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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和歷史學范文1

關鍵詞:歷史學;考古學;相輔相成

中圖分類號:G623.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2851(2010)04-0175-01

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文明故國。因此,史學是中國文化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我國傳統的卓立于世界學術之林的一門學問。展望新時期的新史學,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隨著當代現代化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人們思維模式的更新,這些都將為歷史研究的推進提供空前便捷的手段和空前廣闊的學術空間。

但是,與此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問題在學術界歷來是大家爭論的焦點,爭論的核心主要集中在“歷史學與考古學的地位誰重誰輕;二者應不應該保持各自獨立性,互不統屬”等諸多問題上。這勢必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歷史研究的進程,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此問題有一個客觀的認識。

長期以來,人們有這么一個慣性,即在談論某兩者關系問題的時候總喜歡在經過一番煞有其是的論證后,最后一定要得出兩者之間必定有一方是主要因素,是統領者;而另一方則是次要因素,是從屬者的結論。好像只有這樣才有利于弄清事物的本來面目,才有利于事物進一步的發展。其實不然,筆者認為,這樣往往會導致認識的“一元化”,反而使人們看不到事物真實的本質所在。更多的事實表明:事物的發展往往不是由某一個“必然”所決定的,相反則多是由眾多的“偶然”綜合在一起構成所謂的“必然”結果的。事物的發展變化更多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單一的。近一個世紀前,德國量子物理學家普朗克曾講過這樣一段值得深思的話:知識是一個完整的鏈條,人們由于自己的無知,由于自己認識能力的局限,所以將知識這一完整的鏈條人為地割裂了。正因為如此,才有了物理學、化學、數學、文學、史學、哲學等等。他預言,隨著科學的進步,隨著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能力不斷提高,被人為割裂的知識的鏈條一定會重新連接在一起。這在歷史研究方面更是如此。歷史事件的發生、發展更是多方面的,要想弄清楚一個歷史事件的真實情況,并非易事,更不能簡單的用某一個“必然”來解釋。因此,要想還歷史一個客觀的真實面目,是不能單單依靠某一個學科就可了事的。顯然,歷史研究所需的各個學科,同是屬于一定的歷史范疇,同是歷史的產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斷獲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適應社會歷史的發展。

著名歷史學家張光直先生認為:“考古學與歷史學不能打成兩截。那種考古歸考古,歷史歸歷史,搞考古的不懂歷史,搞歷史的不懂考古的現象,是一種不應有的奇怪現象,說明了認識觀的落后”。他將這個問題提到“認識觀”的高度是很深刻的?？脊艑W所研究的是歷史的物化表現,而歷史學研究的是對歷史的文字記錄,應該說二者的根本區別不在于研究對象的本體,而只是研究對象的不同表現形態。兩個學科間因為研究對象表現形態的差異造成的方法與技術層面的差別,只能決定學科各自教學方式與訓練方式的區別,不應該成為學科間相互結合的障礙。如果僅僅因為這種差異,形成學科間的封閉,就恰如張光直先生所言,是非常落后的認識觀。在提倡多學科交叉進行學術研究的今天,歷史科學的這兩個分支學科間的不正常狀態實在有必要加速改善。

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歷史學也好考古學也罷,二者的發展是相輔相成,互不可分割的。歷史的真實正是通過它們二者的相互印證而得到證實的。早在二十年代,王國維先生就已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在自己的《古史新證》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證據法”:“研究中國古史,為最糾紛之問題。上古之事,轉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兩者不易區別,此世界各地所同也?！劣诮?乃知孔安國本《尚書》之偽,《紀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過,乃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嘗未充分之處理也。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未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p>

我們中華民族不僅有數千年的文明史,而且有著延綿不斷記載歷史的優良傳統。千百年來,我們對于中國古代的了解,正是通過那些傳世的文獻典籍而獲得的?？墒?中國古代尤其是先秦時期的有關歷史文獻,由于年代久遠,或是語之不祥或是神怪傳說混雜太多,甚至有些根本就沒有任何文字記載。面對此種困境,如果沒有考古學的補充,歷史學家們也只能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了。孔子就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夏禮,吾能言之,杞之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碑斎?有詳實的文獻資料,也并非就意味著萬事大吉。歷史注重的是求實。因此,有了詳實的文獻進一步就是要“去偽證實”。這一過程除了用多本權威史料對照印證是否記載一致外,利用地下挖掘出的實物來證明更是具有說服力。不少古文獻和古代典籍中記載的史實,經地下發現的新材料的印證,或被確證其原貌,或被拂除其塵封,或被解讀其真諦?？脊虐l掘和研究的大量已有成果,足以證明地下發現之材料確可印證地上傳世之文獻,如甲骨卜辭、銅器銘文、其中就有不少能印證古文獻的材料。例如司馬遷的《史記》中的《殷本紀》記載了商朝諸王的世系和名號。王國維老先生通過研究甲骨文證實了商朝先公先王的世系正如《史記》中《殷本紀》的記載從而得出了“《史記》所據之《世本》全是實錄”的結論。再例如近年來,戰國秦漢時期簡帛的大量出土,也為學術史研究提供了許多前所未見的地下材料,進一步推動著歷史學的研究與發展。但是如果因此便著重考古而看輕歷史學,也是愚不可取的。因為考古挖掘出的東西雖說是客觀的存在但那些(下轉177頁)(上接175頁)畢竟只是一些無意識的無生命的遺物或遺跡,如果只是從物質上來看,就把其中所蘊藏的文化價值大部分喪失了。格林?丹尼爾曾經講過:“考古學首先是一種工藝技術,那么從事調查、發掘、保護、收藏的實踐者都是有技藝的工藝師。其次,考古學又是一門科學研究,在這門科學中已運用了各種科學分支中的手段方法。但是,工藝技巧和科學技術如果沒有歷史闡釋和寫作藝術的專業也無法完成考古學的研究?！?顯然,考古發掘的成果必須經過相關歷史文獻的印證,也只有經過這樣科學的研究,才能賦予死的東西以鮮活的生命,讓這些長眠于地下的沉悶的物體開口說話,才能顯示出其真正的歷史價值。不然,青銅器再是經過考古研究也只能說明它是某個歷史時期的青銅器皿,除此之外,再無什么可考的了。

總之,從歷史研究的角度考慮,考古學與歷史學必須相互結合,相互補充。二者之間并不一定存在一方歸屬于另一方的關系。歷史學主要是通過文獻資料來研究人類社會歷史的;而考古學從本質上說是通過研究歷史上人類所創造的文化遺存來揭示當時人類的社會行為,研究古代社會的。這樣,無論是從研究對象上還是從最終的研究目的上來看,歷史學與考古學都是一致的,二者并無矛盾沖突。如果一定要找出二者的不同之處的話,也只是在研究歷史的憑借手段方面有所差異。但是,如果要想從理論上界定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其二者研究的手段和方式是不足為憑的。研究手段和方式的高低是不能作為評價二者地位高低的決定因素的。歷史學需要通過考古學得到印證與檢驗,而歷史考古學則要以歷史文獻記載為確定課題與研究途徑的重要參考,在上升到研究層面時也需要歷史學的詮釋。中國歷史研究的發展和創新需要歷史學與考古學的共同努力,我們更應該客觀的看待二者的關系,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應該為了追求所謂的獨立地位而刻意的把這一問題絕對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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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楊伯峻.論語譯注[M]. 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6頁。

[4]格林?丹尼爾 ,黃其煦譯.考古學一百五十年[M].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考古學和歷史學范文2

一

古代印度文明曾經中斷的史實，是20世紀20年代起首先為西方考古學家發現并為世人所知的。印度著名歷史學家高善必在他的《印度古代文化與文明史綱》第三章第一節“印度和文明的發現”中指出：“1925年，考古學家宣布了巨大的城市遺址的空前發現，而這些城市遺址在古典文獻中沒有提到。”“這就意味著關于印度古代史的所有舊的觀點必須重新修正。印度文化的發展不是一個直線的、合乎邏輯的連續過程，而是表現出向游牧時代不開化的大倒退和無法解釋的復歸。像哈拉巴這樣的大城市表明當時存在著生產足夠余糧的供應地，這樣的城市往往成為權力的中心，這就是說，一個或更多的城市的存在意味著一個國家的存在。”“但是，為什么這樣的城市沒有繼承者或留下痕跡而消失了呢？它的廢墟應該意味著有些受它直接影響或者與之競爭的其它城市的興起?！?，在印度沒有發現城市文化的這種所期望的連續性?！?/p>

在20世紀20年代之前，印度河流域文明消失的不為人知。印度河流域文明何時消失及為何消失至今仍未能確知，這就是古代印度文明的清晰斷點。

二

古代希臘文明曾經中斷的史實，是1900年以后首先為西方考古學家發現并為世人所知的。這次考古發現的克里特文明是古代希臘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世界考古和歷史學界是沒有爭議的。

在克里特的最重要考古發現是英國考古學家阿瑟?伊文斯的發掘，他的考古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繼續進行。從那時以后，古代希臘文明史研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在克里特文明考古發掘出大量泥板文書上的線形文字A至今尚未被古文字學家解讀成功。這一點與古代印度文明研究的情況很相似，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文字至今也未能被古文字學家解讀成功，這也就意味著這些古代文明的大量文獻記載至今無人知曉其內容。

還有一個例子可以證明這次考古發現的重要意義。英國史學家伯里的《希臘史》1900年第1版中尚無克里特文明的內容，10多年后再版時他在該書新版序中說：“伊文斯爵士在諾索斯的考古發掘始于1900年，亦即這部《希臘史》第1版面市之年。他的許多令人驚嘆的發現，以及其他探索者在克里特許多史前遺址上仿效并補充了他的工作，已經改變了我們對公元前2千年時愛琴文明的知識，并將早期希臘的問題置于一種新的聚焦點中。由于這些發現，以及其他研究成果（具體書名略），本書第一章較大部分內容不得不加以重寫。”在此20世紀之前克里特文明，消失的不為人知，這就是古代希臘文明的清晰斷點。

以上知識首先見諸西方學者的考古學、古文字學和歷史學科研成果，也見諸各種有關的歷史專著。由于至今沒有更新的考古發現及其相關研究成果，也就沒有任何人能對此提出顛覆性異議。

三

考古學和歷史學范文3

關鍵詞：紅山文化；構想；條件；要素

中圖分類號：K871.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6-0013-03

上世紀末蘇秉琦先生提出構建中國史前史的戰略設想。2009年郭大順先生在赤峰的第四屆紅山文化高峰論壇上，提出創建紅山學的意見。赤峰學院的學者們遵照先生們的意見，在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著手組建專門機構，建設專業團隊，投入專門經費，本著開放、創新、交叉的工作思路，多年來一直參加紅山文化的考古發掘，召開了七屆紅山文化學術論壇，一直在這方面收集資料，堅持不懈進行研究探索，產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形成了創建紅山文化學的初步認識。

一、創建紅山文化學的條件

從上世紀三十年代梁思永先生赴赤峰地區考察起，已經過去了八十多年，紅山文化正式命名也近六十年了。八十年來風生水起，路轉峰。紅山文化已經成為世人關注的顯學。經過一系列重大考古新發現事件之后，紅山文化的重要現象已經漸漸露出端倪；時下的國學熱也有助于我們從中國的文化經典上尋找到進行紅山文化研究新的路徑；隨著史前考古國際化的視野不斷擴大，新的方法，新的理論不斷引進；中華文明的探源工程不斷把學者們的目光吸引到對紅山文化的關注。

由此我們強烈感受到，中國的史前考古事業，經過近百年發展即將進入到一個大的綜合時期。即以豐富多彩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為基本支撐的史前文化重構。這個文化重構過程不僅是考古學的深化過程，更是歷史學的延伸過程；不僅是史前考古成果的高度綜合更是中華史前史的構建；不僅是對已有的考古現象的分析，更是對四千年來中華文化典籍和中華文明特質的探源。這個大綜合的時代也許是十分漫長的，事實上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啟動為標志，這個時代已經看到了第一縷霞光。

這個時代的到來，必將使我們的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等一系列人文學科進入新境界、達到新高度；必將產生新的理論和新方法。正像恩格斯談到從文藝復興到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那樣，“一切僵硬的東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東西消散了，一切被當作永久存在特殊的東西變成轉瞬即逝的東西，整個自然界被證明是在永恒的流動和循環中運動著”。①

各方面條件的趨于成熟和時出的大聲呼喚，這是我們對構建紅山文化學充滿信心的期望所在。

二、紅山文化學的學科要素

眾所周知，構成一門獨立學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一是研究的對象或研究的領域，即獨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對象。二是理論體系，即特有的范疇、概念、原理、命題、規律等所構成的嚴密的邏輯化的知識系統。三是方法論，即學科知識的生產方式。

從工作起點上來看，紅山文化學應該屬于歷史學中的專門史學科。從工作結果來看，它應該屬于尚未創立的史前史學科，即文字誕生前的歷史。

（一）學科研究領域

以紅山文化的本質及對中華文明的影響為研究對象。即在距今六千五百年到五千年的時長上，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紅山文化的繼承、交流和演變的過程，研究的重點是紅山文化中晚期的文化內涵。因為歷史學和考古學從本質上說都屬于時間的科學。

（二）主要研究方向

1.紅山文化的經濟形態。對代表當時最先進生產力的生產活動的研究，包括生產模式、主導產業、基本結構等等。

擬設子課題：紅山時代的自然環境；紅山時代的人地關系；紅山時代的生業模式；紅山時代的生產、加工、制造技術。

2.紅山文化的社會形態。重點分析在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社會分層、社會組織及文化交流。

擬設子課題：紅山文化人群的種屬及與后紅山時代人群的關系；紅山文化的居落與族群關系研究；墓葬群中個體之間的血緣關系；紅山文化的社會分層與組織結構及古史中記載的大同社會；紅山社會的對外文化交流與外來文化的影響。

3.紅山文化的意識形態。關于自然、經濟和社會直接相聯系的觀念、觀點的概括。包括世界觀、法律思想、道德、藝術、宗教、和其他意識形式。

擬設子課題：紅山玉器的主要功能；龍神崇拜研究；紅山人物造像研究；祭祀活動與紅山社會的生存狀態；紅山文化諸神系統中的天神與祖神；紅山社會中巫覡的地位與作用；祖先神與巫覡之間的關系；上古“三代”文化傳統與紅山文化理念比較分析（特別關注商族的文化傳統）。

三、紅山文化學的理論支撐

（一）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

國家，家庭私有制起源的學說。

（二）蘇秉琦先生關于考古學區系類型的理論

國家產生的“三階段”即古國、方國、帝國，和國家發展的“三模式”即原生型：北方地區的紅山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秦（六千年前、四千年前、兩千年前）。次生型：中原，以夏商周三代為中心，包括之前的堯、舜、其后的秦，共五代，均以堯舜時代洪水為其祖先源頭，從四千年前到二千年前，重疊、立體交叉為其特征。續生型：北方草原民族，于秦漢后入主中原的鮮卑、契丹、清朝三代為代表，同樣在此兩千年見，重復、立體交叉形式，各自經歷過三階段模式的國家。紅山文化是中華文明主根系中直根系的論斷；“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的論斷；“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一連串問題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這里”的論斷。②

考古學和歷史學范文4

關鍵詞：相對年代，絕對年代，參照點

中圖分類號：K85;N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578(2011)01-0039-04

On the Relative Chronology and Absolute Chronology of Archeology

ZHAI Shengli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relative chronology and absolute chronology is not the precision of time but the reference points. The reference point of absolute chronology may be a time point or time zone which is specifically known; however, the reference point of relative chronology must be a time point or time zone which is not known by now.

Keywords: relative chronology，absolute chronology， reference points

考古學是一門關于時間的科學。在整理考古發掘資料時，最基本的環節就是對考古遺物和遺跡的年代加以判定，這就是考古年代學。年代學的研究涉及一對基本概念：“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對于這對看似簡單的概念，學者在理解和使用的過程中卻多有分歧。筆者不揣簡陋，嘗試厘清二者之間的關系。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 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基本含義

對于“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基本含義，學術界還沒有形成整齊劃一的定義。學者們對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爭議，多體現在適用范圍與精確度方面，主要觀點大致分為以下幾種。

一些學者將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研究限制在考古學范疇之內，他們認為相對年代是考古學研究的一項特定內容。有學者認為[1]：相對年代是指各種遺跡和遺物在時間上的先后關系，絕對年代是指遺物和遺跡形成時距今的具體年代。這也是多數考古學家的觀點。

考古學上，人類的歷史遺存按形制分類，形制相近或相同的遺存歸為一類，以某一方面的特征為標準來確定它們的標準型式。然后按照型式差異程度的遞增或遞減序列，排出一個“系列”，這個“系列”便代表該類遺存在時間上的演變過程。各遺存在這個系列中的位置，就表明了它們的相對年代?！跋鄬δ甏钡难芯烤褪峭ㄟ^考察多個考古遺存在演變系列中的位置，來判定其相對早晚關系。

另一些學者則將相對年代的研究推廣至歷史學范疇?！掇o?！氛J為：“在歷史上可以確定的具體年代，稱為絕對年代。不能確定具體年代而僅能比較和推定先后時序者，稱為相對年代?！盵2]持此觀點的學者不再限定相對年代的研究對象，他們認為考古學與歷史學都是關于時間的科學。無論對于考古遺存還是歷史人物、事件，如果只能比較先后序列而不能確定具體的年代，都可以稱為相對年代。

劉華夏先生認為：“絕對年代是以現今或與現今距離可知的定點為起點，用公認的時間單位（如一年、一世紀等）計算的年代。相對年代則不同，其既無起點，亦非用時間單位來計算，僅僅指甲早于乙而已?！盵3]劉先生對絕對年代的界定是比較中肯的，但其關于相對年代的看法卻存在問題。遺存之間既然有早晚關系，那么至少是互為時間起點的。

也有學者從時間軸方面對相對年代和絕對年代作出定義。曹書杰先生認為：“絕對年代是將歷史事件置于時間軸上（例如公元前1975年）或時間區內（例如12 000~10 000年）的紀年法，年代可以直接測定并用阿拉伯數字表示。所謂相對年代紀年法，就是把一段時間、事件或對象安插到已經確定好的時序之內的紀年法?！盵4]這種說法較為形象，但其對于相對年代的界定卻較為模糊。

以上幾種觀點都有合理之處，然而又都存在不足。筆者認為二者的概念可以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形式。從狹義方面：相對年代是指一系列考古遺物和遺跡的相對早晚關系；絕對年代是指某一個或某一系列考古遺物和遺跡距今的年代數據。從廣義方面：相對年代是指歷史上的人物、事件或者遺存之間的相對早晚關系；絕對年代是指歷史上的人物、事件或者遺存之間距今的年代數據。

二 兩者之間的關系

在相關論述中，不少學者都曾涉及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關系問題。學者們多將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區別理解為時間精確度的差異。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有不妥之處。

1.二者的命名與時間精確度無關

為了說明絕對年代和相對年代的聯系和區別，有學者曾經提出“具體年代”“精確年代”等概念。有人認為絕對年代就是具體年代，相對年代就是大致年代。曹書杰先生將歷史年代分為絕對年代、具體年代、概括年代、穩定年代、約定年代等幾種類型。他認為絕對年代是指那些已精確到某一具體年份的月和日的時間結論，而且是確定不疑的，也可稱為精確年代[5]。

馬承源先生提出青銅器絕對年代和相對年代的區別在于時間幅度的不同。馬先生認為：“絕對年代是青銅器鑄造的年代，或非常接近于鑄造的年代。相對年代是指用一定的時間幅度彼此對比而借以決定的期限。”[6]馬先生所謂的絕對年代是指青銅器鑄作于某一時間點，而相對年代則是指對比研究以后所能確定的時間段或時間區。二者精確度有所區別。

林先生曾說：“考古發掘中的層位，只能用以判斷遺物的相對早晚關系，對遺物的具體年代則只能提供大致的估計?！彼^“相對早晚關系”無疑是指相對年代，那么“具體年代”應該是指遺物的絕對年代[7]。彭裕商先生則認為：“根據確切年代或其他有關內容的銘文資料和考古學地層關系，就可以知道某個型式的器物的絕對或大致的年代。”[8]此處的“絕對的年代”相當于確切年代，而“大致的年代”應該指相對年代。

以上專家所論雖不無道理，卻有不妥之處。例如：“高盧人攻占羅馬是在羊河戰役后19年，留克特拉戰役前16年，與斯巴達人批準同波斯國王簽定的安達爾西達斯和約同年?！边@些年代是通過幾個重大歷史事件的相互對比系聯而得出的，顯然屬于相對年代，然而它們都是非常具體的數據。人類舊石器時代開始于三百萬年前，雖然三百萬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數據，但仍然屬于絕對年代。所以筆者認為絕對年代與相對年代的本質區別并不在于二者精確度的高低。

2.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所選參照點不同

相對年代之“相對”，在于必須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考古遺存或歷史事件相互比較才能得出其先后關系。而絕對年代之“絕對”應指某遺存或事件可以與今天的紀年系統產生關聯，進而能表明它與今天的時間距離。正如李雅書先生所論，人類歷史上最古老最直接的紀年方法只能是相對紀年：即把要記的事件同前后已知的著名事件聯系起來，用它們之間的距離來標明該事件發生的時間。例如：“特洛伊陷落后六十年，彼阿提亞人定住于現在的彼阿提亞。再過二十年，多利亞人和赫丘利的子孫們占領了伯羅奔尼撒半島?！盵9]這里用著名的特洛伊戰爭為紀年起點，顯然是一種相對紀年。

中國古代歷史上，曾經使用的紀年方法主要有帝王紀年、干支紀年、年號紀年、大事紀年等幾種形式。帝王紀年以某一位帝王即位時間為起點，干支紀年以天干、地支組合為周期循環運轉計算，年號紀年以某一帝王的年號為紀年起點，而大事紀年則以過去某著名事件為起點計算年數。這些紀年起點都是主觀選擇的結果，先民們將后來的事件與主觀選擇的起點相聯系，所得即為相對年代?，F在通行的西方公元紀年，以耶穌誕生為紀年起點，從科學上并無道理可言。其實公元紀年與其他紀年方式一樣也都屬于相對紀年，那么可以說，包括公元紀年在內的一切年代都可以被稱為相對年代。

另一方面，一切被使用的紀年在當時人看來肯定都屬于絕對紀年。因為被當時人選作參照點的事件或者時間在他們看來肯定是明確無疑的，這是該事件或者時間被當做參照點的前提。今天也是如此，公元元年即耶穌誕生的時間，這一點必須是公認的。假如由于歷史的變遷，今天的人已經無法了解某種紀年的使用情況，歷史上的絕對紀年就會變成今天的相對紀年?？脊艑W與歷史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進行年代學的研究。首先要了解歷史遺存或者事件的相對年代，然后將相對年代轉變為與今天相關聯的絕對年代。

相對年代和絕對年代都是將遺存或歷史事件置于歷史發展的時間軸之上，其區別在于參照點的不同。絕對年代以當下或其他能夠與當下產生關聯的時間為參照點，目的在于了解某一遺存或事件與當下的時間關系。而相對年代則可以用當下以外的未知時間為參照點，將數個遺存或事件聯系起來，以標明它們的先后關系。每一個記錄下來的年代，只有明確它們在今天的紀年體系中所占的位置，這個年代才有意義。也就是必須把相對年代換算成今天通用的紀年體系的年代，相對年代才能起到紀年的作用。這樣，這個相對年代即變成了絕對年代。作為判定絕對年代的紀元，“公元”顯然并非唯一可能的起點。公元起點是約定俗成的，因此最終推斷出來的絕對年代可能有好幾種表示方式[10]。

在進行考古學斷代時，考古學家經常將遺存與某一王世年代進行擬合。彭裕商先生認為：“指出銅器的絕對年代，即將某器具體歸入某王世?！盵11]而杜勇、沈長云兩位先生則認為，彝銘記事內容所在的王世即西周金文的相對年代[12]。

以上專家的兩種說法都是有道理的，將遺存與王世擬合后的年代既可稱為相對年代又可稱為絕對年代。例如漢武帝元鼎三年，當我們對漢武帝或漢代一無所知時，它只表明該年比元鼎元年晚了三年，其實是一個相對年代。只有當我們弄清楚該年代與公元紀年的對應關系，或者漢武帝在位的大致年代，這個相對年代才能被稱為絕對年代。當然，僅知道漢代在中國古代史上的大致位置，也足以將元鼎三年稱為絕對年代，時間精確度的高低并非決定因素。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從一定意義上來說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都是相對而言的，二者之間并沒有十分嚴格的界限。它們都是將歷史遺存或事件置于時間軸上，其區別在于所選參照點的不同。絕對年代的參照點是當下已知的某個時間點或時間段，相對年代的參照點則可以是當下未知的某個時間點或時間段。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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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劉華夏.金文字體與銅器斷代[J].考古學報,2010(1):43-72.

考古學和歷史學范文5

關鍵詞：學科價值 音樂考古學 音樂史學 中國傳統音樂研究 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

音樂考古學是根據與古代音樂藝術有關的實物史料研究音樂歷史的科學，是音樂史的一個部分，也是歷史科學的一個分支。中國音樂考古學目前的研究主要側重于音樂文物學方面。但是從學科的性質，特別是從研究的目標考察，音樂考古學是以闡明中國音樂藝術發展史及其發展規律為第一要義。①

音樂考古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與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學科密切相關。隨著近年來音樂考古學成果的不斷出現，這門學科對于音樂學其他相關學科的影響也日益展現出來。

一、音樂考古學對音樂史的影響

在參觀博物館時，我們能看到編鐘的精密和氣派，古琴的紋路優雅而自然，這些來自數千年前的樂器，這些承載著古人的喜怒哀樂的音樂載體，常常使我們對先祖的思想和智慧肅然起敬。我們不得不思考應怎樣面對和研究這些豐富的音樂遺產。

音樂史的研究離不開對古代音樂實物的考證。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是河南舞陽的賈湖骨笛。音樂史學家在上個世紀對于骨笛的年代論斷是公元前8000年，而隨著音樂考古學的深入考證，這個時間被向前推進了整整1000年。古人流傳下來的音樂文獻中，有的也許是謬誤，有些是正確的論斷，這些都需要后人不斷地考證，才能客觀地認識到這些文獻的真實性。音樂考古學突破了傳統的音樂史只用文字說明問題的局面。如對于殷墟近10年的考察中，挖掘出土大量的甲骨文殘片，這些殘片上所記錄的內容，證實了司馬遷《史記》中的諸多內容。

隨著音樂考古的逐漸深入，音樂史古文獻中的內容能夠找到相應的出處，有些謬誤也應當得到及時的糾正。

二、音樂考古學對于中國傳統音樂研究的影響

我國目前的音樂史，可以說是一部漢族音樂史，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是一部中原地區的音樂史。因為在當今的音樂史著作中，罕見邊疆地區、西部地區、東南沿海地區的音樂論述。由于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學科水平局限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地區的傳統音樂研究相對于中原地區還處于比較薄弱的狀態。從整個傳統音樂的大視野來看，邊疆和沿海地區的音樂豐富多樣，同時，由于這些地區的地域特殊性，其音樂形態的變化比較緩慢。中原地區，歷史上乃兵家必爭之地，任何一個統治者必征服中原才能統一天下，因此，中原地區的音樂形態受影響最大，變化最多，如城市音樂的發展最核心和最發達的地區在中原。而邊疆和沿海地區的音樂往往保留了比較古樸和原始的風貌，比如福建南音這一樂種，唐代時中原的移民到了福建，隨之帶去了他們的音樂文化，因此，研究福建南音，可以對認識唐代中原地區的音樂文化有所助益。又如，目前的傳統音樂著作中，關于四川地區的音樂文化，往往只提到“四川清音”“川劇”和個別的四川民歌。②而在音樂考古發現中，巴蜀地區的文化相當璀璨，樂器中還有諸如鈕鐘、甬鐘、于、扁鐘，等等。此外，還有一些出土的器物上的圖像，如嵌錯宴樂圖像銅壺，這些都說明巴蜀地區在當時已經擁有了自己的文化。而今的四川地區音樂文化，依然具有鮮明的特點。那么，巴蜀地區的文化和楚地的文化有何相似之處？巴蜀地區的音樂在后世是怎樣發展的？與最早發現的可以確定的巴蜀音樂文化有關聯嗎？這些古樂器即使是失傳，對于后世的蜀地音樂文化產生影響了嗎？音樂考古成果帶來的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三、音樂考古學對于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意義

少數民族音樂研究是隨著近年民族音樂學的興盛而逐漸熱起來的。音樂學界對少數民族音樂的研究，在上個世紀一度處于很簡單的認識，局限于幾個單一的樂種。最早關注少數民族音樂的還是當地的研究者，筆者2001年到云南采風的時候，云南的音樂學者就在大力進行云南當地民間音樂的研究、保護和宣傳，提出了中國音樂不是單聲，也有多聲，就在云貴地區的少數民族音樂里有體現。音樂學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認為中國音樂是單聲思維，西方音樂是多聲思維，而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成果改變了這一看法。但是，少數民族學者較少，精力有限，依靠本民族的學者去研究自身的音樂文化未免力不從心。研究少數民族的音樂歷史發展，是完成真正的中國音樂史的必然之路，而研究少數民族的音樂歷史就離不開音樂考古的參與。如“有些出土的楚漢笛子，在有按孔的一面，都削去一個平面，其原因為何？樂器本身不會說話，文獻也沒有記載，不好理解。結合民族學的材料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竹制管樂器也有這樣的實例”。③歷史上的這片土地曾經發生過巨大的變遷：戰爭、朝代的更替、民族的遷徙、民族的融合、多民族的雜居通婚……這些都帶來了文化上的巨大轉變，我們研究音樂史，結合音樂考古學的成果，可以明白歷史上一些少數民族的文化變遷改寫了歷史，一些傳統被保留下來，代代相傳，有的卻消逝了。

歷史是一條長河，傳統是奔騰不息的水流，我們不能也不應當去孤立地研究任何一種文化現象。了解一個事物，只有搞清楚它的來龍去脈，才能客觀地分析和理解它。我們身邊的任何一種音樂現象都有著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淵源，只有不斷地探尋這些問題的出處和根源，才能真正了解我們的音樂、我們的文化和我們自己。也正因如此，在音樂的源頭徘徊的音樂考古學才體現出其偉大的學科價值。

注釋：

①王子初.音樂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5.

②周青青.中國民間音樂概論[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8.

考古學和歷史學范文6

三星堆文化簡介：

三星堆位于四川廣漢南興鎮?？脊艑W界把三星堆遺址第二期起連續幾期文化遺存稱為三星堆文化，其年代下限存在爭議。

基于1933年至1980、1981年的若干次考古調查和發掘所獲資料，以及在1980年以后的多次發掘中，三星堆遺址考古獲得了更加豐富的資料，極大地豐富了三星堆文化的內涵。

根據三星堆遺址古文化在四川地區分布較廣，又具有一群區別于其他任何考古學文化的特殊器型，發掘者將這一考古學文化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研究涉及面極廣，在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文化學、藝術以及自然科學等領域都有不少學者加入研究行列，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重要進展，新成果不斷問世，同時在一些主要問題上也存在不少分歧。

形成發展：

三星堆文化是夏人的一支從長江中游經三峽西遷成都平原、征服當地土著文化后形成的，同時西遷的還有鄂西川東峽區的土著民族。

三星堆文化可以說是以夏文化和鄂西川東峽區土著文化的聯盟為主體的考古學文化。

通過鄂西地區、三峽地區這樣的傳播路線進入了四川盆地中心的成都平原，在當地相當發達的土著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三星堆文化。以后的二里崗期商文化也是通過這樣的傳播路線與三星堆文化發生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