人際關系、人事合作等“人性”內容的挖掘。當然,不同模式之間并無優劣之分,只是依賴的基礎文化不同所造成的。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德治文化在數千年的發展歷程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對國人思想乃至國家的發展都起到了無可替代的重要影響作用。在現代市場經濟之中,企業的人本管理思想不能脫離所依賴的社會實際和文化基礎,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德治思想恰恰能夠為現代企業的人本管理思想的發展完善提供有力的借鑒和促進作用,而儒家德治管理思想與現代企業人本管理思想之間既存在共同點又存在差異,這就要求我們研究兩者的共同點和差異,在現代企業管理理念引導之下將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有機地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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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與意義

1.2.1 研究目的

人本思想是現代企業管理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決定企業能否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據優勢和有利地位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如何更好地在企業管理過程中運用好人本思想就成為企業發展的內在要求。上文也提及,當前西方國家所建立和運行的企業人本管理制度是建立在“理性”管理理念基礎之上的,而這與我國的現實情況是有一定差異的。我國整個社會的發展都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如何用中國的傳統文化來更好地促進現代企業管理理念和實踐的快速發展也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在此背景之下,本文旨在通過以中國傳統的先秦儒家文化,尤其是其德治管理思想為借鑒的主要內容,全面客觀地介紹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與現代企業人本管理思想的起源、內涵、特征以及主要職能等,并在此基礎上通過對比分析兩者之間的異同,進而在結合理論與我國企業管理實踐的基礎上,探索采取一種最為恰當的方式將兩者充分地融合起來,為現代企業人本管理思想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參考。

? 1.2.2 研究意義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是我國傳統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對現代企業理論和實踐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本文以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與現代企業人本管理思想之間的關系作為研究對象,無論從理論角度還是現實角度均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

首先,從理論角度來看,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完善我國的現代企業管理理論體系。就當前的實際情況來看,目前雖然國內對現代企業的人本管理思想研究已經初步展開,但相關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尤其是對于現代企業人本管理思想的研究脫離了中國的實際情況,過多地照搬西方已有的經驗,這就無形之中導致相應的理論無法為現實中企業的科學管理與發展提供足夠的指導。而本文將中國先秦儒家德治思想這一傳統文化與企業的人本管理思想充分聯系起來,從而促進企業人本管理思想體系的發展完善。因此本文的相關研究無疑會推動我國現代企業人本管理理論體系的進一步完善和進步,也有助于相關理論空白的填補,這無疑能在很大程度上推進我國現代企業人本管理制度理論的發展。

其次,從現實角度而言,本選題的研究有助于我國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在現代社會,人才是企業發展的第一推動力,也是決定一個企業能否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的關鍵因素。因此,對于我國企業而言,在發展的過程中要充分認識到人在企業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同時,也應該清醒地看到,任何制度的發展和完善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土壤基礎上的,對于我國企業而言,在發展“人本”管理的過程中,充分借鑒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必不可少,而先秦德治管理思想正是這樣一種優秀的傳統文化思想,因此通過對比兩者的異同,通過科學的制度設置,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合理的平衡點和切入點,無疑對于我國企業人本管理制度的豐富和完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和管理思想充分結合的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無疑能夠為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有利地位的占據提供有力保障。因此,該課題的現實研究價值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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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起源與理論依據

在對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和現代企業人本管理理論與實踐進行全面探討之前,有必要對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起源與理論依據進行全面的介紹和分析,這是保證相關研究科學性和嚴謹性的前提和基礎,也是保證課題研究針對性和全面性的內在要求。

2.1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起源

我國擁有數千年的優秀歷史文化,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眾多的學術流派,而儒家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也是幾千年來中國的主流意識。儒家思想的發展具有延續性,就其整個發展歷程來看,主要分為先秦儒家思想、漢代董仲舒發展的儒家思想和宋明理學,其中先秦階段是儒家思想的起步階段,也是思想快速發展與高度自由的階段,是 最能體現“以人為本”思想的階段。因此本課題選擇先秦階段的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作為研究和參考的標準。

2.1.1 歷史淵源

在中國的夏商時代,

“德”的概念就已經出現,但那時的“德”與現代意義上的“德”有很大的差異。夏商時代的“德”主要表現為“習慣法”,這是同一氏族全體成員共同意識的體現,也需要所有氏族成員共同遵循。當然,其并非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直接淵源,但也為儒家德治思想的產生奠定了基礎。然而,“德”卻沒有幫助殷商擺脫滅亡的不歸路,這也給周朝統治者以極大的啟示,以周公為代表的西周統治者開始認真思考保障政權的有力手段,經過多次比較,找到了天命變易和永葆天命的法寶--“德”,“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其認為衡量一個現實政權統治好壞的關鍵就在“德”,而“德治”也逐漸成為西周政治思想的核心。 到了東周春秋時期,管仲、子產等人也十分重視道德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為政必以德”、“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這些都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經過長時期的認識積累,到東周戰國時期,隨著社會局勢發生的巨大變化,德的內涵和外延也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將這一倫理道德推廣到政治領域,從而以倫理關系來理解政治關系,進而豐富、完善并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德治”思想,儒家學者將道德與政治聯系起來,從而將兩者融為不可分隔的一體,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德治管理思想,其啟動的標志就是孔子率先提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德治主張,此后的儒家學者對此思想體系不斷予以豐富和完善,如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和荀子的“禮制”思想等,這些思想使德治思想的內容更加豐富、邏輯更加完整,形成了系統的思想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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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論依據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產生和發展不僅有著現實基礎而且也是建立在豐富的理論基礎之上的。結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本人的個人理解,本文認為,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理論依據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2.2.1 人性理論

在儒家學者看來,人在整個社會關系中處于核心地位,因此先秦儒家也十分重視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從整體上來看,人是先秦儒家思想所圍繞的核心,對于儒家學者而言,人是世界上最寶貴的,也是動物界中靈性最高的,因此應該圍繞“人”來展開所有的管理活動。同時,儒家學者又進一步指出,雖然人是管理活動的中心,但由于人自身的差異性又決定了在對“人”進行管理時必須對“人”的本性進行分析,只有全面地分析人性,才能為管理活動的開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從而確立了“緣人情”的人性而治的邏輯起點。

孔子是儒家的杰出代表,也是儒家中最早提到人性問題的。孔子在人的等級差異邏輯起點基礎上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基礎的德治思想體系,從而構建了以此種家庭倫理關系和政治關系為基礎的社會基本結構,為社會結構的有序運行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此基礎上,孔子還抽象出了道德的理論原則,即“仁、義、禮、智、信”,并且根據不同個體對此種道德標準所具有的多少程度,對人作了進一步的道德等級劃分,進而對不同登記的人采取不同的德治目標和要求。基于此,孔子提出了德治的核心所在,即“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由此,孔子將感化作為道德構建的重要途徑,也將其作為自己所倡導的德治理念的核心,但孔子這種將德治建立在人的階級差異基礎之上的理念模式,顯然無法解釋如何僅僅依靠道德等級承諾的差別來解決德治存在的邏輯性。

在孔子研究的基礎上,先秦儒家學者的繼承者進一步從人性的角度對德治管理思想進行了論述,其中著名的就是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理論和荀子提出的“人性本惡”理論。

孟子作為繼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集大成者,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論,即善端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良知良能”,而也正是由于這種善端的存在促使人們在社會生活中不斷向善。他認為,正因為“善端”如同一個人的身體器官一樣自然存在,那么這個善端就是人的道德本性,即人性。人生來即有“仁義禮智”這四德,正是因為具有這種善端,人在后天的社會實踐過程中才能不斷地開發拓展這種善端,進而實現后天道德完善的目標。孟子認為,人性的“善”不是后天逐漸形成的,而是在其內心自然存在的,只是在后天的過程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需要指出的是,孟子也贊同人性天生的善端與善的表現并不等同,人天生而來的善端也會受到世俗的干擾進而出現迷失,因此每個人的后天人性會出現各種差異,這就需要在后天的環境中不斷加強自身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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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主要內容......................13

3.1 德性立身(三達德):總原則........................13

3.2 和而不同:人際關系原則......................14

3.3 中庸為美:做事原則............................15

4. 現代企業人本管理基本理念概述.................18

4.1 企業人本管理的產生與發展......................18

4.2 企業人本管理的內涵及特征......................19

4.2.1 企業人本管理的內涵...................20

4.2.2 企業人本管理的特征....................20

4.3 企業人本管理的職能要求.......................22

5. 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對現代企業人本管理的借鑒意義..................24

5.1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與企業人本管理的聯系與區別...........24

5.1.1 兩種管理理念的聯系....................24

5.1.2 兩種管理理念的區別......................24

5. 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對現代企業人本管理的借鑒意義

人本管理是現代企業適應社會變化和需求的理論創新,也是人才成為企業發展最重要資源的客觀反映。目前,國內企業在運用人本管理理念進行企業管理 制度構建時遇到了一些問題,最為直接的反映就是缺乏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基于此,本文對中國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對我國現代企業人本管理的借鑒意義。

5.1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與企業人本管理的聯系與區別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管理的一個鮮明特點,而現代企業人本管理的實質也是對人的管理,因此從本質上而(文秘站:)言,兩者都屬于管理學的范疇,當然兩者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

5.1.1 兩種管理理念的聯系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與企業人本管理都屬于管理學的范疇,因此兩者之間具有一定的共同點。

一方面,兩者的理論基礎都是人性理論。從兩種理論的產生根源上來看,都是建立在人性理論基礎之上的。儒家的“緣人情”的人性而治的邏輯起點就是一個鮮明的特征。孟子和荀子從人性的角度分別提出了“性善論”和“性惡論”,并在此基礎上豐富和完善了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儒家不同學者雖然在人性的天然本性認識上有一定的差異,在人性改造的內外因素重要性認識上也不盡相同,但是他們所豐富的儒家德治思想體系都是建立在對人性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的。與此同時,上文也詳細分析了人性假設理論是企業人本管理思想的理論基礎,整個企業人本管理思想的產生和發展也都是建立在這一理論基礎上的,在這一

點上,兩者表現出很大的共同性。 另一方面,兩者都注重“人”在管理中的地位。人性理論基礎決定了兩種理論在研究的過程中勢必要將“人”放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而這一點也是兩者的共同性,即兩種理論都看到了作為主體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中也提到“仁智勇”、“仁者愛人”、“民惟邦本”等思想,這些思想都將“人”放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而人本管理思想也認為要以“人”為核心,將人放在管理的主要地位,兩者在這個方面是一致的,也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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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語

儒家是先秦諸子百家的典型代表之一,其管理思想尤其是德治管理思想在中國傳統社會大放光彩,時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現實指導意義。在人本管理已經成為現代企業管理基本要求的今天,也對企業的管理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現代企業人本管理制度的豐富和完善,從可行性和必要性角度研究分析儒家的管理思想都對我國現代企業人本管理思想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所產生的影響已經超出了國家的界線,許多國家在企業的經營實踐中將其予以引入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這確實為現代企業管理尤其是人本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積極的影響。本文正是以此為切入點,在分別研究介紹了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和現代企業人本管理的基礎上,提出了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對現代企業人本管理制度的具體借鑒內容和措施。

先秦儒家思想特點范文2

經過資料排比，著者發現早在先秦時期，“氣”與天文學已經結合;到唐代李淳風時期，“氣”與天文學密合無間，李氏的《乙巳占》是古代“氣占”的集大成之作，包含著用天象干預人事、制約皇權的人文關懷。曾振宇教授對于中國古代“氣”范疇的研究，在以前的專著《中國氣論哲學研究》中有詳細的論說，但他并沒有就此止步，在多年的探求中，發現中國古代的“氣”學對于境外的國家也產生了影響，因此著者用較多的筆墨探討了相當于明朝時期的朝鮮著名學者徐敬德的思想，發現徐敬德是張載的忠實信徒，他將中國古代氣學和朝鮮氣學融合起來，在朝鮮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是中國哲學對于周邊國家產生影響的重要例證。著者在比較與發展的視野中考察了徐敬德氣學的特質，將視野拓展到了境外。在中國古代的倫理價值體系中，“孝”是重要的范疇，“是整個古代社會倫理觀念和社會政治的邏輯起始”(見《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統》287頁)。著者以考古資料作為基礎，結合《說文解字》、《爾雅》對于“孝”的本義作出解釋，繼而結合中國古代儒家思想史，對“孝”觀念的發生與演變作出探求，發現以孔子為代表的原始儒家探究了“孝應該如何”，卻沒有回答“孝說什么”這一關鍵性問題，說明“孝”內容有其本身的缺失;而《孝經》只是對于儒家的孝論作出初步論證;最終完成“孝”這一哲學論證的還是大儒董仲舒;南宋的朱熹則將古代中國孝論進一步深化。上世紀初的，西方的哲學思潮傳入中國，人們開始反觀中國儒家的“孝”這一核心倫理。著者發現，在中，以“孝”道為核心的儒家思想受到了普遍的懷疑和批判，但是著者認為，諸多發難者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批判存在諸多片面與極端之處，主要是沒有搞清楚原始儒家和后世儒家的區別;此外許多論者沒有全面認識和把握孔子與儒家的內在精髓。《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統》對于“孝”的內涵及演變過程剖析的非常清楚，表現出著者的學術敏感性。至于“法”與“德”孰重孰輕，儒家和法家觀點不同。

中國哲學思想早熟，先秦即出現了“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兩種論說。儒家主張先德后刑，首先實行教化，然后以法規制約，主張將“仁”作為“法”的內在精神。而法家則主張法律的公平公正，有時對于“法”公平性的要求超過了親情和倫理。漢初黃老學說占主要地位，漢武帝之后，儒家思想更多地影響了漢代法律制度。著者經過資料排比發現，許多深刻影響漢代法律制度的儒家思想，其實并非全然是孔子的思想，有些是孔子七十子之徒或者是漢代儒家思想;而兩漢的行政法、訴訟法、民法和刑法都深受儒家孝論的影響;至于《唐律》的出現，則意味著中國傳統法律制度儒家化進程的最終完成，它總結了歷代立法精神和司法實踐，成為有效調節各方面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同時《唐律》又成為宋元明清各朝編纂法律與詮釋法律的規范。著者認為中國的法律規范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儒家思想在清代結束之前一直占有統治地位。學術研究需要“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統》一書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

中國古代學者對哲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傳統學術史領域的“語言學”概念方面。西學東漸之后，中國學者眼界大開，對西方哲學投入了很大熱情，很多學者喜歡用西方的理論解釋中國的學說。其實，無論是海外的相關研究，還是國內的研究，研究者總會有這樣或者那樣的不足。著者發現有些學者對哲學與文化形態中的概念研究，主要側重于某一具體文本或某一具體人物;也有學者對某些概念作縱向的梳理，但尚停留在資料的收集上，主要哲學概念內在的邏輯性線索沒有梳理出來。故著者在《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統》一書中，關注到了這樣的問題:“氣”在甲骨文已出現，但是“氣”在什么時候由一個普通的詞匯上升為哲學概念，這個問題還沒有作出很好的解答;此外，“氣”學為什么會與陰陽五行學說“牽手”，研究者重視不足;而“氣”的范疇有幾層內涵的問題也需要得到充分論證;對于為什么說張載的“氣”學達到了中國氣學最高水平，也是需要探究的問題;到明代的王廷相，他的“氣”學論說為什么走向了倒退，其內在的原因是什么，亦需論證。只有對這些問題作出探討，才能梳理出“氣”這一哲學概念在兩千多年的演變軌跡，發現其內在邏輯的發展線索;才能勾勒出“氣”學在中國哲學與文化形態的脈絡。著者為此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努力使中國古典學術回歸中國文化。針對研究現狀，著者對一百多年來學界在中國思想文化史概念研究中的理論與治學方法進行全方位的評價，其目的是力求發掘中國哲學與文化形態概念的獨創性，展現中國文化獨特的問題意識、人文關懷和哲學成就，讓文化精神與文化立場回歸文化中國。

在研究方法上，著者根據已有學術研究基礎，將主干概念的起源、特點與演變軌跡，進行細致入微的梳理與研究。他從甲骨文、金文入手作語源學考察，然后闡微發隱，以每一時代精英思想家的文本為線索，梳理每一個概念的內在邏輯性演變軌跡，進而與西方哲學范疇進行比較，闡發中國本土哲學概念的獨創性人文品格。在每一個概念的研究上，以歷代思想家的文本為基本線索，從甲骨文、金文開始考辨，然后梳理周秦漢唐、宋元明清，直到近代的邏輯演變。在縱向梳理的同時，又兼顧橫向比較，注意橫向與縱向的內在關系。在研究思路上，著者強調文獻學、訓詁學、音韻學、歷史學與哲學齊頭并進，多角度、多方位研究文化元典中的基本概念，以使每一個概念的研究內容能夠互相說明與印證。著者在梳理中國思想文化史每一個主干概念的內在邏輯性發展線索的同時，又將觀念史與精神史、社會史相聯系，進行綜合分析，這是其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色和創新。著者撰寫《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統》的一個重要出發點，是深感中國學者多用西方哲學原理和概念體系來詮釋中國傳統哲學，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國傳統哲學與西方哲學本來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態這一事實。著者認為，中國傳統哲學形態中，邏輯世界、原理世界與經驗世界、現象世界是不可分割地包容在一體之內的，用中國哲學固有的命題來表述，就叫“道不離器”、“氣兼有無”。因為中國傳統哲學中有自己的哲學概念，故陰陽、道、器、理、欲、氣、天、心、性、命等概念系統，有其自身獨創性的文化內涵與哲學內蘊。著者努力追求的是，正本清源，返本開新，發掘出中國文化形態當中概念的獨創性，展現中國哲學與文化獨特的問題意識、人文關懷和哲學成就。他希望讓文化精神與文化立場回歸文化中國，讓中國古典學術回歸中國文化，在多元性世界中尋找中國文化的獨創性。從《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統》一書的內容來看，著者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作者：李金玲 單位：山東理工大學

先秦儒家思想特點范文3

[關鍵詞]漢書?藝文志;班固;儒學;崇拜

《漢書?藝文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目錄學文獻，是由東漢班固根據劉歆《七略》改撰而成。其保存了先秦至西漢的著述，它囊括了哲學、史學、文學、政治、經濟、法律、軍事、歷法、天文以及醫學等書籍。每種門類之后有小序，每略之后有總序，這些序對當時學術的來源發展、優缺是非都作了簡要的介紹，這些記載對于理解先秦至西漢這一時期的文化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漢書?藝文志》開創了史志目錄的先例，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目錄學要籍;同時《漢書?藝文志》也是我們對于古代文化進一步認識的重要途徑。正是由于它的重作用和影響，因此歷來受到古今中外學者的重視。雖然班固《漢書?藝文志》來源是劉歆《七略》，但是班固在總序中這樣說：“歆于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顏師古注：“刪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可班固對于《七略》是持積極態度，肯定并繼承、吸收和發展，繼而寫出《漢書?藝文志》。顯示出《漢書?藝文志》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班固的學術思想，這不僅僅是對劉歆《七略》的總結。

一、《漢書?藝文志》的編排特點

《漢志》從類目的設置、所列著作的排列及評判諸子十家的標準均體現尊儒的思想。班固在《藝文志》的“諸子略”每一家序言，都針對各家源起、職能、優劣長短等進行了集中的闡釋，可以看出班固是站在儒家正統派的立場來評論諸子學派的，《漢書》在引用儒家經典上體現的很多，但最能體現的便是《藝文志》對書籍排列順序的變化，班固在各類典籍中，首先以儒家六藝經典，其次是諸子十家九六之書等，這些排列的重要性使后代史家也有了受《藝文志》的影響，其后的分類規范為經、史、子、集四大類，儒學居于第一的位置卻一直保持不變，其地位愈加鞏固，加強了。

《漢志》以儒家“六藝”為首。又體現了其學術地位的崇高，儒家是以“六藝”為傳承，諸子十家包括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在《六藝略》的大序中作者首先對六經的內容予以說明，序云：“六藝之文……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并非因《易》成書較早緣故而是尊儒尊經的表現，“至于殷、周之祭，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系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歷三古。”《論語?述而篇》中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孔子晚而喜《易》，讀之韋編三絕。常曰：‘假我數年如是，我于《易》彬彬矣。’”這里只是將《易》來突出作為一個代表，來顯現在儒家占有的重要地位，班固也是借此著文來加強儒家地位。儒家經典在《漢書》中被奉為至尊。班固對儒家的六經有一個總體評價：“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這些都是儒家經典或與儒家經典有關的著作，它們被安排在最前的位置，單獨為一略，充分體現了班固尊孔崇儒的學術思想。

二、班固對儒學的崇拜

在班固推崇的眾多學術思想里，其中有一個明顯的傾向就是：尊孔崇儒。推崇儒學在西漢學術中的中心和主體地位，其他各方面的學術或者思想只是儒學的補充或者延伸品。這一點充分的在《漢書?藝文志》中明確的表現出來：

第一，文章開篇就說“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從這句話可以看出班固把儒學始祖孔子及其弟子真正放到了“獨尊”的地位，同時又能表現了作者將孔子的儒家學說作為學術的正統，正是孔門及其弟子的“喪”才導致之后儒家“大義”而亂，才使諸子百家興起;

第二，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稱贊司馬遷“……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同時他又批評司馬遷“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班固在關于寫作史料方面還是肯定司馬遷的，但是在分析史事、評價人物的主導思想方面發生了變化。司馬遷推崇儒家，但在評判儒家時，有自己的思想，不以儒家的是非為是非，不排斥其他諸子學說，而班固則是站在儒家的立場，對其他諸家學說都予以抑黜，，其原因是其受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的影響，又在著錄《漢書》時，將自己的推崇儒學表現的淋漓精致。

第三，班固在《諸子略》中將儒家排在先秦諸子的前面，并對儒家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儒家后的小序云：“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他明確指出了儒學思想是統治國家、政治教化的依據和工具。此外《諸子略》大序云：“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可見作者認為諸子百家之學，雖然思想志趣千差萬分，但是最后殊途同歸，只是儒家思想的分支，最終會統一到儒學思想的體系中。上述三點都是班固對儒家的尊敬和崇拜的體現，既體現了班固的儒學世家，又體現了他治學的嚴謹。

三、班氏家族與儒學有密不可分的聯系

細作梳理就可發現，班氏家族尊崇儒學歷史源遠流長，班伯生卒年不詳，班況長子。少時受《詩》于師丹。因王鳳薦，漢成帝召見于宴眠殿，見其容貌甚麗，誦說有法，任為中常侍。班伯精通儒家經典，是有名的儒學之士。班也是聞名遠近的儒學之士，他因才華出眾被推為賢良方正，后升遷至諫大夫等官職，班學識淵博、又受到皇帝的賞賜皇家書籍，這為班彪、班固父子著書提供了豐富的參考文獻。班嗣，班之子，班固的伯父，班彪之兄。喜愛學習儒學，但又十分崇尚老莊。班彪出身于漢代顯貴和儒學之家，受家學影響很大。從小好古敏求，與其兄班嗣游學不輟，才名漸顯。班彪深受“獨尊儒術”的影響，完全以儒學思想為信仰原則。

這些都對班固尊儒產生了深遠影響。班氏家族儒學淵源，從祖父輩開始就熟讀儒家經典，在儒學方面造詣頗深，同時家族流傳的豐厚經典為班氏家族成為漢時有名的儒學世家提供了條件。先輩崇尚儒學對班固知識結構和學術選擇產生了深遠影響，也是班固撰《漢書》的先決條件。受家族文化影響，班固從小就飽讀詩書，滿腹經綸，知識淵博。班固“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同時，班固是古文經學家，對于古文經學十分推崇，對于劉歆亦十分崇拜，因而在《漢書?藝文志》中秉承了劉歆尊崇古文經批判今文經的學術傾向。

綜上所述，儒學思想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內涵外延，但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其精髓是不會變的。班固出自儒學世家，肩負著傳承儒學思想的使命，他在其著作中多次用“孔子曰”即圣人語錄來表達自己的思想，直接體現作者對儒家思想的尊崇和傳承。《漢書?藝文志》不僅僅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史學資料，而且對追溯當時文化源流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M].中華書局，1959

[2]班固，顏師古.漢書[M].中華書局，1962

[3]范曄.后漢書[M].中華書局，1965

先秦儒家思想特點范文4

關鍵詞：儒家思想；正統思想；社會需求；創新性；傳承性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02-0062-02

春秋時期，孔子創立了儒家學派，其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仁”，提倡禮治，在法律上主張德主刑輔，主張“無訟”。后期的儒家學派代表人在不斷的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時代需求的思想體系，并被秦漢以后的歷代封建這所采納，成為了封建正統思想。

一、儒家思想成為封建正統思想的發展歷程

儒家思想自產生以來，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發展階段：

（一）春秋至漢初的消沉時期

儒家思想產生于春秋時期，春秋戰國屬于混戰時期，禮治已經無法適應當時的社會趨勢，儒家思想在當時的混亂年代必然無法得到重視。

先秦時期，李悝攜《法經》入秦，秦始皇在法家思想的指導下建立了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國家。法家思想成為了這一時期的主導思想，秦朝將法家的思想推向了極致，立法上采取嚴刑峻法的策略，同時實行文化專制。

漢初的統治者總結秦朝二世而亡的基礎上，認識到了仁政的重要性，一味的嚴刑酷法會導致政權的顛覆。因此，漢初采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儒家的思想不斷得到重視。采用儒、道、法相結合的黃老思想為指導，主張清靜無為、約法省禁、與民休息、尊主安民。這一時期的黃老思想吸收了儒家的思想，為儒家思想后期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二）漢武帝時期到魏晉南北朝的確立以及發展時期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被采納，儒生們可以參與禮法和注釋現行的法律，逐步開始實現引禮入法。儒生們可以參與禮法和注釋現行的法律，逐步開始實現引禮入法，將儒家思想注入維護封建統治的律法之中。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戰亂時期，但這一時期卻是中國歷史思想大發展和大繁榮時期。儒家思想的封建正統思想地位得到不斷的鞏固，引禮入法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如“八議”、“重罪十條”等等，都體現了儒家思想在律法中的地位。

（三）隋唐到清朝的完善以及鞏固時期

隋唐時期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不斷得到完善，尤其是唐朝。唐朝是封建社會的繁盛時期，經濟較之前的朝代有了極大的發展，隨著唐朝開明政策的實施，文化也出現了大繁榮的景象，中華法系基本得以確立，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禮法的結合不斷完善并達到最高水平。

從唐朝之后一直到清末，歷代的統治者都繼承了前朝的律法，雖有局部的修改，但貫穿于其中的儒家思想卻被不斷的繼承下來，并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得以不斷鞏固。

二、儒家思想成為封建正統思想的成因

漢代的統治者在總結秦亡的教訓的基礎上，認識到單純的嚴刑酷法無法維護政權的長久統一，這就使得儒家的思想再次得到重視，從漢武帝時期開始，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逐步穩定并不斷深化。儒家思想在各流派思想的競爭中能夠脫穎而出，被統治者重用，經久不衰，成為封建正統思想并非偶然，有其形成的必然性。我認為，儒家思想能夠成為封建正統思想主要有以下成因：

（一）與封建社會的需求相契合

儒家思想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得以生存并不斷的發展，以封建正統思想的地位存活到封建專制制度的解體，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思想能夠滿足當時的社會需求。

首先，就統治者來說，儒家思想與統治者想要實現封建大一統，君主專制統治的愿望相吻合。儒家思想經孟子、荀子的修正發展到漢代董仲舒時，他竭力把人事政治與天道運行附會而強力地組合在一起，同時將孔子的大一統思想和法家的君主集權思想捏合在一起，主張“一統于天子”，這一主張的提出正好與封建統治者的政治需要相契合，從而使得儒家思想逐步成為了封建正統思想。此外，儒家思想中的很多主張對于實現君主專制都發揮了有效的作用。儒家思想提倡禮治，在占據統治地位后，儒生們開始致力于引禮入法。從漢代開始到清末修律之前，儒家思想一直處于統治地位，并使得引禮入法不斷發展，禮與法實現了完美的結合，禮法的結合不斷的加深對封建倫理綱常的維護，用“三綱五常”規范來維持家族秩序，強化君權、父權、夫權，運用這種道德的教化作用來解決小農經濟的分散不利于管理的現狀無疑是可行的。此外，雖然儒家思想占據了統治地位，但統治者并沒有完全忽視法律的作用。在法律不斷完善的過程中，統治者已經意識到法律作為固定的措施確定下來對于維護統治的好處是肯定的，但也認識到了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和諧等觀念對于封建統治秩序的維護有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儒家提出的“德主刑輔”、“以刑去刑”的主張，強調教化的作用的同時，也主張用刑罰來對付反抗的臣民，一方面用政權和法制的強制力來維持國家的統治，另一方面用道德教化來馴化全體臣民為皇帝效忠，這種恩威并施的策略對于維護君主專制統治都有著積極的作用。再如，儒家的“無訟”思想，強調依靠有一定地位的人按照鄉規民約來處理人們之間的糾紛，不僅在很大程度上鞏固了倫理綱常的地位，壓制了人民的反抗意識，也能夠減輕國家設置行政機構的負擔。

其次，就人民來說，儒家思想符合了人民大眾的心理，尤其是大部分以農業為主的人民的心理。第一，以農業為主的的傳統社會將農民與土地緊緊的聯系在一起，這就造成了農民愿意循規蹈矩，追求和諧的心理，而儒家思想正好符合廣大農民的心理需求，儒家提倡禮治，用“禮”來規范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糾紛的解決，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一套標準的行為模式，這無疑符合了農民愿意循規蹈矩的心理。而儒家的“無訟”思想也與農民追求和諧的觀念相吻合。第二，農業社會里，家族的地位有著及其重要的地位，無論是提高農業產量的需要還是農民傳統思想里對于家庭的重視都決定了家族地位的重要性，而儒家提出的以家族為本位的宗法制對于家族秩序的維護有著極好的規范作用。一方面，家長的絕對控制權有利于家族的穩定，家族的穩定更利于農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倫理綱常作為維護家族秩序的準則是能夠被農民的傳統思想所接受的。這些特點都決定了儒家思想被廣大農民接受并遵守。

（二）創新性保障了儒家思想生命力的旺盛

儒家思想從被確立為封建正統思想開始到在封建社會的兩千多年里一直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存在離不開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對于儒家思想的不斷創新。

春秋末期，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主張以禮治國，戰國中期的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思想，重視道德的教化作用。雖然在春秋戰國這個諸侯戰亂的時代儒家這種單純的“仁政”并不能解決當時的問題，也沒有得到當權者的重用，但孟子對于孔子思想的發展卻是值得肯定的。戰國后期，看到法家學說在各國變法運動中所顯示出的具大的威力和功效，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將法家的“法制”思想納入儒家的思想體系，明確提出了既“隆禮”又重法的思想主張。漢武帝時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對于儒家學說的創新最終使得儒家思想作為儒家正統思想得以確立。

正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的這種不斷創新的精神使得儒家思想能夠在不斷的探索中契合了當時的社會需要，從而保障了其強大的生命力，成為封建正統思想，直到封建體制的瓦解才失去其生命。

（三）傳承性保持了儒家思想的持久性

儒家思想在封建社會經久不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儒家思想的不斷傳承。這里的傳承性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儒家學派的繼承人對于儒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從孔子創立儒家學派到孟子對于孔子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再到荀子的不斷完善以及董仲舒的新儒學的提出無不體現了這種繼承性。其次是歷代統治者對于前朝思想以及律法的批判性繼承。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經歷了諸多次的朝代更替，幾乎所有的統治者都選擇不拋棄前朝的統治思想和律法，這一明智的做法使得儒家思想作為正統思想不斷得以傳承。

三、結語

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統治了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雖然隨著封建制度的瓦解儒家思想的正統思想地位已經不復存在，但并不是說儒家思想在今天應該完全被否定。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辯證的態度去正確的認識儒家思想，既要對儒家思想中的落后觀念進行否定，也要對其合理的觀念進行創新性的繼承，從而更好的實現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

參考文獻：

〔1〕佘經林.論中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及其法律化[J].中國政法大學學報，1996，（1）.

〔2〕王霄燕，陳凱.中國封建法制儒家化原因初探[J].山西大學學報，1998，（4）.

先秦儒家思想特點范文5

摘要：孟子是先秦大儒之一，作為戰國時代的重要思想家，孟子的思想對儒家的發展有重要作用。戰國的時代特點使這一時期的思想充滿著矛盾。孟子則盡力解決儒家傳統理論與社會現實政治需要的矛盾，即君臣父子關系的現實的破壞和理論的完善的矛盾。

關鍵詞：孟子 儒家 倫理 君臣父子

[中圖分類號]：1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0)-12-0201-01

孔子之后，儒分為八。“君子之澤五世”，孟子以其受業于"子思門人而以儒家正統自居，然其思想多有戰國的時代特色，對原儒有了進一步的發揮和創造。此文僅論《孟子》所論之君臣父子之道。

一、《孟子》所見之父子

儒家講求的禮樂秩序，簡而言之為君臣父子。孔子云：“《書》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孔予以孝悌為有政，即以父子關系等同于君臣關系，則可見其實質是一致的。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君臣關系是父子關系的外化，是置于國家范圍中的宗法秩序，故而二者在儒家思想中是互為里表的。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孟子以孝悌為仁義，并以之作為仁義札智圣的本體。“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孟子》中盡可能描繪的仁政畫面是君主的仁在政治領域的發揮，因而歸根到底是對孝的大化。

儒家向來重視治喪守孝來體現孝，即慎終追遠。“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父亡如父在，言行心志不改于父之道，則可見其孝行已成為自身的守則。又如“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幕者，予于大舜見之矣。”以五十幕父母者為終身不忘孝父母，父母既在，則人始終為人子。雖然己為人夫為人父為人臣，但父母之情終身不忘。

倫理是社會秩序的最基本層面，尤其是在宗法制色彩濃重的先秦時期。在父權制下父子關系就是倫理的核心，父長君長的一體化。

二、《孟子》所見之君臣

“尊賢使能，俊杰在位”的賢人治國是帶有戰國的時代特色的。。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為君，舉賢臣而使其能各得發揮；舜為臣，竭其力為君放牧天下、治理四方。此為盂予所稱贊的君臣之道，也是賢人政治的最理想狀態，而在君臣關系中處主導地位的是君。

先秦的君臣思想中還少有忠君思想，對于出逃并無道德上的譴責。孟子認為“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這才是君主對待出逃的臣下的正確態度。而其故是“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面對無德之君臣下離棄而去是明智的選擇。賢臣不必仕于亂世、曲侍昏君，而可隱退以待明君。因為只有明君才可以任用賢臣治世。

《孟子》中區分了同姓之臣與異姓之臣，其實是區分了宗法制與非宗法制。“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然后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去。’”同姓之臣與君主屬于同一宗族，二者有血緣聯系，當作為宗主的君主失去統治國家的資格時。同姓臣如叔伯或庶兄弟等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繼承國家的合理性。在宗法制下異姓之臣則沒有這種權利，其與君主沒有宗法的束縛，更多的擁有政治上的自由權。

孟子理想的政治模式是君主垂拱而天下治，賢臣為君主勤于治理天下。君主恩惠，臣下忠賢是和諧的君臣關系。另外在弒君的現實和禪讓的理想下，提出了如果君主昏庸不賢則臣子可退隱或更立賢君。

三、《孟子》中君臣關系與父子關系的沖突

戰國的列國爭雄滋生了賢人政治，而其終極也就是禪讓。但禪讓制是與儒家傳統的禮的秩序及父子關系相悖的。禪讓把國家和平民主的讓給異姓，而傳統的儒家觀念格外強調宗法倫理，是不允許禪讓這種事情發生的。《孟子》中有不少君臣關系與父子關系的沖突。

“《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此語亦根基于戰國時代，在尊賢尚賢的氣氛下，大圣大賢之士不可使之曲居人臣人子的下位。然此“盛德之士”既非人君又不可能不為人之子。君不可臣之是指君主要尊賢，不可輕招賢士，而要親就之。父不可子之是因為父子即君臣。然若父不子之，則其無孝，孝為賢仁之本，既然其失去了最基本的倫理之情又如何稱的上是賢?君若不臣之，則其不居位何以謀政?孔子有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有“名不正則言不順”，不臣之臣則無治國之權位，不名正言順，其有賢德但于治國亦無益。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孟子為舜以父為臣辯護，因為舜繼堯為天子但其父為庶人，而子貴為君而父為臣是與君父臣子相悖的。孟子則以子為君以天下贍養父來調和這一矛盾。

“桃應問日：‘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日：‘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日=‘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日‘舜視棄天下猶棄敝雎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此與《論語》之“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是一致的，都是以倫理而悖公德。孟子以舜為君主，不以君主為父踐法，而棄天下負父而逃。舜以君主而不能阻礙臣下執法，但作為人子又不能見父被執，因而必須在人君與人子之間做出選擇。“親親，仁也”，故而孟子從孔子而稱贊舜棄天下而為父隱。舜以大孝為典范，但其作為君主如此輕天下百姓并不是明君之舉，以一己之孝而棄天下并不是明智的權衡。

孟子在處理君臣父子關系的矛盾時偏重于選擇父子關系，這既是對儒家傳統的重孝觀念的繼承，也是仁政觀念的需要。孟子雖然也提倡與倫理相悖的禪讓，但更多的時候孟子還是傾向于君臣父子的順序的。

先秦儒家思想特點范文6

儒家 五常思想 理想人格

一、引言

儒家思想中的“五常”思想即“仁”、 “義”、“禮”、“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疇之一，其精辟的思想精髓和優秀的傳統道德內涵就是儒家思想中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理想人格即圣賢人格。儒家思想強調在內圣基礎上的內圣與外王的統一。在儒家文化里的理想人格建構中，最突出的特點是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憂患意識。在強烈的歷史使命感的驅使下，儒家對理想人格特別關注。因此，儒家“五常”思想就構建立理想人格提供了可以值得鑒賞的思想資源和現實啟迪。

二、儒家的“五常”思想對塑造理想人格的具體體現

1. 以“五常”思想中的“仁”來培養個人的愛心

“仁愛”思想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儒家“仁愛”思想對構建理想人格重要的啟示。“仁”是“五常”思想的核心，“仁”是孔子確定的最高道德原則，是孔子終身追求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目標。“仁”的核心是愛人，即對人的關心和尊重，其本質規定是“崇尚仁道，追求博愛”；外延歸結起來由四個層次所構成，即“愛身”、“親親”、“仁民”、 “愛物”，不但有人類的愛，也有自然的愛。論語中孔子對“仁”作了幾種詮釋。首先，孝悌者也，是為仁之本質也。父母親而又尊，要先之又先，必須孝敬。兄長同胞，又先我生，必盡悌道。其次，仁者，愛人。（《論語·顏淵》有道，“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孔子將“仁”視為做人的根本，孟子將“仁愛”之心歸于人之天性，“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無側隱之心，非人也。”兩位圣人的主張為人們自覺行“仁愛”，自覺維護“禮”提供了最根本、最有力的理論基礎。再次，克己復己為仁。克制自己，一切都照著禮的要求去做，這就是仁。一旦這樣做了，天下的一切就都歸于仁了。

2. 以“五常”思想中的“義”來增強個人的正義感

儒家所說的“義”主要指道義、正義和公利。“義”作為“五常”思想中的德目，是孔孟等人在繼承和發展先秦以前正義、公平、無私等思想的基礎上概括提升出的道德規范和價值取向標準。

在價值觀方面，儒家文化一方面承認人有道德和物質利益的雙重需要，不否定利的價值。而另一方面，儒家形成了明顯的重義輕利、見利思義的價值模式。孔子說：“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強調在“義”和“利”發生矛盾時，應當“義以為上、先義后利、見利思義”，主張“義然后取”。 孔子在義利觀上抬高義而貶低利，具有輕功利的道德決定論傾向。

其次，在利益關系上，主張“先公后私”，認為公利大于私利、整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荀子認為“人生不能無群”、“善群則善生”（《茍子·王制》），群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主張“興天下之同利”（《茍子·正論》）；孔子主張富國富民，要求權貴“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因民之利而利之”（《論語·堯日》），認為人生的意義在于為社會謀福利。 發揚集體主義精神，要不計較個人得失，以大局為重。集體就像是大海，個人就是其中的一朵浪花。有了大海的寬廣，才有浪花的多姿多彩；也正是因為有了壯美的千萬朵浪花，才為大海增添了無窮的魅力。

最后，在構建理想人格上，要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以天下為己任”，注重人的尊嚴和氣節。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要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人更加需要雕琢、修養，才能構建出理想的人格，才能成為大器。在實踐中不斷的磨煉出自己的意志和道德品質，千錘百煉，才能造就一個有作為的人。

3. 以“五常”思想中的“禮”來培養人的文明感。

“禮”指人們行為的最高準則和道德規范。從廣義上來看，“禮” 泛指典章制度。“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茍子·勸學》） “禮”是社會穩定有序的必要保證。小到從人際交往，大到治國，都需要我們各自規范自己的行為，遵循一定的規則，以形成一種有序化的狀態。在“禮”的規范要求下，我們每個人都在嚴格的等級序列中明確好自己的位置，各就其位、各安其分、各司其職，充當好自己的社會角色。通過“禮以定分”而達到一種“和”的狀態。“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高度概括了禮的核心精髓和基本精神是“和”。“禮”強調在不同個體之間要彼此尊重，要形成一種“和而不同”的和諧氛圍。這種和諧是一位總攬全局的決策者，讓萬事萬物各就其位，讓他們演繹真實的自己，成就真正的和諧。這種和諧的人和和諧的社會，就是“禮”的終極目的。狹義的“禮”是指最高的道德規范。首先，明“敬讓”之禮。謙虛禮讓，尊老愛幼。第二，明“和諧”之禮。和諧是一種合力。踮起腳尖往果皮箱里扔糖紙的孩子；采血車中無常獻血的小伙子……這是一幅幅和諧之美的圖畫。我們一直在宣傳“構建和諧社會”。什么是和諧 我想這就是和諧。和諧不一定非要是行驚天動地的壯舉，有的時候僅僅是流過心靈的涓涓細流，于細微處給人以溫暖。第三，明“約束”之禮物。要遵紀守法，也要嚴格要求自己。規范和約束自己的行為，凡事有個度，不做違法犯紀的事情。因此，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僅要行“小”禮，恪守尊老愛幼，謙虛禮讓之禮；還要行好為人處事、遵紀守法的“大”禮。

4、以 “五常”思想中的“智”來培養人的聰慧感

在儒家思想中，“智”的核心作用是明辨是非善惡，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念。“是故夫智，仁資以知愛之真，禮資以知敬之節，義資以知制之宜，信資以知誠之實。故行乎四德之中，而徹乎六位之終始。”說明了仁的實質、禮的節文、義的適度、信的誠否，都必須由智來認識、理解，只有通過智才能使它們轉化為內在的道德觀念。智慧有先天的遺傳，更有后天的努力。努力要有堅持不懈的精神，更需要巧，要動腦筋。這就需要發揮智慧，而不是做無用功，盲目、盲從、盲干，要遵循事物發展的規律。因此，我們要認真學習，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增長智慧，擴充自己的知識面，將知識活學活用。經過動腦思考，將所學的知識從“學會”變成“會學”。智慧是維系機遇和努力，獲得成功的紐帶

5、 以 “五常”思想中的“信”來培養人的誠實感

作為中華民族優秀道德遺產中的瑰寶。誠信思想對修身養性、塑造理想性格和追求高尚道德情操起到了積極作用。“誠信”之禮，是中國人引以為傲的美德。誠信，是一個人最重要的道德品質，要求我們言行和內心所想的一致統一，不虛假，它也是一個人立足于社會的無形的但又最具有說服力的“通行證”。 塑造誠信要從小事著手，不僅包括做錯事情要勇于承認，還包括不欺騙人，還有就是在榮譽面前不把人家的功勞攬作自己的等等。讓誠信發揮其必要的現實意義。 遠離爾虞我詐，遠離圓滑世故，多一份真誠的感情和信任的目光，腳踏一方誠信的凈土，就可以澆灌出人生最嬌艷的鮮花，夯筑起人生堅不可摧的鐵壁銅墻。

參考文獻

[1]康宇.儒家“五常”的道德優勢及其當代意蘊[J].求實學刊，2007，（3）.

[2]郭齊勇.中國哲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儒學十三經[M].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