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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文學論文范文1

針對外國文學課程所具有的人文性特點及教學內容時間跨度大、涉及范圍廣、名家名作多的特點，在課堂教學設計中，應由以往“教材—教師—課堂”為核心的封閉型教學向“導學—研讀—討論—延展”四環互動型課堂教學模式轉變，注重教學內容的應用性，培養學生的專業素養和學習能力。同時，在課堂教學各個環節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豐富教學手段，從而提高教學的有效性，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促使學生在主動參與、互動學習中取得進步，提高學習效率。具體教學程序設計如下：

（一）導學環節

教師對教學內容進行整體精選和優化，切實突出教學內容的重點、難點。教師要精心設計“導學指南”，讓學生課前搜集整理學習資料，梳理文學背景、作家生平等，學生通過消化教材或查閱資料來完成學習任務，與教師互動參與學習過程。課上先由教師對新課內容進行概述，然后由學生根據教師上一節課布置的“導學指南”，將自己從圖書館或網絡搜索到的預習資料與同學分享，依次自由發言。教師一邊引導，一邊在黑板上記下一些主要觀點，最后教師和學生一起歸納總結。比如，講授莎士比亞的生平與創作，可以提前布置學生課前搜集一些有關莎士比亞生平及其作品相關的資料，特別提醒學生關注學術界有關莎士比亞著作權爭論的內容，激發學生對莎士比亞創作背景的研究興趣，也有助于學生對其作品的深入探究。再如，講授高爾基的《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人生三部曲，教師要布置學生在課前搜集高爾基生平的相關資料，在課上進行交流補充，了解他成長歷程中的辛酸經歷，從而深刻體會作品的自傳性特點。

（二）研讀環節

教師引導學生聯系作家、作品的時代背景，深入分析經典作品的經典片段，學生通過與文本之間的互動，提煉自己的閱讀感悟。在導學環節的基礎上，教師引導學生分析作品文本，可以運用多媒體手段，展示作品文本經典片段，結合學生課前對作品的整體閱讀感悟，應注重對人物性格、人物心理、作者的敘事手法、創作傾向等方面的分析，啟發學生品味、欣賞。在品讀文本的基礎上，教師還可以利用多媒體設備播放由作品改編的影視片段，更加形象地展現人物的性格，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當然，“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于同一部作品，由于學生的生活經驗和鑒賞能力各不相同，他們的閱讀感悟也千差萬別，教師要善于引導學生多角度地去品讀人物和情節，鼓勵學生提出自己獨特的、真實的閱讀感悟。例如，引導學生閱讀莎士比亞經典劇本《羅密歐與朱麗葉》時，可以選取男女主人公“陽臺對白”及“墓室傾訴”兩個片段的劇本文本，用多媒體課件進行展示，為了配合分析，還可以放映相關的電影片段。讓學生細細品味莎士比亞劇本中的語言特色，通過文本分析，讓學生感悟劇中人物的性格及心理，并進一步引導學生理解、把握莎士比亞早期戲劇創作的特色。再如，在研讀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說《呼嘯山莊》時，教師可以播放作品改編電影的開頭片段，形象地再現小說扣人心弦的開端，從而使學生體會到該小說“倒敘與插敘相結合”及“旁觀者敘述”的獨特敘事手法的妙處。

（三）討論環節

在引導學生研讀作品的基礎上，采取大課討論與分組討論相結合的方式，讓學生充分發表自己的觀點。教師布置一些有針對性的問題和學生感興趣的問題進行討論，在討論的基礎上教師給以點評，形成“師生互動”；此外，學生在課堂上分小組交流閱讀體會，促進同學之間的“生生互動”，學生在互動學習中取得進步。課堂討論環節的有效實施，是解決學生思維僵化、教師教學模式單一的有效途徑，可以充分發展學生個性，讓學生在自由的討論中，大膽發言、大膽質疑，從而突破教材及傳統觀點的束縛，嘗試從不同的視角來解析作品，深化對作品內容的理解。當然，討論環節不能流于形式，師生都要做好充分的準備，教師要認真選擇論題，周密安排討論環節，要做到突出重點，有的放矢。教師最好在課前就告知學生有關的閱讀要求和討論話題，給學生充分的準備時間。在課上，還要注意結合學生在研讀環節的表現，隨機應變地調整討論內容。在討論中，教師還可以引導學生運用文藝理論課程所學的相關理論解讀作品，各抒己見，使學生的創造力得以發揮，理論指導實踐的能力也得到提高。在學生閱讀文本的基礎上，引導學生之間進行討論，這樣可以擺脫統一認識與標準化評價的束縛，讓每位學生都能獲得思考的樂趣，在學習過程中能充分享受平等與自由的愉悅氛圍。討論結束后，各小組派一名代表發言，總結本小組的討論成果，在全班進行交流。最后，在學生討論交流觀點的基礎上，由教師去粗取精，總結提高。例如學習列夫•托爾斯泰的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時，教師可以先擺出學術界對安娜丈夫卡列寧這一“官僚機器”全面否定的評價，再引導學生通過自己的閱讀，找出作品中描寫這個人物值得同情一面的片段，引導學生注意避免單一化地評價人物，學會對人物進行全面的認識和評價，也能讓學生收獲到自己的研究樂趣。

（四）延展環節

圍繞課堂所學內容進行拓展延伸，推介相關作品和學習資料，讓學生課后進一步研讀和學習，并通過網絡等媒介繼續與教師互動，將課堂學習內容延伸到課后。教師根據學生在研讀與討論環節的表現情況，因勢利導，激發興趣，調動學生的聯想和思考，引導學生結合課上所學的外國文學作品，通過拓展延伸閱讀，加強對作品的意義和價值的認識和理解。在這一教學環節中，教師要立足于課上的作品分析，圍繞主題、作家和作品，推介相關主題的作品供學生課后閱讀，提高課外閱讀的感知能力，同時，也讓學生借助課后延伸的閱讀，加強對課內知識的感知。另外，我們在教學中還要強化學生比較分析能力及發散思維能力的培養，引導學生善于將中外文學作品進行多角度的比較，以探究中外作品中人物形象所反映的人性共同點與差異性，加強對外國文學作品主題與人物形象的理解。例如，為加強學生對《羅密歐與朱麗葉》主題的理解，感悟男女主人公為追求愛情婚姻自由而表現出的抗爭意識，可以引導學生聯系相似主題的中外文學作品，作專項比較閱讀，如《紅樓夢》中的寶黛愛情悲劇、《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與焦仲卿的愛情悲劇等。在學習巴爾扎克的小說《歐也妮•葛朗臺》時，可以將老葛朗臺這一吝嗇鬼形象與“世界四大吝嗇鬼”中其他三個人物的吝嗇性格特點作比較（《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慳吝人》中的阿巴貢、《死魂靈》中的潑留希金），同時還可以引導學生進一步拓展，將中外吝嗇鬼形象作比較。如將老葛朗臺與中國清代小說《儒林外史》中的嚴監生這一吝嗇鬼形象作比較。此外，還可以在課后組織學生將感興趣的文學作品進行改編，組織課堂劇表演或朗誦詩會，有意識地培育學生的文學素養，培養學生文學的審美情感，使學生接受獨特的情趣熏陶，提高其人文素質。

二、結語

外國文學論文范文2

一、本科生《外國文學》教學過程概覽

《外國文學》課程在中文系本科教學過程中，通常著重于文學系統的架構，即文學編年與地域框架結構的建立。這種教學方式有助于學生建立牢固的知識體系與概念。在搭建好系統框架后，相關外國文學課程教材往往對文學史上某些著名作家及其重要文本給予概念化的闡釋，讓學生可以不通過閱讀原文文本就掌握某一具體作品的大致內容、中心思想、文學表現方式等等特點。對于教師來說，這是一種簡單高效的授課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證學時與教學質量。另一方面，若是讓學生單純閱讀原文本以求保證第一手感知，這也不太現實。首先，文學史上著名作家作品通常都具有相當的厚度———思想的厚度與書本的厚度。這種厚度對于二十歲出頭的本科學生來說，可能會帶來理解與把握的難度，學生很可能并不能真正理解所讀作品的概貌。其次，《外國文學》作為中文系學生的專業課，每次授課基本都會“日行八萬里”，即一次授課可能同時介紹幾個國家的眾多作家作品，要求學生在短時間內閱讀眾多名家名作就像要求學生要一下子吃個胖子，帶來的效果只會適得其反，很可能會引起消化不良甚至拉肚子，不僅搞混了作家作品不說，最重要是破壞和模糊了學生對于文本的感知。并且，學生也不可能在短短的周間閱讀眾多文本。

二、席勒四維存在論指導《外國文學》教學的可行性分析

鑒于《外國文學》教學的客觀實際，是否可以運用席勒的四維層次論來指導本科教學以求兩全呢?從感性存在來看，《外國文學》作為中文系本科學生必修專業課，其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的，學生們必然能夠意識到，若是沒有外國文學這門專業課，中文系也就不成其為完整的中文系，中文專業學科的特質就不能得以體現。因此，《外國文學》這門課程從中文系學生的出發點來看，其自然性質能夠得到學生天然的理解。從邏輯性質來看，《外國文學》課程能夠使學生得到一種對于外國文學概貌的認識，大部分的外國文學教材都是從編年、國別的角度進行文學史的梳理，只要瀏覽教材目錄，便能夠得出對于外國文學課程授課內容的鮮明認識。這個層次在課程教學中也不難達到。從道德性質來看，《外國文學》課程通過介紹作家作品，能夠很好地建立學生對于善的追求。首先，能夠經受住幾百乃至上千年時間檢驗的文學作品，其本身就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這種力量與魅力超出了文字本身，更像是上升到人性的高度對后來人施以永恒的影響。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感動人的通常是里面的人物所代表的精神品質，這種品質常常作為人性最光輝的代表支撐與影響人類精神并代代相傳。其次，就算是拾人牙慧式的內容介紹，其中也必然摻雜了編者的價值取向，能夠作為文本編入教材的作品，更加突出了其教育意義。從審美性質來看，《外國文學》最需要改進之處就是教師教授文學史框架與學生的一手文本閱讀之間的關系。文學作品的文字本身就自有其美感，這種美感看似微不足道，并且文學感受一閃即過，比人物精神更加難被覺察。那么，文字本身的美感到底有何意義呢?學生如果能夠超越人物精神所帶來的價值影響，而關注其審美意義，這是一種更高程度的審美無目的性的自由。這種自由兼具真、善、美，也更難達到。如果教師能夠在保證建立文學史框架的前提下，減少文本的概括性介紹，而大量引入原文文本，讓學生在原文閱讀中感受字里行間流動的美感，或許不失為一種兩全其美的方法。當然，這種教學方式對教師的文本閱讀量、文學感受力、對學生接受能力的把握是有較高要求的，但這并非不能達到，需要教師更多時間的積累和沉淀。把席勒的四維存在觀運用于本科《外國文學》課程的教育教學中，通過課程教學中層層性質的滿足，通過教師在教學設置中環環相扣的安排與引導，能夠期望于培養學生的審美無目的性，以獲得更大的自由。

作者：王筱瑩 單位：西華大學

外國文學論文范文3

外國文學作品是外國語言的升華，是其語言發展過程的重要證明。加之文學又具有形象性特征，它是整個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的總和。任何國家的發展和環境都可以在文學作品中找到。文學作品的表現豐富多樣，對培養學生的文學涵養意義重大。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有現實的影子，了解和學習它，不僅能夠陶冶情操，還能夠更深入地了解社會。對外語專業學生來說，通過自己感興趣的外國文學，在正常外語學習的過程中，去了解和感受文學的魅力，通過不斷的積累，達到提升文學涵養的目的。文學涵養的提升可以表現在對文學作品的理解上，同時外語專業學生文學涵養的提升，又會反過來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外國文學作品，二者之間是相輔相成，互為基礎的關系。

二、外國文學作品中對“真、善、美”的追求

文學承載了豐富的文化、藝術元素，代表著一個民族的精神內涵和思想結晶。它從某種程度上傳播著一個國家、社會和民族的文化，“真、善、美”是各類外國文學中提高文學內涵不變的追求。

(一)追求“真”

文學所追求的“真”，既有客觀的“真”，指作家要多以現實生活為本，在客觀生活的基礎上進行文學創作，對客觀環境和客觀人物的境遇進行真實描述。同時也指內在的“真”，即指作品中的人物內心的絕對真實。無論是作品的主題，還是作品中有正面效益的主人公，都表現出作者對本真的追求。文學作品追求“真”，不去刻意掩蓋黑暗或反派，不管其中所追求的是否為現實世界中的真實，只要與作品內在的邏輯相符合即可。

(二)追求“善”

無論是哪一部文學作品，都存在對“善”的描寫和歌頌。在一些作品中即使寫入“惡”，也是以“惡”來反襯“善”。比如《巴黎圣母院》中的副教主，作者以他的惡來襯托敲鐘人的善。但是不是在所有作品中都是善惡并存的?在有的作品中只表現出一個主題，就是“善”。比如沈從文的《邊城》就沒有一個惡人，盡管最后沒有一個好的結局，但小說卻把“善”這一主題發揮到了極致。

(三)追求“美”

文學作品中對“美”的追求不僅僅體現在形式上，也體現在本質上。從文學作品的形式看，不論是整體的還是散落的，各種各樣地、各層次地對美進行追求。從文學作品的本質方面來看，即在文學作品的主題上追求“美”，不論是悲或喜，都能體現出其主題的美。比如《哈姆雷特》，它的主題是悲壯的美。

三、外國文學作品對外語專業學生文學涵養的提升方式

(一)對學生個性涵養的培養

在借助外國文學作品對外語專業學生進行文學涵養的培養時，首先要注意對學生個性的培養，使學生有充分的表現余地。其次，要積極發展學生的思考能力，不能過于死板，要鼓勵多元化、開放化的閱讀。再次，引導學生從作品的意境出發，發散思維，結合自身的體會去了解作品。另外，要根據學生的個性和喜好，推薦適合的外國文學作品，這樣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學習中，除了要學習作品的表現內容外，還要對羅密歐和朱麗葉當時的社會制度進行講解，只有了解了故事的整個社會背景，才能對人物的性格做出正確的把握，并提高學生的理解能力。在這個學習過程中，鼓勵學生去深入理解，根據自己的觀點積極探討，不求答案統一。

(二)對學生想象力和創造力的培養

想象力和創造力都是文學涵養培養的重要內容，外國文學作品的學習可以很好地培養外語專業學生的想象力和思考力。特別是一些詩歌作品，語言精練，跳躍性大，可以更好地發揮學生的想象力。在幫助學生對文學作品的學習過程中，讓學生通過想象和思考，去感受作品的意境，通過對文學作品的學習，可以想象出作者所表達的人物形象和畫面。例如在學習《吝嗇鬼》時，就可以充分發揮學生的想象能力，不同的學生根據自身的不同感受，在腦海中描繪出一個活生生的葛朗臺的形象。根據自身想象，把文章中作者要表達的內容和意境轉化成為活生生的畫面。這對文學涵養的提升，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引導學生進入到文學作品的意境中去

好的外國文學作品可以豐富外語專業學生的情感，陶冶他們的情操，在學習過程中，一定要積極引導學生進入到文學作品的意境當中去，去感受主人公的喜怒哀樂，去發現生活中的真善美。外語專業學生文學涵養的提升是一個積累的過程，外國文學作品正是這個過程中用于提取的初始能量。在學習過程中，學生有必要掌握一定的文學知識，如人物刻畫、描寫方法等基本文學手法，可以更好地去理解作品，培養文學涵養。

四、培養前景展望

要想熟練掌握一種語言的精髓，除了要掌握其外在的工具性外，還要注重對其思想和人文性的感知，這包含了語言學習者對文學和文化的修為和體味深度。雖然，外語專業的學習必須要先掌握好語言。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及參與國際交流的日益頻繁，在對外交流過程中僅僅依靠熟練運用語音、語句、句型、語調進行表達是遠遠不夠的。把文學作品中表現的思想，積極與當下的環境和熱點事件結合，就成了勢在必行的事情。例如通過對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學習，要感受這個命運悲劇，就要結合當下社會中的悲劇進行分析，這樣的方法，不僅能使學生對外國文學作品的學習更加主動，而且對作品要表達的內容可以更好地去理解。隨著我國教育體制的不斷改革，對學生的素質教育培養變得越來越重要。尤其是對外語專業學生來說，如何培養文學涵養一直是我們關心的課題。筆者相信，在我們的不斷努力下，我國在通過外國文學作品對外語專業學生文學涵養的提升道路上，一定會取得更大的進步。

五、結語

外國文學論文范文4

英文名稱：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主管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主辦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16開

國際刊號：1001-6368

國內刊號：11-1068/I

郵發代號：82-325

發行范圍：

創刊時間：1987

期刊收錄：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榮譽：

聯系方式

外國文學論文范文5

奧地利學派奠基人

在經濟思想史上，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與杰文斯（Jevons）1871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瓦爾拉（Walras）1874年發表的《純政治經濟學要義》，都被認為是“邊際主義革命”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多數情況下，思想史學家所強調的，是門格爾著作中與杰文斯和瓦爾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來，特別是W·賈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學術界的注意力開始轉向門格爾思想中與他同代人不同之處。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爾（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則將門格爾及早期奧地利經濟學家的獨特思想與19世紀后期奧地利更為廣闊的思潮和哲學思想聯系起來了。

門格爾著作的鋒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著力于重建經濟科學的基礎，即在保留經濟學抽象與理論特色的同時，對價值與價格提出一種與古典派學說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經濟學家們認為，價值受以往資源成本的支配；門格爾則認為，價值是對今后滿足消費者需要的實用性的判斷。門格爾的著作雖是奉獻給德國和奧地利說德語的學術界的，但它在方法、風格乃至本質上，都與當時德國各大學的研究大相徑庭。后者的研究雖也尖銳批評古典經濟學，但它抨擊的是其理論特征，其主張主要是歷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門格爾著作發表時，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為首的新歷史學派正開始取代以羅雪爾（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爾德布蘭德（Hildebrand）為首的舊歷史學派。年方31歲的奧地利公務員門格爾顯得小心翼翼，盡量不與德國經濟學界沖撞。事實上，他以“恭敬之心”將《原理》一書題獻給羅雪爾，并“作為一個奧地利伙伴的友好問候以及作為對德國慷慨恩賜我們奧地利人以科學啟迪的菲薄報答……”（門格爾，1871年，前言）。門格爾顯然希望人們會認為他的理論創新證實了德國學者從歷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獻出一種新的經濟學以取代備受懷疑的英國正統古典學說。

但門格爾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國經濟學家對他的著作不屑一顧。即便一些德語學術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筆帶過。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門格爾完全是孤立的；當時不存在什么奧地利“學派”。19世紀80年代，當龐巴維克和維塞爾熱情洋溢的著作開始問世時，這一新學說雖被冠以“奧地利學派”的稱號，但與其說是一種尊稱，倒不如說是傲慢的德國經濟學家對它的蔑視（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頁）。在門格爾發表了有關方法論的著作（門格爾，1883年），向歷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戰后，奧、德學者間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在德國受到冷遇，這使他確信只有正面抨擊歷史學派才能拯救德國經濟學，他顯然是為此而撰寫此書的。此書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論之爭，通常（但不總是，參見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經濟史學家們認為是學術精力的可悲浪費。然而，這次惡言相交的學術論戰肯定有助于國際經濟學界注意到奧地利學派的存在，并把他們視為一伙赤誠的經濟學家，他們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奮的理論觀點，補充和加強了新生的邊際主義文獻，深刻地修正了當時仍占統治地位的古典價值理論。龐巴維克、維塞爾、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詳盡闡述或探討了門格爾在價值、成本與價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觀主義觀點。V·馬塔亞（V.Mataja）、格羅斯（Gross）、薩克斯（Sax）以及R·邁耶（R．Meyer）等人，則提供了有關純利潤理論及其在財政理論上應用的著作。維也納大學教授E·菲利波維奇（E.Philippovich）雖然較為贊賞德國學派的貢獻，但他廣為使用的教科書在講德語的學生中起到了傳播奧地利學派邊際效用理論的重要作用。

與杰文斯及瓦爾拉的研究方法一樣，早期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對價值和價格理論的貢獻，既強調邊際主義，又強調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別使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與其他早期邊際主義理論分道揚鑣。奧地利學派沒有試圖用數學方法表達他們的學說，因此，他們的邊際概念與杰文斯和瓦爾拉的多少有點差別。對后者和后來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家來說，一個變量的邊際價值是指“整個”變量的瞬間變化率。但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卻故意采用了離散變量（K·門格爾（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邊際效用概念及其遞減的觀念對奧地利學者來說并不是指心理滿足本身，而是這類滿足依次的邊際“評定”（麥克庫洛赫（McCulloch，1977年）。總之，正如E·施特賴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極力主張的，對奧地利學派來說，“邊際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詞（邊際的），而是后面的名詞（效用）。門格爾認為，他的理論顯示了主觀的“效用”考慮，在決定經濟價值時，起到了獨特的作用。價值并非如馬歇爾經濟學所說由主觀的（效用）和客觀的（有形成本）考慮“共同”決定的，而是由消費者行為（在既定的現有商品和（或）生產可能性的框架內起作用）“單獨”決定的。對于門格爾，尤其是對于維塞爾（他的名字常與這方面的觀點緊密聯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種為了獲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犧牲的預期效用。在其他邊際主義理論發展過程中，人們幾乎化了整整20年才認清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直接表明了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而門格爾至少能立即覺察這一本質。他的“訂貨率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論強調了生產要素部門的經濟特征和價值是如何完全地從消費者對消費品的評價中得出的，而訂貨率較高的商品最終將促使消費品的出現。龐巴維克的貢獻不僅闡發和傳播了門格爾的基本主觀價值論，最杰出的還是他的資本與利息的理論。在學術生涯早期，他發表了一部學術史上的巨著（龐巴維克，1884年），對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價值”或“正常利潤”）理論作了包羅萬象的評論。數年之后，他又發表了另一著作（龐巴維克，1889年），闡述了他自己的學說。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奧地利學派的聲望至少部分來自這些著作。我們下面將會看到，一些后來的和當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確信，龐巴維克的這些觀點構成了奧地利學派的不朽貢獻。另一些學者從門格爾反復受到的批評（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847頁注8）中得到提示，認為龐巴維克的資本與利息理論偏離了門格爾濫觴的奧地利學派傳統內核，甚至與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過．龐巴維克本人認為，他的資本與利息理論是基本主觀價值論無懈可擊的延伸。在消費者和生產者決策的分析中引進了時間因素后，龐巴維克發現有可能對利息現象作出解釋。由于生產要耗費時間，由于精于計算的人總是有序地選擇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質相同的）較晚的收益，因此耗費資本的生產過程（即便將競爭的銷蝕力量考慮在內）總是會將一部分現行產出讓與先期就對耗時與迂回的生產過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戰前，龐巴維克已是奧地利學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為他的著作，者把奧地利學派看成典型的資產階級分子和經濟學的思想敵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龐巴維克不僅提出自己的理論來解釋利息“剩余”，使資本家的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剝削性，而且還有力地和無情地駁斥了的剩余理論。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統地應用了奧地利學派的主觀價值論，對剝削理論基礎的勞動學說進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無情地和毫不妥協地詳細闡述了這一批判，剖析了那個斷言，即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資本論》第3卷與構成第1卷基礎的簡單勞動學說是一致的。和奧地利學派之間的這種緊張關系一直持續到1920—1940年的大戰間年代，當時，奧地利學派的第三、四代傳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還與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就中央計劃經濟中的經濟計算問題進行爭論。

1903年，門格爾從維也納大學的教授職位上退了下來，由維塞爾繼承。人們公正地稱：

“（維塞爾是）奧地利學派的中間人物：時間上處于中間，他所闡發的觀點處于中間，他的才力也處于中間。換句話說，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著最長的教學經歷……”（見施特賴斯勒，1986年）。

維塞爾是門格爾價值理論的早期和多產的闡述者。他有關經濟學的綜合性論著總結了他畢生的貢獻。（維塞爾：1914年）。該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贊譽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這篇論著看成是個人成就，不是奧地利學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戰前的10年里，龐巴維克的學術討論會（他當了幾年奧地利財政部長后重新投入學術生涯時開始主持的）才是奧地利學派著名的學術中心。參加這個討論會，此后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有約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維希·馮·密塞斯，這兩位在戰前就發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戰后的奧地利學派

第一次大戰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處境與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龐巴維克與世長辭。門格爾在退休后的長期隱居中，曾不時在校接待青年經濟學家的來訪，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雖然維塞爾一直從事教學工作，至1926年去世，但學術中心已轉向年輕一輩經濟學家。其中突出的有龐巴維克的學生密塞斯和維塞爾的學生及教授職位繼承人漢斯·邁耶（HansMayer)。密塞斯只是維也納大學（不領薪俸的）“特約”教師，從未真正取得過教授職位。他的學術影響主要在大學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戰前受教育）著名學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爾（RichardStrigl）、埃瓦爾德·沙梅斯（EwaldSchams）和萊奧·舍恩菲爾德（LeoSchonfeld）（以后還有伊利（Illy））。面對這些變化，奧地利學派傳統得到了發揚光大。新的著作發表了，一大批年輕學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許多人在以后的數十年中成為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弗里茨·馬克盧普（FritzMachlup）、奧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Morgenstern）和保羅·N·羅森斯坦-羅丹（PaulN．Rosenstein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個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奧地利學派在兩個相互交叉的團體里展開了熱烈的經濟學討論。一個在維也納大學以漢斯·邁耶為首，另一個聚集在密塞斯周圍，在他的商會辦公室舉行著名的“私人討論會”。密塞斯的討論會不僅吸引了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經濟學家，也吸引了諸如費利克斯·考夫曼（FelixKaufman）、艾爾弗雷德·舒茨（Alfred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Voegelin）等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就是在這一時期，維也納的學術熱情對英國經濟學家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Robbins）產生了決定性影響。這種接觸的極為重要的結果是羅賓斯1932年發表的一部影響深遠的著作（羅賓斯，1932年）。主要是通過這部著作，奧地利學派的好些基本觀點被匯入了20世紀英美經濟學的主流。1931年，羅賓斯邀請哈耶克去倫敦經濟學院講課，此后即受命主持該學院的圖克講座。

哈耶克來到倫敦促進了“奧地利學派”周期理論的發展，并使它受到人們的廣泛重視。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對該理論作過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404頁）。該理論認為，經濟周期的高漲階段是因利率過低引起暫時性資源錯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資源錯置的，是生產者預期一部分公眾愿意將消費推遲到與時間偏好的真實格局實際上相違背的程度，于是便發起新的生產過程。而繼后放棄難以維持的生產項目就構成了周期的下降階段。密塞斯強調，該理論來源于威克塞爾(Wicksell）和更早的英國貨幣學派。事實上，密塞斯很難為這一理論被貼上奧地利學派標簽提出申辯（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這個理論已經牢牢地貼上了奧地利標簽了。哈耶克熱情闡述并廣泛發展了這一理論（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還（通過這一理論）向英國公眾介紹了龐巴維克資本學說的遠見卓識，這無疑使這一發展完善的學說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記，并使經濟學界認識到該理論是奧地利學派的重要貢獻。鑒于所有這些發展，我們顯然必須認定：從許多方面講，30年代初期是奧地利學派對整個經濟學界影響最大的時期，然而，這種輝煌的業績卻是短暫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無裨益。這可能會幫助我們理解，同一個30年代初期，為什么和怎樣成為決定奧地利學派命運的幾乎是致命的轉折點。在短短數年中，除了作為經濟學派史上重要但已過去的一頁，獨樹一幟的奧地利學派學說竟從經濟學界銷聲匿跡了。雖然漢斯·邁耶在維也納大學擔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戰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邊的杰出青年經濟學家們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國大學。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內瓦，以后到了紐約。由于哈耶克去了倫敦，維也納再也不是生機勃勃繼承奧地利學派傳統的中心。而且，該學派中的許多學者確信，奧地利學派的主要觀點已被經濟學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論經濟學優勢地位的出現，以及歷史學派和反理論學派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失勢，無疑使奧地利學者相信他們已取得了最后勝利，因此沒有必要再發展獨立的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了。密塞斯在1932年說過的話道出了這層意思。在談到通常把經濟學理論分為三派，即：奧地利學派、英美學派和洛桑（Lausanne）學派時，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話強調說，這些學派的“不同在于他們表達相同觀點的方法，他們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術語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學說的本質”（密塞斯，1933年，第214頁）。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以后，奧地利學派傳統得到保存并發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這主要是通過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馬克盧普曾幾次（馬克盧普，1981年）列舉二次大戰前奧地利學派的6個主要觀點。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這些觀點確實表達了1932年時人們所理解的奧地利學派研究方法。這些觀點是：（1）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請不要與政治上或思想意識上的個人主義混淆，而是指它主張經濟現象的解釋應該回到個人行為中去探尋）；（2）方法論上的主觀主義（承認只有參考有關個人的知識、信念、知覺和期望，才能理解他們的行為）；（3）邊際主義（強調決策者所面臨的數量的預期“變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邊際效用遞減）對需求和進而對市場價格的影響；（5）機會成本（承認影響決策的成本是指，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產要素時所放棄的最為重要的選擇機會，而不是指已被放棄去選擇其他目的之機會）；（6）消費和生產的時間結構（表明時間偏好和生產率的“迂回性”）。

不過，對上述觀點作進一步評論似乎是適宜的。（1）大多數現代微觀經濟學都吸收了這6個觀點，只是側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這6個觀點證實了前面引證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論斷，即“所有”的經濟學流派有共同基礎。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來的研究卻暗示，這6個觀點并沒有“真正”全面概括奧地利學派。雖然，在當時（20世紀30年代早期）奧地利派學者中很少能證明奧地利學派還有其他觀點，但在該學派的傳統學說中事實上已隱含著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確闡述。由此來看，（4）一些重要的“差別”使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理論有別于微觀經濟學的主流，特別是因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發展起來的。說明這些區別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來闡述，這就使奧地利學派在經濟學界仍保留其與眾不同的“風貌”。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后期發展

漢斯·邁耶1932年撰文批評“功能價格理論”，并提倡使用“遺傳因果”方法。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樣理解經濟學理論方面，奧地利學派與其他學派之間的差別。在此文中，邁耶批評價格均衡理論沒有解釋導致市場價格的行為“順序”。要理解這一順序，就必須理解構成這一順序的行為的最初原因。根據密塞斯和哈耶克后來撰寫的論著，有理由認為邁耶當時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奧地利學派思想中重要和與眾不同的含義。但是，在本世紀20年代，奧地利學者本身（和研究他們著作的人，如L·羅賓斯）似乎都忽略了這一點。看來，發生在兩次大戰間隔時期的那次著名論戰，即關于中央計劃經濟中經濟計算可能性的爭論，幫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闡發了這一當時被忽略了的含義。仔細閱讀一下這次論戰的文獻就會發現，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擊他們的論敵——“主流”均衡派的論點時，闡明了奧地利學派在理解市場時強調過程、學習和發現（拉維（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說過，經濟計算需要有價格提供指導；由于中央計劃經濟沒有生產要素市場，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價格來指導。奧斯卡·蘭格（OskarLange）和另一些學者反駁說，價格不一定僅指市場價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經營者作為“參數”的非市場價格（就和企業理論中生產者在完全競爭的要素和產品市場上把價格作為參數一樣），也可以指導經濟計算。在駁斥這種說法時，哈耶克闡發了他對競爭性市場過程的解釋，提出競爭性市場過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發現過程（見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時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場過程特征（他沒有像哈耶克那樣強調知識的作用，而是強調了在開放的不穩定的世界中企業家的行為（參見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據密塞斯—哈耶克對市場過程理論的發展（并且承認這些發展揭示了早期奧地利學派傳統理論中隱含的思想。見：柯茲納（Kirzner），1985年，及賈菲，1976年），我們有理由在馬克盧普提出的奧地利學派傳統觀點后面再加上下述幾條：（7）市場（和競爭）是學習和發現過程；（8）個人決策是在不穩定環境中的一種選擇行為（此處認定有關選擇機會也是決策的一部分）。上述兩個觀點在奧地利學派的傳統中得到了發展，并成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對奧地利學派傳統學說再度重視的中心問題。在最近幾十年中，美國學者再度重視該學派的傳統學說。

今日奧地利學派經濟學

由于1930年以后奧地利學派歷史上這些多變的發展，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在當代經濟學討論中存在著一些不同的含義。其中一些含義至少是部分重選的，另一些則至少是部分矛盾的。為了理清楚這些不同的理解，列舉80年代賦予“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一些不同含義，不無裨益。因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目前的地位，不論是好是壞，完全是由時下這些理解體現的。

（1）對許多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嚴格地講，只是個歷史名稱。按此理解，奧地利學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觀經濟學主流所吸收，部分為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奧地利經濟學家也持有這種觀點。當今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和其他學者）完全了解早期奧地利學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奧地利舉行的幾次紀念大會和一些論著（希克斯和韋伯（Weber），1973年；萊塞（Leser），1986年）都證明了這一點。但他們都把自己看成是整個專業經濟學家群體的一份子。曾由門格爾、維塞爾和邁耶擔任過的教授職位，現由埃里克·施特賴斯勒繼承，他著作等身，學識淵博，深受奧地利學派傳統的影響，其論著涉及了奧地利學派的眾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賴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對有些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是個定語，用來表達再度出現的對龐巴維克資本與利息學說的興趣。這種復興特別強調生產的時間尺度和生產率的迂回性。曾為此著書立說的學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爾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奧洛塞爾（Orosel，1981年）。這一派觀點認為，“奧地利學派”一詞與一般的門格爾主觀主義傳統不相干（如前述，該傳統對龐巴維克的理論有所保留）。

（3）對于其他經濟學家（和非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與其說是一種獨特的方法論或特殊的經濟學，倒不如說是政治和社會學說中的自由思想。這類觀察者認為，20世紀80年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意味著崇尚自由市場。馬克盧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贊同）對“奧地利學派”作如是觀。他認為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論著的影響。密塞斯以鼓吹市場起因說而出名，同時他是無可爭辯的奧地利學派學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預的市場經濟的強硬政策主張，很自然地被認為是現代奧地利學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國的主要追隨者默里·N·羅思巴德（MurrayN.Rothbard）的論著加強了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張和鼓吹自由主義。但是，另一些觀察者會對如此定性奧地利學派提出疑問。雖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樣，奧地利學派的早期論著被認為是與馬克思學派思想尖銳對立的，但總的來說該學派保持一種超政治的姿態。在該學派的奠基人中，維塞爾事實上明確贊同德國歷史學派提出的干預主義的結論（維塞爾，1914年，第490頁）。雖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對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懷疑，他們也強調他們經濟學的無價值（Wertfrei）特點。他們都認為，他們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場主張與信奉奧地利學派有聯系，但并不是該學派的核心思想。

（4）對于經濟學界的許多人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對卡爾·門格爾以及早期奧地利學派思想，尤其是經米塞斯和哈耶克發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現的興趣。這種興趣主要出現在美國，一些美國經濟學家發表了數量可觀的論著，主要包括默里·N·羅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爾·何茲納（IsraelKirzner，1973年）、杰拉爾德·P·奧德里斯科爾（Gerald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馬里奧·J·里佐（MarioJ．Rizzo，1985年）以及羅杰·W·加里森（Roger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這一派的目標是突出奧地利學派關于市場是一種過程的解釋與主導現代經濟學的均衡理論的不同之處。其結果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常常被理解為只有部分是準確的（見懷特（White），1979年，第9頁），拒不采用現代數學和經濟計量技術。而規范經濟學則主要因均衡為方向而廣泛采用這些技術。現代奧地利學派中的這批經濟學家（有時被稱為新奧地利學派），確自認為早期傳統的繼承者。他們和主流新古典經濟學一樣贊賞市場有秩序的結果，但在理解這種結果實際是怎樣取得時，又與新古典主義有分歧。正是由于這批學者的努力，早期奧地利學派的許多著作的原文和譯文得到再版，在經濟學界內外吸引了大批讀者。

外國文學論文范文6

[關鍵詞]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

Abstract:Basedontherelevantliteratureofteachingefficiencyofforeignteachers,thispapersumsupandcombsthebasicconnotations,mainfeatures,generalcontents,maintheories,hinderingfactorsandimprovingstrategiesoftheteachingefficiencyofteachers.Italsopointsoutthemaincontributionsandcontradictionsofthepreviousstudies,andputsforwardtheemphasisofthisstudyinthefuture.

Keywords:teacher;teachingaction;teachingefficiency

一、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界定

直接定義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概念幾乎沒有，但相關概念相當多。如Raspberry(1993)的“有效教師”（effectiveteacher）；DonaldRCruickshank等(1999)的“有效教學”（effectiveteaching）；HarveyDaniels等的“最佳課堂教學”；KathrynCastle（2006）的“自治的教師”（Autonomyteacher）；RobertJ.Marzano等的“有效課堂”（Classroominstructionthatworks）。所有這些說法，幾乎都沒有對自身的概念給予清晰的界定，似乎只是使人意識到“優秀的”、“不錯的”、“時髦的”、“主流的”這類含義。實際上，國外對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定義，大多是對其特征進行描述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內容：

一是教學行為有效性的理念特征。KathrynCastle（2006）認為，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取決于教師是否把教學作為教育學的取向；是否把教學作為科學研究的取向；是否把教學作為教師自治行動的取向；是否把教師作為教學研究者的取向等理念[1](P1094)。

二是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個體素質特征。W.C.Bably認為，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取決于教師的10項個性品質：同情心（sympathy）；儀表（personalappearance）；談吐（address）；誠懇（sincerity）；樂觀（optimism）；熱心（enthusiasm）；好學（scholarship）；活力（physicalvitality）；公正（fairness）；嚴謹（reserveanddignity）[2]。DonaldRCruickshank,DeborahL.Bainer,KimK.Metcalf(1999)則認為，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個人性格特征包括熱情、熱心、幽默、可信任、對成功抱有很高的期望、激勵、支持、有條理、靈活、適應性強、博學等方面[3](P299)。

三是教學行為有效性的教學過程特征。StanleyJ.Zehnand，JeffreyA.Kottler（1993）從3個方面論述了教學行為有效性的教學過程特征：（1）一名人際關系的專家（arelationshipspecialist）。具有真實的、無偏見的、同情的和樂于接受學生的態度；注意用眼神接觸，用人體語言表達的非語言行為；支持性的、顯示同情的、用心理解的、關注學生的策略。（2）營造真誠關心的氣氛。有效的班級交往規劃；促進全體學生有效交往；規范有效交往的實踐。（3）一名幫助者（ahelper）：理解學生，信任學生，同情學生[4]。

以上這些都是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所應該具備的行為特征，但并非就是教師行為有效性本身。

二、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內容

關于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內容的描述，筆者根據收集的資料，主要從教師教學行為的專業表現、教學過程結構和教學技能技巧等方面進行綜述。

一是教師教學行為的教學專業表現。波士頓學校委員會(BostonSchoolCommittee)（2006）提出了教師教學行為的8個維度：（1）公平和高期望；（2）職業主義（Professionalism）：主要指模式化的職業行為，包括工作職能、區域政策的理解、工作程序以及在多樣性的社區里的工作目標；（3）安全、尊重、文化敏感性和負責任的學習共同體；（4）學校、家庭與社區的伙伴關系；（5）指導學生學習的計劃和策略；（6）實質性知識：具有廣泛前沿性知識，關鍵概念、事實、相關的研究、質疑的方法，具體到各自學科的交流風格等；（7）發展性過程的監控與評估；（8）反思、合作和個體成長[5]。

二是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教學過程結構。CharlotteDanielson(1996)認為，教學的重要目標是要創造出學習者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使學生能夠從事重要內容的學習，并使所有師生感覺到尊嚴和榮耀。一般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教學過程結構體系有4個板塊，每一板塊標志著教學的不同側面。（1）教學計劃和備課。包括選擇教學目標；展現教學內容、資源知識、教學法的知識；展現內在教學設計、學習評價等內容；（2）課堂環境。包括創建尊重與和睦的課堂環境，形成學習的文化氛圍，課堂程序管理、學生行為管理、具體環境布置等內容；（3）課堂教學。包括清晰而準確的交流、提問和討論技術，使學生認真學習，給予學生反饋、靈活性和反應性；（4）專業職責。包括教學反思、保持精確記錄、家庭交流、對學校和學區的貢獻、專業成長和發展、專業主義展示等方面[6]。

三是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教學技能技巧。Cruicshank(1990)從教學技巧的角度涉及到了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內容。包括“創設環境；教學模式的多樣性；指導時間最優化；提問題；提供清晰的指導；注意學生的進步；提供反饋和強化”等7個方面[3](P318)。HarveyDaniels,MarilynBizar（1998）提出了最佳課堂教學的6種教學行為技能：整合性單元；小組活動；呈現式學習；課堂工作室；真實體驗；反思性評估等等。它有助于創建最佳課堂教學[7](P7)。

三、區分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與無效性的標準

教師怎樣的教學行為才具有效性或無效性？HarveyDaniels,MarilynBizar（1998）關于課堂教學應該增加和減少的因素的研究，對于提高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或減少無效性，具有一定的研究參考價值。

課堂教學應該盡量增加的因素：（1）體驗性、引導性、操作性的學習；（2）課堂上活躍的學習氣氛；（3）強調學生更高級的思維，學習某領域中的關鍵概念和原理；（4）選擇為數不多的幾個主題，引導學生進行深入探究，使學生掌握研究該領域的方法；（5）讓學生花時間去閱讀那些具有完整性、原創性和真實性的書籍；（6）培養學生對待工作的責任感，幫助他們完成設定目標、記錄、管理和評估的任務；（7）為學生提供選擇的機會，讓他們自主決定書籍、寫作主題、學習伙伴和研究項目；（8）在學校建立并運用民主原則；（9）關注學生個體不同的認知風格和情感風格；（10）組織合作性活動，將教室建設成為一個相互依賴的社團；（11）將學生進行異質分組，通過個性化的活動不把學生分別孤立起來；（12）在常規課堂上給學生以特殊的幫助；（13）教師要扮演多樣性、合作性角色；（14）依靠教師對學生發展所進行的描述性評價[7](P3)。

課堂教學應該盡量減少的因素：（1）面向全班進行的教學指導，如演講；（2）學生被動活動，包括靜坐、聆聽、接受和吸收信息；（3）對教室里的安靜狀態給予表揚和獎勵；（4）要求學生將課間時間用來完成工作表、練習冊、或者仍然坐著，做其它功課；（5）對覆蓋每個領域中的大量材料作蜻蜓點水的介紹；（6）死記硬背事實和細節；（7）強調學生分數和學生之間的競爭；（8）將學生進行能力分組；（9）采用某些特殊方案對學生進行篩選；（10）采用并依賴標準化測驗[7](P4)。

雖然這一研究不是直接論述教學行為的有效性與無效性的，但對于我們區分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和無效性有一定參考價值。

四、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基礎理論

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是如何發生的？或者說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影響因素及內部機理是什么？除了上面所述的教師個體素質、課程結構與教學技巧等影響因素以外，還有以下方面的理論成果：

一是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形成過程的本質。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形成過程的實質是教師學習教學的過程。FredKorthagen,JohnLoughran,TomRussell（2006）通過對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教師教育的研究，指出了提高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7個基本原理：（1）學習教學是一個充滿沖突和競爭的過程；（2）學習教學要求認為知識是有待于創造的學科而不是一個已經創造的科目；（3）學習教學要求從關注課程轉向關注學習者；（4）學習教學是在師生共同探討中進行并得以促進和加強的；（5）學習教學要求在教學過程中與同伴合作；（6）學習教學要求中小學，大學和實習生之間的有意義的聯系；（7）學習教學要求教師教育家在自己提倡的教學項目中實踐自己的教學方法，并且在示范作用中得到強化[8]。這7個原理可以說是對教師行為有效性形成過程本質的恰當描述。

二是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形成的思想變量。不同的思想對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具有不同的影響。佐藤正夫(1987)從教學史論的角度，認為必須揚棄與統一赫爾巴特與杜威的教學過程思想，提出了“學習課題系列學習”的思想，主要包括5個方面的內容：（1）提出問題與課題，使學生直面矛盾與障礙，引起學習動機；（2）使學生分析問題與課題的目標與條件，抓住真正意義上的問題；（3）使學生探討適當的解決原理、方法與手段，計劃解決活動；（4）實施解決活動的計劃，實現問題與課題目標；（5）檢驗、評價、總結學習結果，使學生進一步練習與應用[9]。雖然這一思想對赫爾巴特與杜威的教學過程的思想有所超越，但仍然帶有傳統教育中的程式化習慣和明顯的杜威教學過程思想的痕跡。

當前比較流行、且大家比較接受的當屬建構主義。JacquelineGrennonBrooks,MartinG.Brooks(1999)提出了建構主義的指導原則，包括：（1）提出與學生相關的問題；（2）圍繞基本概念組織學習活動，探究問題的本質；（3）尋求并重視學生的觀點；（4）課程設置要適于學生提出假設；（5）在教學背景下評價學生的學習[10](P43-103)。在建構主義看來，教學過程的核心就是創設一種環境。

三是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形成的環境變量。許多人認為，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受教學環境的制約。KennethM.Tyler,A.WadeBoykin,TiaR.Walton（2006）通過歐洲與非洲文化差異在課堂學生學業成績的表現的研究，得到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與文化環境具有高相關性的結論，并強調“個人主義與競爭能力”的歐洲文化與強調“合作與活力”的非洲文化相比，前者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業成績比后者的更具有突出表現[11]。因此，隨著教育的國際化與開放化程度越來越高，離開文化考量談老師教學行為有效性是沒有意義的。CliveHarber,JeffSerf（2006）則從民主政治的角度探討了教師教學有效性的問題。他們以英國與南非兩個國家為對比，主要通過兩國文學、其它證據和（大學生）實習教師的面試等手段，得出教師教學有效性與民主政治有密切關系的結論[12]，并且指出現代教育結構、教育實踐與教育的民主要求存在矛盾。CareyE.Andrzejewski,HeatherA.Davis（2006）探討了課堂中的人類學接觸（Humancontact）問題，發現教師將與學生的接觸作為他們教學的自然過程。這種接觸沿著兩個軸心進行：第一個軸心表示參與者的教師是如何認識背景及背景是如何促進或限制人們的聯系的。第二個軸心表示有關人類接觸的談話顯示在教學中是如何促進教師的自我發展的[13]。這個研究對于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研究具有理論價值。

五、提升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之策略

關于提升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策略研究，大致有如下幾方面成果：

一是認知改變策略。MiekeLunenberg,FredKorthagen,AnjaSwennen(2006)研究了通過教師教育者，改變未來教師的理念與行為的理論模型，提出了與傳統教師教育方法不同的5個維度：(1)變通的、靈活的和非固定背景下的專業報告，而不是復述詳細精確的事實及固定背景中技術的精確運用；(2)學習中的調節作用而不是向學生傳遞信息；(3)學生是認知網絡活動中的積極建構者而不是信息的接受者；(4)關注明確的問題及其多樣性解決方法，而不是著眼于運算程序的應用和單一的正確答案；(5)關注社會環境的重要性，在此環境中，失敗是學習的一部分，贊賞自我調節的學習，其他的學生也是學習的來源[14]。可見，這些觀點與傳統觀點相比，無疑具有革命性意義。

二是學習合作策略。GeorgeaM.Langer,ArmyB.Colton,LorettaS.Goff(2003)提出了學生學習合作分析，即CASL(CollaborativeAnalysisofStudentLearning)。CASL是一種促進教師發展的教師教育體系。它圍繞學生學業標準目標，幫助教師形成一種合作探究文化，加深理解教與學之間的內在聯系。該體系由4個要素組成：（1）反思探究的框架；（2）合作探究的文化；（3）CASL的探究階段；（4）促進、領導和支持CASL，如制度安排、行政支持等[15]。可見，合作成為教學過程或者教學過程就是合作的具體教學形式，這不僅是提高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重要策略，也是師生教學相長的實現途徑。

三是反思、建構性策略。JenniferHarrison,SueDymoke,TonyPell(2006)提出教師教學行為發展系統包括教師的經驗、反思、學習結果和進一步的實證研究[16]。因此，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提高需要強有力的學校環境的支持，學校政策要對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提高注入具有挑戰性與冒險性的要素。JacquelineGrennonBrooks,MartinG.Brooks(1999)提出的建構主義策略是：（1）鼓勵和接納學生的獨立性和主動性；（2）運用原始的、主要的以及可操作的、互相作用的材料；（3）運用諸如分類、分析、預測和創見之類的認知術語；（4）根據學生的反應實施課程與教學策略；（5）先了解學生對即將交流概念的看法；（6）鼓勵學生參與到與教師和同伴的對話中；（7）激發學生研究的手段是提出富有創見、開放的問題；（8）注意學生最初的詳細闡述；（9）使學生參與到與其最初假設相矛盾的活動中，繼而鼓勵他們討論；（10）提出問題之后為學生留出等待時間；（11）為學生提供建構聯系及隱喻的時間；（12）頻繁使用學習循環模式，培養學生好奇心[10](P125-145)。總之，教師經常反思自身行為，考量不同教學行為、假設、信念和觀點，沉穩深邃地考察教學環境、隨機應變地把握教學局勢并采取相應策略是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必須堅守的重要思想。

四是課堂實踐策略。JosephCiaccio(2004)提出了“完全積極策略”。意謂使教師明顯地看到教學的積極方面，避免或消除消極方面。具體內容包括滿足彼此的需求；改變起反作用的情緒；結束行為問題；幫助后進生；運用積極學習策略等5個方面[17]。KathrynCastle（2006）研究了新手教師如何作為一個教學研究者，在教學實踐中實現教學自動化的過程。這一過程包括7個自治的主題：（1）對錯誤問題的察覺；（2）質疑；（3）從他人那里尋求答案；（4）冒險；（5）反思到自信；（6）增強對學生理解的理解；（7）采取行動[1](P1094-1103)。RobertJ.Marzano,DebraJ.pickering,JaneE.Polloch(2000)提出了9種有效課堂教學指導策略：（1）鑒別相似性和相異性；（2）總結和筆記；（3）提倡努力和給予認可；（4）家庭作業和練習；（5）非語言表征；（6）合作學習；（7）建立目標和提供反饋；（8）產生假設和檢驗假設；（9）問題、線索和先行組織者[18]。StephenD.Brookfield,StephenPreskill歸納了實現民主課堂的主要技巧，包括熱情傾聽、積極參與、高度注意、謙遜、相互性、共同商議、正確評價、信心、及自治（autonomy）等方面[19]。由此可以看出，與傳統的課堂教學標準相比，最近的研究強調課堂教學更具有反思、建構與批判的韻味。

五是教師教學檔案袋策略。CatherineDeRijdt,EvaTiquet,FilipDochy,MauriceDevolder（2006）研究了高等教育背景下教學檔案對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影響，還檢測了教師對于教學檔案的態度。研究表明，教學檔案是一種能夠帶來重要積極影響的工具。它能夠激發教師去反思他們的教學行為，尋求不同的教學方法，從而有效地完成教學內容，改善課程材料[20]。

綜上所述，國外相關研究成果，對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研究具有參考價值：（1）關于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特征、內容體系及實現策略的研究成果，對本課題的進一步研究具有指導意義。（2）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必須以一定的專業實踐體系及其標準為基礎，否則教師專業化就無法與醫生、會計、律師、建筑師等職業的專業化相提并論。（3）教學行為有效性不只是依賴于教學理性思維的規則的按部就班的操作性程序，它具有復雜性。這種復雜性表現不只限于教師與醫生、會計、律師、建筑師等職業有相似之處，更在于它與其它許多職業如政治家、人類學家、公共關系者、演藝者等也有相似之處。所以，雖然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必須要求教學行為遵循一些公共教學準則，以使自身行為具有本行業的特殊標準，但是，標準與準則在多樣性文化、政治與生活環境中很難發揮作用，應變思維才是教師教學行為更為需要的。KennethM.Tyler等(2006）課堂的文化差異研究，CliveHarber等（2006）的課堂民主政治研究，CareyE.Andrzejewski等（2006）的課堂人類學研究等都說明了這一問題。

以上研究也存在突出的矛盾：一方面教師專業化要求教師行為具有自身專業的不可替代性質，教師教學有效性取決于我們必須堅持教師教學的現代性理性設計，需要有一定規則性知識與程序結構，以此完成教師行為的專業化要求。也就是說，教師教學行為需要一定的模式化與自動化；另一方面教學活動的復雜性需要我們采用更多的反思性與建構性思維與策略，以應對變動不拘的教學環境的要求。由此，教師教學行為已經超越課堂時空范圍而導致教師專業化特征的淡化。以上兩方面構成了教師行為有效性研究的矛盾性。

本課題今后努力的方向是:一是關于哲學思想與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關系及相關策略研究，以此應對未來變動不拘的教學與外部環境。因為隨著教學環境的國際化與文化多元化，任何一種模式化的教學行為研究成果對實踐的指導都顯得蹩腳。對教師個體來說，一種在自身教學哲學指導下的應變性教學顯得非常必要。二是關于擬像背景下教師特別是大學教師行為及其有效性的研究，以此保持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研究的時代性與未來指導性。因為以往的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是在課堂教學背景下進行研究的，而課堂教學是在工業時代背景下的教學組織形式，隨著人類進入擬像時代，教師教學范式及其行為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如果我們的研究僅僅局限于課堂教學，也許我們的研究成果會成為擬像時代下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提高的桎梏。因此，從以上兩個方面可以解決前述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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