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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的意義范文1

關鍵詞：相對年代，絕對年代，參照點

中圖分類號：K85;N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578(2011)01-0039-04

On the Relative Chronology and Absolute Chronology of Archeology

ZHAI Shengli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relative chronology and absolute chronology is not the precision of time but the reference points. The reference point of absolute chronology may be a time point or time zone which is specifically known; however, the reference point of relative chronology must be a time point or time zone which is not known by now.

Keywords: relative chronology，absolute chronology， reference points

考古學是一門關于時間的科學。在整理考古發掘資料時，最基本的環節就是對考古遺物和遺跡的年代加以判定，這就是考古年代學。年代學的研究涉及一對基本概念：“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對于這對看似簡單的概念，學者在理解和使用的過程中卻多有分歧。筆者不揣簡陋，嘗試厘清二者之間的關系。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 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基本含義

對于“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基本含義，學術界還沒有形成整齊劃一的定義。學者們對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爭議，多體現在適用范圍與精確度方面，主要觀點大致分為以下幾種。

一些學者將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研究限制在考古學范疇之內，他們認為相對年代是考古學研究的一項特定內容。有學者認為[1]：相對年代是指各種遺跡和遺物在時間上的先后關系，絕對年代是指遺物和遺跡形成時距今的具體年代。這也是多數考古學家的觀點。

考古學上，人類的歷史遺存按形制分類，形制相近或相同的遺存歸為一類，以某一方面的特征為標準來確定它們的標準型式。然后按照型式差異程度的遞增或遞減序列，排出一個“系列”，這個“系列”便代表該類遺存在時間上的演變過程。各遺存在這個系列中的位置，就表明了它們的相對年代。“相對年代”的研究就是通過考察多個考古遺存在演變系列中的位置，來判定其相對早晚關系。

另一些學者則將相對年代的研究推廣至歷史學范疇。《辭海》認為：“在歷史上可以確定的具體年代，稱為絕對年代。不能確定具體年代而僅能比較和推定先后時序者，稱為相對年代。”[2]持此觀點的學者不再限定相對年代的研究對象，他們認為考古學與歷史學都是關于時間的科學。無論對于考古遺存還是歷史人物、事件，如果只能比較先后序列而不能確定具體的年代，都可以稱為相對年代。

劉華夏先生認為：“絕對年代是以現今或與現今距離可知的定點為起點，用公認的時間單位（如一年、一世紀等）計算的年代。相對年代則不同，其既無起點，亦非用時間單位來計算，僅僅指甲早于乙而已。”[3]劉先生對絕對年代的界定是比較中肯的，但其關于相對年代的看法卻存在問題。遺存之間既然有早晚關系，那么至少是互為時間起點的。

也有學者從時間軸方面對相對年代和絕對年代作出定義。曹書杰先生認為：“絕對年代是將歷史事件置于時間軸上（例如公元前1975年）或時間區內（例如12 000~10 000年）的紀年法，年代可以直接測定并用阿拉伯數字表示。所謂相對年代紀年法，就是把一段時間、事件或對象安插到已經確定好的時序之內的紀年法。”[4]這種說法較為形象，但其對于相對年代的界定卻較為模糊。

以上幾種觀點都有合理之處，然而又都存在不足。筆者認為二者的概念可以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形式。從狹義方面：相對年代是指一系列考古遺物和遺跡的相對早晚關系；絕對年代是指某一個或某一系列考古遺物和遺跡距今的年代數據。從廣義方面：相對年代是指歷史上的人物、事件或者遺存之間的相對早晚關系；絕對年代是指歷史上的人物、事件或者遺存之間距今的年代數據。

二 兩者之間的關系

在相關論述中，不少學者都曾涉及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關系問題。學者們多將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區別理解為時間精確度的差異。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有不妥之處。

1.二者的命名與時間精確度無關

為了說明絕對年代和相對年代的聯系和區別，有學者曾經提出“具體年代”“精確年代”等概念。有人認為絕對年代就是具體年代，相對年代就是大致年代。曹書杰先生將歷史年代分為絕對年代、具體年代、概括年代、穩定年代、約定年代等幾種類型。他認為絕對年代是指那些已精確到某一具體年份的月和日的時間結論，而且是確定不疑的，也可稱為精確年代[5]。

馬承源先生提出青銅器絕對年代和相對年代的區別在于時間幅度的不同。馬先生認為：“絕對年代是青銅器鑄造的年代，或非常接近于鑄造的年代。相對年代是指用一定的時間幅度彼此對比而借以決定的期限。”[6]馬先生所謂的絕對年代是指青銅器鑄作于某一時間點，而相對年代則是指對比研究以后所能確定的時間段或時間區。二者精確度有所區別。

林先生曾說：“考古發掘中的層位，只能用以判斷遺物的相對早晚關系，對遺物的具體年代則只能提供大致的估計。”所謂“相對早晚關系”無疑是指相對年代，那么“具體年代”應該是指遺物的絕對年代[7]。彭裕商先生則認為：“根據確切年代或其他有關內容的銘文資料和考古學地層關系，就可以知道某個型式的器物的絕對或大致的年代。”[8]此處的“絕對的年代”相當于確切年代，而“大致的年代”應該指相對年代。

以上專家所論雖不無道理，卻有不妥之處。例如：“高盧人攻占羅馬是在羊河戰役后19年，留克特拉戰役前16年，與斯巴達人批準同波斯國王簽定的安達爾西達斯和約同年。”這些年代是通過幾個重大歷史事件的相互對比系聯而得出的，顯然屬于相對年代，然而它們都是非常具體的數據。人類舊石器時代開始于三百萬年前，雖然三百萬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數據，但仍然屬于絕對年代。所以筆者認為絕對年代與相對年代的本質區別并不在于二者精確度的高低。

2.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所選參照點不同

相對年代之“相對”，在于必須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考古遺存或歷史事件相互比較才能得出其先后關系。而絕對年代之“絕對”應指某遺存或事件可以與今天的紀年系統產生關聯，進而能表明它與今天的時間距離。正如李雅書先生所論，人類歷史上最古老最直接的紀年方法只能是相對紀年：即把要記的事件同前后已知的著名事件聯系起來，用它們之間的距離來標明該事件發生的時間。例如：“特洛伊陷落后六十年，彼阿提亞人定住于現在的彼阿提亞。再過二十年，多利亞人和赫丘利的子孫們占領了伯羅奔尼撒半島。”[9]這里用著名的特洛伊戰爭為紀年起點，顯然是一種相對紀年。

中國古代歷史上，曾經使用的紀年方法主要有帝王紀年、干支紀年、年號紀年、大事紀年等幾種形式。帝王紀年以某一位帝王即位時間為起點，干支紀年以天干、地支組合為周期循環運轉計算，年號紀年以某一帝王的年號為紀年起點，而大事紀年則以過去某著名事件為起點計算年數。這些紀年起點都是主觀選擇的結果，先民們將后來的事件與主觀選擇的起點相聯系，所得即為相對年代。現在通行的西方公元紀年，以耶穌誕生為紀年起點，從科學上并無道理可言。其實公元紀年與其他紀年方式一樣也都屬于相對紀年，那么可以說，包括公元紀年在內的一切年代都可以被稱為相對年代。

另一方面，一切被使用的紀年在當時人看來肯定都屬于絕對紀年。因為被當時人選作參照點的事件或者時間在他們看來肯定是明確無疑的，這是該事件或者時間被當做參照點的前提。今天也是如此，公元元年即耶穌誕生的時間，這一點必須是公認的。假如由于歷史的變遷，今天的人已經無法了解某種紀年的使用情況，歷史上的絕對紀年就會變成今天的相對紀年。考古學與歷史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進行年代學的研究。首先要了解歷史遺存或者事件的相對年代，然后將相對年代轉變為與今天相關聯的絕對年代。

相對年代和絕對年代都是將遺存或歷史事件置于歷史發展的時間軸之上，其區別在于參照點的不同。絕對年代以當下或其他能夠與當下產生關聯的時間為參照點，目的在于了解某一遺存或事件與當下的時間關系。而相對年代則可以用當下以外的未知時間為參照點，將數個遺存或事件聯系起來，以標明它們的先后關系。每一個記錄下來的年代，只有明確它們在今天的紀年體系中所占的位置，這個年代才有意義。也就是必須把相對年代換算成今天通用的紀年體系的年代，相對年代才能起到紀年的作用。這樣，這個相對年代即變成了絕對年代。作為判定絕對年代的紀元，“公元”顯然并非唯一可能的起點。公元起點是約定俗成的，因此最終推斷出來的絕對年代可能有好幾種表示方式[10]。

在進行考古學斷代時，考古學家經常將遺存與某一王世年代進行擬合。彭裕商先生認為：“指出銅器的絕對年代，即將某器具體歸入某王世。”[11]而杜勇、沈長云兩位先生則認為，彝銘記事內容所在的王世即西周金文的相對年代[12]。

以上專家的兩種說法都是有道理的，將遺存與王世擬合后的年代既可稱為相對年代又可稱為絕對年代。例如漢武帝元鼎三年，當我們對漢武帝或漢代一無所知時，它只表明該年比元鼎元年晚了三年，其實是一個相對年代。只有當我們弄清楚該年代與公元紀年的對應關系，或者漢武帝在位的大致年代，這個相對年代才能被稱為絕對年代。當然，僅知道漢代在中國古代史上的大致位置，也足以將元鼎三年稱為絕對年代，時間精確度的高低并非決定因素。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從一定意義上來說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都是相對而言的，二者之間并沒有十分嚴格的界限。它們都是將歷史遺存或事件置于時間軸上，其區別在于所選參照點的不同。絕對年代的參照點是當下已知的某個時間點或時間段，相對年代的參照點則可以是當下未知的某個時間點或時間段。

參 考 文 獻

[1]段小強,杜斗城.考古學通論[M].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7:15-16．

[2]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歷史＼考古＼世界史分冊[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310.

[3]劉華夏.金文字體與銅器斷代[J].考古學報,2010(1):43-72．

[4]王乃新.羅馬年代學與卡皮托執政官表[G].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9:139-140．

[5]曹書杰.中國歷史年代學若干問題思考[J].史學集刊,1991(2）:1-5,76.

[6]馬承源.中國青銅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09-410．

[7]林.小屯南地發掘與殷墟甲骨斷代[C]//古文字研究（9）.北京：中華書局,1984:148．

[8]彭裕商.組卜辭分類研究及其它[C]//古文字研究(18).北京:中華書局,1992:46.

[9]李雅書.古羅馬的歷法和年代學[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86(2):40-50.

[10]劉華夏.金文字體與銅器斷代[J].考古學報,2010(1):43-72.

考古學的意義范文2

關鍵詞： 粟； 黍； 鑒定標準； 植物考古

Abstract：We present evidence from ethnography and experimental processing of foxtail millet （Setaria italica） in China that spikelets containing incompletely filled （or immature） grains 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ypical millet harvests and are removed along with other by-products after threshing and winnowing. This study provides a baselin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immature foxtail grains in archaeobotanical assemblages. Similar by-products are expected from Panicum miliaceum processing. Immature millet grains are a frequent component of archaeobotanical assemblages in Neolithic and Bronze Age China， and criteria for their recognition are presented based on our modern experimental result and illustrated with archaeobotanical examples from Shandong and Henan. It is seed morphology rather than size plays a determinative role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foxtail millet. It is suggested that those grains with a narrow egg-shaped embryo， which is about 5/6 of the whole grain， and have a round shape can be classed as foxtail millet even though they are small， flat and squashed. While different grades of immaturity in millet grains might be defined， the interpretative potential of these appears to be the same as these are concentrated in winnowing waste. This study confirms the suggestion that the ratio of immature to mature millet grains can be employed in archaeobotany in considering whether or not early stage crop-processing （threshing and winnowing）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particular archaeological millet assemblages.

Key words： Setaria italica， Panicum miliaceum，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Paleoethnobotany

一、 前 言

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兩種小米是中國北方史前旱作農業的主要糧食作物， 通常被認為起源于中國①，并在世界其他地區，如歐洲地區的早期遺址中廣泛分布，因此有關這類作物的鑒定一直備受關注，目前已有一系列論文對其炭化形態的鑒定標準進行了論述②。此外，近年來也有一些研究從植硅石和淀粉粒的角度探討粟、黍的鑒定標準③，但是這些研究的鑒定標準主要集中于成熟的粟類作物（這里的粟類作物指粟和黍）種子及其外稃形態特征④，對于植物考古樣品中可能存在的不成熟粟類作物的鑒定卻鮮有研究。最近Giedre Motuzaite-Matuzeviciute等人的研究顯示⑤，不成熟黍粒的形態在完成授粉8～10天之后即可辨認，而且炭化實驗證明這種不成熟黍粒在一定的炭化溫度下能夠得以保存，其形態類似于烏克蘭考古遺址中出土的黍粒。另外，Fuller and Zhang⑥在潁河流域的植物考古報告中指出樣品中存在大量不成熟粟、黍籽粒，并認為這些不成熟的籽粒可能主要來自粟類作物加工揚場階段的副產品。因此，不成熟粟、黍籽粒在植物考古樣品中所占的比例可以作為判斷作物加工階段的一個指標⑦。

然而在東亞地區的植物考古研究中，不成熟粟類作物的重要性及其與其他小粒黍亞科植物種子的區分并不明確，因此我們進行了一次關于粟的作物加工研究，借以確認作物加工尤其是作物加工早期階段遺存中是否存在不成熟粟粒，探討不成熟粟粒在區別作物加工不同階段、特別是作物加工早期階段揚場的產品和副產品的作用，并探討不成熟粟類作物的鑒定標準。我們先對實驗進行介紹，然后簡單回顧了中國北方新石器時代植物考古樣品（潁河流域和桐林遺址）中存在的不成熟粟類作物種子，并討論其對探討作物加工研究的意義。

盡管在世界其他地區（如印度和尼泊爾）有關于其他粟類作物品種加工的民族學研究⑧，為粟類作物加工的基本程序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但目前為止尚無有關粟的作物加工的民族學研究。劉歆益博士曾經在中國東北地區對黍的加工進行過研究⑨，但這一研究沒有指出不成熟黍的鑒定標準及其在作物加工研究中的意義。粟類作物加工的基本要求類似于稻谷和其他帶殼谷物的加工⑩，都需要脫粒和揚場，以便將粟的小穗（帶殼粟粒）與其他莖稈和雜草之類的雜物區分開來。這之后又是另一輪脫殼和揚場的程序，以便將脫殼后的干凈谷粒與谷殼等作物加工的副產品區分開來。由于當地粟的脫殼等后期加工程序是由機器進行的，因此本文的研究集中于作物加工的早期階段，即脫粒和揚場階段。

二、 材料與方法

實驗是在山東省煙臺市牟平區的一個現代村莊（宋家村）（圖一）進行的。該區氣候屬于溫帶季風型氣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氣溫11.8℃，年平均降水量為750毫米，主要降水集中于夏季。旱作農業是該區農業主體。農作物種植主要依靠自然降水，遇有干旱年份，在離水源較近的地區會輔以灌溉。主要農作物為小麥、玉米、花生、大豆等，通常小麥、玉米、花生等作物春季播種，秋季收獲，小麥則是秋季播種，夏初收獲。粟和黍在當地處于小雜糧的地位，特別是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當地農民多注重果樹的栽培與管理，例如蘋果、櫻桃等，粟、黍的種植量很少，只是偶爾有農戶小規模種植。粟、黍的生長期短，可以春季播種，夏末秋初收獲，或者夏季播種，秋季收獲11。這類作物通常被種在小塊的山地里，播種、耕作、收割等都采用傳統的非機械化的方式，在少數情況下，會使用拖拉機耕地，施用除草劑，但由于種植量小，所以早期作物加工還是采用傳統的非機械化的方式，這無疑可以為史前社會的作物加工提供一個可參考的類比。

實驗中所使用的粟是當地農民從一個大約0.02畝的田塊中收割的，而早期作物加工（圖二）則是第一作者在當地兩位農民的指導下進行的。所有的粟都經過了脫粒加工，但由于時間的限制，后期的揚場只隨機選取了小部分樣品進行處理。經過處理以后的干凈小穗（帶殼粟粒）被儲藏起來，留待食用時再進行脫殼等后期加工程序。我們從這些干凈小穗中隨機采集了4份樣品。

揚場階段的副產品在加工場地上形成一個橢圓形的堆積，我們以操作者站立的地方為基點，對這一橢圓形堆積進行了測量，并按照堆積的分布特點將其區分為Ⅰ、Ⅱ、Ⅲ三個區域。距離操作者1～40厘米處為Ⅰ區，40～80厘米處為Ⅱ區，90～180厘米處為Ⅲ區（圖三）。其中Ⅰ區距離操作者最近，Ⅱ區為堆積最厚處，堆積厚度由此區向Ⅰ區和Ⅲ區逐漸變薄。從操作者站立的地方開始到堆積分布的盡頭，我們以20厘米為間隔，共采集10份樣品。

為了便于觀察和分析，我們從每份樣品中取出5ml進一步分析。方法是先去掉谷糠和小穗軸等雜物，記錄其中小穗的數量，然后對這些小穗進行脫殼，記錄脫殼后產生的米粒的數量（表一）。需要注意的是，盡管我們從留待儲藏的干凈谷物中采集了4份樣品，實際上只對一份樣品進行了細致處理和量化分析，但觀察顯示這4份樣品的不同組成部分的比例是類似的。

三、 作物加工過程

在這一部分，我們根據作者的觀察和當地兩位農民的描述，對作物加工的過程進行描述。

1. 作物的收割與晾曬

作物的收割方法對接下來作物加工過程中是否會混入雜草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根據Reddy在南亞的研究，小米類作物的收割基本可以分為兩種類型（A類和B類）。如果只收割谷穗，那么在其后的作物加工過程中就基本排除了混入雜草的可能性；如果連帶一部分作物莖稈一起收割，則會在收割的作物中包括一些比較高的雜草；而如果從作物莖稈的底部收割，則會在收獲的農作物中包括高矮不同的雜草12。在本文的研究地區，粟的收割方法通常是只收割穗部，這一方法類似于Reddy在南亞研究的A類作物的收割方法，但也有些當地農民在收獲時會連帶植物的莖稈一起收割，然后將其運回住處。盡管這一收割方法類似于Reddy研究中的B類作物的收割方法，這就意味著這一過程中會有雜草被同時收割，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期的作物加工過程中，谷穗首先被切割下來才進行進一步的脫粒、揚場等加工程序，這實際上與Reddy研究的A類作物相似，基本排除了在作物加工過程中混入雜草的可能性。

粟穗比較緊密，而Reddy研究的B類作物（Panicum sumatrense）的穗比較松散，這可能是導致兩種作物收割和加工方式不同的原因，但是Lundstrom-Baudais等學者在尼泊爾觀察到當地黍的收割方式是只收割穗部13，這說明作物收割方式可能不是由作物形態而是由其他因素決定的，例如作物莖稈的用途、文化傳統等因素。

將粟穗從莖稈上切割下來以后，莖稈通常被用作牲畜飼料或者燃料，谷穗一般會被晾曬幾天，以便易于脫粒。

2. 脫粒

對于數量較少的小雜糧，當地通常有兩種脫粒方式，即用棍子或者用連枷敲打。連枷的敲打面較大，因此相對于用棍子敲打，使用連枷效率要高一些，但連枷作為一種專門的脫粒工具在當地已經很少見了，因此我們的實驗采用的脫粒方式是用棍子敲打。脫粒時，我們先將谷穗攤在打掃干凈的場地上，然后用棍子敲打，直到大多數小穗都從谷穗上脫落。谷物脫粒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例如在印度有使用人、畜腳踩的方式14，在泰國有使用拖拉機碾壓的方式15，在國內也有將農作物晾曬在公路上利用過往的車輛進行碾壓脫粒的方式，但不管采用何種方式，其目的是相同的，即將谷粒從谷穗上分離出來。在此實驗中，脫粒階段的產品是粟的小穗，副產品則包括沒有或者帶有極少數小穗的小穗軸和一些比較薄的外層穎片。這些副產品一般被用作飼料或燃料。

用棍子反復敲打后， 多數小穗會從谷穗上脫落下來，這時可以用耙子將已經沒有小穗或者帶有很少小穗的穗軸集中到一起，并將其與已脫落的小穗分離開來。對這些被分離出來的穗軸可以視其脫粒情況以及時間情況等因素決定是否進行再次脫粒。在我們的實驗中，由于時間限制，我們沒有對這些分離出來的穗軸進行再次加工，而是直接將其作物廢棄物處理，即作物牲畜飼料或者燃料。

3. 揚場和儲存

揚場的目的是將粟的小穗與其他雜物分離開來。在當地有兩種常用的揚場方式，一種是用木锨借助風力揚場，另一種用簸箕簸揚。用木锨借助風力揚場，可以將小穗與穎片以及一些小的穗軸等作物加工的副產品去掉。一般做法是用木锨將谷物扔到適當的高度，谷物飄落的過程中比較重的小穗會集中落于場地的一端，而比較輕的副產品會飄落在另一端從而與谷物分開。就非機械化的揚場方式而言，使用風力揚場的效率較高，但是利用風力揚場需要風力大小適中，也需要準備開闊的場地，而用簸箕簸揚，則不受這些限制，但是相較于借助風力揚場，用簸箕更費時費力，因此這種方法一般只適用于對少量谷物進行處理。在本文的實驗中，我們選用了用簸箕簸揚的方法處理了一小部分樣品。

這里的簸箕是一種特制的谷物加工工具，平面呈梯形，前淺后深。方法是將經過脫粒并去掉穗軸等廢棄物后的小穗置于簸箕中，通過有節奏的左右搖晃、上下顛簸等動作，可以將輕的穎片、小的穗軸、不成熟小穗等廢棄物與干凈的谷物分開。用簸箕簸揚以后，干凈的小穗被收藏起來，留待日后要食用時再進行脫殼、揚場等加工程序，但當地的傳統谷物脫殼方式已經被機械脫殼方式所取代，找不到傳統的脫殼工具（碾盤），因此我們的實驗集中于作物加工的早期階段。用簸箕簸揚產生的廢棄物在當地一般作為家禽飼料或者用作枕頭的填充物。

總體而言，粟的作物加工早期階段與Reddy在印度進行的小米類作物加工、Lundstrom-Baudais在尼泊爾進行的黍的加工以及Thompson在泰國進行的大米的加工程序是類似的16。盡管作物收割方式（收割高度）不同，但所有的作物加工程序都可以包括在Reddy的B類作物加工模式中。因此，本文沒有對不同作物加工階段的作物不同部位的組合成分以及不同成分在考古遺址中保存的可能性進行探討，相反這一實驗旨在探討作物加工早期階段不成熟粟粒與成熟粟粒之間可能存在的關系。

四、 分析和討論

1. 不成熟粟的鑒定

上文中我們提到對采集的樣品進行了脫殼處理，結果發現脫殼以后的米粒大小、形態差別很大，基本上可以分為A、B、C、D四種類型（圖四）。四種類型的米粒數量詳見表二。從整體而言，A類米粒的形狀圓滾、飽滿，個體較大，長寬平均值分別為1.59毫米和1.49毫米。這類米粒實際上屬于典型的成熟粟的形態，對于這類粟的鑒定已經有了非常明確的標準17。與A類米粒相比，B類米粒的整體形狀看似更扁一些、更長一些，似乎可以歸納為略帶扁平的長圓形，但是這兩類的粟的尺寸差別不是太大，因此似乎可以將二者都視為成熟粟。與A類和B類米粒相比，C類和D類米粒尺寸要小得多，形狀也更加扁平，而且表面有明顯的皺縮。這兩類米粒可能屬于收獲時尚未成熟的粟。C類米粒與D類米粒的不同之處在于，D類米粒更小，更有可能是收獲時尚未成熟。我們將C類與D類米粒合并在一起作為不成熟粟。需要說明的是，盡管這四類米粒的形狀和尺寸有很大的不同，但他們具有明顯的共同點：胚區明顯，呈窄卵形，胚區長一般為種子長的5/6。也有些種子的胚區很短，僅占種子的長度的1/3左右，但是這類種子的比例非常小（大約3%）。

為了更明確地界定四類米粒之間的區別，我們分別從四類米粒中隨機挑選了30粒進行測量，測量結果詳見表三，從中可見一個由圓變扁、由大變小的趨勢。如果把測量結果用散點圖的形式表現出來（圖五），可以看出成熟米粒（A類和B類）與不成熟米類（C類和D類）之間很少有重疊，可以很明顯地區分開來。

這一結果在對考古遺址中出土的粟進行鑒定時具有重要意義。Fuller and Zhang在穎河流域的植物考古報告中指出，植物遺存組合中存在很多不成熟粟、黍。根據我們的實驗結果看來，考古遺址出土的植物遺存中的確可能包括不成熟的谷物籽粒，特別是考慮到古代農業技術水平落后的條件下，不成熟谷粒的比例可能更高，尤其是當谷物收割時間過早或者是谷物成熟時間差異比較大時，這種情況更容易出現。正如傅稻鐮等人在對野生稻的采集和栽培的研究中所討論的18，在粟類作物的采集和早期栽培過程中可能會有更高比例的不成熟籽粒。

盡管有學者已經進行了一些有關粟、黍鑒定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都集中于對成熟粟、黍或者粟、黍淀粉粒、植硅石的研究，而沒有關于不成熟粟的鑒定標準。因此，根據我們的實驗結果，在劉長江等先生對成熟粟的鑒定標準基礎上，可以對不成熟粟的鑒定標準加以補充，即在不成熟粟的鑒定過程中，尺寸不是唯一的標準，相反種子形狀的特點具有更重要的指示作用。我們認為，那些整體形狀呈圓形，胚區呈窄卵形，胚區長約占種子長5/6的種子，即便很小，很扁，甚至像被擠壓過，都可以鑒定為粟。理論上講，類似的標準也適用于不成熟黍的鑒定，對于不成熟黍的鑒定也有學者進行過專門的討論19。如果將不成熟粟的鑒定標準與一些已發表的植物考古報告中的圖片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在以往的鑒定中有些不成熟粟被鑒定為黍亞科，同樣的情況也適用于黍，這就意味著在這些報告中農作物的比例被降低了，而雜草的比例則被提高了。這就使得來自不同實驗室之間的報告數據很難進行量化比較。

為了說明考古遺址中存在不成熟粟類作物籽粒，我們在這里提供了一些來自山東和河南地區的考古遺址中出土的典型成熟粟、黍和不成熟粟、黍的照片和手繪圖片。圖六中的不成熟粟、黍來自潁河流域龍山時期的兩個遺址石道（SHD）和下毋（XIW）。圖七中的黍和圖八中的粟來自山東桐林遺址一份龍山時期的樣品。我們希望能借此對考古遺址中不成熟粟、黍的認識有所幫助，而對不成熟粟、黍的分析則有助于作物加工活動的探討，也可能有助于對作物馴化過程中成熟粟、黍的比例變化情況的探討。

2. 有關作物加工活動的探討

從揚場階段的廢棄物（副產品）在作物加工場地上的堆積分布來看，廢棄物中包含的粟的小穗（帶殼粟粒）越少，廢棄物距離堆積的中心區域（II區）越遠。同樣，四種不同形態的米粒（不帶殼）在堆積中的分布也呈現出類似的特點。米粒的數量從中心區向邊緣的兩區逐漸減少（圖九）。這表明作物加工廢棄物的不同組成部分根據其重量等特點的不同，分別落在不同的區域。重量越輕，飄落的地方越遠，重量越重，飄落的地方越近。

如果我們在考古遺址中能夠發現類似的堆積，那是再理想不過的了，可以為我們尋找考古遺址中的糧食加工場所提供最直接的證據，但實際上但這種情況是很難遇到的。首先，作物加工的早期階段可能在離聚落比較遠的田地里進行，使得這類作物加工廢棄物很少有機會接觸到火，因而很難在考古遺址中保存下來20。即便作物加工早期階段有可能在聚落內進行，作物加工的副產品可能被用作燃料或者禽畜的飼料，這就會導致不同程度的移動和混合。此外，在我們的研究中，操作者始終站在同一位置，因此作物加工廢棄物會在加工場地上形成有規律的堆積，但實際上，操作者在操作過程中可能變換位置，從而形成不同的堆積特點。因此我們這里的實驗結果與考古遺址中出土的作物遺存不是一個簡單的對應關系。關鍵問題在于植物遺存在考古遺址中得以保存通常需要與火接觸并被炭化，但是有多種方式可以使植物遺存被炭化。

然而，不管古人運用的是哪種作物加工方式，有一點是古今相同的，那就是作物加工的目的去掉不可食用的糠殼、穗軸、莖稈、不成熟的作物籽粒等，保留可食用的作物籽粒。在加工過程中，不可避免會有成熟的粟粒（帶殼）落入廢棄物堆積中，但成熟粟粒是要保留的對象，而不成熟粟粒是要去除的對象，因此經過早期加工后，留待儲藏的粟粒應該是成熟的粟，這些成熟的粟經脫殼后會產生A類和B類形態的米粒；而在作物加工廢棄物中，相對于成熟粟，不成熟粟應該占有較高的比例，這些不成熟粟經過脫殼后會產生C類和D類形態的米粒（圖一、圖一一）。換言之，在存儲的干凈的粟和廢棄物堆積中，成熟粟粒與不成熟粟粒會形成鮮明的對比。如果不考慮其他因素，假設考古遺址中發現的成熟粟粒（A類米粒和B類米類）的比例遠遠高于不成熟粟粒（C類米粒和D類米粒）的比例，可能說明這是經過初步加工后儲藏的干凈谷物或者是作物加工脫殼等后期階段的廢棄物。如果不成熟粟粒的比例大大高于成熟粟粒的比例，則可能說明是作物加工早期階段特別是揚場階段的廢棄物。

基于以上考慮，我們分別計算了留待儲藏的樣品和作物加工揚場廢棄物中脫殼后產生的成熟米粒（A類米粒+B類米粒）和不成熟米粒（C類米粒+D類米粒）的比例。由于時間限制我們只對一份留待儲藏的樣品進行了脫殼處理，結果發現這份樣品中成熟米粒與不成熟米粒的比值（169）非常高，說明留待儲藏的產品中絕大部分為成熟米粒。因而我們可以推想在對儲藏的產品進行進一步加工，即脫殼和進一步揚場過程中，也有可能無意散落一部分米粒，而這部分散落的米粒如果能在考古遺址中得以保存的話，相對于作物加工早期階段來講，其中可能會包含較高比例的成熟米粒。我們分析的10份廢棄物樣品，盡管分別取自廢棄物堆積的不同位置（Ⅰ區、Ⅱ區、Ⅲ區），但其中成熟米粒與不成熟米粒的比值變化不大，在0.5～0.64之間變化，平均值為0.58（圖一二），因此即便作物加工早期揚場階段的廢棄物可能不會像本實驗中有規律地分布，而是被有意或無意混合在一起，那么其中成熟谷粒與不成熟谷粒的比例可能也不會有太大變化，很有可能在0.5～0.6左右。基于此，我們可以比較有把握地說，在作物加工早期階段（脫粒、揚場）的廢棄物中，不成熟粟的數量至少是成熟粟的一倍以上，而在作物加工后期階段（脫殼、揚場）的廢棄物中可能有較高比例的成熟粟粒。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因素，像作物加工的操作者、不同加工方法以及不同的環境因素等都可能影響到不成熟米粒和成熟米粒的比例。另外，炭化過程也可能對成熟粟粒和不成熟粟粒產生不同的影響。盡管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但在作物加工早期階段的廢棄物中有更多不成熟粟粒，而在干凈的留待儲藏的粟中有更多成熟粟粒，這一基本原則是正確的。因此，不成熟粟粒的比例和成熟粟粒的比例，與作物加工的其他指標，像雜草與谷物的比例，大雜草與小雜草的比例等相結合可以用來推斷考古遺址中的作物加工模式。

五、 結 語

在這一研究中我們展示了不成熟米粒在作物加工特別是作物加工早期階段廢棄物中的重要性，也用來自考古遺址中不成熟粟、黍的實例說明了不成熟粟、黍的鑒定標準。種子形態應該是鑒定的主要標準，胚區形狀、胚區長度和種子的形狀等關鍵特征在不成熟粟、黍中都是可鑒定的。這類不成熟種子的邊緣通常看起來比較薄，有褶皺，像經過“擠壓”。Motuzaite-Matuzeviciute等人指出，在授粉之后一個星期到10天期間所形成的不成熟黍粒，在形態上可能還不可辨認，盡管如此，多數不成熟粟（即便是很小、很扁的不成熟粟，可能完成授粉之后只有兩個或者不足兩個星期）的鑒定都是可以確定的。

我們的研究結果肯定了Fuller and Zhang在潁河流域植物考古報告中指出的不成熟粟、黍的相關性，指出了不成熟粟、黍在以往研究中被忽略的可能性。在有些情況下，不成熟粟、黍與馬唐屬、其他狗尾草屬、黍屬植物種子被歸為黍亞科，這就使得不同遺址間的量化比較難以進行。我們通過對早期作物加工階段（揚場）廢棄物中和留待儲藏的產品中粟的小穗（帶殼粟粒）的分析探討了成熟粟和不成熟粟的比例。在留待儲藏的產品中，成熟米粒的比例遠遠高于不成熟米粒的比例，即成熟粟與不成熟粟的比值要遠遠大于1。相反，在作物加工廢棄物中不成熟粟的比例相對較高，即成熟粟與不成熟粟的比值小于1。這些標準與其他標準相結合，可能用來推斷考古遺址中的作物加工活動，更好地理解以炭化粟類作物為主的植物考古樣品的形成機制，并有可能用作物加工模式進一步探討不同遺址或時代之間的社會差異。

注釋：

① a. Austin DF （2006） Fox-tail millets （Setaria： Poaceae） abandoned foods in two hemispheres. Economic Botany 60 （2）： 143-158； b. Lu TLD （2006） The occurrence of cereal cultivation in China. Asian perspectives 45 （2）： 129-158； c. Hunt HV， Linden MV， Liu X， Motuzaite-Matuzeviciute G， Colledge S， Jones MK （2008） Millets across Eurasia： chronology and context of early records of the genera Panicum and Setaria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Old World. 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 17， supplement 1：5-18； d. Liu X， Hunt HV， Jones MK （2009） River valleys and foothills： changing archaeological perceptions of North China's earliest farms. Antiquity 83： 8295； e. Zhao Z （2011） New Archaeobotanic Data for the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Current Anthropology 52 （S4） S295-306.

② a. Nesbitt M， Summer GD （1988） Some recent discoveries of millet （Panicum miliacerum L. and Setaria italica （ L.） P. Beauv） at excavations in Turkey and Iran. Anatolian studies 38： 85-97； b. Nasu H， Momohara A， Yasuda Y， He J （2006） The occurrence and identification of Setaria italica （L.） P. Beauv. （foxtail millet） grains from Chengtoushan site （ca. 5800 cal B.P.） in central China， with reference to the domestication centre in Asia. 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 On-line first [10.1007/s00334-006-0068-4]； c. 劉長江、孔昭宸：《粟、黍形態的比較及其在考古鑒定中的意義》，《考古》2004年第8期； d. Fuller DQ， Zhang H （2007）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Survey Archaeobotany of the Upper Ying Valley （Henan Province）. In：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iking Universtiy and He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ds.） Dengfeng wangchenggang yizhi de faxian yu yanjiu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and Research at the Wangchenggang Site in Dengfeng （2002-2005）]. Zhengzhou： Great Elephant Publisher， 916-958. [in Chinese and English]

③ a. Lu H， Zhang J， Wu N， Liu K-b， Xu D， et al. （2009） Phytolith analysis for the discrimination of foxtail millet （Setaria italica） and common millet （Panicum miliaceum）. PloS ONE 4 （2）： e4448. doi：10.1371 journal.pone.0004448； b. Zhang J， Lu H， Wu N， Yang X， Diao X （2011） Phytolith analysis for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foxtail millet （Setaria italica） and Green foxtail （Setaria viridis）. PLoS ONE 6 （5）： e19726. doi：10.1371 journal.pone.0019726； c. 楊曉燕、孔昭宸、劉長江、葛全勝：《中國北方現代粟、黍及其野生近緣種的淀粉粒形態數據分析》，《第四紀研究》30卷第2期； d. 葛威、劉莉、金正耀：《幾種禾本科植物淀粉粒形態比較及其考古學意義》，《第四紀研究》30卷第2期.

④ a. Nasu H， Momohara A， Yasuda Y， He J （2006） The occurrence and identification of Setaria italica （L.） P. Beauv. （foxtail millet） grains from Chengtoushan site （ca. 5800 cal B.P.） in central China， with reference to the domestication centre in Asia. 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 On-line first [10.1007/s00334-006-0068-4]； b. 同注2c.

⑤、19 Motuzaite-Matuzeviciute G， Hunt HV， Jones MK （2011）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variation in grain size in Panicum miliaceum （broomcorn millet） and its relevance for interpreting archaeobotanical assemblages. 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 online first， DOI： 10.1007/s00334-011-0322-2Online FirstTM

⑥ Fuller D. Q， Zhang H （2007）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Survey Archaeobotany of the Upper Ying Valley （Henan Province）. In：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iking Universtiy and He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ds.） Dengfeng wangchenggang yizhi de faxian yu yanjiu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and Research at the Wangchenggang Site in Dengfeng （2002-2005）]. Zhengzhou： Great Elephant Publisher， 916-958. [in Chinese and English]

⑦ a. 同注6. b. Zhang H， Bevan A， Fuller DQ， Fang YM （2010） Archaeobotanical and GIS-based approaches to prehistoric agriculture in the Upper Ying Valley， Henan，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7： 1480-1489.

⑧ a. Reddy SN （1997） If the threshing floor could talk：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pastrolism during the Late Harappan in Gujurat， India.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6： 162-187； b. Reddy SN （2003） Discerning palates of the past： an ethnoarchaeological study of crop cultivation and plant usage in India. Ethnoarchaeological Series 5， International Monographs in Prehistory， Ann Arbor， Michigan； c. Fuller DQ， Weber SA （2005） Formation processes and paleoethnobotanical interpretation in South Asi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2 （1）：93-115； d. Harvey EL， Fuller DQ （2005） Investigating crop processing using phytolith： the example of rice and millet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2： 739-752.

⑨ Liu X （2010） Food webs， subsistence and changing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farming communities in the Chifeng region， north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unpublished PhD thesis

⑩、14、16 Harvey EL， Fuller DQ （2005） Investigating crop processing using phytolith： the example of rice and millet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2： 739-752.

11 蒙當地農民告知。

12 同注8a、b。

13 Lundstr?m-Baudais K， Rachoud-Schneider AM， Baudais D， Poissonnier B （2002） Le broyage dans la cha?ne de transformation du millet （Panicum miliaceum）： outils， gestes et écofacts. In： Procopiou H， Treuil R （eds.） Moudre et Broyer： I Méthodes. Paris：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pp155-180.

15 Thompson GB （1996） The excavations of Khok Phanom Di： a prehistoric site in Central Thailand， Volume IV： Subsistence and environment： the botanical evidence， The biological remains （PartII）. Oxbow Books， Oxford.

17 劉長江、孔昭宸：《粟、黍形態的比較及其在考古鑒定中的意義》，《考古》2004年第8期.

考古學的意義范文3

【關鍵詞】學校；教師；學生；家長；增強體質

浙江省學生體質與健康調研結果顯示，學生的身體素質全面下降，在速度、下肢爆發力、耐力和力量的各項身體素質中，耐力下降最為明顯，尤其是13～22歲學生，近10年持續下降。那么，我校學生的體質狀況又如何？學生和家長對體育鍛煉又是怎樣的態度呢？對此，我進行了調查，發現了一些問題。

現象一：體育課時，800米跑下來就嘔吐、暈倒的人大有人在。在開會的時候，有的學生站立的時間超過半個小時輕則臉色蒼白，重則暈倒。3月份，我校被區防疫站確認為乙型流感爆發，過去兩周每天上報的病例最多達300多人，接近全校學生的四分之一；最嚴重的班級達到半數之多。

現象二：師：平時體育鍛煉的時間有多少？生甲：不太多，一周才兩節體育課。師：平時自己鍛煉嗎？生乙：作業多得很，晚上回家都是在屋子里。生丙：我平時幾乎不怎么鍛煉，就是體育課鍛煉一會。問：鍛煉時間少的原因是什么？生丙：有的時候是學習作業多，也沒時間鍛煉；有的時候是懶得很，就不想動，想動也不知道動什么；父母對鍛煉也不強調，家長也不關心體育，學習好就可以了。

現象三：我校現有30個教學班，1300余名學生，學校有一個300米標準田徑場、九個標準籃球場，12個室外乒乓球桌，器材室各種器材一應俱全；但這些場地器材的使用率都不高，下午課后只能看到三三兩兩的幾個學生在鍛煉，顯得很冷清。

現象四：在畢業班課時緊的情況下，作業量不斷增加，加之模擬考不斷襲來，體育課更是被忽略不計，常變成語文課、數學課等，進行相應的補習。學生無奈地說，本來上了初中以后，體育鍛煉的時間和機會就比較少，體育課幾乎成為了惟一可以比較正規系統鍛煉體質的時間，現在就連這么一點時間都被擠占了。

當一個個胖墩或“豆芽菜”從眼前滑過的時候，令我感到更加擔憂。作為祖國的未來，這些中學生能承受建設祖國所需要的體力和精力嗎？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中學生的身體素質呈下降趨勢，造成學生體質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一：由于高考、中考的競爭，家長望子成龍的迫切心情看重的是分數，輕視的是德育，丟掉的是體育。大量的配套讀物、各種音響教材、沒完沒了的試卷練習，使學生整天忙碌于題海之中，甚至雙休日也奔波于各種補習班、培訓班，學生的睡眠時間得不到保證，學生的活動時間幾乎為零。據調查，平均每天鍛煉時間在30分鐘以下的學生占84%，40分鐘以上的只有16%，且從初一到初三的體育鍛煉時間呈遞減趨勢。

原因二：學生的體育意識和健康意識淡薄。由于認識上的偏見，行動上的誤導和影響，使學生參加體育活動的積極性下降，大多數學生對體育的需要僅僅是建立在精神或是在感官的刺激上，寧可做體育競賽的觀眾而不愿意做體育鍛煉的參與者。據調查，中學生對體育意識支配下的體育行為發現，被動參與型、消極參與型居然占人數的65%。

原因三：學校組織下午第四節上課，下課就已經4點30，5點清校。學生一下課就急著值日打掃、等車回家。造成運動場場地面積與學生人數比重嚴重失調，從原來的人多地少到現在的地多人少；且體育活動器材學校怕丟失，怕難管理，只限上體育課使用，不借給學生。

原因四：相當多的體育教師仍然是唱著課程改革的贊歌，教著過去規定的內容，沒有按新課標“目標統領內容”去選擇教學內容，使學生感到體育課枯燥乏味，失去興趣，有的甚至厭惡體育課。

學生體質下降該怪誰？學校教育和體育，不能承擔全部責任，但也絕對擺脫不了自己的責任。

對策一：學校要通過座談會、講座等方式，讓家長在子女養育、教育問題上應走出“重營養，重學習，輕運動”的誤區，鼓勵他們多參加體育活動，并從體育活動中逐步培養吃苦耐勞、堅忍不拔的意志品質以及健全的心理素質和良好的社會適應能力，促進孩子身心健康發展。

對策二：學校要更新教育理念，提高體育教學質量，增強學校體育投入，改善體育場地設施，保證運動場地和器材建設。加強宣傳力度，培養學生對體育的自覺意識，完善規章制度，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體育比賽，增強學生的體育興趣及參與意識，提高其參加課外體育鍛煉的積極性，使學生選擇和接觸更多的體育項目。

對策三：教師大力推廣培養學生的耐力、速度和艱苦意志品質的體育運動項目。學校體育教育不僅是要進行學生感興趣的體育活動，更應該大力推廣培養學生的耐力、速度和艱苦意志品質的體育項目。

考古學的意義范文4

一、教給學生學習古詩的方法

“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授人以魚只救一時之及，授人以漁則可解一生之需。”正如《老子》中所說的這句話，教給學生學習古詩的方法，就是教給學生們打開古詩寶庫的鑰匙。在借鑒他人經驗的基礎上，我總結出學習古詩的六步法。所謂六步法，即：析詩題、知詩人、讀詩文、曉詩意、入詩境、誦詩情。

1、析詩題與知詩人：分析詩歌題目，了解作者寫作風格及創作背景。這對掌握所學古詩基調，了解所學古詩內容，體悟所學古詩情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說是學好一首古詩的基石。比如，在教學《別董大》（北京市義務教育課程改革實驗教材 第七冊）時，從題目入手，知道這是一首送別詩，高適送董大，同時對作者和董大進行了簡單的介紹，為學習這首詩做好了準備。

2、讀詩文與曉詩意：通過學生預習，能夠讀通詩文，在此基礎上，能夠讀出古詩的韻律美和音樂美。通過結合注釋、查字典等方法了解古詩中重點字詞的意思。需要注意的是，二者是相互交融的，讀詩文是了解詩意的重要方法，曉詩意能促發學生更好地讀詩文，不能將這兩點割裂開來。

3、入詩境與誦詩情：在理解了古詩意思之后，教師就要根據學生認知水平及年級班級特點運用恰當的方式方法，引導學生們進入詩歌的情境。北京版小學語文教材共收錄古詩48首，這些古詩中無不顯露出作者豐富的情感，更有多數古詩給我們展現出了優美的畫面。在教師的適當引導下，學生們可以走進畫中，與作者展開心與心的交流。之后，通過有滋有味，有腔有調的吟誦，自然而然地體悟到作者所表達的情感。

以上六步法，不是按部就班的六步，而是根據學生的特點和需求，根據學生已有知識水平做適當調整，以期達到最好的教學效果。

二、注重誦讀

古詩的學習，誦讀是一個重要的手段，同時也是學生學習古詩要達到的重要目的，更是培育學生們熱愛祖國語文的重要途徑。除了課前、課中、課后多種多樣的誦讀之外，這里我想特別指出兩點：一是教師授課時的導讀，二是教師的范讀。

導讀，是語文閱讀教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古詩教學中如何進行有效的導讀？我覺得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首先，恰當運用整體導入和部分導讀。整體導讀，多為一課之始，激發興趣，奠定基調。如：

“相見時難別亦難”同學們，有人說離別是詩，有人說離別是歌，有人說離別是酒，有人說離別是淚水。我們讀過“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我們讀過“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從這千古流傳的送別佳句中，我們讀出的是古人那濃濃的友情、親情。今天我們再來學習一首送別詩。

除了整體導讀之外，還有部分導讀。尤其是古詩教學中，對那些千古佳句，或者蘊含深刻道理的名句，整體導讀的適用價值就不高了。這時候，需要教師根據教學內容進行精心的準備，激發學生讀詩的熱情。如：

你聽到了呼呼的北風狂嘯聲，刮到臉上，寒在心里，讀──千里黃云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

你看到大雪紛飛，斷雁獨飛的凄涼，讀──千里黃云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

你看到黃沙飛揚，黃云殘日的空曠，讀──千里黃云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

此刻夕陽西下，日暮黃昏，且又大雪紛飛，于北風狂吹中，唯見遙空斷雁，出沒寒云，凄凄慘慘齊讀──千里黃云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

其次，在學生情感激發點導讀。在學生理解詩歌內容，體悟作者所表達情感的過程中，總有激發他們情感的閃光點。教師要善于抓住這些激發點，及時導讀，催化學生們更加深入地掌握所學內容。

再次，導讀要本著兩個原則：語句優美，情感充沛。學生，尤其是低中學段的學生，對自己老師有著無限的敬佩和羨慕，教師的范讀能夠極大地調動學生們讀詩的積極性，同時也是教給學生們讀詩方法的重要途徑。

要想教學生讀好詩，教師自身要先將詩讀好。除了普通的停頓和韻律之外，還要注意詞句的輕重緩急。在這個問題上，我個人認為一首該詩怎么讀，取決于作者在這首詩中要表達的情感，情感是古詩的靈魂。“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中的“流”字宜長，且漸讀漸輕，從而表達李白對孟浩然的依依惜別之情；“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中“漫卷詩書喜欲狂”語速當快且奔放，“喜”、“狂”二字重讀，從而表現杜甫顛沛流離之際忽聞喜訊之后的狂喜；“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整句宜長宜慢，從而讓人走進那個夜宿扁舟聽夜鐘的落榜書生的內心……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考古學的意義范文5

筆者有幸聆聽了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一詩的兩節同題異構課，兩位執教者同樣出彩，更重要的是，兩節公開課以不同的解讀角度設計課堂，呈現出迥異的教學風格，引發了眾多聽課者對古典詩歌教學的新思考。

思考一：古典詩歌教學意義何在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唐詩宋詞元散曲各領數百年，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華夏子孫。余秋雨先生是這樣評價古典詩歌的：“在歐洲，作為古代經典最醒目的標志，是一尊尊名揚天下的雕塑和一座座屹立千百年的建筑。中國歷史上毀滅性的戰亂太多，只有一種難以燒毀的經典保存完好，那就是古代詩文經典。這些詩文是蘊藏在無數中國人心中的雕塑和建筑，而一代接一代傳遞性的誦讀，便是這些經典連綿不絕的長廊。”

確實，古典詩文是中華民族靈魂的寓所，而詩歌則是靈魂的最深處，它常響徹于你的生命，愉悅心靈，傳遞情感，寄寓思想，教育后人，令人無法自拔。當我們研究如何繼承中華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的時候，不能不把目光聚焦到這汗牛充棟如繁星般美麗而深沉的古典詩歌上。

即使從教學層面看，詩歌教學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恢復高考后的1985年的高考，“詩歌”題正式進入全國語文試卷。尤其是2002年《考試說明》增設詩歌閱讀專項要求以后，詩歌題由知識型客觀題向能力型主觀題不斷發展變化——考查知識，品味語言，欣賞意象，評價情志，鑒賞風格……命題深度層層推進，測試難度節節攀升，審美特色日益顯著。可以說，高考語文命題推出詩歌鑒賞題，高舉起“詩教”大旗，不僅優化了語文試卷的結構，提升了語文教學的境界；而且對學生國民素質的培養，對中華文化的建構，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基于此，語文課程標準明確要求我們要“培養學生鑒賞詩歌的濃厚興趣，豐富自己的感情世界，養成健康高尚的審美情趣，提高文學修養”，引導他們“借助工具書和有關資料，讀懂不太艱深的古代詩歌，背誦一定數量的古代詩歌名篇。學習古代詩詞格律基礎知識，了解相關的中國古代文化常識，豐富傳統文化積累”，此外還要指導學生“學習鑒賞詩歌的基本方法，初步把握中外詩歌的藝術特性，注意從不同角度和層面發現作品意蘊，不斷獲得新的閱讀體驗”。

因此，我們教師需要通過古典詩歌的教學，傳承我們的民族文化，弘揚民族精神，延續民族血脈，光大民族偉業，這是每一個語文老師的沉重又無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思考二：應如何制訂古典詩歌的教學計劃

1.充分了解生情學情，謀定而后動

在這次公開課中，郭、涂兩位老師都未在詩歌字面義上花太多時間，只是點到即止。這是了解學情生情的表現。學生早已具備了借助文下注釋和工具書梳理字詞的自覺性和能力，所以這部分內容可弱化，不必占用課堂時間。但對于層次較低的學生而言，恐怕就不得不在這方面狠下功夫，畢竟，鑒賞的基礎還在于字面義。如果不解決這個攔路虎，學生必然會在這里摔跤。

除此之外，知識的連貫性也應成為教學重難點定位的考慮因素。就詩歌閱讀而言，學生在必修階段，特別是初中階段，已經學過數量較多的古典詩歌，且對其內容特點已經擁有了初步的鑒賞基礎。上到高中，老師既需要調動學生在“必修”時所學到的有關基礎性內容，讓學生在某一個方面去發展對詩歌的認識，使得“共同基礎”與“個性發展”在教學中得到有機的結合。同時，也應根據學生的認知情況作出相應的補救措施。

2.準確定位，構建知識能力模塊

高中的學習重點不在感知，而在“類”化。老師要注意引導學生積累整合背誦一定數量的詩詞名篇，將單篇的、局部的、零散的知識進行勾連，進行“類”的總結提升，構建關于詩的知識能力模塊，形成相對完整的知識能力體系。同時，也要適當聯系高考，讓學生在理解詩作的基礎上運用一定的方法力爭得分，給學生一把解讀詩歌的鑰匙，授人以漁，并且培養他們鑒賞詩歌的濃厚興趣。

總之，高中古典詩歌教學的計劃制訂要考慮“承前（必修、選修）啟后（高考、終身）”，一方面關注與必修選修的聯系，盤點必修選修學過的知識、掌握的能力，做到心中有數；另一方面關注高考的能力考查的要求和方向，積極備考。同時，也必須超功利性地為學生的終身發展服務。

思考三：應如何引導學生進行古典詩歌鑒賞活動

1.披文入情，登堂入室

詩人創作的過程，大致概括為“生活積累——選材立意——藝術構思——語言表達”。觀賞者“沿波討源”，可從“語言表達”入手，追溯到詩人的“藝術構思”、“選材立意”和“生活積累”。即先從作品的“語言形式”入手——謂之“披文”，進而探討其他——藝術、情感等。

從操作層面看，“披文”都是鑒賞的前提。當然可以從詩題入手，從具體的意象入手，也可從整體印象入手，但終歸都要過語言關。然而，詩詞用語與散文不一樣，既有韻律的限制，要求精煉、含蓄，留下“空白”，又可在敘述時跳動進行，因此詩詞的結構是特有的。如果用散文的眼光去讀詩詞，可能會摸不著頭腦，甚至是忽略作者的用心，不能正確理解詩人的意圖情感，自然也體會不到它的好處。

概括來說，詩歌的語言主要有三個特點，一是精煉含蓄有味，其中有很多地方需要填補；二是跳躍性（形象、情感）；三是要突出形象。教學過程中，老師首先要讓學生了解“詩家語”的特點，從字詞句入手，關注意象的固定含義，“因文施教”，才能為下一步的鑒賞作好充分的準備。

葉嘉瑩先生認為：“在一個歷史文化比較悠久的民族中，有些語言的符號經過長久的使用往往形成了某些固定的聯想，而且只有屬于這一文化傳統之內的人，才熟悉這種聯想。”所以，老師要抓住“意象”，向情感深處漫溯。

意象是蘊涵作者思想感情的形象，是解讀詩歌的一把鑰匙。詩歌的閱讀鑒賞，必須以解讀詩歌的意象為突破口，以熟知詩歌意象為突破點。平時就應讓學生養成分組分類整理意象及所表達的含義的習慣，同時，注意教給學生評點意象的方法。如：（1）抓住修飾意象的詞語進行評點；（2）體會修飾詞語描述出對象的什么特點：顏色、動作、神態、心理、質感、層次等；（3）可以用其他修飾詞語替換，運用比較法來對修飾詞語進行體會感悟和評價。

“披文”之后就要“入情”，進入詩人的內心世界，準確把握詩人的情感變化。“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情溢于海”。然而與西方不同的是，中國的古典美學在情感表達方式上主張含蓄，不主張情感的直接宣泄，往往要通過一定的形象、景物來表達，因而，古人特別重視情與景的關系。“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鳥山花好弟兄”（辛棄疾）一語道破了古人與自然景物的關系。歷代詩人更是從與山水的感情交流中領略山水風景豐富多彩的美，激發人們人世滄桑的浩嘆，以及關于時光永恒的思考。從手法上看，中國古典詩歌最常用的藝術手法就是借景抒情或情景交融，從《詩經》到《楚辭》，從陶淵明到“建安七子”，從唐詩到宋詞到元曲，詩人在與自然的對視中獲得一種生命的體悟，他們借山水洗滌世俗的塵埃，消除胸中的塊壘，從中啟發進取的意趣。正因如此，詩歌鑒賞最難過的就是“入情”關，學生常常煩惱自己無法準確把握具體而微的情感，總覺得有一道無形的屏障把自己與詩人阻隔，對面而不相識。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充分調動學生的聯想與想象能力。有時，即使不是太理解某個字詞，但如果能利用已知充分聯想想象，將文字轉換成一幅幅連續的畫面或場景，融入到詩人所創設的意境中去，現詩中未盡之意。也就意味著“讀懂”了詩歌。

2.以讀促學，授人以漁

“閱讀是運用語言文字獲取信息，認識世界，發展思維，獲得審美體驗的重要途徑。”閱讀教學中，要令學生與文本對話，重要手段就是讀，朗讀，默讀，略讀，瀏覽，精讀，誦讀……不一而足，不同的讀會收到不同的效果，學生只有經歷這些讀才會讀。不同的授課內容對讀有不同的要求，但最終是要讓學生具有獨立閱讀能力，學會多種閱讀方法。

詩詞欣賞是各種復雜的心理活動的交織，有時是從生理——心理，有時是從感性——理性，有時是從情感——思想，有時是從社會——歷史……反正，“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在不同形式的讀中，學生走進、投入、品味語言，咬文嚼字，感受文章的字字珠璣，繼而領略、傾聽、感受、認識、了解、發現，從而受到愉悅、陶冶或得到啟示，拓寬自己的視野。這次郭、涂兩位老師的課堂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注重“讀”，整個課堂書聲朗朗，尤其是涂老師，以身作則，全情投入，大聲吟誦，極大限度地調動起學生的朗讀熱情，營造出高昂的課堂氛圍。

只有在反復讀的過程中，才能把握詩歌的內容，領會詩歌的主旨，進入詩歌的意境，感知詩人的情感。語文教學應該激勵學生多讀，給予學生充分的讀書時間，讓學生自主讀書，使其讀有所得。學生愛閱讀、會閱讀，才會帶來語文教學的碧海藍天。

考古學的意義范文6

王國維成為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座大山，信奉著“但順材以求合，而不為合以驗材”的中國式科學研究方法，以此法看王國維自身的古史研究，也可領略到其中的現代意義。

在甲骨文研究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是使靜安先生名蜚海內外的名篇，除以稱謂定時代之發明外，先生又以甲骨文綴合，使散亂零星的內容得到了疏理和統一，并讓我們從辭中看到了祭祀之牲數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為10，報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為3，也使我們了解了殷代對先公先王祀禮上的差別，例如：對有特殊作為的先公和直系的先王，其祭禮特別隆重，對旁系先王則祭禮稍減，有所謂大示和小示以及大示用大牢、小示用小之別，體現了宗法上的親疏厚薄觀念。剔除其惟親因素，以禮之大小來對待上輩先公的業績，無疑為我們現代的獎懲制度找到了一種歷史的證明。

靜安先生古史研究的明顯特點是“考禮”，在《殷周制度考》中，他為我們考出了“同姓不婚之制”，在《殷祭》中，為我們提供了商代“一夫一妻制”（基本）的婚姻形態。這樣的考證，為我們提供了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歷史參考價值和現代生存意義。在音韻學研究中，在“同專用通假”的啟示下，我們還可從對《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的研究，發現其古史研究中的現代意義。其“正名萬物之意”，既在于發現了聲源在文字發展中的獨特地位和特殊作用，更在于歷史地證明：人類文化之起源，并不是單純地對自然物的圖騰崇拜，還在于對自然物的比照研究。這也許是我們研究上古聲母的現代性積極意義。在歷史地理學研究的《秦都邑考》中，大肆張揚秦之遷都的盛跡與國勢發展的關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影響現實、獨具意義的發展著的歷史縮影。在文字學研究中，王寧先生曾論說過：“靜安先生在對《說文》進行歷史研究的過程中，精辟地提出過了關于漢字歷史發展及考釋、解讀的若干定律：

1、“文字之形與勢皆以漸變”。

2、“凡既有文字之國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創造一體者……（后人）在作書時亦只用當世通行之字有所取舍而無所謂創作及增省也。”

3、“文字不獨因時地而異，即同時同地亦復不同。”

4、“此千年中文字之變化脈絡不盡可尋，故古器物文字有不可盡識者，勢也……古器文義有不可強通者，亦勢也。”“由此以知彼，即甲以推乙，則于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這些堪稱定律的說法，對理論的漢字學和科學的漢字學的創建都有巨大的貢獻。于此我們也可看到，靜安先生由對漢字的歷史發展、考釋、解讀，而能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說法，并又能為學界同仁們贊同成為一種科學的定律，從發生認識論的角度看，乃是以開放的意義行先進的創建。這里的發生認識論單指認識本身的建構過程，特指靜安先生少年時突破官學的范疇加上由西方之學術思想的浸而產生的開放意識和先進創建。

A、哲學為學術之核心。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都將學術思想與政治思想合于一體，并將政治思想作為學術思想的核心。而王國維卻嚴格地將政治與學術區分開來。認為學術思想的核心是哲學，并又以康德、尼采、叔本華之哲學思想為主要參照系，對中國哲學中的儒家哲學與倫理學進行駁難和反思，初步奠定了開放意識的根基。

B、批判中國思維方式與學術方法之不足。靜安先生與保守派的“外國之哲學與中國古來之學術不相容”（張之洞）觀點針鋒相對，他認為“欲知儒家之價值，亦非盡知其反對諸家之說，不可況乎其各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者！”并明確又大膽地提出己見：“今日之時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時代，而非教權專制之時代，茍儒家之說而有價值也，則因研究諸子之學而益明；其無價值也，雖罷斥百家適足滋世人之疑惑耳。”“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在方法論上，靜安先生運用了比較分析方法對中西思維方式及學術方法進行了謹密的分析，并尖銳又中肯地批判了中國人好于實際研究，缺乏理性分析，長于經驗之談，短于理論之述的不是之處。

C、敏感與遠見。當大量西方思想涌入中國時，靜安先生已率先敏感到此次西方思想之沖擊，將會起到中國古代學術向現代學術轉換的歷史作用！又從學術古今變化的梳理中，見出佛典其時傳入中國時，周秦古語便自行消減退于生活，于此，形成佛家語音這么一個新的中國語音系統；針對自己譯介西方哲學與美學和當時中西文化碰撞的現狀，預測到“新思想之輸入，即新音語輸入之意味也。”在這里，靜安先生是以一個學者精深的學養敏悟到了新舊學術轉型的歷史問題，也以一個學者的博懷，納新改舊，漸漸形成了開放的意識。

陳鴻祥先生早在他1990年出版的《王國維與近代東西方學人》這部著作中已經明確提出，王氏之學的根本所在不是繼承清代的樸學，而在于他超越前輩的視野，在于他廣泛吸收和運用西方現代文化思潮，以及價值觀和方法論。也正由這種價值觀與方法論作主導，靜安先生才會有他獨特的古史研究的新意義。在學術層面上，靜安先生以學術思想之新，開啟了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的轉換之風。它以走向世界的理論眼光和科學的實驗方法，把古史研究推進到世界人類學研究的一個新高峰。

二、科學的思維方式與對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調整，從根本上改變了舊學術中單純的考古辨學研史的做法，用乾嘉之法又易乾嘉之法，使單元的舊學術思維之法變為多元的新學術之法，以此證明中國知識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在兩個世紀之交中，是有眼光有能力來把握自已而走向世界的。作為一位國學大師和文藝理論大師，靜安先生在選擇和重新整合中國的學術時，表現出了時代的進步性和學術層面上的豐盈的可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