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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心理學范文1

關鍵詞：人本主義思潮；存在主義心理學；人性關注

中圖分類號：B8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35-0069-02

作為一個具有獨特個體經驗和性格特質的人，不可避免地都會去思考，至少涉及一些超脫于物質生活的形而上的問題。這不僅被心理學家哲學家所指出，也反映在各類型的文學作品中。無論是現代文學《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了不起的蓋茨比》、《活著》、《冰島漁夫》、《伊豆的》、《紅樓夢》，都反映著普通人生活中也閃現著對人性的反思和關懷。歐文·亞隆姆曾說，幾乎50%的來訪者的心理問題都會涉及對人存在本質的思索和困惑。對于這樣一個亙古不變普世性關注的話題（如圣經·傳道書中所言，“日光之下了無新事”），無論是個人還是思維群，都存在一個趨勢——從個體到整體，從微觀到宏觀，從表面到本質。在這種思考脈絡上，任何一個小小的分歧都可以帶來整個思想界的震顫與分裂。然此乃人之為人，既是不同，又是大同。存在主義心理學和人本主義心理學幾乎是存在主義哲學思想和人本主義運動大背景下孕育出的一對孿生兄弟，既同宗同源，有著類似的核心價值觀，又在二級概念的理解和解釋上存在分歧。本文試辨析當代兩個同源而又有不同走向兩大心理學思想，并探討他們對心理學領域的影響及方法論意義。

一、人本主義思潮的興起

1.人本主義的興起的歷史、社會、哲學背景

從歷史方面說，人本主義可追溯到16世紀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發源于意大利，后傳播到歐洲其他國家。起初的人本思想并不是很清晰，先哲們呼吁的人權更多的是對抗中世紀嚴酷的宗教統治和精神禁錮。從這一起點開始，歷史上的任何一次運動或戰爭都避免不了附庸人本的特點。人們更多地關注到自身作為人的意義，人的成長、幸福的獲得，而不是一種簡單的物質性定位；關注到人與人的關系，從整個社會關聯的角度思考人類的發展和走向，而非類似于宗教的附屬。

從社會層面說，人本主義是對資本主義世界，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后種種現象的反思。起初，一戰后的美國獨享天時地利人和，資本主義經濟飛速發展，逐漸走向壟斷主義。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也浮現出來。越來越細化的社會分工，快節奏的生活方式，過分看重利益、高效的生產方式，一味追求刺激的快餐文化，都在壓縮人性。與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關注點不同，哲學家和心理學家意識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來的使人的生活不斷機械化的可怕后果。弗洛姆在其愛的藝術中就批判機械化的工作，稱其剝奪了人的創造性和獨特性。他呼吁完整的生活狀態，是思維、時間、勞動、價值實現統一的狀態。這種情況刺激了人本主義運動抬頭。

從哲學方面說，人本主義的興起有三方面的起源。一是作為“主體哲學”或“意識哲學”一派的胡塞爾現象學起源以及“哲學人類學”的舍勒（M.Scheler）的反形式主義價值哲學起源。二是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從克爾凱格爾到海德格爾到薩特，存在主義者將個人的存在的思考推到極致。尋求人的本質，存在的本質，在有限的生命和無限的思想中，在審美和宗教中，在人性和神性中，在社會和個人中尋找一個站立點和一種平衡。既是對個人世界極致的挖掘，也是對人類本真的探索與追求。最終歸為存在本身。毫無道理且絕對的存在。人類即在預定的存在下適應并創造存在的意義。三是狄爾泰及其后繼者的方法論解釋學起源，強調社會、人文科學要求對文本（text）或社會歷史現象的理解。

2.人本主義心理學的興起

詹姆斯可謂人本主義心理學的引薦人。在他的《心理學原理》中，反復強調人作為個體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傳統心理學對人性的機械、悲觀闡釋越來越遭受學界內不滿。在價值觀混亂，社會動蕩不安的情況下，人們急需重燃對人性美好的渴望和對生命意義的信心。“反戰運動”和“反主流運動”應運而生，越來越多心理學家們正式加入人本主義運動的陣營，人本主義心理學成為美國在當代西方心理學中的一種革新運動。

馬斯洛提出人都有自我實現的需要，強調人具有正面的力量和動機，給予被傳統精神動力學和行為主義統治的心理學范圍一股清風，一方面回歸了作為獨特個體的人在心理學研究領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掀起了積極取向研究的浪潮。

羅杰斯以自身的咨詢經驗提出了“來訪者為中心、無條件關注”的人本主義咨詢觀。將人本主義心理學的研究范圍從獨特的向上的個體推廣到如何對待這樣的個體上。作為心理學工作者，除了要重視“人”、“個體經營”以外，還要具備真正的對人的關懷，這不僅僅是科研的態度，也是人文價值觀的要求。

二、存在主義心理學關于人性的定義

傳統上，把以羅洛梅為代表的存在主義心理學家也歸類到人本主義心理學內。但實際上，不少學者也發現，二者雖然同源，且都關注“人”的獨特性和經驗性，但二者對人性的解釋有著明顯分歧，由此到這二者在延伸的研究、應用領域各具特色，甚至受用范圍也有差別。

存在主義心理學所闡釋的人性，盡管依然包含人本主義的特色，但他更樸素和歸真。他們認為人性不是單維的向善或者向惡，而是更多地處于一種選擇當中。類似于基督教所申明的人的自由性——上帝給予人自由的靈性，可以為也可以不為。然而，存在主義也強調人具有選擇的能力。而在存在的狀態這一層面上，羅洛梅傾向于一種折中的存在觀。即人處在自由和禁錮兩個極端的天平之上，任何一邊的偏重都意味著一定風險的承擔，選擇自由就要承受更多的不確定性或則“可能性”，選擇禁錮就要承擔壓抑自我的痛苦。

可以從更多的影響存在主義心理學的觀點中來了解存在主義心理學關于人性的概念。

吉姆·布根塔爾把人的存在放在雙重性的天平上。一端是掩飾本性的取悅的理性的正確我，一端是縱容本性的不羈的體驗的犯錯我，因為害怕孤獨和否認，個體不斷地在正確我上加碼，壓抑了很多本真的需要釋放的我，在這樣的努力中，孤獨和否認的風險降低了，可是個體會發現那個本應安全和滿足的自我卻越來越微弱。

心理學家很早就試圖在鏡子現象中，窺探人找尋自我的軌跡。拉康所說的鏡像，羅洛梅所說的交會。人類引以為傲的自我，終究建立在一堆不屬于我們的周圍世界中。生命是上帝借給我們的一段過程，而存在是過程中的體驗。所有的能量，正面的、負面的，都在過程中釋放。羅洛·梅在《受傷的治療師》中提到，生命不在乎你能活多久，也不是你能多活幾天的問題。當人們完成任務后，很多人更喜歡選擇死亡。想象希臘神話中日復一日永無止境地坐著將巨石推上山頂的西西弗斯，他的存在在于他與巨石的斗爭，他的力量源自他的工作對象。阿謬懷疑西西弗斯神話的悲劇性。他認為，只有當這種無休止的重復進入意識時，才是悲劇的開始。誠然，存在的意義對于蕓蕓眾生來說，也不外乎每日重復生命的過程，自己的，抑或他人的。嬰兒期，追尋母親，學齡期，渴望獲得老師的認可，青春期，追逐異性，成年，結婚生子。千百年來，若同一日。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存在本身太短太淺，個體摸索生命本質的過程，是看著他人找尋著自己。詩人的存在感，也許僅僅是觸動他情感的一顆青草一陣微風，音樂家的存在感，也許僅僅是某個瞬間劃過耳邊的一段旋律。這被羅洛梅稱為與自然的交會。從圣經的觀點解釋，是上帝將神性的記憶賦予人類，當人類敬虔地贊美神的杰作，那種洞察就會成為人與神的融合。愛情之所以銘心刻骨讓人又愛又恨，是因為在愛情中，在另一個與自己如此不同又如此契合的個體中，人看到自己。這種近乎神性的體驗被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稱為極端幸福的，窺見真理的，甚至是狂喜的巔峰體驗，并區分了三種不同的狀態，一是與異性結合時，二是成就感獲得時，三是感嘆自然風光，感覺融入自然時。存在主義哲學家克爾凱郭爾卻直接的把巔峰體驗描述為信仰的升華，是人對上帝旨意的通達。

三、存在主義心理學相較于人本主義心理學的人性關注升華

人本主義心理學對人性的解釋更側重導向意義。他發掘了人性的積極能量，并在適合的時候能誘發個體的積極力量，但這樣的契合需要條件，無論是受眾個體本身，還是“人本”所能解釋的范疇。這樣的解釋對于傳播一種新的觀念有著強烈的效果，但容易犯絕對化的錯誤。在一定的時間過后，往往會被發現缺乏深刻的解釋力。一方面是理論的薄弱，另一方面是時代遷移，導致人本主義越來越成為一種價值觀性的基礎，而不能堅持研究和實用技術的陣營。

與此相對，存在主義心理學之于人性的解釋更接近人本性。他把人性放在一個二維的選擇上，把存在還原于多元的空間。正如施耐德和羅洛梅合著的《存在心理學——一種整合的臨床觀》中所探討的存在——整合心理學的歷史起源，存在主義心理學與文學，哲學（東西方哲學），心理學所表達的人性觀點都能很好契合。

羅洛·梅所表達的存在，是一種自我接受和自我實現的結合，自我接受是承認作為人的局限性，并悅納“有限”的狀態和對生活中種種可能性的承擔，自我實現是認識個體具有打破局限的能力從而獲取更高層次的體驗和創造力的升華，是折中的既定中的不一定。他并沒有因為承認人性的黑暗和局限就否定人具有神性的潛力和創造的力量，反而因此更加鼓勵人們拿出打破存在的束縛的勇氣去更新生命，完成更有意義的存在。是一種更切合人類實際，而又有跡可循的升華的觀點。

參考文獻：

[1][美]韋恩·瓦伊尼，布雷特·金.心理學史[M].郭本禹，等，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9.

[2][美]科克·J·施耐德，羅洛·梅.存在心理學——一種整合的臨床觀[M].楊韶剛，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3][美]羅洛·梅.創造的勇氣[M].楊韶剛，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人性的心理學范文2

關鍵詞：人性假設；“經濟人”；有限理性；機會主義

中圖分類號：F0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6X（2008）10-0014-06

人，作為經濟和社會活動的主體，由于其是宇宙中最復雜的存在，因此，人及人的本質問題自然成為各學科關注的話題，其中人性問題更是成為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正如有學者認為：“社會科學的所有理論都直接或間接地包含對人的行為的假定”[1]。英國哲學家休謨認為：“一切科學對于人性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關系，任何學科不論似乎與人性離得多遠，它們總是會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回到人性”[2]。在所有直接或間接涉及到人性問題研究的學科中，經濟學和管理學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近20多年“迅猛發展”的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性的研究也同樣使人耳目一新。本文擬對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及管理學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做一比較研究。

一、傳統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

傳統經濟學一般指古典經濟學和發展至今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包括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及與之有重要淵源關系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在傳統經濟學中，人都被假設為“經濟人”，這就是著名的“經濟人”假設。傳統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有兩個內涵：一是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個人都是自利的；二是人都是有理性的，都精于算計，“‘經濟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將要實現的目標，因此，能夠在現在和未來作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選擇”[2]。

“經濟人”假設被視為傳統經濟學的最基本的假設，是傳統經濟學理論分析的基石。關于這一假設的產生和出現，經濟學家幾乎一致認為源自并歸功于亞當•斯密，認為亞當•斯密作為18世紀自由貿易的倡導者，是在與重商主義的學術爭論中，為了說明他的“看不見的手”理論而提出的。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把每一個人對自利的追求作為個人一切經濟活動的根本推動力，一切商品交換都由每一個參與者的自利所推動；每一個人對其職業的選擇――由此形成社會的自然分工――都是按照他認為最有利于自己的和最可行的方式來決定的；“看不見的手”所造成的資本與勞動在全社會范圍內的流動即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個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發地形成了整個社會經濟的和諧秩序[3]。所謂“經濟人”，按亞當•斯密的意思就是指每個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每個人都按其理性行動，同時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實際上，盡管經濟學家都認為“經濟人”假設源自亞當•斯密，但亞當•斯密并沒有直接提出“經濟人”的概念，只不過在《國富論》關于“看不見的手”理論論述中包含了“經濟人”的思想，因此亞當•斯密關于“經濟人”的假設被認為是潛在的，且簡單、抽象，而真正第一次系統地論述“經濟人”內涵的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經過大衛•李嘉圖等一系列古典經濟學家的不斷豐富，“經濟人”的概念才最終成型。隨著經濟學理論的不斷發展，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也對“經濟人”假設進行了繼承和發展，馬歇爾等新古典經濟學家在肯定“經濟人”假設對經濟學學科建設必要性的基礎上，力圖克服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人”假設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經濟人”是開明、正常和理性的，即“經濟人”不是裸的極端自私的，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從而使“經濟人”范疇明顯“呈現出了邏輯合題的特征”，也就是做到了否定之否定，使“經濟人”假設較以往貼近了與現實的距離，進而使“經濟人”假設最終走向了豐富和成熟。

在傳統經濟學中，“經濟人”除是“自利的”以外，還被認為是理性的，即理性是“經濟人”的另一重要特征，因此，“經濟人”假設也被稱為“理性經濟人”假設。而所謂理性，就是人都精于算計，每個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有明確的認識。應該說，盡管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家關于理性的邊界或極限存在不同觀點，但總體上認為“經濟人”都具有完全理性。比如亞當•斯密并沒有明確提出理性的邊界或極限問題，但后來的其他古典經濟學家卻認為“經濟人”是完全理性的，有著無限的理性能力，以致于使“經濟人”的理性假設呈現了片面化和極端化的傾向；而新古典經濟學家馬歇爾則認為“經濟人”的理性也只是“普通的、正常的理性”，不能抽象地談論“經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或完全的，他認為“經濟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無限的或完全的，可見馬歇爾的思想其實已經包含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只不過他并沒有明確否定“經濟人”的理性假設。

二、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

新制度經濟學作為“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制度”、“使經濟學研究更貼近現實”的經濟學，在近些年快速興起并備受關注，其中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也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圍繞制度的演進與變遷、制度在經濟體系運行中的地位與作用及從“實際的人”出發來研究人是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性假設研究的重要特征，基于這一出發點，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對人的行為特征作出了新的解釋，并在此方面對新古典經濟學做了修正和發展。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的假設主要有三方面內容：

1人既追求財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財富最大化

追求個人的物質利益，在傳統經濟學看來是“經濟人”的特征之一，并認為“經濟人”正是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才促進了社會公共利益，形成“公序良俗”，求利對于每個人而言都是一個既定的客觀事實，人們的社會活動、人們的相互交往和交換，都主要地出自于每個人自利的追求。然而在許多情況下，人類行為遠比傳統經濟學中的財富最大化的行為假設更為復雜，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非財富最大化動機也常常約束人們的行為，人的行為并不必然表現為對財富的追求，這就是所謂的人既追求財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財富最大化，即雙重行為動機。當然，新制度經濟學是從制度的變遷與演進角度來揭示人的這種雙重行為動機的，認為人類歷史上制度創新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人類這種雙重動機均衡的結果，制度在塑造人類這種雙重行為動機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經濟學所稱的人追求財富最大化，就是人追求最大化的物質利益；所謂追求非財富最大化，在D諾思等新制度經濟學家看來，就是諸如利他主義、意識形態和自愿負擔約束等，也就是追求精神層面的利益。顯然，新制度經濟學的這一觀點使對人的認識更全面也更復雜。

2人都是有限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是傳統經濟學人性假設范式之一，而新制度經濟學則了傳統經濟學的這一范式，認為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用引入這一定理的新制度經濟學家肯尼思•阿羅的話說就是人的行為“即是有意識地理性的，但這種理性又是有限的”。其實，關于人理性的有限性與無限性，馬歇爾在對古典經濟學的修正與發展中已經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只不過沒有完全否定古典經濟學的理性假設，而正式提出人理性有限性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認為人是“蓄意要有理性，只不過他們的這種愿望受到了限制”，他認為，由于人類大腦的生理局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對稱，作為經濟決策者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只能追求最滿意而不是最優的經濟目標，因此成本最低、利潤最大只能存在于假設嚴格的邏輯推導中，而不存在于現實世界中。應該說西蒙的“有限理性”觀點，為經濟學家們認識和克服傳統經濟學人性假設的局限性，尋求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新制度經濟學引入并明確提出人理性的有限性，是為了闡明制度設立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及作用，也就是說，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有限理性的認識是圍繞制度分析提出的。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環境的不確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人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是導致人的有限理性的主要原因，正如O•威廉姆森所說“只要或者是不確定性，或者是復雜性的存在達到了必要的程度，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的問題就會產生”[4]，而制度通過一系列規則能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提高人們認識環境的能力。由此可見，有限理性假設的提出，既使新制度經濟學的人性假設更接近現實，同時也是進行制度分析的必要條件。

3機會主義行為傾向

機會主義行為傾向是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性的又一重要假設之一。威廉姆森在信息不對稱或信息阻塞范疇基礎上提出人都具有機會主義行為傾向。所謂機會主義（Opportunism）用威廉姆森的話說就是“狡詐地追求利潤的利己主義”，人具有隨機應變、投機取巧、為自己謀取更大利益的行為傾向，也就是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采用非常微妙隱蔽的手段，會耍弄狡黠的伎倆，以盡可能保護和增加自己的利益。從本質上說，機會主義源于人們的利己心或對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是人的一種本性，威廉姆森曾風趣地說，當騙人能增加利潤時，交易中的誠實未必可取。由于人們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存在，使“經濟組織的問題大為復雜化了”，增加了市場復雜性，加大了交易成本，也影響了市場的效率。關于機會主義行為傾向，我們還應把握三點：（1）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具有冒險、尋找機遇及損人利己的二重性，有時表現為積極方面，有時表現為消極方面。（2）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并不總是現實化為機會主義行為，只有當信息不對稱、有限理性及制度存在缺陷時才可能現實化為機會主義行為。（3）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實際上是對傳統經濟學中的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種重要補充和發展，使關于人的認識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三、管理學中的人性假設

管理學的實質就是關于人的科學。管理學是基于對人的正確認識、從人的實際出發，以便采取更符合人性特點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角度而對人性進行研究的。管理學中的人性假設主要包括“經濟人”、“社會人”、“自我實現人”和“復雜人”四種。

1“經濟人”假設

管理學中的“經濟人”假設是管理學的創始人之一泰勒從傳統經濟學中引入和繼承而來的。泰勒在勞資雙方矛盾加大、企業普遍缺乏系統管理理論與管理方法的特定時代背景下，以“經濟人”為基礎，開創了科學管理的新時代，也使管理學正式誕生。泰勒在其科學管理理論體系中，不僅贊同傳統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而且把“經濟人”假設作為其理論基石，其一系列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之上的，因此“經濟人”假設也成為管理學的重要人性假設之一。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之上的古典管理理論認為人是“性本惡”的，也就是以悲觀、否定的觀點來看待人，認為人的工作動機根源于經濟誘因,其目的在于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主張把人放在被動的位置上進行嚴格管理。應該說，管理學中的“經濟人”假設，既有其科學的一面，也有對人的認識過于機械簡單、忽視人的社會性和復雜性的一面。

2“社會人”假設

“社會人”是管理學關于人性認識的第二個假設。這一假設是由人際關系學說的代表梅奧等人通過著名的霍桑實驗提出的，梅奧也憑此發現成為對管理學有重大貢獻的人，這一發現同時也為行為科學的建立打開了大門。“社會人”假設是在“經濟人”假設在20世紀20―30年代受到更多質疑、需要提出更加符合人性的管理理論的背景下提出來的，同時眾多心理學家加入管理研究行列也為“社會人”假設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條件。與“經濟人”假設相比，其最進步之處就是不僅看到了人具有滿足自身物質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進一步認識到人還有尊重、社交等其他一些社會心理需要，管理必須從社會、心理方面來激勵工人，提高勞動生產率。美國管理思想史專家雷恩認為,人們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 “社會人”假設的提出正是正確認識人的本性、揭開人們心靈秘密的重要一步，從此以后，管理理論的重心開始從過去的“以人適應物”向“以人為中心”轉移。當然，就內容而言，“社會人”假設也存在缺憾和不足，如仍將人性看做是消極被動的，人缺乏能動性、創造性等。

3“自我實現人”假設

“自我實現人”假設也稱自動人假設，是管理學中的第三個人性假設。它源于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中的最高層次需要――“自我實現需要”，道格拉斯•麥格雷戈的“Y理論”也大體上與“自我實現人”假設相對應。“自我實現人”假設在“人有社會的和心理的需要”認識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人具有能動性與創造性，都力求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實現自治和獨立，發展自己的能力和技術，能夠自我刺激和自我控制。“自我實現人”假設可以看做是對“社會人”假設的繼承和發展，其對人的這種認識使人在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極大提高，“以人為中心”的人本思想得到進一步強化。盡管其對人的認識有過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的傾向，但其積極意義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4“復雜人”假設

“復雜人”假設最早是由MIT的心理學家愛德加•薛恩在1965年對人性假設進行歸納時提出的，他在《組織心理學》一書中，在綜合“經濟人”、“社會人”、“自我實現人”三種人性假設的基礎上，提出了“復雜人”假設。薛恩認為，人是千差萬別的，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人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場合會有不同的動機和需求，因此應因人、環境及問題等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與手段。“復雜人”假設實際上是對上述三種人性假設進行的一個非常好的歸納，使對人性認識實現了多元化，是對管理思想的重要發展，它對于權變管理理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也促進了管理理論的多樣化，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管理理論叢林”的“蔓延”。比如“復雜人”假設理論直接促生了莫爾斯和洛什在1970年提出“超Y理論”（又稱“人性的權變理論”）。

除上述四種假設，管理學中還有兩種重要的人性假設，即美國著名學者麥格雷戈于1960年提出的著名的X理論和Y理論。X理論認為人“性本惡”，以悲觀、否定的觀點來看待人，因此主張把人放在被動的位置上進行嚴密控制，實現嚴格管理。Y理論認為人“性本善”，以樂觀、積極的觀點來看待人，因此主張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實行以人為中心的寬容的民主的管理方式，并為員工發揮其智慧和潛能創造有利的條件。X理論中的人與亞當•斯密及泰勒的“經濟人”一脈相承，而Y理論中人與“自我實現人”有些類似。此外，在20世紀80年代后，美國學者特倫斯•迪爾和阿蘭•肯尼迪還在《企業文化――現代企業的精神支柱》一書中提出了“文化人”假設，認為人是環境的動物，環境是自變量，人是因變量，由此得出人的未來本性是不可知的觀點[5]，從而又進一步豐富了管理學中的人性假設理論。

四、比較分析

從以上關于人性假設的概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及管理學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可謂各有千秋，盡管在內容上有交叉，在理論淵源上有繼承、修正及發展的關系，但在與現實貼近程度、研究范式及特征等方面還是有比較明顯的差別的。而準確認識它們之間的這種差別，有助于對加強人性假設理論的準確把握，同時也有利于加深對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及管理學的認識和理解。

1關于與現實貼近程度的比較

總體來說，傳統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的假設是脫離現實的，或者說，現實中的人既不是完全追求自我利益，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有自利性，但同時也有利他性。正如馬歇爾所說，“當我們說到一個人的活動動機，是為他能賺得的金錢所激發時，這并不是說，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圖的念頭之外，就沒有其他一切考慮了”[6]；“他的動機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內，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動機……在內呢？”[6]。另一方面，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因為受到諸如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對稱、環境的不確定性、人的智慧及對客觀環境或事物的認識能力和算計能力的限制等因素的制約，人是根本不可能時時、事事做到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有限理性。問題是，為什么這種假設脫離現實，而傳統經濟學還要堅持這種假設呢？這就涉及到了馬歇爾所說的“經濟人”假設對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工具價值。馬歇爾認為，“影響人類行為的最有力的、最堅決的動機但惟一的動機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動機，更明確地說是追求工資、追求一定數額的貨幣的動機，‘經濟人’的這一求利動機通過其所追求的貨幣加以大約的衡量的時候，科學的方法和試驗便有可能了”。在馬歇爾看來，“‘經濟人’的求利及其貨幣化衡量，是經濟學走向科學化、精確化的必經門坎”[3]。也就是說，傳統經濟學所提出的“經濟人”假設，是經濟學的基礎或前提，是為了推進經濟學研究，各個時代的經濟學家之所以不斷對“經濟人”進行抽象、修正，并為之辯護，主要是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類的實際經濟行為及由此出現的各種經濟現象，為建立一個邏輯嚴密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提供分析支撐點。正如柯武剛和史漫飛所指出的，“制度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是一些有關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設，它隱含地假設制度是既定的”[2] 。

需要指出的是，關于傳統經濟學的人性假設脫離現實的問題，新古典經濟學家也已經意識到了，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就認為人不僅是利己的，同時也有利他的動機，“經濟人”的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經濟人”就是生活于現實中的普通的人。顯然，馬歇爾的這種觀點剝離了古典經濟學中關于人的理性的片面化、極端化色彩，使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人性的假設在一定程度上貼近了與現實的距離，但是，馬歇爾的這些認識畢竟還只是“貼近”，也就是縮小了與現實的距離，但還沒有完全回歸到現實中來。

相比較來說，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性假設的研究則基本上回到了現實中，或者說至少比傳統經濟學的研究更貼近現實，它認為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有限理性、雙重行為目標等都是比較現實的，有時與現實中的人幾乎完全一致。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R•科斯指出：“當代制度經濟學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實際的人在由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7]。另一個代表人物諾思也認為：“制度經濟學的目標是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們如何在現實世界中做出決定和這些決定又如何改變世界”[8]。再如，科斯與諾思都強調了新制度經濟學應該研究人、制度與經濟活動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科斯指出，標志當代制度經濟學特征的應該是，它所探討的問題是那些現實世界提出來的問題。應該說，正是這種出發點，使得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研究及人性假設更貼近現實。同時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也正是其對傳統經濟學的修正和發展的重要方面，在科斯看來，傳統經濟學的人性假設，既沒有必要，也會引人誤入歧途。

管理學對人的研究則完全是從現實出發，最貼近現實，之所以如此是由管理學的研究目的決定的，即管理學就是研究在一定的環境下如何加強對人的管理，調動人的積極性，挖掘人的潛能，以最終提高管理效能。人既是管理的核心，同時也是管理學研究的核心，因此管理學自然要從現實出發來研究人，要認識和揭示人的不同的行為特征和性格特征，并在此基礎上研究不同的管理方法與技術。當然，由于不同的知識背景及所屬流派等原因，管理學者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也存在差異，有的甚至與現實中的人也不完全一致，但這種差異和不一致并非在本義上要脫離現實，有的可能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視角使然，有的則可能是因為認識上的偏差或局限。

2關于研究范式的比較

范式被美國哲學家庫恩定義為“科學共同體的共有信念，以及共同進行科學活動的基礎和工具”[9]。就人性假設的研究范式而言，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及管理學也有明顯差別。傳統經濟學是把“經濟人”假設作為研究的前提，為了更便于對經濟問題的深入研究，也就是“做這種假定有利于經濟學家對經濟問題作深入的分析，即假定或前提越簡單，就越有利于繞過復雜的情況對經濟問題分析的干擾。”正如馬歇爾所說，“我們要研究的力量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幾種力量，做出若干局部的解答，……用‘其他情況不變’這句話，把其他一切力量當作是不起作用的：我們并非認為這些力量是無用的，不過是對它們的活動暫不過問而已”[6]。傳統經濟學把人都假設為“經濟人”，實際上就類似于假設“其他情況不變”。傳統經濟學的這種研究方法盡管有其重要的方法論價值，但如上所述的遠離現實的缺憾也是顯而易見的，對此，科斯曾告誡：“過去，經濟理論一直未能清楚地陳述其假設。經濟學家們在建立一種理論時，常常忽視對理論所賴以建立的基礎的考察”[10] 。“經濟人”假設一直作為傳統經濟學的前提就是科斯所說的“忽視對理論所賴以建立的基礎的考察”的重要體現。

而新制度經濟學是本著從實際出發的原則來研究人，因為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人是構成經濟活動的最基本單位，因此要從分析人的特性入手來分析影響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使交易費用論得到最徹底的解釋，從而使交易費用理論趨于成熟。威廉姆森認為，影響交易種類和交易費用大小的有三個維度，即交易發生頻率、不確定性和資產專用性，前兩個維度都直接涉及到人。因此，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的研究，與傳統經濟學有著明顯的區別。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人的行為，特點是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而研究人是作為研究制度問題的一個視角或研究方法，根本原因在于人是構成經濟活動的最基本單位，要研究制度問題繞不開人的因素，在某種程度上帶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同時，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的研究，也是基于其認為傳統經濟學對人認識過于簡單，嚴重脫離實際，為了糾正其不足。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的研究帶有一些“糾偏矯正”和“揚棄”的意味。

從表面上看，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研究與管理學有些類似，但實際上也有差別。如果說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人在某種程度上帶有“被迫”意味的話，那么管理學對人的研究則是完全出于“主動”，也就是說，管理學對人的研究，則本身就是管理學的重要內容，或者說管理學是把人性假設作為研究內容來研究的。因為管理的目的就是對人的管理，對人的管理和管理中的人始終是管理學的核心。正如郭咸綱所說，“人是管理的主體也是管理的客體，有了人才有管理，所以人是理論管理學研究的出發點”[5]。因此，管理學與新制度經濟學在關于人的研究范式方面也有差別。事實上，在管理學中，對人性的探索是管理學理論發展的三大線索之一，以基本的人性假設出發構造的管理理論也不斷地創新與發展人性假設，而“每一個新假設的提出和新理論的出現都對管理思想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5]。

3關于內容特征的比較

在內容特征方面，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及管理學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也呈現出明顯差異，具體說是：傳統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具有統一性，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具有現實性，管理學中的人性假設具有多維性。

在傳統經濟學中，自亞當•斯密提出“經濟人”假設的思想以來，盡管圍繞著“經濟人”的內涵和理性程度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也無論“經濟人”的內涵如何擴大，其理性程度如何被修正，但“經濟人”假設一直是傳統經濟學的核心假設和理論基礎，是經濟學理論體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基石，這一點一直沒有改變過。而各個時代的經濟學家之所以不斷對“經濟人”進行修正、完善、辯護，主要是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類的實際經濟行為及由此出現的各種經濟現象。新制度經濟學從“現實生活中實際的人”及修正與完善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出發，認為“經濟人”具有追求財富與非財富最大化的雙重動機、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傾向，并從現實中的人這一視角來分析制度變遷與演進或制度安排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應該說盡管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決定了人性假設并不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但它從現實中的人出發來研究人的行為，并認為人作為行為主體面臨的環境約束變化了、所擁有的關于環境的信息變化了、主體與客體之間相互作用的方式改變了，再加上采用了比新古典經濟學中“經濟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因此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無疑具有現實性，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反過來說，如果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不具有現實性，那么可能會危及新制度經濟學的生存，正如威廉姆森所說，“新制度經濟學早就認為，經濟組織的中心問題，歸本求源是人類活動者的行動屬性，行為假設被看做是現實中的重要部分，這個層次的嚴重失敗將導致制度經濟學事業的危機”[11]。新制度經濟學的人性假設觀點，一方面使經濟學更具有了解釋力，同時也有利于對制度問題的分析，或者說新制度經濟學對人性假設的修正，也使其找到了對制度問題分析的突破口。管理學作為研究如何加強對人的管理、提高管理效能的一門學科，其對人性的研究不僅更需從實際出發，而且偏重于人的社會屬性，因此它對人性的認識比較復雜多樣，認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必須針對不同的情況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總的來看，管理學中的人性假設呈現學派林立的特點，且不斷發展變化。，從經濟人假設、社會人假設、自我實現人假設、復雜人假設；從X理論、Y理論到超Y理論、Z理論，再到后現代管理學派，莫不如此。因此，有學者認為，管理學關于人性假設的理論并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而更像是不同理論和不同學派的大雜燴，也呈現出了權變性、藝術性和多樣性的特點。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是社會中最寶貴的資源，因此對人性的探索將是包括經濟學、管理學在內的所有社會學科永恒的話題。近些年來，伴隨介于心理學和經濟學之間的邊緣學科――行為經濟學的逐漸興起，人性假設理論已經出現了新的觀點，它試圖根據心理學的研究對傳統經濟學的人性假設進行修正。行為經濟學的奠基人丹尼爾•卡尼曼、弗農•史密斯、阿莫斯•特沃斯基（Tversky）等經過大量研究指出，個體的行為除了受到利益的驅使，同樣也受到自己的“靈活偏好”及個性心理特征、價值觀和信念等多種心理因素的影響，行為經濟學中的“經濟人”不再僅僅自利，而是人們也可能考慮利他，當然有時也會產生沖動，采取非理等等。顯然，行為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觀點已經改變了傳統經濟學中的“經濟人”的內涵。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科學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別是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的不斷發展，新的人性假設觀點定會不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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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道格拉斯•C•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

人性的心理學范文3

最近我也讀過了《贏在執行》等書，不難看出一個單位的制度，高層要的是中層無條件執行某一個命令與決策，中層要促成的是基層員工一往無前地執行經過分解的任務與使命，需要由更多基層、中層都參與到銀行管理的討論中來，真正做到把制度落到實處，發展和控險兩不誤。

1、如何看待本位和越位。好的足球運動員在場上，應該有位置感。堅守職責的運動員，也許不是最注目的，但是最實用的。很多大牌球隊里，明星們起起落落之間，總會有一些位置，一些默默的人在默默地堅守不變。一個沒有位置感的人，總會追著球去跑，他的頭腦里是孤軍奮戰，沒有同伴。靠一個人的技術問題，解決不了一個集體的戰術問題。把本職工作做好，是對同伴最大的支持。在一個企業里，應該是沒有明星的，每個人都是自己崗位上的明星。他們兢兢業業地完成著自己的工作，認真地堅持著。當每個人都認真平凡地做事情時，對一個組織而言，也許會很快變得不平凡。一個有生命有理想的組織，又怎會忽略那些平凡工作的每一個員工。

2、聰明和笨拙的區別。大家都看過電影《阿甘正傳》。那個智力有些障礙的人，用執著和認真，完成了他的美國夢，名利雙收。一個聰明人不屑做的很多事情，他做了，而且做得很好，于是成功了。在我們銀行里，執行力最強的員工，往往不是那些看似聰明的人，而是那些最認真的人。那些看似聰明的聰明人，總會質疑，總會不屑，總會嘆氣。聰明本不是缺點，但不要讓聰明影響我們在團隊里的位置感。當集體的意見決定下來時，這就是命令，是需要眾人一心去做的事情，任何懷疑和質疑此時都要放棄，去認真地做一個執行者。這樣的組織不一定每次的行動都會完美，但一定每次都有結果可以收獲。當大家都聰明地以我為中心時，組織的行動是停滯的，因為他們一直在討論以尋求一個大家都認可的，完美的方案。這樣的完美是以漫長的時間為代價的，所以是沒有價值的。作為卓越組織的一員，也許應該是這樣的人，“象智者一樣思考，象機器一樣行動。”

3、競爭與危機的影響。一個沒有競爭機制的組織，終究會慢下來。對外有競爭力的銀行，對內，一定也有一套競爭機制。一個高效的機制，通常會產生優勝劣汰。對被淘汰的個體而言，可能是公平的，可能是不公平的。比如爭論已久的末位淘汰制。爭論的焦點多在個體的公平與否。討論這樣的機制對個體的公允度，是一個不經濟的行為，這是一個不會造就生產力的“偽問題”。但無疑的是，這樣引入內部競爭機制的企業，對外也應該是強壯的，是更有競爭意識的企業。企業有理想，要把理想傳遞給員工；企業有競爭，也同樣要把競爭傳遞給員工。人性化是多數企業希望做到的一個方面，表面看來，也是會和競爭、淘汰等字眼相沖突的一個詞。但是，當我們把一個人的利益融合到集體的利益中時，一個個體的人性化重要，還是一群人的人性化更重要呢？

人性的心理學范文4

【關鍵詞】認知語言學 心理真實性 心理學

認知語言學研究方興未艾，不僅僅是因為該研究范式具有無可比擬的心理真實性，對語言現象解釋的自然性，而且它還具有深厚的哲學、心理學、語言學和神經認知科學理論基礎，是理論沃土孕育的嬌艷奇葩。認知語言學心理真實性的根源主要在于其穩固的心理學基礎，特別是認知心理學，下面就從四個主要方面試論認知語言學的心理學基礎。

一 維果茨基的語言思維交叉觀

認知心理學興起于20 世紀50 年代。認知心理學的興起一是因為信息論、控制論和系統論的出現推動了以信息加工為理論礎的思維研究；二是因為喬姆斯基（Chomsky）的心智主義（mentalism）在激烈的論戰中戰勝了斯金納（Skinner）的刺激——反應模式的語言習得機制。

另一方面，認知心理學的興起也得益于此前兩位著名的兒童心理學專家Vygotsky 和Piaget。Vygotsky 的“社會歷史文化”理論和Piaget 的“相互作用”理論（Interactionism）為認知心理學的興起和現代認知心理學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Vygotsky 指出“思維的發展不是從個體到社會，而是從社會到個人體”（Solso，2004：391）。

Vygotsky 最早提出了外部動作“內在化”（internalized）為內部心理功能的觀點。他指出：內在化是一個外部動作轉換成內部心理功能的過程。人的意識由內在化的社會和人際關系組成。兒童傾向于用別人對待他們的行為方式去對待別人。他們以成年人為榜樣，逐漸發展自己獨立完成某種任務的能力。

他通過觀察兒童對物體進行的分類，發現兒童概念發展經過三個階段：（1）主題概念形成階段，例如，年齡很小的兒童會把貓和椅子分成一類，因為貓經常坐在椅子上；因為它們之間存在著重要的主題（thematic）關系；（2）鏈條概念形成階段，例如，6 歲以下的兒童對積木進行分類時，如果首先是三角形的積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接下來仍然選擇三角形積木；（3）類似于成人概念的抽象概念形成階段。

關于兒童語言發展的理論是Vygotsky 思維發展心理學的重要方面。Vygotsky 認為兒童思維的發展在語言發展中最為明顯。他寫道：“語言是兒童聽到的外在言語和他用以思維的內在言語的連接體（merger）”（轉引自Solso，2004：392）。因此，語言和思維是同一現象的兩個實體。他認為：思維和言語具有不同的基本根源，其發展速度因人而異。思維和言語的發展曲線可能會“交叉再交叉”，但總是不同向。思維之源是兒童的生理發展，而語言之源則是他的社會環境。雖然語言和思維具有不同的根源，但是一旦兒童意識到每一個物體都有一個名稱時，語言和思維就會交錯。兒童意識到物體名稱之后，他們的思維和語言就不可分了。因此，語言的內在化使思維用內在言語表達。

二 皮亞杰的認知進化適應論

瑞士心理學家Piaget 是兒童心理學（認知發生論）領域的另一位巨擘。他認為智力和其他生理功能一樣，都是進化適應（evolutionary adaptation）的產物，生理和進化是最好的智力詮釋視角。所以，他提出了內外因相互作用的“相互作用”理論，指出兒童的智力發展取決于生理和環境兩種因素。

下面討論Piaget兒童智力發展的基本原則和認知發展的四個階段。

根據Piaget 的觀點，兒童的智力發展中存在著適應和組織（adaptation and organization）兩個主要原則。適應是由同化（assimilation）和調節（accommodation）組成的一個雙分叉過程。什么是適應？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用嘴巴、牙齒、胃和

胃液來攝入蘋果并把它變成能被身體利用的形式，這就是適應。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的身體已經同化了一個外部物體并把它轉化成了人類的生理材料。Piaget 相信這種現象同樣適用于大腦運動。根據Piaget 的觀點，大腦有復雜而又綜合的結構或組織，這種組織的最簡短層面是圖式（schema），即可以施行于某一個物體的動作的大腦表征。例如，新生嬰兒的吸吮、抓握和注視都是圖式，是他們通過動作逐漸了解世界的方式。隨著大腦的發展，這些圖式不斷地綜合并按照順序并列存在，以至于最后發展成為成人的大腦。

Piaget 把兒童的認知發展分成四個階段：（1）感覺肌動階段（從出生到2 歲）；（2）預操作階段（2～7 歲）；（3）具體操作階段（7～11 歲）；（4）形式操作階段（青春期和成年期）。感覺肌動階段是由幾個分階段構成，分階段包括由簡單圖式發展而來的最復雜圖式。首先為反射（reflex）階段，新生兒的反應是天生的、無意識的，然后逐漸發展為有意識控制階段，簡單圖式發展為二級圖式（secondary Schema）；預操作階段，幼兒的行為從依賴動作轉移到利用動作的大腦表征（思維）；具體操作階段，兒童在智力發展的三個重要領域取得了進步：守恒（conservation）、分類（classification）、順序性和傳送性（Seriation and transitivity），但仍受制于現實的具體場景；到了形式操作階段，兒童（青春期）已經能夠突破具體場景的限制，可以把假設或更加抽象場景中的物體對等起來。Piaget 認為，形式操作階段標志著智力發展的結束。

三 聯通主義

1967 年，Neisser 出版了第一部以《認知心理學》命名的專著，標志著認知心理學的誕生。當代認知心理學有兩大研究范式：一是符號操作系統，又稱串行處理模式（Serial Processing model），二是聯通主義（Connectionism），又稱并行分布處理模型（Parallel Distribution Processing Model）。符號操作系統范式的代表人物為Newell 和Simon 等人，他們把人的智能比喻成計算機，通過編寫計算機程序來模擬人類心智活動，在心理學和人工智能之間搭起了橋梁，促進了人工智能的發展。然而，其“一組過程每次只發生一個”的理論觀點，自80 年代末以來受到了聯通主義的有力挑戰。

聯通主義的核心概念是“并行分布處理”模型，簡稱PDP模型。1986 年，Rumelhart & McClelland 和PDP 研究小組出版了兩本關于“并行分布處理”的專著：《并行分布處理：認知微觀結構探索基礎》（卷1）和《并行分布處理：心理和生理模型》（卷

2），標志著人工神經網絡在認知心理學領域的再次興起。他們認為，大腦并不是把記憶儲存在任何一個神經元或具體的神經元集合，而是儲存在大腦分散的神經元整體。如果兩個神經元同時激活，它們之間的聯結（bond）就加強了，反之就削弱了；因此記憶儲存在整個系統的網絡模型中而不是某一個具體的分系統。

概括地講，聯通主義模型主要具有內在并行性、分布式處理、容錯性和自適應性等四個特點。它實質上是由簡單的單元相互聯結組成的神經網絡，原則上可以處理任何信息。換言之，并行分布處理（PDP）模型認為信息是用一種類似于神經網絡的方式來處理的。神經網絡意味著神經單元對信息的處理是在不同的區域同時發生的，單元之間存在著加強或削弱的簡單連接。梁宇建說：“有關無意識自動加工和處理信息的認知活動，則更適宜用聯通主義理論來加以解釋，比如內隱知覺、內隱記憶和內隱學習等前沿性課題。”（梁寧建，2003：25）。除了認知心理學領域的優勢外，聯通主義對心理語言學的詞匯提取模型和認知語言學的一詞多義現象等都有重要的影響。

四 認知模式識別理論：格式塔理論、典型視角和原型匹配認識我們熟悉的事物，是人類令人稱奇的能力。這種能力在認知心理學上被稱為模式識別（pattern recognition），是認知心理學的核心問題之一。模式是指若干元素按一定的關系集合而成的某種刺激結構，如物體、圖像、聲音等都可以是模式。無論是簡單模式還是復雜模式，一個模式總是不同于其他模式。模式識別是指“把人輸入刺激（模型）的信息與長時記憶中的信息進行匹

配，并辨認出該刺激屬于什么范疇的過程”（梁寧建，2003：65）。模式識別是人的基本認知能力，但同時又依賴于人的經驗。模式識別過程包括分析、比較和決策三個階段。

下面，我們將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著重探討和認知語言學關系密切的三種模式識別理論：格式塔理論（Gestalt theory）、典型視角（canonic perspective）和原型匹配（prototype matching）。

1．格式塔理論

格式塔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K?hler，1947）研究了人們如何對視覺刺激進行組織和分類的。早期的格式塔心理學家認為，模式結構涉及這樣一個事實：所有的刺激信號共同產生的印象遠遠大于所有感覺信號之和。視覺模式的感知是根據接近原則（proximity principle）、相似原則（similarity principle）和自然結構（spontaneous organization）來組織的。K?hler 一個引人注目的假設是：一個模式的自然結構是刺激本身的自然功能，它和這個物體過去的經驗有很少的聯系。然而，許多實驗研究報告都

證明模型的“自然結構”和人類主體的感知歷史直接相聯系。

格式塔理論（完形理論）對認知語言學中的概念結構和圖式的形成與理解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2．典型視角

如果說格式塔心理學是關于簡單刺激和完形特征的研究的話，那么近年來認知心理學家已經轉移到和復雜模式識別有關的“內在”結構和過程的研究。典型視角（canonic perspective）就是一例。所謂典型視角，就是指最佳呈現一個物體的視野（views）或者是當你回憶一個物體時首先出現在你腦海中的圖像（images）（Solso，2004：114）。

例如，關于一個茶杯和茶杯碟畫面的典型視角很可能是正側面，但絕不可能是空中的鳥瞰視角，如果是這樣的話，你看到的只是大小不一的兩個圓而非茶杯茶碟。認知心理學家認為，典型表征是通過體驗一個范疇的很像的成員（like members）而形成的，盡管也有人認為很像的成員（榜樣）只代表一種理想化的形式，它只是人們集合潛意識的一部分。

典型視角具有一般性。認知心理學家對這種一般性的解釋是：通過和物體接觸的一般經驗，我們形成了關于一個物體最佳呈現和揭示最大量信息兩種視野的永久記憶。因此，典型視角研究不僅能告訴我們關于形式感知的真理性認識，也能告訴我們很多關于人類信息處理、原型形成、思維的經濟性、交際的有效性、認知語言學的原型和識解等方面的真知灼見。

Palmer， Rosch & Chase （1981）關于馬和其他物體的名稱確認試驗結果顯示，典型視角的物體被確認最快，越典型反應時間越短，非典型物體反應時間長。這樣通過對世界的無數次印象，我們形成了關于某一類物體的大腦圖像，而關于這種物體的典型（epitome）就貯存在記憶之中。

3．原型匹配

原型匹配（prototype matching）是針對模板匹配（template matching）的不足而提出的模式識別理論。原型“不僅是刺激集合的抽象，也是這一模式的典型（epitome）或‘最好’的表征”（Solso 2004：5）。原型并不代表任何特殊的、具體的事物，它反映的是某一類事物所具有的基本共同特征。關于原型識別的證據，我們身邊到處都是。

例如，人的臉龐有各種各樣的形狀、膚色和五官特征，但其原型是人頸上的帶有五官的扁平器官。原型匹配理論認為，所有的外部刺激都是以原型的方式儲存在長時記憶中，任何一個具體事物都是按照原型及其系列變式儲存在人腦之中。因為原型是一種抽象化的內部表征，所以它并不要求外部刺激與原型嚴格匹配，只要能近似匹配即可。因此，某一范疇中的“好”成員和變異都能夠被識別，納入同一范疇。和模板識別相比，原型識別既減輕了記憶負擔，又使模式識別變得更加靈活。

根據實證研究的結果，目前出現了兩種解釋原型的理論模型：集中趨勢模型（central－tendency model）和特征頻率模型（attribute－frequency model）。集中趨勢模型認為原型就是一個表征榜樣（exemplar）集合的平均值的概念。因此，原型可以理解記憶中的抽象事物，因為它代表著某一范疇的集中（量）趨勢。特征頻率模型認為原型代表一種特征方式或最經常經歷的特征的組合。Solso & McCrthy（1981b）的試驗研究支持這一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原型是一個模式集合“最佳例子”的（best example）的同義詞。最經常經歷的特征是構成原型的材料，貯藏在記憶里，而這些材料每次的組合方式都是不同的，所以有不同的原型。

認知心理學中的原型匹配理論對經典范疇理論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基于范疇觀的變化，它對語言學中的意義、所指、詞性的分類以及句法結構的分類研究都有深刻的揭示意義。

注 釋

①模板匹配也是一種模式識別理論，它的基本觀點是刺激信號要與腦中的模板進行最佳匹配，這種匹配要求二者具有最大程度相似的重疊，方可識別事物。其明顯特點是事物稍有變化就無法做到和模板最大相似程度的重疊，可能無法識別事物；此外長時記憶中儲存的無數模板既會給記憶帶來沉重的負擔，也使人們識別事物缺少靈活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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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心理學范文5

[關鍵詞]辛伐他汀;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心室重構;心功能

[中圖分類號]R541.6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6-1959(2009)12-0053-02

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CHF)是各種心臟疾病發展至晚期或終末期的表現。所以,對各種心臟疾病進行早期有效地干預,防止病變的進展,就有可能減少人群中CHF的發病率。他汀類藥物可抑制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神經內分泌的激活,從而逆轉心室重構、改善患者的心功能和遠期預后。本研究以舒張末期容積指數(EDVI)和收縮末期容積指數(ESVI)、左心室射血分數(LVEF)為指標,探討他汀類藥物對CHF心室重構及心功能的影響及可能機制。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所有病例為2008年5月～2009年5月期間我院心內科住院病人,根據參照1971年Framingham心衰診斷標準(見表1)和2005年美國心臟病學會(ACC)及美國心臟學會(AHA)關于《成人慢性收縮性心力衰竭治療指南》,選擇CHF患者126例,其中冠心病58例、高心病48例、擴心病20例。男78例,女48例,年齡30～75歲。所有患者采用隨機數字表隨機分為治療組(64例),對照組(62例)。兩組性別、年齡、心功能、肝功能、腎功能等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排除風濕性心臟病、先天性心臟病、其他特異性心肌病、地方性心肌病、嚴重肝腎功能不全的患者。

同時具有兩項主要條件或一項主要條件及兩項次要條件即可診斷為心力衰竭。

1.2 方法:所有患者人選前均未使用任何他汀類藥物,對照組給以利尿劑、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硝酸酯類藥物、阿司匹林及倍他樂克,合并有心律失常的給予抗心律失常藥物治療,治療組在此基礎上加用氟伐他汀20mg/d,每晚口服。當肝轉氨酶(ALT、AST)超過正常上限的3倍和/或CK高于正常上限的5倍,停用阿托伐他汀,此標準為剔除條件。治療前及用藥6個月后分別檢測肝功能、腎功能、CK及超聲心動圖、6min步行距離及NYHA心功能分級評估。心功能療效判定標準(按NYHA分級方法)如下:顯效:心衰基本控制或心功能提高2級以上者;有效:心功能提高1級,但不及2級者;無效:心功能提高不足1級者;惡化:心功能惡化1級或1級以上。

1.3 統計學處理: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計量數據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P

2 結果

2.1 治療前后NYHA心功能分級變化,見表2。

結果顯示治療組在改善心功能分級療效方面有效率高于對照組,但經Radit檢驗無統計學意義(P>0.05)。

2.2 治療前后6min步行距離的比較,見表3。

兩組治療后6min步行距離均較治療前有所改善,統計學有顯著性差異(P

2.3 治療前后超聲心動圖變化的比較,見表4。

兩組治療后超聲心動圖各項指標均較治療前有所改善,除LVESV外統計學均有顯著性差異(P

3 討論

冠心病、高血壓性心臟病、擴張性心肌病、心肌炎所致的心力衰竭患者,其血漿中的TNF-α、IL-6水平升高,并且隨著心功能不全的加重而逐漸增高。TNF-α與CHF典型病理過程如心室功能不全、肺水腫、左室重塑、心肌纖維化和瘢痕形成等密切相關;IL-6可通過影響細胞內鈣平衡和(或)誘發一氧化碳產生而導致心肌收縮力降低。20世紀90年代以后,人們逐步認識到心肌重塑引起的心肌結構和功能的改變是慢性心衰發生發展的機制,而神經激素一細胞因子系統的激活對心肌重塑起重要的觸發作用,心肌損傷的加重又進一步激活神經激素一細胞因子,形成惡性循環。因此,阻滯這一環節也是治療慢性心衰的關鍵。

人性的心理學范文6

關鍵詞 學生 主體性 再認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0引言

教育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實踐活動，其特殊性在于實踐的主體和客體都是人。教育這種特殊的社會實踐活動決定了其不同于一般的實踐活動。一般的實踐活動是人與自然發生的聯系，實踐的主體是人，客體是廣泛的自然。因而在教育活動中存在著“雙主體”，即傳統所提到的教師和學生，但是這種稱呼強調了教師的主體性，而將學生的主體性忽視，僅僅體現了教育活動的單向性，忽略了學生作為“人”在實踐中的主體性。雖然“學生”是作為實踐的客體出現在教師的面前，但其主體性的發揮卻可以影響到教育效率，因而不可輕易“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擺正教師及學生的地位在教育實踐活動中就顯得尤為重要，尤其是在新課程背景下，我們倡導“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構建整合的、開放式的新課堂。教育，具體到學校的課堂教學，則更應重視受教者的地位和作用，尊重學生的知識經驗、情感體驗，增進人文關懷，以便促進學習者的身心發展，實現真正的全面發展。

1“學生”提法的片面性

一直以來在教育活動中，我們都習以為常的將學習者稱作學生，在教學中倡導教師的主導性以及學生的主體性，認為教師是學習的主導，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學就是教師引導、指導學生來學習，有時或進入另一個極端：課堂上非常熱鬧的討論，形式上做到了教師引導學生學習，但是教學效率卻極其低下。這之中所體現的問題便是在認識高度上沒能弄清楚教師以及學生的位置問題。

傳統的教育觀認為，教師是絕對權威，特別是在“教師中心”、“教材中心”、“課堂中心”的課程下，表現更為強烈，教師掌握著絕對權威，學習者只能信守，不可越雷池半步。這種教育觀背后是主客二元對立的哲學觀，強調機械的牢固控制，學習者絲毫不存在半點自由，這種模式下的人才培養像是工廠中的機器生產，人才可以批量“生產”，效率可以得到保證，但是這種單一的教育模式對于培養多元化、多樣化發展的新型人才卻十分不利，因而逐漸受到人們的排斥。

@種傳統的教育觀把學生視作“受教育”的片面性在于，學生在教師手里是被動的接受教育，師云亦云的教育模式無視學習者豐富多彩的人生體驗，不顧學習者在接受教育之前早已遍覽的大千世界而另起爐灶，將其原本蘊含的豐富材料作為草芥一般置若罔聞，強行的將一定的階級或社會的要求灌輸與學習者，使學習者在囫圇吞棗的情況下，吸收著各種知識，忽視了學習者的接受力和相應的理解力。

而事實上，學習者和教師的關系是雙向互動的，且學生出現在教師面前并非是空著腦袋的，他們先前學習和掌握到的各種文化知識、社會經驗、情感體驗都是屬于學習者自己的寶貴資源，如果在教育中能夠很好的加以利用，便可以更有效率的完成這項培養人的事業，從而可以避免從零開始強化灌輸的艱難過程。

除此之外，學習者和教師的雙向互動還表現在學習者對教育著的反作用上。教育的過程并不是到學習者的接受完成就結束了，而是還要經歷一個學習者向教師反饋的過程。人是教育的結果，但人也可以實現對教育的改造。在學習者的反饋中，教師可以更好的了解學習者，兩者在相互的交往中充分認識到彼此的需要，理解和關懷著彼此，促進著雙方共同的發展。我國自古以來就有關于“教學相長”的論述，教的目的是為了不教，以學生原有的水平作為他們成長的基礎，學生的心智以及情感的發展不會直接地呈現在他們的臉上，教師應當通過交往、評價、檢測等手段來充分的認識學生、了解學生，同時也自然提升了自己的認識水平和研究高度，這樣，教師因為學生的發展而發展，又會反過來進一步影響學生，推動學生更高層次的發展，形成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實現教師、教師以及學生、學習者的自由。

2對學生的主體性的再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