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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1

漢代儒家思想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在追溯漢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發展的歷程中，我們既可以看到時代和社會環境的因素，也可以看到統治者和政策的因素，更可以看到儒家思想自身的包容性、內化性和開放性。尤其是其所涉及的關于職業道德的一些內容和要求，比如要求領導者要帶頭率先示范、剛正廉潔、誠實守信等，與我國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中關于職業道德的要求有很多相似之處，研究漢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中關于職業道德的要求對推進現代職業道德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一、漢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關于職業道德教育的主要要求

客觀地說，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在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延續、民族凝聚力的形成、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人與人之間和諧關系的形成等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思想道德在教育體系中，有很多內容仍然閃爍著現代光芒，尤其是關于職業道德相關要求。

（一）遵紀守法

儒家歷來都強調統治者或管理者應當嚴格遵紀守法，做好帶頭示范作用。對此，孔子曾指出“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1\]鄧禹是漢武帝建立大漢王朝的重要功臣之一，后被封為高密侯，位高權重。盡管如此，他還是遵循儒家思想道德要求，強調子孫的法紀教育。 “教訓子孫，皆遵法度，深戒竇氏，檢敕宗族，闔門靜居 。”\[2\]616歷史對此評價是“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后世法。” 而其后代也嚴格遵守其教導，并延續了數代，結果造就了“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東京莫與為比。” \[2\]619

(二)廉潔剛正

東漢儒家代表人物楊震，自幼勤奮好學，成年后又博覽群書，被譽為“關西孔子”，先后擔任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等官職。他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嚴格遵守儒家道德規范，為官時清正廉明，剛正不阿，大公無私。生活上艱苦樸素，出門從不坐轎子，堅持步行，子孫經常食野菜。他的子孫們深受這種廉潔剛正的作風的影響，都以他的作風為榜樣，傳習數代。他的很多做法在當時并未被理解，一些同僚曾勸他應該多為子孫購置產業，他卻認為：“使后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2\]619后來，雖然他因上疏批評中常侍樊豐等人，被誣陷罷官后自殺。但是，他廉潔剛正的作風給子孫們樹立了榜樣，也給后世留下了一筆珍貴的精神財富。

(三)以身作則

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漢代儒家十分強調以身作則、以身示范。如陸賈就十分強調當權者要以身作則，他認為統治者在品德方面的一言一行，對老百姓的德行會產生上行下效、潛移默化的影響。他指出：“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法，故其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母后，出居于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王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著，莫不仿之。” \[3\]陸賈認為，當權者壞的作為、不良的行為都會嚴重影響社會風氣。當權者應當嚴以律己，以身作則，堅持為政以德，以促進社會風氣的優化。紀武昌，喻長友：漢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對現代職業道德塑造的啟發十堰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12年第3期 第25卷第3期

(四)言行一致

思想道德教育不能僅停留在單純的說教層面上，要通過各種具體實踐將其展現出來，用道德行為來檢驗教育的效果。儒家傳統道德教育主張“知行合一”，特別強調要躬行實踐。他們認為躬行是內在道德品質在具體行為中的體現。通過實踐，最終達到“道術兼修、內圣外王”的境界。因此漢代儒家士人非常重視自我修身和自我道德實踐，主張在道德實踐方面展現個人道德品質的優劣，通過實踐不斷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這些對我們如何提供思想道德教育實效性很有啟發意義，當前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面對諸多困境，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讓受教育者做到知行統一，言行一致。首先，我們在制定思想道德教育內容時，要考慮到受教育者的實際情況和特殊的要求，因人而異，要使教育具有可行性，盡量避免那些抽象的假、大、空的內容。其次，還要采用科學的思想道德教育考察方式，不能單純根據其言語或文字描述衡量一個人的思想道德品德高低，而要將言行結合起來，綜合考察。

二、漢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對現代職業道德教育的啟示

在《教育必須以提高國民素質為根本宗旨》一文中指出：“各級各類教育都要把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質，作為教育工作的戰略重點。既要重視和不斷加強、改進文化知識教育，又要重視和不斷加強、改進思想道德教育。通過思想道德教育，增強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質和社會責任感，培養敬業愛崗和服務質量意識，養成既講競爭進取、又講團結合作的風氣。” \[4\]

職業道德，就是同人們的職業活動緊密聯系的符合職業特點所要求的道德準則、道德情操與道德品質的總和，它既是對本職人員在職業活動中行為的要求，同時又是職業對社會所負的道德責任與義務。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更加注重職業道德建設，比如誠實守信、愛崗敬業等。

(一)堅持依法治國，主動學法守法

社會主義社會是民主法治的社會，絕不允許有任何違法亂紀踐踏民意的行為，一經發現必將嚴懲。當前有些人認為違法亂紀能夠撈到好處，不惜鋌而走險，這是一種極其危險的玩火行為。那些最終受到法律嚴懲的人，最初都毫無例外地懷有僥幸心理，總以為自己可以逃脫法律的懲處，甚至將自己凌駕于法律之上。當正義的宣判來臨之際，才開始悔恨、自責，但悔之晚矣，只能警示后人。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各種不同意識形態的思想潮流涌進，一些領導干部放松了自身的學習，忘記了黨的宗旨，將“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置之腦后。放任不良思想侵蝕自我，享樂主義、弄權思想塵囂甚上。他們將黨和人民交給自己的權力當作為自己牟利的工具，大搞權錢交易，阿諛奉承，放棄原則，為所欲為，嚴重敗壞黨的形象，維護國家和社會的發展。

(二)自覺遵守職業道德要求

當前是知識經濟爆炸的時代，世界各國都在建構終生學習型社會，我們也應順應時展的要求，學習中國特色社會理論知識，夯實自我本職工作所需的經濟、法律等理論知識。尤其要結合紀律教育學習，切實加強自身修養和自我約束，牢牢守住思想道德防線和黨紀國法防線，講操守、重品行，管住自己的嘴，不該吃的東西不吃；管住自己的手，不該拿的東西不拿；管住自己的腳，不該去的地方堅決不涉足，能夠抵制各個方面的誘惑，真正做人民的公仆。正確對待和行使手中的權力，做到權為民作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確保權力在服務人民、服務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最大的效能和作用。

(三)領導者率先垂范，清正廉明

2012年3月16日在中央黨校春季學期開學典禮講話中指出：“有些領導干部之所以走向違紀違法、腐化墮落的深淵，從根本上講是世界觀、人生觀這個‘總開關’出了問題，喪失了拒腐防變的能力。他強調，領導干部務必時時、處處用黨的純潔性要求對照自己、檢點自己、修正自己、提高自己，要求別人做的自己帶頭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帶頭不做，以自己率先垂范的實際行動充分體現黨的純潔性。” ①反觀當前有些領導者對下屬、對別人，嚴格要求，強調要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并制定出若干規章制度約束他人,要求他人嚴格遵守,而把自己游離于這些制度之外，有時甚至帶頭破壞相關管理制度。長此以往，各種管理制度形同虛設，領導者無威信，沒有號召力，不良社會風氣滋生，嚴重影響國家和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因此，作為領導或管理者在嚴格要求別人前，先要檢查一下自己是否做到了。只有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則，方可起到模范帶頭作用。

（四）根據現實需要，進行現代化轉換

現階段我們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職業道德規范與漢代儒家所提倡的思想道德教育相比，本質不同。但是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在很多方面是可以借鑒并加以吸收的，我們應積極使儒家思想道德教育體現現代化和時代性要求，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現代化轉換，使其與當代思想道德教育實現良好的融合，走出一條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現代化之路。

首先，我們可以根據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職業規范的要求，吸收漢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內容中的關于職業道德要求的合理部分，比如關于剛正廉潔、淡泊名利等要求，將其與社會主義職業道德規范建設的相關內容結合起來，將其合理的內容納入社會主義職業道德體系，豐富社會主義職業道德建設內容。而且，我們還可以有效借鑒漢代儒家關于職業道德教育的方法，優化社會主義職業規范道德教育方法。

其次，隨著市場經濟在我國建立，市場經濟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綜合國力得以增強等，其優勢是很明顯的，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市場經濟本身也有缺陷是難以克服的。比如在市場經濟中，由于利益的驅使，導致市場主體片面追求經濟利益，而忽視了誠信，片面追求個人利益，而忽視了國家、集體的利益，諸如此類的弊端正日益凸顯，嚴重影響著我國市場積極的健康發展。對此，我們也可以借鑒漢代儒家關于職業道德教育的相關內容，通過社會主義道德教育的引導作用，積極促進良好社會職業道德的形成，構建有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良好職業道德體系。

總之，漢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作為我國傳統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要用科學的態度，堅持用的觀點和方法，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合理的、適應社會主義道德建設需要的東西，我們要積極吸收并加以轉化，為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所用。對反映封建專制需求、糟粕的、與社會主義進步和發展不相適應的內容，我們要堅決的予以抵制，深入地批判。在批判中借鑒，將歷史和現實結合起來，古為今用。

［參考文獻］

［1］ 十三經注琉\[M\].北京：中華書局，1980：2507.

[2\] 范 曄.鄧禹傳附孫騭傳\[M\]//范 曄.后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5.

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2

關鍵詞： 傳教士；明清時期；語言；翻譯；碰撞與誤讀

中圖分類號：K248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3-0751（2017）06-0131-05

明清時期，西方來華傳教士研習中文、譯介中國經典并將其介紹到歐洲的文化活動，對當時歐洲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由于文化背景的差異，語言轉換的目的和動機的影響，西方傳教士在傳播中國文化時，造成歐洲國家對中國文化存在一定的誤解。本文擬從社會語言學視角分析來華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解讀及其在西方國家的傳播，以期對這次文化傳播過程中出現的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誤讀有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

一、傳教士向歐洲介紹漢字

1.制定羅馬字母拼音方案，編纂詞典

明清時期的儒家思想在中國的政治、文化和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儒家思想積兩千年之久的浸，已深深植根于中國人心中” ① ，要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厚的國家傳教，語言就成為雙方交流的重要紐帶和橋梁，因此，傳教士迫切地感受到學習漢語的必要性，他們認為掌握中文是征服中國、改造中國人信仰體系的唯一途徑。

在學習漢語過程中，這些傳教士使用羅馬字母來標注漢字的讀音，并以此為啟發編纂中西字典，為歐洲人認讀漢字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最早采用了這一拼音方案的是羅明堅和利瑪竇于1583至1588年間合編的《葡漢辭典》。由于早期的羅馬字母體系不完善，如：聲調和送氣音的缺失，造成了許多漢字讀出來的音不準確，從而引起交流過程中聽者理解上的偏差。盡管有這些缺點，《葡漢辭典》載有近代葡漢兩種語言文字，是世界上第一部歐漢雙語詞典，為中國的音韻學研究指明了方向。如果說《葡漢辭典》是西方研究漢語語音的發端，那么《西子奇跡》標志著漢語語音的形成。《西子奇跡》源于1605年利瑪竇贈給友人的三篇文章，后由教會編成小冊子，通過字符、字母和聲調符號的不同組合，傳教士可以拼讀出漢字的讀音，這實際上是羅馬拼音方案的第一次實際應用。1626年，《西儒耳目資》的出版，意味著漢語拼音方案的完善。該書由法國傳教士金尼閣所編著，是一部供傳教士學習漢語的工具書。全書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譯引首譜》，通過圖例對漢語音韻進行概述；第二部分《列音韻譜》拼音切字；第三部分《列邊正譜》按筆畫音查。《西儒耳目資》的發行，啟示了傳教士們，他們借用西方文字幫助，研究更完善的漢字記音系統，不僅幫助來華傳教士更加快速準確地認讀漢字，而且“首次將中國傳統的字書與韻書的體制特點結合在一起， 融會了二者的長處，從而使其在三百多年前就具有了現代詞典的雛形” ② 。

2.研究并傳播漢字字形和字義

耶穌會士加戈神甫最早把漢字介紹到了歐洲。他在1555年9月23日寫回歐洲的信中，列舉了“魂”“畜生”“日”“月”“天”“人”這六個漢字，并用日文解釋。后來，這封信連同其他信箋于1565年在可因布拉（Coimbra，葡萄牙中部的一個城市）結集出版。 ③ 漢字傳入歐洲后，引起了歐洲語言學家的關注。“他們希望找到一種直接表達事物和思想的字符。”“歐洲本土學者的漢語研究實際上是對漢字進行解釋性的介紹”，而來華傳教士結合自身學習的體驗和感受，“更加注重漢語口語的學習，以及對漢語實用技巧的探討和研究。” ④

葡萄牙人耶d會士曾德昭所著的《大中國志》以中國研究為主體，首次對漢字的筆畫和結構特征進行了具體的分析和描述，具有了一定的系統性和科學性，為西方人進一步理解和學習中國語言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前提。羅明堅受中文老師的啟發，采用看圖識字的方法，將圖片、字形和字義聯系到一起，僅三年時間內就掌握了一萬五千個漢字。利瑪竇學習漢字有一套獨特的記憶法，他撰寫的《西國記法》介紹了如何快速識記中國文字，通過觀察、分析漢字的字形、結構，形成聯想，賦予漢字獨特的解釋來幫助記憶。例如：“聞”字被解釋為“大耳正懸門中”；“焉”字被理解為“以一馬正面向外而立”。也有取其諧音來幫助記憶的，如“醇”字以“鶉”，“描”字以“貓”等。 ⑤ 這種將字形和意思聯系起來的方法，有助于漢字的牢固記憶。

3.研究傳播漢語語法

早期的傳教士偏重于漢字的認讀以及字形和字義的研究，而對語法的研究鮮有涉及。從16世紀末開始，漢語語法的研究得到重視，相關的論著陸續出現。衛匡國、瓦羅、馬若瑟等人的漢語語法專著促進了西方世界對漢語的認知，對中國文字的傳播和中歐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也為后人研究近代漢語提供了借鑒與參考。

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衛匡國于1652年編寫的《中國文法》是第一部在歐洲出版的漢語語法著作。該書引用中文實例解釋了漢語詞性和種類，羅列了相關的語法要點。總體來說，衛匡國參照拉丁語系的研究方法，對漢語語法結構加以扼要介紹，但個別舉例牽強生硬，且缺乏專門的句法內容，對漢語語法的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入。盡管有諸多欠缺，衛匡國開啟了傳教士研究中國文法的先河。《華語官話語法》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漢語語法書，由瓦羅于1682年完成。該書依據明末清初“南京官話”的語音、語法、詞匯為研究藍本，參照拉丁語法框架，闡述漢語語法的規則和誡律。他不僅系統介紹了漢語詞類的劃分及其形態和范疇，還特別強調漢語研究重要的三個方面，即詞匯、聲調和詞序。總之，瓦羅對漢語語法的研究更加深入和準確。耶穌會傳教士、法國著名漢學家馬若瑟于1728年完成的《漢語札記》分別就漢語口語語法和書面語語法進行了討論。該書引例翔實，大都出自中國的小說、戲劇等經典作品。他基本擺脫了拉丁語語法的束縛，區分了漢語口語語法和書面語語法，提出了漢語虛詞和實詞的術語，使漢語語法研究更加符合漢語本身特性。

1814年，馬禮遜編著的《通用漢言之法》、艾約瑟撰寫的《上海方言口語語法》和《漢語官話口語語法》等語法專著相繼出版，使漢語語法研究取得了創新性發展。漢語語法研究的巨大成就，掀起了歐洲人學習漢語的熱潮。

4.向歐洲介紹漢語的學習方法

隨著來華傳教士對于漢語語言的認知與理解，漢語逐漸在歐洲傳播與擴散，在歐洲掀起了對中國語言學習和研究的熱潮。傳教士們紛紛通過來往書信、出版著作、寫回憶錄等方式向歐洲介紹漢字。

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晃俊秀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表達了自己對漢語的認識。他介紹了漢語與西洋語的差異，感嘆漢語是世界上最難學的一門語言。《利瑪竇中國札記》談到了漢字的五種聲調，讀音不同，意思也不相同。對于語言中沒有聲調的西方人來說，要想準確掌握漢語的聲調實在是困難。利瑪竇在《西國記法》中還指出，把語音、聲調、字形、字義結合起來是記憶漢字的最好方法。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安文思的《中國新史》則對漢字的起源、結構、象征意義、筆畫特點和形聲字的特點這幾個方面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傳教士們的漢語研究成果大部分傳回到歐洲，這一方面使歐洲人在對漢字了解和認識的基礎上，能夠迅速地學會和掌握中文，另一方面奠定了歐洲漢學研究的基礎，對歐洲整個語言學的發展趨勢產生重大的影響。西方傳教士在介紹中國文字的同時，也傳播了中國的思想和文化，對當時歐洲人的思想、文化、生活等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傳教士向歐洲介紹中國文化

隨著漢語研習成就的不斷擴大，傳教士從中發現了中國的文明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他們鉆研中國的文化典籍，通過翻譯、出版、郵寄、攜帶等方式把大量的中國古籍介紹到歐洲，對歐洲的政治、社會、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譯介儒家經典

眾所周知，文化交流離不開翻譯活動。傳教士對儒家經典的譯介活動可大致分為：19世紀前的來華傳教士把拉丁語、法語、西班牙、意大利語等轉譯為英語以及19世紀起至20世紀初的英美新教傳教士將漢語直接譯為英語兩個時期。

來華傳教士在掌握漢語的同時，深深意識到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和民眾心理中的重要地位。要想突破中國傳統文化壁壘，使士大夫和文人們皈依基督教，就必須把基督教教義轉換成中國文人士大夫容易接受的內容。基于此，傳教士們把基督教教義和儒家思想進行比附、雜糅，一方面將改造過后的基督教教義傳播到中國，一方面又通過翻譯、注釋等方式把代表中國儒家思想的“四書五經”傳播到歐洲，以便西方人學習中國文化。

成書于元末明初的《明心寶鑒》融合儒教、佛家、道教三教學說，論述了儒家圣賢的道德觀念和修身養性等思想，是明朝最為流行的勸善書和啟蒙書之一。西班牙傳教士高母羨將其翻譯成西文，傳播到歐洲，這也是中國歷史上譯介到西方的第一本古籍。“《明心寶鑒》為沙勿略所倡導的‘適應’策略提供了理論支持，對東方傳教事業影響深遠。” ⑥ 之后，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羅明堅把“四書”中的《大學》部分內容翻譯成了拉丁文，其原稿現仍收藏于意大利國家圖書館中。利瑪竇提出合儒、補儒、超儒的傳教策略，主張將中國的孔孟之道和天主教教義相結合，他翻譯的拉丁文《四書》雖然譯本至今下落不明，但對西方人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做出了重要貢獻。衛匡國在歐洲出版的拉丁文《中國上古史》介紹了孔子和儒家思想。該書還談到《四書》，翻譯了《大學》的片段，并且首次將孟子及其著作介紹到歐洲。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的《中華大地國志》介紹了儒家思想及其經典著作，并且表達了對孔子人格的高度崇拜。葡萄牙傳教士安文思的著作《中國新志》頌揚了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智慧，同時還翻譯了《四書》和《五經》。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等編譯的《中國哲學家孔子》被認為是16―18世紀中國文化在歐洲傳播過程中最有影響的西文書籍，該書第一次全面深刻地向西方世界解讀儒家思想，同時把孔子描繪成中西學術融合的新形象。雖然編者借用基督教思想詮釋儒家思想，其中比附、匯通的思想傾向較為嚴重，但對于西方人了解中國的儒家思想和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

1812年馬禮遜發表了《三字經》《大學》英文版。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歇曼于1809年用英文翻譯、出版了《論語》。1891年英國出版了傳教士詹寧斯譯著的《詩經》。倫敦會傳教士理雅各首次系統、完整地把中國的儒家經典《四書》和《五經》翻譯成了英文。從1861年到1886年的20多年里，他共計翻譯了28卷中國主要經典著作，為使歐美國家了解東方文化和中國倫理道德做出了巨大貢獻。法國傳教士顧賽芬采用直譯方法，使用法語和拉丁語雙語對漢語譯釋，先后完成了《四書》《詩經》《書經》《禮記》的翻譯。德國禮賢會傳教士花之安推崇“孔子加耶穌”傳教思想，使用德文翻譯了《論語》和《孟子》。德國傳教士衛禮賢不僅是一位新教傳教士，也是儒家思想的忠實信徒。他先后將《論語》《易經》《禮記》《呂氏春秋》等儒家典籍譯成德文，其中《易經》對西方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相繼被轉譯成英、法、荷蘭等多種文字。

明清之際的耶穌會士對《四書》《五經》的翻譯大都使用拉丁語對中國的儒家思想進行介紹或注釋，其中由于受到“合儒、補儒、超儒”思想的限制，許多譯文帶有一定的偏頗。19世紀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對《四書》《五經》的翻譯不僅在語言種類上更加多樣化，除拉丁文外，還有英文、法文、德文等版本，而且對儒家文化的研究也更加系統和深入，語言表達更加優美。另外，翻譯策略開始采用逐字對譯的方法，這對尊重原文、保存《四書》《五經》的原有精髓大有禪益。

新教傳教士打破了西方宗教思想和哲學思想的藩籬，不再把翻譯與詮釋混為一談，對中國的儒家思想的闡釋更為客觀，從而使西方人能夠真實地了解中國的儒家文化，繼而找出中西文化的異同及其可能溝通的途徑。

2.翻譯其他古籍

來華傳教士除了譯介儒家經典外，還關注中國文學、科技、醫藥、地理、農業等其他典籍，通過翻譯把中國典籍所承載的思想價值和美學價值等傳到西方，促進了中西文化的借鑒、吸收與融合。

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用法文翻譯的元雜劇《趙氏孤兒》最先出現在了解中國最權威的書《全志》第3卷中。由于該劇謳歌高貴的英雄，與法國古典主義戲劇有切合之處，一經出版便在歐洲廣為流傳，并被譯成了英、意、德、俄等多種文字。

在科技典籍方面，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對中西方科學文化的交流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中國數學科學札記》比較了中西數學之間的差別，首次對當時的中國數學做出了相對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為西方研究中國數學奠定了基礎。他在創辦的《六合叢談》刊物上曾多次發表文章介紹中國的天文儀器，使西方學者更加了解中國天文學的起源與發展。18世紀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宋君榮著有《中國天文學史》《中國天文學》《古代中國對黃赤交角的觀測》《1735年的七星表》《公元前206年以前的中國王朝天文史》等。此外，地理學方面的著作有《北京志》《和林的地理位置》等。宋君榮的所有論著成為西方研究中國天文和地理的重要參考文獻。

在醫學方面，據統計，“從1700年到1840年，西方人翻譯并出版的有關中國醫藥的書籍多達60余種” ⑦ 。卜彌格是首位向西方介紹中國醫學的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其主要著作有《中國醫藥概說》《中國植物志》《中國診脈秘法》等，引起歐洲醫學界對中國醫學的關注和了解。來華醫學傳教士雒魏林和嘉約翰分別翻譯了清代早期民間流傳的價值頗高的中醫產科專著《達生編》。該書強調對孕婦分娩和用藥知識的宣教，反對迷信活動，譯作有利于近代中西醫產科方面的交流與借鑒。法國耶穌會士殷弘緒把中國人工種痘的方法介紹到了歐洲，肯定了中國古代種痘技術的先進性，高度評價了中醫的優勢。殷弘緒還把他在中國觀察、了解的各種植物的醫用和保健的療效通過大量信件介紹給歐洲朋友。這些信件被編入了《通志》。

明清之際，中國農業技術和農學也借助于傳教士的力量傳播到了歐洲。中國傳統農業著作《授時通考》的“蠶桑篇”和《天工開物?乃服》的蠶桑部分以及徐光啟的《農政全書》中的部分內容由傳教士翻譯出版，在歐洲引起了強烈反響。傳教士還出版專著如門多薩的《大史》、基歇爾的《中國圖志》等書籍介紹中國傳統農業技術和農學。中國重視農業的思想以及中國農產品對歐洲人的生活產生了深刻影響。

三、語言轉換中中西語言文化的碰撞與錯位

明清時期的歐洲正處于啟蒙運動時期，基督教在歐洲占據著統治地位。為了達到在中國傳播基督教、開展貿易和殖民中國的目的，兩種文明和兩種思想在交流過程中不斷引起碰撞、沖突和融合，使明清時期的傳教士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研究失去了客觀性。一些譯著在語言轉換的過程中，失去了其原有的特色，充滿了歪曲和誤讀。

1.以基督教附會儒教，混淆儒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內核差異

明朝來華傳教士為了突破中國傳統文化壁壘，使基督教更好地融入中國文化，采取“合儒”“補儒”“超儒”的理論，以使中國人認同其教義。他們混淆儒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內核差異，以耶儒互釋，嘗試用中國人所能理解的思維方式或理論框架來闡釋基督教，從而實現基督教的中國化。

《天主實義》是利瑪竇所著的一部把基督教與儒家思想進行調和的杰作。書中利瑪竇引證中國古代經典，將“上帝”和“天主”進行會通，同時把儒家的忠孝與基督教奉主的思想緊密聯系在一起，由此奠定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進行互釋和溝通的基礎。但利瑪竇的附會策略是基于天主教原理之上進行的，不管編譯還是釋譯，其目的都是為了實現基督教中國化，所以不可避免地就會產生歪曲現象。理雅各詮釋《論語》時表現出強烈的宗教立場，認為儒學即是中國古代的宗教，儒學所倡導的道德教誨和基督教教義如出一轍。通過《論語》中的孔子與《圣經》里的耶穌之間的類比，他肯定了基督教的優越性，認為中國只有轉而信仰西方上帝，方能推動宗教進步。英國傳教士蘇慧廉在英譯《論語》時也彰顯了許多基督教成分，如：他把儒教的天命觀等同于基督徒的救贖觀等。

傳教士常常以翻譯為工具，運用基督教經院哲學思想肆意詮釋中國典籍，極力尋求孔子倫理和基督教義的共同點，導致了中國文化西傳中的附會、曲解、利用和誤讀。

2.中西方語言思維的差異以及翻譯策略的局限

傳教士由于身份和本國固有文化的前見，其譯著受翻譯目的和動機的驅使，在東學西傳中就難免會染上譯者的主觀色彩，從而影響翻譯的質量。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方語言思維的差異以及翻譯策略的局限，加上譯者中文水平參差不齊，一些譯本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曲解和誤讀。如“圣人”是儒家做人的最高典范。圣人集“仁德”為一身，不僅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質和崇高的人格魅力，而且智勇超常，是常人所敬仰的楷模。由于中西方語言思維的差異，早期傳教士未能準確把握儒家“圣人”一詞的內涵。利瑪竇在《天主實義》第八篇里對儒家的“圣人”給出了這樣的解釋：“大西法稱人以圣，較中國尤嚴焉。” ⑧ 他認為西方人對圣人的界定更為嚴格。被冠名為天主教“圣人”（Saints）的人，信仰堅定，可以是犯過錯誤的人，須通過羅馬教廷的嚴格考察方能成為與上帝直接溝通的人。而儒家的“圣人”，只是遵守基本的做人的道德標準，不能與天主教所認定的圣徒相提并論。通過儒家的孔子與基督教里《圣經?新約》中約翰（John the Baptist）之間的類比，利瑪竇把基督教里“圣徒”嫁接到了儒家的“圣人”的身上，最終實現了圣人身份的重構。

清代以來的傳教士逐漸脫離基督教思想體系，不再把基督教思想生搬硬套在儒家思想上。他們通過尋找儒家思想與基督教文化之間的差異，以便找出傳教的突破口。理雅各對《詩經》的譯介避免加入譯者的任何觀點，更多地從思想上挖掘中國學者對待《詩經》的態度，因此譯著內容更加客觀、真實。但由于語言理解偏差等原因，有些譯文存在明顯的誤譯，如《詩經》第1首《關雎》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英譯為“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For our prince a good mate she.”將中文的“君子”對英文里的“prince（王子）”，這無疑存在明顯的用詞錯誤。他還從儒家經典中找出大量實例證明儒教中所謂的“帝”或“上帝”和基督教里的“God”是同一概念，潛意識仍未脫離基督教的窠臼。除了術語表達問題外，理雅各對內容的譯介也存在一定的偏頗和局限。在翻譯《論語?衛靈公》中“子曰：其恕乎”的“恕”字時，只是借用朱熹的注解，而拋棄了其他眾家的觀點，造成了中國文化傳遞中的失衡。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異，語言轉換的目的和動機的影響，明清時期的傳教士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附會和誤讀。盡管如此，傳教士對中文典籍的傳播活動，還是值得肯定的。

注釋

①梁工：《基督教與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交流》，《北京圖書館館刊》1998年第3期。

②宋洪民：《〈西儒耳目資〉在辭書編纂史上的貢獻》，《德州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

③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656-657.

④董海眩骸16―17世紀中期西方漢語研究的歷史分析》，《浙江學刊》2003年第6期。

⑤利瑪竇著；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51―152頁。

⑥郭磊：《十六到十七世紀天主教傳教士與儒學西傳――以〈四書〉譯介為中心》，《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

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3

根據這樣的解釋，我們可以多少認為文化就是人們的所想和所做。文化同樣也可以看作為人們行為的結果。可以肯定的是世上很少有兩個完全相同的個體，但毋庸置疑，社會當中的人也有一定的共性，因為他們的文化有一種主要的特征來影響著他們。在過去的2000年里，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特征。中國人都受到了儒家思想得影響。

【關鍵詞】文化；社會成員；解釋；特征；儒家思想

Ⅰ. The Confucian School and Their Thoughts

The Confucian school “treat Six Arts as law, believe people should have proper manner according to their status”, and “think the Tao is paramount”. The marrow of Confucian thoughts is kindness. The main content is “三綱五常” [the three cardinal guides and the five constant virtues] advanced by Dong Zhongshu, an famous ideologist [179B.C.-104B.C.]. The three cardinal guides are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ruler guides subject, father guides son and husband guides wife]. The five manners refer to仁義禮智信[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wisdom and fidelity],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n the five manners. The wisdom includes three aspects: the understanding of ethics,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knowledge and the human’s born abilities.

What is said above is the controlling kernel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All theories and thoughts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are derived from these basic theories. Regarding “three rules and five manners” as a starting point, one can come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Confucian school only focused on secular reality, never paying even little attention to ideals on “ the other shore”. As far as Chinese society is concerned, the purpose of Confucian thoughts is to make it orderly and peacefully developed. For individuals, from the emperor down to the mass of the people, all must consider the cultivation of the person the root of everything besides. Logically speaking, the final purpose of Confucian thoughts is to lead the world to a flawless future. In the perfect future, all things are concordant, and the society and emperor are still most important and valuable. These thoughts did a great favor to Chinese feudal rulers. The emperor would enlighten people by Confucian though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ormed by degrees under the control of Confucian thoughts.

Ⅱ. The Dominant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ssentially speak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 polyhedron. When researching such a complex topic, one will come to assorted conclusions if one focuses on different aspects, and, the conclusions are equally correct.

Some other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marrow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pragmatism, which means that Chinese people had eradicated dream, and paid all attention to reality. In other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 secular culture, ignor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methodology. This conclusion is also reasonable, though it is hard to offer objective evidence.

我們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概括為主體的自我中心性[Basically, Self-centered orientation may be a summa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Yet, the Self-centered-orientation does not connote selfishness or individualism. It implies human-centered-orientation. As mentioned in the previous part, this kind of human-centered orientation differs from western humanism. After the Renaissance, western people treated human as paramount beings. The ultimate value of society was the self-achievement of human beings, which signifies that people should study the nature, research the nature, and conquer the nature at last. Conversel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centrates all attention to realize human’s temperament, to set up moral norms, and to reform the world in subjective ways. This is why self centered-orientation is practiced instead of Human-centered-orientation.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self-centered orientation, can be found when comparing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with western philosophy.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progresses with the research of humans themselves. In contract to western philosophers,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 phers did not explore the meaning of the world, and the value of existence. They never deeply probed the difference of objects and subjects. Western philosophers put hearts into what is real existence and what is illusion.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ers were only concerned about subject.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ers treated man as the center of all researched subjects. Thus, the self-centered-orientation was actually formulate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So the theory of life was fully developed. Mostly,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is concerned about human life. The topics of it have been discussed deeply in varied aspects.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ers believed that people’s disposition was the world’s disposition. But, which is first? In other words, which is the basis? As discussed above, it can be sure that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ers believed that people’s disposition was the basis. They added the people’s disposition to objective world by illusion. The world became the “ world” in people’s minds.

Without focusing on human’s practice,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ers studied objects by feeling instead of precise practice and experiment. The result of this was that knowledge had been got from only inspiration. It might cause Chinese natural science to lay behind western science.

Ⅲ. Confucian Thought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self-centered-orientation”. In order to be convenient to discussion, it is researched in cultural patterns, which are shared beliefs, values and norms that are stable over time and that lead to roughly similar behaviors across situations.

Beliefs are ideas that people assume to be sure about the world, and that form the basis for cultural members to decide what is and what is not true and correct .Chinese people do not have real beliefs, because they have accepted the worldly sense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They only attach importance to common life and seldom think of what the world is. The psychology intention of it is also the “self-centered-orientation”, or we can say that Chinese people’s beliefs are equal to those moral principles, which have been generally accepted. Confucius and his successors had emphasized the ethics for two thousand years. Chinese people refer to themselves as paramount beings, and believe their lives are only true things because they can feel happy when they put their hearts into their own lives. Yet, it is well known that human abilities are limited. One can never know all the truths of the universe. When people hold the “ self-centered-orientation” as principle, anything but themselves can be easily ignored.

Norms are the outward manifestation of beliefs and values, which are socially shared expectations of appropriate behaviors. Norms are invisible, but one can find them in search of people’s behaviors, because people follow norms voluntarily. For example, Confucian thoughts underline filialism. It is good that Chinese people have accepted it. But, in ancient ages, filialism developed in an abnormal direction in China. If parents were hungry, they may eat their children as nourishment when food was not enough. It was ever regarded as filialism. Nowadays, situations have totally changed. However, as a child, he or she is required to obey parents, even including how to dress. All of these originated from the “the Three Rules and Five Manners”.

To this extent, we can come to a final conclusion that Confucian thoughts played a chief rol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y had precipitated in people’s mind in ancient China for 2’000 years or so. Today, People are still influenced to some degree, though China has not been what it was.

【參考文獻】

［1］司馬遷. 史記[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班固. 漢書[M]. 北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3］龐樸. 中國儒學[M]. 北京：東方出版中心，1997

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4

【關鍵詞】中西方文化 山水畫 畫風 審美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6）11-0184-02

一、前言

縱觀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發現，由于當權者政權的不斷更替，儒家思想屢次受到巨大沖擊，造成人們內心焦慮、恐懼和絕望的心情一次又一次的無處安放和解脫，一些文人墨客們寧愿選擇隱居山林，終日追求清凈、安逸與超脫，繼而通過一種令人清凈舒爽、心曠神怡的安逸心情表達在山水畫面中，以舒緩壓抑的情感，這對大自然形成一種特殊的親和感。中國山水畫出現更多的是容納天地萬物，做到吞吐自如和來去無阻。因此，“因再現藝術而追求表現，因表現藝術而追求再現”便形成中國畫的一大特征。

西方藝術認為神圣的價值在人和世界之外存在，需要去聽、去看，認為“美就是由視覺和聽覺產生”，這是西方風景畫起源和發展的美學基礎，也使西方早期的風景畫家在描繪自然的時候忠實而貼近于自然。基于此，從中國文化入手研究中國山水畫，以及西方文化入手研究風景畫，筆者將淺談其巧妙又息息相關的差異，進而對中西方畫風的比較有初步的認識。

二、中西方畫風比較

1.中西方畫風審美差異

受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影響，奠定了中國傳統山水的空靈、素雅，以畫傳達心境和姿態的基礎。比如，中國山水畫在石面及松葉上往往著濃厚的石綠色，在廊檐及木柱上著明艷的朱砂色，將隋朝以來的金碧山水演繹成一種以青綠為主的青綠山水。然而，樹木山石的刻畫則比以往細密、老成。山石輪廓勾畫生動而無皴，雜樹或枯枝，或有葉，枝葉均用雙勾線描。松樹更具特色，不畫松針，只用綠色點染，畫法古樸，更有多數繪畫作品會先用石綠點染，而后又用石青加上兩筆交叉的線，以示松針。

反觀西方風景畫，西方人主要強調以冷靜、客觀的態度去觀察自然。總的來看，理性因素大于感性因素。油畫在起源及發展初期所處的歷史環境奠定了古典油畫的寫實傾向，甚至在西方油畫初期它僅僅是服務于宗教，但后來許多著名畫家認識到這個問題后，逐漸開始對當時生活中的人物、風景、物品進行觀察和直接描繪。這樣不但使宗教題材的作品明顯帶有現實世俗的因素，也使得后來的風景畫家走上了完全描繪現實生活實景的道路。這就讓生活中鮮活的色彩進入了西方風景畫。因此，西方風景畫在色彩的表達上比中國山水畫有更強的視覺沖擊力。早期的作品只是對不同的物象、不同的質感、不同的色彩進行描繪。后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畫家們對光的認識逐漸深入，以及光與色彩關系也了解的較為深刻，也才使得西方風景畫的色彩表達更為豐富。通過莫奈、西斯萊、雷諾阿等畫家的作品，大致可以看出西方風景畫對色彩表現的細膩及極致。

2.中西方畫風差異的原因

中國畫講究天人合一、心有萬象、天馬行空的創作方法和心態，以及西方風景畫家追求的是盡最大量的再現自然，采用不同的手法描摹自然景色。當中國藝術家在儒道的影響下，致力于自身與天道的融合。中國山水畫情感表達較為含蓄，大多數山水畫畫面表達出的內心情感是一種半虛半實的理想境界。西方山水畫的畫風大多在描繪自然的時候忠實而貼近于自然。中國山水畫的筆墨技法，比一般的人物、花鳥畫還要豐富多變。中國畫的筆法主要表現為多種皴法和點苔法。若墨法多了，則有“染”、有“擦”、有“破墨”、有“積墨”。筆中有墨，墨中有筆，彼此互相滲透，“極盡千變萬化之能事，有效地提高了筆墨狀物抒情與表達獨特風格的作用”。

西方畫家則是在人文主義思想的光環中完成自己理想的嬗變。若是深度探究其審美差異，就需要從他們不同的發展歷程入手，從他們所處的不同地域、不同人文環境出發去分析，進而才可有較為細致的認識，以及真正了解中西方畫風的審美差異。由此可見，西方風景畫的表現形式始終是圍繞自然的色彩展開，借此表現進而得到發展。不管是浪漫主義，還是現實主義，不管是古典，還是近代，對于大自然的表現方式，以及如何代表作者身臨其境的理解表達這種變化和感覺，一直是西方風景畫家的創作方法及目的。隨著技法及理論的成熟，西方風景畫家對于色彩的認識和表達趨于全面。體現在作品中也就千姿百態。

三、結束語

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5

論文摘要 儒家文化是中國千百年來最為重要的正統文化，其對國家的發展路徑和國民性格的形成都起了絕對的主導作用。儒家文化的確在完善社會的倫理道德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不能忽略它對商法發展造成的消極影響。儒家文化影響下的重農抑商政策使得統治階級不可能制定真正意義上的商法以及配套法律制度；儒家宗族家文化使人們只信賴血緣使得商法存在和發展的空間狹小；儒家文化的等級觀念和無訴目標使得商法發展缺乏民主法制土壤；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和壓抑本能使得商法發展的價值淵源缺失；儒家文化主導下商人階級未真正形成使得商法發展欠缺階級基礎。因此改革開放新階段下商法制度設計應極力避免儒家文化的消極影響。

論文關鍵詞 儒家文化 商法發展 消極影響

一、儒家文化推動了社會發展的同時其劣根性也阻礙了中國的民主法治進程

華夏文化源遠流長，有著不勝枚舉的文化流派，而儒家文化是中國千百年來最為重要的正統文化，其對國家的發展路徑和國民性格的形成都起了絕對的主導作用。儒家文化中的仁政愛民、名貴君輕、以和為貴、尊師重教，仁義禮智信等偉大思想是中華文明的瑰寶，不僅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穩固和發展起了推動作用，更是超越國界帶動了亞洲文明的發展。時間越過千年直到現代文明高速發展的今天，儒家思想仍舊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其早已經深入國民的內心，無形并深刻的影響著當今人們各個方面問題的思考方式和抉擇方式。正如李厚澤先生所說：“即使廣大農民并不讀孔子的書，甚至不知孔子其人，但沉浸和祭奠在他們的行為模式、觀念模式、思維方法、情感態度等意識和無意識底層的，主要仍是孔子和儒家的東西。”

儒家文化的確在完善社會的倫理道德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不能忽略它的劣根性對國民思想的禁錮。如男尊女卑、三從四德、三綱五常、保守封閉、重農抑商，特權等級等糟粕思維都深深地壓抑了國民的自然屬性和創造能量，極大的阻礙了社會的發展進步和個人的解放。這些劣根性有些延續至今仍然無法解決，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阻礙著中國民主法治進程。文化與法律同為社會的上層建筑，它們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此筆者著重探討儒家文化對中國商法的發展具體造成了哪些消極影響。

二、儒家文化對商法發展的消極影響

（一）儒家文化影響下的重農抑商政策——統治階級不可能制定真正意義上的商法

儒家講：“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此為西漢董仲舒提出的一個儒家哲學原，反映在經濟生活中，可以說成“天不變，地亦不變。”即保守的儒家思想主張在自然經濟下維持一種穩定的男耕女織世代交替式的社會形態。只有農耕經濟才是社會經濟的主軸和支撐；只有男耕女織，安分守已才是正統的生活方式。

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國家始終奉行重農抑商政策。國家在農業經濟發展上是不遺余力的支持，并給予了很多優厚的政策，如輕徭薄賦、獎勵農時、獎勵耕織、興建水利等等；然而對待商業經濟卻持不鼓勵和壓制的態度。古代將人分為四種，分別是“士”、“農”、“工”、“商”。“士”排在最靠前面，是最理想的社會職業。儒家文化主張學而優則仕，正所謂“一朝中舉，光宗耀祖”，讀書人也都有著“兼濟天下”的情懷。中國社會的官本位思想早已深入了世世代代中國人的內心。然而國家對商事經濟奉行干預和壓制政策，例如對鹽、油、茶等生活必需品進行壟斷官營。相應的，商人在古代的地位不高，被認為是不求上進不務正業的表現。雖然到了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國家對商品經濟的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松綁，例如鼓勵各省之間的糧食貿易，減輕商稅、山西票號的出現等等。但實際上這些表面的促進政策并不能真正促進商業的發展。如山西票號的出現并沒能最后真正發展成為早期的銀行機構，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當時的契約執行制度上的缺陷使票號等傳統金融組織難以在規模上更上一層樓，無法增加其競爭力。”因此即使在中國封建社會后期，那些某種程度上有利于商業發展的政策也仍未脫離傳統重農抑商政策的軌道。中國的法律形成方式是自上而下式的，故統治階級在長期的重農抑商思想下是不可能制定適合商事經濟發展的配套法律制度，如契約制度和產權制度等，也更不可能制定真正意義上的商法。

（二）儒家宗族家文化使人們只信賴血緣——商法存在和發展的空間狹小

儒家文化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為社會建立了一個穩固的，以孝道為核心的剛性社會秩序。在這個社會秩序中，無論是經濟財產權利方面還是道德人格方面，家族的長者和社會的尊者具有絕對的權威，要求晚輩和地位較低下者的絕對服從。

“三綱”因符合了統治階級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要求受到了極大的重視，因而也出現在許多的法律條文中。例如在《大淸律例》中“卑幼私擅用財”條中規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長，私擅用本家財物者，十兩，笞二十，每十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同居尊長，應分家財不均平者，罪亦如此。”又如《大清律例》中，“凡子孫違反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養有缺，杖一百。謂教令可從，而故違；家道堪奉，而故缺者，須祖父母、父母親告乃坐。”另外在刑事方面還規定了，辱罵毆打長尊者將受到十分嚴厲的刑事處罰，甚至被處以極刑。

古代法律條文中為保障儒家文化中的孝道思想比比皆是，這實質上建立起了全社會以長尊者為權威的宗族文化體系。在宗族之中，一切以血緣關系排親疏，整個社會也是一個熟人社會。在儒家的家文化提倡下，人們習慣了在自己的宗族內部互通有無、利益交換和相互提拔。“家族、宗族就成為主要的經濟互助體和社會共同體、親情和血緣成為保證互保、互助交易能順利進行的自然基礎，家族像是一個非正式的內部金融市場。”然而，商法是陌生人之間的交易，需要廣闊的市場和可靠的社會信用體系。儒家只信賴血緣關系，把血緣關系當做信用體系，凡有需求都習慣在內部解決，這就讓市場呈現出一種內開外合的狀態。例如，在貸款觀念被接受之前，中國人無論辦企業或購買房子都更喜歡在親鄰好友之間借款，而不是在資本市場上去籌資。這說到底就是儒家的宗族家文化在起作用，人們更愿意信賴血緣而不是陌生人。商法的調整對象是市場上的經濟行為，無法延伸至家族或宗族的內部交易，這使得商法的存在和發展空間狹小。

（三）儒家文化的等級觀念和無訴目標——商法發展缺乏民主法制土壤

在公元前五世紀，地中海地區的商事貿易日漸興起，也帶動形成了以雅典為中心的城邦國家。在那里人們把經商看得像日常生活一樣的自然，并經年累月的形成了一系列的商事交易習慣。在相對民主的社會氛圍中，為了保障商事活動目的得以實現，契約制度和產權制度的雛形也隨后產生，這為日后商法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和制度基礎。因此，在民主法制的氛圍中西方社會很早就有了調整商事貿易關系的法律規范，如《羅馬法》，以及稍晚些形成的《德國商法典》和《法國商法典》。

中國的發展路徑和發展模式明顯不同于西方，并未形成民商事法典，商經法的發展十分的緩慢。筆者以為原因存在兩方面：

第一，在儒家文化維護的封建統治階級皇權至上和等級森嚴的社會中，皇帝的話就是權威，就是法律。封建法律中并無“公民”概念，有的只是“臣民”。在這樣一個講究一切服從權威的社會里無民主可言。商法對倫理道德的要求不如民法刑法那樣高，但對民主法制環境的要求卻十分的高。不僅需要在真正民主的社會氛圍中產生和發展，還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維護和保障，如契約自由和產權保護等。

第二，儒家的德治思想和大同思想使得統治階級盡力的實現“無訴”目標。但是資源配置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只要人類的物質生產還沒有達到極大豐富就都會產生爭訟的問題。正所謂“民之訟，爭是非也。地之訟，爭疆界也。”然而在古代社會中，“大量的民、商事案件被宗族制度所網羅，經族長、房長、家長的權威影響和族規、家法的整飭而冰消雪融。一個商事爭議案件在一個社會中，并未經過正規的司法程序，而是受制于等級權威的意志，那么我們可以認為這個社會的法制環境是很差的。

（四）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和壓抑本能——商法發展的價值淵源缺失

千百年來，中國人做事講求穩妥安定，不喜歡冒險為之；交際講求溫良恭謙讓，不喜歡與人爭利；說話講求婉轉含蓄，不喜歡直截了當。因為儒家所主張的中庸之道早已根植進中國人的骨子里，成為一種國民性格。有道是“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中國人在生活中是不恥于直接講出自己的利益和需求的，若遇見利益糾紛一般也不十分爭取，主張以和為貴各自退讓。同時對逐利活動有著“生死有命，富貴由天”的被動觀念。

儒學中陳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觀念也極大的壓制了人之為人的欲望和本能。人除了自然生理欲望之外還存有自我發展和自我獲益等欲望，而個人的充分發展會帶動全社會的發展。誠如恩格斯所言：“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重義輕利的儒家思想讓國人不敢大膽逐利以實現個人發展，甚至在長期的觀念浸下喪失了敢于實現個人意志的想法。誠如陳志武教授所言：“不以個人權利但以名分界定的等級結構，的確讓中國社會在兩千五百年中基本不變（改朝換代除外），但這種文化也閹割了中國人的個性，閹割了我們的創造力。”

逐利和冒險是商人的天然性格。商法的責任則是要保護這種逐利活動的安全和有效。自然商經法的價值基礎就在于鼓勵大膽逐利，勇猛精進，敢想敢干，并努力促成安全高效的交易。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臘，哲學家普羅塔古拉斯提出了“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主張解放人性解放本能。不同于民主的西方，在儒家思想占絕對支配地位的古代中國，壓抑的國民缺乏這種冒險性格和價值觀念，故商經法形成和發展的價值淵源十分缺失。

三、改革開放新階段下商法制度設計應極力避免儒家文化的消極影響

早期的儒家思想范文6

    摘要: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有著不同的中西文化背景的人們在進行跨文化交際中,文化沖突的事例層出不窮,嚴重影響了交往的順利進行,這大多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所造成的。因此,我們很有必要找出其深層次的原因,避免文化沖突,使交流能順利進行。本文論述了中美文化的主要差異,分析了導致中美文化差異的淵源。旨在說明:了解中美兩種文化不僅有助于加深理解東西方文化,更有助于東西方文化的交流。

    關鍵詞:跨文化交際 文化差異 儒家思想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之間的人們的交往日益增加,特別是中國加入WTO 以后,中國和西方國家的交往日益頻繁,西方社會的人和事物越來越多地走進了我們的視野,在這種情況下,跨國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經濟和社會交往將會與日俱增,這對于加深我們的西方社會的理解是一件好事,但這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為我們所面對的是來自陌生的文化和國家,思維方式、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與我們迥然不同的人,在與之交往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文化沖突的現象。例如,英語中的Blue Room ,如果不了解這是指美國白宮中總統接見至親好友的那個粉刷成天藍色的房間, 你就不可能準確地把它翻譯成“內客廳”。這種由于不了解對方文化而造成的跨文化交際方面的誤解與損失,簡直不勝枚舉。作為東西方文化的代表,中美兩國有著迥異的文化特征。

    一、中美文化的差異

    1.中國文化

    中國是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東方大國,歷史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 孕育了悠久燦爛的東方文明,形成了神秘而古樸的東方文化。它是一個獨特的文化體系,深深植根于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中國文化涉及到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物質與精神的方方面面,是一種由善到美,帶有濃厚的人化色彩的文化。中國文化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而不同的哲學觀,剛健有為的進取觀,以天下為己任的價值觀,崇禮重德的倫理觀。其特點是相對內斂、溫和、沉穩。中國的傳統價值觀認為,個人的價值是通過個人對社會的貢獻體現出來的。個人不僅要對自己負責,還要對別人和社會負責。中國人強調集體主義,認為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當兩者產生沖突時,個人利益應該作出必要的犧牲以保全集體利益。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歷來主張尊卑有別、長幼有序,尤其是在人與人交往時都必然要受到各自的地位和角色的制約,否則就是失禮。例如,晚輩見到長輩或下級見到上級時要主動先打招呼,以表示尊重。交談時,職位高或年長者常是談話的主導一方,另一方則要表現出洗耳恭聽的謙卑舉止。

    2.美國文化

    而相對歷時較短的美國文化,是一個受到眾多文化影響的多元文化,其文化特性受到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殖民文化的影響,也受到其他眾多移民文化的影響。早期的清教主義思想居統治地位,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本土宗教萌發并成為具有影響力的文化要素。美國社會是比較開放的社會,其國民熱切希望實現個人奮斗目標,亦即“美國夢”的文化特性也非常顯著。

    此外,美國文化特性中還存在著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下的“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美國人認為,一切人生來都是平等的,都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權力。在美國,父子、師生、不同職位的人并無尊卑之別。平等觀念滲透到美國人的生活和思想領域,他們的行為、工作、娛樂、語言、政治等無不體現平等觀念,現實生活中的各種關系無不受這種觀念的制約。在美國文化中,人與人交往時較少拘禮。熟人相見,不論輩分與地位,一律以平等的 “你好”(hello)表示問候。

    二、中美文化差異產生的原因

    任何—個民族的文化形成最初時期都深受自然環境如氣候、地理位置的影響,是自然環境給文化發展提供了最初的可能框架。在不同的自然環境中,人們選擇不同的生存方式。文化作為一種社會現象, 滋生于人類生活的整個過程,同時也受到政治、經濟、地域及歷史等因素的影響, 文化具有地域性、超地域性、時代性和繼承性。

    中國文化起源于黃河流域,是典型的大陸農耕文化,其地理環境和生產方式決定了中國文化注重群體主義,而不主張突出個人。其歷史文化傳統強調群體意識,重視集體的作用,注重互相幫助,相互依靠,注重人際間的和諧。中國又是一個傳統導向的社會,幾千年來,儒家思想一直占統治地位,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統的封建帝國以來,歷代統治者為了維護其自身利益,需要用倫理之說來教導人們忠于國君(家長),恪守本分,謹守禮數,平安相處,以利于鞏固其政治統治,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傳統的思想規則、方法延續至今,為大家所認同,變成了集體的意識,規范著人們的行為。儒家文化的影響一直占主導地位,受其影響的文化觀念是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基礎。儒家倫理歷來講究尊卑有別,長幼有序,這是造成中國文化中等級觀念較強的根本原因。

    美國文化則為地道的濱海商業文化,希臘、羅馬是這種文化的發源地,地處海濱及近海各島嶼。眾多的島嶼使人際往來不如平原方便,故強調充分發揮個人作用,形成了今天的美國文化注重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包括個人的作用,個人的獨立性,自主選擇,注重自立和獨立;重視突出個人,追求個體差異。美國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響,有著強烈的自我中心觀念,信奉個人主義,充分享受個人的權力與自由。美國文化從一開始,就繼承了歐洲文化(西方文化),而****觀念正是西方思想傳統的產物。****最早見于1628年英國議會向國王提出的權力請愿書,18 世紀,法國思想家盧梭提出“天賦****”并使其理論化。1776 年,美國的《獨立宣言》則用政治綱領的形式宣布:“一切人生來都是平等的。”美國文化強調****,因而等級觀念淡薄。

    三、結語

    社會學家告訴我們,一切文化都是獨特的、互不相同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的交往,其間必然存在著文化差異,有文化差異就會造成交際障礙。東西方文化差異不可改變, 但可以相互了解。中西兩種文化的形成是一個多種文化相互斗爭、融合與發展的過程。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 要進入西方社會,開拓西方市場就必須熟悉西方文化,了解差異的根源,以求知己知彼。因此,了解中美文化的差異,不僅有助于我們和美國的文化交流,也有助于我們和世界,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往來。跨文化交際研究幫助我們把本民族文化置于全球大環境中, 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對比, 這樣不僅可以在世界范圍內傳播自己優秀的文化傳統, 同時也在研究中發現本民族文化需要健康發展,不僅可以拓寬視野,也促進了文化交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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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玉新。跨文化交際學[M].上海:上海外國語教育出版社,1997.

    李宗桂。中國文化概論[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