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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探索發現范文1

[關鍵詞]新聞報道；“標題黨”現象；考古學；大眾媒體

[中圖分類號]G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6）16-0031-02

近年來，無論是紙質媒體還是網絡媒體，都流行著一種 “標題黨”現象。現在，這種“標題黨”現象不僅沒有止步于娛樂新聞，反而向體育新聞、社會新聞、經濟新聞和文化新聞等發起了進攻，文物考古類新聞也沒有幸免于難，成為了“標題黨”的炮灰，考古也幾乎成了“炒古”。本文通過分析“標題黨”現象及其出現的原因，進而探索考古學與大眾媒體之間的合作關系，希望找到二者合作的最佳模式，以減輕“標題黨”現象對文物考古類新聞產生的負面影響。

一、文物考古類新聞中的“標題黨”現象及其出現的原因

（一）文物考古類新聞中的“標題黨”現象

以2000年浙江發現 “彭公大墓”為例，考古工作伊始，部分媒體就爭相了“彭公大墓：青膏泥覆蓋規模全國之最”、“彭公大墓附近可能還有大墓”、“浙江考古重大發現：彭公大墓可能是越國王陵”等為標題的考古新聞，而到最后，考古發掘出來的只是一座古代的水利設施。

2001年的云南“撫仙湖”水下考古也是如此，在一些專家學者的“配合”下，網上出現了“撫仙湖下驚現‘金字塔’”、“撫仙湖底有座中國‘龐貝古城’”、“撫仙湖水下遺址可能是消失已久的俞元古城”、“云南撫仙湖底發現‘水下街道’和‘斗獸場’”等相關標題的考古新聞。但直到現在，撫仙湖水下的古代建筑遺址還未有明確的科學定論。

2009年底的河南 “曹操墓”事件，媒體和公眾對它的關注在2010年還持續了近一年的時間。在社會各界的廣泛參與下，這次普通的考古事件演變成了一場社會公共事件。媒體對曹操墓的很多報道都逐漸出現了娛樂化傾向，如“曹操第82代后裔網絡‘認親’愿提取比對頭骨”、“‘千年杯具’曹操是個養豬大戶”、“曹操‘尋寶派’盜墓之王”、“揭秘曹操兩千年家族史祖父是宦官后代多務農”、“死后哀榮，曹操不如他爹”等相關新聞標題，使本身嚴肅的考古學術事件演變成一場鬧劇。雖然類似這樣的娛樂新聞在曹操墓的報道中所占的比例不是特別大，但是在這樣嚴肅的公眾事件中，賦予曹操墓娛樂的成分顯然是不合常理的。

事實上，文物考古類新聞中的“標題黨”現象還有很多，其伴隨的炒作問題也一直危害著社會各界。首先，它的出現違背了新聞自身的發展規律，背離了新聞追求客觀真實的準則，打破了媒體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底線，使公眾對大眾媒體產生了信任危機，這對媒體的長遠發展十分不利；其次，炒作問題嚴重違反了考古學規律，違背了考古學的科學精神，破壞了文物考古類新聞應該遵循的客觀真實原則，使考古行業陷入了想象――散布――澄清――再想象――再散布――再澄清的怪圈；最后，大眾媒體的炒作行為使公眾對考古工作的流程和性質產生了偏見甚至是誤解，而這種偏見和誤解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會讓原本嚴肅科學的考古工作在一次次的炒作中喪失其應有的歷史厚重感。

（二）“標題黨”現象出現在考古領域的原因

首先是媒體自身的局限性。許多媒體為了追逐經濟效益，不斷在社會、經濟、文化、體育等領域開辟戰場，上演一出又一出的眼球爭奪戰。追求經濟效益無可厚非，但媒體之間往往為此產生過度競爭，間接造就了大量不科學、不真實的報道，這就阻礙了文物考古類新聞的正常傳播。同時還應當指出的是，部分媒體為了迎合公眾需求，試圖使新聞娛樂化、暴力化和獵奇化，從而提高新聞點擊率。事實上，考古發掘出土的所謂值錢的金銀珠寶并不是衡量考古價值大小的標準，但是部分媒體為了迎合公眾對奇珍異寶的關注，不惜捏造失真的考古報道以增加賣點，這在客觀上助長了公眾的“挖寶”心態。

其次是考古行業本身的缺點和不足。一方面，大多數考古工作者對媒體行業都不太了解，甚至分不清宣傳與新聞的區別，他們認為記者會嚴格按照他們所說的內容來報道，而記者出于新聞撰寫的要求又往往無法與其達成一致。考古學中的一些專業術語和常識一般又不為媒體和公眾所了解，故而媒體的報道經常有失實的情況發生。另一方面，長時間從事學術研究的考古工作者往往沒有與媒體打交道的經驗，無法招架媒體的追逼和誘問，有時會發表一些并不完全確定的看法或觀點。

再次是公眾在媒體報道過程中的阻礙作用。公眾的尋寶心理和獵奇情結往往使其無法正視媒體的不良報道，對一些明顯帶有“獵奇性”的不真實考古新聞依然趨之若鶩。加之公眾缺乏考古、文物方面的常識，往往無法判讀考古新聞的真實性與否，常常忽視考古發現最重要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一定程度上為 “標題黨”現象的風行充當了“幫兇”。

鑒于“標題黨”現象已經較為嚴重影響了考古發掘的客觀報道，阻礙了文物考古類新聞的正常傳播，因此，作為考古工作者，不應該固步自封、事不關己，而必須勇敢地走出去，爭得考古發掘報道的對外話語權。通過與媒體合作，摒棄前嫌，與之共同進行有“原則”的報道。

二、考古學與大眾媒體的合作

文物考古類新聞中的“標題黨”現象，反映了考古學與大眾媒體在探索合作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與摩擦，盡管二者的合作并沒有想象中的順利，但這樣的合作依然是考古學及社會發展需要的必然趨勢，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考古學與大眾媒體的共性來看，二者很多方面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價值取向，這是其合作的前提和保證。考古學及考古工作都遵循客觀真實的原則，而大眾媒體的基本準則也是追求客觀和真實。考古學與大眾媒體都具有認識作用，可以使公眾獲得有關社會、歷史、文化、自然科學等方面的知識。另外，二者共有的教育作用也不可忽視，考古工作的成果可以使公眾更接近歷史的真實，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而大眾媒體的報道也以引導公眾樹立積極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為目標。

第二，對于大眾媒體來說，文物考古類新聞具有極高的新聞價值和積極的社會意義。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發展，公眾對于考古發現的關注度逐漸增強，其他學科也試圖從考古發現中找到新材料，文物考古類新聞越來越受到公眾的喜愛，其新聞價值也在不斷的提升。而且，文物考古類新聞向公眾傳播了考古學的常識，促進了文物保護觀念的形成，有利于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

第三，考古學與大眾媒體的合作，對于媒體、政府和學術界可以帶來多贏的結果。新媒體形式的出現為考古工作和考古傳播帶來更多的便利，除了傳統印刷媒體和廣播媒體外，數字媒體的發展為考古學的傳播和發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對于大眾媒體來說，與考古學合作可以創造更多的新聞價值和經濟價值，媒體的影響力也更加廣闊；對于地區政府來說，考古新發現一旦通過媒體報道出去，將會受到當地廣泛關注，為其旅游業和周邊相關產業的發展帶來更多的商機，從而提升當地的經濟效益和社會影響，同時其文化影響也不可同日而語；對于學術界而言，考古發掘成果帶來的新材料有助于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提升研究水平，給其他學科帶來新的啟迪和思考。

三、如何應對考古學與大眾媒體的合作

考古學與大眾媒體合作的趨勢是必然的，我們要注意二者在探索合作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及時予以解決。

從大眾媒體角度來說，面對文物考古類新聞的報道，應該秉持真實性、客觀性、科學性和嚴謹性，遵循考古專業和考古新聞的特點，不追逼、不誘問，充分尊重考古工作者的專業成果。此外，大眾媒體還應該保證其報道的考古新聞在來源上足夠權威，在主題上不能偏離考古學的范疇，在立場上保持客觀中立，在傾向上保持學術性和娛樂性的有機契合。大眾媒體要在文物考古類新聞中所謂的“熱點”面前，保持冷靜，審慎對待，給學術之爭以充分的空間和時間。一些重大的考古發現往往需要經過沉淀和深入的考證研究之后，才可能得出科學的結論。因此，從發掘到研究，再到形成新的歷史判斷的過程往往比較長，媒體要做到善始善終，不能虎頭蛇尾，對考古發掘和研究要持續跟進、追蹤報道，耐心地等待考古成果的刊布。

從考古學界來說，考古工作者應該恪守學術理性，保持獨立精神，學會維護自己的學術尊嚴，拒絕浮躁，拒絕炒作，其研究成果應當先刊布于相關的學術刊物，而不是讓媒體進行輿論炒作。考古行業要變被動為主動，改變以前被動報道的局面，主動選擇能夠吸引媒體和公眾的考古信息，積極聯系媒體，并通過協助媒體來提升考古新聞的真實性和準確性。

總之，我們應當通過努力，增進考古學界和媒體界的交流機制，加強雙方之間信息和人員的互動，特別是專業公眾考古傳媒人才的培養，并且以這些人才為核心，促進考古學與媒體的順利合作，使考古新聞不再被“標題黨”現象困擾。

四、結語

“標題黨”現象出現在文物考古類新聞中，并非偶然，而是與當今社會的整體發展息息相關。面對這種現象，作為考古從業者，不應該置之不理，而是應該據理力爭，奪得文物考古類新聞對外傳播的主動權。具體來說，就是明確考古學與大眾媒體之間的共性與個性，找到二者合作共贏的最佳模式，既可以憑借文物考古類新聞的探索性、神秘性和科學性為社會公眾的文化生活增添活力，又可以利用大眾媒體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及時性和大眾性為公眾考古的科學發展增添動力。總之，考古學與大眾媒體之間雖然有著與生俱來的矛盾，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利用它們的共性來促進考古學的發展。

[注 釋]

崔建莉：《曹操墓事件新聞報道的個案研究》，西北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第20頁。

張郁：《“彭公大墓”：一起波及全國的新聞炒作》，《新聞記者》，2000年第12期，第51頁。

考古探索發現范文2

在古稱弘州的陽原大地上，古人類、古動物化石和各種石器、石片、石核等文物隨處可見，俯首可撿。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里是展示古人類活動的“天然博物館”。

中華世紀壇，中國人獻給全世界和21世紀的禮物。在這座具有紀念性標志建筑的中部，270米長的青銅甬道從南至北鐫刻著距今300萬年前人類出現到今天的時間紀年，并用凝練的文字記述了中華民族從孕育到啟蒙、成長、發展的歷史過程。

這里，每天都有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瀏覽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

在這里，“河北陽原小長梁”作為古人類活動最北端的見證和中華大地古人類早期發祥地之一，赫然銘刻在青銅甬道的第一個臺階。

其實，小長梁只是泥河灣盆地眾多早期人類文化遺存之一。

泥河灣，位于桑干河畔，是河北省陽原縣境內一個僅有幾十戶人家的小山村。數十年來，以后命名的泥河灣盆地、泥河灣地層、泥河灣遺址群等早已超過了這個自然村的概念，成為蠻聲中外的地質、古生物和古人類研究的圣地。近年來，由于一系列的重大考古發現，泥河灣又逐漸走出考古界和地質界，受到越來越多的人們關注，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

早在20世紀20年代，泥河灣高聳的雄壯地層露頭和美麗的神話傳說，就吸引了一批西方傳教士和學者的關注，巴爾博只是其中的一位。

1924年，巴爾博在泥河灣一帶進行地質調查，他把分布于泥河灣一帶露出的灰白灰黃的河湖沉積物命名為“泥河灣層”，而“泥河灣層”所處的年代正是現代人類祖先――猿人出現的年代。

1927年，巴爾博、桑志華和德日進對泥河灣層作了分層記述，并報道了泥河灣層中發現有脊椎動物種類。泥河灣地層的發現，就為人們追尋人類早期活動的蹤跡提供了光明前景。

1935年，法國考古學家步日耶根據泥河灣村東北地帶采集到的似乎有人工痕跡的石塊和動物標本，推測泥河灣一帶可能有過古人類生存，這個推測猶如探石在科學的湖面上激起了微妙的水波，沖擊著勇于探索者奮發的心弦，指引著探索者奮進的征程。

1948年，第十八屆國際地質會議中，我國著名教授楊鐘健正式向會議提出泥河灣，并將泥河灣列為上新統最上部。

1954年，在紀念北京人發現25周年的大會上，正式把相當于歐洲維拉弗朗期的泥河灣層改為早更新世。

1972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蓋培和衛奇兩位專家在桑干河中游地段發現了虎頭梁遺址。在這里，發掘出了楔狀石核和尖狀器為主的石器，和古人使用過的灶炕、木炭粒、燒骨、燒過的鴕鳥蛋皮等，特別是映入眼簾的遍布溝壑丘陵的湖底藻類化石，更是令人愛不釋手。

1974年，著名學者賈蘭坡和衛奇在泥河灣村西約70千米的地方發現了許家窯至侯家窯遺址。經過幾次發掘，從中發現珍貴的古人類化石17件、舊石器時代文化遺物2萬件及眾多的骨角器，并出土了大量的哺乳動物化石。其中，石器里面僅石球就有1079件，從一個遺址中竟發掘出這么多石球，在世界上絕無僅有。

經研究確認，這里的人類化石屬于舊石器時代中期，距今約10萬年，這一發現讓考古學家們倍受鼓舞。

泥河灣盆地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考古發現是在1978年。

這一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湯英俊、尤玉柱和李毅，在桑干河南發掘了與泥河灣村遙遙相對的小長梁遺址。

早在300萬年前，這里曾是泥河灣古湖的湖底。至此，小長梁成為東南亞北部確知的最早的人類遺址群，距今有136萬年，屬于舊石器時代的早期。小長梁年代的科學確認，使得“在100萬年前亞洲沒有人類文明”的論斷不攻自破。

1992年，在相當于小長梁遺址文化層下部20米的地層中，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長、考古地質專家謝飛和他的同事發現了另一個舊石器遺址――馬圈溝遺址。

2001年10月，考古工作者對馬圈溝底部遺址進行了發掘，再一次引起了國內外的轟動。

通過對泥河灣馬圈溝遺址第三文化層的發掘，其發現石核、石片、石錘、刮削器等石制品及腐蝕程度較低的象類、犀類、鹿類等動物骨骼化石800多件，這在目前全世界的舊石器考古發掘中是極為罕見的。

泥河灣是大自然留給人類的文化瑰寶，是我們研究探索遠古人類的一把鑰匙。

在古稱弘州的陽原大地上，古人類、古動物化石和各種石器、石片、石核等文物隨處可見，俯首可撿。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里是展示古人類活動的“天然博物館”。

一個世紀以來，這里已出土古人類化石、動物化石和各種石器、石制品上萬件。

這些遠古祖先留下的遺物如同一部史書，幾乎記錄著人類歷史早期的全部事件，是中國乃至亞洲從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的明證。

泥河灣是本土的、民族的；更是人類的、世界的。她是世界人類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無疑是世界級人類文化的寶庫。

泥河灣以含蓄而神秘的魅力而為越來越多的人們所神往。

據不完全統計，從1990年泥河灣被國務院批準成為第一個中外合作考古項目以來，共接待了美國、日本、韓國、俄羅斯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00多名專家學者，我國的一些知名考古專家楊仲健、裴文中、賈蘭坡、衛奇等更是經常涉足，謝飛則在泥河灣一扎就是20多年。

中央電視臺、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國內各大媒體紛紛聚焦泥河灣，向全世界傳遞著泥河灣的每一次振奮人心考古發現。

國際學術界也在關注著泥河灣，英國《自然》雜志、美國《科學》雜志相繼，英國BBC廣播電臺、美國國家地理雜志、巴西費加羅報等對泥河灣進行了報道。

人類、生命、地球和宇宙的起源是人類面臨的四大問題。陽原泥河灣盆地考古的重大發現，不僅讓考古、輿論界工作者振奮，也讓公眾中形成了一股泥河灣熱，更引起了省領導的關注。

考古探索發現范文3

――王巍

在當今的中國，財富毫無疑問是一個關鍵詞。事實上，我們在關注金融、關注經濟、關注房產等等這些物質財富的同時，卻似乎總是忽略了關注精神與文化財富。如果要說中國作為一個國家來說，最大的財富是什么，毫無疑問，是它幾千年來的歷史與文化。但是對于我們所擁有的國家財富，在今天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質疑，大到質疑中華文明是否真有五千年的歷史，質疑我們已知的歷史真否正確，小到質疑曹操墓是真的還是偽造。所有的疑問其實都來自于人類自身永恒的探索：我們從哪里來，應該到哪里去?似乎歷史在告誡我們，不了解過去，就不能夠正確的發展未來，不知從何而來，便不知要去何處。而王巍和他的同事們就在致力于探索出這一疑問的答案。

王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所長。作為中國最權威的考古機構的負責人。也是目前中國考古界學術造詣最高的專家之一，是中國考古學界的領軍人物。王巍的事業中有太多需要完成的命題，但是他似乎從來沒有后悔過把考古作為他的終身事業，盡管在他三十多年前決定投身于這個事業的時候，考古還是一個極不受重視的冷門專業了。視線外的30年

王巍是“”結束后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在34年前，考古還是一個并不為大眾所熟知的專業，冷門到了何種程度，王巍經常苦笑著提起關于一張發票的故事。

1979年春王巍在大學二年級在張家口的考古發掘實習中，到鎮里的一個小商店購買考古發掘所需的手套等勞保用品。東西買完后售貨員把購物發票遞給王巍的時候，他真是哭笑不得：發票抬頭上的單位名稱儼然寫著三個字：“考骨隊”。

尷尬的經歷不止于此。他們在進行考古調查工作中，常常被老鄉們誤認為是“挖墳掘墓”的。親朋好友們也不是很理解：為什么非要選這么一個費力不討好的專業?然而縱使在那個時期，王巍也從來沒有想過要改行。他始終堅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著很有意義的。經過三十年的考古生涯，現在王巍深有體會地說，“考古不只是研究古物，也不僅僅是研究歷史，更是在與我們祖先對話，從考古發現的遺跡和遺物體會我們祖先的行為、意識、智慧，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喜怒哀樂。當一件件精美的文物由他親手發掘出來，當一個個遺址被他和同伴們發現，其中產生的心靈的震撼和民族的自豪感。是旁人難以體會的。”他感到。考古學家是在探索、發現和守護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

1982年初，王巍以學習成績優異而被分配到國家級的考古研究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位于北京房山琉璃河的西周燕國都城和墓地從事考古發掘，一干就是五年。

東瀛研修　普及意識扎根心中

1987年，王巍被公派前往日本的考古機構研修。在日本的留學生涯中，王巍才第一次感受到了在發達國家，考古是多么受到公眾的關注，考古學家是多么受尊敬，也是從那個時候起，這個一心鉆研學術研究的學者，第一次體會到了輿論與傳媒的重要性。這使得他在后來擔任考古研究所的領導工作中，不僅關注學術研究，同時也關注到了考古知識的普及等問題。他不僅親自擔任《考古》雜志主編，還創立了公眾考古中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再重大考古發現，如果只有考古界的人了解，頂多也就是幾千人，其意義終究是有限的。如果讓全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了解，那就是幾億十幾億乃至幾十億人，那會產生多么巨大的影響啊!這對于考古學的發展和實現考古學對當代社會的貢獻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考古對陣盜墓

近年來，隨著古董收藏熱度日益升高和《盜墓筆記》、《鬼吹燈》等一系列盜墓小說的瘋狂流行，刮起了一股瘋狂的“盜墓風”，甚至有很多人是從關注盜墓題材的小說開始，才關注起了默默無聞數十年的考古。公眾對于“盜墓”的道德模糊度幾乎達到了空前的程度。王巍提及這一點，很是痛心疾首。

“在考古界，出土多少文物，文物是否精美，這些其實并不是最重要的。發現的學術價值，也就是反映當時人們的文化、習俗、喪葬習慣等等歷史信息量才是我們最重視的。有的時候與一件文物本身所包含的信息相比，它在墓葬里是擺放在什么地方，是被和什么其他文物放在一起，反映了什么喪葬觀念和習俗等信息更為重要。”王巍說，“盜墓賊們利欲熏心，他們采用的都是窮兇極惡的掠奪方式，經他們擄掠過的陵墓，大量歷史文化遺跡被摧毀，被破壞。縱使經盜竊的文物最后被國家收繳，那些重要的歷史文化線索也都被毀掉了。因此，盜墓賊是考古工作者的天敵，是民族的罪人!希望全社會都來聲討盜墓賊，使其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作為國內考古學界的領軍人物，王巍參與過北京郊區琉璃河西周燕國都城和墓地的發掘，主持了河南偃師商城宮城的發掘、陜西周原西周宮殿基址和殷墟商代晚期居住址和墓地的發掘等重大考古項目。提及《盜墓筆記》和《鬼吹燈》之類小說里的情節，這位權威考古專家是哭笑不得。出于職業敏感，在這類小說的熱銷時期，他也翻過，想看看究竟是怎樣的小說能掀起這么大一股“盜墓小說熱”。看了幾頁就看不下去了。令他更為扼腕的是：如此僅憑“豐富想象力”的小說竟然被大眾追捧至此，這或許也是國內考古工作者們的悲哀吧。

曹操墓之疑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正式向社會了發現曹操墓的消息。

然而令王巍意想不到的是，消息后，引起了一片質疑之聲。關于曹操墓的真假爭議一時問成為了街談巷議最熱門的話題。王巍一方面是高興的：這似乎是公眾第一次對考古產生了如此大的關注和熱情；但是更多的是不解：大量考古學家幾乎異口同聲認定的曹操墓，卻受到了無數社會大眾和考古和歷史專業以外的“專家”如此強烈的質疑。“外行”質疑專家，這在過去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如此巨大的社會關注使得王巍在一年里接受了無數次媒體的專訪。針對社會上對學者參與造假的說法，王巍說，學術界確實存在學風不正的情況，確有所謂“專家”弄虛作假，剽竊抄襲。但是，那是極個別的人，絕大部分科學家是好的，是秉承嚴謹務實，實事求是的精神，在各自的領域中潛心研究，孜孜以求的。不能因為學術界存在某些學術不端的行為，就將整個學術界都看的一團漆黑。就像不能因為某一區域某種傳染病流行，就將該地區所有的人都看成是患者一樣。

文物與收藏

“亂世黃金，盛世古董”，現在，古董交易中涉及的數額已經越來越巨大，各種類似“藏寶”等的電視節目也在熱播。作為中國最權威的考古專家，王巍也無奈的被拉進了這場“收藏熱”中。不但無數節目邀請他去擔任“鑒寶”嘉賓，也有無數人通過各種渠道，帶著自己收藏的寶貝不遠千里來求王巍給“掌掌眼”。節目邀請王巍從來都是拒絕，在他看來，考古的意義遠遠不是發掘文物而已，是在追尋古代文明與文化留給今天的意義。

考古探索發現范文4

[關鍵詞]文物；考古；發現；研究

前言

通俗來講，文物即古代社會生活留下來的物品，考古即把古代社會生活留下來的物品挖掘出來進行研究，對文物的研究可以使我們更加了解我國過去五千年的輝煌文化。文物考古既讓我們了解過去，也促使我們展望未來。

1.文物考古研究類別

1.1文物來源地研究

在考古學界來說，研究文物來源地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在我國文物考古過程中，每當發現文物，首先都要研究其出處，因為文物的來源地可以反映許多信息，而且有助于研究員的研究工作。在考古發現文物后，研究人員需要對文物進行測定分析，通過文物材料、做工、文字等信息，提取出它的來源信息，并結合考古學和文物來源地背景，對古代文物的生產與傳播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從而對文物反映的文化有初步的了解。比如考古發現的一大奇觀：位于西安市臨潼區的秦兵馬俑，通過研究兵馬俑的產生地，可以結合歷史背景，了解當時皇家墓葬的習俗。

1.2古人類食譜研究

古人類食譜研究同樣是文物考古的一個重點研內容，通過對其食譜研究，可以了解當時人類文明的發展程度。對古人類食譜的研究可以采用化學方法，一般使用文物的骨骼和牙齒進行化學分析，利用同位素標記法進行追蹤，比如C、N元素，同時，也可以利用Ca等微量元素進行化學分析。通過對骨骼或是牙齒的化學分析，就可以得知古人的食譜結構，了解食譜中動物和植物所占的比例，甚至可以得知古人是以陸生動物還是海生動物為主。了解這些信息后，便可結合古人生活的歷史背景，研究其獲取食物的方法，分析出古人采集、狩獵、捕魚等社會活動發展程度。

1.3古DNA研究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古DNA研究也成為了可能。對于古DNA的研究材料和古人類食譜一樣，都是古人類的骨骼和牙齒，偶爾也會涉及到一些古代動植物遺骸。DNA是人類內在的身份信息表，通過對DNA序列的分析，考古學家可以了解都許多信息。另外，對于同時發現的多個文物遺體，使用DNA研究方法，可以了解文物遺體之間的親緣關系，構建出家族結構，從而對古人類生活有一個初步的構想。將不同地域文物遺體的DNA序列進行對比分析，還可以了解不同種族之間的差別與聯系，甚至可以研究分析出不同種族之間的文化交流。

2.現階段我國文物考古研究方向

2.1動物考古發現與研究

現階段我國文物考古最為廣泛的是對古代動物遺存的研究，這些動物一般是人工馴養或是被人類捕獵的野生動物，通過動物考古的研究，我們可以明確舊石器時代的存在和編年。現階段的動物考古已經明確石器時代出土的動物遺骸全是野生動物。對于古代動物的研究一般包括動物頭部骨骼形態特征、足部形態特征等，通過這些研究可以了解古代動物腦部發育情況與爬行運動情況，也可以了解當時動物生存的自然環境，了解幾千年前地域氣候狀況，同時可以將其與現代動物進行對比，分析出動物種群的進化與滅絕，對恐龍化石的研究就是最好的證明。對動物群的特征、組合與更替的研究對于古文化遺址相對年代的探究有重要的輔助作用。

2.2植物考古發現與研究

人類的生存離不開植物，植物的生命活動與人類的生命活動息息相關，也就是說，對古植物的研究也能夠幫助我們了解過去人類的社會特征。古植物既包括人類有意識種植的農作物、植被，也包括野生植物，通過對人類有意識種植的植物研究可以使我們了解當時社會的農業發展文明，通過對野生植物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植物進化史。總之，無論研究何類植物，都與人類的關系都十分密切。現階段，我國通過對古植物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我們了解到許多滅絕的植物，也因此推斷出氣候演變過程與人類生活遷移路線，對古人類的生存能力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2.3冶金考古發現與研究

除了動物與植物，金屬是探究古帶文化發展的重要文物。金屬是古代富貴的象征，從夏商周開始，中國便進入冶金時代，一個國家一旦掌握了冶金技術也就建立了成為霸主的基礎。冶金考古主要是以古人類在從選礦、采礦到金屬冶煉、器物制作、使用的全過程中遺留下來的文物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冶金材料、金屬純度、成品工藝等方面的研究，了解古代社會的科技文明發展程度。現階段，我國對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都已經有一定的研究與發現，顯示出古代人類輝煌的科技成果。

3.文物考古保護研究

文物對于古代人類社會的研究具有重大意義，是人類的價值遺產，保護我國歷史文化遺產十分必要。化學試劑一定程度上會對文物造成傷害，但是也會對文物起到保護作用，比如苯三氮唑（BTA）是銅及銅合金優良的緩蝕劑能夠有效防止銅器腐蝕。許多漆木文物存放時會吸收水分，極易造成文物的干縮、變形等，所以在進行文物保護工作時必須定期對漆木文物進行脫水定形，必要時要在文物表面涂加油膜。另外，明礬也是保護漆木文物的最佳選擇，在應用時首先將飽含水分的漆木文物在濃的明礬溶液中煮沸數小時，使明礬分子充分滲透到漆木文物中，然后趁熱拿出，使其自然干燥冷卻，此時明礬溶解度減小凝結在木質內部，多余的水分也就隨之排出，同時文物也可以得到加固。

結語

文物是我國幾千年文化的縮影，反映著整個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點點滴滴，體現著人類文明演變歷程。如今，我們探索古代文物，是對人類歷史文明的敬仰與遵從，有利于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使我們擁有更高的價值觀念。現階段的文物考古發現與研究已經獲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時也對文物遺產造成了一定的傷害，因此，考古工作還需要不斷改進，我們既要揭開歷史的面紗，也要保護歷史的魅力。

參考文獻：

[1]吳宏.提升文物考古工作的突破口[J].山西青年.2013（18）.

考古探索發現范文5

很多人認為考古就是挖墓，盜墓者是偷著挖的，考古者是國家組織挖的。對于大眾百姓而言，發現幾座大墓，出土多少文物，不過是個茶余飯后的談資，考古有何意義？考古人員表示經常會陷入此類問題的質問中，考古不會產生GDP，不會帶來直接經濟收入，但它潛移默化的文化滲透是不可估量的。

“考古有時候會變得很枯燥”

考古是不是很刺激？當記者把問題拋給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石俊會時，他不易覺察地苦笑了一下，思忖了一陣才說：“當考古變成程序性的事情后，可能枯燥會更多一點吧。有些人對某個時代的東西感興趣，所以不管是完整的文物還是破碎的文物，都可以令他很興奮。”他自己關注的是漢唐時期的文物考古研究，盡管廣東省境內已經發掘了不少漢代墓室，前輩們積累了豐富的考古經驗，但是每次挖掘仍然很新鮮。“考古具有很大的不可預見性，一座墓葬即使跟史料記載相符，但也存在著很大的變數。”石俊會說，他自己就曾碰到過這種情況，有一次發現了墓葬群，按照現有資料墓葬屬于唐代，但實際上卻是南朝時期的。

哪件文物讓你印象最深？聽到這個問題，易西兵笑了起來，他說很多人都這么問，雖然，別的地方可能出土過很完整的古代尸骸、更精美的玉器等類同的東西，但每一件文物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每次有人問我出土的文物‘哪個最貴，哪個罕見，哪個是第一次見’時，我都會說每一次出土的遺物和每一個遺址，哪怕是一個水井、灰坑，一座房子，都是全球首映。”

所以，考古總有“意外”的驚喜發生。廣州地處嶺南，酸性土壤加上高溫多雨的氣候環境，幾乎沒有骨骸能夠很好地保存下來。2011年西灣路出土了一個較完整的宋代女尸，這讓易西兵他們很興奮，“我們覺得太幸運了，推測能留下來的原因可能是骨架下鋪了一層木炭，起到了防潮的作用；另外一個原因可能就是地勢高，地下水浸泡的時間短。”目前，這具宋代女尸打了石膏，被很好地保存起來，留待日后進一步研究其身份、年紀等信息。

跨越時空與祖先對話

除了很多人不理解考古外，“基建工程與考古矛盾也比較大，很多建設單位不明白，不知道，或者說他不愿意知道，文物要進行考古。”易西兵略感無奈地說。

采訪中，石俊會同樣提到了這個話題，2013年6月，廣州蘿崗就曾發生過建設單位蓄意摧毀古墓事件，現場5座古墓一夜之間被鉤機摧毀。“最后只是賠錢了事，按照法律規定損壞文物最高罰款90萬元，很多施工單位寧愿選擇賠錢，也不愿意耽誤工期。”石俊會說，但也有的建設單位，懂得文物保護的重要性，“曾經在一個工地上發現了文物的痕跡，有一位老總懂得這些東西珍貴，撥了幾十萬元專款給我們作經費，我們覺得很感動。”

面對大眾的不理解、不了解，何斌表示，考古正在試圖拉近與公眾的距離，目前國家正在推廣公共文化服務，其中就包括考古，“普通大眾可以親臨現場，了解考古的過程，看專業人員如何往下挖掘，如何判斷文化層等。此外，我們還開設了科技考古研究基地，為日后的公共考古做準備。”

“考古發現都是零散的碎片，本身不完整，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這些碎片綴合起來，慢慢地剝離出一些古代人的信息。”易西兵說，“文物雖然是冰冷的，但卻是會說話的，結合周邊的環境，我們能推測出它背后的很多故事。文物能讓我們跨越時空，與它所處的時代，與祖先對話。我相信，考古為廣州帶來的潛移默化的效果，遠遠大于所耽誤的工期。”

尋找祖先的社會發展規律

“很多人都問我考古有什么意義？這個問題我也一直在思索，很多年前讀過一本書，德國人西拉姆寫的《神?墳墓?學者》，很認同里面的一句話，‘我們需要了解過去的5000年，以便掌握未來的100年。’我的理解是，考古實際上我們是在追尋祖先的足跡，找尋祖先社會發展規律，為我們預見未來的走向，提供一些依據和線索。”易西兵說，“這聽上去很像一個哲學命題，但很值得深思。”

“通俗來講，可以把廣州比作一個耄耋老人，回顧往昔歲月，最大的心愿，可能就是把自己這一生的經歷進行還原，10歲時、20歲時、40歲時、60歲時都是什么樣子的，把這些成長的歷程探索清楚，告訴現代人自己是怎樣一步步成長起來的。”易西兵接著說，“考古很難提供經濟效益，產生不了GDP。但是考古發現對公眾，對土生土長的廣州人或移居廣州的人，或者匆匆過客，提供了一種文化上的涵養。去博物館參觀，甚至街邊的一個宣傳片，就能讓人感知廣州歷史文化古城的氛圍，能夠產生一種潛移默化的宣傳效果，這樣的社會效應會默默地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中。”

如何發掘一座墓葬？

古代墓葬很講究選址，往往會選擇離水不遠的地方，但又不會有水患危險，比如東邊的梅花村、龜崗，東北方向的黃花崗、太和崗、沙河頂，西北方向的梓元崗、桂花崗等。考古，首先要做田野調查和勘探，發現墓葬后，進場作業，就在平地上挖坑，坑的大小與墓主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相關。

不砌磚的墓葬，木頭做的棺材放進去幾年就會腐爛，上面紅黃色的山崗土塌下來，形成填土。等到考古人員發掘的時候，填土的顏色、質地、疏松程度等與周圍的土都不一樣，根據這個判斷墓的大小。接著，拍照、錄像、繪圖，再一層層去清理土，預判深有多少米，先請工人用大一點的鋤頭挖，等到一有變化，就用小一點的工具，比如手鏟、小鋤頭，接著用毛刷、竹簽等小工具把隨葬器物取出來，再拍照、錄像、繪圖。隨葬器物取回倉庫，編號、登記，進行下一步整理研究。

廣州墓葬十有九空

考古探索發現范文6

2003年3月17日，山東大學、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濟南市考古研究所及歷城博物館組成大辛莊遺址考古隊，再次對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取得了驚人的收獲：大辛莊遺址出土商代甲骨文!這是河南安陽殷墟小屯村之后的又一重大發現。

從美國哈佛大學歸來的山東大學博士生導師方輝教授帶領他的學生們，剛發掘到距地表42厘米時，呈現出一個“活動面”，土層下露出一個顏色與土層近似的甲片，拂掉甲片上的泥土，竟發現甲片正面有利器雕刻過的痕跡。3月20日，就在發現甲片探方2米之外的地方，距地面45厘米處，又發現一個“活動面”，考古人員小心翼翼地在“活動面”下3厘米的深度處，又發現一個甲片。除去泥土，清晰的文字雕刻在甲片的正面。方教授一陣驚喜：我們發現了甲骨文!驚人的發現振奮著整個考古隊，到3月25日為止，一片幾乎完整的龜腹甲出土，其清晰的卜辭達25個字。經方教授精心辨析后認定，這25個字的內容，是記述對某位“母”進行祭祀的占卜，即要不要對“母”進行祭祀，如果需要，采用什么方式祭祀，其中主要的兩個字是“御祀”，據專家推定：這位“母”肯定是一位出身高貴的望族，屬商代晚期，距今大約3200年。

甲骨文是我國有史以來最早的檔案，它的發現也頗具周折。清末，當時的藥鋪里有一味中藥叫“龍骨”，就是從地下挖掘出來的龜腹甲，又叫龜板。當時的“龍骨”分為兩種：一種甲面上光滑，另有少數甲面上刻有人皆不識的古文。藥鋪只收不帶古文的龜甲，據稱藥性好。不少人挖到帶古文的龜板還特意將古文磨掉再賣給藥鋪，僅此不知有多少甲骨文被毀。1899年，北京清國子監祭酒王懿榮身患重疾，請太醫看病、抓藥，從藥中的“龍骨”上發現有類似文字的刻痕。王當時已是有名的金石學家，古人在“龍骨”上刻的是什么文字?文字的內容又是什么?一些金石方面的朋友甚至將拼湊完整的龜腹甲拿來與他探討，但都說不清楚。王懿榮決心弄個明白。他重金收購，出二兩銀子買一個字，一時間帶字的甲骨又成了寶貝。王懿榮用此法購得帶字的“龍骨”1300余片。為了購得更多的“龍骨”，王懿榮多方尋找“龍骨”產地，但藥鋪老板為了賺錢，指東說西，將真正的產地深藏不露。直到1908年，時任學部參事的羅振玉才探得甲骨真正的出土地在河南安陽殷墟小屯村。由于帶文字的甲骨可以賣大價錢，不帶字的可入藥，一時間小屯村盜挖甲骨之勢漸成風潮。

1928年，董作賓受前中央研究院院長之托，首次對殷墟小屯村進行科學挖掘，以搶救遭受破壞的甲骨文。到1937年爆發為止，共發掘15次，出土甲骨24918片。羅振玉、董作賓、王國維、王襄、郭沫若等人著書立說，從不同的側面對甲骨檔案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方輝教授在濟南大辛莊發現甲骨文的消息震驚了北京“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專家李學勤。4月7日，26位專家云集大辛莊遺址，參加考古發現研討會。專家們一致認為：整個龜腹甲無論是甲骨修整，鑿鉆形態，還是字型、文法，都與安陽殷墟之卜辭屬同一系統。自19世紀末發現殷墟甲骨文后，過了104年，濟南的大辛莊第二次發現甲骨文卜辭，這無疑是考古界的重大事件。

專家們普遍認為：從歷年來發掘出土的青銅器、玉器、骨器和甲骨等文物判斷，大辛莊遺址是一處集居住、手工業作坊、禮儀中心和墓地于一體的商代遺址。除河南殷墟之外，大辛莊是惟一發現這種商代甲骨文的地方。祭祀和占卜不會僅有一次，甲骨文的發掘將充滿希望。另外，王侯貴族占卜才用卜辭，甲骨卜辭的發現，證明大辛莊遺址在商代已不是普通區域，已屬商王朝在東方的一處中心聚居地，應為一處方國都邑。因此，大辛莊遺址在商代考古研究中，特別是在東方地區考古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對探索商王朝的政治制度以及社會變遷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