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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異同范文1

[關鍵字]史記；漢書；儒

一、緒論

兩漢之際，不僅史學在不斷發展，思想界也經歷了由漢初黃老勃興，百家解禁到武帝獨尊儒術，隨后儒家思想逐漸占統治地位的變化，《史》、《漢》分別作為西漢和東漢史家的代表之作，自然也體現了社會主流思想意識對史家乃至兩漢史學發展的影響，二者之間也存在著可比較的前提，即擁有重合的敘述時代和載錄史料，又存在《漢書》對《史記》史料的增刪取舍。正如前輩學人所說，本文不會對于二者做價值上的優劣判斷，旨在從這些異同之處窺探兩漢間史學的發展變化，并為儒家思想對其產生的影響提供依據。

二、材料的改動和其背后的儒學觀念影響

如前文所述，《漢書》與《史記》存在很多年代和材料重合的地方，而班固作為東漢史家，又以自己的價值觀和史學取向對這些材料進行了一定的改動，或增補或刪節或移動，雖然下文所依據史料主要出自《儒林》、《酷吏》、《循吏》、《貨殖》四傳，列舉的也大多是文本中的一些細小之處，但對其加以總結比對，卻能折射出兩漢史學家價值取向的改變，并能明顯看出儒家思想對史學發展的影響。

班固作《漢書》，增補了許多《史記》不曾收錄的史料，同時也為一些人物單獨列傳，《史記》中董仲舒原本僅收入《儒林列傳》中，未單獨成傳，并將其作為普通的公羊學家，僅記載有其言災異被主父堰揭發、險些被武帝處死和公孫弘在武帝面前讒使其被外放為膠西王相兩件事。《漢書》中為其單獨列傳，還增補了一些史料，如董仲舒任江都王相時的言論，即其病免家居后，朝廷每有大事，皇會派使者到他家中征求意見。并收入了董仲舒的三篇《應賢良對策》。同時又在《漢書·食貨志》中收錄了董仲舒為民請命的上疏，行文間稱董仲舒“言訪對，為世純儒”(1)、“為群儒首”(2)。董仲舒是西漢的大儒，其進言的“天人三策”被武帝采納并最終成為施政的重要指導思想，班固在《漢書》中明顯強調了其儒學家的地位，同時增補了闡述其新儒學思想的重要文章和一些塑造其正面形象的史料。同樣在《史記》中收入《儒林列傳》的西漢儒學家倪寬也被《漢書》改入列傳。

《史記·酷吏列傳》中漢武帝部分記載了十個酷吏，即寧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尹齊、楊仆、減宣、杜周。《漢書·酷吏傳》刪掉其中的張湯和杜周，單獨成傳。趙翼在其《廿二史札記》中認為原因是“《漢書》以其子孫多為名公卿，乃以湯另入列傳。”(3)對張湯的辦案處事，《史記》有這樣的記載：“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4)可見張湯雖為獄吏，用法主張嚴峻，但常以附以春秋之義，同時也賞識推薦儒學人才，班固著《漢書》遂將其單獨列出。而“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5)的杜周也同樣被改入列傳。

如果說以上都是馬班二人在一個定義下（如何謂酷吏）做出不同標準判斷的話，在《循吏傳》中《史》《漢》二者更是出現了定義的相左，《史記·循吏列傳》中，司馬遷將“循吏”解釋為“不代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6)的“本法循理之吏”(7)，而《漢書·循吏傳》班固對這一概念的定義則為“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于嚴，而民從化。”(8)即為倡導仁義教化民眾的官吏。這樣的概念替換可謂對“循吏”這一形象的再塑造，將其傳主從無功亦無過的循律官吏變為了儒家政治理想中以仁義教化為己任的官吏。

《漢書·貨殖傳》“多仍史記之舊”(9)，但去掉了《史記·貨殖列傳》中的太公望和管仲和仲尼弟子子貢(10)，而這三人中，一位是輔佐西周兩代君主的賢臣，一位被孔子稱贊過“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11)的名相，而子貢則是孔子的重要弟子(12)。并且《漢書·貨殖傳》》在傳的結尾所發議論也與《史記》不同，《史記》表揚了傳中所載的這些“布衣匹夫之人”(13)認為其是“賢人所以致富者”(14)，“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15)《漢書》中班固以為其“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詐，逼上并下，荒殖其貨。侯服玉食，敗俗傷化”(16)，持貶斥的立場。經商在儒家社會觀念中屬于末業，將《漢書》對《貨殖傳》中這些經商致富的商人的評價和把太公望、管仲和子貢三人刪去的行為兩相對比，作者所持的史學價值取向也就不言自明了。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異同范文2

關鍵詞：管理國際化；中國式管理；西方管理

改革開放和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西方科學管理理論一度的風靡中國，但是不久就發現這些管理理論在中國大都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同時近期在法國出現了要以法國本土化來抗擊所謂文化多元主義的國際化浪潮；德國總理默克爾也承認多元化的國際文化在德國的失敗，倡導德國新移民要學習德國文化，適應德國的生活方式。由于中西方在種族起源、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有對比性的文化差異，最突出的是表現在思維方式和價值觀上，對人們現代生活、企業管理等多方面有著深刻的影響，有此形成的中西式管理差異著重體現在“和諧管理”與“競爭管理”、“粗放式管理”與“精細化管理”、“以人為本”與“以事為本”的不同選擇上。中西方管理思想與方法在多方面有著較大的差異，隨著國際化進程的加深，經濟發展在全球開始企圖形成一個范式時，管理的深層次融合或分歧開始體現出來。管理的國際化選擇何去何從？人固有兩只眼睛，但只能看一個方向，中式、西式究竟以哪一個為主？由此，也展開本文對中西式管理的差異進一步研究。

一、中國管理思想的發展回顧

中華民族在其5000年漫長的發展歷程中為人類的發展貢獻了眾多管理方面的智慧結晶。中國的傳統文化管理思想是以儒家思想為代表，也包含其他學派。其核心的內容是“順道、重人、人和、守信、利器、求實、對策、節儉、法治”這些也一一在各時期的管理思想中體現出來。

首先是先秦時期的管理思想。這一時期比較重要的管理思想分別是來自儒家、道家、法家的管理思想。儒家的管理思想，代表的有孔子的“貴和”的管理思想，主張利用“仁”、“愛”來達到“安人”管理目標；強調“德”、“禮”之治，而輔以法治；認為管理關鍵在于“舉賢才”，需選拔正值的人進行管理；提出用“義”來規范人們追求物質財富和經濟利益的行動，用“惠民”的方式提高人們的勞動積極性等。道家的管理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最大流派之一，也是極其具有影響力的。道家的管理思想的基本特色是“守柔”，其代表人物是老子、莊子，倡導“守柔”，以柔制剛的思想；以“無為”為管理思想準則，即人的行為及其指導思想不違反事物發展的規律，而應順應自然的要求，不隨意地蠻干；主張“有無相生，以退為進，欲奪故予”的辯證的管理思想；提倡 “無棄人”的用人思想等。法家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商鞅、韓非、管子等，他們主張依法治國，注重人才的任用，提倡“任人惟賢”的管理思想。除此之外還有墨家、商家、兵家等在各自領域的管理思想，共同構成了先秦時期豐富的管理思想體系。

其次是秦漢時期至宋元中期的管理思想。代表的是李斯、司馬遷、諸葛亮、曹操、韓愈、沈括、王安石、司馬光等人提出的管理思想。這個時期，儒家、道家的管理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如李斯的注重人才的思想，諸葛亮的“任人惟才，德才兼備，德重于才”的思想，曹操在各方面的決策思想和后勤管理思想，人才管理思想等都是儒家、道家管理思想的繼承。明清時期的管理思想表現為儒家的“貴人”思想進一步得到發展，只是在評判標準上有了新的發展，如張居正實施“考試法”的改革措施。而經濟管理思想、軍事管理思想等也逐步完善，如康熙的“仁者無敵，此是王道”是傳承了儒家以“仁”為管理方式的思想。

二、中西式管理差異體現

（一）“中庸”、“無為”與“有為才有位”

中庸之道是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以“天人合一”為理論基礎的，認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該思想作為儒家提出的道德修養和待人處世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對中華民族的思想行為有這根本的影響。在管理方面，其應用廣泛，體現的是適度、順道、和諧、整體、權變的管理思想。“無為”，是道家思想的代表，是指沒有違背規律辦事的意思。“無為而治”被看作是管理的最高境界，要求人們淡化功業欲望，提倡功德觀念，提升管理者自身的精神境界。其內涵與中庸的內在要求是一致的，即是中庸也要求“有所為有所不為”，無論是“為”還是“不為”，都要做到不偏不倚、不溫不火，從而使得事情“順道”發展。

西方由于其重功利，崇尚競爭，故在管理風格上強調“有為”，有為才有位。重視領導者、管理人的知識、才能、業績，這樣也就有了財富崇拜、業績崇拜，為體現財富，業績競爭的結果，發展出重法治、權利分配、層級控制，重激勵措施和方法的采用，處處表現出領導者的作用和影響的管理思想。

（二）“和合為先”與“競爭至上”

“和合”是指和諧與合作，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國傳統管理思維方式的根本特點。一是人與自然的“天人合一”，體現在“人道治理應與天道運行相和諧”，也就是說在國家社會的管理上必須要與自然規律相適應，從而使人與自然達到和諧。二是“盡人事以應天常”，指人應該也可以在領悟、尊重自然法則的前提下，順應自然法則去做事情，實現人類行為與大自然的諧律同步共振，與自然圓融和諧地發展；最后是人與人的和諧。強調一個組織里要使上下和諧，才可以“克敵制勝”、“和戰”，強調事物整體內部各部分的聯系，強調整體的發展。三是在追求利益的時候，以“合作”取得，而不是靠完全的競爭來獲取。

西方由于其“天人相分”的根本文化特質決定了其在管理上的基本原則也是分門別類的思想，即把所要研究的事物或過程分解成各個部分，單獨地進行分析、研究，把研究對象細化，傾向于孤立地研究事物的某一部分，比較不注重對整體的研究。如公司內部形成嚴格分工的職能部門，分別對各部分的工作進行單獨的研究，雖然研究深入，但是對于整體的研究則相對比較少。

（三）“粗放式管理”與“精細化管理”

中國的粗放管理方式，一方面與其過分注重從整體著手處理問題有關，過多地從整體的思路出發去研究問題就容易忽略對細節部分的仔細考量；另一方面是中國的文化對事物的描述用詞傾向于含糊、籠統地陳述某一事，加之中國人重人情、同情心重，管理中就會經常出現“大概”、“差不多”這樣的詞。缺乏精細化的管理標準與人情雙層作用的結果是，計劃執行得不徹底，慢慢地，粗放型的管理方式形成了并難于改變。

西方的精細化管理與其“天人相分”的文化底蘊是密不可分，而實際展現在管理上是從泰勒的科學管理開始的，分解現場工作工人的動作提出流水線生產的生產方式；再到戴明的質量管理，從影響質量的各方面入手去改善服務、提高唱片質量、實現效率提高、成本降低的目的。這些都是西方精細管理思想的極致代表，與中國式管理的有著顯著差異。

（四）“修身安人”與 “正人”、“法治”

“修己”指管理主體對自身的管理，孔子等中國先哲認為，只有管好了自己才有能管好別人，即先“正己”而后才能“正人”，強調內在的自覺性；“安人”是指自身管理好后的影響，包括對他人和社會形成影響的“他安”和對自己形成影響的“己安”。“安人”既是管理主體自身管理的目的，也是管理的過程，由己及人，由內及外，管理是一個內外兼達的動態過程。“修己安人”無疑是中國文化“向內追求”在管理思想上的最明顯的體現，也解釋了中國崇尚“德治”的原因。

西方的管理思想則是很少涉及管理主體自身的修為，如我們所熟悉的西方管理大師對管理的定義有泰勒的“管理就是確切知道要別人去干什么，并注意他們用最好、最經濟的方法去干。”法約爾的“管理就是實行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這些思想都沒有對如何管自己做出探討，而都是針對如何管別人的，也即是注重“正人”。于是很順其自然地，西方就不會像中國那樣提倡“安人”了，因為“安人”需以“修己”為前提，而注重法治也就順氣自然，要管好別人，剔除了內部的因素，就只能從外部約束去嘗試了，提倡并實踐者通過諸多的條款去管人，也正是“正己”思想的必然結果。

三、未來研究展望及啟示

不論管理將發展成一個怎樣的模式，是否中西合體抑或背向走得更遠，管理的本質只是一種手段，是我們實現企業經營，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各種目標的手段，不管其存在多少種表現形式，管理國際化比我們想象得要復雜得多，而且總處在一個動態變化之中，我們要根據自身的狀況選擇合適自己的管理方式。就中國式管理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以及西方管理在本國的水土不服情況，目前還沒有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給予現實的指導。本文在此嘗試就中國式管理的選擇路徑提出三點建議：一是發展中國式管理無法依賴簡單的“拿來主義”，要求我們在找尋中國自身的管理方式時要避免流于形式，換湯不換藥地將西方的管理思想冠上“中國式管理”的帽子。二是發展中國式管理需要“知行合一”。中國企業家和管理學者不僅需要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抽離出適合現代本土企業發展的管理思想，而且要對受著儒家文化影響的日本、亞洲四小龍等國進行標桿企業研究。三是深入“細化量化”中國式管理。改變中國的粗放式管理，要堅持以量化為導向的“精細化”管理的思想，使得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細化到管理的每一個領域、每一個層面，從而使得中國式管理對管理的各個方向有著具體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程嵩仁.中華傳統管理文化精神——中西方管理思維方式比較論綱[m].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8.

2、黃如金.21世紀的中國式管理[m].經濟管理出版社,2008.

3、陳成穩.中國式與西方式管理差異[j].企業科技與發展,2009(9).

4、高玉娟,王龍建.淺析中國式管理的“中”“合”“和”之道[j].科學教育家,2008(4).

5、黃如金.中國式管理的靈魂[j].管理理論前沿,2008(18).

6、李國英.中西方管理思想的異同及融合趨勢[j].中國集體經濟,2007(8).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異同范文3

關鍵詞:茶道;茶禪一體;茶道精神;茶文化

中圖分類號:TS97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21022502

談到茶道,世人皆會想到日本,其實中國才是茶的故鄉,飲茶、吃茶的習俗很早就產生了。茶道屬于東方文化,早在我國唐代就有了“茶道”這個詞。例如,《封氏聞見記》中:“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于是茶道大行。”唐代劉貞亮在飲茶十德中也明確提出:“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盡管“茶道”這個詞從唐代至今已使用了一千多年,但至今在《新華辭典》、《辭海》、《詞源》等工具書中均無此詞條。那么,什么是茶道呢?我們先從日本的茶道談起。

日本茶道是高度儀式化的飲茶生活,其目的是在飲茶中體味人生。它是在清幽而素雅的茶室中進行的。茶室一般是由竹木或蘆草編成,側有水屋,室內有插花。進室前要凈手脫鞋,膝行弓腰入室以表示潔凈與謙遜。茶道由主人主持,恭謹地跪在榻榻米上,一一向來客敬茶(其儀式十分繁縟)。其飲茶方式基本是宋代上層社會流行的“點茶”(將茶餅碾成茶末,注入茶碗,用沸水高沖,激起泡沫,用茶筅擊打)。茶具包括茶碾、煮水的茶釜、貯茶的茶罐、舀茶末的茶勺、擊打茶湯的茶筅、品飲的茶碗、盛水的水注、清洗茶具的水翻等。

由此可見,日本茶道大概是飲料中最復雜的方式。要進行一次日本茶會,一座合乎規矩的花園別墅是不可少的,參加茶會能吃到三碗米飯、一碗鍋巴泡飯、一盤涼拌菜、兩個燉肉丸子、三段烤魚、一堆腌蘿卜塊、一些咸菜、幾個蘑菇、少許海味、三碗大醬湯和一碗清湯、一道甜點、還有二兩清酒,然后還可以去參觀花園,并且特意去廁所看看,但絕對不能在廁所里解決個人問題。這些活動要花去四小時的時間,而整個茶會里可喝到兩次約一百毫升的茶水。整個茶會期間,從主客對話到杯箸放置都有嚴格規定,甚至點茶者伸哪只手、先邁哪只腳、每一步要踩在榻榻米的哪個格子里也有定式,正是定式不同,才使現代日本茶道分成了二十來個流派。十六世紀前的日本茶道還要繁瑣得多,現代茶道是經過刪繁就簡的改革才成為現在的樣子。

日本茶道形成之后,不僅確立一套嚴格的規范,而且追求在這些規范的儀式中領會人的本心和本真,追求通過茶道精神以擺脫人生物質的束縛,從而達到“和、敬、清、寂”的境界。日本學者把茶道的基本精神歸納為“和、敬、清、寂”。茶為茶道的四諦、四則、四規。“和”不僅強調主人對客人要和氣,客人與茶事活動也要和諧。“敬”表示相互承認,相互尊重,并作到上下有別,有禮有節。“清”是要求人、茶具、環境都必須清潔、清爽、清楚,不能有絲毫的馬虎。“寂”是指整個的茶事活動要安靜、神情要莊重,主人與客人都是懷著嚴肅的態度,不茍言笑地完成整個茶事活動。日本的“和、敬、清、寂”的四諦創于村田珠光,400多年來一直是日本茶人的行為準則,也正因為這種形式,才使得日本的茶道流傳至今被世界上的很多人奉為茶道的淵源,而忘記中國才是茶的故鄉。那么,我們中國的茶道呢?

中國是茶樹的原產地,是世界上制茶飲茶最早的國家。考察中國的飲茶歷史,飲茶法有煮、煎、點、泡四類,形成茶藝的有煎茶法、點茶法、泡茶法。依茶藝而言,中國茶道先后產生了煎茶道、點茶道、泡茶道三種形式。茶藝是茶道的基礎,茶道的形成必然是在飲茶普及,茶藝完善之后。中國茶道的具體表現形式有三種:(1)煎茶。把茶末投入壺中和水一起煎煮。唐代的煎茶,是茶的最早藝術品嘗形式。(2)斗茶。古代文人雅士各攜帶茶與水,通過比茶面湯花和品嘗鑒賞茶湯以定優劣的一種品茶藝術。斗茶又稱為茗戰,興于唐代末,盛于宋代。最先流行于福建建州一帶。斗茶是古代品茶藝術的最高表現形式。其最終目的是品嘗,特別是要吸掉茶面上的湯花,最后斗茶者還要品茶湯,做到色、香、味三者俱佳,才算斗茶的最后勝利。(3)功夫茶。清代至今某些地區流行的功夫茶是唐、宋以來品茶藝術的流風余韻。清代功夫茶流行于福建的汀州、漳州、泉州和廣東的潮州。后來在安徽祁門地區也有盛行。功夫茶講究品飲功夫。飲功夫茶,有自煎自品和待客兩種,特別是待客,更為講究。

在中國茶道中,飲茶之道是基礎,飲茶修道是目的,飲茶即道是根本。飲茶之道,重在審美藝術性;飲茶修道,重在道德實踐性;飲茶即道,重在宗教哲理性。中國茶道是“飲茶之道”、“飲茶修道”、“飲茶即道”的有機結合。“飲茶之道”是指飲茶的藝術,“道”在此作方法、技藝講;“飲茶修道”是指通過飲茶藝術來尊禮依仁、正心修身、志道立德;“道”在此作道德、真理、本源講;“飲茶即道”是指道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飲茶即是修道,即茶即道。“道”在此作真理、實在、本體、本源講。飲茶之道是飲茶的藝術,且是一門綜合性的藝術。它與詩文、書畫、建筑、自然環境相結合,把飲茶從日常的物質生活上升到精神文化層次;飲茶修道是把修行落實于飲茶的藝術形式之中,重在修煉身心、了悟大道;飲茶即道是中國茶道的最高追求和最高境界,煮水烹茶,無非悟道。

中國茶文化以儒家思想為核心,融儒、道、佛為一體,三者之間是互相補充的多、相互抵觸的少,從而使中國的茶文化內容非常豐富,而儒家對中國茶道的影響最大。儒家提倡“仁、義、禮、智、信、忠、孝”,認為人、自然、社會和諧統一,要求中庸處世。茶道精神源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儒家思想的平和快樂格調是中國茶道的主調,儒家的道德和禮儀為茶道提供了茶禮。

佛教對中國茶道的影響也很大。它歷來推崇飲茶。首先,因茶有“三德”:提神;助消化;清心定神、去除雜念。所以喝茶既滿足坐禪需要又不破壞佛教清規。其次,佛教的苦、集、滅、道四諦中的第一諦苦諦,苦諦視人間為無邊的苦難,當參破苦諦,達到大徹大悟,便是求得對苦的解脫。茶性清苦,品茶之苦味,苦后回甘,這與苦諦一致。所以茶一直以來深受禪僧們的喜愛。同時,隨著佛教的發達,唐代僧人煮飲天下,世人爭相仿效,于是飲茶之風盛行民間。還有,“廉美清和敬”的茶道精神也正是佛教弘揚的精神。

除佛、儒二家之外,中國茶道還受道家影響。道家為求長生不老,苦煉金丹,但始終都未能如愿。因茶有強身健體,延長壽命之功效,于是逐漸被視為仙藥。道家倡導通過飲茶,以求得道成仙。同時,道家認為自然本性才是真美,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國茶人喜歡空靈虛靜的飲茶環境,將自己融于自然,追求心靈與自然的和諧,精神與物質的統一的美學意境,這與道家天人合一的理念是統一的。

日本茶道主要從中國唐代由遣唐使傳入日本,主要受佛教禪宗的影響,反映中國禪宗思想,當然也融進了日本國民的精神和思想意識。中國人“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這四條都是通過飲茶貫徹儒家的禮、義、仁、德等道德觀念以及中庸和諧的精神。

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正是佛教禪宗精神之所在。“和”既指人與人之間的和睦,也指講究本來面目,不造作,與茶事的自然融合。“和”源于禪宗“慈悲善良,溫和之心”的精神和《金剛般若經》的“如如不動”教義。“敬”指敬愛之心,這與禪宗教義“二部四眾、平等互重”提倡人與人之間應該平等互重的精神是一致的。“清”指清凈,它源于禪宗“六根清凈”。“寂”即“無”,強調“本來無一物”,“無一物中無盡藏”,這正是源于佛教“空無”觀。日本茶道公開申明的“茶禪一位”,吸收了中國茶文化思想的部分內容,它規勸人們要和平共處,互敬互愛,廉潔樸實,修身養性。茶道是茶藝與精神的結合,并通過茶藝表現精神。

日本茶道程式嚴謹,強調古樸、清寂之美;中國茶文化更崇尚自然美、隨和美。日本茶道主要提倡空寂之中求得心物如一的清靜之美是順理成章的。但它的“四規”、“七則”似乎過于拘重形式,打躬靜坐,世人是很少能感受到暢快自然的。中國茶文化最初由飲茶上升為精神活動,追求靜清無為,作為藝術層面的中國茶文化強調自然美學精神便成了一種傳統。但是中國的茶道沒有儀式可循,影響了茶文化精髓的作用發揮和規范傳播。所以一說茶道,往往首推日本。

總的來說,中國的茶道不像日本的茶道,過分注重形式,中國茶道文化底蘊厚重,以領悟人生意義為主,一把舊壺,一杯茶湯,掂在手里,隨意率性,沒有那樣多條條框框裁切,細節處也許不拘小節,卻有引人入勝的韻味。中國茶文化源遠流長,有其豐富的精神文化內涵,它將儒、道、佛三家思想有機地融入,從各個方面都突出儒教的“禮”、道教的“清”、佛教的“悟”等精神實質,體現出中華傳統文化重視天人和一、和諧統一的特色。

參考文獻

[1]翟文偉,齊正奎.簡話中國茶與禪[J].絲綢之路,2003,(2).

[2]朱穎.禪宗與日本茶室建筑管窺[J].中外建筑,1999,(2).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異同范文4

關鍵詞： 英語專業 美國文學選讀 中國傳統文化 融入策略

對國內高校的英語專業而言，美國文學選讀是一門重要的人文素質教育課程。傳統上其教學內容圍繞西方人文價值觀展開而忽視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價值觀的比較和融入。縱觀國內高校英語專業的課程設置，涉及中國傳統文化及價值觀教育的課程鳳毛麟角，絕大多數高校甚至根本沒有，產生了一種現象――中國文化失語癥。這個短板已影響了國內英語專業學生的質量：許多英美人士很驚訝，中國學生談起英美文化頭頭是道，娓娓道來，懂得之多甚至超越他們，但若想了解其感興趣的中國國情或文化，則發現這些中國學生往往語焉不詳，表達不清，或干脆知之甚少，令他們大失所望，也令中國學生十分尷尬。這種局面亟待改變，在某種意義上它已經影響了中外對等交流。要改變，除了用英語專門開設中國傳統文化、當代文化課程（目前這方面的人才很少，開設有難度）外，利用既有課程，增加中國文化的融入與比較內容，也不失為一條可行的途徑。本著這一思路，筆者對國內英語專業美國文學選讀教學中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入策略做了探索。

一、備課環節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正如中國古人的經驗，教師在開課前要做好充分準備。由于新增了不少中國文化知識，該課已變成一門新課，在某種意義上它是“美國文學選讀與中國文化”課，這就要求教師拋開傳統教案，重新備課，并對自身的知識儲備與素養進行較大調整和充實。具體而言，扎實做好以下工作很有必要。

1.豐富教師的知識儲備。國內英語專業的教師大多是英語專業出身，是在中國文化相對缺失的環境中培養的，因而教師自身知識儲備存在不足。要彌補這一不足需下大力氣重新學習。幸運的是，在這一領域，國內的對外漢語教學工作已開展多年，具有成熟的知識體系，教師可自學其教材，或參加有關培訓。這方面的常用的經典教材有《中國文化》、《中國文化讀本》、《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漢語與文化交際》、《中國古代文化簡史》、《中國思想簡史》、《中國文化面面觀》、《中國古典詩詞讀本》、《中國古典散文讀本》、《中國社會概覽》（上、下冊）等。除了漢語讀本外，中國文化的英譯本如《論語》、《老子》、《周易》、《唐詩三百首》、《中國文學概況》、《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等也是很好的材料。當然，如果閱讀中英對照的文化讀本則最好。這方面可以搜索國家孔子學院總部編寫的一些文化教材。工具書方面，比較好的有輿水優編著的《朗文漢英中華文化圖解詞典》，外研社的《新世界漢英大詞典》等。另外，經常讀一些國內的英文報刊如《中國日報》、《21世紀報》、《北京評論》等及其漢語詞匯英譯匯編亦有非常好的輔助作用。

2.謹慎選擇中國文化教學內容。盡管有對外漢語教材做參考，具體在美國文學選讀教學中使用哪些，仍然是很大的問題。這里面主要還是參考美國文學選讀的大綱，以它為基準來選擇，畢竟課程的名稱還是美國文學選讀，中國文化或中國文學只能融入而非喧賓奪主。在具體選擇中，教師可發揮才華，有很強的靈活性和自主性，但必須具有明顯的可比性和興趣性是一條重要標準。參照這一標準，教師可以量體裁衣，做各種新穎嘗試。如講解華盛頓?歐文的《瑞普?凡?溫克爾》時，可用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做平行比對，講艾米莉?狄金森及其詩歌時可用李清照的命運與詩歌與其對比，講梭羅的《瓦爾登湖》可用中國莊子的思想和學說與其比較，講霍桑的《紅字》可與中國的《紅樓夢》作對比，闡述“紅”色的文化內涵，講述馬克?吐溫的《美國跳蛙》、《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競選州長》時可用魯迅的諷刺思想與其相比，講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時，可對《三國演義》中的關羽與主人公圣地亞哥的英雄主義的異同及不同文化、思想淵源進行討論，用龐德的詩歌闡述李白的詩歌及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理解，等等。這是一個廣闊的天空和舞臺，有足夠的空間供教師馳騁。只要選擇得當，就定會引起學生的濃厚興趣，取得很好的課堂教學效果。

3.注意中國文化教學順序的安排。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既有淺的、相對表面一些的東西，如書法、春聯、武術、剪紙、民歌等，又有深奧的東西，如中醫、詩歌、曲藝、戲劇、文學等，更有深邃的哲理，如儒、釋、道等。它們的深度不同，在初始階段學生對它們的興趣便有較大差別，因而需要仔細甄別，合理安排，以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一般來說，按學生的接受順序，應是先易后難，先有趣后深刻，先形而下后形而上。本著這樣的原則，可以按照要融入的中國文化的難易或趣味順序，對所傳授的美國文學文本的順序做相應調整，而不必拘泥美國歷史發展的順序講解。如可以先講歐?亨利的短篇小說《麥琪的禮物》和麥爾維爾的小說《大白鯨》，引出西方圣誕與中國新年的比較，西方窮人的愛情故事與中國《孟姜女哭長城》等民間故事的比較，西方的哥特小說與中國《聊齋志異》的話題，再討論菲茨杰拉德的《偉大的蓋茨比》和馬克?吐溫的《哈克?費恩歷險記》，引出與中國的《紅樓夢》和《西游記》的主題比較。最后講梭羅的《瓦爾登湖》、本杰明?富蘭克林的《自傳》和愛默生的《論自然》：《瓦爾登湖》可與老子的道家思想比較，《自傳》可與孔子的儒家思想比較，而《論自然》則可與中國的禪宗思想一起討論，等等，靈活安排。

以上這些準備很關鍵。在此過程中，教師尤其要注意的是，在扎實掌握有關中國文化知識的同時，要知道和能夠運用準確的英語表達。為此，他們需做大量的查閱、搜集和咨詢工作。只有這樣，他們才能通過有效課堂教學培養出合格的跨文化人才，培養出能夠將中國文化有效傳播出去并提升國家文化形象的英語人才。在完成這些準備后，下一步他們應做的是如何把選定的中國文化知識付諸實踐。要實現這一目標，就要涉及另一個關鍵環節。

二、教學實踐

教學實踐直接關系教學成效，因而需仔細考慮，周密安排。在這一環節，除了教師的主觀性、積極性外，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同樣重要，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更重要。上世紀60年代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提出了著名的建構主義教學理論，該理論認為學習是“在教師指導下的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學生是信息加工的主體，是意義的主動建構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動接受者和被灌輸的對象。教師是意義建構的幫助者、促進者、知識的導航者（knowledge-navigator），而不是知識的傳授者與灌輸者”[1]。由此可見，教師除了要做好一系列工作如講解、引導、組織、答疑、解惑等外，學生也要主動做一些事情，這很重要。

1.學生課前準備。每次課結束前教師都應告知學生下次課的主要內容、重要議題、涉及的美國作家作品、中國作家作品或相關中國文化知識。學生在預習時應做到二者兼顧，而且要查找、背誦與中國作家作品或文化知識相對應的英文詞匯，以備課堂發言和討論。為了督促學生認真準備，教師可要求學生上交所收集的中英文對照詞匯，并適當抽查背誦情況。對準備認真、資料豐富、背誦準確的同學可按高分計入平時成績，并納入期末總評。對準備情況不好的同學，亦可降分處理。總之，每個學生都有對應的預習作業成績并帶入期末評估，以此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建構主義理論認為，學生課前準備得越多，掌握的知識越多，在此基礎上越能領悟和增加新的知識，教師的引導、點撥、組織的作用就能發揮得越好。因而這一工作一定要做好，為達到此目的，可以叮囑學生：課前準備不好會影響課堂發言討論，課堂發言討論不積極或效果不好（顯然是缺乏準備所致）會影響平時成績和總評成績。

2.課堂平行討論。課堂是最重要的教學場地。對美國文學選讀課而言，課堂既是教師的天地，又是學生的舞臺。在這里，教師和學生都要做很多事情，尤其要完成最有意義的師生互動和生生互動。教師要做的事情包括導入、講解、PPT演示、提問、答疑、組織討論、布置任務、布置預習和作業等，學生要做的事情包括回答問題、提出疑問、參加討論、完成任務等。其中，討論的環節最關鍵，是教師與學生的共同“演出”。中國文學和文化內容的融入使互動內容大大增加，甚至翻了一番。因此教師的話題和學生的話題都增加了許多，這樣不僅極大地充實和豐富了課堂內容，提高了教學質量，而且極大地提高了學生的興趣和參與熱情。如討論拉爾夫?埃里森《看不見的人》的主題與中國禪宗思想的異同，讓學生思考禪宗思想的宗旨包括哪些，哪些中國經典文學作品有典型的禪宗思想；討論愛默生的《論自然》中的思想與中國儒家思想的異同，讓學生思考中國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哪些，哪些中國經典文學作品體現了明顯了儒家思想，等等。這些問題一定會引起學生濃厚的興趣，當然前提是教師必須將有關重要議題提前布置下去，讓學生在預習階段有充分準備。

3.課后閱讀、積累與寫作。對學生而言，課余時間超出課堂時間很多，是學習和提高的主要時間。課余時間的利用效率如何，對學生成績或能取得的成就影響很大，因而如何利用這段時間很重要。實際上學生課后的預習、復習、再學習是一個綜合的復雜過程。這里注重的是復習和再學習方面。為了達到更好的效果，學生應課后鞏固課堂所學，再補充學一些。至于學什么，教師可有針對性地加以安排。對有中國傳統文化、文學融入的美國文學選讀課而言，一般而言，教師應平行安排，即既要安排閱讀具體的美國文學作品，又要安排可比較的中國文學或文化作品。尤其是一些英文版或中英文對照版的，如林語堂的《吾國吾民》（My Country，My People），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英文版），宇文所安的《中國文論》（中英對照）等。在做好閱讀的同時，必須讓學生做好積累工作：主要是積累中英文對照的準確的說法和詞匯。為了督促學生學習，可按上面預習時的做法，要求上交、抽查、計分。另外，為了強化學生的邏輯思維和書面表達能力，教師還應安排一些寫作任務，如一學期寫3-4次。寫作的內容主要是中美文學、文化對比等。篇幅不一定很長，但要達到一些標準，如邏輯合理、論證有力、語言準確、得體、層次清楚，等等。這些作文教師可視為重要的平時成績計入學生的期末總評。

4.期末考核。期末考試歷來是中國大學生最重要的考試，在總評中占有很大比例，是學生最關注的“大考”。為了督促學生了解和掌握中國文學、文化的英文表達，除了平時成績外，相關的知識也應體現在期末考試中。如可以在名詞解釋中讓學生解釋Confucianism，Taoism，Buddhism，比較當前國內倡導的“中國夢”與《偉大的蓋茨比》中的“美國夢”的異同等。期末考試中中國文化、文學知識可占較大比例，如40%。目的是明確告訴學生，這門課的性質沒有變，但內容和目的發生了變化。它要求學生在掌握美國文學、文化知識和價值觀的同時，理解和把握中國文學、文化知識與價值觀，比較詳細地知道它們的異同并能夠用英語準確地表達。他們必須綜合、較全面地提高中西文化素質，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適應未來的對外交流工作。

三、結語

以上主要是通過考核、計分這個杠桿督促學生學習，在某種意義上屬于“嚴肅型”教學。實際上除了這些手段外，還有其他許多能直接調動學生積極性的“活潑”手段，如中國文化英語表達大賽，中國戲劇的英文改編小品表演，英譯中國古詩朗誦會，中國散文英譯比賽，中國古代散文英譯比賽等都是很好的形式，甚至效果更好。因此，在教學之余，教師可充分發揮聰明才智，或從學生中集思廣益，組織各種有趣的課外活動（部分也可在課內進行）輔助平時教學，借以達到提高學習效率，豐富學生中華文化知識，培養合格的跨文化交流人才的目的。當前，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的形勢變化很快，新的歷史時期要求國內英語專業教育加快改革步伐，調整教學內容，盡快適應我國國際地位的迅速提升和對外交流形勢的新需求，實現國家“十二五規劃”擬定的戰略目標：“構建以優秀民族文化為主體、吸收外來有益文化的對外開放格局，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強中華文化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提升國家軟實力。”[2]

參考文獻：

[1]范琳，張其云.建構主義教學理論與英語教學改革的契合[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3，（4）：28-32.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異同范文5

關鍵詞：中國文化 交際意識 警醒

一、引言

跨入21世紀，由于社會發展的需求，國際間在文化、經濟、制造和金融等方面的互通大大增加，英語作為交流的主要載體日益受到重視。在2007年7月教育部頒布新《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后，各高校進一步明確了大學英語的教學目的是培養非英語專業的學生具有較強的閱讀能力和一定的聽、說、讀、寫、譯的能力，使非英語專業的大學生能在掌握有效的語言學習方法的同時，提高語言運用能力，加強跨文化之間的交流，以促進未來社會的發展與融合。這樣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就是要使得非英語專業的大學生不僅要掌握英語語言詞匯和語法，更要理解英語語言的內涵和外延，了解英語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社會背景。這樣才能恰如其分地與英語國家的人進行有效的溝通，在學習外國先進的理念和科學技術的同時，又能弘揚祖國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歷史，真正展示我國強大的實力，做好卓越的文化科技使者。然而，現在很多的大學生掌握了高水準的英語知識，閱讀能力強，英語表達流暢，但是卻無法用英語自如地介紹中國風土人情與文化，懼怕與外教交流，唯恐外教詢問有關中國的文化與歷史以及中國特有的自然山水風光和獨特的飲食文化。這樣失衡的跨文化交流，其實已經違背了交流、互通的原則，這就凸顯出我們在英語教學中的一大盲點。

二、導入中國文化的必要性

（一）弘揚祖國文化與悠久歷史

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多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歷史悠久、民族繁多，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精彩紛呈的世界文明進步史。盛唐以來，來朝拜、晉謁、學習的外國人絡繹不絕，而我們的鄭和、張騫也走出國門，把祖國的先進技術、璀璨的思想理念傳播到異國他鄉，為世界的發展和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馬克思就曾經說過：“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 指南針和火藥為歐洲航海事業的發展，進而發現新大陸、建立海外殖民地，提供了技術和武器；印刷術則成為了先進的思想傳播工具，從而徹底改變了世界的經濟和政治面貌。中國歷來就是一個幅員遼闊、地大物博的多民族國家，、共同發展一直就植根于各民族人民的心中。正是各民族之間博采眾長、取長補短地相互學習和借鑒，才使得我國的文化和歷史歷久彌新，成為有史以來的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長盛不衰的國家。這樣優秀的文化思想、這樣悠久的歷史文明，至今仍完全值得其他國家學習和研究。

大學英語作為一門向我國莘莘學子教授英語語言的課程，雖然在教授英語語言知識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西方的文化和歷史，但同時也應該責無旁貸地擔負起用英語語言傳播中國文化和歷史的重任，更有義務教會大學生用英語弘揚祖國文化和歷史。

（二）傳播東方價值理念與哲學

中國的傳統價值理念和哲學起源于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文化，是中國悠久文明發展史的指導方針和思想源泉，對世界的文明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古代文化對于世界文明的貢獻，不僅僅只限于“四大發明”，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價值理念與哲學對全世界近代文明的發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明清時期，歐洲的耶穌會士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學習和研究中國文明發展的深厚根基，把中國的傳統理念奉為至寶，并把中國當時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傳到歐洲，儒家思想與意大利文藝復興以來所形成的歐洲新思想相結合，成為歐洲近代歷史蓬勃發展的一個重要思想淵源。

儒家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毅品質、 “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的民本思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歷史使命感等理念和行為準則對西方人思潮的形成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而道家提倡的“自然無為”“天人合一”以其獨有的宇宙、社會和人生領悟，在哲學思想上呈現出永恒的價值與生命力，是中國哲學的根本。道家思想中“清靜無為”“返璞歸真”“順應自然”等主張所體現出的中國傳統哲學與印度哲學，和發源于希臘盛行于歐洲的西方哲學，并稱為世界三大哲學傳統。但是，對西方文化產生如此巨大影響的中國文化在我國目前的大學英語教學中幾乎完全缺失。在當今大學生中熱捧的民主思想、獨立人格、環保理念等等無一不出自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可學生在用英語介紹這些中國文化精髓時卻無法得心應手，甚至語焉不詳。這不得不引起英語從教者的警醒。

（三）防止全盤西化，增強民族自豪感

由于語言與文化不可分割，每一種語言符號都帶有一種特定的文化色彩和社會內容。學習英語時，不僅學習它的語音、結構和語言符號，同時還學習它所承載的特定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社會風俗習慣。現在的大學英語課程基本在灌輸英語語言知識的同時只介紹西方文化和歷史，因此，許多大學生認為現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它起源于歐洲。學習、借鑒乃至全盤照搬西方的文明，也就成為許多大學生的思想熱點。然而，早在半個世紀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曾經是17―18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形成和發展的精神動力，把中國落后的一切根源歸之于文化傳統，主張完全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全盤西化是極端錯誤的。我們如果在跨文化交際中一味地對西方文化趨之若鶩，而忽視甚至藐視祖國的歷史文化，就會被西方文化所取代，進而失去自己的文化和文化載體，也就是失去我們的語言身份。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上的實力不斷增強， 國際地位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國家把他們的目光聚焦在了中國這塊重獲新生的古老土地上。他們對中國在這幾十年的突飛猛進充滿了好奇與期待， 迫切地想要認識、了解這個全新的中國， 這就導致中國同世界各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的相互交往更加深入。現在，中國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地位使得全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大學英語課程就要通過課程的設置與教學將這種自豪感完美地表達出來，傳播出去，這對我們民族文化的傳承至關重要。

三、中國文化交際意識的復蘇

（一）文化內涵

人們通常將一個國家的文化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宏觀含義的文化，指這個國家的哲學、政治、信仰、經濟、社會、科技、文史、藝術、法律等；另一類是微觀含義的文化，包括這個國家國民的生活方式和習俗，包括如何吃、穿、住、行等。正如英國人類學家泰勒（E. B. Tylor）認為的那樣：“文化是一種復雜的整體，其中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人們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一切功能和習慣。”因此，在大學英語課堂上要加入中國文化的元素，首先就要培養學生對中國文化的交際意識，始終對中國文化的英文表達保持高度的敏感和警醒。

（二）課程設置

中國學生用英語很難表達中國文化的關鍵是學生首先必須了解、熟悉、理解中國文化，如果學生缺乏中國文化的基本素養，必然很難用英語去宣傳和弘揚中國文化。大學英語的教學對象一大部分都是理工科的學生，他們在中學階段由于課程設置偏向理科，就有可能缺乏對中國文化的深入了解，而進入大學后，中國文化課程更是鮮見于課表，所以調整并增加中國文化內容就至關重要。通過語言與文化的對比分析，著力喚醒學生文化交際意識，學生就能直觀地感受本民族文化與異國文化的特點，提高學生對不同語言及不同文化的敏感度。

筆者所在的學校，在試點班里就增加了一門英語文化閱讀課，使用的教材是《新標準大學英語文化閱讀教程》，這本教材的特點就是融入世界各國的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和價值觀念，特別是中國的文化，在同一主題下進行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的對比，使學生在了解國外文化的同時，對比中國文化的傳統理念，從而對兩種文化產生感性認識，領會不同文化的異同點，激發學生的文化平等意識，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意識和跨文化交際能力，使他們在對外交流中充滿民族自豪感地弘揚我們的優秀歷史文化。

除此之外，高校應該充分利用現代化高科技手段，拓寬校園無線網絡信息資源覆蓋面，鼓勵學生積極使用課外自主學習平臺，使學生隨時可以便利地利用各種英語音像資料，在真實的語言環境中，培養語言悟性及文化適調能力，從而增強學生綜合的英語語言能力及跨文化交際能力。

（三）英語教師的角色

根據《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大學英語教師需要掌握比較全面的中外文化知識和中外文化評析能力，教師良好的語言綜合素質和文化素養對學生文化交際意識的培養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以往，在大學英語的教學中，很多英語教師著重介紹、評論英語國家的文化傳統，對中國文化避而不談以免中國元素的輸入會破壞英語的語感。隨著時代的發展，大學英語的教學要求也與時俱進，將中國文化融入大學英語教學，不僅僅是教學課程的增設，教師的教學手段也應該改進。筆者在進行英語文化閱讀課程的教學中就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在每個單元的講授中，筆者在課堂上著重評講本單元里的外國文化，而將本單元中同主題的中國文化部分交給學生，將學生分成幾個小組，讓每組自己選擇喜歡的主題，課后在互聯網或學校自主學習平臺上查資料，然后在課堂上用PPT展示并講評，而最后筆者會挑選某個學生的話題，進行中西方文化差異的點評，課堂生動活潑，學生興趣高漲，效果非常好，使得這門課程深受學生的追捧。例如，在講述《新標準大學英語文化閱讀教程4》的第二單元“A good read”時，編者選編了很多名著簡介、著名作家的介紹、文學文化背景等，并選了中國四大名著的英語介紹。筆者在課堂上選講了《憤怒的葡萄》與狄更斯，讓四個小組的學生回去分別準備中國四大名著的PPT，各個小組討論PPT切入的角度和講述的內容，共同收集素材，制作PPT，最后推薦一位代表上講臺展示PPT并陳述，而筆者則在學生講完后，挑選出《水滸》中108將的主線，來對比講述英文小說《羅賓漢》的主線，雖然都是打家劫舍、劫富濟貧，但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多弘揚集體英雄主義精神，重視團結一致，精誠合作；與中國傳統價值觀相反，西方，尤其是美國，極端追捧個人英雄主義，重點突出個人的智慧和品格，膜拜白手起家。這樣的對比評講結束后，由老師、課代表和四個小組的組長最后分別給四個小組的展示打分，得出各小組學生的一次平時分，學生們都十分投入，各小組你追我趕，取長補短，每次陳述都迭起。在此課程結束的最后幾個單元，學生們對中國文化的興趣遠遠超出對西方文化的投入，他們在學習和積累中國文化中再一次受到了悠久歷史文化的熏陶，充滿了對自己身為一個中國人而自豪的榮譽感。

四、結束語

長久以來，我國的英語教學一直重視英語語言知識的傳授，忽視文化素質的培養，強調西方文化理念的灌輸，回避中國文化傳統的輸入，使得學生在對外交流的過程中產生了文化交流的不對等，難以喚起學生平等的文化交際意識，無法適應時展的需求。中國文化引入大學英語的課堂，毫無疑問是一次警醒式的大學英語教學改革，必將消除大學英語教學中長期存在的一大隱患，引導學生對交流中出現的中外文化差異持有寬容、理解的態度，學會用理性的目光看待西方文化的價值觀。既要享受文化間的共性，也要接納文化間的差異，更要在對外交流的場合中積極弘揚祖國的傳統文化，把我們的文化和歷史以及今天發展的偉大成就介紹到國外，讓更多的外國人了解我們的文化，理解并融入我們東方的價值觀，共享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這也是大學英語課程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1] 華瑛.從中國文化失語癥反思外語教學[J].甘肅聯合大學學報，2010（3）.

[2] 何宇茵.在跨文化交際中凸顯中國文化[J].大學英語：學術版，2009（2）.

[3] 羅蘇秦，李璇.論英語教學中的“中國文化失語癥”[J].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09（6）.

[4] 馬玉梅.跨文化交際與大學英語教學[J].安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1）.

[5] 劉長江.談外語教育中目的語文化和本族語文化的兼容并舉[J].外語界，2003（4）.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異同范文6

關鍵詞：蘇軾；辛棄疾；思想性格；創作手法

中圖分類號：I2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24-0101-02

一、從思想性格的不同來看

蘇軾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把儒家、釋家、道家三家思想雜糅在一起，然后主張情性論。蘇軾的情性論，就是將儒家思想中關于圣人之道、禮樂之制等方面的觀點與道家思想中順應自然的思想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種對人生的認識和看法。這種認識和看法，用在政治上，便是以儒家積極入世思想為主的濟世救民，反對高大之論，主張名實相副，寬猛相濟的政治觀念；而施之于人生，則主張以一顆平常之心處世和待人接物，追求進退皆適，榮辱不驚、曠達恬退的境界。這種主張順應自然、通脫曠達的政治態度和人生觀，自然要影響到蘇詞的風格，便呈現出清雋自然，超逸曠放的主要特征。正如金人王若虛云：“其天姿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絕塵耳。”[2]如有名的《臨江仙》：

夜飲東坡醒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己雷鳴。敲門都不應。倚仗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

這是蘇軾在黃州時所作。這首詞寫作者夜飲歸來，似醒又醉。作者因此想到了自己既不能獨醒，又不能也不肯與世人同醉的處境。所以當他敲門不應，進不了家門之時，便從眼前這件偶然的小事生出離家遠遁的念頭。用“此身非我有”，來嘆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不得不為功名利祿塵世間的紛爭經營勞碌。當時作者是作為罪人的身份被貶黃州的。然而作者卻沒有為此消沉，也沒有悲哀之意，他性格中的順應自然、達觀通脫讓他即使在這樣的困境之中，也樂觀地選擇了“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的生活和處世態度，這份超凡脫俗，來自于蘇軾內心深處的真性情。

而辛棄疾與蘇軾在思想性格上最大的區別是：辛棄疾從小受到的是一種文武兼資的教育，他不僅有儒家的忠君愛國、積極用世的思想，而且還有對《孔子兵法》的學習和特殊經歷的鍛煉，這使得辛棄疾具有了一般士大夫文人所沒有的那種勇武之姿，加之辛棄疾剛強果毅而又不乏韜略機謀的性格，這讓辛棄疾在為官為人上總是敢直面嚴酷的現實，即使擔當這一切，也決不輕易放棄他恢復中原、報國雪恥的理想和愿望，更不愿意隨波逐流，而是固執地選擇了一直向前。所以說辛棄疾的大部分詞作中，都充滿了對恢復、對國家和民族前途與命運的憂患意識和強烈地責任感，充滿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其作品的風格也就主要表現為雄奇剛健和深婉雅麗。如《賀新郎》：

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幾！白發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東窗里。想淵明《停云》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沈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云飛風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這是辛棄疾晚年的名作，作此詞之時，他的好友如陳亮、范南伯等都已去世，而作者也已步入晚年，所以當他把酒獨酌時，就不免百感交集了。親友先后離開，而世又不用我，一種巨大的孤獨寂寞之感，幾乎占據了作者的全身心。然而作者卻以他博大的胸襟和驚人的氣魄，將這一切擔當起來。“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和“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兩句，既能見出辛棄疾一生一以貫之的積極進取的精神，又能看出其詞兼容雄奇剛健深婉雅麗的功夫。

縱觀蘇辛二人的一生，同是飽經風霜，遭遇打擊。面對政治上的得意與失意，仕途上的窮通與進退矛盾，蘇辛二人也給出了他們各自的答案。蘇軾選擇了用“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來安慰自己，也用“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聞風靜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的人生態度坦然面對，雖然有點消極的味道，但更多是透著蘇軾骨子里的那份曠達。而辛棄疾在落職退居、久處山林之中時也曾過了一段流連光景詩酒為樂的閑適生活，但閑適并不討辛棄疾的喜歡，他骨子里的那份勇往直前的執著讓他對北伐對恢復中原、報國雪恥終還是念念不忘，所以辛詞里便少了蘇詞里的那份順物自然、曠達、樂觀，而是憤懣不平：“人間走遍卻歸耕”、“平生塞北江南，歸來華發蒼顏”，這種不平我們可以認為是詞人內心悲憤憂愁的一種排解和調適，但在這憤懣的背后，是他平生恢復之志終至落空，報國之心終歸破滅之后無法排解的滿腔激憤。這種心情在他的《清平樂？獨宿博山王氏庵》一詞中表現明顯：

繞床饑鼠，蝙蝠翻燈舞。屋上松風吹急雨，破紙窗間自語。

平生塞北江南，歸來華發蒼顏。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

這是辛棄疾退居帶湖時期所寫的一首詞作，當時作者賦閑在家，卻無心歸耕田園并以此終老。他心系的仍是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與命運。所以在秋夜的一片凄風苦雨之中，作者心里的悲涼可想可知。然而就在這悲涼之中，作者所想到的卻仍舊是昔日馳騁的“萬里江山”，卻無奈于“華發蒼顏”，這就是辛棄疾此時的心態。這里有自解自嘲，更多的，卻是他“萬里江山”化為夢覺之后的怨憤不平。這份不平，因為辛棄疾的性格而無法調適，反而更加激憤和強烈。

可見，蘇辛二人不同的思想性格是造成他們詞風不同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如鄭騫先生所說：“胸襟曠達的人，遇事總是從窄往寬理想”（蘇軾就這樣）“與東坡相反，稼軒總是從寬往窄里想，從寬處往窄處寫”，“寬之與曠，意思一樣；而窄與豪又有什么關系呢？越想越窄，甚至窄到無地自容，無路可走，還能夠挺然特立，還能夠昂首闊步，如松柏之凌霜傲雪，這就是豪。”[3]

二、從創作手法的不同來看

蘇軾天姿縱橫，胸襟開闊，通達曠達，不拘于一端。他主張的“以詩如詞”，實際就是為詞的語言表現爭取更大的自由。因為宋詞已有散文化的、講究意脈流動的傾向，而詞的特點就是句式長短不齊，所以蘇軾很方便地把詩語、文語、口語都熔鑄在了詞的體式中，開創了一種與詩相通的、雄壯豪放、開闊高朗的藝術風格。如他在密州出獵時所作《江城子?密州出獵》，是他有名的一首豪放詞：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崗。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這首詞上片描寫自己出獵時的打扮和裝備，牽狗臂鷹，寫得極為灑脫豪放，極有聲勢，并且以夸張的口吻渲染全城百姓傾城出動觀獵的熱鬧場面，以三國時吳主孫權射虎自喻，更是將凌云壯志渲染到十分。下片生動地刻畫出作者兩鬢染霜卻仍依舊胸懷開闊、壯志不減的豪邁神情。雖然也用漢文帝時魏尚為云中太守，擊敗匈奴，立有戰功，但因報功時殺敵數字略有出入而遭處刑，最后由馮唐持節去云中赦免魏尚的典故，來說明作者的一腔抱負沒得到朝廷的信任與重用。但卻少了辛棄疾在不得志時的那份激憤，而是以一個雕塑般的英雄形象的特寫，來表明作者為國而戰、征服西復遼國掃平邊患的雄心壯志。

這首詞的另一個特色，就是蘇軾的以詩入詞，他把詞的題材從兒女私情、羈旅行役擴大到了謳歌報國立功的豪情壯志，而這正是唐代邊塞詩的重要主題。

如果說蘇軾的“以詩為詞”，本身僅開創了豪放風格之始的話，那么辛棄疾的“以文為詞”就比之來得更加“淋漓慷慨”了。與蘇軾一樣，辛棄疾也是一位天才絕倫、學識淵博的文人，同時還是一位“詩書帥”，而且具有軍事家的非凡器識和英武之姿。辛棄疾主張文章有為而作，反對無病，勉強為文。而辛棄疾的以文為詞，使詞的語言更加自由解放，變化無端，不復有規矩存在，這使得辛詞里的許多語句雄奇剛健、頓挫鮮明、鏗鏘有力。如《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休說鱸魚堪，盡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英雄淚。

這首詞中，自“落日樓頭”到下片的“劉郎才氣數句，一氣貫注，由景到志，由志到情，將作者不凡的器識，滿腔的愛國熱情吐露無遺，淋漓暢快。這正是辛棄疾以文為詞的一個典型例子，從而使這首詞的風格雄奇剛健而又不乏婉轉之致，橫放恣肆中又頓挫有節。

三、結語

其實，關于蘇軾辛棄疾二人其詞的比較，自宋代以來，論者甚眾。他們有的從思想性格的角度論述蘇軾辛棄疾的不同，即著眼于思想性格或胸襟性情而言，如近人王國維先生就曾從這一角度談到過，他說：“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4]也有的從蘇軾辛棄疾二人的藝術手法上論及蘇辛異同，如汪東先生，他說：“蘇辛并為豪放之宗，然導源各異。東坡以詩為詞，故骨格清剛，稼軒專力于此，而才大不受束縛，縱橫馳驟，一以作文之法行之，故氣勢排蕩。”[5]

本文得益于上述大家的啟發，試著從蘇軾辛棄疾二人不同思想性格、創作手法方面來論述造成他們詞風不同的根源，通過這種探討，這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學習和理解蘇軾辛棄疾二人的詞作。

參考文獻：

[1]蘇轍.蘇轍集[M].北京：中華書局，1990：214.

[2]王若虛.滹南詩話[M].北京：人民文學社，1962：167.

[3]鄭騫.漫談蘇辛詞[M].臺北：臺北學生書局，197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