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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文化范文1

文化性質這一遺址的器物可分三組：第一組本地因素，如折口圈足碗、平折沿釜可從本地早期的文化中找到相似。第二組商文化因素，如假腹豆、斝等。第三組結合了第一、二組文化的因素所創新的出來的，如帶扉棱足鼎、高圈足假腹豆等。第一階段主要為本地文化因素，二階段出現不少商文化因素，三階段，器類增多，不少是一、二兩種文化因素結合下的產物，四階段，商文化因素大大消退。在這一變化中，本地文化因素一直占主導地位，一脈相承，因此，皂市遺址的性質應該是受商文化強烈影響的本地青銅文化。

斑竹遺址，主要有澧縣斑竹、保寧橋等六處。

（1）出土遺物罐：A型：長頸，分三式，頸和器身變矮。B型：粗矮頸，兩式，口變小。C型：頸比B型更短，三式。D型：長弧腹，有肩，凹底，飾繩紋，Ⅰ式平折沿，Ⅱ式半圓唇。豆：A型：高柄，折腹。三式，柄變矮變細。B型：矮柄，折腹。兩式，變化同A。C型：高柄，弧腹。兩式，腹部變圓滑，柄變高。D型：矮柄，弧腹。兩式，變化同C。盆：A型：深腹盆，四式，口沿漸窄，器腹變淺。B型：淺腹盆，四式，器腹漸淺。鼎：A型：高足，足尖外撇，。B型：矮足，兩式，肩部變圓滑，足跟變尖。鬲：A型：圓錐形足。B型：聯襠，飾繩紋，Ⅰ型錐形足，Ⅱ型柱形足。

（2）分期與年代第一期帶有皂市遺址最后一期的文化因素，相當于殷墟三、四期。第二期十字鏤空紋和高足鼎消失，相當于西周初年。第三期不見鬲，相當于西周早期。第四期發生了很多變化，不見鼎，鬲的粗繩紋裝飾與后一期接近，相當于西周中期。第五期變化更大，多飾粗繩紋，具有典型的楚文化特征，相當于春秋早期。

考古學文化范文2

肖家屋脊遺址位于湖北省天門市西北約16公里處，南距石河鎮0．5公里，面積約15萬平方米。為深入了解江漢平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特點和譜系關系，以及探討石家河遺址群的內涵及其在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中的地位等問題，北京大學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于1987—1991年先后八次發掘肖家屋脊遺址。該遺址文化堆積厚薄不均，東周楚墓、石家河文化、屈家嶺文化三種文化遺存順次疊壓，以石家河文化遺存最豐富，共發現石家河文化房址6座、灰坑499個、灰溝23條、井1口、路3條、窯2座、陶臼遺跡7處、水塘遺跡1處和109座墓葬等大量遺跡。肖家屋脊遺址石家河文化遺存早晚期遺存，基本反映出石家河文化在江漢平原從繁榮到不斷衰落的全過程，對于它的研究，對于我們研究石家河文化的發展到衰亡的過程有著很重要的意義。

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早期遺存(相當于石家河文化中期)，分前后兩段。前段，其器型主要有高領罐、壺形器、盆、碗、豆、斜腹杯、高勸阻杯、小鼎、器蓋、缸等，其他如罐型鼎、盆形鼎等數量較少。在鄧家灣同時期遺存中，罐形鼎、盆形鼎較多，且罐形鼎、盆形鼎多為炊器，應是其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對此，我們認為石家河文化盆形鼎、罐形鼎、小鼎、高領罐、壺形器、高圈足杯、缸、碗、豆、器蓋等應該為石家河文化腹地其最主要的器型。檢視該時期器型，其不僅在石家河文化早期發現較多，即使是比其更早的屈家嶺文化晚期也能到其淵源。到了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早期晚段(石家河文化中期晚段)第一組，其主要器型開始發生了變化，該時期器型有三個方面的變化:

第一．部分原石家河文化比較常見的器型到了該階段形制變化較為單一或數量很少，如碗、尊、高圈足杯、小鼎等。

第二．部分原石家河文化較為常見器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如高領罐，原報告分為三型，觀察其變化，A型高領罐，早期多為寬凹沿，鼓腹，器身整體較高，到了晚段第一組，其多為直口，球腹，較為矮胖，另外B、C型高領罐也基本上略同該形制;紅陶杯，數量較多，整體來看，該時期胎壁較厚，腹腔變小;盆形鼎，在早期上腹壁向外斜直，到該段折沿，上腹壁向外斜弧，下腹內折起棱;缸，原報告分為三型，其中Aa型缸數量較多，變化較為明顯，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其多為寬沿外撇，上腹壁斜弧，下腹內折起棱，到了該時期寬沿外折，上腹斜直，下腹內折起棱。另外罐形鼎、豆、長頸罐、盆、臼等較早期都有較大的變化。

第三．出現了一些新器型，缽、擂缽、廣肩罐、簋、橄欖形罐(中口罐B、C型);觀察新出現的器型，觀察起來源，應該是來自青龍泉三期類型無疑。以七里河遺址為例，缽，厚緣作風，石家河文化主要為圈足碗，如缽這樣的器型很少，而在七里河同時期發現較多，在比其較多的早段中也有較多的發現，可以肯定，應屬于青龍泉三期類型無疑。擂缽，從早到晚發展很明確，A型擂缽，出現在七里河石家河文化一期后段，一直延續到七里河三房灣文化;B型擂缽在七里河遺址發現更早，在石家河文化一期前段就發現較多。另外高領甕、簋在七里河遺址早期遺存中都能找到其淵源。

相對于中期晚段第一組而言，到了第二組其變化更為明顯，涉及面更廣，表現在原從石家河文化以來較為流行的器型如高領罐、中口罐A型、壺形器、碗、高圈足杯、盆形鼎等已經接近消失，而缸、臼較為形制單一，且與第一組相差不大。第一組新出現的器型到了該組也有了較大的變化，如缽到該組變的較淺，擂缽在第一組多為深盤口，直筒形腹到該組盤口變淺，筒形腹上粗下細、簋等;同時出現了一些新器型如三足杯、高圈足杯、盤、碟等。總的來說，到了該階段，原石家河文化文化因素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石家河文化衰落的歷史學觀察

從以上分析來看，在石家河文化中期早段，石家河文化基本保持自屈家嶺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器物組合，但中期晚段開始，石家河文化開始逐漸發生變化，在中期晚段第一組，從石家河文化北部青龍泉三期類型文化傳播過來的擂缽、豆、高領甕開始出現并流行。到了第二組，這種趨勢更加明顯，具有北方青龍泉三期文化類型的因素更具強烈。石家河文化到了中期晚段第二組基本上原有石家河文化因素已經很少，以至于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幾乎已經消失，而此時中原文化因素占據了重要的位置。

對此其變化的原因，許多學者多是從自身原因和自然環境變化去研究其衰落的原因，除此之外一個很大的原因應該是中原王灣三期文化南漸造成的。考古發掘顯示，王灣三期文化已經發展到很高的程度，如農業生產工具比較先進，形制復雜多樣，有鏟、撅、刀、鐮等;農作物種類較為豐富，有粟、黍和水稻等，斝、盉、觚形杯、鬶等飲酒器具的大量出土，表明釀酒飲酒之風盛極一時，它應是農業生產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制陶業此時期已普遍采用了快輪制陶技術，燒制火候比較高，有的可達1000℃以上，另外還發現了青銅殘片。在此基礎上，在該時期還發現大量的城址，如后崗、孟莊、古城寨、新碧、王城崗、平糧臺、郝家臺等，尤其是王城崗面積，從而使王灣三期文化發展到足以影響及占據石家河文化的水平。

考古學文化范文3

目前，由于學者們對晉文化定義的理解仍存在歧異，致使對晉文化的淵源、晉文化的分期等問題的研究產生了莫大影響。鑒于這種狀況，筆者認為有必要重新廓清晉文化的概念問題，并以此為契機，將晉文化的研究推向深入。

首先談談對“晉文化”中的“晉”字該如何理解。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卻并非如此，而是正確理解晉文化概念的關鍵。從上述第一種觀點來看，“晉文化”中的“晉”字指晉國及三晉，而第二種觀點似乎認為“晉文化”中的“晉”是指山西（山西簡稱晉），因而將晉文化的上限追至東下馮類型。我們基本同意上述第一種觀點，認為晉文化是指兩周時期晉國及三晉的主體考古學文化，而不宜用來統稱山西境內從東下馮類型開始至秦統一期間先後存在過的若干考古學文化。

根據考古學文化的定義以及考古學文化命名的原則，考古學文化是指在一定時間、一定地域內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遺跡、遺物的總和。考古學文化通常以首次發現的地點或典型遺址來命名。毋庸置疑，以往關于考古學文化命名的原則，通常適用于史前時期的考古學文化。而對于歷史時期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則需要作特殊處理，因為此時的考古學文化已經牽涉到族屬、國別、疆域等問題。目前，學界約定俗成的是，對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先商文化、先周文化等等，由于其文化族群相對單純，人們生前聚族而居，死後聚族而葬，因此，均可視為以某族為主體所創造和使用的考古學文化。至于兩周時期分封國的考古學文化，則不宜用族屬的單一概念來命名，而不得不考慮到國別問題。值得一提的是，俞偉超先生《關于楚文化的概念問題》[3]一文對我們認識晉文化的概念有很大啟發。

關于晉文化的主創群體問題，顯然，我們不能認為晉文化是“晉族”的考古學文化。因為，歷史上并無“晉族”存在，當然也無此提法。事實上，晉國的統治者是來自關中的周人，而在晉國統治疆域內，不同的族群則共同生活于此。如除土著居民和從關中遷徙而來的周人以外，還有不少北方民族。可見，晉國社會組織的群體構成來源是復雜的。因此，只有以晉國人來界定晉文化的主創群體才是妥當的。至于三晉時期，晉文化繼續發展，其主創群體自然演變為三晉國民。

關于晉文化的時空問題，就時間而言，上起晉國始封，下至三晉滅亡。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隨著秦人勢力的不斷推進，各地晉文化被秦文化所取代的時間存在先後之差，如在侯馬地區，秦文化對晉文化的取代明顯早于三晉其它地區。因此，嚴格地講，對晉文化的下限不必一刀切，一般而言，其下限大體可以秦滅三晉為尺度，但還應注意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就地域而言，晉文化的分布范圍，隨著晉國及三晉的地域擴張而不斷變化，但并不意味著晉文化的分布范圍完全等同于晉國及三晉的政治疆域。

那么，晉國統治疆域內的考古學文化是否都是晉文化呢？非也！眾所周知，晉國由弱到強、由小變大，疆域在不斷變化、不斷擴大，晉文化的分布范圍也在相應地變化，但二者并非完全同步，或者二者不可能完全一致。一般而言，政治疆域與文化分布范圍之間，不能簡單地劃等號。西周時期，晉國乃區區小國，其地域僅限于汾澮之間的方百里之地。春秋武、獻以下，兼國多也，晉國疆域自是向南延伸至黃河北岸。但今晉東南地區當時仍為北方部族赤狄所盤踞，霍山以北也為北方部族所占據。直至春秋中期，晉滅赤狄余部；春秋晚期，趙氏苦心經營晉陽繼而滅代、智氏滅仇盂；晉文化才開始逐漸向東南、向北推進。考古學的研究表明，晉文化與北方青銅文化的分布范圍呈犬牙交錯之勢，如春秋中期以前，在晉國疆域之內，河東地區基本上為晉文化，而今晉東南、晉中乃至晉北地區則活躍著北方青銅文化。但隨著晉文化的不斷推進，有時北方青銅文化甚至處于晉文化的包圍之中。如是，晉文化的分布范圍與晉國的統治疆域之間并不能簡單地劃等號。

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晉文化與周邊考古學文化之間的互動交流，晉文化的特征也在不斷演變。也就是說，晉文化的特征有其階段性的變化。

第一階段：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如同其它分封國文化一樣，晉文化與宗周文化保持

同步發展。晉文化的面貌與宗周文化大同小異。

第二階段：春秋中期。晉文化開始孕育新的文化因素，并萌發出新的文化面貌。

第三階段：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晉文化在吸收周邊考古學文化的基礎之上，逐漸形

成自身的特色，并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同時對秦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第四階段：戰國中晚期。由于秦國勢力向東擴張和秦文化的東漸，而且，三晉出于自

身的發展，各自的政治中心開始向東、向南轉移。因三晉力量分散及其它

社會原因，晉文化的發展受到遏制。至此，晉文化開始走向衰落，直至最

終被秦文化所取代。

我們認為，狹義地講，晉文化是指從晉國始封到韓、趙、魏三家分晉為止、在晉國地域范圍內、以晉國人為主體所創造和使用的考古學文化。但由于韓、趙、魏三個政治實體皆出自晉國，且三晉文化只是晉文化的自然延續和發展，其間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質變。即晉國雖亡，晉文化并未因此而終止，而是隨著三家政治勢力的不斷壯大而繼續走向繁榮。因此，根據考古學文化定義的原則，三家分晉以後所形成的三晉文化仍應納入晉文化的范疇。晉文化的年代當然應始于周初封唐而終于三晉之亡。我們認為晉文化的概念，應指從周初叔虞封唐到三晉被秦所滅這一時期內，在晉國及三晉地域范圍內，以晉國人及三晉國民為主體所創造和使用的、具有共同特征的考古遺存。

晉文化圈或晉文化系統概念的提出，也非常必要，有助于我們對兩周時期列國文化的宏觀認識。李伯謙先生在《中國青銅文化的發展階段與分區系統》[4]一文中，最早提出了東周時期周鄭晉衛、齊魯、燕、秦、楚與吳越六個文化亞區。孫華先生在其《中原青銅文化系統的幾個問題》[5]一文中，也明確提出了春秋戰國時代，中原青銅文化（即周文化）已分化為晉、秦、楚、齊、燕等幾個亞文化，并形成了既密切關聯又彼此獨立的文化區。其中，晉文化區包括晉國和由晉國分裂出的韓、趙、魏“三晉”、周王室以及鄭、衛諸小國的遺存，分布地域主要在黃河中游地區。由此看來，晉文化圈或晉文化系統不僅包括兩周時期晉國及三晉疆域之內的晉文化遺存，還包括晉國及三晉疆域之外同時期且具有與晉文化共同文化特征的考古遺存。例如，山西洪洞坊堆—永凝堡西周遺址，經研究是楊國的文化遺存[6]。由于其與天馬－曲村晉文化遺存的文化面貌幾近相似，因此，可將其納入晉文化圈或晉文化系統的范疇之內。又如，戰國中期以後的中山國遺存，其文化面貌已徹底被統領中原的晉文化所同化，鑒此，完全可將其視為晉文化圈或晉文化系統的一部分。

總之，晉文化是中原地區兩周時期一支重要的區域性考古學文化，尤其在東周時期，隨著晉文化的繁榮、壯大，晉文化對周邊考古學文化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并在中原地區形成了以晉為核心的晉文化圈（包括周鄭晉衛等國），與東齊西秦、北燕南楚、乃至吳越等考古學文化曾有過密切的文化交流，在列國文化考古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對晉文化概念的探討，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學術問題。

[1] 劉緒：《晉與晉文化的年代問題》，《文物季刊》1993年第4期。

[2] 王克林：《論晉文化的傳統性和綜合性》，《汾河灣－丁村文化與晉文化考古學術研討會文

集》，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6年。

[3] 俞偉超：《關于楚文化的概念問題》，《考古學是什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4] 李伯謙：《中國青銅文化的發展階段與分區系統》，《華夏考古》1990年第2期。後收入《中

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科學出版社，1998年。

[5] 孫華：《中原青銅文化系統的幾個問題》，《中國考古學的跨世紀反思》（下），商務印書館，

考古學文化范文4

論文摘要：本文從傳播學角度對中國的流行音樂文化進行了梳理，在回顧中國流行音樂文化的基礎上，運用音樂傳播學理論，對中國流行音樂文化從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過程、傳播受眾、傳播效果等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化的探索與思考。 

 

在當今生活快速變化的時代，在世俗化和市俗化日益浸入社會的時代，各種事物的流行與傳播正以加速度的節奏吸引著人們的眼球。在中國的樂壇上，高雅音樂與流行音樂平分秋色，甚至流行音樂更為火爆，成為不爭的事實。對于中國流行音樂的存在與狀況，我們必須正視她、分析她，讓她不斷良性地發展。正因為如此，我們從傳播學角度，對于中國流行音樂文化的發展歷史與現狀進行了回顧，并對幾個熱門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思考。 

 

一 

 

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文化有雅俗之分，音樂也有同樣的區分標準。但是，如果從詞源學的角度來說，“流行音樂”的稱謂顯然是“舶來品”。 

所謂流行音樂，英文為pop music，是指那些音樂曲式結構短小、內容通俗易懂，主要以愛情、友情、親情為主題，并被廣大群眾所喜愛，廣泛傳唱或欣賞，流行一時（也有的會流傳后世）的器樂曲和歌曲。流行音樂本質為商品音樂，即以贏利為主要目的而創作的音樂。它的市場性是主要的，藝術性是次要的，“商品音樂”這一概念比任何一個概念都科學、合理、準確地表現出流行音樂的特性。如果單從字面上看，“通俗”指易解易懂，“流行”指廣為流傳，那么，像《東方紅》、《南泥灣》、《歌唱祖國》等歌曲，內容通俗易懂，流傳范圍廣泛，一定意義上也可稱為通俗歌曲或流行歌曲。但是，這些歌曲絕不能稱為商品歌曲，因為它們絕不是以贏利為主要目的創作的。從這一點也可看出“商品音樂”這一概念，是如何科學、合理、準確地界定流行音樂、流行歌曲異質的。 

流行音樂文化植根于大眾生活的豐厚土壤之中，由最初的大眾音樂演變而來，并成為大眾音樂重要的分支之一。20世紀初，美國出現了一種由多民族文化匯集而成的爵士音樂，這是現今流行音樂最早的起源。這種新興音樂，以它獨特的演奏(演唱)方式，博得大多數人的好感，迅速風靡全美國，又很快傳遍西歐各國直到世界各地。爵士樂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源于美國南部新奧爾良的一種流行音樂，是美國黑人從非洲帶來的傳統音樂與歐洲音樂長期融合的產物。二戰后的流行音樂中有搖滾樂、藍調和新的爵士樂“比博普”。70年代以后，流行音樂風格更加多樣，表現在具有即興性、強調借助和運用電子手段、注重話筒的操縱技術、商業化傾向日趨明顯。流行音樂的發展日益走向繁榮，形成了以爵士樂，廷潘胡同歌曲，鄉村音樂，搖滾樂，hip－hop，r＆b，rap為代表的流行音樂風格。這種世界性的流行音樂風潮，給中國流行音樂文化以重要影響。 

今天，流行音樂文化所包含的內容極其廣泛。在器樂作品中，它包括豐富多彩的輕音樂、爵士樂、搖擺舞曲、迪斯科舞曲、探戈舞曲、圓舞曲，以及其他不同風格的舞曲和各類小型歌劇的配樂等。流行音樂器樂作品的特點是：節奏鮮明，輕松活潑或抒情優美；演奏方法多種多樣，即興性很強，并且音響色彩多變、豐富；樂隊規模不大，織體層次簡明。而現代，為了尋求更多的印象效果，作曲者又加入了電聲樂器及更多的電子音色。 

流行音樂聲樂作品的特點是：生活氣息濃郁，手法通俗，曲調順口，易于傳唱；歌詞多用生活語言，容易被聽者接受和傳唱；演唱者多是具有一定風格的被大眾熟知的歌星，發聲方法各有千秋，演唱時感情重于聲音技巧及對音色的處理，自然親切，加之小型樂隊的伴奏與歌者的歌聲融為一體，比較容易引起聽眾的共鳴。 

流行音樂文化作為一種以消遣娛樂為主的大眾文化現象，其發展和社會發展的脈絡息息相關，早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具備的三種特性也與其他大眾媒介區分開來：一是流行音樂文化的主題內涵不斷重復，具有穿透閱聽人之意識的能力。二是流行音樂多屬非敘述性形式，強調對接收者的身體、生理與感官能力的刺激。三是流行音樂文化是一種經驗上的形式，音樂是屬于藝術而非科學的領域，是對某一經驗的體驗。 

 

二 

 

從音樂的流行程度來看，中國宋詞的傳唱達到“凡有井水處”（即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的廣泛性，可以說是傳統流行音樂文化的興盛。真正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流行音樂文化，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才走入人們的生活。1979年以后，那種政治教條式的音樂、農耕式的音樂形式漸漸遠去，逐漸被新音樂所代替：《祝酒歌》給了億萬人民心靈的慰藉；《在希望的田野上》向人們傳達了變革的神州大地到處充滿生機。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信天游》、《心愿》等，適應了當時大眾心理上對于改革開放事業所抱有的希冀、期待和渴望。后來隨著鄧麗君一曲《甜蜜蜜》和張明敏的一曲《我的中國心》風靡全國，更多的描述愛情、親情的歌曲油然而生。20世紀90年代初《小芳》和《同桌的你》這樣的“鄉村民謠”和“校園民謠”，使流行音樂具有民歌的風格。隨著國外流行音樂文化的涌入，搖滾樂、hip－hop、r＆b也相繼在國內風靡。2004年的《老鼠愛大米》和龐龍的《兩只蝴蝶》相繼走紅，因為這兩首歌的躥紅，流行音樂的網絡傳播正式開始。 

傳播技術的進步為音樂的傳播提供了廣闊的平臺，開拓了嶄新的市場。中國流行音樂的傳播同樣離不開類似的大眾傳媒。1979年后，音像出版社發行盒帶極大地推動了流行音樂的發展。此后，cd唱片的出現發揮了與盒帶相同的作用。與盒帶、唱片共同推動流行音樂發展的是電視的普及，以及電臺流行音樂排行榜的興起。湖南電視臺“超級女聲”的成功選秀，成為流行音樂傳播的又一“亮點”。電視傳媒躍上船頭，成為推動明星出現的超級舞臺，電視大賽開始專業分類，提升了流行音樂的地位。20世紀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歌手除依賴電視傳媒外，音樂電視開始以嶄新面貌推動著原創。同時，各地電臺音樂歌曲排行榜的盛行和以網絡為代表的新興媒體的出現，為歌手的個性化發展和更新換代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流行音樂是一種大眾文化，新興媒體給了流行音樂一個機會，讓音樂更加貼近大眾，讓潮流更加符合大眾的需求和情感需要。網絡音樂傳播的新形式也導致了人們音樂觀念的變化，包括音樂創作觀、音樂審美觀和音樂價值觀。 

綜觀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流行音樂傳播，我們大體可以將之歸結為： 

80年代早期，對中國的流行音樂而言是一個“培養”期，全國以模仿港臺地區歌曲為主。80年代中后期，內地第一批流行音樂制作隊伍開始成型，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90年代初中期，歌手簽約制在內地出現，歌壇逐漸從無序走穴向有序的經紀人管理過渡。與此同時，大眾傳播媒體的威力凸顯，唱片業升溫，全國的唱片公司出現野火燒不盡勢頭。90年代后期，流行音樂逐漸更新換代，流行歌曲不再容易流行。大眾將目光鎖定海外，對于中國內地歌手的關注開始減少。21世紀網絡音樂盛行，粗制濫造的歌曲不斷挑戰著大眾的接受力。各電視廣播媒體推出選秀模式，各娛樂公司開始強力效仿歐美的歌手包裝模式，在這一模式下國內引人關注的年輕歌手開始增多，而引人關注的流行音樂繼續減少。

三 

 

從模仿走向創新，從關注創作走向歌手的選秀，在傳播平臺和方式越來越多元化的今天，中國流行音樂文化應該從現實狀況出發，對于未來作深入的思考。 

(一)過多的商業化傳播形式是否能加快中國流行音樂發展的步伐？ 

流行音樂的受眾無需欣賞高雅音樂需要具備的素質，換句話說，只要聽力功能健全就可以成為流行音樂的受眾。當流行音樂在商業化的齒輪下急速運轉，流行音樂的受眾就成為“買方”，在高舉消費主義旗幟的后工業時代，流行音樂受眾成為“消費大軍”。 

流行音樂文化的傳播本質注重的是音樂的傳播，而在商業化傳播中，現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所能看到聽到的是對于流行歌手的傳播。歌手的一言一行成為人們矚目的焦點，喜歡一個歌手不像原來那樣是通過音樂，而是直接成了個人崇拜，音樂變得無關緊要。這樣勢必導致：音樂不再流行，而歌星成為流行；歌星不再專注于演唱，更注重于曝光率，并不斷通過其他的一些行為來引起人們的注意；演唱的作品粗制濫造，很難被廣泛流行，失去了流行音樂的意義；大眾開始對流行音樂闡釋出一條新的定義，而其中沒有音樂。 

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流行音樂是商業化的產物，但不能以商業化為指歸。流行音樂需要推出和包裝歌手，但歌手需要實力和好的作品。我們只有在商業化的浪潮中，依然堅持音樂文化的追求，堅持創作經得住時間考驗的作品，堅持不斷發現和推出新的實力歌手，流行樂壇才能有長久的魅力。 

(二)流行音樂創作模仿什么時候到頭？ 

一種新的音樂形式的介入，必然會對原有的音樂形式帶來一定的影響。不一定是打破原有形式的重新建構，也可能是完善，但要是完全性地組建，那就不是音樂形式的介入了，而是徹底的顛覆。 

原有的中國宮商角徵羽五聲調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了中國的音樂模式、音樂趨向，進入現代以后，西方音樂的理念傳入中國，五聲調式變成了一套完整的西方配樂原理。中國的流行歌曲從20世紀80年代的西北風，90年代的搖滾風后，在21世紀又開始進入韓國風。 

不能說作曲者沒有努力，但大多數作品只是將本國的元素作為點綴而已。其實作為一個專業作曲者單純創作一首中國色彩的歌曲并不是太難，但作為大眾的年輕一代似乎對之感到乏味，因為他們對歐美的流行音樂接觸太久，已形成一種固定的接收模式。 

這里存在三個方面的維度：一是創作者，需要以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元素為重點，為根基，為底色，不斷創作出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流行音樂作品，并且形成一種體系和時尚。二是流行音樂的推介者，同樣對于流行音樂文化的創新負有使命。如音樂排行榜，既是已有情況的反應，又是對于未來的一種導向。對于中國特色流行音樂作品的推介，同樣會影響樂壇和大眾。三是歌手的自我定位和調適。作為流行音樂歌手，一味地模仿和演唱模仿的作品，很難有個性，有獨特的韻味。只有原創作品，才能更好地使歌手增光添彩。 

(三)流行音樂的傳播，難道僅僅局限于國內嗎？ 

從目前來看，中國流行音樂走上國際舞臺的數量幾乎為零。雖然新媒體為流行音樂發展帶來新契機，但全球化成為主流的時下，中國流行音樂并未像歐美流行音樂一樣走向世界，中國流行音樂要走向世界還需一段很長的征途。雖然周杰倫將流行音樂的演唱形式、內容進行了發展，但是周杰倫及其歌詞創作者方文山這些少數人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他們雖為流行音樂文化帶來新的亮點，但這并沒有將中國的流行音樂引向世界。 

中國流行音樂能不能走向世界？中國流行音樂如何走向世界？這是兩個有關聯度的問題，也可以說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文化的多元化也是現實的存在。但是，要使某一方面的文化具有存在的價值和競爭力，就必須有強壯的肌體和活力。中國流行音樂也逃不脫同樣的規律。在這里，關鍵是為世界所欣賞的作品，有享譽世界的演唱者，還要有能與世界相適應的傳播方式。只要有多方面的合力，中國流行音樂走向世界，就是水到渠成的。 

總之，流行音樂文化處在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我們的生活。雖然中國的流行音樂發展所存在的問題還很多，但我們還是應當投以熱情的目光，抱以嚴肅的態度去審視、去研究，讓她茁壯成長，并且產生世界性的影響和散發出持久的芬芳。 

 

考古學文化范文5

進入考古學的轉變期(20世紀40—60年代，屬于考古學分類與鞏固期的后一階段)，從以層位學和類型學為研究手段的文化歷史研究轉變為以人類生態學思想指導的、大量結合自然科學方法和技術進行的古代社會重構的研究。西亞新石器時代農業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動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這一階段在美洲出現了人類行為的文化功能解釋的趨勢，以環境為背景來復原考古學文化的多學科研究，就充分體現了動物考古學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學發展新時期的新考古學出現階段(20世紀60—80年代)，在傳統考古學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礎上，美洲考古學家以復原或重建文化形態(生產力、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為主)、解釋文化過程(主要是文化發展的動因，屬于過程考古學范疇)這兩個更高層次的研究為目標，以進化論、系統論和生態學理論為思想指導，通過物質遺存所反映的考古學文化的各個方面及其與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來更全面、系統地解釋文化發展的過程。作為文化生態系統中生物環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動物資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態研究中有關適應環境的生存戰略(包括食物、供給、聚落和維持戰略)研究，使動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進一步突出。［13］西亞的農業起源有關狩獵到飼養經濟發展過程的動態研究也得益于動物考古的微觀研究。［14］在考古學發展新時期的當展新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今)，動物考古對于新學派中社會考古學各種社會形態經濟基礎的研究具有很強的說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類精神世界的認知考古學有關肖像象征意義的研究中，動物考古知識的應用也獲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考古學流派將研究重點放在人類的適應性與系統平衡上，提倡生態學、進化論和辯證法相結合，這一過程中美國學者威廉•馬夸特對肯塔基西部貝丘遺址采食者的研究就體現出動物遺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會學中程理論被引入到考古學后，在將其作為連接經驗性考古學材料與高層次文化理論解釋的橋梁的過程中，劉易斯•賓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記錄了許多影響動物組合特征和條件的自然過程，并將這些過程應用到考古記錄的解釋中。在這個成功的中程理論應用研究范例中，動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沒①。［18］綜上所述，考古學產生和發展的歷程中，動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貢獻，在提高人類對古代人地關系的認識水平上起到了積極作用。

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學發展歷程在梳理了動物考古與考古學淵源關系的前提下，根據理論與實踐的特征將動物考古學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重新審視一下，有利于正確評價亞洲動物考古在整個世界動物考古領域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與考古學發展息息相關，國際上動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歐美發達國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階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形成階段、系統化階段、綜合化階段。第一階段或開始形成時期(19世紀60年代—20世紀初)，動物考古工作的貢獻主要在第四紀地質及舊石器時代考古的年代學和地層變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類的古老性，確定早期人類如何生存以及如何獲得食物并重建古環境。這些貢獻主要建立在應用地質學的地層學和古生物學方法的進化論理論基礎之上。這一時期環境決定論、環境可能論以及歷史學方法處于全盛期，而動物材料并未被納入考古學文化范疇當中。第二階段或系統化發展時期(20世紀40—50年代)，動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兩個相關的目標，即了解動物的生物學及生態學特征以及認識人類行為的時空變化。這就要將理論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學科的系統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類學研究伴隨著如下兩個概念的出現而產生:中程理論和用來檢驗生存對策的經濟和生態學模式。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強調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階段或綜合化成熟時期(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資源管理的快速發展，在很多方面開展的歷史時期動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開發出來的模型和預設對考古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文化生態學和人類學理論特別注重生態學和環境學議題，在動物考古實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適應、生存對策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功能性關系。可以這樣說，這一時期動物考古充滿了所謂新考古學的思考。［20］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邏輯推理方法由歸納轉變為演繹。

動物考古的理論與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學問題的研究層次基于達格拉斯•J．布爾(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學方法與理論》所做的關于動物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目標的論述，我們可以將各種論題按著研究層次劃歸到不同的組分中(見表1)。［21］從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范疇內的各種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學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大多處于中等研究層次，只是生物地層學及古生物學探討的問題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哲學范疇內，除了方法論里數據搜集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之外，絕大多數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處于高等或者極高等研究層次;文化遺產管理范疇的均變論涉及較高等層次的研究;系統論范疇的社會經濟生態理論框架下探討的考古學問題處于極高等研究層次。

亞洲動物考古的研究進展

(一)西亞的領先地位與亞洲其他地區相比，西亞的動物考古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無論是來自發達國家還是本土的專家，都非常重視現代動物考古學理論的應用，這一地區的動物考古研究不但在數量上而且在質量上都在某種程度上趕上了國際同行的步伐。從表2的統計不難看出，大多數動物考古學文章致力于方法和理論的探討(82%)。其中生存對策研究文章占較大比重(33．7%)，其他方面比重較低，如馴化(14．5%)、宗教(12．2%)，埋藏學(9．6%)。有少量古DNA的文章發表(6．0%)。高等層次的研究成果占18．2%，較高等層次的研究成果占3．6%，中等層次的成果占60．2%，基礎性成果占18%，而且研究主題具有多樣性特點。因此，與國際同行相比，西亞動物考古研究的主體處于中高等層次。

(二)南亞及東南亞的積極努力從對南亞和東南亞與動物考古相關文章的一般統計來看，高層次研究成果占20%，較高層次的成果占2．9%，中等層次的成果占50%，基礎性成果占27．1%。中等層次研究中生存對策相關研究占較大比例，達到34．3%，研究主題涉及面較廣，表現出較強的學術進步勢頭。總體上看，本區高等及較高層次研究略遜于西亞，研究水平要高于東北亞和北亞，處于中等略偏高的研究層次。

(三)北亞的保守性基礎工作基于表2的綜合數據可見，北亞動物考古工作的主體多涉及方法論和理論領域，調查與報告約占文章總數的1/3。在北亞所有的研究領域中將近35%的文章屬于生存對策主題，其中近1/4與馴化有關。也就是說，將近72．6%的工作已經達到中等水準，但是基礎研究所占比重較高(達27．4%)，而且缺少高層次研究。北亞動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的主題與其所覆蓋的空間地域和所經歷的考古學文化變遷并不相符，涉及的主題比較有限，表現出明顯的保守性，總體上處于中等研究層次。

(四)東北亞的提升空間從表2中的數據不難看出，東北亞動物考古工作有一半以上處于基礎性研究水準，其中絕大多數屬于基本生物學信息(33．6%)以及基本鑒定過程(11．2%)的積累。在東北亞所有的研究領域中，1/3略強的工作與中等層次的研究密切相關。包括宗教宴饗、社會復雜化和國家形成在內的高層次研究成果僅占6．1%，較高層次的綜述性研究占7．8%，而包括埋藏學、動物馴化、生存對策、環境學和適應行為時空分布在內的中等層次研究成果卻占33．5%，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基礎性研究成果足足占有52．6%。綜上所述，以中國為代表的東北亞動物考古研究層次還很低，但是研究主題體現出一定程度的多樣性，卻是本區動物考古活力和未來快速發展的預兆。總體上看，東北亞動物考古研究水平要低于除北亞外的亞洲其他地區，更不必說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了，因此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五)亞洲動物考古的整體觀察基于數百篇國內外動物考古文獻資料進行的有關亞洲動物考古工作成果的簡單統計分析似乎毫無意義，但事實上通過這種量化分析會使我們易于清楚地看到我們已經做了什么，處于何等研究層次，進而意識到為了與國際動物考古學發展步伐保持一致，如何盡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囿于篇幅的限制，筆者無法將所有成果一一列出，只能抽選極少數較有代表性的文章列入參考文獻名錄，在此深表歉意。上述統計表中所列數據，是建立在權威性雜志上發表文章的大樣本量統計和分析基礎上得到的，具有統計學意義。亞洲動物考古工作主要開始于20世紀晚期，但是大多數高水平的研究結果出自21世紀頭十年。一般來講，目前西亞動物考古已經進入全球動物考古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南亞和東南亞主體動物考古研究成果已經處于第二階段，也有部分成果屬于第三階段的較高層次;北亞及以中國為代表的東北亞動物考古整體上卻還停留在第二階段，其動物考古理論與實踐水平都有待大幅度提高(參見表1、表2的數據)。學者們對于西亞、南亞、東南亞和北亞有關生存對策的動物考古學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東北亞就這一主題的研究應當得到更多的關注，因為這是達到更高研究層次的堅實基礎。另外，東北亞在生物學和古代環境信息方面已經有了相當豐富的積累，這為深入的動物考古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基礎性平臺。與亞洲以外的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和北美發達國家已經開展的工作相比，亞洲(特別是東北亞)就諸如社會復雜化和國家形成等高層次的研究還很不夠。但是在亞洲(尤其是西亞、南亞、東南亞和東北亞)利用現代分子生物技術開展的古DNA考古，在來自發達國家的專家(如來自加拿大的楊冬亞等)和亞洲本土學者(如日本的奧村、石黑等)的共同努力下，已經取得了驕人的進展，為深入開展更高層次的研究奠定了較好的自然科學基礎。

亞洲動物考古的未來之路

根據2010年8月23日至28日在巴黎召開的第11屆國際動物考古會議的議題，結合上述有關動物考古研究層次的分析，可以將目前的主要研究議題歸納為下述幾個不同層次的問題，這也是今后亞洲動物考古努力的重要參考。

(一)較高層次研究所涉及的問題與宗教活動相關的葬禮用牲動物研究，國家形成過程中動物資源的強化利用狀況研究，就動物考古對人類社會探究所做貢獻的綜述性研究，鹿科動物、豬、馬、牛、羊(綿羊和山羊)等對經濟形態轉型(如跨時代畜牧業轉型)以及社會復雜化進程的影響和作用研究，動物考古的專業性研究，動物遺存所反映的人類社會地位研究等，是今后亞洲動物考古所涉及的較高層次問題，值得我們繼續投入更多精力加以深入研究。

(二)中等層次研究所涉及的問題外來貿易與生物入侵研究，副產品開發研究(如副產品革命新標志、乳制品制法的發展等)，方法論研究(如形態測量與相似屬種比較相關的動物資源管理水平研究、利用同位素和痕量元素生物地球化學的動物遷徙性研究、與現代人類起源研究相關的各個氧同位素階段的人類狩獵行為多樣性探究等)，古代人地關系研究(通過動物遺存開展的人類對氣候變化的響應度研究等)，與遺址形成過程密切相關的埋藏學新探索，與人類遷徙問題相關的島嶼動物地理考古研究，更新世至早期全新世舊大陸古人類的生存對策研究，動物和人類食性與人類行為和食物加工技術相關性的綜合分析，動物資源獲取方式研究，地貌景觀、環境及其變化研究，生存對策研究等等。這些是今后應當加強研究的中等層次動物考古學問題。

(三)基礎性研究所涉及的問題按地域開展的動物考古研究(如全新世非洲動物考古，環極地動物考古，新熱帶區動物考古新進展，舊大陸各時段動物群時空分布總結與研究，中東歐動物考古研究)，按動物類別進行的專題研究(如舊大陸的駱駝、古寄生蟲、軟體動物考古，猛犸絕滅的環境與人為因素研究，鹿科動物與社會)，數字化動物考古，實驗動物考古等成為未來應進一步加強的基礎性研究。其他常規的基礎性研究包括畜牧業基礎信息、信仰系統食物加工以及食譜和營養性疾病狀況、文化交流等。上述相關的基礎性研究的加強，將有利于亞洲動物考古水平的穩步提高。四、結語總體上看，亞洲動物考古的發展在時空兩個方面都還表現出相當的不平衡;來自不同國家的同行之間通過共享數據庫進行的交流還遠落后于快速發展的動物考古的需要;動物遺存基本鑒定的訓練以及國際通用語言的運用也顯得很薄弱。目前高校中動物考古知識的教育與技能的訓練還無法滿足該領域未來發展對高素質人才培養的需求。這些不利因素都制約著亞洲動物考古的健康發展。鑒于擁有農業起源和動物馴化發祥地的重要地位，亞洲就經濟形態轉型為主題的動物考古研究應當以綜合研究范式的方式得到進一步加強。為了進一步提高研究層次，我們應當結合對來自考古背景的文化遺存的分析，充分利用生物學和古環境重建信息的積累(其中富有遺址形成過程的大量信息)。在埋藏學研究方面，文化層和自然地層應當同時加以考察，并盡量配合成系列的測年數據，以便于在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下，更好地了解從生存組合到發掘所獲材料經歷的變化過程。中亞和北亞是需要我們投入更多努力的區域。在這樣廣大的地區，亟待就更廣泛的議題開展國際合作性動物考古研究。尤其是從晚更新世到早全新世人類生存對策轉型以及馬的馴化這些重大考古學問題的探究，就更仰仗于結合與周邊地區的大量比較所開展的多學科、多遺址、跨區域、系統性和綜合性的動物考古研究。鹿科動物遺存廣泛出現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地區，在人類社會演進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里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無論是古生態環境重建，還是狩獵經濟的主要狩獵對象，都離不開對這類動物的深入研究。中國的鹿科動物遺存的深入研究，必將有力地促進經濟形態轉型以及社會復雜化進程等高層次考古學問題的研究。

考古學文化范文6

據介紹，一年一度的“全國考古十大新發現”是我國最權威、影響最為深遠的考古評選活動。本屆評選活動自去年11月底啟動，48個候選項目進入初評。初評工作由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中國考古學會、全國65家考古發掘資質單位共同參與投票。根據投票結果，排名在前25位的項目入圍2011年度終評。

哈民遺址地處內蒙通遼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鎮東南約15公里，南距通遼市區40公里。這里南望西遼河，北靠新開河，是大興安嶺東南邊緣，松遼平原西端，科爾沁草原的腹地。遺址在一片相對低洼平坦的林網帶北部，被掩埋在1米多厚的風積沙層下面，遺址總面積達17萬余平方米。

2010年5-9月，因通（遼）－霍（林河）鐵路復線改擴建設，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通遼市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組成聯合考古隊，由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牽頭，對鐵路沿線進行文物調查，這期間發現了附近正在被盜掘的哈民遺址。鑒于遺址保存現狀堪憂，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上報國家文物局，經批復后對遺址進行了局部的搶救性考古發掘。2011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對哈民遺址進行了大面積有計劃的科學考古發掘工作。

經過兩年的考古發掘，共清理出房址43座，墓葬6座，灰坑33座，環壕1條，發掘面積達4000余平米。出土近千件珍貴遺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和玉器等。特別重要的是在7座房屋中發現了較完整的房屋頂部木質結構，再現了新石器時代半地穴式房屋的構筑框架情況，這在國內史前考古當中都是極其罕見的。此外，在其它幾座房址當中還發現了凌亂堆棄的大量人骨遺骸，其中一座房址內有多達97具人骨遺骸，反映了當時復雜的部落生存景象，對于深入研究新石器時代當地原始居民的社會結構、政治關系以及生活方式，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具有極其重大的學術研究價值。

哈民遺址距今約5500年之前，其規模之大、保存之好、現象之復雜奇特、出土遺物之豐富在整個東北地區的史前考古中都是極其罕見的，尤其是殘存的木質房屋頂部結構和房址內大量凌亂的人骨遺骸為復原史前生活原貌，以及有自身特色的裝飾麻點紋的陶器、種類繁多的石、骨角蚌器、精美的玉器等，對研究新石器時期的房屋結構、經濟生活、制陶工藝、宗教習俗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物資料。

據介紹，這處遺址是我國內蒙地區迄今為止首次發現的面積巨大、保存完好，出土遺跡、遺物極其豐富的史前聚落遺址，屬于全新的考古學文化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