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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的研究方法范文1

【關鍵詞】考古學；馬衡；李濟

近年來，關于中國考古學的學科定位問題的爭論雖已平息，但我們對中國考古學建立的時代背景和強大的史學傳統依舊缺乏清晰的認識，特別是在對傳統金石學的繼承和西方考古學技術的應用方面?，F以馬衡、李濟為中心，從考古發掘的技術層面，對他們的考古學之路進行逐一爬梳，以期對中國近代考古學的發展特點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馬衡生于1880年，幼時從業瀚受學。岳父葉澄衷曾資助他搜集文玩、研究金石。1919年，馬衡受聘于北大，初任書法、騎術等研究會的導師。同年秋，為史學系三年級講授金石課程，這也是該系自成立以來第一次開設這門課。①1922年2月，開始主持新成立的國學門考古研究室工作，8月提議升為教授。

1923年河南新鄭農民發現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馬衡獲悉后，迅速至新鄭調查出土古物地點。負責此事的工作人員向馬衡介紹了器物出土情形及后來發掘經過，“先后開井四口，略有所得。其后劃定范圍，南北長三丈五尺，東西寬四丈五尺，層層發掘，至三丈深，見有墓穴作橢圓形，上易明砂，中有殘骸殘玉，穴外環列各器?！雹隈R衡到達新鄭時，發掘己經結束并回填了泥土，正逢在舊坑北面新開一坑。馬衡根據他人所言繪一《新鄭縣發掘古器物圖》，大致標明發掘坑、墓穴、骸骨及遺物的位置。寫了《新鄭古物出土調查記》，詳細報告了新鄭銅器發現的時間、地點、經過、種類及其數量、制作材料，并繪制了圖紙，及其出土器物的位置等。

1929年11月馬衡偕同傅振倫、?；莸热?，以《水經注》及順治、乾隆年間的《易水傳》為線索對燕下都作了實地調查，并于1930年組成“燕下都考古團”，對老姥臺遺址進行發掘。發掘前，馬衡與團員約法三章：一，出土古物不得遺失或損壞；二，農民出售古物由團收買，個人不得私購；三，團員不得飲酒，每周輪流休息等。③經過一個月的發掘之后，由于“東陵盜墓案”的發生以及時局的不穩，發掘工作遂告結束。

馬衡從1919年任職北大以來，積極籌劃各種考古事宜，不過，直至1930年方得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組織田野考古發掘。綜觀馬衡的考古學方法，我們會發現馬衡非常重視實地發掘，雖然他僅參加過一次發掘工作。馬衡注意的是地點與器物出土情形，知現在的出土地點便可推知古代何時曾稱作何地。馬衡認為實行有計劃的發掘還可以觀察出土物的種類、數量、方位，籍此研究各器物之間的關系及當時的風俗制度。在數次考古調查中，馬衡都很注意這一工作。當他參觀朝鮮樂浪古墓發掘時，特意繪制了一幅棺槨布局圖。1930年馬衡主持的燕下都考古發掘包含了新的內容，即重視地層。李濟參加了此次發掘的組團會議，而在工作中具體負責地層問題的王慶昌曾于1929年春參加李濟主持的殷墟發掘，可以說燕下都發掘方法中的新形式，明顯受到了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殷墟發掘的啟發。

作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和北京大學國學門考古活動的負責人，“雖然，馬衡缺少現代考古學訓練，使其在考古學上的成就受到了局限，但他畢竟受到新觀念的影響，導致他在領導北大考古學會時，總是不遺余力地提倡考古發掘，加快金石學向考古學過渡的腳步?！庇捎谒呐σ布涌炝酥袊鴤鹘y金石學向近代考古學過渡的步伐。不過民國以來的多數考古發掘，都與金石學有著密切的關系，董作賓的殷墟發掘也是如此。到李濟主持安陽發掘時，“田野考古工作才正式成立”。

張光直先生曾不止一次提到過,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重大考古發掘是在河南安陽殷墟，因為這次發掘對中國的影響太大了，正如陳淳所說的“由于殷墟出土文獻資料以及它在歷史學中的地位，使得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成為史學傳統的延續，從而影響到史前學的視野與研究?！雹芤笮姘l掘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此，不過作為中國田野考古學的起點，恐怕還要追溯到1926年李濟在山西西陰村的考古發掘。

1925年李濟受聘于清華國學研究院講授考古學課程，并于1926年與美國佛利爾藝術館合作，對山西西陰村遺址進行發掘，這一時期也是中國社會思想文化最為活躍的階段。李濟把山西作為考古發掘的首選，是因為《史記》上講到“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這些地方都在山西南部。李濟到達山西之后，經過實地考察，最終決定把發掘地點定在西陰村，除了這一遺址面積較大之外，最主要是由于西陰村所在的夏縣是傳說中夏朝王都的中心所在，這些都表明李濟在籌劃自己第一次考古田野工作的時候，研究目標和思路就鮮明地定格在史學范疇上，在學術定位上將田野考古和古史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從根本上講，李濟是一個古史學家，考古學只是提供了一個進行歷史重建的重要工具。由此可見“中國學者尋覓文明起源的情節和證經補史的學術定位在現代考古學邁出第一步時即已昭然”。⑤

關于李濟這次發掘方法的得失，陳星燦在《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中已經進行了詳細分析，有些方面本文不再贅述?？傊?，這是國人的首次田野考古發掘，創新之處亦有很多。首先，采用探方法，他把一個坑分八“方”，分成兩排，后面一排四個面積是2×2平方米。西方考古學采用嚴格的“探”方法也恰恰是在這一年，安特生1921年在仰韶村的發掘還是采用探溝法，同時李濟在發掘中還在各個探方中保留了關鍵柱，這也是一大創舉。其次，采取了“披蔥式”方法，即水平層位法來開展發掘工作，第三，李濟用“三點記載法”，詳細記載了出土物的情況，并用“層疊法”來記錄常見的遺物，在當時都應該算是最精密的方法。地形圖、地層圖的繪制則是由參加過仰韶村發掘的袁復禮來完成。李濟當時所采用的方法有些已經達到了比較先進的水平，雖然在操作上還存在一些有待改善的細節。當時的考古分析是沒有統一標準的，他的分類只是中國傳統分類法而不是類型學。李濟在“西陰村所實踐的考古學方法也不是當時國際上流行的考古學范例，也不是即將取代近代考古學的文化歷史考古學的范例。”但總的看來，“李濟的發掘是相當科學，它代表了20世紀20年掘的較高水平。”

李濟在安陽殷墟的發掘中，對于考古學方法的運用，是以他在西陰村的發掘方法為基礎，并且在實踐中不斷探索與創新。首先，李濟對殷墟的陶器進行研究，寫成了《殷墟陶器初論》一文。此文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是開創性的，主要表現在：1、開始對遺物中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陶器的研究，跳出了過去金石學的巢窠，而進入現代考古學的研究方式；2、采用金石學中固有名稱，結合功能原則，對考古發現中的陶器定名，這是陶器研究中的基礎工作，體現出金石學對考古學的影響；3、從陶器入手，思考殷墟文化與史前文化之間的關系，進行年代學的探索。⑥不過李濟的陶器研究也是有問題的，特別是器物定名上，他的很多方法都受到中國傳統金石學的影響，比如說，他主張從甲骨文以及后來古文字的象形字入手，來確定陶器的名稱，另外在古文字中找不到器形陶器，就把一些陶器的形式與銅器比較，由銅器的名稱，推定陶器的名稱。其次，李濟對中國考古學另一重要貢獻就在于類型學方法的研究，特別是安陽殷墟第七次考古發掘開始，李濟就脫離一線的田野工作，把更多精力用于研究上。他首先運用物理觀察和化學分析的方法對銅器進行化學分析，以確定其確切年代，然后對銅器進行成分分析，同時對這些銅器進行了分類研究，運用當時國外先進理論來進行考古學的探索。

李濟的考古學方法也存在一些問題，對西學的真義還缺乏深入的把握，有學者指出“李濟先生對殷墟青銅器進行研究時力圖打破宋人的命名分類體系，依照器口、器耳、腹部、足等幾個部位標以字母符號，欲建立現代考古學類型學上的分類。但是這種努力畢竟沒有從結構上根本替代舊有的分類?！雹摺坝捎谧孕牛袊脊艑W雖是高度描述性的，但大部分主要器物的分類缺乏普遍認可的類型學?！雹嘧鳛椤叭祟悓W派的古史學家”，李濟對西方考古學理論的運用是有別于梁思永的。梁思永是中國第一個在國外接受近代田野考古學訓練的專家，同時他在美國也接受過人類學的訓練，這使得他在以后的考古發掘與研究中具有比較大的優勢。自從梁思永加入到考古發掘中來之后，殷墟發掘才逐漸走上了科學的軌道。

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考古學在西學東漸中產生，無論在方法技術上還是思想上都與傳統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考古學在中國成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本文以馬衡和李濟兩位先生為例，對他們的考古學之路進行逐一梳理，探討他們在考古學研究中對于近代考古學技術的應用及其特色的形成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貢獻，希翼對當今的考古學發展有所助益。

參考文獻

①傅振倫：《馬衡先生傳》，《傅振倫文錄類選》，學苑出版社，1994：591

②查曉英：《從地質學到史學的現代中國考古學》，四川大學碩士論文，2003：49

③傅振倫，《燕下都考古記》，《地學雜志》，1930（4）

④陳淳：《考古學的理論與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109

⑤陳淳：《考古學的理論與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115

⑥陳洪波，《史語所的實踐與中國科學考古學的興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8

⑦閆志，《金石學在現代中國考古學中的表達》，《華夏考古》，2005（4）：27

⑧福爾肯霍森 著、陳淳 譯：《論中國考古學的編史傾向》，《文物世界》，1995：86

考古學的研究方法范文2

關鍵詞 音樂考古學 古代遺存 音樂史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music，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history of music， as the means of archaeology， the research objects include objects， images， text， etc.. This study involves many factors determine the research method is complicated， not only to the micro level of the ancient relics of the technical analysis， such as analysis objects shapes， images and text， sound research， and at the macro level and the corresponding music from the age of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e， such as cultural relics and Literature confirms， use dating method. The study on the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of music archaeology are good basis for a lot of research work， and have a broad vision， also realized cross line problems， it should also be to establish a network of resources，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music archaeology project.

Keywords music archaeology； ancient relics； music history

1 音房脊叛а芯糠段е特征

音樂考古學的研究范圍，主要指哪些對象、哪些領域的內容能為該學科所關注。在確定這個范圍之前，需要對音樂考古學的學科性質予以界定。以下筆者重點分析該學科之性質及對象范圍的特殊之處。

1.1 音樂考古學的性質界定

《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對音樂考古學的定義是：“依據音樂文化遺存的實物史料（發掘而得的或傳世的遺物、遺址、遺跡，如樂器、樂譜、描繪有音樂生活圖景的古代造型藝術作品等），借助考古方法來探討音樂史、樂器史直至歷史上的音律形態、音階形態等音樂學課題的一門科學?！保ㄗT冰若、黃翔鵬撰寫詞條）①

除上述定義外，筆者根據王子初、方建軍、王洪軍等音樂考古學專家的觀點，對該學科的基本性質作出如下歸納：

（1）音樂考古學的最終目標指向音樂史，所以是音樂史學的分支；

（2）“考古”是該學科所借助的方法；

（3）音樂考古學的研究依據是古代遺存；

（4）音樂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上述幾方面的綜合，不限于古代遺存。

以上幾點性質揭示了音樂考古學的特殊性。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音樂作為聽覺藝術和時間藝術，不像美術類的作品那樣可以直接反映于古代遺存。

1.2 音樂考古學的對象范圍

音樂考古學的對象從根本上包括古代人類社會的音樂歷史，但直接對象就是借由考古手段而發掘的古代遺存。李純一先生將這些對象分為樂器、樂譜、文字、繪畫、雕塑幾大類。

筆者根據音樂考古學界對《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普查工作的理論和實踐經驗總結，現將該學科的對象范圍概括如下：

（1）音樂及與之相關的器物層面：古代樂器、樂俑、戲臺、戲服、舞具等；

（2）音樂圖像層面：反映音樂內容的器皿飾繪、磚雕、木雕、石刻、巖畫、紙帛繪畫、壁畫等；

（3）音樂文字層面：書譜、經卷等。

這些對象的特征（特殊性）在于：第一，它們都不是音樂本身，只能間接反映音樂本體及其存在形態。第二，它們只是古代遺存，是音樂考古學研究的依據，而音樂考古學的整個對象是古代音樂史，所以必須將這些資料與古代人類社會及音樂生活“接通”，方能實現學科目標。

2 音樂考古學研究方法之特征

學科研究方法由學科性質及其對象范圍決定。音樂考古學具有音樂史學和考古學的交叉性，其目標指向音樂史，操作方法借助考古，直接依據又在于多種類型的古代遺存，同時這些遺存資料必須與社會歷史資料“接通”。這一切決定了音樂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具有微觀和宏觀兩方面的特征。

2.1 微觀層面：對古代遺存的技術分析

對于音樂及與之相關的器物，需要研究的內容有：（1）器形，包括形制紋飾、音梁、內唇與調音等；（2）測音：包括音域、音準等問題。在這些過程中，可能會運用到考古類型學、考古地層學、樂器制作、冶金鑄造、音樂聲學、樂律學等方法。

對于音樂圖像，在用美術方法客觀分析的同時，要顧及到畫匠有可能為了追求繪畫方面的美學要求而將圖畫中的某些元素夸張的情況。當然，也有的結論可以直接推定，比如據圖像顯示，某樂隊配置中肯定存在某件樂器。

對于音樂文字，則需要運用古文字的知識、古音韻的知識、歷史地理的知識等各種方法進行研究。

2.2 宏觀層面：與歷史的“接通”

基于古代遺存只是音樂考古學的研究依據，而非僅僅是研究對象，因此需要將這些物品盡可能與實際的音樂形態聯系起來。實在難以直接聯系的，也要和該音樂相關的其他社會歷史事象聯系起來。

一方面，出土實物或圖像與古代文獻的印證是最直接的方法，這樣不僅可以核實音樂史實，還能佐證其他史料的歷史情況。例如，王清雷學者在《章丘洛莊編鐘的音樂學研究》一文中指出：“洛莊編鐘主要部位的實測比值與《考工記》的理論標準比值基本一致，為該書為齊國官書說提供了一個佐證。不管該書成書于何時，至晚在西漢初期該書還在指導著實踐?！雹?/p>

另一方面，斷代法也是音樂考古學的重要方法。邵曉潔學者認為，“歷史上留存下來的任何遺物都會帶有相應的時代印記，音樂文物上的諸多特征同樣具有一定的時代性……巧妙合理地利用音樂文物上與音樂相關的特征屬性及其變化，能夠有效地斷定其相對年代，梳理出某一音樂文物的發展序列，從而勾勒出一條較為清晰的發展脈絡?！雹?/p>

3 音樂考古學學科特征對研究者的要求

由于音樂考古學具有對象范圍廣、研究方法復雜多樣、交叉性強等特征，因而對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人員提出了如下要求：

首先，廣闊的研究對象需要研究者做好大量且扎實的基礎調查工作。王清雷學者在《淺談〈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的特點及其學術意義》一文中談到：“在實際的工作中，普查領域不僅包括各省的文博單位，也包括一些私人收藏；不僅普查博物館的展廳，還走入博物館的庫房進行地毯式排查；走出省、市或縣的博物館（或院）、文化館等，還要深入廣大郊區農村，普查清末以前的寺廟、古塔、古民居等古代建筑，有時候還要到考古發掘的第一線搜集有關資料?！雹?/p>

其次，多W科交叉及研究方法的復雜性，要求研究者視野開闊，同時也要意識到自己的不足。在視野方面，可以上升到文化人類學的層次，應用到音樂領域即民族音樂學。但是同時，牽扯到跨度太大的領域（尤其技術層面）時，不要憑借一孔之見主觀臆斷。畢竟隔行如隔山，當寫作、研究對象跨行時，應請相應領域的專家幫忙把關。

再次，由于音樂考古學的工程量往往很大，牽扯多方利益，有時還需要巨大的經費支撐，所以搞好人脈關系至關重要，必要時還得獲得上級主管部門的支持。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普查工作中，數百萬的經費也是經由項目負責人以百折不撓的精神努力爭取，才得到國家財政部專項資金的支持。由此可見，音樂考古學的現實工作對其研究者各方面素質要求之高。

4 結語

音樂考古學作為音樂史學和考古學的分支，其學科性質決定了研究范圍涉及因素多，研究方法復雜多樣且具有交叉性。這些特征均有別于純粹的音樂史學和其他類型的考古學。為此，音樂考古學研究者需具備多方面的素質，包括知識層面（深度）、視野層面（廣度）、處理現實問題的層面（靈活度），以適應這門學科的工作要求。

注釋

① 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800.

② 王清雷.章丘洛莊編鐘的音樂學研究.黃鐘，2011（4）：249.

③ 邵曉潔.音樂考古學研究方法散議――王子初新著《音樂考古》讀后.中國音樂學，2006（4）：135.

④ 王清雷.淺談《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的特點及其學術意義.人民音樂，2013（1）：53-54.

參考文獻

[1] 方建軍.音樂史學的一門新興分支學科――音樂考古學[J].黃鐘，1990（3）.

[2] 李純一.微觀入手 宏觀掌握――音樂考古治學談[J].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1999（4）.

[3] 王洪軍.對音樂考古若干問題的思考[J].中國音樂，2001（4）.

[4] 王洪軍.對促進音樂考古學科發展的再思考[J].人民音樂，2003（6）.

[5] 方建軍.民族音樂學與音樂考古學的相互關系及作用[J].中國音樂學，2006（3）.

[6] 王清雷.《中國音樂文物大系》述評（上）[J].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2（3）.

考古學的研究方法范文3

按認識規律和內在邏輯，把中國考古學的現狀和最新研究成果，客觀、系統、全面地揭示出來，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教材主要面向：

考古學一級學科內各專業在校本科生

本科階段非考古專業的考古學研究生

地方文博單位的業務人員

一、中國考古學研究的現狀

以1970年代中期為界，之前，中國考古學處在一個波浪式的發展階段。

之后，中國考古學則進入一個持續發展時期。

－田野考古規模不斷擴大，研究水平迅速提升。

－其原因，有外、內之分。

1970年代后期以來，各文化區新石器至早期青銅時代的文化發展序列和譜系的建構，是中國考古學的主軸和中心任務。

蘇秉琦先生的“區系類型”學說，順應和指導了這一階段中國考古學的發展。

這期間，各大區系一系列新的考古學文化得以面世和確立。

以五大區系為例－中原、海岱、環太湖、江漢、燕遼地區。

從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以年代學為重心的文化史研究的過程中，中國考古學研究開始出現一些新的趨勢，如：

1985年，夏鼐先生《中國的文明起源》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6年，蘇秉琦先生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國”的問題。

此后一段時間關于中國文明起源的討論和研究逐漸增多。

稍前，張光直在北大、山大舉辦的系列講座，介紹了“聚落考古”等歐美考古新觀念。

在歐美“新考古學”的影響下，關于國內考古學所處階段、存在問題的討論。

1991年2月，“考古工作涉外管理辦法”正式頒布。

隨后，以區域調查和田野發掘為主的中外合作考古項目得以開展和實施。

到1990年代中期，以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為主的各大區系，考古學文化的發展序列和文化譜系基本建立起來。

此外，中國考古學研究進入一個轉型時期，即從以年代學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向以人為中心、以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環境、資源及其互動關系為基本內容的社會考古研究轉移。

要全面研究和揭示古代社會，客觀上需要更多的不同門類的新資料。

于是，采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全面改進田野考古工作，引入各種有用的現代自然科學技術，以求在田野考古和后續的工作中，獲取更多的研究古代社會的信息和資料。

2009年版《田野考古工作規程》的內容，就是上述新發展和新情況的具體體現。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考古學研究的轉型進展迅速，出現一系列新變化和新進展。

聚落考古－得到越來越多的考古學者的理解、支持和實踐。

區域系統調查，在全國各地迅速普及。并在實踐中結合中國各地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予以調整和完善。

考古發掘方面的變化更多，聚落考古方法和社會考古研究，體現在考古發掘的各個階段和層面?？梢垣@取有用信息和資料的所有手段，在田野考古發掘和后期研究中同等重要，所獲資料均為考古學研究之基礎。

在上述堅實的田野考古工作基礎上，綜合性的考古學研究得以向更為寬廣的領域拓展。

考古學的研究方法范文4

在科技考古這個名稱尚未出現以前,這方面的研究一般稱之為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或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中的應用,有時還稱之為實驗室考古。20世紀80年代末期提出科技考古這個詞,20多年來科技考古這個詞已經基本上被學術界所接受(1)。今天,大家都明確地意識到,科技考古包含了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全部內容。但是,這個研究必須以考古學研究的目的為指導,必須帶著考古學的問題開展研究,對研究結果的認識必須結合考古出土背景進行分析,即考古學研究的意識必須貫穿于整個科技考古研究的過程之中。在當今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中,科技考古正在發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科技考古研究歷程的角度回顧夏鼐先生當年憑借大科學家的學術敏銳和淵博的知識,努力推動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歷歷往事,同樣由衷地感受到這位學術泰斗的偉大之處。本文試圖依據重讀《夏鼐文集》里收錄的有關涉及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經典文章及其他資料,首先介紹夏鼐先生對中國科技考古研究的倡導作用及親身實踐,認識他發揮的無與倫比的作用。其次闡述自己對于如何沿著夏鼐先生規劃的宏圖,加倍努力,建設好中國科技考古學科的思考。

一、夏鼐先生建設中國科技考古學科

的豐功偉績

夏鼐先生建設中國科技考古學科的豐功偉績大致可以分為作為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規劃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學科布局;作為中國考古學的領軍人物,從理論上論述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主要內容及把握研究的核心問題;作為大學問家,親自從事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等幾個方面。

(一)規劃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學科布局

夏鼐先生多年來一直以中國考古學領軍人物的地位及能力,倡導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推動多個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中的應用領域的建設。

比如,他領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當年隸屬于中國科學院)建立碳十四年代測定實驗室。早在1955年,夏鼐先生就在《考古通訊》上介紹20世紀50年代初,由美國科學家W. F. 利比(Libby)發明的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的方法,指出它的重要性,并建議在國內建立實驗室進行測定工作(2)。這篇文章距離利比發明這個方法的時間只有5年,距離介紹這種測定方法的著作的出版只有3年。除了及時撰文介紹國際考古學研究中應用碳十四斷代這個最新成果以外,20世紀50年代末,夏鼐先生經楊承宗先生介紹,從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引進仇士華和蔡蓮珍兩位先生到考古研究所工作,積極組織實施在考古研究所籌建碳十四斷代實驗室。到1965年5月,碳十四斷代實驗室開始測定出第一批標本的年代數據。到1972年《考古》復刊后的第1期,公布了第一批測定年代數據(3)。

除了建立碳十四測定年代實驗室以外,夏鼐先生對于在考古研究所建設其他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中的應用領域也傾注了極大的心血,不斷吸引多個領域的專門人才到考古研究所工作。在夏鼐先生的直接領導下,考古研究所于1959年開始籌建常量化學分析實驗室,1961年開始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工作,后來建立了體質人類學研究組。1963年開始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工作,后來建立了動物考古研究組。1975年籌建熱釋光年代測定實驗室。1978年成立實驗化驗室。1978年在實驗化驗室開始發射光譜分析工作。1980年在實驗化驗室開始金相分析工作。1984年在實驗化驗室籌建穆斯鮑爾譜分析工作等等。

在夏鼐先生的大力推動下,當時考古研究所的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中的應用范圍已經涉及到碳十四年代測定、熱釋光測定年代等年代學的研究,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動物考古學的研究,陶器、青銅器等器物的物質結構和化學成分分析等等,初步構建起一支具有多個領域的研究團隊,在當時全國考古學界起到了很好的領軍作用,發揮了重要的研究作用。

夏鼐先生除了在考古研究所內大力推動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中的應用以外,還努力加強與所外多個科研和教學機構的專家們的合作,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如石興邦先生曾經提到夏鼐先生很重視考古發掘中古動物與古植物的研究,并鼓勵大家盡量以最好的方法,采集與生態環境有關的各種標本,以便更確切地鑒定人類生存的年代及古地理、古氣候狀況,以及古地理、古氣候對古人類文化的影響(4)。

何天相先生曾經提到夏鼐先生采集了甘肅敦煌西漢時期的簡牘殘片、棺木接榫、甘肅武威唐朝時期的馬鞍,并把這些珍貴的木質材料送給他進行樹種鑒定研究(5)。這屬于植物考古研究的范圍。

夏鼐先生與北京科技大學(原名為北京鋼鐵學院)的柯俊院士交往甚密。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就向柯俊院士領導的“中國冶金史編寫組”提供過不少考古研究所發掘出土的青銅器標本和鐵器標本,請他們進行金相和成分方面的鑒定和研究,這些研究成果都及時發表在《考古學報》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與柯俊院士合作,對河北藁城臺西遺址出土的商代銅柄鐵鉞進行研究,證明這件鐵器是用隕鐵制成,這項研究成果在當時的國內外學術界都引起極大的反響(6)。

夏鼐先生還十分關注古陶瓷方面的研究,他專門邀請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的周仁所長對考古發掘出土的陶片和瓷片進行科學分析,提供科學性的技術鑒定。并在《考古學報》上發表周仁先生的研究文章(7)。當周仁先生等撰寫的《景德鎮瓷器的研究》一書出版后,夏鼐先生專門為此寫了書評,詳細介紹此書涉及的清初瓷器胎、釉的研究;景德鎮制瓷原料胎、釉的研究;景德鎮瓷器質量的改進和中間工場生產試驗;鈷土礦的撿煉和青花色料的配制等等。強調此書對于考古人員研究古代陶瓷的啟發作用(8)。

(二)從理論上論述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主要內容及把握研究的核心問題

夏鼐先生在與王仲殊先生合作撰寫的“考古學”里,專門強調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科學都與考古學相關,比如在自然科學方面,自然地理學、地質學、氣象學和生態學等,主要是協助研究遺址所在地區的地史和天然資源,從各個方面復原當時的自然環境。生物學(動物學和植物學)和體質人類學,主要是用以鑒定發掘出土的植物遺存、動物和人類的骨骸,并判定它們的年代。物理學和化學則應用于對遺址的勘探,對遺物成分和性質的分析,并測定它們的年代。在工程技術科學方面,建筑學和土木工程學應用于對遺址的發掘、測量、制圖,對發掘出來的遺跡進行復原或在現場加以保存等。采礦冶金學、陶瓷學和染織學應用于對工場址、礦址、窯址等遺跡的考察,對銅器、鐵器、陶瓷器、玻璃器、紡織品等遺物的分析和研究,造船學則專門應用于對發掘出來的造船工場遺址和船舶的遺物進行考察和研究。他們還以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和體質人類學為例,用較大的篇幅詳細討論這些學科的原理、在考古學中應用的具體方面及其學術價值。他們還圍繞方法進行介紹,如在測定考古資料的絕對年代時可以應用的多種自然科學方法;在判別各種器物原料的成分及其產地,并究明器物的制造方法和用途時,除普通化學分析之外,還有多種利用自然科學儀器設備進行測試的方法等(9)。

今天我們懷著敬仰之心重新閱讀夏鼐先生當年的論述,仍然對其包含的科學性、前瞻性、現實性而肅然起敬,這些論述涉及到我們今天科技考古學科形成的基礎。比如,對比科技考古研究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研究,他們都使用同樣的儀器設備,依據同樣的分析原理,運用同樣的技術手段,研究對象是同樣的生物種屬或由同樣的物質結構和化學元素組成。他們的不同主要表現在科技考古研究的對象是考古遺址發掘出土的資料或屬于古代的資料,而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研究的對象除古代的以外,更多的是現代的資料。另外,前者的最終目的是如何解釋古代人類的行為,探討當時的歷史,而后者是認識物種的特征及物質的形態、結構、性質和運動規律。

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分屬于不同的學科,分別有自己的研究目標、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這就意味著學科之間的結合不是簡單地合并到一起就能夠解決問題的,學科之間的有機結合需要把握好核心問題,需要各個學科的研究人員一起探討和共同努力。

以如何認識碳十四年代測定為例,夏鼐先生在1977年就撰文提醒考古研究人員在涉及有關碳十四年代測定數據時要注意三點。第一,有兩個計算碳十四年代的半衰期值,利用不同半衰期值計算的年代數據不能夠互相比較,如果要比較,必須先換算成使用同一個半衰期值計算的年代。由于不同年代的碳十四濃度是有變化的,對碳十四年代的數據需要作樹輪校正。第二,碳十四斷代實驗室給出的碳十四年代后面的加減號和數字是統計學上的標準偏差,無論是一個標準偏差還是兩個標準偏差,實際年代有可能在這個偏差范圍之外。第三,除統計學偏差以外,由于污染、標本本身的特殊性質等多種原因都可能引起年代誤差。所以只有一系列的基本一致的碳十四年代才是有價值的,而一兩個孤零零的數據是沒有多大意義的(10)。

這三點認識涉及到如何科學地、客觀地、全面地認識和應用碳十四年代測定數據,也涉及到在考古現場采樣時就要防止標本的污染以及任何時候都不能忽略由于多種原因可能引起的誤差。到30多年后的今天,夏鼐先生當年提到的這些認識仍然是我們考古研究人員要時刻注意的碳十四年代測定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

除了詳盡地論述在具體的碳十四年代測定方面需要注意的問題外,夏鼐先生還就整個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結合的問題提出總體思路。他認為考古學中有些問題是考古工作者自己沒有能力解決的,只能提供資料請科技史專家或科技專家幫助我們進行鑒定和研究。但是考古工作者要明確提出想解決什么問題,以便別人能夠配合我們進行研究。我們提供實物標本時首先要搞清楚出土的情況。如果科技專家科學分析的結果,產生難以解答的新問題,對提供的資料產生疑問,我們考古工作者便應重新核查自己采集標本時是否有疏忽,是否有些情況沒有搞清楚,或者不夠確切,最好我們能自己加以改正(11)。

夏鼐先生強調了考古研究人員在提供樣品時要有考古學的思考,這樣才能把握好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專家進行合作研究的方向,努力做到有的放矢。用考古學的思考來主導樣品采集、測試的目的,這是當今科技考古的精髓。夏鼐先生還強調了考古出土狀況如何決定了材料的科學價值如何,因此對于考古出土背景的把握必須慎之又慎。要充分重視考古材料出土狀況的科學性,這是最終提出科學結論的基礎。夏鼐先生曾經幾次提到有些所謂重大發現,實際上來自被污染的樣品或有特殊背景的樣品,這樣的教訓永遠應該引以為戒。夏鼐先生的這些認識可謂是從宏觀上把握住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結合的核心問題。

(三)親自從事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

夏鼐先生經常強調一點,要做好考古學研究,一定要對許多關系密切的學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例如科技史、狹義的歷史學(包括文獻學和考據學)、民族學、地質學、體質人類學、生物學、化學等等(12)。從現在的思考而言,這里面就涉及到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內容。尤其值得敬佩的是夏鼐先生不僅是這個方面的提倡者,更是一位身體力行者,他在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方面涉及到多個領域,有些方面的論述至今尚無人望其項背。

比如在碳十四測定年代研究領域,夏鼐先生在第四批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報告發表以后,發表了著名的《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一文。他在文章中充分肯定了碳十四測定年代方法的作用,認為從前對于有文字記載以前各種文化的絕對年代是沒有辦法作正確的斷定,史前的年代學幾乎是完全建立在主觀臆測和推論上,由于利用碳十四測定年代法,全世界的史前考古學可以說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他還在文章中借用其他學者的話,把放射性碳素斷代法稱之為20世紀史前考古學中的大革命(13)。后來,他自己也進一步提出,由于碳十四測定年代方法的采用,使不同地區的各種新石器文化有了時間關系的框架,使中國的新石器考古學有了確切的年代序列而進入一個新時代(14)。夏鼐先生利用已經測定的、經過審核的、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94個數據,全面整理了幾個舊石器時代遺址及中原地區、黃河上游甘青地區、黃河下游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測年數據,另外還整理了華南、西南和東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文化的遺址,基本上把當時所知的中國史前各個文化的年代序列作了一個階段性的清理。在此基礎上,首次提出中國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觀點,否定了原來起源于黃河中游的中原地區,然后向四周傳播的舊說(15)。

在天文學領域,夏鼐先生依據自己的淵博知識,對河南洛陽西漢壁畫墓中的12幅星象圖及河北宣化遼墓的星圖進行解讀,詳細闡述了中國二十八宿的由來及特征,指出盡管依據文獻記載,二十八宿體系在中國創立的年代最早是戰國中期(公元前4世紀),但可以根據天文現象推算到公元前8至6世紀。同時,也介紹了起源于巴比倫、完成于希臘的黃道十二宮的特征,并探討了其傳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至隋代。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是和天文學中其他成果一樣,最初起源于生產實踐。中國和西方的勞動人民累積生產實踐的長期經驗,分別創立這兩種體系來劃分天球,以便于觀測日、月、星辰等運行的位置,從而規定季節歲時,以便利于季節性的生產活動(16)。

在冶金考古領域,夏鼐先生圍繞湖北黃石銅綠山古銅礦遺址進行研究,確定古礦井大多集中在大理巖和火成巖(花崗閃長斑巖)的接觸帶上,依據各種遺跡現象認識古代人為挖取礦石而開拓巷道時,專門制作了木質的不同形制的礦井支架,構建相當完整的排水系統,依靠井口高低不同產生的氣壓差所形成的自然風流確保礦坑下的氧氣供給,使用轆轤提升礦石等等。依據熱釋光測年,將幾座古爐的年代定為春秋時期。當時冶銅的原料是孔雀石和自然銅等含銅品位很高的礦石。通過煉銅模擬實驗,對實驗結果進行化驗,與出土遺物的化驗結果進行比較,對當時正常的冶銅生產需要具備的條件、古煉爐的性能、春秋時代的冶銅業達到的水平等等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大致復原了當時的整個冶煉過程(17)。通過請相關研究人員對江蘇宜興西晉周處墓出土的金屬帶飾進行重新鑒定,應用密度測定、光譜分析、X射線物相分析和電子探針等技術開展研究,確定它們都是銀制品,而不是以前所說的鋁,糾正了 “晉代已經存在金屬鋁”的錯誤說法。另外,還依據此墓曾經被盜掘的事實,認為以前檢測發現的碎鋁片,很可能是后世混入的(18)。

在古代的紡織技術研究領域,夏鼐先生通過對新疆尼雅遺址和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綺、錦和刺繡開展研究,從經緯線各自的數量、經線起花、鎖繡法等織造技術的分析入手,探討中國古代紡織技術發展史以及古代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19)。他依據對考古資料的判斷、對養蠶技術及蠶絲的物質結構的認識、對古文字資料的理解、對文獻資料的解讀、對紡織技術的把握等等,再現了漢代和漢代以前中國絲綢生產技術的一般狀況,為認識中國絲綢在世界的影響及古代橫貫亞洲大陸的“絲綢之路”的重要意義奠定了很好的基礎(20)。

夏鼐先生通過對宋代的杰出科學家沈括的研究,用《沈括與考古學》為名撰文介紹,從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他一直強調的具備多學科的知識開展考古學研究的用心。如他在文章中指出,沈括用冶金學原理解釋古劍,用光學來解釋古鏡,用幾何學來解釋弩機上“望山”的用法,用民族學材料來比較漢畫像石上的古衣冠和祭器,用度量衡學來研究漢代及秦漢以前的長度和容量等。甚至談到沈括注意到古代地形和氣候的變化,其研究方向已接近于現代的所謂“環境考古學”(21)。

夏鼐先生還依據考古發掘出土的各種遺跡和遺物,相當全面地闡述了古代人民創造的天文和歷法、數學和度量衡、地學、水利工程和交通工具、紡織、陶瓷和冶金、醫學和藥物學、農業科學等等,強調了中國古代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創造才能以及對于世界科技發展做出的卓越貢獻(22)。

(四) 小 結

由于自己孤陋寡聞,才疏學淺,在介紹夏鼐先生當年建設中國科技考古學科的豐功偉績時,肯定還有遺漏之處,尚祈前輩學者及同行們多多補充,我在此先感激不盡。我個人深深體會到,夏鼐先生在世的年代,中國考古學研究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構建全國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譜系,填補多個地區考古學文化序列的空白。當時的考古研究人員全力以赴,在許多地區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通過認識發掘出土的各個遺址中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態特征,歸納出由一群遺址組成的一個文化或類型的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態特征,依據這些遺跡、遺物的形態特征總結出各個地區、各個時期的各種文化之間的異同,從中尋找各種物質文化成分在歷史進程中變化的線索。夏鼐先生當時為領導這方面的研究傾注了極大的心血和精力。但是即便在那樣的學術背景下,夏鼐先生已經高瞻遠矚,看到了日后考古學發展的方向,在考古研究所設置多個自然科學技術手段應用于考古學研究的領域,推動全國有條件的研究或教學機構開展自然科學技術手段應用于考古學的研究;從理論上闡明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重要性,幫助考古研究人員不但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并且身體力行,用考古學家的思路,凝練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成果。他的這些所作所為,為后來中國科技考古的大發展做好了思想準備、人才準備、資料準備和實驗室準備等等。大科學家的大思考、大決策、大舉措、大手筆在此可見一斑。

二、 沿著夏鼐先生開辟的道路繼續前行

考古學發展到21世紀的今天,其研究內容已經由原來通過發掘出土的遺跡、遺物的形態特征確定一個遺址、一個類型或一個文化的年代早晚、文化特征,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質文化譜系,進一步擴大到全面探討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任何一個區域、任何一個遺址的考古學調查和發掘,都是為了全面或部分地展現處在特定時間跨度和空間范圍內的自然環境狀況,人類社會的生存活動、生活方式、制作工藝、社會組織、禮儀制度、喪葬習俗、祭祀特征、文化交流等各個方面。如果說當年通過對人工遺跡和遺物的形態特征進行研究可以形象地再現其當時的原貌,從時空框架上把握各個考古學文化的相互關系,那么現在通過考古勘探、年代測定、環境考古學、體質人類學、動物考古學、植物考古學、同位素分析和古DNA分析、物質元素和結構分析等研究則可以科學地再現當時的自然環境狀況與演變及人類與之相適應的互動關系,考古學文化的絕對年代,居住在不同地區的人群的體質特征和風俗習慣,古代人類采集、狩獵、種植、飼養等一系列獲取食物資源方式的演變過程,各個時期的人的食物種類和數量比例,不同時期和不同等級的人是否存在食物差異,不同時期的人進行隨葬和祭祀活動時所使用的各種動植物種類和特征,古代人類制作各種器物的原料、技術與方法及發展過程,文化與文化之間一些特殊因素的交流等,同時,還能提高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的科學性。夏鼐先生當年開始籌劃構建的科技考古學科已經在兩個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一個方面是對遺跡和遺物進行鑒定、測試和分析,開拓了傳統考古學所不能涉及的多個研究領域。另一個方面是確認遺址、遺跡的位置、面積、布局,對各類考古資料進行定量統計和分析,極大地提高了考古學研究的效率與精確度。在考古學中強調科技考古是時代向考古學提出的要求,也是考古學自身發展的必由之路。

199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領導決定把原來的實驗化驗室、體質人類學研究組、動物考古研究組、繪圖室、修復室、照相室等部門合并到一起,成立科技考古中心(原名為考古科學技術實驗研究中心,曾改名為考古科技中心),科技考古中心是運用自然科學方法與技術從事考古學研究的跨學科研究機構。15年來,科技考古中心先后被確定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重點扶持學科、重點學科和6個重點研究室之一?，F在的科技考古中心具備多個實驗室,擁有一批活躍在國內外學術前沿的專家學者,主持完成過多項省部級以上課題,出版了多本具有開創或完善學科建設價值的專著,用中文、英文、日文在國內外的核心期刊上發表過數百篇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論文和研究報告,多個實驗室建成了系統規范的標本庫、資料庫和數據庫,獲得了多項省部級以上獎勵?？萍伎脊胖行囊云湔w實力在亞洲地區的科技考古研究中名列前茅。

從更大的范圍看,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形成一個建設、完善科技考古研究機構的,拉開了中國科技考古大發展的序幕。這具體表現在多家國家級的科研和教學單位中專門成立了包括多個科技考古研究領域的機構,不少省級文物考古單位里都有專人從事科技考古不同領域的研究。一些科研和教學單位中都開始培養專門從事科技考古的博士生和碩士生。科技考古研究已經大致可以分為考古勘探、年代測定、環境考古、人骨研究、動物考古、植物考古、DNA分析、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微量元素分析、鍶同位素分析、物質元素和結構分析、計算機技術在考古中的應用等多個領域。基本上每隔2年舉辦一次的全國性科技考古學術研討會已經連續召開了十次會議。一批科技考古的專著得以出版?？萍伎脊诺闹匾栽絹碓降玫綄W術界的高度認可,支持科技考古、依靠科技考古、發展科技考古與強化科技考古已經成為整個考古學界的共識。

今天,能否在考古學研究中做好科技考古工作,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考古學研究水平的重要標尺。我個人認為,對照夏鼐先生當年的諄諄教導及身體力行,要做好今后的科技考古研究,尚需要思考以下幾個問題。

(一)科技考古要努力加強與考古學的有機結合

夏鼐先生曾經說過,考古學是利用古代留傳下來的實物來研究古代人類的社會、經濟、日常生活等各方面情況和它們的演化過程?？脊艑W研究的遺跡、遺物等實物資料多埋沒在地下,必須經過科學的調查發掘,才能被系統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考古學上的有些問題是需要請科技史專家或科技專家幫助我們解決的(23)。我們要做好當前的考古學研究,就要強調科技考古全面、系統地參與到每項考古調查、發掘中去。即在考古調查和發掘以前,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員要共同參與設計和規劃,在考古研究人員的主導下,結合不同的考古實際狀況制定各種切實可行的技術路線,同時要一起開展野外工作,如考古勘探工作要結合探鏟鉆探,大致搞清楚遺址內的布局,為合理地布方、有計劃地開展發掘提供思路。在考古發掘過程中要有計劃地采集碳十四系列樣品,保證碳十四年代測定的科學性。要對古代遺址形成及廢棄過程中的自然環境狀況進行研究,認識當時人的各種行為的自然環境背景。要采集出土的人骨和動植物遺存,開展形態學、DNA分析和食性分析,科學地把握當時人的體形特征、基因特征及包括病理現象在內的各種信息;認識當時人的食物資源的種類、比例及獲取方式,了解當時人利用動植物進行祭祀、隨葬及戰爭的行為。要對出土的青銅器、陶器、石器、玉器、容器內的殘留物及特定環境里的土壤進行各種物理和化學分析,認識有關古代人類生產工藝、原材料來源及當時人的一些行為特征等內容。上述的各項認識都應該輸入地理信息系統,再結合考古學發掘、研究的內容,進行各種分類或綜合分析。最后,以考古學研究為主線,把包括科技考古在內的多學科研究的內容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樣才能全面認識古代社會。

(二)從事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員要成為復合型人才

夏鼐先生曾經指出,要做好考古學研究,一定要對許多關系密切的學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24)。夏鼐先生對考古研究人員提出的要求中包括要了解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知識。其實,從本質而言,這個要求也適用于那些對考古研究感興趣的自然科學研究人員。他們也需要對考古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內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考古研究人員和自然科學研究人員分別屬于不同的學科,這些不同的學科都有各自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因此,要把科技考古研究推向前進,考古研究人員和自然科學研究人員互相都有一個學習對方的過程。考古研究人員要認真了解自然科學研究人員探討物質世界的各種方法和原理,開拓研究思路,充分調動各種積極因素。而自然科學研究人員則要注重認識考古研究人員是如何去解釋古代社會和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充分利用多種儀器設備的性能,開發各種考古資料的價值。研究人員只有通過這樣一個知識結構更新的過程,才能把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方法全面、有效地運用在勘探、考察、鑒定、測試、分析各種與考古相關的資料中,而這樣的研究結果才能與考古學的目的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充分展現出科技考古研究的學術價值。現在一些科研和教學機構已經培養或正在培養科技考古方向的研究生,這是一個十分可喜的現象。今后,有條件的大學還要加強對本科生的教學工作,開設科技考古的課程,系統地培養復合型人才,引導他們以新的思維在今后的田野考古中開展工作,為在全國范圍的考古實踐中廣泛開展科技考古研究打好基礎。

(三)以考古學文化的觀點為指導開展研究

夏鼐先生曾經指出,研究考古學文化必須要注意三點,第一點是一種“文化”必須有一群的特征;第二點是共同伴出的一群類型,最好是發現不止一處;第三點是我們必須對于這一文化的內容有相當充分的認識(25)。這些研究考古學文化的認識對于指導我們做好科技考古研究也是具有指導意義的,可以幫助我們把對特定遺址的某個科技考古研究領域的具體看法,放到這個遺址所屬的由多個遺址組成的考古學文化層面上去認識。如果屬于同一個文化的其他多個遺址已經開展了這方面的研究,那么我們要把新認識和從其他多個遺址里已經得出的認識進行比較,把握他們的同一性和差異性,以求更加客觀、更加全面地提出自己的認識。如果其他遺址還沒有做這方面的研究,或者所做的遺址數量不多,我們則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在屬于同一文化的其他遺址開展工作。從考古學文化層面上提出的科技考古的研究結果,必須建立在對一定數量的遺址進行全面、扎實的基礎性研究工作上。另外,在系統總結一個考古學文化的某個科技考古領域研究的基礎上,開展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文化與文化間的同一領域的比較研究,從中歸納他們之間是否存在連續性、關聯性、變異性、差異性等,以求在全國范圍內全面認識這一領域的研究結果。同樣,如果其他考古學文化還沒有做這方面的研究,或者做的力度和深度還不夠,我們則要努力去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從全國的范圍內、在大跨度的時間框架里提出科技考古某個領域的研究結果,同樣要建立在對多個文化內的同類遺存進行全面、扎實的基礎性研究工作上。

(四)推動考古學研究方法的創新

夏鼐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提出要借用多種自然科學的方法和技術開展考古學研究(26),這已經涉及到考古學方法創新的問題。通過總結考古地層學、考古類型學和考古年代學等方法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這些方法的形成首先都是依據考古學實踐的需要,借鑒別的學科的方法,然后在考古實踐中不斷完善、充實這些方法,使之逐步適應考古學的研究,成為考古學自己的方法。重溫這些方法的形成過程對我們應該有一個很大的啟示。我們通過借鑒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球科學和數學的研究方法,逐步建立起考古勘探、年代測定、環境考古學、體質人類學、動物考古學、植物考古學、食性分析、DNA分析、成分和結構分析等諸多研究領域,獲得了一系列有學術價值的成果。這些成果再一次證明科技考古的應用價值,科技考古對深入開展考古學研究是一個極大地促進,科技考古的實踐過程正在帶動考古學方法的進一步多樣化,我們要以考古地層學、考古類型學和考古年代學的形成及發展過程為鑒,努力做好科技考古研究,有意識地補充和完善科技考古的各種研究方法,逐步做到科技考古各個研究領域里分別包括的野外調查、采樣、鑒定、測量、實驗、化驗等多種研究方法的規范化,積極推進考古學方法多樣化的創新過程。

三、 結 語

今天,中國科技考古學科正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大好形勢。這得益于國家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夏鼐先生的英明決策和身體力行,得益于前輩學者們的大力開創,得益于廣大科技考古研究人員的刻苦鉆研,得益于學習科技考古的青年學子們的勤奮努力,也得益于全國廣大考古研究人員的積極參與。相信只要堅持與時俱進的精神,不斷進行新的探索,扎扎實實地開展工作,我們獲取的信息資料就會越來越豐富,我們涉及的研究領域就會越來越廣闊,我們得到的研究成果就會越來越精彩,考古學的明天就一定會更加燦爛輝煌。

注釋:

(1) a.王昌燧:《前言》,王昌燧主編:《科技考古論叢(第二輯)》,第-頁,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0年。b. 趙叢蒼主編:《科技科考古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c. 楊晶、吳家安:《科技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d. 陳鐵梅:《科技考古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e. 袁靖:《科技考古》,劉慶柱主編:《中國考古發現與研究》,第425~466頁,人民出版社,2010年。

(2) 夏鼐:《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上的應用》,《考古通訊》1955年第4期。

(3)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報告(一)》,《考古》1972年第1期。

(4) 石興邦:《論古文化與古環境》,周昆叔主編:《環境考古研究(第一輯)》,第5頁,科學出版社,1991年。

(5) 何天相:《中國之古木(二)》,《中國考古學報》1951年第五冊,第217~293頁。

(6)、(7)、(11)、(12)、(24) 夏鼐:《中國考古學和中國科技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299~30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8) 夏鼐:《評周仁等著〈景德鎮瓷器的研究〉》,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504~506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9)、(26) 夏鼐:《考古學》,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3~2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0)、(13)、(15) 夏鼐:《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375~401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4) 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402~413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6) a. 夏鼐:《洛陽西漢壁畫墓中的星象圖》,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77~39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b. 夏鼐:《從宣化遼墓的星圖論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91~41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7) 夏鼐:《湖北銅綠山古銅礦》,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34~44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8) 夏鼐:《晉周處墓出土的金屬帶飾的重新鑒定》,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48~45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9) 夏鼐:《新疆新發現的古代絲織品――綺、錦盒刺繡》,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05~33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20) 夏鼐:《我國古代蠶、桑、絲、綢的歷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38~36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21) 夏鼐:《沈括與考古學》,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65~48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22) 夏鼐:《考古學和科技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283~288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考古學的研究方法范文5

［關鍵詞］音樂考古學;考古學;音樂學;音樂學學科體系

一、音樂考古學在中國

雖然中國音樂考古學的前身可溯至北宋以來的“金石學”，但近代學科意義上的音樂考古學當始于劉復在1930—1931年間，對故宮和天壇所藏清宮古樂器的測音研究，正是劉復將“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理想付諸于研究中國古代音樂的實踐，并在此基礎上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才揭開了中國音樂考古學新的篇章，中國音樂考古學才得以真正“登考古學之堂，入音樂學之室”。譬如:楊蔭瀏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中國音樂史綱》一書中，援引了當時許多有關出土文物的發掘資料和研究成果;李純一搜集了大量考古發掘的古代樂器及其研究成果，并將這些成果運用到《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第一分冊•夏商)一書中，這兩位學者對考古資料的充分占有和有效地運用改變了自葉伯和以來的中國音樂史研究“從文獻到文獻”的舊傳統，音樂考古學的作用也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

二、音樂考古學作用于他種音樂學分支學科

音樂考古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是在考古學和音樂學的羽翼下逐漸形成的。于音樂學而言，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史學的一個分支，這也得到國內外學者一致的認識，例如，德國學者德列格將音樂學分為歷史音樂學、體系音樂學、音樂民族學(民俗學)、音樂社會學和應用音樂學五大類，其中，音樂考古學是作為歷史音樂學的一個部門而存在的;音樂史學家李純一認為:“它(音樂考古學)應該既是普通考古學的一個特殊分支，又是古代音樂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雖然音樂考古學是歷史音樂學的一個分支，但其在整個音樂學體系中的地位卻并非僅僅只作用于音樂史學的研究，其對中國古代音樂美學史，以及當下的民族音樂學的研究依然有著促進作用。

三、音樂考古學作用于音樂史學

較之于其他音樂學科而言，音樂考古學與音樂史學的關系尤為密切，這是因為:其一，在研究對象的時間維度上，它們都是指向于過去，研究歷史上的音樂事項，以了解古代的音樂社會生活;其二，在史前史時期，音樂考古學研究是音樂史學研究的主要手段，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出現之后，有關音樂的考古實物和文獻典籍是音樂史研究的兩大史料來源。具體來說，音樂考古學對音樂史學的作用大致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考古史料可以彌補文獻的不足

人類發展的歷史是極其漫長的，即便是從舊石器時代算起，也大約有300萬年的歷史;而人類用文字記載的歷史，也就是說有比較確切的資料可以證明的信史，就中國而言，大約是從公元前17世紀的商代開始的，距今不過4000年左右。從300萬年前到4000年前，這么漫長的歷史，除了通過神話傳說獲得一鱗半爪的模糊的認識之外，我們幾乎一無所知。如《呂氏春秋•古樂篇》載:“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薄渡胶＝?#8226;大荒西經》載:“開(夏后啟)上三嬪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開焉得始歌《九招》”等等。通過這些記載認識商以前的歷史不僅模糊不清、無法得以考證，而且也是一種無奈?？梢?，通過文字了解人類音樂的歷史，其局限性不言而喻。而大量考古出土的音樂實物以及對它們所進行的科學研究，不僅改變了我們對史前音樂歷史的了解主要依靠神話傳說的尷尬局面，也改變了我們對史前音樂歷史的認識。例如，1987年，河南舞陽縣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25支骨笛，據碳14測定和樹輪校正，距今約8000—9000年;根據測音和實際的演奏實驗表明，這些音已包括了六聲音階和七聲音階，并且可以吹奏較為復雜的曲調。這一結果不僅改變了我們之前對新石器時期音樂認識上的空白，而且也改變了對已有的中國古代音樂諸多研究成果的認識，促使我們對其進行重新考量，如學界很長一段時期都在爭論的“戰國時期有無五聲音階以外的偏音”的問題;音階發展史是由少漸多，還是一個從多到少不斷規范的過程的問題等。這方面的音樂考古發現甚多，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骨哨、西安半坡陶塤等?？梢哉f，從科學的意義上研究史前音樂歷史，考古實物是唯一的途徑和手段。它不僅是我們了解史前音樂歷史的不二法門，也對其后有文字記載的音樂歷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2．考古史料和文獻互證

考古史料和文獻史料互證，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源于20世紀20年代王國維對古代歷史的研究。他主張研究古史當以地下史料參訂文獻史料，這在歷史學界有很大的影響，這種研究方法被學界稱之為“二重證據法”?！岸刈C據法”的提出，一方面導源于對科學研究實證精神的追求，另一方面則是考古學在中國的不斷發展與成熟。這一研究方法對研究中國古代音樂史也有很大的影響和促進作用。王光祈在其《中國音樂史》一書就曾指出:“研究古代歷史，當以‘實物’為重，‘典籍’次之，‘類推’又次之?！保?］其后，學者們都自覺和不自覺地將此方法運用到研究中國古代音樂史的實踐中，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研究面貌也因此為之一變，它不僅改變了傳統史學“從文獻到文獻”的舊傳統，也使研究所得之結論多了些許的實證面貌。例如，古書中有關鼉鼓的記載甚多，《呂氏春秋•古樂篇》:“帝顓頊令鱓先為樂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即鼉也”、《詩經•大雅》:“鼉鼓逢逢，矇瞍奏公”、李斯《諫逐客書》和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提到的“靈鼉之鼓”。鱷魚在古代被稱作鼉，鼉鼓即是用鱷魚皮制作的鼓。在沒有有關鼉鼓的文物出土之前，學界對這些記載多半持將信將疑的態度，但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遺址3015號大墓木鼉鼓的出土，釋解了人們心中的疑團，從而確信鼉鼓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的真實存在。

3．匡正用文獻研究可能出現的謬誤

翻開歷朝歷代正史樂志可知，其中有關音樂的記載多出于統治階級之手，所載內容側重于宮廷雅樂，對宮廷之外豐富多彩的民間音樂記之甚少，有些御用文人為了取悅于統治者甚至會歪曲歷史，因而必然有階級的和時代的局限性;此外，在“重道輕器”的古代，記載音樂之人往往都不是具有音樂專業知識的樂工，而是一些對音樂一知半解的文人，這也必然會使有關音樂的記述含混不清，乃至錯誤失實，以訛傳訛，貽害千年。如此，考證、校讎等傳統的研究方法一籌莫展，考古史料則表現出其特有的參證和糾錯的作用。這方面的典型事例以曾侯乙墓樂器的出土為要，1978年，曾侯乙墓的發掘及其大量精美的樂器的出土不僅向世人展示了一個“地下音樂宮殿”的輝煌，其重大的意義在于改變了我們對已有的通過文獻研究而獲得的中國古代音樂史一些偏頗的認識:其一，對一鐘雙音現象作了最充分有力的注腳。1977年，呂驥、黃翔鵬等音樂家去甘肅、山西、陜西、河南四省做音樂考古調查研究時，發現了中國古代的鐘，在敲擊鐘的不同位置時可發兩個相距三度的音，但這一理論在提出時遭當時學界眾多人的懷疑，人們普遍持否定態度。次年，曾侯乙墓編鐘的出土，讓世人承認并接受了“一鐘雙音”的事實。其二，對于中國古代音樂史上一直爭論不休的“古音階”和“新音階”的問題。其三，對于中國只有首調唱名法而沒有固定調唱名法的問題以及工尺譜的淵源、中國的樂律學理論等諸多有爭議的問題都作了很好地解釋。

4．扭轉了用文字描述音樂史非直觀形象的不足

音樂是一門時間藝術，也是一門聲音的藝術。撰寫一部有聲的中國古代音樂史一直是音樂史學家的追求，從楊蔭瀏“音樂史是不能沒有音樂的歷史”［3］的治史觀到黃翔鵬“曲調考證”研究的身體力行，無數學人為此孜孜不倦地摸索著;但我們同時也應知道，音樂生活的畫面并非僅有聲音組成，在三維空間里尚有樂器的形制、樂隊的組織、器樂的編排以及樂人的服飾和奏樂的場景等，考古出土的遺跡、樂器實物以及音樂圖像，包括繪畫、畫像磚、編織圖、樂舞俑、洞窟壁畫、器皿飾繪、墓葬壁畫、畫像石、石刻、書譜等，則可以直觀地以立體的或平面的方式完整地再現歷史上的音樂畫面。例如，文獻中有關先秦瑟的形制的記載語焉不詳，甚至有分歧之處，我們如若僅僅通過文獻并不能對此有清楚明白的了解。但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古墓出土的有關先秦瑟的實物，則能立即給予我們非常明確的感官認識:先秦瑟的形制是“四枘四岳”式，一般具有二十三至二十五弦和柱。所謂“百聞不如一見”!再如，李榮有《漢畫像的音樂學研究》一書通過對大量出土的漢畫像石的研究，揭示出了漢朝音樂生活的諸多層面;《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收集了各省的出土器物，形象而直觀地展示出了各地區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出現的樂器的類型、特征等，并可以對不同省的出土樂器進行比照，揭示其間的異同之處和源流動向。可以說，考古史料讓音樂史的研究具有了現場感和親切感，讓人如置身于歷史的語境之中。

綜上可知，音樂考古學雖然是考古學和音樂學的交叉學科，其下屬于歷史音樂學，但其在整個音樂學學科體系中的作用，并非僅僅局限于音樂史學，其對于拓寬和延展音樂美學的研究對象，豐富音樂美學的研究內容;對于改變民族音樂學在研究少數民族音樂研究時文獻史料不足的局面，全面深刻地闡釋音樂背后的文化意蘊等都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作者:于珊珊 單位:西華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總論•序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考古學的研究方法范文6

[關鍵詞]李濟；《中國文明的開始》； 知識考古學

[中圖分類號]K0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3）04-0108-02

李濟先生的著作《中國文明的開始》，成書于英文，最早于1957年在美國西雅圖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1970年曾由萬家寶（）譯成中文由臺北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書第一講挖掘出中國的歷史（中國考古學史），第二講概論中國文明的起源和它的早期發展，第三講講述中國的青銅時代。目前大陸的同名版本由李先生的哲嗣光謨編選，江蘇教育出版社（鳳凰出版集團）出版，其書除了主體部分，另外還選了幾篇相關的文字與之相補充并互為輝映。應當說，從其一生的學術著作來看，多數都與中國的上古文明或文化有關。各篇多按發表年代排列，大致可反映先生某些學術思想和觀點的發展過程。這里主要結合李濟李濟的主要學術成就和研究背景，對此著作大陸版本的主體部分作以評述。

在這本著作中，他首先談到了考古學研究的目的：“現代中國考古學家的工作，不能僅限于找尋證據以重現中國過去的光輝，其更重要的責任，毋寧說是回答那些以前歷史家所含混解釋的，卻在近代科學影響下醞釀出的-些問題。這樣產生的問題屬于兩類，但兩者卻息息相關。其一是有關中華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為有關中國文明的性質及其成長。”這樣的屬于兩類但息息相關的問題，實際構成了對中國考古學及其歷史研究的最核心內容。而考古學家的工作，正在于“回答那些以前歷史家所含混解釋的，卻在近代科學影響醞釀出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都包含在他所倡導的“重建上古史”、“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以及“新史學的四種境界觀”等之中。

如若不以嚴格西方學理意義下的學科分野來論述，中國的考古學淵源可以最早追溯到傳統的金石學、古器物學。而在20世紀以降，特別是在中國傳統學術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以傅斯年所領導的“史語所”支持下的考古學，則成為率先“現代化”的學科之一，這門科學成為了革命性的科學。劉夢溪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總序》中羅列，自儒、釋、道三家并立，標志著我國傳統學術思想多元化格局的進一步形成，宋明學術、乾嘉學術、晚清新學等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變過程中形成的各種學術流派。他指出：“直承今文學而來的疑古學派的出現，本來是傳統學術走向現代的重要一步，但在甲骨、敦煌學新發現面前，它遇到了巨大的挑戰，簡直足以在事實上拆毀它賴以建立的理念根基?！苯酉聛硭隽送鯂S在《古史新證》中所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證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劉先生接下來評論說：“此一新理念的提出，學術界響應者甚眾，不僅對疑古之偏頗有所是正，對二十世紀的學術行程也自有其影響，同時也是中國現代學術何以史學一門最富實績的原因……而中國現代學術中考古門的建立，也是與清末的學術新發現相聯系的……二十世紀初，以發掘工作為基礎的現代考古學的建立，李濟、董作賓、郭沫若諸人，與有功焉。”回顧近現代學術思想史，即由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之嬗變過程，“疑古學派”、“考古”與“二重證據法”是幾個關鍵方面，代表當時知識界的思想潮流。1928年傅斯年先生發表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謂：“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边@句話在當時所帶有的宣言性質，實際上具有學術思想史的意義。

學術之變并非僅有新舊嬗變，因為所謂“學術”實際上是一個國家知識活動的體現。在這個變化的整體趨勢之中，考古學是一個很明顯的征象。這是由它的學科性質及學術運作的特征所決定，相比于“傳統學術”中那種強烈的書齋性，這門學科的重視實物的實證主義態度和獲取研究資料的方式，應該被看作是一種鮮明的初生之氣和青春氣象，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一股新鮮血液和“現代學術”的一支生力軍，在這個時代背景下，考古學是一門富于革新精神的學科。為了充分地了解這個學科在整個人類知識體系中的重要性，必須把考古學納入學術思想史之中。而在這門學科之中，李濟先生被認為是“中國考古學之父”、“中國考古學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因此，當我們討論《中國文明的開始》時，必須把李濟先生及其作品置于中國學術思想史的背景中去。

李濟，1896年出生，1911年考入留美預科學校清華學堂，1918年官費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并于次年改讀人口學專業，1920年獲得社會學碩士學位。1920～1923年，他轉入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后回國。以上這個學業簡歷很重要，因為它反映了李濟先生學術的基礎，也是我們分析和研究他學術思想的線索。如果與其后的梁思永、夏鼎、蘇秉琦等先生相比較，可以看出李濟先生更多地受到了美國人類學的影響。

在《中國文明的開始》中，李濟先生認為，研究上古文化所面臨的最要緊的問題，首先一部分是要如何把殷商的考古材料與事前的考古材料比較貫穿，同時要把若干不能解釋的成分，找出它們可能的來源。這些問題，在他看來都不是憑想象能解決的。它們的解決，需要更廣闊的田野考古工作，以及更深度的比較研究。任何古史的重建工作必須以可靠的材料為立論依據，材料必須是經過考證及鑒定的文獻史料，和以科學方法發掘及報道的考古資料。撰稿人須盡量利用一切有關材料，尤其要注意利用最新的資料，其中包括幾大范圍：一是放眼世界、全球范圍內的人類起源和原始文化的資料；二是與研究東亞地形有關的科學資料，包括地質學、氣象學、古生物學各種研究成果；三是人類的文化遺跡（史前考古學，主要針對古器物即古代人類遺留下的工具等）；四是體質人類學的成果（包括對古代人身體遺骸的研究、其分化演變的過程以及和環境之間的關系等）；五是狹義的考古學資料（即古器物學家所承認研究的考古資料，青銅時代以及以后的歷史），但李濟先生同時指出，因為在采集方法與看法上的不同，這批材料的價值在過去都沒有得到它們應該得到的注意，而在現代考古學的視野下，它們的學術重要性會得到重新思考；六是民族學家研究的對象，主要集中在原始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其體質上；七是研究中國上古史最基本的資料，即傳統的經學與史學文獻，而如何辨別這些龐雜的資料和評價它們的價值，均需要長時間的訓練和研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