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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發掘方法范文1

考古檔案的管理特點

1　考古檔案是考古工作的伴隨物。考古檔案資料是指在考古調查、勘探、發掘過程中形成的所有記錄資料，是文化遺存和文物的附屬檔案，是進行考古學和相關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也是文化遺產的有效組成部分。這一特點說明，考古檔案的收集整理工作應保持項目成套，并與相關文物一并保存。

2　考古檔案的形成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考古檔案的形成始于考古調查，勘探、發掘工作，而后在收藏、鑒定、修復、流動等過程中都將不斷產生新的檔案，直到該文物“壽終正寢”為止。這一特點說明，考古檔案的收集整理工作只能采取跟蹤追加的方式進行。

考古檔案的歸檔范圍

1　考古發掘文件，包括對發掘地點、時間、方式、方法、發掘人、發掘過程等的記錄。

2　考古工作文件，包括勘探發掘過程中形成的合同、協議、發票、初步鑒定文書等。

3　工作方案、經費預算表，考古協議書、要求考古的申請及批復、考古完畢通知書、工作日記、探方記錄、各類登記表格、各類圖紙、照片、錄像、專家論證材料、發掘報告或簡報等。

4　各類與考古業務有關的文件，包括對工作計劃、工作記錄與總結、研究成果報告等文件。

考古檔案的管理要求

考古檔案的形成是深入了解考古工作及挖掘文物內涵的一項科學性很強的研究工作。原始記錄、原始資料歸檔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了解相關考古工作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科研價值的過程，要求業務人員和檔案員應具有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分工協作，責任到人。

1　考古檔案資料的收集。收集工作是檔案管理工作的起始環節，要求我們抓好源頭，以確保考古檔案的收集不繁雜也無遺漏。在考古工作之前，對資料進行規范統一要求，如記錄本的規范統一、圖紙規格的統一、攝錄像及照片的統一等都應有科學規范的要求，只有如此才能為規范管理提供保證。考古遺存所包含的信息是豐富多樣的，但并非每個發掘者對這些信息都能認知，只有發掘者的水平達到一定程度才能全面、客觀、真實地進行記錄。考古發掘要有一定的前瞻性，盡量全面地收集資料。目前方興未艾的科技考古正在大大地豐富考古學者的學術視野，在考古發掘中，專業技術人員要進一步完善應用自然科學的各種方法和技術手段，努力進行新的探索，使獲取的信息資料更加豐富，以期為后續的研究提供更為豐富翔實的信息。

2　考古檔案資料的整理。由于考古報告是發掘者發掘水平及研究水平的集中體現，倉促的時間要求對有著大量發掘任務的發掘者來說，勢必會造成編寫報告質量的下降，不能盡顯發掘者的真實水平。盡管有困難，但也應及早安排報告的編寫，制定專門的整理計劃，責任到人，絕不能無限期拖延，并制定相應的獎懲措施，以免物是人非，為考古事業帶來人為的損失。當然最好是發掘、整理、編寫三個環節同步進行，這樣可以增強考古報告的時效性。應堅決避免只發掘，不整理的現象，只有報告的完成，文物及原始材料移交有關資料管理部門后才能算是考古工作的真正結束。對于歷史積壓報告，應制訂專門措施，對確因客觀條件限制不能進行資料整理的，應由發掘單位與發掘者協商，另行安排其他人員對資料進行整理，不因人廢事，以保證發掘報告的出版。針對報告的編寫可專門簽訂協約，在署名等問題上使發掘者的發掘成果得以體現。

3　考古檔案資料的檢索。檢索系統可有兩種模式：一種以地域為線索(如地市)，專題項目以項目為線，另一種是以時代為線索，按“分散制作、集中歸檔”的原則建檔。為便于考古檔案的管理和檢索，考古檔案應編制分類案卷目錄和專題目錄等檢索工具。有條件的應當利用計算機建立機讀目錄。計算機多媒體技術與數據庫管理技術的發展與成熟，為其在考古學資料中的應用提供了一個好的前提條件。圖像信息的數字化便于考古圖像信息的后期處理，有利于重要遺跡、遺物圖像信息的及時回饋；文字資料的數字化便于快速檢索、遠距離傳輸、資料共享以及高密度存儲。因而，其在考古資料的管理應用上前景十分廣闊。

4　考古檔案資料的移交。考古結束后，資料的移交(或備份)是十分必要的。為充分尊重考古界流行的知識產權問題，應制定相應制度：備份資料在正式報告未發表之前，一般應不提供借閱(除經單位領導及發掘者允許外)。對于近期無編寫發掘報告計劃的發掘工地，發掘結束后也可將全部資料移交資料管理部門保管，等發掘報告編寫計劃制定后再從資料管理部門借閱，這也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資料管理之法。

在考古工作之前，對應移交的考古資料提出規范化要求十分必要，接收資料的規范是檔案規范化管理的基礎。制定嚴格的考古檔案移交制度，使考古發掘材料(即照片、攝像、繪圖、年度發掘報告)等文字材料，按年度及時移交到檔案室，由檔案員經過整理、鑒定、歸檔。資料的規范性也應體現在新接收刻錄光盤或數字文本上，如有的數碼照片無明確的探方號、墓號或器物號等，這會給以后的查閱帶來諸多不便，因此新增刻錄光盤或數字文本的規范要求也是非常必要的。在進行資料移交時，檔案員應嚴格按照規范化標準接收資料，不合要求的，檔案員有權退回發掘者重新整理完善后再行接收。

為避免檔案移交拖欠現象，除建立嚴格的檔案移交制度外，應把考古檔案管理工作納入各部門的年度工作目標，這樣才能有效地督促各部門及時將考古發掘材料和勘探材料移交到檔案室。

如何對考古檔案資料進行規范化管哩，使其更加有效地發揮利用，除加強瞄案資料的獲取，整理，移交等到各個環節的規范化管理外，還應做到：

首先，要提高對考古檔案資料重要性的認識，考古檔案是出土文物的附屬檔案，因而對其重視程度應上升到與文物同等重要的程度，嚴格執行國家有關規定，考古發掘單位要成立專門的考古檔案管理部門，專人管理，這也是考古檔案資料規范管理的基礎。同時，考古檔案應根據考古發掘及后續工作等不同需要，編制重要考古發掘報告等匯編資料，積極主動地為考古工作服務。

考古發掘方法范文2

關鍵詞：三維GIS；多視角三維重建；考古發掘；可移動文物

一、概述

人們用兩只眼睛觀察周圍的世界，能夠獲得三維空間中各種物體的形狀、大小、紋理、遠近、色彩等多種信息，探索三維世界中事物各種特征。所以通過人們熟知的三維模型展示方式，可以從中獲取和識別更多的信息。

考古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展示工作中，面對千變萬化的各種文物、遺跡、遺址及其周邊環境，通過圖形、影像等二維展示方式，很難使人們獲得完整的空間關系信息。特別是考古發掘過程是一個不可逆的破壞過程，為了獲取地面下層的遺跡、現象與文物，必須以破壞上層的地層、現象為代價，所以發掘過程中關鍵階段遺址的三維重建顯得尤為重要。

三維重建技術可以大致分為遺址與周邊環境的大范圍三維重建，單個遺址、遺跡的小范圍三維重建，可移動文物乃至陶片的三維重建。遺址與周邊環境的大范圍的三維重建一般運用三維地理信息系統（3D GIS）技術來實現；單個遺址、遺跡的小范圍三維重建，可移動文物的三維重建一般運用三維激光掃描、多視角三維重建等技術來實現。3D GIS可以重建考古遺址與周邊環境的真實三維模型，進行模擬運算，使人們能夠全面地考察、探索考古遺址與周邊環境之間的關系，分析古代人地關系模型。多視角三維重建技術是以普通數字相機作為影像獲取工具，從不同角度圍繞被拍攝的遺址、文物等獲取多幅數字影像，然后根據計算機視覺原理，對獲取的全部數字影像進行相互匹配，生成被拍攝物體的表面三維點云，自動加載影像紋理后得到真實的三維模型。

二、三維地理信息系統技術

隨著GIS技術應用于考古研究的發展與深入，運用三維空間模式來處理、分析和展示各種考古信息的需求越來越大。很多學者認為考古遺跡的形成和發展與其周邊自然環境因素密切相關，而通過三維模型展示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中發現的各種遺跡和現象，則能夠更直觀地分析和重建遺址的形成過程，對遺址中出現的不同文化現象進行更為合理的解釋。同時，隨著大眾對考古學研究關注程度的不斷增加，考古工作者也必須通過簡單直觀的方式，對各種復雜的考古現象進行三維復原與展示，宣傳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成果，提高大眾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

三維GIS表達的客觀對象能給人以更加真實的感受，它以立體造型技術給用戶展現地理空間現象，能方便地對空間對象進行三維空間分析和操作。有的三維GIS平臺具備對包括地表、地下、水下、天空、太空在內的全空間三維可視化能力，集成最新的地理信息和三維軟件技術，具有大范圍、海量、多源數據一體化管理和快速三維實時漫游功能。這類軟件以數字地球方式對地球空間系統內的自然地物、人工設施、天氣現象、人類活動等進行一體化顯示，支持三維空間數據的查詢、分析和統計，能夠滿足人們對三維數據進行分析、研究和展示的需求。

三維GIS強大的可視化功能，能夠形象準確地展現考古遺址與其周邊環境中的地形、地貌，甚至復原重要考古發掘的過程，在三維模型上還能疊加與考古有關的多種數據，給人身臨其境的感覺。同時三維GIS還具備豐富的量算和分析功能，可以進行遺跡之間空間距離量算（斜距）、投影距離量算（平距）、表面積量算、投影面積量算、體積量算以及通視分析、剖面分析、淹沒分析和填挖方分析等等。很多新的特點是二維GIS無法比擬的，擁有更加高效的應用價值，能夠滿足考古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的多重要求。

隨著數據三維重建、高分辨率衛星遙感、超低空數字攝影等獲取多源數據技術的更新，獲取數據的質量和信息量顯著提升，其獲取成本卻逐漸下降。近年來，國家對考古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投入的經費大幅增加，使很多考古遺址有條件經常收集大比例尺地形圖、高分辨率遙感影像和多視角三維重建等數據，由此形成足夠的三維數據儲備，為考古遺址的三維GIS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30米和90米空間分辨率的數字高程模型與高分辨率的衛星影像可以從網絡中免費獲取，為建立考古遺址及其所在區域的三維模型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條件。所以運用三維GIS技術來分析、研究和展示考古遺址及其周邊環境成為必然趨勢。

三、考占研究中三維建模與遺址展示

三維GIS技術正在逐漸進入考古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的各個環節，考古研究中的調查、發掘、資料整理、遺址保護等過程中都能體現三維GIS技術的強大優勢。三維GIS能夠記錄考古遺址發掘前、發掘不同階段、發掘之后乃至遺址保護、規劃等各個過程的多重三維數據，并進行模擬展示。

區域考古研究也不例外，為了更加全面、直觀地探究古代人地關系模式，往往需要從不同角度去觀察和分析遺址與其周邊水系、地形、土壤乃至遺址與遺址之間的相互聯系與影響模型，以便盡可能地復原遺址的形成過程，研究古代的社會形態、經濟模式、文化面貌等等。

早年內蒙古四子王旗紅格爾蘇木（鄉）計劃在其境內的紅格爾溝上修建一個水庫，水壩高度初步確定為海拔1308米。文化遺產保護人員根據大比例尺地形圖和高分辨率衛星影像等資料，制作了擬建水庫所在區域的三維模型，分析水庫蓄水前后紅格爾活佛夏宮等遺址的淹沒情況、水庫庫容與周邊景觀變化，以及水位升高對水庫周邊各個遺址將會產生的潛在影響等等，并據此制定切實可行的文化遺產保護方案，對水庫大壩的選址、蓄水高度、周邊道路改造等提出科學合理的意見和建議。

浙江良渚古城是長江中下游地區一座重要的新石器時代城址，堪稱“中華第一城”。其西北約8公里的崗公嶺等處發現多段水壩遺址，其中崗公嶺的水壩殘存高程約30米，堵住了一個山谷的兩個出口。崗公嶺水壩草裹泥樣本碳十四年代數據的樹輪校正值為距今4900年左右，屬于良渚早期的水壩遺址。考慮到良渚古城所在地區降水豐富，地下水位很淺，應該不需要修建這樣的水庫來儲水，修建水庫的主要目的可能是阻擋臺風登陸時產生的特大降水，或者水上運輸。運用三維GIS空間分析功能，可以計算出這個水庫的集水面積為12.9平方公里，水壩高程30米能夠形成的水庫庫容為1130萬立方米，可以承載876毫米的降水。由此可見，崗公嶺水壩基本上能夠阻擋臺風登陸時產生的特大降水，附近其他水壩的高度也基本符合這種要求。良渚古城周邊水利工程的發現體現了當時人們治水的卓越才能與高超技術，是展示古代中華文明一個重要窗口。

四、考古遺址與發掘區的三維重建

考古遺址與發掘區的三維重建可以通過遙控飛機的超低空或地面拍攝與多視角三維重建技術來完成。隨著固定翼、多旋翼無人駕駛遙控飛機技術的成熟與普及，田野考古遺址與發掘區的超低空拍攝變得非常簡單、快捷，可以滿足考古調查、發掘、保護工作中影像拍攝、三維重建、遺跡與地形測繪等的需要。由于考古發掘是對遺址不可逆轉的破壞，隨著發掘過程的進展，遺址發掘區的大量重要信息就會不斷消失，所以考古發掘過程中三維信息的獲取與模擬展示顯得尤為重要。

超低空拍攝之前需要在地面設置、測量一些地面控制點，控制點標志一般擺放在拍攝區域的四角位置（不能沿一條直線擺放）。控制點坐標需要使用電子全站儀或衛星定位系統進行測量，使用電子全站儀進行測量可以獲得很高的測量精度，特別是使用免棱鏡方式直接瞄準控制點標志中心進行測量時，能夠得到3-5毫米的測量精度。 超低空拍攝時一般使用體積小、重量輕、成像質量高的微單照相機，手動檔（M檔）模式進行拍攝，選擇拍攝范圍內最亮的地面物體進行測光，使最亮地物在拍攝的影像上曝光合適，其他地物的曝光可以稍微弱一些。光圈為8左右，具有防抖功能照相機的曝光時間為1/500～1/400秒，無防抖功能照相機的曝光時間為1/000～1/800秒，感光度范圍在100～400之間，白平衡可以設置為自動或日光模式。使用的鏡頭應該選擇短焦距的手動對焦鏡頭，這類鏡頭的超焦點距離很近，設置合適后一般在幾米之外都能夠清晰成像，能夠避免因飛機震動而無法自動對焦的問題。

拍攝過程中，遙控飛機從拍攝區域一角起飛，到達合適的飛行高度后沿著相互平行的航帶飛行，相鄰兩幅影像拍攝的范圍保持80%左右的航向重疊。拍攝完一條航帶再轉入另一條航帶進行拍攝，兩個航帶之間的影像保持20%～30%左右的旁向重疊，然后再拍攝第三航帶、第四航帶……

運用多視角三維重建軟件可以對超低空拍攝的數字影像進行處理，制作拍攝區域的三維模型。然后在三維模型上標注控制點的準確位置，輸入各控制點的三維坐標，即可將三維模型安置在大地坐標系中，最后導出具有真實紋理的三維模型、1mm至5cm的正射影像圖、立面影像圖、數字表面模型（數字高程模型）等數字成果，進而可以繪制遺跡平面圖、等高線圖等圖件，成圖精度高，速度快，操作簡單，將徹底改變傳統田野考古測繪方法。

在以前的考古發掘過程中，如果出現了重要遺跡、現象，往往需要通過拍攝一些影像和繪圖來進行詳細記錄。由于影像與圖形都是以二維方式來記錄三維空間的信息，存在著明顯的信息記錄不夠全面的問題。隨著多視角三維重建技術的不斷完善，在考古發掘的關鍵階段，能夠根據要求拍攝一些影像來制作三維模型，以人們熟悉的三維模型來記錄發掘現場三維空間的信息，則顯得更加科學、合理、全面，為后期的進一步研究、展示積累了豐富的材料。

遼寧建昌縣東大杖子M40發掘過程中，在表土清除完畢露出槨板外遺物、清理完槨板上遺物以及清理完頂部槨板與槨內填土的三個階段，分別沿M40的四個邊依次拍攝40幅左右、具有80%以上重疊度的數字影像。然后運用多視角三維重建技術制作三個階段的具有真實紋理的三維模型，進而能夠生成不同階段的正射影像圖、立面影像圖、數字高程模型、等值線圖、高清視頻等材料，成為考古發掘過程中留下的珍貴資料。

五、可移動文物、標本的三維重建 在多視角三維重建技術支持下，可移動文物、標本等的三維重建也顯得非常簡單。將文物或標本放置在測量控制系統中，或者簡單地放置在平鋪的坐標紙上，然后圍繞其外部、內部等拍攝一系列的數字影像，一般每一圈拍攝20幅左右的影像；再將文物或標本在另外一個平臺上倒置，拍攝第一次拍攝時無法拍攝的底部及其附近的一組影像，然后在計算機中對兩組影像進行處理、合成，生成素面或具有真實紋理的三維模型，最后選擇模型中測量控制系統的控制點，或者在坐標紙上選擇4個控制點，輸入坐標數值，即可完成三維重建工作等。

根據三維模型可以導出不同面的正射影像圖、剖面影像圖、立面影像圖等等，用于繪制文物或標本的正面、剖面、立面線劃圖。通過這種方式繪制文物或標本的線劃圖速度快、精度高，技術規范，將會成為文物存檔、器物繪圖的主要方法。

由于口部較小而腹部較大的文物無法拍攝到器物內部的全部影像，運用多視角三維重建的方法無法生成這類文物內部的完整三維模型。

六、結語

隨著考古GIS研究中大量數據的不斷積累，需求的不斷增加，以及三維信息獲取技術的飛速發展，考古調查與發掘中全方位空間信息的采集和展示顯得越來越重要，三維GIS在考古研究中的運用有著越來越廣闊的發展前景和拓展空間，可望為較大范圍內古代人地關系研究和文化遺產展示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多視角影像三維重建技術的推廣，首先將改變現有的田野測量、繪圖基本方法，這是一次革命性的飛躍。現在一些田野調查發掘工作中的測量、繪圖方法還非常陳舊，比如繪制墓葬圖時需要拉基線，基線上掛著皮尺，然后用鋼卷尺量一些關鍵點，同時在米格紙上標點、繪圖。復雜的發掘區繪圖可能要用兩三天時間，繪圖的時候往往不能繼續發掘，會耽誤大量寶貴的發掘時間，而很多地方的考古發掘時間都很有限。通過拍攝照片與現場控制測量來制作三維模型，再生成平面、立面正射影像圖，然后通過這些影像圖繪圖，既能提高繪圖的精度，更能節省大量的時間，基本上不影響田野發掘工作的進程。當然最重要的是獲取的信息不一樣，以前發掘過程中只是畫幾幅線劃圖，拍幾張二維的照片。現在能夠快速獲取三維信息，是全方位的，信息量巨大，為存檔、展示和后續研究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田野考古測繪工作中全站儀和實時差分衛星定位系統（RTK）的使用功能也會大幅簡化，以前使用全站儀、RTK來測量地形、地物、遺跡、現象，現在只用來測量三、四個地面控制點，剩下的工作全部交給航拍影像和軟件處理。能夠直接生成正射影像圖和等高線等數據，樹木和房屋生成的等高線需要刪除或修改，使所有的等高線都符合地面起伏的情況，然后根據正射影像圖繪制遺跡、房屋、道路等地物，地形圖測繪工作即可完成。

多視角影像三維重建與三維激光掃描都夠獲取文化遺產的三維空間信息，制作真實的三維模型，并且能夠生成正射影像圖、等值線圖等資料。多視角影像三維重建的設備簡單，處理過程也比較簡便、快捷，田野考古人員也能掌握；而三維激光掃描設備的成本非常昂貴，外業操作、計算機處理都很復雜，三維激光掃描首先獲取的是點云數據，通過計算機處理，把不同站點掃描的點云拼合在一起，生成一個沒有紋理的素面模型。然后，對現場照相機拍攝的影像進行糾正和變形處理，粘貼在素面模型上，才能生成真實紋理的三維模型。粘貼紋理的過程是很麻煩，而且精度低，效果也往往不好，對于壁畫一類表面比較平坦的文化遺產，粘貼紋理的精度就更差。而多視角影像三維重建技術，只需要用照相機拍照片，并進行少量的控制測量，就能夠自動生成點云、紋理，把三維模型制作做出來，技術難度很小，精度高，速度也快，應該是今后的主要發展方向。

考古發掘方法范文3

在考古發掘現場對文物進行保護的技術有很多，提取技術是使用比較廣泛和頻率比較高的技術之一。對整體提取技術在考古發掘現場對文物保護方面進行了簡要概述，要努力掌握整體提取技術，對該技術使用和掌握的熟練程度會直接影響到最終出土的文物保護，這是尤為關鍵的技術。整體提取指的是對文物和對其進行直接接觸的物質進行同時提取和搬移的步驟和過程。也就是說，整體提取是在不完全的將文物在出土時去除包裹物，在這個前提下把文物提取出土的過程。

2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中整體提取的使用

條件作為考古發掘現場的一項比較復雜的文物提取技術，整體提取文物的方法并非在任何條件下都能適用。因此，出土文物在決定進行整體提取之前需要明確該文物是否需要整體提取。一般而言，在這樣三種情況之下，文物是需要進行整體提取的。

2.1發掘文物破損嚴重并且碎塊分布比較復雜

當文物出土時，如果出現破損比較嚴重的情況，并且在文物破損的碎塊之間無法及時的清理清楚，那么就需要對所發掘的文物碎塊使用整體提取的方法。這樣可以保證文物在提取時不容易因為碎塊的原因而遺失，造成文物不完整，不會使文物之間碎塊的關系被打亂。在使用整體提取技術時需要對復雜的文物進行清理工作，要找對和保護好文物的碎片，這樣能夠有利于將其轉移到室內進行文物整理。最為典型的就是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中有兩件銅車馬。在1980年，有兩件銅車馬在出土時的破損情況比較嚴重，其中有一個銅車馬的碎片達1555塊，并且分布的關系十分復雜。在專家經過了反復的論證之后，決定對這兩件銅車馬整體提取，提取后運回到實驗室進行清理和整理。正是因此，才能使兩件文物保存完整，存留至今，沒有在發掘現場出土時造成破壞。

2.2發掘的文物容易破碎

整體提取還多用于對極其容破碎的文物出土時的提取，沒法單獨提取。整體提取能夠使文物在出土時所受的損傷最小，將文物損毀的幾率大大的降低了。在進行考古發掘現場文物時，這種情況是經常遇到的。比如，曾經有對先秦時期的墓葬進行考古發掘時，在對現場文物進行保護時就遇到了諸如此類的情況。當時出土了一件漆盤，因為年代久遠，漆盤出土時的木質胎體完全腐蝕了，僅有漆盤表面的一層漆皮，漆盤很容易破碎，無法單獨進行提取。經過反復論證和考慮，考古專家決定對漆盤采用整體提取技術，等提取出土后運回到實驗室在進行清理和保護處理。正是因為如此，該漆盤被完好的保存了，如果當時采取的不是整體提取方法，那么漆盤能夠保存的幾率是微乎其微的。

2.3文物的周邊環境的各種歷史信息豐富

當文物所處的周邊埋藏環境中含有非常復雜和豐富的歷史信息時，需要采取整體提取的方法，因為在段時間內沒有辦法將它們進行逐一提取，很難弄清他們之間的關聯和聯系。采用整體提取的辦法能夠最大程度的保留好文物的周邊環境中所包含的全部歷史信息。

3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中整體提取的技術分析

在考古發掘現場，對文物保護要采取整體提取技術的方法比較復雜，種類比較多，但是按照提取的方式和所使用的主要提取材料能夠將整體提取方法分為兩類：一是基本提取法，二是套箱提取法。

3.1基本整體提取法

基本提取法是在整體提取法當中比較簡單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基本上不需要借助任何提取材料，而是完全依靠土壤自身所具備的強度來對文物進行整體提取，由于土壤本身結構的限制，即便是強度非常好的土壤，對于較大的文物來說也無法提供一個充分安全的支撐，因此，基本提取方法的一個必要的使用條件是對所發掘的文物的體量不大，基本提取方法所采取的步驟是這樣的：首先，去除文物周圍的雜物和泥土，所謂在整體提取中去除文物周圍的雜物和泥土指的是把文物所包裹土質周邊的雜物和泥土去除，而不是完全的將文物周圍的泥土去除掉，這樣可以使所要出土的文物在一個土質臺基上在進行周邊加固工作。所謂周邊加固指的是使用相應加強材料來對土質臺基的周邊進行臨時性和簡單性的加固。具體的做法主要有石膏繃帶法、紗布繃帶法和樹脂繃帶法等等。其次，進行底切處理。它是整個提取的一個關鍵性的步驟，具體來說，底切處理的步驟是這樣的：用一段帶刀刃的金屬板或一段金屬絲線，沿著文物的土質臺基底部水平線來對土質臺基切割，最終能夠使承載文物的土質臺基和地面完全的分離。最后，對文物進行剛性支撐。一般來說，在整體提取的過程中進行完底切處理后，還需要將整體提取移到剛性支撐板上，再利用剛性支撐板來對整體提取的支撐力進行支撐，在基本提取法中，如果采用的是一段帶刀刃的金屬板來進行底切處理，那么在底切處理結束后，就可以直接使用處理板來作為剛性支撐。這樣就減少和簡化了基本提取的工作程序，從而提高了工作效率，更加符合考古發掘現場對文物進行保護的處理最小化要求。

3.2套箱提取法

考古發掘方法范文4

近年來,西北大學文化遺產與考古學研究中心應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之邀,合作發掘了甘肅省臨潭縣磨溝遺址。發掘工作首先從墓葬區開始,首次發掘便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收獲,立即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其中最主要的收獲之一就是確認了多人多次合葬的埋葬過程①。在總結前期經驗的基礎上,2009年秋冬季則全面采取了解剖性清理墓葬的發掘方法,并獲得了更多有關埋葬過程的堆積證據。在以往的田野考古發掘工作中,我們曾屢屢涉及解剖性發掘實踐,而磨溝墓地的實踐結果則進一步凸現了解剖性發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無論居址還是墓地,都應是聚落考古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擬就田野考古實踐中的解剖性發掘方法及意義進行一些總結,以期有助于提高聚落考古資料的信息量與可信度。

一、磨溝墓地的解剖性發掘及主要收獲

毋需諱言,在磨溝墓地兩個年度的發掘過程中,最初我們并未意識到需要對墓葬結構及其內部堆積進行解剖性發掘清理,解剖性發掘在磨溝墓地的考古實踐經歷了從自發到自覺的轉變過程。基于發掘理念與方法的改變,從而獲得了更多有關墓葬結構與埋葬過程方面的信息,明顯提高了磨溝墓地的發掘質量。在2008年7~11月的發掘過程中,隨著齊家文化豎穴偏室、尤其雙偏室和多偏室墓葬結構的確認,我們自發地展開了解剖性發掘清理。其一,不少墓葬深度達到2米以上,按照偏室原始形態清理則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其二,許多墓葬的偏室非常低矮,高度僅0•4米左右,不便進行發掘清理及繪圖照相工作。基于這兩個方面的考慮,我們對墓葬偏室實施局部揭頂清理,亦即揭頂范圍限制在偏室平面范圍之內,以便通過頭腳兩端結構確定或復原偏室的原始高度。揭頂清理雖可視為破壞性解剖,但從認識墓葬埋葬過程的角度來說仍屬自發性解剖,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探尋埋葬過程方面的堆積證據。

隨著發掘工作的持續展開,當我們確認了雙偏室墓葬的存在之后,兩個偏室的關系便引起了我們的關注,并對墓道下部堆積實施解剖性清理,以尋求能夠說明兩者先后關系的堆積證據(如M84②)。尤其是在我們注意到一些墓葬的人骨雖曾被擾動過,卻不是通常所謂的二次葬或擾亂葬,擾動的目的明顯是為了埋葬后來者(如M230),遂稱之為人骨推擠現象。(圖一)這就是說,磨溝墓地齊家文化的合葬現象極有可能是多次埋葬形成的。那么,多次埋葬究竟是怎樣形成的?有無埋藏方面的證據呢?于是便開始注意對偏室內的堆積進行解剖性清理。當然,由于無法預知墓葬結構及埋葬特點,所以解剖清理工作也只是根據各墓葬的清理進度以及所觀察到的跡象隨時進行的,尚未對墓道填土及偏室堆積全面實施解剖性的觀察清理。雖說只是部分墓葬的局部解剖,但也取得了一系列有關營建與埋葬過程方面的證據。如解剖證據顯示,合葬墓的埋葬過程至少存在4種情況:分階段填埋墓道、因偏室塌陷而填埋墓道、再次挖開墓道和合葬完成后填埋墓道,這不僅證實了磨溝墓地齊家文化的合葬墓是多次合葬所導致的,而且證實在合葬過程未完成之前一般不填埋墓道(架空封閉之)。不過,我們也不能否認,一些重要現象的發現仍然帶有明顯的偶然性。例如M206墓道下部的沉積土和淤土堆積之所以能夠獲得確認并證實墓道下部一度被架空而不曾填埋,就是因為墓道東北壁一時未清理到邊;再如M164因偏室塌陷而填埋墓道的證據之所以能夠獲得確認,則是因為在揭頂部分未發現人骨出露,才注意到偏室塌陷的黃土堆積之上有一層連接墓道填土的花土堆積③。也就是說,盡管我們注意了尋找有關埋葬過程的堆積證據,但尚未從發掘方法上給予根本性改變,仍帶有自發性的特點。

另外,我們還注意到豎穴土坑墓的合葬現象,尤其是上下疊置者,很可能也是兩次埋葬的,但因整體清理而未能獲得填土堆積方面的埋藏證據。例如M21上下疊置的2具人骨,除頭骨部位上下緊貼外,軀干部分間隔厚0•1~0•2米的填土;而且,4件隨葬陶器也可根據高度及位置分為上下兩組,皆為雙大耳罐和侈口夾砂罐組合,分屬于上下二人。一般情況下,除保存完好的頭骨外,軀干及四肢骨皆可因肉體腐爛而塌陷。若再次挖開豎穴合葬,在同一平面上最先出露的無疑是頭骨,所以上下疊葬的兩具人骨僅頭骨緊貼而軀干及四肢骨之間有填土相隔。在后期資料整理過程中,M167又引起了我們的注意,該墓上下疊葬3人,上層1人,下層為2人并列,整體皆似一次葬。經仔細觀察,我們發現下層左側人體右腿股骨上端已斷裂位移至脛骨之上。最初清理出這段股骨時,股骨部位還壓于上層人骨之下,尚未清理。因此,這段殘斷位移的股骨不可能是發掘清理過程中不小心導致的擾動現象,最大的可能就應是再次挖開墓穴、埋葬上層死者時局部擾動所致,而且下層的尸體已經腐爛。(圖二)這種現象促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解剖性發掘清理的必要性④。就是說在早期墓葬的發掘過程中,即便是墓穴部分,也需要改變以往水平式整體清理的發掘方法,應首先采取解剖性清理的發掘方式,階段性地保留可供對比的垂直剖面,以便獲取有關埋葬過程方面的證據。

基于這種認識,在磨溝墓地2009年秋冬季的發掘中,我們便全面采取了解剖性清理墓葬的發掘方法。尤其豎穴偏室墓,在墓道解剖及底并確定了偏室位置后,與墓道剖面錯位5~10厘米揭頂解剖偏室部分。墓道與偏室剖面所以錯位,一則如遇因偏室塌陷而填埋墓道現象時,不致在同一剖面上無法區分墓道與偏室的界限;二則可以減少平面判斷偏差而導致偏室腳端口部被全部切除。通過墓道及偏室所留剖面劃分出堆積層次,并繪圖照相。這種墓道填土及偏室堆積層次,實際也就是新考古發掘規程中所要求的堆積單位⑤。鑒于墓道范圍狹小,故而沒有采取以中線為準的解剖原則,而是在腳端一側保留30~40厘米的填土范圍。解剖性清理的結果便是,判別出了更多墓道底部或墓道下部的沉積土或淤土堆積,以及因偏室塌陷而填埋墓道的現象等,進一步驗證了磨溝墓地齊家文化墓葬存在多人多次合葬現象的事實。進而,還確認了寺洼文化豎穴土坑木棺墓通常為一次性填埋,但棺內人骨卻存在推擠位移現象如M649(圖三)等,說明合葬完成之前不填埋墓道的多人多次合葬現象一直延續到寺洼文化時期⑥。

二、遺跡的解剖性清理及其意義

所謂解剖性清理,就是指對遺跡內的堆積本身采取分階段解剖式的發掘清理。有關遺跡的解剖性發掘清理方法,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早就采用。事實上,無論是探方法還是探溝法,考古發掘本身就是對遺址的一種解剖,因為任何一次發掘幾乎都無法實現對某個遺址的整體發掘。細想起來,前輩們采用“探方”一詞就非常耐人尋味,其中似應包含有探索性、解剖性的含義。自安陽殷墟發掘以來,我國學者在發掘實踐中不僅逐漸總結出了一套清理各種遺跡現象的有效方法,要求仔細清理并保留遺跡的原始形態,甚至對灰坑等遺跡內的堆積也要求進行解剖性的發掘清理。此外,在考古發掘過程中人們常常也會遵循先清理晚期遺存、后清理早期遺存的地層學原則,充分利用既有的地層剖面,先期了解下部(層)的堆積狀況與特點。即便如此,人們似乎還是沒有充分認識到解剖性清理的作用和意義,并集中表現在應用范圍及重視程度方面。應用范圍的局限性就是早期墓葬一般不進行解剖性清理,通常采取水平式整體清理的發掘方法,涉及解剖清理的僅限于墓葬墳丘部分。#p#分頁標題#e#

重視程度的不足就在于解剖清理的目的一般是為了確認遺跡范圍及相互關系,一旦遺跡范圍或相互關系得到確認,解剖清理便不受關注。在以分期編年為重心的研究階段尤其如此,原因可能主要在于同一遺跡單位內的包含物屬于同一時期的可能性很大,往往不具分期意義。當然,也不乏因遺跡單位空間小、不便清理而放棄解剖者。因此,在以往的考古報告中,遺跡剖視或剖面圖中涉及堆積層位者寥寥無幾。學術界似已充分注意到這些現象的存在,并開始通過行政干預的方式加以改進。新考古發掘規程要求細化到堆積單位,堆積單位雖然也會涉及層次和順序,但有別于地層單位的概念,應是指遺跡單位內不可再分的堆積單元。這無疑有助于促進各類遺跡現象的解剖性發掘清理工作。不過,考古發掘始終面對著許多未知因素,倡導堆積單位的意義還需要更多解剖性清理的具體結果來反映。這里,我們著重對墓葬和灰坑兩類遺跡的解剖性清理進行分析討論。前文雖已闡述了磨溝墓地的墓葬發掘清理方法,但依然需要優先討論墓葬的解剖性清理問題,原因就在于以往對早期墓葬的發掘幾乎不進行解剖性清理。縱觀以往的考古報告,有關早期墓葬的發掘資料,通常只涉及墓葬形制(結構)、埋葬方式、隨葬品及葬具等內容。毫無疑問,在早期墓葬的發掘過程中,較之墓葬形制等,墓葬的營建與埋葬過程似乎是最難把握的。

一則有關營建與埋葬過程,尤其是營建過程方面的證據不易保留,二則整體清理的發掘方法也不便保留并確認可供比較的堆積證據,三則分期編年及社會結構(等級分化)等方面的研究極易誘發對隨葬品的過分關注。前者毋需贅言,而后兩種原因則涉及發掘方法和發掘理念,并導致發現相關證據的可能性進一步降低。理論上,誰也無法否定營建與埋葬過程證據存在的可能性。事實上,墓葬營建與埋葬過程的證據也是存在的。毋庸置疑,墓葬的營建、使用常常與埋葬過程直接相關,所以埋葬過程也能一定程度地揭示其營建與使用過程。在甘肅臨潭磨溝墓地發掘之前,筆者曾參加過新疆尼勒克縣喀什河南岸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的發掘工作,也曾通過解剖性發掘清理獲得過一些有關墓葬營建與埋葬過程方面的信息資料。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位于新疆伊犁尼勒克縣喀什河南岸,基本都是帶墳丘的所謂封堆墓,大致處在青銅時代末期至早期鐵器時代,絕對年代在公元前500年至漢代之間。其中解剖性清理主要針對地面墳丘部分,采用十字探溝法解剖、清理墳丘部分。解剖發掘結果證實,較寬的封土墓墳丘部分往往具有由邊緣向中心逐漸堆積的特點,而石堆墓的墳丘則往往具有由中心向外側分層堆積的特點。(圖四)且在墳丘堆積中時常發現有燒土面、樹枝、完整人骨等跡象及一些隨葬物品⑦。

不過,由于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的解剖性清理只涉及墳丘部分,對豎穴或豎穴偏室仍采取水平式整體清理的發掘方法,還難以深刻認識解剖性發掘清理的作用和意義。所以,在面對地面設施蕩然無存的磨溝墓地時,最初仍然采用水平式整體清理的發掘方法。但基于磨溝墓地齊家文化墓葬結構與埋葬方式的復雜性,以及連續性發掘的田野實踐機遇等,從而獲得了解剖性發掘實踐從自發到自覺的重大轉變。磨溝墓地解剖性清理所獲得的埋葬過程證據,不僅進一步證實了人骨推擠及多人多次合葬普遍存在的事實,而且對重新認識以往所謂的二次葬、一次葬與二次葬共存于同一座墓葬等現象提供了重要線索和依據,進而也充分說明了解剖性清理早期墓葬的作用和意義。灰坑也是北方地區極為常見的遺跡現象之一,盡管它是一個約定俗成的中性詞語,不能直接表明遺跡的功能或用途。事實上,所謂灰坑及其內部堆積,往往具有再次利用的突出特點。亦即在多數情況下,灰坑應是遺跡單位的原始功能喪失后作為垃圾坑再次利用的直接結果,其中不乏富含有機質的日常生活垃圾,致使此類堆積往往較為松軟而呈灰色。在早期的田野考古實踐中,由于這些遺跡原始功能的判定往往需要較長時間,但又不能不及時予以命名,于是前輩們不乏睿智地選擇并使用了“灰坑”這一中性詞語。

現在來看,灰坑往往涉及窖穴、深穴式房址以及其他用途或功能不易判斷的多類遺跡現象,其中又以各類窖穴較為常見。由于灰坑類遺跡的內部堆積往往是二次利用的直接結果,惟底部堆積可能保留有反映原始功能的信息與證據,所以人們很容易通過對底部堆積內容與特點的關注,以達到判斷其原始功能的目的。但是,如果從聚落考古學的角度來看,居住區內窖穴類灰坑的空間分布及其與周圍房屋建筑的關系,也是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因為史前時期的居屋多為單間式的,在擁有封閉空間的院落出現之前,一座房屋建筑可以理解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居住單元,卻未必就是一個設施齊全的生活單元,亦即不能完全排除房屋周圍還可能存在諸如窖穴、室外灶址等其他附屬設施。尤其聚落內部各類遺跡的共時性問題,似乎已經超越了物質遺存形態特征的變異范圍,幾乎無法有效地運用類型學方法加以解決。事實上,在聚落形態研究的田野考古實踐過程中,一些學者已經充分注意到聚落遺址中的“地面”或“活動面”對于判斷聚落內部同一時期遺跡空間分布及其相互關系的重要性⑧。而且,這種研究意識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西安半坡仰韶文化聚落遺址的發掘,半坡遺址F6、F10和F11的共時性就是通過連接在一起的室外地面而確定的⑨。

不過,我們也不能奢望聚落遺址中的“地面”都能完好地保存至今,那么還有沒有其他方面的證據呢?而且,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證據,能否通過解剖性清理而獲得呢?答案是肯定的。在聚落考古研究與教學實踐中,我們已經意識到北方地區常見的窖穴(灰坑),其堆積特點也有助于判別與房屋建筑的空間組合關系。在通常情況下,窖穴類遺跡與房屋建筑(使用者)的關系,不僅表現在其原始功能階段,而且也可延伸到二次利用的次生功能階段。也就是說,無論原始功能還是次生功能階段,窖穴類遺跡的使用者一般不會發生改變。即便是二次利用,窖穴的使用及其所形成的堆積特點,常常也能一定程度地體現出與使用者(房屋建筑)的空間關系。一則日常生活垃圾通常是使用者以居屋為活動中心而形成的,二則人們傾倒垃圾一般也是選擇兩者之間的最短距離,自下而上形成各層堆積的原點和最高點,并逐漸向周圍傾斜漫延。在灰坑直徑較大時,各層堆積的原點和最高點往往不在圓心部位,而是偏于傾倒垃圾的來源方向一側。即堆積原點和最高點偏離圓心的所在方向,就應是垃圾的來源方向亦即使用者日常居住所在的方向。因此,灰坑類遺跡的解剖性清理,不僅有助于判定遺跡的邊界范圍及打破與被打破的相互關系,同時灰坑內的堆積特點也可揭示堆積形成的來源方向,進而通過來源方向揭示與房屋建筑(使用者)的空間分布關系。這樣一來,在缺乏其他證據的情況下,便可利用窖穴類灰坑的堆積特點判斷與同期房屋建筑的空間分布關系,提高聚落考古研究的信息源和可信度。所以,即便是灰坑類遺跡,也需要仔細進行解剖性清理,并進行繪圖照相記錄,盡可能保留堆積證據及相關信息。#p#分頁標題#e#

三、遺跡的破壞性解剖及其意義

所謂破壞性解剖是指針對遺跡局部或整體結構所采取的破壞性發掘清理,目的在于進一步了解各類遺跡的某些結構特點,涉及營建過程與技術,甚至使用過程與特點等。毋庸諱言,清理和保留遺跡的原始形態是十分必要的,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視對遺跡的破壞性解剖。在田野考古發掘過程中,如果只關注對遺跡原始形態的清理與保留,勢必就會一定程度地制約破壞性解剖工作的展開,從而喪失一些相關的重要信息。破壞性解剖的對象可以涉及任何遺跡或遺跡內的各類附屬設施,具體則應根據認知判斷需要而有選擇地展開,并非任意而為。在以往的田野考古實踐中,我們曾有意無意地破壞性解剖過早期墓葬、室內灶址等遺跡。

就早期墓葬發掘而言,為了獲得有關墓葬營建、使用及埋藏過程方面的信息,也需要對墓葬結構(原始形態)進行破壞性解剖。在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發掘過程中,我們就曾對墓葬結構進行過破壞性解剖。因為在清理墓室部分時常常發現開口部分均打破一層厚0•3~1米的熟土堆積,疑為墓葬所打破的早期文化層堆積。無疑,若能發現并確認一處草原地區的聚落遺址,也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但最后通過對個別墓葬結構的破壞性解剖,才弄明白了這層熟土堆積的特點及形成原因。該墓地不少墓葬的墳丘周圍都有圍溝環繞,而墓穴所打破的熟土堆積僅限于圍溝所環繞的部分。且有跡象表明,圍溝的形成可能與墳丘取土或墊土有關,但卻不能完全排除特意劃定墓域范圍的可能性。因為在解剖M34(原M48墓號有誤)時發現圍溝內填有較為純凈的乳白色油性土,明顯有別于圍溝內外兩側的堆積。而這種油性土一般埋藏在地表之下約1米深處,該圍溝內的填土無疑系人為所致。而且,圍溝內外兩側的堆積也明顯有所不同,外側為原生自然堆積,內側則是墓室所打破的熟土堆積。由此至少可以獲得兩點認識:一是圍溝以及溝內鮮明的人為填土都是為了清楚地表明墓域范圍;二是墓穴開口部分所打破的熟土堆積并非早期文化層堆積,實為修建墓葬時所形成的一層人工堆積。也就是說,墓穴上部所打破的熟土堆積,實際是在墓葬營建過程中形成的,與墓葬圖六　棗樹溝腦F4與F3灶址的營建過程直接相關。這些墓葬的營建過程大致如此:首先在所劃定的墓域范圍內修整出較平整的層面,然后再在人工層面上開始修建墓室,最終待墓室填埋后再修建地表封堆。在磨溝墓地發掘中,對于偏室墓的破壞性解剖即揭頂清理的直接原因,主要在于偏室不便清理并影響繪圖照相等各項記錄工作。

但基于2009年秋冬季第一座墓上墳丘(M901)的確認(圖五),促使我們將在今后的發掘中進一步實施破壞性解剖。因為磨溝的豎穴偏室墓大多早已塌陷,不少墓葬的開口部分常常發現不甚規則的圓形花土范圍或超出墓道的碎石堆積等現象。現在看來,這些現象應是偏室塌陷后墳丘底部下陷部分的殘存。為了獲得更加令人信服的堆積證據,就需要對這些墓葬實施橫穿墓道的破壞性解剖,以便確認墳丘底部范圍及其與墓道填土的直接疊壓關系等等。換言之,如果磨溝墓地發掘伊始,我們就能對這些跡象實施破壞性解剖,當可確認更多墓葬殘存的墳丘及其平面堆積范圍。2006年在陜西淳化縣棗樹溝腦遺址發掘中,我們曾無意解剖了一座龍山時代早期房屋F4的室內灶址,并獲得了對室內平面灶址的新認識。F4為白灰面建筑,坐東朝西,門道及前端部分已遭破壞。室內中部偏東處設極為規整的圓形灶面,并涂以黑彩,直徑達1•35米。而圓形灶址的西半部分恰好被西周時期的豎穴土坑墓M8腳端所打破。清理結束后適逢降雨,雨后巡視工地時見灶址燒土松軟了一些,遂利用M8腳端墓壁做了切面。切面顯示燒土范圍遠小于灶面直徑,僅40~50厘米,證實灶址的實際使用范圍不及1•35米,惟西南一側燒土痕跡散漫。(圖六,左)再仔細觀察,發現燒土周圍寬約15厘米、近圓形帶狀的灶面黑彩略泛白色,顏色淺于黑彩。

除西南一側,其余部分燒土界限規整,顯然使用時曾有相關圍擋設施限制。結合燒土周圍灶面黑彩褪色泛白的近圓形帶狀痕跡判斷,原當有泥砌灶圈存在,西南一側燒土散漫應是火門所在。而發掘清理時灶址及其周圍未見燒土塊,說明該房屋廢棄時灶面上并沒有灶圈。綜合分析,我們有理由認為這種室內灶址經事先規劃,但實際使用則是季節性的,而泥砌灶圈應是根據使用與否季節性拆建。該遺址另一座龍山時代早期房屋F3室內灶址(圖六:右)雖未解剖,但平面結構及相關特征和F4極為相似,當非孤例⑩。棗樹溝腦遺址除發現確認有先周時期的池塘遺跡外,還發現有一座可能晚至西周時期的水窖遺跡。灰坑H159口大底小,上部甚至呈階梯狀內收,坑壁上殘留有涂抹的紅泥(黏)土。從窖穴結構來看,應具早期水窖的特征。口大底小斜直壁或階梯狀壁面,當是為了涂抹紅泥進行防滲處理。也就是說,口大底小的結構特點,應是水窖防滲處理技術原始性特征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有別于后期口小底大、壁面鑿孔而鉚釘式涂泥防滲的處理技術。這里,我們想強調的就是,要弄清水窖防滲處理技術的這一變化,就必須對水窖類遺跡結構進行破壞性解剖。

顯然,破壞性解剖不能僅局限于地面設施,諸如墳丘、城墻等。對于營建在地面以下遺跡或結構復雜的遺跡,都需要有選擇地進行整體或局部范圍的破壞性解剖。另外,這種破壞性解剖似乎還可擴展到探方的發掘清理。由于各地區土質結構差別較大,諸如我國黃河與長江流域等,所以根據土質土色區分地層有時也會遇到種種困難。尤其長江流域的黏性土質,往往使得土色較為接近的地層難以區分。在這種情況下,似乎也可采取破壞性解剖的發掘方法。雖然與探溝法有些類似,但主要目的在于確認是否存在不同層位,其堆積特點又是如何等,對遺物出土層位的準確性不予優先考慮。1998年,在重慶萬州中壩子遺址的部分發掘區域,我們曾遇到1米多厚的堆積,土質土色非常一致,為粉沙質淺灰色黏土,涉及若干探方。究竟是一層還是若干層堆積,一時難以判別!即便用手鏟自上而下處理剖面,也因無法均勻用力難以及時作出判斷,更無法保證層位劃分的可靠性。

考古發掘方法范文5

[關鍵詞]甘肅;文物考古;文化遺址

[中圖分類號]K8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0)04-0016-02

文物的來源基本都是科學考古發掘所得,各類文化遺址復原了歷史的風貌,然而考古學是這一切的基礎。前人在很早的時候就有關于古物、古代遺存的研究和記載,有人認為這些研究和記載其實也就是考古學的萌芽。這種看法在今天看來是不準確的,因為現代意義的考古學仍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它有自己的理論、方法和一整套的學科體系。中國古代傳統的對于古物的研究,今天稱之為金石學,它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在歐洲也有一種類似的研究,稱為古物學,古物學是現代考古學的前身,都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現代考古學。

現代考古學自產生以來,至今尚不到200年。在考古學史上,一般認為在19世紀初期,北歐一些博物館專家提出三時代法,即把歷史分成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三時代法概念的提出,標志著現代考古學的開始。考古學傳入中國,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嚴格意義上的現代考古學在中國建立的時間是1926年,中國人開始運用現代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文物和遺址的發掘、整理和研究。當時李濟先生在山西省夏縣西陰村進行考古發掘,這應當算是中國現代考古學建立的正式標志。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確立不過80多年,在中國考古學還是一門新興的學科。這80多年的考古發現相對于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和廣闊的領土來說,只是冰山一角。我國的考古學起步晚,但資源豐富、潛力巨大,作為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遠。

現代考古學自建國以來,發展異常迅速。考古學是20世紀中國所有各種學科中發展最迅速,也是最能得到國際認可的學科之一。現代中國考古學從建立始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這個特色使中國考古學與其他國家的考古學存在差別,即始終和歷史學密切結合。外國考古學,特別是歐美的考古學,經常是與美術史、人類學相結合。基于此,夏鼐先生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中國的考古學可以說是廣義的歷史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的考古學與歷史學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清晰地闡明了中國考古學的特色――考古學與歷史學相互配合。

甘肅有著悠久的歷史,縣的建制早于省的設置,從春秋時期開始萌芽算起,迄今已達2000余年。甘肅省是中國歷史上經濟開發,特別是農業墾殖和古代文化的發展較早地區之一,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重要發祥地。遠在2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我們的先民就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距今20萬年的鎮遠縣姜家灣和寺溝口的原始遺址以及距今3.8萬年的武山人遺址的發現,表明隴右地區是遠古文化的重要源頭。這些深厚的文化底蘊為甘肅的考古事業奠定了基礎。

甘肅是我國最早開展考古工作的省區之一,也是中西文化交流最早發生的地區,這里古文化遺址眾多,類型多樣。因此,國內外文博考古界始終極為關注甘肅的考古發現和成果。

以來,甘肅考古事業以馬克思理論為指導,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豐碩成果,重大考古發現層出不窮,大量珍貴文物進入了博物館。大地灣遺址、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被評為20世紀百項考古大發現,敦煌懸泉置漢代遺址、禮縣大堡子山遺址、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臨潭陳旗磨溝齊家文化墓地的發掘先后被評為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60年來,甘肅幾代文博工作者的足跡遍布隴原大地,為全面復原中國歷史的真實輪廓,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且已經建立起比較清晰的考古學文化譜系,諸多重大課題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史前文化的發掘為探索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格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新鮮資料,秦文化起源的千古謎團逐漸被破解,各個歷史時期考古成果則展示了甘肅獨特的絲路文化風貌。

建國以來,甘肅省的文物考古發掘成果按文化遺址的時間序列共分為7個部分:

一、文明曙光,絢麗彩陶――新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甘肅考古成果豐碩。建國以來,先后正式發掘了秦安大地灣、王家陰洼、蘭州下石海鼎一大批新石器時代遺址或墓地,不僅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玉器、骨角牙蚌器等各類珍貴文物和動物骨骼,還發現了迄今為止中國最早的青銅刀。基本理清了甘肅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展脈絡及早晚序列,揭示了燦爛輝煌的文化面貌和成就,表明甘肅是我國古代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之一。

二、邊陲文明,文化交融――夏、商、周時期

甘肅是我國早期青銅器發現最多的地區。考古工作者曾先后發掘了廣河齊家坪、靈臺白草坡、玉門火燒溝、臨潭磨溝等一批遺址或墓地。夏商時期的甘肅青銅文化,雖然不像中原那樣跨入了國家的門檻,但具有濃厚的地域特色。隴原大地也是周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三、嬴秦搖籃,西戎故土――春秋戰國時期

禮縣大堡子山、圓頂山墓地是因20世紀90年代初在禮縣發生了大規模古墓盜掘事件,而后進行的搶救性考古發掘,出土了一批珍貴的早期秦文化遺物。

張家川馬家塬墓地也是因2006年發生盜墓事件而被發現的。該墓地出土了大量裝飾精美的隨葬車馬器和金銀飾品,對研究戰國時期西戎文化的面貌、秦戎關系和當時隴東南地區與西方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秦文化的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四、冊頁留香,木雕樸拙――秦、漢、魏晉十六國時期

秦至魏晉十六國時期的甘肅考古,有著引人注目的發現以及學術研究上的突破。天水放馬灘、居延金關、敦煌懸泉等遺址出土了大批秦漢簡帛文書,其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保存狀況之完好,均居全國之首。武威磨咀子出土的漢代木雕,雕刻技法樸拙,具有奔放粗獷、雄渾剛健的藝術感染力。高臺地埂坡仿木構之墓葬形制則為甘肅地區首次發現,也是目前所見惟一的西晉時期的建筑材料。

五、盛世雄風,流光溢彩――隋、唐、五代時期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長安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中世紀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唐前期國力強盛、政治清明、賦役較輕,經濟文化呈現出繁榮昌盛的景象,相繼出現了歷史上稱道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成為當時居世界前列的文明國家。甘肅在這一時期的考古主要有慶城穆泰墓和秦安葉家堡唐墓的發掘。葬于唐開元年間的慶城穆泰墓,雖經兩次被盜,但出土隨葬品異常豐富、精美。而1965年發掘的秦安縣葉家堡唐代墓葬,出土的三彩天王傭、鎮墓獸等,形體碩大,釉色艷麗,是國內出土唐三彩器物中的佼佼者。

六、交融薈萃,熠熠生輝――宋、西夏、金、元時期

元朝建立后,結束了從五代至南宋370余年政權并立的局面,統一了全中國。這一時期,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得到了空前發展,各項手工業規模擴大,尤其是制瓷業,無論質地、釉色、式樣,還是生產規模及出口數量,都遠勝前代。宋、西夏時期的甘肅考古主要有武威的塔兒灣西夏窯址和天水王家新窯宋墓等的發掘。

七、佛光佑護,眾僧普渡――敦煌莫高窟北區考古

莫高窟俗稱千佛洞,分為南、北二區,其中南區石窟最早開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現存洞窟492個,窟內有壁畫4.5萬多平方米,彩塑3000余身,是集石窟建筑、彩塑、壁畫三位一體的藝術遺存。北區石窟群崖面長700余米,保存了歷代洞窟243個及原編號第461～465窟。1988年起,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對北區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貴文物,基本弄清了北區洞窟的數量、形制及其性質。

考古發掘方法范文6

[關鍵詞]大正覺寺；考古；簡報

為了配合大正覺寺大殿臺基遺址的搶險保護工作，為下步編制大殿殿基遺址的保護方案提供依據，2013年8月5日―8月28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對五塔寺塔前大殿殿基遺址開展了考古調查工作。現將調查收獲簡報如下。

一、地理位置及歷史沿革

大正覺寺位于北京海淀區西直門外一公里處，北京動物園北隅[1]，現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院內金剛寶座塔的南部。該寺始建于明永樂年間，是為西域梵僧班迪達大國師向明成祖朱棣獻貢金剛寶座規式而建立的[2]。明代時稱“真覺寺”、“大真覺寺”，清代為避雍正帝胤名諱，改名為“正覺寺”、“大正覺寺”。因寺內有五塔林立，故名五塔寺。據文獻記載，明憲宗即位后，于成化二年“命工督修殿宇，創金剛寶座”。清乾隆時為其母崇慶皇太后祝壽曾兩次重修五塔寺，并改名“大正覺寺”[3]。清代末年，大正覺寺已漸衰落，到民國初年唯有金剛座寶塔屹立于故址。1961年，大正覺寺的金剛寶座被列為全國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并進行了三次整修，恢復了它的歷史原貌。

二、工作概況

本次考古調查工作為盡量保護現存大殿殿基遺址的完整性，遵循“最小干預”原則，做到最大限度的保護現存基址，又能科學的反映出大殿基址的歷史真實情況，因此我們采取考古勘探與試掘，分散布方與局部解剖相結合的方法進行調查。根據大殿殿基遺址的對稱性原則，僅對現存大殿臺基遺址的東半部區域進行了考古勘探及試掘工作。

本次考古勘探南北長約40米，東西寬約15米，面積約600平方米。試掘區位于臺基遺址的東半部，對局部進行解剖，共布探溝5條，試掘面積共計38平方米。

三、主要收獲

考古試掘采用探溝法進行工作，試掘情況如下：

T1：位于發掘區的南部，在②層下清理出了雜夯土、建筑墻基夯土、建筑臺基夯土。

雜夯土：位于探溝的南部，南部伸出探溝。發掘清理南北長1.85米、東西寬1.5米、厚0.55-0.6米。夯土呈灰褐色，土質堅硬，夯層清晰，夯面平整，夯層厚0.1-0.2米，每層夯層夾有白灰渣鋪墊。夯土的北部與建筑墻基夯土相連。根據發掘情況判斷，雜夯土應為明清時期月臺以南的地坪面夯土。

建筑墻基夯土：位于探溝的中部。發掘清理東西長1.5米、南北寬0.7米、厚0.25米。夯土呈淺灰色，僅殘存一層，用白灰夾土夯制而成，土質堅硬。夯土的北邊緣殘存有一排斷續東西向殘磚，用磚規格0.15×0.21×0.09米，砌磚的北部被現代墻基礎疊壓。根據發掘情況判斷，建筑墻基夯土應為明清時期月臺的南墻。

建筑臺基夯土：位于探溝的北部。發掘清理東西長1.5米、南北寬0.4-0.9米、殘高0.15-0.7米。夯土呈黃褐色，土質堅硬，夯層清晰。基槽以上僅殘存一層夯土，基槽以下夯土深0.7米、殘寬0.4米、每層夯土厚0.1-0.15米，夯層下夾有碎磚渣、瓦片渣鋪墊，夯土的南部被現代建筑墻基破壞。根據發掘情況判斷，建筑臺基夯土應為明清時期月臺南部邊緣的臺基夯土。

T2：位于發掘區的東南部，在②層下清理出了南北向建筑臺基夯土、建筑墻基基槽、散水遺跡。

建筑臺基夯土：分布于探溝的西部，僅殘存基槽以下部分。發掘清理東西殘長0.9-3.4米、南北寬1.2米、厚0.7米。夯土堅硬，夯層清晰，夯面平整，夯層厚0.15-0.2米，每層夯層下面夾有碎磚渣及瓦片渣鋪墊。夯土的北部伸出探溝，中部被現代層破壞。根據發掘情況判斷，建筑臺基夯土應為明清時期月臺東部邊緣的臺基夯土。

建筑墻基夯土基槽：分布于探溝的中部。發掘清理南北長1.5米、東西寬0.6米、殘存高約0.25米。僅殘存基槽，基槽的東部與散水遺跡相連。根據發掘情況判斷，建筑墻基夯土基槽應為明清時期月臺的東墻。

散水遺跡：分布于探溝的東部。發掘清理南北長1.5米、東西殘寬0.7米。散水的鋪磚被破壞，僅殘存痕跡。根據發掘情況判斷，散水遺跡應為明清時期月臺的東墻散水。

T3：位于發掘區的東中部。在②層下清理出了一條東西向散水遺跡。

散水遺跡：發掘清理東西長6.15米、南北寬0.75米。散水的東端向北拐與T4探溝內的散水遺跡相連，西端向南拐與T2探溝內的散水遺跡相連。散水的西部殘存有鋪磚，鋪法為兩順一橫相互交錯平鋪，鋪磚的底部為三合土路基，散水北部的墻基夯土被現代墻基疊壓。散水鋪磚為素面，用磚規格0.41×0.21×0.09米。根據發掘情況判斷，散水遺跡應為明清時期大殿的南墻散水。

T4：位于發掘區的東部，在②層下清理出南北向的建筑臺基夯土、散水遺跡。

建筑臺基夯土：位于探溝的西部。發掘清理東西寬0.7-0.75米、厚1米。夯土基槽寬0.75米、深0.55米。夯土呈灰褐色，土質堅硬，夯層較清晰，夯面平整，夯層厚0.13-0.2米，每層夯土的底部夾有碎陶渣鋪墊。基槽以上夯土厚0.5米、寬0.7米，夯質與基槽下相同。根據發掘情況判斷，建筑臺基夯土應為明清時期大殿東部邊緣的臺基夯土。

散水：位于探溝的中部。發掘清理南北長1.5米、東西殘寬0.4米、殘存厚0.15米。基槽內的夯土被破壞，僅殘存基槽痕跡。根據發掘情況判斷，散水遺跡應為明清時期大殿的東墻散水。

T5：位于發掘區的北部，金剛寶座的南部。在②層下清理出了東西向的建筑夯土臺基、建筑墻基基槽、散水、夯土、晚期夯土墻基。

建筑夯土臺基：位于探溝的南部。發掘清理東西長1米、南北寬0.85米、厚0.65米。夯土呈灰褐色，土質堅硬，夯土層清晰，夯面平整，夯層厚0.2-0.25米，最厚達0.35米，每層夯層的底部夾有一層殘磚塊、瓦片鋪墊。夯土的北部與墻基基槽相連。根據發掘情況判斷，建筑臺基夯土應為明清時期大殿北部邊緣的臺基夯土。

建筑墻基基槽：位于探溝的南部，基槽內夯土已破壞，僅殘存基槽。發掘清理東西長1米、南北殘寬0.7米、厚0.3米。東、西兩端出探溝。基槽內填土呈灰褐色，土質較疏松，內含白灰顆粒。根據發掘情況判斷，建筑墻基基槽應為明清時期大殿的北墻。

散水：位于探溝的南部，建筑墻基基槽的北部。發掘清理南北長1.3米、東西寬1米，中部被現代建筑破壞。從南、北兩端殘存的鋪地磚來看，鋪法為兩順一丁，用磚規格0.4×0.21×0.09米。根據發掘情況判斷，散水應為明清時期大殿的北墻散水。

夯土：位于探溝的中部，散水以北。發掘清理南北殘長3.2米、東西寬1米、厚1.15米。土質堅硬，夯面平整，夯層較清晰。夯層厚0.15-0.2米，用白灰夾土夯制而成。根據發掘情況判斷，夯土應為明清時期大殿北部的地坪面。

晚期夯土墻基：位于探溝的中北部。發掘清理東西長1米、南北寬0.9-1.2米。夯土呈黃褐色，土質較硬，且較為純凈，內含少量的白灰顆粒。夯層清晰，東部殘存兩層，西部殘存一層。夯土的底部為早期夯土。根據發掘情況判斷，夯土墻基應為清代乾隆時期加筑的五塔寺與大殿之間的內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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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遺跡總平面圖

四、結語

通過本次對大正覺寺大殿臺基遺址的考古勘探與試掘工作，基本搞清楚了明清時期大殿臺基遺址東半部的北、東、南墻基礎、散水和月臺東、南墻基礎以及北部內墻的范圍，對大殿臺基的布局、規模、結構及保存狀況等有了清楚的認識，同時通過考古調查、結合文獻史料等研究基本弄清了大殿殿基遺址與金剛寶座之間的關系以及明清時期大殿的整體格局與變化等問題，印證了文獻記載的可靠性，為大正覺寺大殿的研究與復建工作，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科學依據。

據文獻記載，該寺始建于明永樂年間，是為西域梵僧班迪達大國師向明成祖朱棣獻貢金剛寶座規式而建立的[4]。明憲宗即位后，于成化二年“命工督修殿宇，創金剛寶座”[5]。自此，真覺寺形成以金剛座寶塔為中心，前有牌樓、山門、天王殿、前大殿；后置中大殿、后照殿；東為行宮；西為憲宗皇帝生葬衣冠之塔的整體格局[6]。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清內務府陳列檔中的乾隆年間《五塔寺陳列冊》記載，清乾隆時為其母崇慶皇太后慶壽曾兩次重修五塔寺。清乾隆十六年，乾隆帝為其母崇慶皇太后慶六十大壽對該寺進行首次修繕。乾隆二十六年乾隆帝為其母慶七十大壽時，又傳旨命二次復修，這次修繕僅數月便告成，但改建了天王殿五間，東西配殿十間，轉角房、順山房二十二間；還添蓋重檐碑亭二座，穿堂、門罩四間，添砌內墻三十二丈；粘修寶塔及大小殿宇、兩山轉角房、東西兩所房、僧房等一百二十余間，此外山門、天王殿、大殿、碑亭等改用黃色琉璃瓦料等。這表明五塔寺地位明顯上升，已躋身皇家寺院之列。

通過考古試掘發現，大殿臺基遺址的格局沒有變化，上述清內務府《五塔寺陳列冊》史料中也未見有改建大殿的文獻記載，而大殿等改用黃色琉璃瓦料的史料記載恰恰在本次調查試掘第②層出土的大量琉璃瓦中得到印證，由此我們推斷大殿臺基遺址清代時繼續沿用明代的格局，隨著五塔寺被選為崇慶皇太后萬壽慶典之地，地位也隨之上升，在等級森嚴的清代，大殿等也改用皇家專用的黃色琉璃建筑構件以突顯皇家寺院的風范。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調查在T5試掘中發現了晚期夯土墻基。據史料記載，乾隆時期在金剛座寶塔與前大殿之間加筑內墻，長二十丈六尺，高二丈五尺，厚五尺，兩傍添砌院墻湊長十一丈四尺，高一丈八尺，厚三尺。安青砂石土襯，墻身下肩用細新樣城磚灰砌，上身舊樣城磚糙砌，抹飾紅灰[7]。這道內墻的建成，使金剛座寶塔與其它建筑分割開來，寶塔處于殿宇圍墻環繞之中，更加突顯出其寺院中心的地位。根據試掘來看，T5中發現的晚期夯土墻基的情況與上述史料記載相符合，該夯土墻基應為清代乾隆時期所加筑，即大殿與金剛座寶塔之間的內墻。

由上所述，根據試掘中各探溝的地層關系及出土的建筑構件，結合歷史史料判斷，各探溝內②層下清理出的建筑墻基夯土（或基槽）、散水遺跡應為明代時期大殿的北、東、南墻及月臺的東、南墻基礎與保護墻基所用的散水。建筑臺基夯土應為明代時期大殿的北、東、南部的邊緣及月臺的東、南部邊緣。晚期的夯土墻基應為清代乾隆二十六年加筑的五塔寺與大殿之間的內墻。而②層中出土的大量黃色琉璃瓦應為乾隆二十六年乾隆帝為其母慶壽時，大殿等改用黃色琉璃瓦料所遺留。關于大殿殿基遺址與金剛寶座之間的關系問題，從上文可知，大正覺寺現存大殿殿基的年代應為明代，而造型別致、雕刻精美的金剛寶座塔自明代建立起一直矗立在長河北岸，由此可見，大殿殿基與金剛寶座應同為明代所建。

通過考古調查發現，大殿臺基遺址被破壞較為嚴重。關于該寺毀于何時，學界有不同的看法。羅哲文先生認為清代末年寺已漸衰落，民國初年寺的大殿和后殿尚存。1927年被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蒙藏院賣于黃姓人。此后大殿、后殿等也被拆毀[8]。而向東先生認為該寺光緒末年“坍塌”[9]。有的學者認為寺被焚毀[10]。從試掘情況來看，探溝中未發現紅燒土和碳粒，由此可知該寺不應是被焚毀。筆者查找史料時發現，該寺在時期也歷經磨難，破壞程度可見一斑。但至于最初毀于何時及何種方式，只能寄于以后的考古及文獻資料來求證。

參考文獻：

[1]羅哲文.真覺寺金剛寶座塔.文物，1979（9）.

[2]于敏中等編.日下舊聞考卷七十七.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3]陳鏘儀.正覺寺金剛寶座塔.北京檔案，1996（4）.

[4]《御制真覺寺金剛寶座塔記》碑，碑乾隆時已失，碑文引自《日下舊聞考》.

[5]于敏中等編.日下舊聞考卷七十七.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6]向東.崇慶皇太后萬壽慶典時期的五塔寺.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1）.

[7]向東.崇慶皇太后萬壽慶典時期的五塔寺.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1）.

[8]羅哲文.真覺寺金剛寶座塔.文物，1979（9）.

[9]向東.崇慶皇太后萬壽慶典時期的五塔寺.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