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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化論文范文1

【關鍵詞】文化；女性內衣

一、女性內衣發展歷史

內衣，是指貼身穿的衣物，具有吸汗、糾型、襯托身體、保暖及不受來自身體污穢的危害的作用。中國女性內衣的歷史源遠流長，以下所述的內衣歷史線索是從漢朝開始的。女性內衣的歷史演變如表一所示：

根據各時期的內衣特點和趨勢，結合各時期的政治歷史背景，將女性內衣的發展歷史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漢――唐：美。除魏晉時期外，露出部分逐漸增多，至唐代達到頂峰。

魏晉內衣在外形上更多吸收了西域少數民族的服飾特點：方便性、實用性和保守性。

(1)夏雖極熱時，必著葛布短半臂，以護其胸背。古有“兩當衫”，謂當胸當背，亦此間。須多備數件，有汗即更，晚間亦可著以就寢，習慣不因增此遂熱。（養生隨筆?清?曹庭棟）

例(1)可見，魏晉的兩當主要側重于“護其胸背”的實用性。

到了唐代，出現了流行的袒露裝，不管是宮中侍女還是一般，都出現袒露胸前肌膚的現象。出現如此開放現象與唐代女子喜穿“半露胸式裙裝有直接聯系。社會政治文化原因如下：

首先，絲綢之路的暢通，唐代與西域各國的頻繁交流，促進了西域各國的服裝樣式和及女性自由思想傳入唐朝。

其次：唐代是我國歷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時期，少數民族不重禮法的習俗滲透并沖擊著傳統文化和封建道德觀念，使得女性的社會地位有所提高，女性敢于大膽的顯露自己的肉體。

再次，女性皇帝的出現對古代男尊女卑制度有很大的沖擊，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的對于女性的認知心理，女性自我意識有所增強。

（二）宋――20世紀二三十年代：束胸美，社會階層區分逐漸明顯。

1.束胸美

除了繼之前代的帶子系結，紐扣系結得到普遍的使用，由于其明顯的收腰效果，展現了女性的形體美。然而，較之唐代的袒胸裝，此階段內衣趨于保守，女性的胸部在帶子和紐扣的束縛下，很難得到正常的發育。

(2)進寺軍牢，便來洗剝各僧，有兩個軍士，扯開一僧衣服，見胸前扎有抹胸]，用力一撒，突出跳出雙乳，便先押到大殿上去。 （野叟曝言）

例(2)中可見，女子束抹胸以假扮僧人，“突然跳出的兩乳”足以見得胸部被抹胸繃緊的程度。

這中情況與這一時期的社會特點密不可分。

首先，社會控制加強，“男尊女卑”的思想使女性在社會中喪失尊嚴，在社會價值觀的影響下被迫束胸，以體現對于男性的崇尚。

其次，束胸是女性爭取兩性平等地位的一種不合理方式。她們通過束胸的方式，畸形表達出希望擁有和男性一樣平等的地位與權力，盡管在當時文化的歷史背景下這種行為是可以理解和值得同情的。

收腰的“形體美”，是女性身體被“男尊女卑”系結下形成的客觀效果，并不是女性對于美的發自內心的追求而自然形成的。這種客觀效果，與其稱其為“形體美”，更確切些不如稱之為“肉體和精神的枷鎖”。

基于以上原因，民國時期，中國女性中，普遍以高聳為丑，以狹小扁平的胸部為美。小馬甲形成的平胸美風氣促使束胸運動的流行。束胸在當時甚至成為城市女性區別于鄉下女性的身份象征。

2.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社會階層區分現象逐漸明顯。

這一點在宋代的內衣布料上有所體現：平常人家多用棉制品，貴族人家用絲質品在其上繡上花卉。到了清代，內衣所反映的階級差異主要表現在肚兜的系帶上：富貴之家多用金鏈，中等之家用銀鏈、銅鏈，小家碧玉則用紅色絲絹。

當時的社會背景是：

首先，封建社會處于下滑階段，階級之間加大的矛盾使階級自覺性加強，內衣中表現的階級差異逐漸外顯化。

其次，統治階級嚴格控制思想文化，向人們灌輸維護其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宣揚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使得尊卑有序的階級觀念在人們的腦海中根深蒂固，并自覺的表現在內衣上面。

最后，在社會財富分配不均條件下的人的優越感和虛榮心的影響。絲織品、金銀鏈，對于平常人家是一筆不小的開銷，何況是花在不為人注意的內衣上。內衣的差別，不僅滿足了富貴人家在經濟上的優越感和虛榮心，而且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征。

（三）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今天：健康美，體型美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至今，放棄了早期的束胸保守裝，內衣品種多樣，樣式豐富，在內衣的構造和女性的內衣選擇上，注重在健康基礎上的體型美，甚至出現了不少類似唐朝“訶子”的內衣外穿的現象。

1.由保守美向健康美，體形美轉變的原因分析：

（1）民國初期政府倡導的“天乳”運動。

首先，女性束胸引發的身體健康問題，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束胸行為，容易引發駝背、不能哺乳、肺傷、呼氣困難等疾病和問題，必然會影響后代的健康。正如1915年上海《婦女雜志》所說“雖有乳汁必不暢旺，胎兒身體必不健全，甚至傳染肺病，流毒骨髓。”

其次，19世紀20年代現代胸衣登上歐洲歷史舞臺，一些留洋歸來的人士，開始在各種場合發表言論反對女性束胸，呼吁女性解放胸部，宣揚歐洲女性內衣的健康美。

再次，在各種社會思潮的鼓噪下，女性開始覺醒，女性解放運動和女權運動興起，要求和男性一樣，解除束胸。

在此基礎上，為了達到婦女解放、強國強種的目的，廣東省政府委員會通過了1925年7月7日的《禁止婦女束胸的提案》，該提案贊美歐美各國女性的天乳，建議采用宣傳與懲罰并舉的方式禁革束胸。并由此掀起了向全國各地蔓延的“天乳運動”。

（2）女性胸罩的引進。

雖然政府的“天乳運動”對束胸風氣的解除有很大的作用，很多女性在政府強制性的要求下，不得不放棄束胸，但是因為當時沒有胸罩，光著身子穿一件衣服很搶眼，在最初，很多人不管是出于自身的審美習慣還是出于家庭的反對，對政府的束胸運動有很強的抵制情緒。20世紀三十年代，結合西方的抹胸改造的女性乳罩，以其能夠兜合乳部的優勢，為女性放棄束胸改穿乳罩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3）電影明星的偶像作用。作為時尚體驗的先行者，電影女明星身體力行試穿乳罩，胸乳的圓潤與旗袍的曲線形成了完美結合，其風情萬種給人們造成的的驚艷使不少女性改變審美觀點，開始選用乳罩。

2.內衣品種樣式多樣化，內衣外穿現象的原因分析：

（1）女性地位的提升。隨著舊時代的結束，女權運動的發展，女性的地位和權利得到社會的認同，女性可以自由的選擇內衣品種以及如何穿衣。

（2）改革開放的影響。在改革開放中，西方的追求自我肯定與自我價值的價值觀傳入中國，個性化的彰顯影響著女性的內衣選擇。

（3）快速的社會發展致使審美趨向多元化。一方面，社會的快速發展使得時尚的節奏越來越快，今天所謂流行的時尚，到了明天可能就會被替代。在多變的時尚潮流中，無助的人們開始放棄對時尚的追逐，并選擇適合自己審美觀的內衣樣式和內衣穿法。另一方面，這一時期，思想的解放，文化的繁榮，社會的個體差異，導致人們在價值觀、審美觀上有很大的不同，審美的多元性也必然體現在女性內衣的選擇上。

二、女性內衣發展趨勢

（一）以個性化、自由化為主流

（二）內衣功能更加注重“裝飾美”，體現在內衣與服裝的搭配上，例如：內衣外穿。

【參考文獻】

[1]鄭曉敏,劉馳.中國內衣的演變及內衣文化[J].消費導刊?文化研究,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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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化論文范文2

關鍵詞　唐傳奇　仙女　愛情　人性

中國是一個信仰神仙的國度，對生命消逝的恐懼、對現實世界的失望和對美好自由生活的向往是人們虔誠相信神仙的根本動力。在這一動力的驅使下，人們滿懷熱情的塑造出形形的神仙形象。仙女是神仙世界中的一個獨特群體，相對于男仙形象而言，女仙情感更加豐富細膩，更具有人性化色彩，這一特點在唐傳奇中表現更為突出。

唐代社會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同時也是思想文化較為開放的時期。唐代文人豪放樂觀、開朗自信，他們注重心靈的自適與滿足，追求愛情的浪漫與幸福，瀟灑風流的個性，對現實生活的失望與不滿促使他們塑造出代表美好理想與一切愿望的滿足的完美仙女形象。在他們的如花妙筆下，一個個容貌美麗、文采非凡的仙女都因忍受不了仙宮的清冷寂寞，主動到人間來尋求愛情，這些仙女不但給書生帶來美好的愛情慰藉、享受。還帶給他們榮華富貴。“仙女下凡”的情節模式是唐傳奇的常見主題，錢鐘書先生說：“六朝以來常寫神仙‘思凡’，一若脫去人問，長生不老即在虛度歲月。”

大致而言，唐傳奇中的女仙形象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主要特點：

1、對愛情的熱切渴望

唐代以前小說中仙女與人間男子結臺多是奉天帝之命，以獎勵男子的孝行品德，仙女在報答完男子之后即離去，多是出于宣揚宗教道德的目的，愛情不是作者關注的重點。唐代小說中的仙女形象與六朝時期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她們大都主動熱烈的追求愛情，直率大膽的袒露情懷，更加血肉豐滿，形象生動。男女愛情有了更多自由、浪漫的色彩。首先，仙女下凡不再是奉天帝之命，而是不甘忍受天上生活的寂寞凄冷，主動到人間尋找溫暖和愛情。《趙旭》中青童這樣對意中人表白：“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幽懷阻曠，位居末品，時有世念，帝罰我人間隨所感配。以君氣質虛爽，體洞玄默，幸托清音。愿諧神韻。”這段話表明她來人間的原因是因為忍受不了天上的清冷孤寂，因而到人間尋找自己的意中人，以求得美滿幸福的愛情婚姻。就連織女也耐不住仙宮的寂寞，也到人間來尋找慰藉。漢魏六朝時期，織女的形象一直是忠于愛情的。《古詩十九首》詠牛郎織女的愛情：“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織女對感情的專一執著和離別相思之苦描寫得十分動人。而到了唐傳奇中連織女也耐不住天庭的寂寞，不再固守相思，苦度歲月，到人間尋求情感的寄托，移情別戀。請看《郭翰》中的描寫：“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無主對，而佳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游人間，仰慕清風，愿托神契。”“乃攜手升堂，解衣共臥”。郭翰戲問“牽郎何在，哪敢獨行”，她回答：“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隔絕，無可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為慮。”并笑曰：“天上那比人間?”這與案商隱“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意思何其相近!

與織女相比，上元夫人形象的轉變更具有代表性。上元夫人在仙界地位很高，它是三天真皇之母，統領十方玉女，在《漢武帝內傳》中她扳起面孔，嚴厲的批評漢武帝“胎性暴，胎性，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告誡他不去除內心的種種欲望很難成仙，儼然是一位不食人間煙火清心寡欲的得道高仙。但是在唐人筆下，她的形象卻有了全新的改變。《封陟》中她再三向封陟深情款款的表白情感：“某籍本上仙，謫居下界，或游人間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瑤階，愁莫聽其鳳管：蟲吟粉壁，恨不寐于鴦衾。燕浪語而徘徊，鸞虛歌而縹緲。寶瑟休泛，虬觥懶斟。紅杏艷枝，激含嗍于綺殿：碧桃芳草，引凝睇于瓊樓。既厭曉妝，漸融春思。伏見郎君坤儀浚潔，襟量端明，學聚流螢，文含隱豹。所以慕其真樸，愛以孤標，特謁光容，愿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被封陟拒絕之后，她毫不氣餒，七日后再次登門致意：“某以業緣遽縈，魔障剡起。蓬山瀛島，繡帳錦宮，恨起紅茵，愁生翠被。難窺舞蝶于芳草，每妒流鶯于綺叢，靡不雙飛，俱能對躊，自矜孤寢，轉懵空閏。秋卻銀缸，但凝眸于片月：春尋瓊圃：空抒思于殘花。所以激切前時，布露丹懇，幸垂采納，無阻精誠，又不知郎君意競如何?”連篇累牘不厭其煩的深情表白將其內心對情感的熱切渴望暴露無遺，上元夫人還作詩啟發封陟不要過于迂執，“弄玉有夫皆得道，劉綱兼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朝露，須逐云車拜洞天。”在這里，上元夫人對男女戀情的需求更甚于人間女子，仙性銳減，人性大增。

唐傳奇中仙女選擇人間男子的標準不再是以前小說中所注重的道德品行，大多是文才出眾、忠于愛情的書生。他們也與女仙一樣堅貞不渝地追求純真的愛情。流露了唐代文人對于世俗利益基礎上的婚姻的不滿和批判，以及對于純真愛情的向往和渴望。

2、對的大膽追求

在漢魏六朝仙道類小說中就已經出現了仙女與凡男之間性關系的描寫，但大都十分簡略含蓄。唐傳奇中的女仙則不再像六朝時期那樣舉止莊重，不再受封建禮教的束縛，表現出對的熱切渴望和積極追求，行為的大膽潑辣有似于青樓。因而有人將這一現象稱之為“仙妓合流”。對此，陳寅恪先生在《讀鶯鶯傳》曾有論述：“故真字即與仙字同義，而‘會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謂也。又六朝人已侈談仙女杜蘭香萼綠華之世緣，流傳至唐代，仙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艷婦人，或風流放誕之女道士之代稱，亦競又以之目妓者。”

縱觀唐傳奇中的有關描寫，誠知陳先生此言不虛。請看《汝陰人》中仙女主動與汝陰男子結合的描寫：“(仙女)酒酣歌嘆：‘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詞韻清媚，非所聞見，又援筆作飛鴻別鶴之曲宛頸而歌，為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蕩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乃微盼而笑曰：‘既為詩人感悅之譏，又玷上客掛纓之笑，如何?’因顧令撤筵，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仙女“容態蕩越，怠不自持”與“恣其歡狎，豐肌弱骨”的描寫頗似風情萬種的《窮怪錄?蕭總》中的仙女甚至在路上把花招攬凡男，其的主動大膽實在令人驚嘆。再如《游仙窟》敘述作者在神仙居所遇見二位女仙i十娘和五嫂，作者與其飲酒賦詩、戲謔調笑，留宿一夜，天明離去。仙女的言行舉止十分大膽，所作詩歌大多是含有性色彩的隱喻。實質上，所謂的仙窟就是妓院，十娘就是，而五嫂的身份則類似于妓院中的老鴇。此外像《郭翰》、《沈警》等仙道小說中的仙女或背夫或舉止輕佻，頗似現實生活中逢場作戲的青樓女子。

唐傳奇中的這一仙妓合流現象與當時的社會思想與生活狀況有著密切的關系。唐代社會思想較為開放，婦女不再像以前那樣受到封建禮教的嚴格束縛。上至女皇武則天、公主貴婦，下至普通人家的婦女在兩性關系上都較為開放自由，貞節觀念比較淡薄。在唐代，未婚女性有自主擇偶的自由，已婚婦女離婚改嫁的現象也很普遍，婚外之事更是屢見不鮮。唐代婦女的思想較為開放自由。積極追求愛情婚姻的幸福，體現出高度的自我意識的覺醒。這一現象的出現與唐代社會的政治思想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唐代開國之初，便實行“開懷納戎、張袖延狄”的“柔懷萬國”政策：而且，唐代的皇帝血統并非漢族，而是出自夷狄：“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如唐高宗將父親的妃嬪變成自己的妻子，唐玄宗將兒媳據為己有，這些為封建禮教所不齒的事情都發生在唐代。唐代士人之行為也狂放不羈：“唐代新興之進士詞科階級之異于山東之禮法舊門者，尤在其放浪不羈之風習。”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之下，唐代的封建禮教大為淡化，人們的貞節觀念相應淡薄，“導致婦女在行為上也較不受約束”。

唐代社會的男性也十分注重聲色享受，出入于歌樓妓館飲酒狎妓的生活是許多男人共有的經歷。整個社會對此比較寬容，文人們也津津樂道，以此為榮。唐傳奇中仙女對的大膽追求就真實地再現了唐代社會婚戀情況的情形。反映了唐代女性張揚的個性意識，她們敢于沖破封建禮教束縛，主動追求享受美好的的關系。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出現仙妓合流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3、濃厚的人性化色彩

唐傳奇中的仙女已經不再像以前小說中那樣威嚴冷漠、居高臨下，她們就象普通的人間女子一樣，具有濃厚的人性化色彩。唐代仙女的地位與人間男子已經較為平等，她們自如的與凡男調笑戲謔，毫無顧忌，《續仙傳?元柳二公》南溟夫人遇見元柳二公，得知其姓氏后就輕松的調笑：“夫人哂之曰：‘昔時天臺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有元徹。昔時有劉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游仙窟》中仙女的尊嚴與矜持已消失殆盡，“十娘笑曰：‘莫相弄!且取雙方六局來，共少府公賭酒。’仆答曰：‘下官不能賭酒，共娘子賭宿。’十娘問曰：‘若為賭宿?’答曰：‘十娘輸籌，則共下官臥一宿：下官輸籌，則共十娘臥一宿。’十娘笑曰：‘漢騎驢則胡步行，胡步行則漢騎驢，總悉輸他便點。兒遞換作，少府公太能生。’”

凡男有充分的選擇權，仙女雖然有著無邊的法力，但并不使用強迫威脅的手段，一般都委婉的探詢懇求，比較尊重男子的意愿，比如上元夫人追求封陟時，深情的表白自己“愿持箕帚”，然后問他“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又不知郎君意競如何?”被拒絕之后，她也未以法力與懲罰相脅迫，只是無奈的長嘆曰：“我所以懇懇者，為是青牛道士的苗裔：況此時一失，又須曠居六百年，不是細事。于戲此子，大是忍人。”對凡男的迂執無可奈何，只有無限幽怨的留詩曰：“蕭郎不顧鳳樓人，云澀回車淚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

《逸史》中太陰夫人雖甚愿盧杞留居仙宮，但并不采用強迫的手段，而是給他選擇的自由：“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留此宮，壽與天畢：次為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為中國宰相。”朱衣宣帝命曰：“盧杞，得太陰夫人狀云，欲住水晶宮。如何?”杞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無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鮫綃五匹，以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水晶宮住?作地仙?及人間宰相?此度須決。”杞大呼曰：“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過。速領回!”

女性文化論文范文3

    論文摘要:高校的性別教育尤其對女生的性別教育已成為高等教育不容忽視的問題，本文通過對高校性別教育現狀和女生性別教育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提出一些改善女生性別教育的建議。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高校女生的比例逐步上升。據統計，“到2004年，女生占本科在校生的比例已經上升到45.7%;女碩士、女博士的比例分別達到44. 2%和31.4% 。”到2007年底，據報道，上海各類高等院校在校本專科女生占學生總數的52.7%，在某些文科專業，女生的人數遠遠高于男生，男生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在高校女生人數逐步上升的情況下，高校的性別教育尤其是對女生的教育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一、高校校園文化活動與性別教育的涵義

    校園文化活動是體現校園文化的載體和形式，高校校園文化活動在廣義上是指在高校校園區域中，由學校師生在教育、教學、管理、服務等領域開展的活動;在狹義上是相對課堂教育而言的課外活動，包括課外進行各種有益于學生身心健康和提高學生思想道德、文化素質的一切文化活動。因此高校校園文化活動既包括了教學、管理、服務等形式的物質的、精神的、動態的、靜態的文化活動，也包括了在校園內開展的一切有利于學生身心發展的課外活動，即學校“官方”組織的活動和學生社團“非官方”組織的活動。在本文中主要論述的是狹義的校園文化活動，即課堂之外的一切有利于學生身心發展的活動。

    高校對學生各個方面的教育和培養都是通過開展校園文化活動來實現的，高校性別教育亦是如此。在女性學中，“性別教育，是指教育人們正確對待性別差異，認清由社會結構、傳統文化和制度帶來的性別歧視霸權;讓在政治、經濟、歷史和文化教育上處于弱勢的女性發出自己的聲音，并在日常社會生活中積極、主動地參與社會活動，行使自己的權利”。性別教育是一種“淡化性別界限”和“跳出性別框架”的教育，不僅針對女生，而且也是培養男生作為現代公民應具備的知識和修養的途徑。

    在高校性別教育中，最主要的內容是要幫助女生建構自己的女性氣質。女權主義認為，女性氣質( femininity)是指對女性形象和社會角色的社會建構。

    筆者認為，高校性別教育中要幫助女生建構自己的女性氣質，要塑造女生自立、自強、自尊、自信的女性形象，培養女生的自主意識、競爭意識、進取意識和創新意識，擺脫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不再拘泥于舊的性別觀念，并推動全社會對性別意識的關注。

    二、高校性別教育的現狀與女生主體意識的缺失

    在高校中，性別教育和女生主體意識的培養是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問題，高校女生的主體意識不強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由于受到自身或家庭傳統的心態和思維定勢影響，許多女生仍然保留著“男生應比女生強”的觀念，出現了依賴性、自卑感和怯儒心理，缺少了勇于拼搏、勇于進取的精神;第二，在課程學習和教育中，由于傳統的性別定位，女生更多地接受了順從、乖巧、賢惠的性別定位，逐漸地失去了與男生平等展示的機會;第三，社會中存在的性別歧視，尤其是在就業中，用人單位寧可錄用能力一般的男生，卻將眾多優秀的女生拒之門外，這種現象使一些女生喪失了競爭的勇氣，萌生“學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念頭，最終放棄了就業競爭和努力進取的機會。

    目前，高校對女生的教育僅僅是通過開展一些活動，只限女生參與，然而這些活動往往持續的時間短、內容有限，未能在女生群體中產生深遠的影響。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方式最終只能導致對女生教育的名存實亡，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三、對校園文化活動中女生性別教育的幾點建議

    近幾年來，高校性別教育普遍采取組織女生節活動的形式，雖然不同的高校舉辦特色各異的活動，但是活動內容和時間仍然有較高的相似性，大致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

    第一，對外貌和形象的關注，例如在校園內舉辦美容、禮儀講座和女生形象設計比賽等，通過講座讓女生學會社交禮儀規范和關注自己的外貌，通過形象設計比賽評出大家心目中最美麗的女生，但這些活動也給女生傳達了一種信息，就是社會對女性形象的評判標準和禮儀規范。在父權社會中，對于女性外貌的評判標準和禮儀規范，更多地是從男性的視角來設定的，女性的服飾打扮和行為舉止最終都是要符合男性評判的標準，必須得到男性的認可。因此，這些活動最終只能導致女生更加重視自己的外表，而忽視了自己的內在美和其他方面的發展。

    第二，對生活技能的關注，例如在女生節活動中常常會舉辦一些水果拼盤比賽、廚藝比賽等等注重生活技能的比賽，這些比賽給參與者提供了展示的機會，帶來了許多生活樂趣，但這些針對女生的活動僅僅限于生活技能的展示，在活動的策劃和組織上并沒有跳出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的框架，仍然定位于“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模式，這些活動是傳統女性角色的傳承，可以說使傳統的性別分工觀念更加根深蒂固。

    第三，活動時間短，活動效果不明顯。對于高校女生節的起源，目前大致有兩種說法，一種是由廣東工業大學在1991年首創的一個節日，以“關愛女生”為宗旨，在每年11月第三個星期舉行，為期一周;另外一種說法是每年三八婦女節的前一天，也就是3月7日一天。在女生節的那一周或者那一天，男生們會以自己的行動去關愛女生，包括修理電腦、送早餐等等，然而無論是為期一周還是一天，活動的時間還是非常短暫的，活動的效果也未能持續下去。

    目前，高校校園文化活動中女生的性別教育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社會性別理論教育方面仍有待加強，學生學習性別理論和探討性別問題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需要不斷地調高，女生的主體意識仍需要增強。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加強女生的性別教育:

    首先，定期舉辦性別研究相關的論壇和講座。除了通過開設女性學、性別研究課程，使學生掌握一定的社會性別理論外，定期舉辦性別研究相關的論壇和講座，對社會和校園的熱門話題展開深人的討論，有助于學生培養從社會性別視角去看待現實問題的能力，真正做到學以致用。

    其次，發揮學生社團女生部的作用。在高校中，學生會一般設有女生部，主要負責組織女生節活動和關注女生日常生活，在一些學校中由于女生部的作用未能得到重視，因此女生部常常會被并人生活部。高校的性別教育的目標之一就是要幫助女生建構自身的女性氣質，培養女生的主體意識，這就需要女生自覺地去關注和探討性別差異和性別認同的問題，構建自立、自強、自尊、自信的女性氣質。

女性文化論文范文4

【關鍵詞】廣告女性主義女性形象

廣告作為大眾傳播的一種，對社會心理和輿論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廣告在本質上是推銷商品，因此，廣告在消費語境下，也在塑造、控制著人類身份的構建。我們在面對形形的廣告時，總會發現有許多將女性作為產品推銷者，在廣告中傳遞著或隱或現的意識形態。

一、女性主義與現代廣告的聯系

女性主義是一種政治立場，更是一種文化情懷。女性主義最初是指以爭取婦女獲得相對男人在政治、經濟和人權等方面的完全平等為目標的政治運動及意識形態，后被擴展為一種文化思潮，即從更廣泛的意義上消除婦女所受到的來自于夫權制的歧視與壓迫。①

文化人類學家列維?阿斯特勞斯提出，人類社會有信息、女人和商品等三種交換過程。可以說，現代廣告融合了這三種過程并構建了復雜的意義體系，女人體現商品價值，商品價值滲透女性主體，這兩者互動，構成了媒介廣告中獨特的“女性文化”。②

傳播媒介必然與該時期的文化之間具有重要聯系，媒介表達、體現、構建文化，并形成獨特的媒介文化。廣告作為大眾傳播，其傳播廣告觀念的同時，也要有相應文化情境在廣告背后予以支持。廣告對女性形象的塑造，折射出了整個社會對女性的看法。

二、現代女性形象的異化

1、家居用品――“賢妻良母”身份塑造

廣告中的情境是以現實為依托的，廣告所傳達的信息也成為了現實的反映。在居家日用品和家用電器的廣告中，絕大多數的廣告主角由女性擔當。如在洗衣粉廣告中經常出現的場景是：孩子或丈夫把衣服弄臟后，妻子將衣服洗得潔白如新，全家人都露出滿意的微笑。

廣告所宣揚的是女性在家務勞動中所獲得的滿足感與快樂感，從年輕賢妻到年邁慈母都愛做家務，這也傳遞出一種女性角色定性化的傾向。女性多定位為“賢妻良母”，甘愿為家庭默默奉獻，而作為家庭成員的丈夫或者兒童，卻被固定為需要被照料的角色。

在中國社會中，“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流傳久遠。女性作為人妻、人母，其角色的獨特性被隱沒在家庭集體生活之中，而其作為“個體”的價值性也在廣告中為大眾所忽視。在男權社會中，男性總被歸入公共領域，女性則更多地被限定在私人領域之中，為丈夫兒女吃苦耐勞、默默奉獻成為廣告所無意中傳達出的觀念。③因此，在這類廣告信息傳達中，表面上是贊揚女性，實則是把女性界定在家庭生活的固定怪圈中。

2、奢侈品廣告――“依附男性”的身份存在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漸漸有能力購買一些奢侈品，奢侈品也成為人們地位象征，為大眾所追崇。廣告中，男性總是作為成功代表出現，暗示男性有能力購買香車、名表、珠寶等奢侈品，而廣告中的女性則成為這些男性的追求對象。

男女平等是女權運動追求的最終目標。在當代社會，女性雖然能夠進入社會領域工作，但男女之間的權利不均現象仍客觀存在著。男性即成功者在廣告中已成為刻板成見，而這類廣告塑造的女性形象必然要依附于男性，女性對男性是崇拜的、臣服的。女性消費者也在廣告的傳播中，無意地被灌輸這樣的觀念，即女性無需努力奮斗，只需要享受成功男性所帶來的成功勝利品。乍一看，女性似乎成為了奢侈品的享受對象，而實質上，女性只是作為男性的附屬品，甚至是男性私有物品而存在。女性在這里已不是消費者，而是消費的對象。

3、化妝品廣告、美體廣告――對女性“美”的極度追捧

化妝品、美體瘦身等廣告的主要消費群體是女性，主要功能是讓女性變得更加“美麗”。這個“美麗”的具體標準是什么，通過分析廣告中出現的女性模特，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標準：皮膚白皙，個子高挑，身材完美等。這些標準日益符號化，影響人們的審美標準。有的廣告甚至在內容上暗示，只有具有美貌的女性才能獲得自信、男性的青睞、工作的一帆風順，從而煽動消費者的購買欲望。

現實生活中的女性對廣告所傳達的標準產生認同，并拿廣告中的“美女”來對照自身。需要指出的是，廣告中的“美”，其實是銷售的一種策略。廣告通過對“美”的突出和暗示不斷作用于女性消費者的心理，使得女性對自身產生不自信、不確定的因素，刺激女性消費者購買產品。女性的“美”成為了一種“賣點”。人們開始認同廣告所灌輸的觀念，即惟有“美”才是女性的價值所在，美是維護女性尊嚴的手段，美也成為女性之間爭奪視覺空間（生存空間）的重要資源，美是現代女性創造財富的資本等。④

有學者認為，在當代廣告中，女性之“美”并非是從女性視角而闡發的。對女性之“美”的極度宣揚，與其說是女性對美的追求，不如說是為了滿足男性的欲望而被虛構出來的。女性在廣告中僅充當被男性欣賞的“物”的角色，女性的主體性（對美的主觀感受或獨立人格）被忽略了，沒有得到相應的尊重。⑤這種男性文化視角不僅表現在男性始終在審美過程中占有主動地位來“挑選”女性，還表現他們以是否性感、是否對男性具有吸引力為標準來衡量女性。⑥

三、現代女性形象誤讀的原因

1、現實上：社會原因與經濟原因的雙重作用

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父權制社會和家族宗法制度曾在很長時間內占絕對統治地位。在我國明代，封建倫理甚至明確規范了男女不同，男主外女主內。以后，女權主義思想開始在中國得以傳播，許多女子開始要求獨立自強，從事社會工作。但封建意識仍有殘留，多數人更期待女性扮演的是“賢妻良母”的角色。

女性獨特的生理構造決定她們具有繁衍、哺育下一代的職責，這使得女性相較于男性而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在家庭生活中。因此女性與男性相比，進入社會公共生活領域，通過社會生產實現自身價值的機會必然會減少。

隨著女權運動的不斷展開，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雖然有了顯著提高，但在經濟大發展的浪潮下，女性就業仍會受到歧視，無法獲得與男性徹底相同的社會地位。有學者對男女的工作類型進行比較分析，發現二者所工作的領域是截然不同的。在工作崗位上，社會普遍形成一種模式，即男性從事的工作必然是名譽較高、報酬較高、地位較高且升遷機會多的工作；而女性從事的則是名譽較低、報酬不高、地位低且發展機會較少的工作。⑦這一觀點在社會中流傳已久，廣告只是將這種差別再一次擴大并更加明顯地顯露在人們的眼前。

除此之外，商業利益的驅動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商業活動為了迎合大眾口味，運用廣告對女性形象進行操控和定型化處理。女性在接受廣告理念的同時，也不斷地被灌輸要做好“賢妻良母”、要取悅男性的思想。另一方面，現實中的女性在廣告中的“完美女性”面前變得極不自信，為了彌補這種心理上的自信缺失，她們不斷地產生購物欲望，購買商品，以期自己能夠達到“完美”標準。

2、理論上：“消費社會”下的女性形象符號化

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一書曾指出，在生產社會，人們更多關注的是產品的物性特征、物理屬性、使用與實用價值；在消費社會，人們則更多的關注產品的符號價值、文化精神價值與形象價值。

在當今以消費文化為主流的社會，人們更看重的是物品符號化的品質，追求的是物品所帶來的身份、地位，把物看做是較高生活質量的標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與之相適應，廣告的宣傳也開始由“以產品為中心”轉向“以人、環境、生活質量為中心”。廣告中的女性形象也多被打上了“象征”的符號含義，與商品并置，女性等同于物品。在此類廣告中，如果女性符號與商品并置，受眾就會根據社會中既存的性別意識，將女性能指理解為“供窺視的魅力尤物”，并不自覺地將此意義轉移至商品，產生“如果消費商品，就同時消費女性形象”的錯覺。⑧因此，在現代廣告中，廣告將公眾的視線引入女性的嘴唇、背部的現象屢見不鮮。甚至有的廣告將女性形象簡化為“性感”乃至“”的代言人，女性的“個體化”特征消失不見，只留下女性的“性特征”。

消費社會背景下的廣告，表面上將女性打造成光鮮奪目、美麗動人的形象，實質上則展現了女性的弱勢地位，強化了男女性別成見――即將女性束縛在家庭生活的牢籠里，女性只能作為男性的附屬存在。

結語

現代廣告對女性形象異化產生的影響毋庸置疑。如何改變這種異化，成為了當前學界關注的熱點。在筆者看來，除了要加強政治、經濟等方面保護女性形象的措施，女性更要自覺地抵抗廣告中被異化了的自身形象，同時廣告主也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多從女性角度來考慮產品廣告的策劃。廣告中突出女性形象的個性化因素，贊揚女性積極向上的精神，才能使現有的廣告走出女性形象異化的怪圈，才能使男女兩性達到真正平等與和諧。

參考文獻

①王義，《卡里爾?邱吉爾筆下的女性――解析〈九重天〉和〈上等女性〉》[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1）

②李琦，《“女性文化”的另類建構：女性媒介廣告文本話語邏輯解析》[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6）

③④何靜，《試論廣告中的女性形象》[J].《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03（3）

⑤傅守祥，《女性主義視角下廣告女性形象探析》[J].《思想戰線》，2003（5）

⑥卜衛，《解讀〈女友〉雜志的性別論述》[A].《中國女性文化》，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4）

⑦莊渝霞,《當代中國女性從屬地位的根源和出路探究》[D].福建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

⑧念瑤，《我國電視廣告女性歧視問題初探》[D].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1

女性文化論文范文5

關鍵詞：女書習俗；女書研究；女書數字化；女書傳承；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520（2014）-04-00191-02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女書習俗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文化活化石，蘊藏著傳統文化的基因和最深的根源，一個民族或者群體思維和行為方式的特寓其中。因此，保護、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保護和發展文化的多樣性，多元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這種多樣性的具體表現是構成人類的各群體和各社會的特性所具有的獨特性多樣性，文化多樣性是交流、革新和創作的源泉，對人類來講就像生物多樣性對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在全球化語境下，社會變遷加劇，傳統民俗文化面臨著極大的危機，許多獨特的文化都面臨著衰落和消亡，女書也正是其中一例。女書是流傳于中國湖南省江永縣及毗鄰一帶婦女中間的一種獨特文字符號體系。女書作為人類共同的遺產，她的消亡必將給世界文化多元性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

1982年，女書作為世界上唯一一種女性文字被中南民族大學專家發現。從此，女書走進了學者的視野，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女書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字，她由女性創造，并且僅有女性能夠使用的特性，正是學者們關注的重點。

2002年4月，女書被國家檔案局列入“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江永縣政府正式立項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名錄。2005年10月，女書入選吉尼斯世界紀錄，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具性別意識的文字。2006年5月20日，國務院公布了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518項，“女書習俗”成為首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之一。

二 、女書數字化的問題階段式淺探

從對女書研究的梳理當中可以大致找尋出對女書的研究、保護、開發的軌跡。從1982年至今的30年中，以每個十年為單位，女書的研究、女書的保護與開發都有著階段式的特點，女書數字化作為保護與開發中的重要一環，也有著階段式的特點。

（一）由探索期的“資源占有”而引發的問題

1982年至1992年，為女書的發現期。在這十年里，學者對女書的研究還處于探索初期，最開始發現女書的驚奇引領學者們走進瑤山中去探索她留下的痕跡。與女書相關的各類物品被相繼發現，女書作品，三朝書，女書女紅等等；對女書的傳承，女書的特性，女書的歷史淵源，學者們懷有著茂盛的好奇心。女書研究的初期，學者們針對女書的族屬、女書產生的時代，女書造字說發出了各式的疑問，主要針對女書的定義進行了各式的探討。為了解開女書的謎題，學者們在瑤山里進行了“掠奪式”的資料搜集。他們大量收集女書原始資料，并對女書作品資料進行整理、出版。

學者們的工作為后來的女書研究奠定了基礎，卻也同時引發了女書數字化問題的開端。原始資料大量存于少數人手中，江永當地遺存的最原始的女書自然傳人的女書作品更為稀少，這為后來新加入女書研究的學者制造了一定的困難，也為女書數字化的進程制造了最初的問題。從最初研究女書的宮哲兵教授發表的書籍里就可以明確地看到這一點，在其每一本與女書相關的書籍里都有展示女書的圖片，有許多是女書的原件，宮哲兵教授稱這些原件為他的資料。在他談到的一則軼事里，他提到一個法國的女學者提出到他家看資料，而后拿走了他收集的近百本原件，幸而被他發現。雖然他要表達的是女學者對于女書的狂熱，但也側面反映出女書研究初期少數學者對資源的占有。這種“資源占有”使得研究局限在一部分人的手里，從而使得女書數字化的進程在前十年里的進展相當緩慢，所出現的數字化成果多是新聞報道，及各式論文，專著。而女書的原件與原文資料，乃至文字資料都只做為附錄或圖片資料零星出現在這些文章中。當然，在80年代初期，國內電子技術的低下，以及電子傳播形式的未推廣也同樣不利于女書數字化。

（二）整理期的失真對數字化的影響

19世紀90年代到2002年的十年間，經過了對女書資料的瘋狂收集后，部分學者開始對女書作品進行整理，對女書文字進行歸納，解說。在此期間所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有周碩沂的《永明女書》（字典類書籍），謝志民的《江永女書之謎》、趙麗明的《中國女書集成―一種奇特的女性文字資料總匯》（作品整理類書籍）。文字及原文資料的編纂成集無疑是女書數字化的一大成果。然而在這十年里，女書數字化一直停留在書面層次上，并沒有向前跨進。

究其原因，在整理期出現在資料失真使得女書資料沒有權威性，學者在研究的過程中面臨的問題不僅是不完善的資料，而且是被質疑的資料，這使得研究的成果失卻了可信度，整理成集的資料版本不同，內容不同，甚至觀點也不同。在對一種古文字，一種特殊文化的詮釋初期，尤其是缺乏歷史實證的這樣一種文化面前，沒人能全方位地真正地了解女書。當出現失真的局面時，研究者的首要要義是提出問題并且科學地用理論依據，或充分的實證來指正問題，以求后來的研究者不至于走進研究的誤區。對于女書研究中的失真問題，趙麗明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為一種文化遺產，失真比失傳更可怕。只有文字而沒有文脈的女書將失去歷史的真實性，缺少了可信性。”失真比失傳更可怕，這才是研究的首要原則。脫離了真實，就是脫離了歷史，就是脫離了文化作為古文化，古文字，古籍來研究的依據，即研究毫無意義。沒有確切可信的原件資料，數字化的進程又一次受到阻擋。但有關女書的數據庫基本形成，內容多為女書原始資料，女書作品，女紅，三朝書等的圖片資料，大量的論文及書籍也收錄在內。

（三）新世紀女書數字化的成果與問題

2002年宮哲兵先生幫助江永政府建立了女書現代學堂。新世紀初至今的十余年間，女書學堂畢業的女書傳人已經開始在社會上活躍起來。她們有的去到外地演講宣傳，有的參與電視劇演出，有的在當地進行旅游項目的表演。在這期間，女書數字化取得了極大的進展。電影《雪花秘扇》，電子發聲字典《女書字典》，各類網址，各種視頻，以及女書數據庫的進一步完善等等，都是女書數字化在新世紀的成果。這些成果與國家的重視，女書保護與開發的側重角度改變，以及國內計算機技術的進步都是分不開。利用計算機技術實現對女書文化遺產的保存和傳播，已經成為女書文化保護的一種趨勢。網絡傳播的巨大力量在后女書時代已經被女書研究的個人、機構、各級政府及民間力量認識到。利用數字媒體技術對女書進行活態保護，可以全方位地展示女書及女書文化，使女書真正得到活態傳承及發展。

然而這樣突飛猛進的成果中存在著許多的不足：1、網絡信息數量雖多，但信息散亂，系統性不強，且信息重復現象突出。沒有統一的整理和規劃，權威的數據庫信息不對外公布，令女書愛好者望洋興嘆。2、女書數字化成果以文字內容的論文為主，音頻，視頻較少，且質量參差不齊，制作粗糙。3、書籍資源多以掃描形式上傳，無法檢索，且沒有系統的資源庫，多以散亂形式發售。至關重要的女書作品集，也是如此，不利于研究者的研究。

在2001年奉恒高《在“中國女書文化搶救工程座談會暨全國女書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一文的結尾，他重要地提到：“要重視輿論宣傳，提高女書文化的知名度……通過宣傳吸引四方賓客來旅游，投資、振興和發展當地經濟，造福于人民。” 可見女書數字化的進程站在經濟發展的高度上越走越遠的。然而文化的價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從聯合國宣言的定義里來看，更多的應該是精神的，純文化的價值。電影《雪花秘扇》對女書的誤解讀，市面上流傳越來越多的偽“女書”，這些問題都應該引起人們的警醒，看是拯救實為加速消亡的種種行為，都是經濟價值觀的推動。面對即將消亡的特殊文字，和其所代表的女性文化，在這種生死存亡的時刻，難道還應該只站在經濟發展的舞臺上作秀嗎？

讓人欣慰的是女書文化發展至今有了許多新的內容―女書書法、女書與音樂的結合等。很多對女書有著熱愛的人，因為各種緣由與女書結緣，并且開始了自己的女書創作之路。這種創作，并不是一種文字的，文本的篡寫，而是對女書文化的一種新解讀。他們有的結合自己對女書的解讀，對女書藝術的認識，對女書字體重新創作。許多女書書法者（多為女性），在這樣一種創作中展現著女書新時代的文化含義――女性在新時代的地位，女性文化在新時代的又一種表達。愛好女書書法的人日益增多，女書書法也成為女書數字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各類展示女書書法的視頻和網站越來越多。

也有的結合音樂展開對女書的傳播，如上海的音樂家譚盾先生。2013年3月他與宮哲兵教授就女書交響樂的制作進行了探討。他將運用“微電影”和“交響樂”的元素，將女書的音樂、生存環境、和優雅的女書文字結合在一起，制成《女書》交響曲，并計劃展開全球巡演和宣傳。

這種別樣的解讀是以文化宣揚為主角的，是促進女書研究的一種方式，也是在新時代對女書的最妙的一種保護與開發的手段。

怎樣處理好保護與開發的關系，怎樣做到并肩齊進，怎樣堅持在不改變其內在規律自然衍變的生長過程，又促進其未來的發展，對于女書習俗的保護與開發來說，這些問題仍待解決。

參考文獻：

【1】宮哲兵.關于一種特殊文字的調查報告[J].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3（3）

【2】謝志民.“女書”研究十年綜述[J].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4

女性文化論文范文6

關鍵詞：現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國

什么是“現代性”？自20世紀中后期以來，隨著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整體性變遷，人們的生活世界也發生了重大轉變。而在此日新月異的現代化轉變背景中，作為現代社會的根本精神，“現代性”便成櫓泄學界討論任何問題都無法回避的知識背景。

這一名詞在當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也頻頻出鏡，影響幾乎已經輻射到了整個學科研究領域――自90年代以來，可以說，絕大多數現當代文學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進入實際運用中，這一概念卻一直沒有一個確切統一的標準，往往顯得大而無當，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誤用，如溫儒敏就曾批判過當下學界對“現代性”的過度闡釋[1]。這一問題甚至體現在了海外漢學界對“現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論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有一種對“現代性”的“本質性的拜物癖”現象。

針對這一學界現象，美國羅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現代性研究中簡單的二元邊界為主旨，憑借一種廣泛比較的全球性眼光，取鑒多元，聽取各方聲音，主編了一本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的論文集。論文集中匯聚了北美漢學界12位年輕學者的論文成果，從小說、戲劇、電影和文學史等多個視角，探討中國“現代性”的迷思，展現了中國文化生產者所開拓出的與西方經驗所不同、屬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特有的現代性。從該論文集中也可以管窺美國漢學界現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現代性

現代性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也是一個內涵極其豐富的概念。關于“現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謝立中教授曾專門著文《“現代性”及其相關概念詞義辨析》[3]，來一一闡明“現代性”（modernity）及與其密切相關的“現代”（modern）、“現代主義”（modernism）、“現代化”（modernization）等詞的界定問題。謝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獻的實際運用中，這幾個詞的涵義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說，“現代性”這一范疇在西方近兩三百年的發展積累過程中，幾乎已經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東西。對于究竟什么是“現代性”，研究者們都基于自身的立場和語言背景，而引發出了各自不同的觀點――由此可見，一個統一的定義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無論側重哪個方面，都會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當代學者紛紛開始嘗試從多元的角度解讀現代性，甚至產生了“多元現代性”（mutiplemodernities）這一新概念。“‘現代性’作為一個能包容各種異質因素的觀念，它的使用可以說打破了多年來人們所習以為常的一元論文學史完整圖景，各種差異、悖論、矛盾得以發掘呈現。”[4]正是因為現代性具有“不斷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質，才能使得“現代”這一概念能夠在歷史發展的連續性中，與“傳統”分裂開來。

然而往往在此類對于現代性的認知中，因為理論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質，導致“現代性”最終被當成了一種可無限推廣的知識體系，即被稱作是“無邊的現代性”的理論隱憂。在此類研究中，甚至還產生了許多自相矛盾的悖論。例如類似于60年代興起的許多“革命樣板戲”的“現代性”意義，在今天的文學評論中，有批判和“紅色經典”美稱兩種評價并存的諷刺性對比。[5]

故而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多元的現代性”的研究到底該如何展開，是一個值得人思索的話題，這也是羅福林論文集所嘗試解決的問題。

二、論文集內容

《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論文集緣起于2000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召開的一次題為“有爭議的現代性：20世紀中國文學的視角”的學術會議。這次會議的不同議題和學術報告都顯示了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共同發展趨勢：打破傳統的二元法研究方式，從概念和方法論上重新架構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論文集的核心觀點認為，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不應該再被各種傳統的分野所束縛，歷史的宏大敘述和日常經驗的對立，傳統與現代的對立，中國本土與海外僑民的對立，城市和鄉村的分解，性別的區分，社會階級的差異，甚至不同文學體裁之間的區分，所有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變、可商榷的，是應該被重新審視的，并意圖探索各種傳統二元分野中的互動和流動性。論文集分為“重寫文學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啟示錄”和“全球資本下的道德主體”三個部分展開。

作為一本論文集，本書最重要的思想傾向表現在羅福林教授所撰寫的前言及文集選材、編撰上，雖然本書中收錄的所有論文，可能并沒有完全表現出羅福林對中國文學的整體認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論文集的誕生，仍體現了一種具有啟發性、值得繼續的嘗試。尤其是羅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對北美漢學界中國文學研究的過去、現狀和未來作出了精彩的論述。

在序言中，羅福林著重強調“現代性”這個詞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個來自于西方的名詞；同時因為受到對西方的推崇，在中國，“現代化”與“西方化”的意義往往不自覺的被等同了。借用愛德華.薩義德的理論，羅福林指出因為本身可以說是一個有東方主義色彩的運動（強調西方文化霸權，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落后的慣性思維），以及五四一代相關的理論造成西方漢學界學者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時的特殊心理，形成了雙重“東方主義”[6]的認識局面。因此便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語境中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及其現代性，同時避免將現代性與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權文化的影響？《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論文集告訴我們，或許應當拓展視角，將文學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來進行解讀。例如本部論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疇十分多元，無論是現代性理論、研究現象，還是含有現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現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學）都是他們的研究對象。

第一部分的標題是“重寫文學史”，羅福林借用了這個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盛行于中國學術界的概念。無論是中國學者還是海外學者，“重寫文學史”的目的都是為了打破以五四文學傳統為正宗的“經典”書寫模式，來重新拷問、思索和發掘那些在歷史書寫過程中長期被忽視、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學現象，進而重建動態的文學世界。文學史需要被重新審視，但是該“如何”重寫則是本書關注的重點所在。

在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論，提出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起，在美國漢學界所迷戀和依賴的幾個重點大詞匯中，“現代性”是最突出的一個。文學現代性常常被定義為一種始于五四時期的一場與“傳統”的裂變。這些研究往往接納歐洲的理論結構，總是事先假設中國存在一種龐大、并且堅如磐石的中國傳統，然后，再把這一傳統與現代文學相對立起來，而無視中國文學中存在的真實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學經典為參照系，早期漢學家不得不時常為他們所研究的中國現代文學中充滿“次等作品”而發出嗟嘆，憂國憂民的感嘆中國的偉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楊曉濱（Xiaobin Yang）則是從中國學界對“后現代”這一熱門概念的討論出發，揭示出這類對于中國“后現代”先進性的鼓吹，其實本質上依然是一種對于“現代性”的戲仿和解構，仍體現出一種歷史目的論的舊有觀念。因此，楊曉濱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鄧”理論，來強調中國式的“后現代”在全球“后現代”話語中獨特性。

“重寫文學史”也體現在用顛覆性的視角和理論來挑鷸髁鞴勰睿而女性主義研究就承擔了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對白薇與文學左派的研究，不僅使那些被公眾和學術遺忘的作者重回歷史的舞臺，也糾正了我們對中國現代婦女的認識。杜林認為以白薇為代表的女作家標志著婦女在20世紀中國社會變革中逐漸發揮作用的開始，因此，她更強調“創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創作”。她的研究強調的是從現代性出發，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義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權社會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過程。梅根?費里（Megan M.Ferry）的論文則闡釋了現代文學是如何借“女性主義”，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國家話語之中的。鄧津華（Emma J.Teng）則試圖在她的論文中跳出中國內地文學的范圍，在更廣闊的地理觀念上探討什么是“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到底是一個政治、文化、語言概念，還是一個種族概念？有“中國性”的中國臺灣、海外華人社會、非中文的華裔文學到底算不算是“中國文學”？她的論文幾乎打破了中國現代文學和新興中國流散文學之間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節抵制、解構了那種對于本質主義和專制主義的癡迷，即所謂“中國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經典”、“華人”或“新女性”。這種反本質主義的實現本身，可以說是從某種層面上實現了“重寫文學史”的目標，而不是組建成另一種擁有“另類”外表的現代性。

本書的第二部分從歷史的宏大敘述中拯救對“日常生活”的表現，同時也結合了1989年以來文學創作和日常體驗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們對清末以降文學創作與活動的研究與書寫，常常局限在黑格爾的歷史目的論中，或者過于強調物質基礎的決定作用，重視“大歷史”的書寫，而忽視了個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經驗。在論文集中看來，歷史一樣可以從個體的角度來理解，張恨水、張愛玲等人的創作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對20世紀末小說的研究就體現了這種在現代性中發掘世紀末情懷的意圖，他在“歷史小說”中看到的就是一種歷史的重復性或毀滅性。康開麗（Claire Conceison）的論文則研究了留學生話劇《大流放》新穎、怪異的表現形式，以及導演借助表面膚淺、戲謔的形式所表達的對個人危機和文化沖突的深刻思考。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臺灣電影和戲劇也常常表現歷史大背景下的個體經驗。柏佑銘（Yomi Braester）的論文則探討了賴聲川、蔡明亮和楊德昌電影中的臺北市――與城市一起拆毀的不僅僅是集體意識，更是對身份的毀滅。但另一方面，當公共空間和私人領域的分野消亡，當城市的公共與私人的邊界不再分明時，可滲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與這部分其他幾篇論文相呼應，吳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強調李國修和他的“屏風表演班”其實是在以笑和幽默來應對后“解嚴時代”臺灣那些驚人的發展和變化，并再次說明在李國修看似輕松的系列喜劇中，緩緩呈現的其實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書第三部分更進一步表現了對于日常生活和個體行為的關注。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將個體作為道德與非道德的競技場，關注對那些邊緣化的、不合常規的個體的書寫。在歷史變遷的過程中，個體的選擇可能符合歷史的走向和發展，更可能與歷史的發展相逆；個人對道德價值的認知可能與社會、國家認可的道德價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討了20世紀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滿自傳色彩的創作，認為這一時期的寫作以“消費性”為手段，共同表現了一種重新定義對自我身份的認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體性的特點。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關注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中，都市小說中所展現出的私人與公共領域的倫理道德困惑、變化與暖昧性。桑稟華（Deirdre Sabina Knight）則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重讀了余華的小說《許三觀賣血記》，從啟蒙和人文主義的視角來審視許三觀的道德困境。

本書的三個部分共同體現了西方漢學界中國現代性研究的多元性，歷史、虛構、民族、流散、性別、情感、日常生活、歷史……的邊界被打破。通過跨界，多重話語在這里對話、融合、共生，有著鮮明的跨文化、跨學科、跨語際交流的特征。在論文集中，為了避免跨界中“無邊的現代性”情況的出現，羅福林和論文作者們選擇使用一個與歷史無關的標題――“文化中國”去將這些離散的現象捆綁在一起。

可以說雖然學術背景、出場語境、問題意識、研究方法等仍存在著差異，但在以對話與交流為主調的當代，打破觀念性、時間性、空間性的自我設限，尋求跨地域、跨科際的學術整合，早已成為一種必須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這一論文集表現了一種新興的現代中國的文化研究景觀的輪廓――一種不再僅僅是補救或補漏的術語定義，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構，挑戰或顛覆了傳統的假設和框架。總之，正如羅福林在前言中所說：“這個會議主要是關于用什么樣的手段來繪制和協定這些邊界，對我來說，這件事本身就是打開這一領域歷史的新一頁。” 雖然論文集中所提及的關于現代性的問題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懸而未決，而且所談論的中國現代文化的源頭也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是文集總當前的討論已經為制定了進一步如何解決關于中國文學現代性復雜問題提供了一個重要試金石。

⒖嘉南祝

[1]參考溫儒敏：《談談困擾現代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文學評論》，2007年06期，第110～118頁。文中提及對現代性的“過度闡釋”會導致三個“危險”：一是現代性被當作可無限推廣的知識體系，其理論向度被無休止的夸大和擴展，成了“無邊的現代性”。再者，這類現代性探尋的出發點與歸宿都主要是意識形態批判，文學不過是這種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現代性研究中被反復引證的某些基本概念會在不斷重復的論述中定型成新的簡單化的模式，進而束縛對復雜豐富的文學史現象的想象力。

[2]見羅福林《中國現當代文學眾說紛紜的現代性》論文集中第17頁，福格斯所作《現代性的修辭和戀物癖的邏輯》（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謝立中：《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05期

[4]溫儒敏：《談談困擾現代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文學評論》，2007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