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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法規的主要特征范文1

[關鍵詞]軍人社會保障制度；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實施機制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構成的基本要素包括由社會認可的非正式約束、國家規定的正式約束和實施機制。因此，我國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從結構上說也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實施機制三個要素。我國軍人社會保障激勵功能在三個方面都存在嚴重缺陷，因此，在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創新問題上我們要有整體思路，同時也要有具體的路徑選擇。

一、軍人社會保障激勵制度創新的整體思路

新制度經濟學對關于制度變遷的理論分析，既繼承了西方正統經濟學理論的某些傳統（如經濟人分析、邊際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等等），又超越了這種正統經濟學理論的限制，這種超越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1）把在正統經濟學理論中被認為既定不變的制度視為會被修正和創新的，進而影響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制度內生化是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特征。（2）放棄了正統經濟學理論中的“信息費用、不確定性和交易費用都不存在”的非現實假定，理論分析更加接近于真實現實。（3）認為經濟人并不能解釋所有的經濟行為。但是，任何制度創新都離不開理論的支持，因此，我們有必要對軍人社會保障激勵功能創新問題從宏觀上和整體上作出基本的理論和實踐準備。

（一）培育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變遷主體

軍人社會保障激勵制度變遷的主體就是指軍人社會保障激勵制度變遷中的初級行動集團和次級行動集團。初級行動集團是指一個決策單位，它們的決策支配了制度安排的創新過程，這一單位可能是單個人或由單個人構成的團體，這一單位意識到了一些目前暫時不能獲得的收益，只要能改變制度安排的結構，收益就有可能增加。次級行動集團是指一個決策單位，它們幫助初級行動集團獲取收益而進行一些制度變遷。

軍人社會保障激勵制度變遷中的初級行動集團和次級行動集團都是制度變遷的主體，初級行動集團是制度變遷的創新者、策劃者和推動者，次級行動集團是制度變遷的實施者，初級行動集團通過制度變遷創造收益，初級行動集團雖然不創造收益，但是，參與收益的再分配過程。劃分并考察初級行動集團和次級行動集團的意義就在于有利于幫助對軍人社會保障制度變遷主體的分析。我們要注重培育軍人社會保障激勵制度變遷的初級行動集團和次級行動集團。

（二）完善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環境

制度環境是指一系列用來建立生產、交換和分配基礎的政治、社會和法律基礎規則。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環境是指，目前，我國現實存在的一系列旨在促成國家和社會對軍人給予特別激勵的政治、社會和法律方面的基礎規則。從實質上來說，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環境就是指基礎性的制度安排（Foundamentinstitutionalarrangement）?熏它是我國基本制度規定，決定并影響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的構成及變遷，在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環境中，我國憲法和法律結構至關重要。與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相比，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環境也是可以變遷的，所不同的只是變遷的速度要慢得多。

（三）重構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安排

新制度經濟學中的“制度安排”的含義就是“制度”最通常使用的含義。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暫時的，也可以是長久的。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安排就是指具體的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是指國家和社會對軍人給予特別激勵的設計和安排。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安排應該在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環境中進行，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環境決定著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安排的性質、范圍和進程，反之，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安排也會反作用于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環境。從比較靜態和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說，一項新制度安排的評價標準有兩個：帕累托改進和卡爾多—希克斯改進。帕累托改進是指新制度安排為覆蓋群體提供利益時，沒有一個人會因此受到損失。卡爾多—希克斯改進是指雖然新制度安排損害其覆蓋下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另一部分人所獲得的收益大于受損人的損失，總體上還是合算的。

綜上所述，為了更好地進行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創新，我們必須準確厘清上述基本概念的準確含義，同時，把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環境和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安排區別開來，還要注意準確把握軍人社會保障激勵制度變遷中的初級行動團體和次級行動團體的區別。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變遷是一個錯綜復雜的邊際調整過程，制度環境決定了制度安排的性質、范圍和進程，制度創新也會使制度環境不斷完善。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變遷的初級行動團體是制度變遷的主力軍，目前，缺乏適宜的初級行動團體是我國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變遷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創新路徑選擇

（一）積極培育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非正式制度

由于對根源于文化歷史傳統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非正式制度的培育和演變沒有給予足夠重視，結果導致非正式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全社會缺乏普遍的擁軍愛軍的主流意識，致使已有的正式制度設計缺乏運行的制度環境和基礎。因此，積極培育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非正式制度要重點把握以下方面：

1．轉換指導思想，確立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新理念

我國軍人社會保障激勵制度的指導思想具有時代局限性。對軍人所承擔的額外義務進行特別補償是現行軍人特別保障的立法根據，這一點沒有任何問題。但是，通過軍人社會保障對軍人應該如何激勵？在具體的制度設計層面上，我國軍人保障的指導思想卻具有明顯的時代局限性，“重犧牲奉獻，輕優待激勵”的立法思想具有深刻的時代烙印，只強調對軍人設置義務，忽略了對軍人的物質和精神激勵，忽略了應該從內外兩方面進行立體的激勵和保護，在保護理念上具有顯著的偏差和錯位。由于軍人特別保障強調“犧牲和奉獻”忽略“優待和激勵”的制度設計沒有回應市場經濟發展而做到與時俱進，在新時期根本擔負不了保護軍人的重任，它已經和正在給軍人造成制度性的傷害。

因此，在新時期我們要轉換軍人社會保障的指導思想，確立軍人激勵的新理念，為此，要從以下幾方面做起：

（1）大力研究軍人職業不同于普通職業的特點和規律，對軍人實行科學激勵；

（2）充分挖掘“保障”的內涵，對軍人實行全面立體保護；

（3）顧及軍人的私權性質，對軍人實行官方和民間雙重保障；

（4）與時俱進，不斷修正保障激勵思想，完善保障激勵范圍和保障激勵內容。

2．發動思想教育，引導樹立正確的國防價值觀

心理學和行為學理論認為，人的價值觀念決定了人的行為方式。也就是說，價值觀念會影響人的思維模式從而決定人的行為方式。國防價值觀念就是指人們對國防價值的觀點、思想和看法，具體包括國防為什么存在，國防對人民意義的大小，如何建設國防以取得最大的國防效用，如何對待軍人職業，軍人職業與社會的關系等等一系列的觀點和態度。可以這么說，有什么樣的國防價值觀念就會有什么樣的國防態度和行為。國防價值觀念的形成與個人的家庭經歷、受教育程度、人文環境、政府宣傳導向、價值觀念、人生觀和世界觀等諸多因素有密切關系，國防價值觀念的形成和轉變都是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具有很強的穩定性。思想政治教育歷來是我們黨和政府的工作優勢，20世紀80年代以前，黨和政府在培育整個社會正確的、積極向上的國防價值觀念曾起到很大作用。20世紀80年代以后，由于黨和政府工作重心的轉移，較之于物質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的步伐大大落后并凸顯消極負面影響，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都崇尚金錢、地位、權力、美貌等，浮躁趨利成為現代社會價值觀念的主要特征，國防價值觀念受到沖擊。20世紀80年代以后，軍人作為一個群體無疑成為這種業已變化了的國防價值觀念的犧牲品和受害者。現代社會價值觀念所崇尚的金錢、地位、權力、美貌、學歷等似乎都與軍人群體沒有太大關系，相反，由于軍人職業特點和輿論導向的作用，軍人群體給整個社會的印象是貧窮、危險、困頓，等等。因此，黨和政府要根據國防價值觀念形成、轉變特點和規律，從正面的思想教育入手，大力進行輿論引導，輔助以改善軍人整體形象，增強軍人職業吸引力，從而在全社會培育積極向上的國防價值觀念。

3．培育軍人意識，強化軍隊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堡壘都是從內部攻破的。軍人保障更應該從強化對軍人的激勵入手，如果軍人職業的吸引力、競爭力增強了，軍隊自然也就會堅不可摧。因此，我們在進行非正式制度的培育時要重點做好以下幾個方面：（1）全面激勵軍人，提高軍人的社會地位，增強軍人榮譽感；（2）提高現役軍人待遇，增大軍隊對人才的吸引力，增強軍人優越感；（3）發動思想教育，增強國防事業的主流意識，增強軍人歸屬感；（4）打擊破壞軍人形象行為，增加外力破壞的犯罪成本，增強軍人職業神圣感。

（二）建立健全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設計上的缺陷就是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非均衡、低效率和不公平。因此，建立健全軍人保護正式制度要把握以下方面：

1．建立健全新時期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法律法規體系

20世紀80年代以前，黨和人民政府就十分重視軍人的社會保障激勵，并對軍人社會保障激勵問題實行特殊政策。主要體現在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共同綱領》有關規定、1950年制定的《革命軍人犧牲病故褒恤暫行條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規上，但是，當時的法律規定主要是通過強制性的法律規定來對軍人進行保障，這種規定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曾起到激勵的作用。

20世紀80年代以后，軍人得到了《憲法》、《兵役法》、《軍官法》以及各種關于軍人社會保障的條例從多個層面的不同保障，從而構建出一套完整的軍人社會保障激勵體系。但是，現行的法律制度同樣是靠各項強行性規定來進行社會保障，強行性的指導思想和具體的法律規定沒有任何變化。

因此，在新時期我們在立法規劃中，必須重新構建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法律法規體系，建立健全有關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法律規定。除了保留《憲法》、《兵役法》、《軍官法》以及各種關于軍人社會保障的條例的軍人社會保障激勵條款之外，還要在《勞動法》、《社會保險法》、《社會福利法》、《社會救助法》中規定有關對軍人進行社會保障激勵的各種事項。國家采取措施保護現役軍人及其親屬的榮譽、人格尊嚴，對現役軍人實行特別保障和優待，在退役安置、醫療保險、住房補貼、子女入學、生活補助、法律援助、乘坐交通工具等方面給予特別優待。重點優待軍人及其配偶，給以實實在在物質刺激，增強軍人優越感和軍人職業的吸引力。從而構建新的軍人社會保障激勵制度的法律法規體系，激勵軍人，提高軍人的社會地位。

2．建立健全新時期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政策體系

軍人社會保障激勵不能僅僅依靠法律法規，還必須依靠黨和國家的各項激勵政策。政策一般指黨和國家為實現一定的政治目標，完成一定的任務而做出的政治決策。法律法規和政策在基本內容和本質方面具有聯系，包括階級本質、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社會目標等方面存在共性，但是，二者也有顯著區別，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1）意志屬性不同。法律法規體現國家意志，政策體現全黨意志。（2）規范形式不同。法律法規表現為規范性的法律文件和國家認可的其他形式，具有穩定性和成文性。政策表現為黨的決議、宣言、決定、聲明、通知，等等，具有綱領性、原則性和方向性。（3）實施方式不同。法律法規依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政策依靠黨的紀律保證實施。（4）調整范圍不同。法律法規主要調整以權利義務界定的社會關系領域，政策調整的范圍比法律法規更為寬廣。（5）穩定性和程序化程度不同。法律法規具備極強穩定性，非經嚴格程序不能變動。政策較為靈活，可根據形式變化做出較為迅速的反應。由于法律法規和政策各有其適用的對象和調整范圍，各有其獨特的調整方式和強制措施，因此，我們在制定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正式制度時既要注重法律法規建設，同時還要兼顧政策的制定，發揮各自優勢，相互配套和銜接，共同激勵。

（三）合理配置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實施機制

任何設計完美精細的法律和制度都必須依靠實施機制才能體現出價值。判斷一個制度是否有效，主要是看實施機制是否有效，離開實施機制，任何制度安排都形同虛設。檢驗某種制度的實施機制是否有效，最關鍵是考察社會收益與個人收益之間的關系。根據諾斯的理論，當個人收益等于社會收益時，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就會得到有效實施。

1．強化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非正式制度的實施機制

從本質上說，非正式制度的實施機制主要是一種軟約束，它不是一種強制性的規范，因此，軍人通過國防活動產生的社會收益大于個人收益的那部分別人獲得的收益，難以得到強制性的補償，并且還會導致已有的正式制度設計因缺乏運行的制度環境和基礎，預期的激勵難以體現。

但是，非正式制度實施機制的非強制性本質并不能成為我們束手無策無所作為的借口，我們可以強化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非正式制度的實施機制，增加破壞國防事業的道德譴責，將珍視國防事業的道德觀念與思想品德建設掛鉤，將國防價值觀念作為考察人的“德”的一個重要方面，增大破壞國防事業的違約成本，從而增強非正式制度的強制性，使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非正式制度的實施得以強化。

2．重構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正式制度的實施機制

在正式制度中，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法律制度最為完整系統，但是，從經濟學角度分析，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正式制度實施機制的設計和安排具有先天性的缺陷，軍人從事國防活動產生的社會收益與個人收益之差過大，導致激勵不充分。因此，要對軍人進行全方位全過程的立體綜合激勵。這就要求我們的實施機制在制度設計的保障范圍上不僅要保障軍人本人，還包括軍人的其他近親屬。現行正式制度的實施機制設計重心是放在軍人本人的激勵且激勵力度不大，沒有全面構建實施機制體系，沒有建立保障軍人近親屬的全程激勵的實施機制，沒有科學合理地配置激勵資源，難以起到激勵的作用。因此，全面構建軍人社會保障激勵正式制度的實施機制體系，科學合理地配置激勵資源，就成為軍人社會保障激勵制度改革時需要重點考慮的一個方面。

[參考文獻]

[1]汪洪濤．制度經濟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國防法規的主要特征范文2

關鍵詞：循環經濟；原則；布局；立法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8-0285-02

循環經濟即物質閉環流動型經濟，是指在人、自然資源和科學技術的大系統內，在資源投入、企業生產、產品消費及其廢棄的全過程中，把傳統的依賴資源消耗的線形增長的經濟，轉變為依靠生態型資源循環來發展的經濟。循環經濟，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規律重構經濟系統，使經濟系統和諧地納入到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的過程中，建立起一種新形態的經濟。循環經濟是在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指導下，按照清潔生產的方式，對能源及其廢棄物實行綜合利用的生產活動過程。它要求把經濟活動組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其特征是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

一、循環經濟的基本原則

1.減量化原則。又稱減物質化原則，所針對的是輸進端，旨在減少生產和消費流程的物質和能量流量。

2.再利用原則。又稱反復利用原則，屬于過程性方法，目的是延長產品和服務的時間強度，盡可能多次或多種方式地使用物品，避免物品過早地成為垃圾。

3.再循環原則。又稱資源化或再生利用原則，是輸出端方式，要求通過把廢棄物再次變成資源以減少終極處理量。資源化有兩種途徑：一是原級資源化，即將消費者遺棄的廢棄物資源化后形成與原來相同的新產品，例如將廢紙生產出再生紙是次級資源化，即將廢棄物生產成與原來不同類型的產品。一般原級資源化利用再生資源比例高。二是次級資源化，次級資源化利用再生資源比例低。

二、循環經濟是可持續的新經濟發展模式

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既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出路，也是產生環境問題的原因。傳統的工業化及其所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絕不是可持續發展的模式。我們需要推進可持續的循環經濟新發展模式。農業經濟社會的技術范式核心是勞動力與土地簡單結合的以采集、種植和養殖為主，以手工勞動為主要特征的小規模生產。其生產過程基本不產生“三廢”，產品直接來源于自然。工業經濟社會的技術范式復雜得多。其技術主體由勞動力與機器設備相結合的大工業體系替代了勞動力與土地的簡單結合。生產過程的基本特征是以化石能源消耗為基礎，從自然界開采資源和對資源進行多次加工形成各種各樣的復雜產品。工業經濟社會中，工業技術和產品大規模滲入到農業領域，使農業的技術范式也發生了相應變革。生產過程中加入了化肥、農藥、機械設備等工業品。于是土地和勞動力的生產效率都大大提高了，但同時也給土地和水資源帶來了越來越多的污染。伴隨人口增長和農業機械的使用，人類開墾荒地的能力提高了，但自然生態卻遭到日益嚴重的破壞。在工業生產領域，動力主要由化石能源燃燒來提供。這種以耗散方式消耗、在短期內不可能循環的能源消費，向大氣和環境中排放出各種廢氣；各種物理和化學的生產過程都要用清潔的水作為冷卻劑或有毒有害物質的排放載體，使得清潔的水資源日益減少；大量礦山的開采使得植被銳減；人口的膨脹使得城市云集，工廠和住宅不斷侵吞有限的可耕地。循環經濟的技術主體要求在傳統工業經濟的線性技術范式基礎上，增加反饋機制。在微觀層次上，要求企業縱向延長生產鏈條，從生產產品延伸到廢舊產品回收處理和再生；橫向技術體系拓寬，將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進行回收利用和無害處理。在宏觀層次上，要求整個社會技術體系實現網絡化，使資源實現跨產業循環利用，綜合對廢棄物進行產業化無害處理。循環經濟的技術體系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為基礎，以資源的再生、循環利用和無害處理為手段，以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為目標，推進生態環境保護。作為科學技術發展方向的高技術發展既關注經濟增長和國防目標，也將環境保護和資源再生利用作為重點領域。這實質上是在技術范式革命的基礎上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建立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三、調整產業結構，優化循環經濟布局

1.引導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階段，資源消費增長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沒有資源的消耗，就不可能建起高樓大廈，也就不可能實現城市化的目標。建設形成以節能、節材、節水為中心的資源節約型工業生產體系；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運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優先發展對經濟增長有重大帶動作用的信息產業，不斷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對資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高新技術產業、服務業的發展給予稅收優惠，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和現代服務業，提高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把遏制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作為結構調整的重要任務，完善并嚴格執行環保、安全、能耗、技術、質量等標準，嚴格市場準入。實施有利于資源永續利用和環境保護導向的進出口政策，形成合理的國際產業分工格局。

2.組織編制規劃，加強宏觀引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編制和實施規劃對實現國家戰略目標，彌補市場失靈，有效配置公共資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研究制定“十一五”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確定城市總體規劃和重大項目等各項工作中，要把發展循環經濟、建設節約型社會放在突出位置。編制節油、節煤、節電、節水、資源綜合利用等專項規劃，提出發展目標、重點和政策措施，并納入“十一五”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發揮規劃的指導作用。

3.用循環經濟理念指導區域發展，根據各個地區的自然資源稟賦和經濟結構的特點，合理調整中國經濟的區域布局，建構區域循環經濟體系。做好空間規劃，選擇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與交通模式，是宏觀層面上的、帶有根本性的資源節約手段，必須予以高度的重視。應盡快全力推動國土綜合規劃工作的開展。否則，不合理的、地區間惡性競爭態勢下產生的城市和交通體系一旦成型，不僅長期浪費能源，改造起來也要耗費大量資金。

四、通過政策引導循環經濟的發展

發展循環經濟，必須發揮政府的作用。應逐步建立起有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體制和政策環境。產業政策應強調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環境保護；促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以有利于循環經濟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在投資政策和項目選擇上，對投資方向的鼓勵和限制上，向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方向傾斜。國家應對一些發展循環經濟必需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進行直接投資或給予一定的資金補貼支持。國家發改委已經提出了《節能產品目錄》和《關于政府節能采購的意見》，應會同財政、稅務部門共同研究對生產和使用目錄范圍內產品給予減免稅的優惠政策。政府起表率作用，將循環經濟和資源節約的指標納入指令性的指標，要求各級政府堅決執行；通過采購計劃拉動循環經濟的需求，引導公眾消費綠色產品，以需求拉動循環經濟的發展。

五、循環經濟的立法原則

1.注重技術標準而不是具體技術。政府在制定適應循環經濟要求的法規政策時，應當注重規定最終產品的指標含量，以及在生產過程中所排放的廢棄物的指標含量，而不是直接規定企業必須使用某種具體的節能環保技術。只有這樣，才能使不同的企業發揮自身優勢，各展所長，創造出一個廣闊的技術創新平臺。否則，就容易限制企業多路徑的創造力。

2.控制標準盡量貼近最終用戶，同時鼓勵上游行業創新。貼近終端用戶的標準規定，能使企業在產品設計、生產和分銷渠道上有很大的創新空間，從而有助于實現對各種中間廢棄物的循環再利用。而且，避免廢棄物污染的工作從上游入手，往往會減輕下游的很多壓力。因此，應當多制定一些鼓勵上游企業實施技術創新、減少環境污染的政策法規。反過來說，如果從下游入手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由于上游各個生產環節對產品和部件或多或少地規定了其材質屬性以及產品構造，就會對下游企業的污染治理工作構成許多復合型的約束條件，使得下游企業的治理或改造成本增大，難度提高。

3.考慮產業投資循環節奏，多階段加以推進。產業投資循環有其自身的規律性節奏，即投資—經營—回報—積累—再投資。政府在制定相關法規政策時，應當考慮到相關行業的產業投資循環節奏，而不應一味地要求企業迅速應用高標準的環保技術，甚至不顧及其應用成本。如果考慮到產業投資循環節奏，就可以針對循環中的不同環節制定相應的導向性政策，如在投資環節，設立設計和建設方面的環保標準；在經營環節，設立生產、運輸和回收利用方面的環保標準；在回報與積累環節，設立提留環保基金比例的政策；在再投資環節，設立更高的設計與建設方面的環保標準，從而使企業能夠在長期的投資、生產、經營循環中持續地進行技術創新。同時，由于所制定的相關法規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提高對企業技術標準的要求，這就使技術創新競爭在未來的企業市場競爭中成為一個主要的競爭點，能夠促使企業加大技術創新的力度。相反，如果制定的法規很急迫地要求企業迅速應用高環保標準的生產技術或高標準的污染治理技術，而不考慮產業投資循環節奏，就可能會使企業將精力集中在如何規避這些法規上，而不是如何創新與變革現有的技術，這最終會導致企業沒有任何技術創新。

4.整合協調有技術關聯的法規政策。制定鼓勵技術創新的法規政策，應避免把行業作為主要的劃分標準，而應當把技術性質作為主要的劃分標準。這是因為，就中國的國情來看，實現循環經濟的最重要環節是變革許多現行的生產技術和經營技術，而行業之間的技術影響往往不是垂直而是交叉擴散的。以技術性質作為主要劃分標準來制定鼓勵技術創新的法規政策，是實現循環經濟的內在要求和必然選擇。

參考文獻：

[1] 王建超.基于循環經濟的京津冀生態產業鏈研究[D].石家莊：河北經貿大學，2013.

國防法規的主要特征范文3

關鍵詞：初中課堂 信息技術 整合

筆者在教學實踐過程中，總結出要使這種教學方式更好地服務于教學工作，需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制作的課件要有針對性、科學性

用多媒體進行教學，離不開課件的制作。一個制作科學的課件，對于培養興趣、加深理解、化難為易等有重要作用。文字材料、圖片材料、音像資料、動畫效果等的運用，使課堂教學充滿生機和活力。但是，如不注意針對性、科學性，一味追求多樣化、動畫化來吸引學生的眼球反而會適得其反。

二、注意多媒體教學的輔

多媒體輔助教學，只是一種教學的輔助手段，不能代替教師的語言和板書。學生通過形象材料來學習，最終追求的應是“思維學習”、“高級學習”和“抽象學習”，而不僅僅停留在感官學習、直觀學習。

在課堂教學中，教師不僅要結合課件、課本進行深入淺出的講解，還要配以恰如其分的、豐富的體態語言，只有這樣才能激活學生的感覺、潛意識，讓他們動情、產生共鳴，形成活潑向上的課堂氛圍，作到課件、課本、教師和學生的有機交融。若過分夸大課件的使用，教師只用課件授課，雖然節省了時間，課堂密度大，但會使講課速度加快，一些學生反應跟不上，且不易記筆記，容易導致上課沒聽懂，下課無法看筆記的現象。

三、注意運用信息技術進行整合的實效性

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參與教學并不是“教材搬家”、“板書搬家”、“習題集搬家”，那是將原來的“人灌”在信息技術手段下演變成了另一種“電灌”，要注意運用信息技術進行整合的實效性。

一方面，隨著教育投入的加大，現在很多學校都具備了“整合”的條件，部分學校的硬件設施甚至非常先進，如電子白板的使用。但具備了這些條件，并做了一些實踐后，方知“整合”要想達到理想的效果真的不是那么簡單，它涉及到很多條件的限制。目前教師使用的課件大多是從網上下載，自身制作課件水平與能力還很低，有的甚至是“電腦盲”，缺乏一些基本的操作常識，造成課堂效率不高。

四、教育信息化的要素與本質

教育信息化這個詞在西方很少用到，是一個東方文化背景下的概念。關于教育信息化是什么，有多種解釋，現在還沒有一個大家公認的定義。把信息化當作一個過程看待，大家是基本認同的。實際上，我們可以把信息化看作是人們追求或者推動一個系統中，信息利用資源和信息技術應用的過程。從表現形態上看有兩點，即信息資源的利用和信息技術的應用。

信息化不只是發達國家的基本國策，同時也是發展中國家乃至所有國家的基本國策。中國把國家信息化當作最主要的建設內容之一，并把國家信息化定義為：在國家統一規劃和組織下，在農業、工業、科學技術、國防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應用現代信息技術，深入開發、廣泛利用信息資源，加速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進程。這個定義包含四層含義：一是實現四個現代化離不開信息化，信息化要服務于四個現代化；二是國家要統一規劃、統一組織信息化建設；三是各個領域要廣泛應用現代信息技術，深入開發利用信息資源；四是信息化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而國家信息化體系的六個要素為：信息資源，信息網絡，信息技術應用，信息技術和產業，信息化人才，信息化政策、法規和標準。六個要素是一個有機整體，構成符合中國國情的、完整的信息化體系。而對于一個行業的信息化建設，信息網絡是基礎，信息資源是核心，信息資源的利用與信息技術的應用是目的，而信息化人才、信息技術產業和信息化政策、法規和標準是其保障。教育信息化作為一個行業的信息化也不例外。

國防法規的主要特征范文4

關鍵詞：動物福利動物福利壁壘貿易壁壘OIE標準

“動物福利”(AnimalWelfare)正漸漸成為國際貿易中一條新的“流行語”。在國際上，動物福利已經成為一項重要的貿易議題。動物福利的出現，一方面可以說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表現；另一方面，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國家間的經濟水平、教育文化和道德標準等方面也存在著不同的差異，因此，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動物福利的出現無疑就構成了一道新的貿易壁壘——動物福利壁壘。動物福利潛在的貿易壁壘作用不可忽視，如果不給予足夠重視，我國相關產品在進入國際市場時將會遭遇巨大障礙。

一、動物福利的起源與發展

動物福利活動最初是由一些關心動物福利的民間人士和動物保護團體倡導并發展起來的。在18世紀末，英國功利主義哲學JeremyBentham首先提到動物的福利問題，認為動物福利是真實存在的，因為動物也能感受到痛苦。1822年，理查德·馬丁(Martin)提出“反對虐待以及不恰當地對待牛的行為”的法案(即《馬丁法案》)在英國國會獲得通過。這是世界上第一個關于動物福利的法律。法國也在1850年通過了反對虐待動物的相關法案。1866年由美國外交官亨利·伯格(HenryBergh)建立的世界上第一個動物福利組織——美國防止虐待動物協(ASP—CA)，并推動紐約州通過了美國的第一個動物福利法：《反虐待法》。其后的一段時間里，世界各國紛紛建立自己的動物福利保護法規。這些法規都是在道德倫理方面強調我們應該對動物權利的保護。

20世紀60年代后，因為西方國家農業的發展已經滿足了消費者的基本需求，公眾開始轉而關注生產活動中對動物福利的影響。1965年的英國政府發表的“BrambellRepo~”報告就是公眾對動物福利關注的集中反映。其后，各國學者紛紛研究動物福利間題：Moberg(1987)和Barne(1987)認為生理指標應該在評估動物福利上起主要作用；Mcglone(1993)同樣認為生理指標優于行為指標，因為它們更客觀而且更少一些人為傾向性；Duncan(1993，1996)建議動物福利應該和動物感受而不是它們的生理或別的指標相聯系。

目前在國際上普遍認可的動物有“五項基本福利”：(1)為動物提供適當的清潔飲水和保持健康與精力所需要的食物，使動物不受饑渴之苦；(2)為動物提供適當的房舍或棲息場所，能夠舒適地休息和睡眠，使動物不受困頓不適之苦；(3)為動物做好防疫，預防疾病和給患病動物及時診治，使動物不受疼痛、傷病之苦；(4)保證動物擁有良好的條件和處置(包括宰殺過程)，使動物不受恐懼和精神上的痛苦；(5)為動物提供足夠的空間、適當的設施以及與同類動物伙伴在一起，使動物能夠自由表達正常的習性。比如，對豬的動物福利國際法規規定：豬在運輸途中必須保持運輸車的清潔，要按時喂食和供水，運輸時間超過8小時就要休息；在宰殺時，應當使用高壓電快速擊中致命部位，使其在很短時間內失去知覺，以減少宰殺的痛苦，并且必須隔離屠宰，以防被其他豬看到而產生恐懼感。不少歐美國家要求供貨方必須能提供畜、禽或水產品在飼養、運輸、宰殺過程中沒有受到虐待的證明才準許進口。

二、動物福利壁壘的實施特點

(一)合理合法性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們對待動物的態度也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從把動物僅僅當作人生存的資源發展到保護動物最后提升到了福利保護的地位，不能不說是社會的進步、觀念的進步。于是一些國家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制訂動物福利法規。另外，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發達國家對食品的安全與衛生要求也越來越嚴格，而世貿組織又規定允許成員方采用“為保障人民、動物、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措施”。因此，利用動物福利名義設置貿易壁壘，不僅穿上了符合進口國法律的外衣，而且還能獲取社會公眾的同情和支持。

(二)歧視性和隱蔽性

動物福利條款在不違背WTO基本原則的前提下，與其它貿易壁壘相比，更具隱蔽性和歧視性。動物福利標準都是發達國家根據其經濟發展水平和技術水平制定的，強者制定標準，對弱者顯然是不公平的。由于各國的國情和經濟技術發展水平的差異，發展中國家的畜禽產品在短時間內很難達到發達國家的標準。動物福利標準的實施即使是非歧視的，對來自不同國家的進體動物及動物制品一視同仁，也可能對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出口構成障礙。經濟實力是基礎，發展中國家如果溫飽問題都還沒解決，如何講“動物福利支出”，此外，以自己國家的動物法案為屏障，利用動物福利名義設置貿易壁壘，還涉及社會道德問題，不僅穿上了符合進口國法律的合法外衣，而且極易博取公眾的同情和社會輿論支持，具有很強的隱蔽性。

(三)實施領域的廣泛性

動物福利壁壘的實施客體目前主要針對活體動物的進口。但有向其它與動物和動物制品有關的領域和上下游產業施加影響的趨勢，與動物制品有關的行業，如：餐飲業、化妝品業、醫藥業、服裝業等都有可能受到沖擊和波及。由于目前有關動物福利的呼聲和抗議活動越來越多。一些國際著名的跨國公司，如：肯德基、麥當勞等快餐公司迫于國際供貨的養殖場采取措施，改善動物的養殖環境，不得采用強迫進食等虐待動物的措施，否則將停止進貨。

(四)復雜性和爭議性

動物福利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它既涉及到動物保護，又涉及到國際貿易，還與社會自身的發展、道德、倫理有關。動物福利問題有它合理生的一面，但如果以“動物福利”名義來設置貿易壁壘并用在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上面，那么將有可能使出口國人民本來就很低下的生活條件日益惡化，這種在人類的基本需求沒有得到滿足之前，優先考慮滿足動物的基本需求乃至“精神需求”的做法，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不僅不公正，而且這種變相的貿易保護，可能會造成人道主義的災難。因此，動物福利問題是一個復雜的、具有很大爭議性的問題，如果僅僅從其中一個方面孤立地看待這個問題，則不僅不會解決問題，反而會引起諸多負面影響。

三、動物福利壁壘的利用方式

(一)利用WTO有關動物福利的條款限制進口

WTO的《服務貿易總協定》、《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和《反傾銷措施協議》關于動物福利以一般例外等形式出現。發達國家利用這些規定以一般例外措施、衛生檢疫、技術性與非技術性壁壘、補貼與反補貼、傾銷與反傾銷的形式，限制進口。歐盟和美國目前正在考慮用不可訴的動物福利保護補貼。

(二)用國際獸醫局OIE標準限制進口

國際獸醫局的OIE標準有關于動物福利的基本要求。發達國家利用這些標準來限制我國產品進入本國市場。發達國家要求供貨方必須達~gJlOIE所規定的標

準，否則無法進入發達國家市場，也無法向WTO提出貿易糾紛仲裁。

(三)用國內動物福利法限制進口

發達國家對于動物福利一般都有國內立法。這些動物福利法成為限制對外國產品進口的借口。要進口的產品必須符合國內動物福利標準，如果外國產品在生產、加工或者屠宰過程中受到虐待，低于國內的動物福利法所規定的標準，就不準進口。

四、我國動物福利現狀

(一)公眾意識有待提高

目前我國公眾的動物福利意識仍普遍淡薄，對動物福利保護的意義及如何實現動物福利保護的知識了解甚少。人們通常以動物主宰者的身份肆意對待動物，例如“活豬注水”等殘忍對待動物的事情時有發生。這種虐待殘害動物的行為不僅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甚至還被人們認為是不足為奇的，最近幾年動物福利已逐漸引起各行各業人們的關注，很多民間動物保護組織自發而生，動物福利意識有所提高。12004年在武漢大學實驗動物中心建成的一座38只恒河猴慰靈碑。旨在紀念在抗非典疫苗和藥物實驗中為人類健康獻身的動物。由此可見，我國的動物福利意識水平在提高，但總體上仍遠滯后于發達國家。

(二)動物福利立法進程需繼續推進

我國除香港和臺灣地區有完善的動物福利立法外，其他地區針對動物福利立法還相當滯后，除《野生動物保護法》外，我國尚無一部比較完整統一的動物福利保護方面的法律。然而在中國加人世界貿易組織的新形勢下，立法部門應制定相關法律，更好地保護和利用動物，不但對列人國家一級、二級保護的珍稀動物要依法保護。對于一般動物，特別是那些人工飼養的禽畜，也要給予“動物福利”。最近幾年，在有關法律法規中已開始出現針對動物福利的條款，~N2004年12月北京市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17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北京市實驗動物管理條例》。《條例》明確規定了“實驗動物管理機構負責實驗動物工作中涉及的實驗動物項目的管理并對實驗動物進行倫理審查”。正在修訂和準備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畜牧法》、《野生動物保護法》都將有關動物福利方面的內容寫入法案中，但和國際動物福利立法還有很大的差距。國家的動物福利保護法律體系急需完善。

(三)禽畜產業動物福利實施細則不完善

由于動物福利公眾意識淡薄及沒有相關法律保護，使得我國禽畜產業的動物福利在飼養、運輸、宰殺方面的實施細則令人堪憂，達不到國際動物福利標準。我國目前畜禽產業飼養密度大動物生活條件差，運輸條件選不到要求。粗暴屠宰等現象普通存在。作為食品被批量生產出來的各類動物的生存狀態急劇惡化。同時動物異地運輸特別是長途運輸量越來越大，這樣生產出來的畜禽產品不僅直接對人類的健康構成威脅，而且很難經得起國際市場越來越嚴格的檢驗。在當前的國際競爭中經不起風浪的沖擊，嚴重影響了我國畜禽產品在國外市場占有率，而且對其他動物相關產品方面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五、動物福利壁壘對我國出口的影響

(一)對我國養殖業出口的影響

歐美等發達國家制定的動物福利標準，要求保證動物享有不受饑渴、生活舒適、避免肉體疼痛和精神恐懼以及享有表達天性等方面的自由，即使在貿易運輸的過程當中，也要求每只動物與同類伙伴在一起，能夠舒適地休息和睡眠，籠舍清潔，飲食和空氣充足、新鮮，屠宰這些動物時要單獨進行，以免影響其他動物受到刺激和驚嚇。目前，已有不少地方將動物福利作為進口農產品的一個重要標準。2002年，歐盟國家的一個畜牧產品進口商曾經造訪黑龍江省正大實業有限公司，準備大量購買一批活體肉雞，但是，這筆生意最終因該公司“不夠寬敞、舒適的雞舍”而流產。

(二)對我國中藥出口的影響

我國是中藥的生產大國，傳統的中醫藥學有著五千多年的歷史，其獨特的原理和神奇的療效世人皆知。但是，現在許多中藥的制藥方法卻遭到批評和抵制，如活熊取膽。由于是活熊取膽汁，這個過程勢必給熊造成極大的痛苦和恐懼，往往會使熊慘叫不已。雖然熊膽汁在中藥用藥里療效顯著，但是，這種令熊痛苦不堪的取汁方法卻遭遇了不少的批評。又如，我國某著名品牌的龜鱉丸在國外銷售時也曾遭遇國外消費者的抵制。原因是該廠在介紹其采用的生產技術時，提到要將野生龜鱉冷凍到零下192℃，這樣制成的藥品更容易為人體所吸收，比直接食用龜鱉的效果要好很多，但這種制藥方法在國外卻遭到了強烈抗議和抵制，影響其制品在海外的銷售。我國中藥的療效世人皆知，但中藥的出口卻屢屢碰壁。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藥動物的福利沒有得到保障。

(三)對我國水產業出口的影響

我國是世界第一位的水產養殖大國。據中國海關統計，2004~水產品產量為4855萬噸。盡管我國水產品具有比較大的出口潛力，但我們不得不面對美國、歐盟等國家的諸多有關規定和法令。歐盟多個國家，如德國、英國等就對屠宰動物有嚴格要求，其中包括賣魚者不能將活魚直接賣給顧客，由商家把魚放進電箱里快速殺死后才能出售。美國的“瀕危物種法案”將龜列為保護對象之一，禁止所有不符合TED(海龜隔離器，裝于海蝦拖網頸部，便于誤人拖網的海龜逃生)裝備要求的國家或地區捕獲的野生蝦及蝦類進入美國市場。美國從1995年至今仍禁止進口我國的蝦類產品，原因是美國認為我國的一些漁船上沒有海龜逃生裝置。2002年的“食人鯧”事件同樣引起人們的關注，盡管“食人鯧”是屬于“黑名單”物種，但國際動物保護組織要求我國有關方面必須對“食人鯧”實施安樂死，否則將利用自己的影響呼吁世界各國抵制中國的水產品。

六、應對動物福利壁壘的對策和建議

(一)加緊推進動物福利立法

應緊跟國際形勢，認真學習和研究國外動物福利的相關法規。目前世界上已經有許多國家制定了比較完善的動物福利法規。如美國就有“動物福利法案”；英國有“豬福利法案”；歐盟制定了宰殺動物的法規；除歐美之外，亞洲的新、馬、泰和日本。以及我國的香港和臺灣地區都在上世紀完成了動物福利立法。我國政府可以借鑒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驗，結合我國國情研究和制定出一套適合我國的動物福利法規。

(二)積極椎廣和宣傳動物福利標準

國際動物福利標準是世界各國協調的產物，它反映了國際上普遍達到的動物福利要求，代表著一定的質量水平，并得到各國政府和人民的認可，成為國際級別上的協調標準和處理貿易糾紛的重要基礎。政府應加大對動物福利標準的宣傳力度，讓更多的中國人了解國際貿易壁壘動態，提供動物出口改進的方向和目標，推動相關養殖技術的進步。

(三)改變傳統生產作業方式。提倡健康養殖

動物福利壁壘會給出口企業短期內帶來成本增加甚至是禁止陛壁壘等負面影響。但從長期來看，有利于企業生產資源進行重新配置，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進行相應的調整，從而贏得長久的競爭優勢。動物是為人服務的，但關鍵是怎么服務。善待動物就是善待人類。企業應改變傳統對待動物的觀念和作業方式，從自身條件出發，進行人道的畜養和屠宰，在兼顧對動物利用的同時，考慮動物的福利狀況。

(四)從國情出發。加強制度建設

我國現行的有關動物保護的法律寥寥可數，動物制品的標準、監測、監督三大體系和市場準入制度不健全，食物鏈質量安全控制常常出現問題。由于沒有相關法規的約束，動物經營者很少考慮動物的福利，而更多關注的是自己的經濟利益。我國動物福利標準定得太低顯然是不行的，但如果定得過高，又脫離了我國實際，加重經營者的負擔，因此，應從我國國情出發，循序漸進地推進與國際接軌的與動物福利有關的法律法規建設。強化制度監測和監管力度，以保護公眾健康和動物福利。

國防法規的主要特征范文5

硅谷，按美國《哥倫比亞簡明百科全書》的注釋是：一個長度大約32英里的工業區，位于加利福尼亞的帕拉阿圖和圣何塞之間。上萬家中小企業集中形成的企業集群在實現規模經濟的同時，激發了創新精神，并使硅谷始終保持著持續不斷的自主創新能力，最終在全球的競爭中獲得優勢。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區域內技術人才與大學和研究機構高度密集。區域內有著名的斯坦福、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圣克拉拉等大學。如今世界上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有近I／4在硅谷工作，該地區有6OOO多名博士，占加州博士總數的1，6。世界一流大學(研究機構)和眾多智力人才的地域集中，對硅谷地區的經濟發展作用不可估量。

第二，區域內利于創新的特殊社會文化環境。硅谷文化的主要特征可歸結為：鼓勵冒險、善待失敗、樂于合作。勇于冒險、不斷進取的獨特思維方式，提供了無休止衍生公司的土壤，從而也提高了硅谷不斷創新的持久力和活力。硅谷對創業者失敗的寬容和冷靜也是硅谷保持活力的一個重要因素。硅谷區域內各行為主體之間令人吃驚的合作文化和精神也是十分獨特的。市場競爭要求持續創新，而公司間的正式合作特別是非正式的合作則是創新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

第三，區域內成熟的風險投資機制。據美國風險投資協會統計，美國現有各種風險資本基金4200多個，風險投資公司6oo余家，大約有一半在硅谷。硅谷風險投資成功的原因是，一方面，集中了一批既懂業務又富經驗的風險投資家；另一方面，成熟的高新技術股票和證券市場也是不可缺少的條件。

第四，硅谷特有的區域創新網絡系統。它由包括創新機構、創新基礎設施、創新資源、創新環境在內的四個相互聯絡、相互作用、相互協調的要素有機組合而成。這四類要素又各自包含有極為豐富的內容：創新機構主要包括企業、大學、科研院所、孵化器及其他中介機構；創新基礎設施包括信息網絡、圖書館、數據庫、公共基礎設施等基本條件；創新資源指資金、人才、信息、知識、專利等；創新環境是政策與法規、管理體制、市場與服務的統稱，是維系與促進高新區創新的保障因素。正是它們的存在與積極作用，推動了區域創新網絡的發展完善。

二、印度班加羅爾的區域創新

被喻為印度硅谷的班加羅爾，是印度著名的高科技城。自1991年在班加羅爾建立了印度第一個軟件技術園區以來，班加羅爾已吸引了海內外400多家著名信息技術業公司，被稱作印度的軟件之都、全球的十大硅谷之一和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甚至被認為已經具備了向美國硅谷挑戰的實力。1991～1992年，班加羅爾的計算機軟件出口僅為150萬美元；2000-2001年度，計算機軟件出口猛增至16．3億美元，1O年內飆升了108倍，占印度全國軟件出口總額62億美元的26．3％。班加羅爾迅速崛起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良好的區域創新硬環境的建設。卡拉塔克邦政府艱苦創業，不遺余力地為發展IT業搞基礎設施建設，籌資興建發電廠、供水系統，擴建電信設施。尤其是投人大量資金用于數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如中央計算機數據處理系統、衛星高速數據通信系統。一方面，可以為區內企業提供專項數據通信服務和增值服務；另一方面．軟件公司可利用數據系統進行傳輸，通過衛星地面站與國際用戶聯系。從而在軟件園區內為軟件研制人員和企業提供可與任何發達國家相比的一流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

第二，良好的區域創新軟環境的建設，包括以下幾方面：一是政策環境。盡管印度政府不斷更迭，但歷屆政府都一如既往地支持發展信息技術產業，特別是把軟件產業置于優先發展的地位，對軟件園區內企業提供發展信息業的種種優惠政策。同時，政府在吸引外資和向世界宣傳班加羅爾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放寬外資軟件企業進入印度的壁壘，外方控股可達75％至100％，使班加羅爾成為世界企業界的進軍目標。另外，印度政府對當地除軟件業以外的其它高科技企業也給予特別的支持。二是科研環境。高新技術產業離不開一個開放的科研環境。印度政府花巨資建立了一批重點試驗室，包括與國防工業有關的試驗室，都最大限度地向民間開放。

班加羅爾的研究機構在航天、計算機等高科技領域與俄羅斯、美國、歐洲的科研機構以及聯合國的有關組織保持密切的合作關系，和許多機構有雙邊和多邊合作，充分利用國外的技術成果和資金援助。因此，班加羅爾被譽為印度最開放、經濟最自由的城市。三是法律環境。為了保護軟件業的發展，印度政府十分注重知識產權保護，制訂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對版權者的權利、軟件的出租、用戶備份的權利、侵權的懲處和罰款等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同時，印度政府還嚴厲打擊盜版活動，維護軟件創作者的權益。

第三，注重產學研合作與交流。一方面，印度的高校都設有董事會，董事會里有很多大公司的成員反映企業要求，教師隊伍中也有不少來自第一線的專家，教學內容與企業的需求和實踐聯系十分密切。另一方面。班加羅爾地區的大學也積極鼓勵和支持高校師生到該科技園中從事創新、創業活動。這種雙向互動的模式，不僅實現了人才合理流動，也逐步形成了班加羅爾科技園良好的自我發展能力和良性循環機制。同時，班加羅爾與周邊的其它科技園，尤其是布巴內斯凡爾和浦那構成全印的“IT金三角”，很好的形成了立體的社會關系網絡，有效延伸了資金流、信息流、技術流、人力流等產業價值鏈，利于與企業建立合作項目，共同發展。

三、經驗借鑒

第一，營造區域內特有的創新文化氛圍。如硅谷文化是一種區域文化，它是在4O多年的發展歷程中通過多國多民族移民帶入的多國文化的交融，凝結成了一種新型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創新文化。硅谷人正是依靠這種文化，推動了硅谷地區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形成了獨特的硅谷模式，這是先進的創新文化對現實社會產生深刻影響的一個鮮活實例。硅谷文化不可能完全移植，但可以借鑒。

第二，注重人才資源的開發與集聚效應。作為知識的載體，人才是重要的資源。硅谷、班加羅爾的成功是與其有效地吸引海內外科技人才集聚創業密不可分的。集聚人才的關鍵在于激發科技型中小企業人才需求規模。硅谷地區由于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創業成長能力很強．并建成了面向全球的科技人才流動機制，使得世界各國一流的科技創新人才都能自由地向硅谷集聚。

第三，創造良好的創新環境。創新的軟環境主要指鼓勵創新，吸引人才的法律、法規等政策供給。如硅谷，除了對高科技企業在地方稅收上給予一定優惠以外，在房地產價格方面也盡可能降低。印度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上與國際接軌，并堅持不懈的加以落實，從而為本國的軟件產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好的平臺和背景。創新的硬環境主要指創新所需的基礎設施，不僅包括一般的基礎設施建設，還包括為本地創新活動主體服務的公用設施，即區域創新基礎設施，如公共圖書館、公共信息網絡等創新的有形設施以及勞動者培訓、人才繼續教育、企業家進修等創新的無形服務。

國防法規的主要特征范文6

關鍵詞：公共物品；供給側；非排他性；非競爭性；法治化

中圖分類號：F29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1101（2016）04-0006-06

Abstract： As is know to all， because of the non-excludability， non-rivalry， diversity， and orientation towards the public interests of public goods，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goods is not as effective as that of private goods， and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is faced with various difficulties. Furthermo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growing expectations of the public towards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public goods， the corruption， low efficiency or even no efficiency of the government when supplying public goods are made increasingly salient. Thus it is believed by the author tha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in order to ensure effectiv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the operation mode of maketization should be innovated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outlet of excludability for public goods and social cooper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so as to realize the multi-pluralism in the main bodies of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and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supply milieu.

Key words： public goods； supply side； non-excludability； non-rivalry； legalization

公共物品作為私人物品的對立存在，是基于社會中人們的公共需求和價值選擇而產生的。而公共物品提供的數量和質量，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資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也體現出社會在一定時期的發展水平。然而，由于公共物品的兩大主要特征――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存在，公共物品并非如私人物品一樣能夠在市場前提下有效配置，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公共物品供給數量和質量要求不斷提高，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時的腐敗、低效甚至無效等弊端日益顯現。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總是面臨重重困境，對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五中全會更是指出，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增加公共服務供給，提高公共服務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這些政策為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創造了更大的想象空間，相應的公共物品供給側改革問題浮出水面，如何按照市場原則有效配置公共物品，實現市場與政府間的平衡，規避公共物品供給失靈問題，促進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無意成為當下政府公共物品供給側改革的焦點問題之一。本文立足公共物品的基本概念，結合公共物品的固有屬性分析公共物品供給失靈的原因及表現，結合供給側改革的特點，以創新供給主體、供給方式，優化供給環境為依托，探析當前我國公共物品有效供給的實現路徑。具體研究邏輯見圖1。

一、公共物品供給失靈問題及表現

（一）公共物品及其特點

公共物品是指那些私人無力提供或者不愿意提供，在消費時具有非排他性、每個人又都需要的產品或服務[1]。通常公共物品可能僅僅是指被用來描述由公共部門提供的物品，諸如國防、教育等，因為它們是由政府提供的。經濟學家在考慮各種物品時，通常會根據兩種特點來對其進行分類，即物品的排他性和消費的競爭性[2]。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物品的“四方格理論”：既有排他性又有競爭性的私人物品，既無排他性又無競爭性的公共物品，有競爭性而無排他性的公共資源，有排他性而無競爭性的自然壟斷物品。這種“四分法”是學界的普遍共識。非競爭性是指它們被新增加的消費者消費時，不會減少原有消費者的消費。而非排他性則指當它們一旦被生產出來以后，就很難防止人們在不付費的情況下對其消費[3]。一個公共物品可能具有其中一個特征而不具有另一個特征，亦或同時具備兩個特征。各種物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性，但不具備完全的公共性，因此我們很難分清一個物品究竟是否為公共物品。政府提供的物品通常是非排他性的，這不僅是因為排他成本太高，而且因為有著免費使用的公共需求。假如政府提供的物品具有非競爭性特征，那么它就需要增加供給數量以便避免擁擠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提供便符合公共物品定義了。另外，公共物品的存在可能產生“搭便車”現象，即不用付出代價也能得到某種利益，這對于追求利潤的私人部門來說，無疑是吃力不討好、不可忍受的事情。所以，公共物品的供給任務就落到了政府的頭上，甚至在公共選擇學派看來，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具有規模優勢便是其作為政府存在的理由。然而，如何有效供給公共物品，或者說如何實現公共資源的充分配置，一直都是令政府頭疼的問題。

（二）公共物品供給困境

由于公共物品的特有屬性，其每一個使用者都有“搭便車”的激勵，所以私人很難有效提供公共物品。這樣的決策從私人角度來看是理性的，但在很多情況下導致了社會供給的無效率，因此如果政府確信提供公共物品獲得的總收益大于成本，它就可以利用稅收來供給該物品，從而使社會上每個人的狀況變得更好。盡管政府是基于成本利益分析來確定其應該在公共物品供給中起作用，但是現實中這樣的分析是很困難的，政府不可能通過簡單的直接詢問方式而輕易決定提供哪些公共物品以及提供多少。并且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與組織的承載力、資源的有限性等密切相關，因此，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時總是面臨種種失靈，具體表現為：

1.非排他性失靈。

非排他性作為公共物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指一旦某一公共物品生產出來，都不拒絕任何現存的或潛在的消費者對其消費。與消費私人產品不同之處在于私人部門會對消費的物品進行排他性設置，即并不是所有的消費者都可以消費私人部門生產出的物品，當且僅當人們有能力且愿意為其消費的物品買單時，私人部門才會打開排他性窗口、有效供給物品。經濟人假設認為任何人做出某些行為都是基于某種目的，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4]。因此，私人物品供給的付費型方式使私人部門愿意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提供更多的物品。其背后隱藏的邏輯是，私人物品進入市場，通過收費來顯示其價值，也即所謂價格，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未來究竟還需要配置多少資源來生產這類物品，相反，公共物品“有價無市”，無法提供任何價格信號。因此公共物品的免費供給方式，導致組織在供給公共物品時的排他性失靈。

2.非競爭性失靈。

組織之所以不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一方面是供給的公共物品在使用上未設置排他性出口，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使用。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提供的公共物品始終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公共物品供給中獲得最大利益是每個理性經濟人所思考的問題。當政府在無法確定供給數量時那些需要公共物品的人有夸大他們所得利益的激勵，而那些因此受損害的人則有夸大其成本的激勵。而任何供給的物品都是處于一定區域內有限的資源，將有限的資源置于非競爭性的環境下，不僅會導致爭奪資源的無序狀態，更可能導致有限資源的枯竭。如果不能確定提供多少公共物品是合適的，或者說無法確定均衡，那么“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就無可避免。公共物品就會被濫用。為獲得最大利益所產生的擁擠狀態使得公共物品供給陷入非競爭性失靈。

二、公共物品供給失靈原因分析

（一）公共物品的供給成本昂貴，私人部門無力承擔

任何物品的供給都需要經過生產、加工等必要環節，而足夠的資金、必要的生產加工技術是必不可少的。私人物品一般針對社會中少數人的需求生產、供給，而公共物品是基于社會中大多數人的共同需求而生產提供，公共物品的公共性決定了其供給的規模和范圍不同于私人物品，具有大而廣的特征。并且公共物品為社會中大多數人免費或低價享用，人們對其供給的數量和質量要求較高，而“高標準”的前提和基礎則是作為市場主體的供給者有雄厚的資金和高超的技術，否則公共物品的供給只是紙上談兵、無法實踐。由于公共物品缺乏排他性設置，即使私人部門在能力范圍內生產出公共物品，也不可避免的會出現“搭便車”的現象。同為受益者，一方是承擔全部成本后受益，另一方卻是免費獲益。搭便車的盛行、付費與免費受益的不平衡使作為理性經濟人的個人和組織不愿意主動提供公共產品，最終可能會使公共物品供給出現“零供應”現象。

（二）理性經濟人為爭奪有限資源所導致的無序狀態會導致公共物品供給的短缺甚至“零供給”

不管是公共部門還是私人部門供給公共物品，其所達到的供給數量只能是在一定區域內的有限狀態，不可能無限膨脹。組織在依據自身實際提供一定的公共物品后，并沒有對物品的使用設置權限，任何理性經濟人在確定公共物品的消費對其有利且沒有排他性限制后，都會努力進入公共物品的消費領域爭先恐后的享受“社會福利”，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最終使供給的公共物品陷入供給不足的危機。公共物品供給的非競爭性使無限需求的人們努力進入有限的供給領域，容易使供給陷入無序狀態――不僅會使公共物品遭到破壞，更可能造成混亂的局面，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有序的發展。

（三）公共物品的供需分析困難且生產過程不易控制，致使資源浪費

公共物品的提供前提是能最大程度上滿足社會公眾的共同需求。需要在了解社會中大多數人的需求基礎上進行資源配置，因此，在公共物品供給前，需對公眾的需求信息進行廣泛的收集、篩選、分析并最終確定最優方案。私人部門通常無力承擔這項成本巨大的工程，最終使其往往在不精準信息收集基礎之上提供公共物品，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可能與人們的共同需求不符甚至相悖。同時在公共物品供給過程中，志愿或小型組織并不能對供給的效益進行有效控制，一旦進入生產領域，就很難更改供給物品的類型、數量等，導致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低效甚至無效，即資源浪費。

三、公共物品供給側改革的政策建議

（一）創新市場化運作方式，依據社會實際為公共物品設計排他性出口

雖然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性在某種程度上制約了市場對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但這并不意味著市場對公共物品的供給無能為力，科斯的燈塔理論為我們尋求市場在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方面提供了方法。并且黨的十報告提出，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充分發揮政府為資源配置提供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在宏觀經濟發展中提供調控作用等[5]。可見，即使存在公共物品供給失靈，發揮市場的作用依舊不可拋棄。關鍵在于如何創新市場運作方式，在不損害社會福利的情況下，改變公共物品供給“有市無價”的瓶頸，讓政府、企業、非盈利組織及公民個體有序參與到公共物品的供給當中，從而有效規避公共物品供給失靈問題。典型做法有公私捆綁、合同外包、使用者付費等。

傳統的理論認為，燈塔作為公共物品，能且只能由政府供給。而科斯則打破常規，將作為公共物品的燈塔與作為私人物品的港口捆綁在一起，因為港口作為私人物品具有排他性，公私捆綁消除了燈塔的非排他性，使得燈塔與港口一樣具有了排他性[6]。在市場中許多本身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都可通過公私捆綁的方式獲得排他性，從而為其有效供給設計排他出口。眾所周知，私人部門作為理性經濟人，為獲得最大效益，會盡可能的減少成本、獲取收益。可是政府內部也是由理性經濟人組成，雖然公共物品具有公益性，但政府的理性自利行為不可避免的導致政府內部的暗箱操作，加上政府壟斷帶來的低效率，這都導致政府供給公共物品的失靈。合同外包則通過政府拍賣等方式將工程或服務打包給私人部門，通過簽訂協議規定私人部門在一定時間內提供滿足一定標準的公共物品的供給方式[7]。合同外包有效利用了私人部門追逐利益的心理，不僅使公共物品或服務的供給更加有效率，而且能加強公私聯系，構建和諧社會。有效提高了公共物品供給的質量和效益。公共物品有效供給困難的主要原因在于有價值的物品沒有價格，作為理性經濟人的人們，越是傾向于免費性的公共物品，越是容易導致公共物品的供給不足。公共物品供給不足的狀況，關鍵在于在價格上的排他性設置。使用者付費，是指針對特殊使用者的特殊需求，通過付費的方式滿足付費者需求的市場化運作方式[8]。使用者付費不僅能在源頭上對公共物品使用者進行排他性設置，而且能加強付費者對所使用的公共物品的保護、減少因免費所造成的對公共物品的損壞。但是公共物品畢竟是具有社會公益性的物品，在價格的設計上必須符合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保證社會公平。

（二）以法治為基礎，創新完善公共物品供給監管環境

如果說設計排他性出口是實現公共物品有效供給的關鍵、多元主體廣泛參與是實現公共物品有效供給的重要補充，那么健全以法治為基礎的市場監管體系則是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前提和基礎，無論是政府主導公共物品供給，還是政府和市場有效結合，抑或是多元主體充分互動，都必然涉及公共權力的運作，“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任何事物的建立，只有遵循法的規范性，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運行，才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而在市場中之所有出現公共物品供給失靈問題，與法律規范的不健全、法律機制的不完善等息息相關。因此，解決公共物品供給失靈問題、保障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法治化勢在必行。

1.建立健全法律法規體系，保證公共物品供給有法可依。

法制化是法治化的前提，法治化是法制化的延續。雖然我國依據實際情況，在實現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等方面做出了諸多努力。但多數法律停留在框架層面、缺乏使法律法規運行于實踐的具體措施，導致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給中缺乏科學可行的法律依據，無法可依，使得“自由裁量”超過法律所規定的基準、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其次，法律法規缺乏對公共物品的供給范圍、方式、權限等方面的明確劃分，市場依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擁有公共權利的政府部門，不能有效地通過各種方式參與到公共物品的供給中[9]。因此，政府有必要將《行政許可法》、《公務員法》等一系列具有宏觀意義上的法律法規進一步具體化，明確政府職能權限，建立市場與政府有效合作的法律法規體系，充分發揮市場資源配置的基礎性租用，使公共物品的供給更加規范、更有效率。

2.加強監督，嚴格責任追究機制。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不僅需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規，更需要提供全方位、多層次的監管體系，完善責任追懲機制，從而將社會主體對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物品供給置于透明的網絡中。完善監管，首先要使監管主體多元化，建立覆蓋整個社會的監督體系，尤其是公民監督和輿論監督；其次，要使監督方式多樣化，既包括組織內部上下級的監督，也包括覆蓋范圍更為廣泛的網絡監督等；最后，要完善責任追究機制。只監督，而不追究責任，就是鼓勵作奸犯科，無益于政府、市場乃至整個社會的長遠發展。完善責任追究機制，不僅要對責任主體、責任客體、追究責任的體制機制、承擔責任的方式等有明確的界定，更重要的是要保證使追究責任的懲戒機制能夠有效執行，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公共物品供給中的“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促進公共物品供給走向更高級的“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

3.創新管理理念，借鑒國外先進的融資經驗 。

公共物品的供給并不是通過某個單純的行為就可以實現的，而是一系列行為過程的組合。其是供給主體通過大量的信息收集篩選，提取有效信息對組織的內外部環境進行分析，基于公共需求之上確定供給物品的類型、數量，并通過供給方案的大膽想象、精心設計，確定供給的具體步驟與環節，并將步驟與環節付諸于實踐的過程。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給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管理過程，管理改善對管理效果的優化有著顯著的作用。公共物品的供給主體既可以通過加強自身管理知識的學習、提高管理素質和管理水平達到管理的優化，也可以結合具體實踐、引進吸收國外諸如目標管理，PPP模式等先進管理經驗，豐富公共物品的融資渠道，通過市場運作的深入開展和健全的法治體系，充分調動社會組織、NGO等志愿或小型組織在公共物品的供給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實現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

（三）創新社會合作，實現公共物品供給主體的多元化

由于政府的權威性、社會組織自身實力的局限、公共物品供給中的信息傳遞障礙和生產力水平限制，傳統理論認為公共物品應完全由政府供給，私人部門在公共物品的供給過程中一直不被認可。但隨著市場化的深入開展和廣泛認可，公共物品的供給開始嘗試政府與市場的合作，并逐漸融入政策實踐中，當今社會市場經濟已經充分發展，計算機網絡的廣泛應用和公民自身素質的日益提高為公共物品多元主體供給提供了可能，一些社會組織（第三方）和公民個體依然能夠自覺自主地參與到公共物品的供給中，政府供給、市場供給、社會組織（NGO）供給和公民個體的自愿供給等公共物品的多元主體供給體系正在形成。

同時，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逐漸提高，社會對含有精神實質的公共物品需求日益增多，僅依靠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無法保證公共物品的多元需求，社會組織（NGO）實力的增強和規模的擴大為公共物品的供給開辟了一片新天地，所謂NGO，是指依法成立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以非營利性、創造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依靠成員共同籌集或社會人員捐贈獲得資金促使組織內部運行，并且所獲資金不在組織內部成員之間分配的社會組織。NGO雖區別于政府部門和營利性組織 （企業和私人組織），但卻又吸收兩者的優勢、與兩者密切相關。首先，NGO以非營利性為核心，具有政府部門提供公共服務、保障社會公益、促進社會公平的作用；其次，NGO具有與政府相區別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方式，能積極吸收營利性組織的管理方法，提高資源供給的效率。NGO供給公共物品，既能提高效率，又能保障公平，是在市場經濟下吸收優勢、規避劣勢的好方法，在公共物品供給中發揮著不同于政府部門、市場的獨特作用[10]。

所謂自愿供給，是指在市場經濟中，人們依據自身所掌握的知識、能力和資源等，自我提供所需公共物品及促使公共物品有效供給的供給模式。自愿供給是公民個人素質提高、政府供給不足共同作用的結果，自愿供給不僅能夠將社會中人們所掌握的知識、能力、資源等綜合運行起來，提高人們的知識文化水平和自我供給能力，而且能減少政府對公共物品供給的投資、使政府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關鍵的領域當中、提高政府公共物品供給的質量和水平。隨著知識和教育的普及，自愿供給的規模正逐漸擴大，數量也日益增多。

總之，供給側改革的要義在于創新，通過創新，激發各供給主體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通過市場化的運作方式，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通過一個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各有所歸、各安其位，不斷沖破公共產品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壁壘，消減因其原有屬性帶來的“外部性”、“搭便車”、“擁擠”等不良影響，更加注重供給的靈活性，注重供給主體的多元性，注重規則和制度的約束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減少政府的干預，激發整個社會的創造熱情，實現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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