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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改革措施范文1

關鍵詞：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醫療受益資格；逆向選擇行為

目前，我國一些地區在制定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時，附加了一個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條件的規定，達到規定的累計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的最低年限（含視同繳費），退休后才有資格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否則，就只能一次性結清醫療保險個人賬戶上的資金，就沒有可能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筆者認為，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條件的規定，雖然有利于防止企業和個人逆向選擇行為的發生，可以減少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基金的支出，但也有許多弊端，不利于保護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需要進一步加以改進。

一、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受益資格條件的規定

我國絕大多數省（市、區）設置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都有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條件的規定，即規定男性職工累計繳費年限（含視同繳費年限）滿25年，女性職工累計繳費年限（含視同繳費年限）滿20年，其退休時才有資格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達不到受益資格條件的人員，則無法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僅以北京市的政策規定為例，進一步理解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的主要內容。根據《北京市基本醫療保險規定》第11條，本規定實施后參加工作，累計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男滿25年，女滿20年，按照國家規定辦理了退休手續，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或者退休費的人員，享受退休人員的基本醫療保險待遇，不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本規定實施前參加工作、實施后退休，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不滿前款規定年限的，由本人一次性補足應當由用人單位和個人繳納的基本醫療保險費后，享受退休人員的基本醫療保險待遇，不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根據《北京市基本醫療保險規定》第71條，本規定從2001年4月1日起施行。對上述規定，本文的理解如下：

1．享受基本醫療保險待遇的退休人員，必須達到養老保險的受益資格。如果勞動者不能獲得養老保險制度的保障，不能按月領取養老金，也不能享受基本醫療保險待遇。若當前，我國大部分省、直轄市規定的養老保險受益資格條件是，最低累計繳費年限（含視同繳費年限）滿15年。例如，北京市某企業職工，累計繳納養老保險費的年限（含視同繳費年限）是9年，2001年4月1日以前參加工作，2006年12月退休。由于該職工的累計繳費年限不滿15年，其退休后顯然不能獲得養老保險制度的保障。現在，即使該職工愿意補足企業和個人應繳納的基本醫療保險費，也不能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由此可見，退休人員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保障的前提條件是，獲得養老保險制度的保障。

2．達不到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條件，就會喪失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根據《北京市基本醫療保險規定》的規定，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后參加工作的，累計繳費年限男不滿25年，女不滿20年的，一次性結清基本醫療保險個人賬戶上的資金，其退休后將不能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

3．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保障的范圍比養老保險制度保障的范圍狹窄。根據一些地方政府的規定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能夠獲得養老保險制度保障的退休人員，不一定能夠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能夠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保障的退休人員，一定能夠獲得養老保險制度的保障。從這一結論可以看出，未來將有一些享受退休金的退休人員，不會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基本醫療保險的受益資格條件比養老保險的受益資格條件高，顯然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保障的范圍比養老保險制度保障的范圍狹窄。

二、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規定的利弊分析

制度設計是一把“雙刃劍”，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對于退休人員受益資格條件的規定，既有積極作用，也有消極作用。

1．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條件規定的積極作用。

（1）可以防止個人逆向選擇行為的發生。如果一些地方政府不設置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的條件，有些沒有履行基本醫療保險繳費義務的個人，可以在即將退休時，掛靠到某一家企業工作，繳納一段時間基本醫療保險費，其退休后就可以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可見，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條件的設計，可以起到防止道德風險、防止個人逆向選擇行為發生的作用。

（2）可以防止企業逆向選擇行為的發生。如果一些地方政府不設置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的條件，有些企業就會不履行依法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的義務。有些企業就會在有即將退休的職工時，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在企業沒有即將退休的職工時，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這樣會使一些企業不愿意履行繳費義務，就會影響到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的依法、足額征繳。

（3）可以實現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設計的公平。一些地方政府設置醫療保險受益資格條件，目的在于防止繳費年限比較短的職工，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如果一個職工及其所在企業，只履行了幾年的繳費義務，就可以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這對于長期履行繳費義務的企業和職工來說，是不公平的。為了實現制度設計的公平，有必要設置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的條件。

（4）可減少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基金的支付。根據一些地方政府設置的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的條件，未來將有一部分退休人員不能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這會減少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基金的支出，有利于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基金的積累。

2．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條件規定的消極作用。

（1）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條件規定得過于苛刻。筆者認為，我國一些地方政府設置的20年或25年的繳費年限（含視同繳費年限）過長，條件過于苛刻，許多職工特別是低學歷、低收入職工在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年老退休時，可能會達不到基本醫療保險規定的受益資格條件，將會成為無法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保障的社會群體。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勞動者面臨失業的風險比較大。目前，我國勞動市場處于勞動力供給嚴重大于需求的不均衡狀態，勞動者在勞動市場上處于弱勢地位，企業在勞動市場處于強勢地位，勞動者時刻面臨著被解雇的失業風險。勞動者失業后，就會失去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的依托——企業，就會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因此，對于失業風險較大、失業頻率較高的勞動者來說，其未來喪失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保障的可能性非常大。

第二，企業不愿意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在買方勞動市場條件下，一方面是勞動者難以找到工作，另一方面卻是企業逃避依法承擔的責任，不為員工辦理參加社會保險的手續，不為員工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侵害員工的合法權益。例如，2006年3月，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公布的資料顯示，在過去4年對9680戶繳費單位進行的專項審計顯示，64.54%的被審計單位存在漏、逃社會保險費問題。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的有關人士介紹，繳費單位漏繳、少繳社會保險費的主要方法是在繳費人數和繳費基數上做手腳，有的單位只給部分職工辦理參加社會保險手續，而以各種理由不給臨時工、外地城鎮職工、季節工、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費。一些勞動者受雇于企業，即使知道企業未依法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也不敢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否則，就會失去來之不易的工作。企業不依法履行繳費義務，勞動者退休后自然無法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

第三，政府執法監察的力度不強。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執法、監察的不到位，導致一些勞動者即使有在企業工作的年限，但是由于企業未依法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也會喪失基本醫療保險的受益資格。如果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不進一步加強執法、監察的力度，未來喪失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的群體中，這部分人將會占很大比例。這對于勞動者來說，也是不公平的。反過來，政府對于勞動者權益保護的不利，客觀上縱容了企業肆意侵害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第四，我國法定退休年齡比較低。目前，我國法定退休年齡是男滿60周歲，女工人滿50周歲，女干部滿55周歲。隨著我國教育制度的延長，勞動者實際就業的平均勞動年齡大約為20歲。這也就是說，即使個人在勞動年齡內不間斷工作，其工作年限大約有30—40年。20年或25年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條件的規定，實際上意味著個人在勞動年齡內需要用大約50%—70%的時間履行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的義務，其退休后才能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否則，就無法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這樣嚴格的繳費受益資格條件的規定，對大多數勞動者來說，是難以達到的。

（2）苛刻的受益條件，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目標相悖。我國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目標是，實現制度的“低保障、廣覆蓋”，使更多的人能夠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累計繳費男性滿25年、女性滿20年的受益資格條件的限制，無疑會使許多履行了繳費義務的職工，在年老退休、需要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時，由于達不到規定的受益資格條件，而喪失基本醫療保險的受益資格。根據我國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基金的80%用于支付退休人員的醫藥費。根據個人生命周期理論，個人醫療消費的80%是在退休后的時間里花費的。可見，社會群體中，最需要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保障的人群是退休人員。大量退休人員無法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固然可減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的支出，減少政府財政支出的壓力，但卻加重了退休人員及其家屬的經濟負擔，影響到退休人員的生活，給退休人員造成比較大的心理壓力，從而導致退休人員因病致貧、病困交加。

（3）苛刻的受益條件，對于未達到基本醫療保險受益條件的個人是不公平的。對于達不到基本醫療保險受益條件的個人來說，其單位已經履行了繳費義務。企業現期繳納的基本醫療保險費主要用于目前退休人員的基本醫療費用支出（即現收現付），而當其職工退休時，卻因為達不到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條件的規定，而無法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也是不公平的。同樣，對于個人累計繳費年限不滿20年的女性職工或者不滿25年的男性職工，其退休時，只能一次性結清個人賬戶的資金，不再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這對于個人來說，也是不公平的。例如，對于履行了18年繳費義務的女職工和23年繳費義務的男職工來說，他們同其他勞動者一樣，長期履行了繳費義務，只是由于達不到苛刻的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條件，而喪失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顯然，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的制度設計對于大部分勞動者來說，是不公平的。可以預期，未來會有許多勞動者由于達不到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條件的限制，而無法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

（4）苛刻的受益條件，會促使勞動者放棄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對于失業風險較高的勞動者群體來說，勞動者一旦失業、中斷繳費，預期個人達不到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的條件，就會主動放棄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就會造成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的損失。勞動者失業后，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并不意味著這些人年老以后，就不需要花錢看病了。當喪失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的人員無法支付昂貴的醫療費用時，依然需要國家提供醫療救助的保障。我國的家庭結構正在逐步縮小，原來幾個子女供養1個老人的人口結構，正在逐步向1個子女供養幾個老人的人口結構轉化。在這種情況下，個人面臨的疾病風險，難以通過家庭成員的互濟互助加以分散，其醫療費用的最終承擔者只能是國家，政府的負擔并沒有減輕。

三、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規定的改進措施

基于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條件的利弊分析，筆者認為，有必要改進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苛刻的受益條件，降低履行繳費義務的年限，可以將履行繳費義務的時間降低為累計繳費滿15年，該受益資格條件的規定，同養老保險受益資格條件的規定相同，可以方便管理，降低管理成本。這一受益資格條件的時間限制也是適度的，是企業和勞動者可以接受的，也適合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低保障、廣覆蓋”的目標，更適合政府實現全民保障的長遠目標。這樣設計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設置15年的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條件是勞動者可以接受的。這一受益資格的時間限制，大約相當于勞動年齡的1/3—1/4，是勞動者可以接受的，也是勞動者較容易達到的，可以激勵勞動者積極履行繳費義務。

2．設置15年的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條件，可以使更多的勞動者退休后獲得制度的保障。同20年或25年的累計繳費年限相比，設置15年的累計繳費年限可以使勞動者比較容易達到規定的受益資格條件，可以使更多的勞動者退休后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適合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低保障、廣覆蓋”的發展目標。

2．設置15年的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條件，可以擴大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的來源。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基金的來源是企業繳納的費用。設置15年的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條件，可以鼓勵職工監督企業依法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可以擴大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的來源，從而形成制度運作的良性循環。

3．設置15年的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條件，可以實現制度設計的公平。這樣，既可以防止只履行幾年繳費義務的個人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也可以防止個人因擔心繳費年限過長、達不到受益資格條件的規定，而不愿意再履行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的義務。

四、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實施的制度建設

降低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受益資格條件的限制，并不意味著這樣的制度設計就是盡善盡美的，需要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管理部門采取積極、有力的措施，促進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良性運作。筆者認為，需要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1．強化基本醫療保險費的征繳力度。目前我國基本醫療保險是將職工和用人單位直接聯系在一起籌集資金的，如果用人單位不為職工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即使職工個人愿意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也無法繳費。鑒于企業在履行繳費義務中的特殊作用，勞動和社會保障管理部門進一步強化基本醫療保險費的征繳力度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依法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2．盡快擴大基本醫療保險的覆蓋范圍。隨著勞動者就業難度的加大，許多勞動者到外資、合資等非公有制企業工作。這部分勞動者到非公有制企業勞動、就業，即使履行了勞動的義務，但是，由于用人單位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這些勞動者同樣面臨著喪失基本醫療保險受益資格的風險。由此，擴大基本醫療保險的覆蓋范圍，尤其是擴大非公有制企業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覆蓋范圍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非公有制企業為職工辦理參保手續、依法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勞動者退休后才能達到基本醫療保險的受益資格條件，才能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否則，即使勞動者履行了20年或25年的勞動義務，而沒有依法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也無法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

3．擴展基本醫療保險繳費的方式。目前，我國基本醫療保險的繳費方式主要是企業代扣代繳，個人缺乏有效的繳費渠道，如果個人不在企業工作，即使愿意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也沒有繳費的渠道。這就意味著，勞動者一旦失業、中斷繳費，就有可能喪失基本醫療保險受益的資格，這對于失業風險比較大的社會群體來說，是不公平的。失業風險比較大的人員，本來就沒有工資收入，再無法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會進一步加劇這些人員的貧困化，會進一步擴大社會的貧富差距。有鑒于此，筆者認為，應該允許中斷繳費的個人、失業人員、鐘點工等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管理部門應該發揮積極的作用，創新制度規范，擴展基本醫療保險繳費方式，可以委托各地人才交流中心等管理機構，個人、鐘點工、失業人員等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申報、繳費手續，使愿意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的個人擁有依法繳費的依托，使這些人員年老以后能夠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保障，這也體現了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設計的公平。

4．規范企業勞動用工制度。在買方市場條件下，如果企業可以隨意解雇職工，而不需要付出較高的成本，職工特別是低收入職工就會處于不斷被解雇的不確定狀態，其達不到基本醫療保險受益條件的可能性比較高。為了保護這部分職工的利益，國家有必要出臺法律、法規，規范企業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行為，規范企業勞動用工制度。

參考文獻：

［1］北京市基本醫療保險規定（北京市政府令［2001］第68號）［S］．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網站．

醫療改革措施范文2

2005年以前，愛爾蘭一直采取的是由十家互無關聯的地區性醫療委員會向450萬國民提供醫療服務的方式。當時，政界人員是這些委員會強有力的代言人，他們中有許多人決心維持其所在地區的醫療服務，哪怕這樣做并不符合患者的最大利益。

2005年，愛爾蘭政府著手改革這種醫療服務的方式，將這些委員會合并成一個獨立的機構，即健康服務署（HSE，以下簡稱健康署），并將基本醫療、住院治療和公共衛生合并到健康署中，從而使醫政分離。成立之初，健康署就和愛爾蘭衛生與兒童事務部簽訂了一項服務合同，后者每年向健康署撥款150億歐元。該合同明確規定，健康署的首席執行官要對每年的預算情況負責。雖然健康署很多醫療改革措施最初遇到了很強的阻力，也飽受愛爾蘭政界和媒體的批評，不過它還是顯著改善了愛爾蘭的醫療服務。通過幾年的改革，愛爾蘭醫院內候診人數大為減少，更多患者享受到了高質量的基本醫療服務，醫療質量和醫療安全都明顯改進。

建立綜合的基本醫療團隊

“在人們的傳統觀念里，醫療系統的基本問題是資金和醫療資源的短缺。在這種環境下，患者把得到臨床醫生的診治看成是一種優待。因此，盡管患者作為納稅人支付著醫療費用，但還是不愿意抱怨。臨床醫生從患者那里聽到的大多是溢美之詞，因此他們也缺乏改進的動力。”剛從健康服務管理署卸任的第一任首席執行官Brendan Drumm博士介紹了健康服務管理署成立之初，愛爾蘭醫療系統面臨的最大挑戰。

為了改變這一現狀，健康署開始向臨床醫生灌輸這樣一個觀點，即愛爾蘭的醫療體系需要的不僅是資金，而是必須對醫療服務的組織方式和護理服務提供方式進行重大變革。

“只有改變醫療服務的提供方式，才能在離人們的住宅更近的地方提供更多的基本醫療服務，甚至到他們家中服務，而且這些醫療服務的質量和價值更高，也更方便且容易獲取。這意味著很多提供社區服務和醫院服務的獨立機構將停止運作，我們需要一個單一的管理結構來負責處理這種醫療環境下的預算、人員、質量和績效。此外，我們還必須解決患者和臨床醫生之間交流不暢的問題。因此，我們的第一項重大改革措施就是將基于社區的專業醫療人員轉變為基本醫療團隊。”Brendan Drumm博士指出了建立基本醫療團隊的初衷。

通過在各個社區建立綜合基本醫療團隊，健康署重新配置了醫院服務，以便在最有效的醫療環境中為患者提供醫療服務。“此外，所有的醫療服務必須實現一體化，這樣無論患者接受多少臨床醫生的診治，都可以獲得流暢的醫療服務。”Brendan Drumm博士強調道。

在建立基礎醫療團隊的過程中，健康署以患者的需求作為起點，每一支團隊都為約1萬名愛爾蘭人提供服務。這種方法讓全科醫生、社區衛生服務站護士等基于社區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參與其中，使他們改變了過去患者信息交流不暢的狀況，可以根據患者的需求將醫療資源有效調動起來。截止到目前，愛爾蘭大約有300支基礎醫療團隊為愛爾蘭50%以上的人口提供醫療服務。據了解，到2013年愛爾蘭有望實現組建500支基本醫療團隊的目標，其中有很多團隊在運營時會使用最先進的設備。

重新配置醫院服務

愛爾蘭大約有50家急診醫院，規模分為大、中、小三類。在大約40年的時間里，愛爾蘭政界的壓力使這些醫院的醫療服務提供方式難以進行變革。這導致很多從醫療質量和安全角度來看應該廢止的一些做法不得不延續，比如很多小型醫院并沒有多少手術要做，但還是配備了完整的手術團隊隨時待命。“這些規模非常小的醫院不但使患者置身于醫療風險中，而且醫療成本高昂，使我們無法向大型醫院投入足夠的資源。”Brendan Drumm博士介紹道。

愛爾蘭重新配置醫院的第一步是將許多復雜的醫療服務從小型醫院轉移到大型醫療機構。為了使這項工作順利開展，健康署先在一個地區對醫療服務進行了現代化改造，了解哪些措施的效果更為出色，然后將這個計劃擴展到其他地區。

“最初，醫院資源的重新配置遭到了政界人士和公眾的抵制。幸運的是，我們得到了臨床醫務部門領導者的支持。他們游說地方和全國的政界人士，痛陳變革的必要性，并幫助我們向公眾開展宣傳，他們使我們的工作得以順利開展。”Brendan Drumm博士談到。

爭取臨床醫生的支持

一開始，愛爾蘭的臨床醫生對醫療系統的改革也持懷疑態度。“很多臨床醫生對我們的改革措施甚至是冷嘲熱諷。他們中的很多人雖然認為對醫院資源進行重新配置是必要的，但是并不愿認同改革計劃。在健康署成立前，臨床醫生和醫療系統管理者間可謂涇渭分明，他們之間沒有形成建設性的關系。”Brendan Drumm博士回憶道。

為了說服臨床醫生認可改革不僅是必須的，而且是可能實現的，健康署決定讓一小部分已經接受醫療系統需要改革的臨床醫生參與到變革中。為了使這些臨床醫生從他們同事那里爭取到更廣泛的支持，健康署與培養內科醫生、外科醫生和其他專業醫療人員的研究生院建立了密切的聯系，組成了一個名為“愛爾蘭研究生醫療培訓機構論壇”的新組織。在該論壇的支持下，健康署向愛爾蘭的臨床醫生介紹了臨床部門領導者的觀念及其在改進醫療服務方面的重要性，使更多臨床醫生認可并支持醫療改革，并使臨床醫生和臨床醫務管理者之間建立起了有效的工作關系。

“在爭取臨床醫生支持的過程中，我們認識到雖然臨床醫生的廣泛支持很重要，不過臨床部門領導者的實際人數也應該保持在相對較小的數量，以提高他們的可信度和權威性。要讓臨床領導者在發展一體化醫療系統方面卓有成效，采取跨部門的方法也很重要。我們的臨床領導者不僅是外科、醫藥或兒科部門的臨床主管，他們還負責醫院中提供的所有臨床服務。”Brendan Drumm博士總結道。

推進績效管理

健康署成立之初，愛爾蘭醫療系統沒有與醫院和臨床醫生相關的績效數據。而對醫院和臨床醫生建立全面的績效衡量體系又是非常必要的，這也成為健康署早期的工作重點。

借鑒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用來提高當地政府績效的方法，健康署制定了一套反映愛爾蘭醫療系統績效的指標。其中，醫院的績效衡量指標包括急診部和非急需手術的等候時間、每日病例處理速度、專科醫生的新門診患者接待人數、醫護人員數量以及病例組合。社區衛生服務保健機構的衡量指標主要包括兒童疫苗接種率、兒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團隊每月接待的新家庭數量等。

健康署研發了一個名為HealthStat的應用程序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并定期與醫院管理人員和資深臨床醫生開會討論這套績效管理的成效。因為這兩個群體要負責制定行動方案以改進績效不佳的領域。借助HealthStat系統，醫院管理人員可以將自己的績效與愛爾蘭其他地區醫療機構的績效進行直接比較。“我們發現，大多數醫院管理人員和臨床醫生都樂于了解他們的績效結果，也愿意看到相關的績效報告。因為他們都希望自己所在的醫療機構取得成功，知道這種成功將會得到認可和表揚。”Brendan Drumm博士指出。

此外，健康署每月會在自己的網站上公布醫院和臨床醫生考核的績效，以供公眾查閱。“不過，到目前為止，公眾還沒有開始使用這些信息來確定要選擇哪家醫療服務機構就診，也還沒有充分利用HealthStat系統來了解不同醫療服務提供者的績效情況。一切還有待時間的檢驗。”Brendan Drumm博士對績效考核的未來充滿信心。

醫療改革措施范文3

作為一家《財富》全球500強的企業，美國禮來的全球化之路是在中國起步的。1918年，這家制藥公司在上海設立了第一個海外代表處。在將近90年之后，禮來自這種“中國情結”變得更具現實意義，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第二大醫藥市場，同時，一場新的醫療改革也已逐漸鋪開。從近年表現出來的勢頭看，禮來在中國獲得業務上的巨大增長已經沒有什么懸念，接下來的問題是，它如何證明自己同中國正在進行的醫療制度創新具有偕同發展的能力，因為這才是立足中國市場的根本。

《新世紀周刊》VS李勵達　戴文容

中國和美國都在進行各自的醫療改革，同時這也是禮來最重要的兩塊市場，你們應該能冷靜地觀察這兩種不同改革各自的得失。

李勵達：關于美國和中國市場進行醫藥改革的問題，先說一下美國。大家也都知道，現在改革對于美國新總統和美國國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他們一個關注點就是擴大醫療保障的范圍，把它擴大到目前沒有醫療保障的4800萬美國民眾。還有一個關注點就是要提高醫藥服務的質量，同時降低醫藥服務的成本。

禮來公司非常支持這樣廣泛的醫療保障措施，但是我們的立場也很明確，那就是醫改過程應該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則，我們覺得在這個醫改過程中，市場的作用還是應該得到保障的，而不僅僅要聽從于政府的行政指令。第二個原則，我們覺得要以病人需求為先，任何改革措施都要聆聽我們患者的需求、他們的選擇。最后一個原則，我們覺得任何改革，都應該致力于推動創新，在醫療領域創新，在治療領域創新。在美國現在所有醫藥方面的投入，制藥方面只占10％。而我們覺得加強對制藥業的投入，應該是提高醫藥保障的最好方式。因為如果我們藥好，就可以避免病人到醫院看病，避免到醫院做手術，可以提高他們生活質量和工作質量。

我說到的這些原則，我覺得在中國也同樣重要。我們很高興、電很受到鼓舞，聽說中國政府最近有計劃進一步擴大醫療保障的范圍。提高醫藥保障方面的服務，這不僅是一個社會方面的公益事業，同時有利于中國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

醫療改革在中國說了很多年了，最近有消息說，在藥品定價方面有新的變化，您是否擔心政策不確定性，給禮來在中國的業務帶來挑戰或者不確定性?

李勵達：我想從個人角度談談中國醫改可能給我們企業帶來的影響或者變化。中國現在的醫藥情況是比較復雜的，是有很多成分的。在中國13億人口中，有經濟能力能夠尋求醫藥幫助的群體在不斷擴大。這樣一個群體的人數我想可以跟美國現在全國人口差不多是一樣大的。中國政府現在關注的這個群體，基本是農村人口以及城市低保人員。我們非常贊同中國政府想要采取擴大醫藥保障體系措施，讓基本醫保覆蓋到農村和城市低保人群。而且剛才也提到，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政府將會建立基本藥物目錄，我們也希望我們的一些藥物能夠列入到這個目錄中。比如說我們一些已經在療效方面被廣泛證明安全有效的老藥品。

制藥公司似乎正承受著比以往更大的價格壓力。據說美國總統奧巴馬將強制要求制藥商提高向醫療補助患者所提供藥物的折扣，從15.1％提升至22.1‰并且承諾支持“生物仿制藥”立法。你如何評價這些政策?這些措施若得以施行，對札來這樣的制藥公司會有什么影響?

李勵達：美國有兩個國家醫療保障計劃，一個是為65歲以上老人、65歲以下殘疾人士或各年齡階段的重病患者提供的Medicare系統，一個是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Medicaid系統。現在有這樣一些討論，有可能會出臺一些新的政策，要求企業如果希望其產品被納入到這兩項計劃中，企業應當讓利。目前并無定論。作為企業，我們也在關注政府的決定，我們認為所有的政策應當以不影響企業的創新能力為原則。

作為一個在過去7年投入了200億美元研發資金的企業，禮來是如何掌握巨額研發費用和企業利潤之間的平衡點的?

戴文睿：長期以來禮來一直把年銷售收入的16％～20％用于研發，很少有公司這么做，在這方面我們不是說全球數一的，也是數一數二領先的公司。這個比例是非常高的。做研發好比一個農民種種子，不能追求短期的效應，有好收成的話必須投入，種好種子。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這樣的戰略，我們致力于開發新的創新產品。

我們在中國研發領域主要從事兩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研發外包和地方企業建立伙伴關系。比如我們跟一些學術機構，一些企業，剛剛創立的一些新興企業進行合作開展研發。中國在我們禮來全球的研發領域還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作用。我們最早于2002年與上海開拓者化學研究管理公司建立了合作，從事早期化合物的開發，通過合作，我們也與中國本地的高技術人才建立了聯系。同時，在美國和中國之間研發成本的差異，也能夠節省我們公司的成本。

李勵達：我想我們現在正在面臨一個醫藥業創新新潮流的前沿，面臨這樣一個新的創新時代的到來，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縮減研發的話，將會錯失良機。當然我也非常了解您剛才說到困難的情況，一方面監管越來越嚴，另一方面有可能出臺減價的措施。這兩方面的趨勢，其目的可能是提高業界的標準和入行的標準，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拿出更好的產品，展示我們的能力。我們覺得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要更多拿出有效新產品和新的潛在產品，來向患者、醫生以及花錢買藥的人展現我們的價值。我們要推出新產品必須確保其效果更好，而且它具個性化，針對不同效果。

高額的研發投入是否會帶來高藥價，在中國10％藥品收入來自創新性產品，禮來如何在中國面臨這樣挑戰?

李勵達：首先我想說研發投入和藥品定價之間并沒有直接聯系，藥品價格最終決定權在于市場需求、市場的狀況，以及藥物本身價值、治療價值以及經濟價值等各方面因素所決定。在多數情況下，我們的產品價格還是比較有競爭力的。我以前也經常說，如果不是最開始有這樣開先河的人，把創新藥物領入市場，不可能有仿制藥的存在。在美國三分之二處方藥是仿制藥，三分之一是創新藥，在中國情況是90％是仿制藥，10％是創新藥，所以跟美國相比，我想中國推廣創新藥方面，是有很大的潛力開發的，是有更多的機會。盡管我們認識到現在中國的環境跟其他不一樣，但是我們也有信心，中國患者能從禮來提供的藥品中獲得更多的益處。

醫療改革措施范文4

關鍵詞：衛生局;基層公共衛生改革;醫療改革

一、前言

衛生局作為基層公共衛生管理機構，其日常工作不但要做好公共衛生管理工作，還要結合國家醫療改革實際，積極推動基層公共衛生改革工作，使基層公共衛生改革能夠取得實效，滿足國家醫療改革的現實需求。基于這一認識，衛生局應從加強區級疾病預防控制和衛生監督機構建設、完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網絡建設和增加基層公共衛生改革資金投入等方面入手，確保基層公共衛生改革工作能夠得到全面推進，保證衛生局的公共衛生改革工作達到預期目標，滿足衛生局工作需要。

二、加強區級疾病預防控制和衛生監督機構建設

衛生局在推動基層公共衛生改革過程中，應重視基層衛生管理機構建設，應重點加強區級疾病預防控制和衛生監督機構建設，具體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合理組建基層公共衛生服務機構

衛生局在基層公共衛生改革過程中，應根據實際需要組建基層公共衛生服務機構并明確層級，區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和衛生監督機構應深入社區一線發揮業務指導和技術支持作用。

（二）根據基層實際需要制定具體的管理原則

考慮到基層衛生服務機構的特點，在管理過程中，要制定具體的管理原則。可根據“劃片設置，垂直管理”的原則，按一定的管轄范圍和服務人口在社區設立派出機構，派出專業人員直接參與社區公共衛生服務工作。

（三）明確基層公共衛生機構管理職責

在基層公共衛生改革過程中，衛生局既要突出職能作用，同時也要明確基層公共衛生機構的管理職責，使公共衛生管理機構的作用能夠得到充分發揮，進而滿足基層公共衛生改革的實際需要，提升基層公共衛生機構的管理水平。

三、完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網絡建設

衛生局在基層公共衛生改革過程中，應重視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作用，不但要將社區衛生服務機構作為重要的改革著力點，還要結合基層公共衛生的實際需要，進一步完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網絡，并強化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網絡的健全性，使其作用能夠得到全面發揮。

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設置和建設應符合區域衛生規劃和醫療機構設置規劃的要求，根據當地居民衛生服務需求和社區衛生服務發展規劃統籌安排，每個街道（鄉鎮）或3萬～5萬人口設置一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由此可見，完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網絡建設，對基層公共衛生改革具有重要作用，我們只有認識到完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網絡建設的重要性，并結合基層公共衛生機構建設實際，積極推動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網絡建設，才能保證基層公共衛生改革取得實效。為此，完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網絡建設，應成為基層公共衛生改革的重要內容。

四、增加基層公共衛生改革資金投入

衛生局作為基層公共衛生改革的上級管理部門，在推動公共衛生改革過程中，要認真分析改革現狀和存在問題。從當前基層公共衛生改革來看，資金投入是困擾基層公共衛生改革成效的重要因素。為此，只有加大資金投入，并從多方面入手，暢通資金渠道，才能保證基層公共衛生改革取得實效。

公共衛生服務經費的投入和使用是政府履行公共職能的體現，也是公共衛生服務公益性的重要保證。按照公共財政分級管理的要求，市、市（縣）區和街道（鄉鎮）三級財政按相應比例承擔對社區公共衛生服務工作的經費補償。

為此，衛生局應發揮領導作用，應在推動基層公共衛生改革過程中，認識到資金的作用和重要性，并根據公共衛生改革的實際需要，制定具體的資金投入和管理計劃，保證資金能夠按時足額的發放到位，形成對基層公共衛生改革的有力支持，為基層公共衛生改革提供有力的資金保障。

五、結論

通過本文的分析可知，衛生局作為上級管理部門，在推動公共衛生改革過程中，要想提高整體效果，就要從加強區級疾病預防控制和衛生監督機構建設、完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網絡建設和增加基層公共衛生改革資金投入等方面入手，確保基層公共衛生改革工作能夠得到全面推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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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馮興元，李曉佳.公共衛生事權應該怎樣劃分[J].中國改革，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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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朱吉鴿，張亮.“公共衛生服務券”評析[J].醫學與社會，2013

醫療改革措施范文5

關鍵詞：醫療制度改革“先看病、后付費”模式

一、“先看病、后付費” 支付模式已勢在必行

近年來，我國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已經取得很大成績，醫保的覆蓋面快速擴大，但整體醫療保障制度的保障程度依然很低 ，居民個人仍是醫療費用的主要承擔者，病人就診支付方式一直是個人先行墊付，住院繳納押金，憑發票到醫療保險機構報銷。

2013年2月19日衛生部提出將對這項支付方式進行改革。試點進行“先看病、后付費”的支付方式，總結經驗，然后再完善推行。“先看病、后付費”模式就是如果患者到醫院門診就診時，不用先繳納掛號費，而是憑醫保卡直接到相應的科室找醫生診治、臨床檢查、用藥，然后支付由個人負擔的那筆資金，剩下的先由醫院墊付，第二個月由醫療保險機構結算給對應的醫院；如果是住院病人，那么病人只需簽一個協議便可拿著醫生開據的入院通知單，直接到住院部辦理住院，憑醫囑進行治療，只需在出院的時侯支付自己個人承擔的那部分費用，這部分費用大約是整個費用的15%左右，其余也是由醫院先行墊付，然后第二個月由保險機構結算。當然這些病人都必須是參加兩大類國家醫療保險中的一類，才能根據協議享受這一政策。對一些無姓名、無陪護、無地址的“三無”病人或者急診搶救的病人直接進入綠色通道治療，不需任何手續。但交通事故、打架斗毆等責任事故受傷的病人不在范圍內，需通知第三方。這項醫療措施的推出，能簡化手續，把更多的時間還給醫生和患者，保證人人享有均等化健康服務，在第一時間內讓病人得到良好的診治。我們阜寧縣東溝中心衛生院實施“先看病后付費”這種診療模式，有效地解決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①病人不需排很長的隊去掛號、診療，節約了時間，保證足夠的診療時間，緩解病人焦急心情，增加病人診療的依從性。

②救助了一些弱勢群體，對一些無錢治病的窮人來說，不需要先籌借一大筆資金去看病，僅帶少量的個人自付資金。

③對一些單居老人來說，可以保證第一時間內獲得治療，其個人自費部分可以由幾天后趕回來的子女結帳。

④對一些確實無錢治病的人來說，也讓他們享受到健康的平等權，醫療保險剩余部分將由社會救助資金支付（大約15%）。

⑤病人不會因為無錢治病而死亡或延誤治療時間而殘疾。

面對一些無助的人群和一些需自己先墊付的高額醫療費已經阻止了和諧社會的發展，使人人享有健康權成為一句空話。因此，如果我們醫保支付體制不加以改革，那醫改還是注定要失敗的。改變這種先行墊付藥費的醫療模式已勢在必行。

對此，我們政府的高層已經關注到了這個問題，全國已有二十幾個省在進行“先看病后付費”這一支付方式的試點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經驗和成績。我認為這種支付方式改變了醫保的支付結構，原來應該全部由病人承擔的費用改由醫院先承擔，病人只需在出院時才去結算需要個人自付的那部分很少的費用。然后由醫療保險機構再結算給醫院，這項措施簡化了繁鎖的程序，把大量的時間留給了醫生和患者，讓先進的網絡用很少的時間去完成并代替人工操作，節約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不至于浪費社會總的財富。

有效地推進這項改革，能夠有效地解決大部分中國人民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因為中國的農民占70%，而農民確確實實又是低收入者，是難以先墊付高額醫藥費的弱勢群體。如果這項改革推進成功了，那么最低就能解決70%的農村人口就醫問題，就能減少因無錢不治病或因病返貧的現象了。

阜寧縣東溝中心衛生院從2013年3月26日起開始試行這一支付模式，截止2013年10月25日共有1859位住院患者享受了這一支付政策，產生住院費用450.4萬元，而去年同期住院人次是1076人，產生住院費用291.3萬元。雖然住院人次上升了72.8%，而次均費用卻下降了9%。

山東省濟寧市兗州中醫院于2010年11月開始實施“先看病后付費”模式。2011年底門診量較上年同期增加85.28%，住院人次增加73.28%，500張床位全部爆滿。還有江蘇的武進，河南的焦作、洛陽等地都已從2012年3月份起試點推進這項醫改措施。

從阜寧縣東溝中心衛生院和濟寧兗州中醫院顯示的數據以及河南焦作、洛陽等地實行的先看病后付費支付模式，我們看到，這項改革措施的推進，能夠有效地緩解看病難、看病貴這一問題，讓患者不再為先期墊付高額醫藥費用而四處籌借，不再因為欠費而導致醫院停止治療，影響生命健康，不再因為報銷發票而往返數次的旅途奔波！

但是，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有十幾億人口，全面推進“先看病后付費”這種支付方式也沒有那么容易。

首先是文化土壤問題，要進行文化土壤改良，提高國民素質修養，“先看病后付費”是一個有效的創新支付方式，這種診療模式是離不開相應的文化土壤的，沒有相對應的文化土壤的地方想推進“先看病后付費”的診療模式是不可能實現的。

其次是誠信問題，雖然阜寧縣東溝醫院在七個月的試行中，沒有一例逃費欠費現象，但它是一個鄉鎮醫院，診療就是一些常見病、多發病，就醫的人群幾乎100%是當地村民，醫院墊付的比例高達85%，病人自付的費用很少。而有的單位仍有惡意欠費逃費現象，特別是城市中二、三級醫院。山東省1256家醫院2012年6月試點這一支付方式，1個月就有120名患者惡意逃費欠費。河南省截止2012年11月份共有129所醫院實行“先看病后付費”支付方式，共有惡意逃費欠費349人次。三是醫院的墊付資金及時劃歸問題。現在一級醫院多是實行了基本藥物制度和藥品零差價銷售。實行了收支兩條線，這筆墊付的資金從哪里來？醫保機構第二個月能否及時結算結清？四是遇到惡意欠費逃費的能夠采取什么方式阻止？這些逃費欠費最終有誰買單？五是各省二、三級醫院的醫療保險聯網制度是否能夠落實？70%的農民到城市看病是否都能享受“先看病后付費“而不用自己借錢墊付？

這些問題都是制約我國全面實行“先看病后付費”這一措施的瓶頸，如何能夠讓普通老百姓享受醫改的紅利，如何化解在試點實行這一支付方式的醫院中遇到的難題，都是我們在進一步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中要解決的問題。

二、推行 “先看病,后付費”模式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是要解決誠信問題。建立一個全國聯網的醫保平臺系統，就像銀行誠信系統那樣，只要你出現一次惡意逃費，那么你就會被列入黑名單，再次就醫時受到限制，甚至高利息補繳所欠費用，也可以與其他誠信系統平網，無論你是什么原因失去誠信的，都會在你個人的信息上顯示。這樣能夠阻止他下一次不誠信行為。

二是落實墊付資金，可以由醫保機構根據醫院平均的結算數據先提前預撥醫保資金給醫院，這些都可以由網絡系統進行。

三是政府落實專項救助資金，對一些“無住址、無姓名、無陪同人員”的“三無”人員和一些急診患者進行救助，不能讓已實行藥品零差價的醫院承擔，以確保醫院能正常運轉。

四是將各種保險模式結合在一起，成立全國統一的醫保機構，統籌支付，提高報銷比例，降低個人自費部分，使病人看得起病，然后看得好病。

綜上所述，衛生部提出的“先看病后付費”這一支付方式在已實行基本藥物制度、實行藥品零差價銷售、實行收支兩條線的鄉鎮一級醫院是可以推廣全面進行的。而在城市的二、三級醫院可以創造條件試點進行。

對于看病的支付方式，每個國家都有相應的模式，都在不斷的改革創新，以適應新形勢下的人們對健康的需求。

加拿大的醫保支付方式是加入醫療保險后的公民和永久居民持一張附有照片的健康卡，到醫院看病均不需要自己付費，但分級診療的方式還是有點繁，被譽為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守門人”的家庭醫生非常重要，通常情況下，每個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家庭醫生，家庭醫生起到了分流病人的作用，緩解了高等級醫院的壓力，是節約醫療資源的有效模式。

如果不是急癥，沒有家庭醫生的推薦，患者無法直接獲得專科醫生的服務。在加拿大病人所要支付的是門診藥品費用，加拿大實行嚴格的醫藥分開制度，門診病人可以拿著家庭醫生開出的用藥處方到藥店購藥，但如果是住院病人，那么住院藥費也是由政府醫療保險計劃負擔。

加拿大的居民醫療保障制度深為加拿大政府和公民的自豪，他們認為本國的醫療支付模式是成功的。但這一支付方式不適合中國的國情，但我們在支付方式的改革上可以參考加拿大的某些方式以實現“先看病后付費”診療模式。我國可以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醫療保障制度模式，取消按不同人群設置醫療保險基金的做法。取消各種不公平的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安排，處理好跨地區就業人員基本醫療保險關系的銜接，使城鄉居民能夠得到平等的醫療服務。以“先看病后付費”為切入口，讓患者先享有健康權，然后再討論誰付費，也可以像加拿大那樣實行“醫藥分開”。讓患者只付藥品費用，也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先看病后付費”這種改革。

再看美國是采取什么樣的醫療支付方式呢？怎樣進行的呢？

2010年3月21日，奧巴馬政府的醫療改革提案在美國國會通過。該方案提出了建立可依賴的醫療組織（Accountable Care Organization,ACO）和進行捆綁支付（Bundled Payment）。即ACO對所覆蓋的Medicare受益人的醫療質量、費用和整體健康負責，設定了一個總的預期費用。捆綁付費是一個短時期的人頭付費，將更多的醫療服務捆綁在一起統一支付。

奧巴馬的新醫改推出這兩項支付方式都是一種“先看病后付費”的模式，也是病人先看病，然后由雇主或保險公司支付費用，這種支付方式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因此，雖然中、美兩國的醫療改革是不同制度的，但是先看病后付費這種醫療支付方式在中國是能夠實行的。但是先看病后付費這種支付方式要想在中國全面展開，我認為還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①強力發展經濟，構建穩定的和諧環境，為開展“先看病后付費”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

②要通過立法制定強制醫保法，達到全民醫保，以保障人人享有健康權。

③制定一些獎勵醫生的政策，控制醫療費用。

④改革公立醫院，確保其公益性性質，不以盈利為目的，還要加大投入，提升其運行的質量。

⑤建立全國統一的醫保數據中心，實現信息化平臺，確保全國各地無縫對接。

“先看病后付費”支付模式對中國來說應該是醫療制度改革的一個轉折點，我們應該總結試點成功醫院的經驗和教訓，建立各種與之配套的制度，使這項醫療改革得以順利推廣，以推動我國任重而道遠的整體醫療改革。

參考文獻:

[1]焦雅輝，《衛生部醫政司醫療管理處處長焦雅輝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3.2.19

[2]《國家統計局2011年4月28日第六次人口普查》2011.4.28 [3]田作俊，《河南省醫政處處長田常俊年終總結》2012.12

[4]中國財政部國際司,加拿大醫療衛生體制情況介紹

醫療改革措施范文6

然而，我們最好不要行百里者半九十。在中國經濟最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長為發達經濟體之前，還不宜對漸進式改革與激進式改革孰優孰劣蓋棺定論。

首先，中國與俄羅斯有著不同的資源稟賦、歷史淵藪與利益集團，換言之，在兩國改革開放之初，初始條件大相徑庭，因此很難用兩國目前的經濟現狀來比較兩種改革路徑的好壞。畢竟，經濟轉型不是在實驗室里進行的，而中國與俄羅斯并非很好的對照組。而舉目迄今為止的世界經濟史，似乎缺乏完美的自然試驗。

其次，在筆者看來，激進式改革與漸進式改革的最大區別，在于前者是將困難的改革放在前半期來做，而后者是將困難的改革放在后半期來做。一個典型例子是國企所有制改革。俄羅斯是用私有化的方式試圖在一夜之間畢其功于一役（當然效果并不好），而中國的國企改革則貫穿了改革開放數十年，而且時有反復與波折。換言之，對中國而言最困難的改革階段，似乎才剛剛到來。

再次，漸進式改革的最大問題之一，在于改革本身會培養既得利益集團，而既得利益集團一旦形成，將阻擾進一步改革。在改革過程中培養起來的既得利益集團，最舒服的環境就是半市場半管制的狀態。如果缺乏管制，他們就沒有制度套利的空間；如果缺乏市場，他們就缺乏將利益變現的機會。因此，如果漸進式改革的目標是徹底的市場化，那么這些在改革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會千方百計地阻撓未來的改革。

第四，漸進式改革還有其他問題，例如政策短期色彩較濃，這會削弱政府的聲譽，加劇市場主體的行為短期化與預期同質化。無論是產能過剩、金融動蕩、房價調控還是醫療改革，概莫如此，無一例外。

其實，把市場化改革劃分為激進式改革與漸進式改革，可能分類方法本身也存在問題。事實上，激進式改革也會有漸進的階段，而漸進式改革也會有激進的時刻。如果我們把一個經濟體由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比喻為一個人跳過一個大坑，那么激進式改革無非是在初期跳這個坑，而漸進式改革是在后期跳這個坑。在初期跳躍固然有助跑不夠的問題，而在后期跳坑，則會面臨既得利益階層的掣肘，以及改革預期與動力不足的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