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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評論范文1
在中國文學的歷史長河中，文學評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既提升了中華民族對于閱讀古典文學的鑒賞品格，也成為歷史對我們的饋贈。而文學評論中出現的價值觀和審美觀，則從一定程度上導引了中國古典文學的發展方向。本文就文學評論的價值觀對于中國古代文學嬗變的價值和推動進行分析。
一 古代文學與文學評論的發展
中國古代文學是一個歷史源遠流長的發展過程，且每種題材的演進都是一部脈絡清晰的歷史，充分體現并顯示著它的歷史與文化的博大精深。
從先秦文學開始，文學評論與文學創作就已經如影隨形了。由于當時還沒有真正的文學評論家，因此充當文學評論者的往往是當時的一些思想家。例如，受到儒家、道家的思想觀念影響，先秦文學作品中充滿了儒、道思想。到了戰國時期，由于百家爭鳴，文壇異常的繁盛，而諸多的思想家學說不但影響著文學創作者的思維方式，還決定著他們對一切事物的取舍。而后的秦漢文學作品中更可以看到文學評論的深刻影響，如司馬遷《史記》中的“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就是當時道教繁盛的典型影響之一。至魏晉南北朝，在玄學思辨哲學的影響下，文人在作品中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苦悶情感和自我意識，這一時期的主要文學成是詩歌，其中又以“三曹”為代表的建安文學最為突出。此后的唐宋元明清等時代的文學發展，無一沒有文學評論價值觀影響的影子，如南北宋詞曲的迥異風格，就是受到北宋末年文學評論流派的影響。到了元代，隨著尊崇佛道思想的興起，文學出現了俗雅之變，戲曲、散曲等俗文學受到廣大平民的喜愛，其中又以散曲的成就最高。從總體上說，前期散曲注重本色，風格質樸，后期偏重詞藻音律，風格趨于典雅。此外，南戲和話本小說也有了新發展。南戲是南曲戲文的簡稱，北宋末年產生于浙江溫州一帶，用南曲演唱，是一種民間戲曲。它結構宏大，形式自由，曲調柔婉悠揚，為南方民眾所喜愛，成就最高的是高明的《琵琶記》。南戲“四大傳奇”《荊釵記》、《白兔記》、《拜月亭》、《殺狗記》也較著名。南戲發展到元末已經定型并臻于成熟，到明清演變為長篇傳奇。這一時期，詩文創作成就不高，較著名的詩人有劉因、趙孟 、薩都剌、王冕、楊維楨等。
綜上可以看出，隨著文學評論影響所導致的文學創作者思維的改變，古典文學在風格、體裁等方面亦有明顯改變。
二 中國古代文學嬗變及其誘因
文學嬗變是一個很大的命題，悠悠五千年，在歷史的長河中，文學也許只是其中一朵嬌美的浪花，隨著地勢的起伏，或蜿蜒流淌本文由收集整理，或洶涌澎湃。一切的變化都看似那么偶然、無意。而當我們靜下心來，去仔細地推敲它的每一種變化，又會發現，任何的變化都是一種必然，都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而文學批評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文學批評作為一種獨立于文學學派，既與文學密不可分，又有著它自身的獨特價值。
（一）中國古代文學嬗變及其誘因
1 中國古代文學嬗變概況
（1）形式嬗變
詩歌是中國文學最早出現的一種藝術形式，在西周初年和春秋中葉之間，形成了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而后到了漢魏六朝時期，出現了新的文學形式——樂府，樂府詩發展到后期開始逐漸形成五言、七言句式，到漢末出現了《古詩十九首》，五言詩體便基本成熟，而七言詩則是在五言詩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盛唐之后，詞作為一種音樂化的文學樣式，自民間而起，漸成風氣，至南宋后期，散曲取代詞的地位，引起了更多文人的興趣和關注。除了詩詞之外，散文、小說自戰國時代以來，也一直在延續和發展，散文中辭藻華美，多用駢句，至后來駢文興盛，傳統散文式微，而逐漸產生賦。
（2）內容嬗變
文學反映的是一定社會條件下的生活或者思想，在中國古代文學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文學內容也幾經變化：《詩經》多描述生活、愛情，到后來《楚辭》開始，內容多見憂國憂民，諸子散文更是以治國、王道等為自己的核心內容。樂府詩、五言、七言詩的內容開始更為廣泛，詠物、頌人、嘆家國，包羅萬象，詞、散曲則更多的是娛樂意味，文學的功能也在內容的嬗變中悄然發生變化。
2 中國古代文學嬗變的誘因
導致中國古代文學發展變化的原因是多重的，主要包括：1、社會環境的變化，動亂、穩定、貧窮、繁榮，不同的社會環境對于文人自然也有不同的影響，文學也自然會隨之產生變化；以唐代詩歌為例，詩歌的發達，其數量之眾多，內容之豐富，風格流派之多樣，遠遠超出了任何一個朝代。唐朝詩歌能獲得空前發展，除了社會經濟繁榮的基本原因外，還有多方面的因素：1、唐朝是庶族地主大量涌上政治舞臺的時期，給詩壇增添了一大批新詩人，他們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風格來反映現實生活，使唐詩能夠突破六朝門閥的只重形式、不重內容的浮靡文風，豐富、充實了詩歌的思想內容和社會意義。魏晉以后，詩歌這種文學形式趨向成熟，隋統一全國后，促使南朝的綺麗文風與北朝的質樸風格相融合，這都為唐詩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唐朝科舉以詩賦取士，封建帝王對詩歌的提倡，刺激了文人對詩歌創作的重視。當時國內各民族的融合和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頻繁，也為詩歌增添了新的營養。這些都是促使唐詩創作繁榮的因素。2、文學自身的積累。文學作為一門學科，自身在長遠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也在不斷地積累，從量變到質變，自然會體現出一定的變化。以魏晉文學的發展為例，秦漢以后，一味追求聲律、詞藻的駢文逐漸占據統治地位，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庶族地主日益占據優勢，士族地主勢力迅速衰微，這種貴族文體也就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于是出現了提倡古文的運動。實際上，這是一個企圖使文體、文風和文學語言比較適應時代要求的革新運動，所以才出現了魏晉文學。3、文學批評的導向。文學批評是在文學出現之后才產生的，但是二者間隔的時間并不長，文學批評的作用很多，其中就包含對文學發展的導向作用，以下就是對此的詳細分析。
轉貼于
三 文學評論的價值觀對于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影響
（一）儒家文學批評價值觀對古代文學嬗變的社會功用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在最開始誕生的時候，只是作為儒道兩家的學說附庸而存在，但是發展到了后來，開始展現出自己的價值。以儒家文學批評為例，從最早開始的“獻詩諷諫說”與“觀詩知政說”，直到后來的“知人論世”，都是注重自己的社會功用。而這些評論也使得中國古代文學在很長的時間內，都主張直面天下之憂樂，上約束帝王、下兼濟蒼生，“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在儒家思想主導的文學批評價值觀下，文學自然而然地開始向多重社會功能邁進。以陸機的《文賦》為例，他主張文學就應該達到“精騖八極，心游萬仞”的自由狀態，卻又同時要兼顧“濟文武于將墜，宣風聲于不泯”。昭明太子編著的《文選》也主張，“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瀚藻”。漢朝以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文學批評的這種社會功用價值觀，就一直滲透到了骨髓。因此，縱觀中國古代文學的演變，無論形勢如何，“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或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文學思想始終貫徹其中，或者說儒家文學批評，作為中國古代主流的文學批評，其價值觀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出道、入世、佐圣王，成為了中國古代文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永恒的旋律。
（二）道家文學批評價值觀對古代文學嬗變的藝術功用
與儒家文學批評價值觀不同，道家文學批評價值觀，更多的是講究“出世”，不論是老子的“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還是莊子的“虛靜”、“物化”、“得意忘言”，都站在以“自然”、“道”為核心的哲學基礎上，他們的文學批評價值觀只是哲學觀在文學問題上的體現。這種思想在古代的中國文學中并不是主流，但是其影響也不可小覷，無論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夢幻田園，還是對桃花源的無限憧憬，文學從來都不是一種單純的宣揚社會價值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種藝術，“為藝術而藝術”并無不妥。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社會空前繁榮的唐宋兩朝，也誕生了我們耳熟能詳的“唐詩”、“宋詞”，而這兩朝的詩詞，藝術價值也遠遠大于社會價值。文學，正是在道家的文學批評價值觀下回歸真我，老子或者莊子們所倡導的對“道”的體悟和自然美標準的文論觀，也就構成了“中國人的生命情調和藝術意境的實相”。于是，在儒家文學批評成為主流的環境下，我們的古代文學，一直以來都保留了最為純粹的藝術美，在任何時代下，都有一群借筆墨遨游天際的“鯤鵬”。同時，道家文學批評價值觀對儒家的文學批評也有著自身的影響，在“為社會而藝術”的主旋律下，適當地“為藝術而藝術”也能為樂章添加華彩的變奏。
（三）玄、道、佛價值觀對古代文學嬗變的現實價值
歷史上有名的元嘉時期，就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文學自覺的時代。在文人的創作心態中，文學逐漸淡化了文學的政治傾向和政治功利目的，強化了文學的本體性和審美性，文學創作開始趨向于個性化和風格多樣性。在這一時期，各種文學形式豐富發展，文學在受到普遍重視的基礎上，文學批評出現繁榮景象。
南朝以后，人們的思想潮流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中國文化的發展趨于復雜化。儒學“大一統”思想地位開始動搖，但玄學清談形式并沒有消亡。宋文帝元嘉十五年，朝庭特地設立儒、玄、史、文四學館，而且儒學思想經過與玄、佛、道的不斷沖突、較量、改造和糅合，不斷吸收玄、道、佛文化有利于君主統治的成分，逐步形成了以儒學為主體的統治框架，成為統治者統制天下的潛在工具。自宋武帝開始，南朝各代寒人皇帝，一再下興學的詔令，設立傳授儒經的機構，到梁武帝時，糅合后的儒學思潮達到鼎盛，《禮》和《孝經》的研究尤其繁榮。儒學在思想核心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糅合后的儒教成為南朝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期間的學術思想多元化而且較為注重審美，對于莊子的推崇到了比較的境界，逐漸淡化了政治傾向和政治功利目的，注重強調文學的本體性和審美性，文學創作開始呈現藝術風格的多樣性和創作手法的個體性。
文學自覺性的形成，使元嘉時期的文人將個人的志趣轉向廣泛的文化方面，藉文學活動來參與政治，所以可以說，文學還是從屬于政治的地位，人們對于文學的熱情空前高漲。從事文學創作者的社會身份各式各樣，既有門閥士族、文學侍從，又有帝王、宗室、達官顯宦，甚至還有武人、僧道、婦女等各個階層。元嘉時期先后出現了眾多因創作主張迥異而形成的分流別派、文學集團，注重強調作品的個性，研究探討創作的規律特點，使文學在形式、技巧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推動了文學創作朝著自身規律發展。
古代文學評論范文2
針對我國目前的漢語言文學專業關于寫作能力培訓方面存在的問題，應當要從課程設置上進行改革。我國目前的漢語言文學專業在寫作方面的課程包括基礎寫作和應用文寫作兩部分，以寫作基礎理論為體，以文學寫作和實用寫作為翼，稱作“一體兩翼”。在教學安排上是先學習寫作基礎理論，然后進行文體寫作教學，包括新聞、文學和評論類的寫作，最后開始學習應用文寫作，包括公務文書、事務文書和學術論文的寫作。由于作為“體”的寫作基礎理論是對文章的寫作方式進行提煉和總結而來，而文學寫作講究創意，公文寫作要求規范，因而這種“體”和“翼”難于協調，因此要進行改革。漢語言文學專業除了寫作課程要求寫作之外，其他的課程都是以提高文學修養為主，像“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和“文學概論”，這些課程與寫作沒直接關系，這樣對于寫作能力的提高也有影響。關于寫作教學的分類，目前這種寫作分類顯然有不科學的地方，應當根據寫作的內容分為創作型和應用型兩大類，那些有感而發不拘于形式的的文體可稱為創意型，像新聞、文學類、評論類，公文和學術論文因為有固定的格式才可以納入到實用型。由于寫作能力的提高需要循序漸進，因此要改變目前這種學一學期理論再寫一學期的做法，應該在大學四年中，每一學期都要安排寫作，從大一開始，先安排實用型的應用文寫作，然后再根據學習內容安排新聞類、文學類這些具有創意性的文體，最后再學習寫學術論文。這樣不間斷地寫作，比在一個時期集中寫作效果好。在學習“古代文學”“現代文學”這些課程的同時，不能光學習，可以邊學習邊進行文學評論之類的寫作，這樣在提高文學修養和鑒賞能力的同時，也提高了寫作能力。
2利用網絡平臺提高寫作能力
寫作能力的提高與個人興趣有極大的關系，為興趣而寫和為完成任務而寫效果是不一樣的。在目前，由于網絡的普及，無論是閱讀還是寫作和過去相比都有明顯的改善，網絡上的新聞也不完全是記者采寫的，人人都能成為記者和編輯，過去文學愛好者的作品發表非常困難，而現在文學愛好者不僅自己可以開博客，還有各種文學網站可以發表小說、詩歌和散文，這些對于提高寫作能力都有幫助，可以鼓勵學生開博客，這樣既可以閱讀別人的作品并進行評論，自己的文章也可以讓別人欣賞。通過欣賞別人的博客、評論別人的博客、時常更新自己的博客，不僅可以提高自己的寫作水平，也能增加寫作興趣。
3功夫在詩外
古人常說的“功夫在詩外”，指的是善于積累、善于觀察生活，這樣寫起來才形象生動。寫詩如此，所有的寫作都如此。提高寫作能力，除了要多練之外，更要多積累，這種積累包括文學修養的積累和生活的積累。文學修養的積累就是要多讀書，不僅要讀中外名著，還要讀一些名著的評論文章，這樣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名著的優點。除了名著之外，對于各種文學體裁的作品都要涉獵，像詩歌、散文以及歷史、自然科學甚至人物傳記等等，只有知識儲備豐富，寫作起來才能觸類旁通，文思泉涌。觀察生活不僅要觀察人，還要觀察大自然，包括各種動物植物以及生活環境，這樣寫作起來才有東西可寫，避免閉門造車，寫一些無病的作品來貽笑大方。
4結語
古代文學評論范文3
一、理性評論與感性領悟的適度分離
鑒賞是指包括了對于審美對象的理解、感受和評判，教學應該以其中的感受和理解為主。我認為詩詞鑒賞的大忌是急于給出理性的評論。詩詞鑒賞不是以應考為最終目標的，而是讓學生在這一活動中獲得審美體會。教師應當以讓學生獲得愉悅的審美為目標，而不是讓他們寫出一段出色的評論，更不是去提供一個現成的結論。如果把古代詩詞比喻成一棵大樹，詩詞鑒賞的目的則不是去判斷這棵樹應該是什么科目，也不估量它適合做什么，也不是分析它哪里生長得旺盛，哪里的葉子稀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而是要眼睛盯著樹，心里面想著樹，感受著它剪秋裁春的氣勢，為它喝彩，為它傾倒。對于古詩詞，一下子就思考它采用了什么樣的表現手法，語言怎么樣，應該怎樣去評價等，越過了審美的過程，表面上看好像“鑒賞能力”是很強的，實際上卻是一種失敗。
但是詩詞鑒賞也不能離開理性的評論，這的確是考察一個人鑒賞水平以及表述能力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考試的要求。我們雖然不能為了考試而進行語文的教學，但也不能特意回避理性的評論，去逃避應試。詩詞鑒賞時理性的評論技巧是很強的，有一定專業的術語進行使用，有固定的套路去遵循。也就是說，學生只要把詩歌的背景以及詩歌的本身理解正確，在感性的體悟基礎上總結出理性的評論并不困難。教師也應在古詩詞的鑒賞教學最后一環指導學生寫出理性評論。但是課程要準確定位，不能讓應試目的支配教學。
我認為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在于兩者適當的分離。在鑒賞的課堂教學中，教師應指導學生去體會詩詞的優美，不要時時刻刻地想著去做作出評論。理性的評論應該放在感性的領悟之后，可以安排在最后，或者利用特定時間進行應試強化訓練。
二、學生與教師的緊密配合
教師要清楚課堂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中學生是詩詞鑒賞的主體，教師是主導。指導學生如何去完成鑒賞是教師的任務，而不是教師代替學生去鑒賞。如果在一堂古詩詞鑒賞課上，教師自己講得非常投入，而學生們卻不接受，甚至教師代替學生總結，把最后的評論交代給學生，然后讓學生掌握住去應付考試，這樣的課堂肯定是不成功的。
教師在古詩詞鑒賞教學中擔負著重要責任。我認為，對于古詩詞鑒賞，教師應該具備以下素質。
首先，要有扎實的知識儲備。教師要指導學生去了解詩詞的相關背景，自己對詩詞的各代重要注疏也要提前了解。西方學者認為，作品問世后就具備了它自己獨立的生命力，作者的本來意思并不是詩詞所表現出的唯一蘊意。但是中國古代文學評論有自己的獨到之處，特別追尋作家的原意。《孟子?萬章下》中，“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提出的理論是“知人論世”，這是我國古代文學評論的重要觀點，直到現在也仍然是評論文學作品的主要原則。
我認為，中學階段的古詩詞教學的目標不是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而是要增強他們的感悟理解能力。對于古詩詞，先不要著急提出自己獨特的理解，而應該先掌握已經成為定論的那些解釋，或是幾樣被學術界已經通任的解釋。教師對古詩詞中心思想、字、句意思的解釋要有依據，不能單憑自己的理解和任意想象。這種依據，應該來自于歷代著名注疏。一名沒有讀過詩詞的相關注疏就上講臺的教師，恐怕是沒有太大自信心的吧。
其次，教師還要有能夠溝通詩詞內外相關知識的水平。我國古詩歌的意象、題材與主旨經常都會有很深刻的文化底蘊。例如悲秋，教師必須說講明白古代人對秋天那種特有的情懷，才能使學生們真正理解“悲落葉于勁秋”（陸機《文賦》）的詩詞。再如在講白居易的《賦得古原草送別》，其中“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時，我聯系了《古詩十九首》中的“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和《楚辭》中“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的句子，還有范仲淹《蘇幕遮》里面的“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然后又聯想到歌詞“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讓學生去體會在“草”上所賦予的情思，明白這里的“草”已經不只是一種植物的存在，而是賦予著“思鄉”“懷人”等情感的文學意義上的存在。
最后，教師自身應該能進入到審美的情境中，對詩歌產生自己的共鳴和感悟。道理雖然很淺顯，但是如果教師自己都不能沉醉于詩詞中，如何讓學生進入到情境中去？如果教師都沒被詩詞所感動，如何能希望學生們被感動呢？
另外，教師指導鑒賞時的話語必須要有感染能力。面無表情的臉孔、抽象的理論，這都是學生們不愿看到和聽到的。
三、靜思與朗讀相結合
古詩詞中的美感其中一部分來自它的語言表達形式。雖然因為言語的變化，對仗押韻等形式特點所產生的美好感覺已大大減弱，但是直到如今，這形式美還是人們審美愉悅的主要來源。體會其美感的重要方法就是朗讀。教師可以自己朗讀，也可以請學生朗讀，還可以應用多媒體課件，播放視頻或音頻文件。
但是只有朗讀還是不夠的。古詩詞不但要讀，讀出其韻味來，還應有非常強的想象能力去再現古詩詞中的意境。教師這時可以使用引導的語言，使學生靜心去體會。
四、生活意境與詩歌情景相結合
古詩詞的魅力與生命力就在于能夠穿越空間和時間的阻隔，直擊我心，觸動人們的靈魂，不能夠引起人們共鳴的詩詞是沒有生命活力的。只有當現實生活中出現了某個場景，忽然間某個古人的一句詩詞浮上心頭時，學生們才會真正體會到此時情景中的滋味竟然已經被古人寫到了，這時他們才真正明白了古詩詞的精妙之處，從而產生對古詩詞的強烈興趣。
古代文學評論范文4
關鍵詞：漢語言文學 寫作能力 興趣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2-1578（2015）02-0045-02
漢語言文學是我國高等院校設置最多、歷史最悠久的專業之一，也是我國高等教育的基礎學科之一。該專業還有就業面廣、社會需求量大的特征，就業面包括教育、傳媒、出版、文秘和行政管理等行業，這些行業對從業者的基礎要求就是具有較強的寫作能力，在信息化高度發展的今天，雖然在寫作時電腦代替了傳統的筆桿，但寫作能力卻不是電腦所能替代的，在高等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還是重要的教學環節。
1 寫作能力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寫作能力在社會上的客觀需求非常廣泛，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專業定位的需求，我國的漢語言文學專業對學生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掌握漢語言文學的基本原理和漢語言基礎知識并具有相鄰學科的有關知識，了解學科的前沿成就和發展前景，具有較強的文學分析、鑒賞能力以及寫作能力，可以閱讀和檢索古典文獻，還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實際工作能力。培養目標中明確規定學生要具備較強的寫作能力，這不僅與社會對漢語言文學實際需求相關，也與該專業在人們心理上的定位相關，提到漢語言文學專業，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耍筆桿子”的。這種心理在國際上都是相同的。因此提高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的寫作能力是最重要的教學內容。
第二點，寫作能力是現實生存的需要。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走上社會主要從事語文教學、新聞傳媒和出版，以及文秘等工作，這些工作都與寫作能力有關，除此之外，目前各級公務員招考、事業單位選拔考試都需要應考者具有較強的文字表達能力，連一些大型企業在招考時也注重應聘者的文字表達能力，最簡單的就是要有一份個人簡歷，而寫作能力較強者在介紹自己時就顯得游刃有余，給單位留下較好的第一印象。因此，寫作能力常常決定學生的就業能力。
第三點體現在長遠發展方面，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就業是否順利只是開端，在就業之后，工作性質離不開寫作，像工作總結、文案策劃幾乎任何單位都需要，至于新聞、司法類那就更重要。
2 提高寫作能力的途徑
我國的漢語言文學專業在課程設置上，對于寫作的訓練目前所占比例還有待提高，傳統的課程設置上只有“寫作教程”一項，其他的課程都是以增加文學修養為主，這樣的設置不利于學生寫作能力提高。
2.1課程設置的改革
針對我國目前的漢語言文學專業關于寫作能力培訓方面存在的問題，應當要從課程設置上進行改革。
我國目前的漢語言文學專業在寫作方面的課程包括基礎寫作和應用文寫作兩部分，以寫作基礎理論為體，以文學寫作和實用寫作為翼，稱作“一體兩翼”。在教學安排上是先學習寫作基礎理論，然后進行文體寫作教學，包括新聞、文學和評論類的寫作，最后開始學習應用文寫作，包括公務文書、事務文書和學術論文的寫作。由于作為“體”的寫作基礎理論是對文章的寫作方式進行提煉和總結而來，而文學寫作講究創意，公文寫作要求規范，因而這種“體”和“翼”難于協調，因此要進行改革。
漢語言文學專業除了寫作課程要求寫作之外，其他的課程都是以提高文學修養為主，像“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和“文學概論”，這些課程與寫作沒直接關系，這樣對于寫作能力的提高也有影響。
關于寫作教學的分類，目前這種寫作分類顯然有不科學的地方，應當根據寫作的內容分為創作型和應用型兩大類，那些有感而發不拘于形式的的文體可稱為創意型，像新聞、文學類、評論類，公文和學術論文因為有固定的格式才可以納入到實用型。
由于寫作能力的提高需要循序漸進，因此要改變目前這種學一學期理論再寫一學期的做法，應該在大學四年中，每一學期都要安排寫作，從大一開始，先安排實用型的應用文寫作，然后再根據學習內容安排新聞類、文學類這些具有創意性的文體，最后再學習寫學術論文。這樣不間斷地寫作，比在一個時期集中寫作效果好。
在學習“古代文學”“現代文學”這些課程的同時，不能光學習，可以邊學習邊進行文學評論之類的寫作，這樣在提高文學修養和鑒賞能力的同時，也提高了寫作能力。
2.2利用網絡平臺提高寫作能力
寫作能力的提高與個人興趣有極大的關系，為興趣而寫和為完成任務而寫效果是不一樣的。在目前，由于網絡的普及，無論是閱讀還是寫作和過去相比都有明顯的改善，網絡上的新聞也不完全是記者采寫的，人人都能成為記者和編輯，過去文學愛好者的作品發表非常困難，而現在文學愛好者不僅自己可以開博客，還有各種文學網站可以發表小說、詩歌和散文，這些對于提高寫作能力都有幫助，可以鼓勵學生開博客，這樣既可以閱讀別人的作品并進行評論，自己的文章也可以讓別人欣賞。通過欣賞別人的博客、評論別人的博客、時常更新自己的博客，不僅可以提高自己的寫作水平，也能增加寫作興趣。
2.3功夫在詩外
古人常說的“功夫在詩外”，指的是善于積累、善于觀察生活，這樣寫起來才形象生動。寫詩如此，所有的寫作都如此。
提高寫作能力，除了要多練之外，更要多積累，這種積累包括文學修養的積累和生活的積累。
文學修養的積累就是要多讀書，不僅要讀中外名著，還要讀一些名著的評論文章，這樣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名著的優點。除了名著之外，對于各種文學體裁的作品都要涉 觀察生活不僅要觀察人，還要觀察大自然，包括各種動物植物以及生活環境，這樣寫作起來才有東西可寫，避免閉門造車，寫一些無病的作品來貽笑大方。
3 結語
提高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寫作水平，主要還是先提高寫作興趣，再通過大量閱讀，這樣寫作起來才有話可說，僅僅學會寫作方法還是不夠的，因此提高文學素養也是提高寫作能力的方法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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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評論范文5
漢語言文學專業作為一門古老的學科，是中華民族用來了解中國歷史，研究中華文化的一門工具，從而提高我們自身素質，對社會發展有著極其重大的人文價值和社會科學價值。正因為這樣，據調查顯示，自各個高校建校以來，幾乎有80%的高校建立了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科，并且每年都以穩定的比例吸納新生，有相當一部分人選擇漢語言文學專業作為進入高校以后的學習方向，而目前被社會所公認的事實是，90%以上的人認為師范類院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更具有發展潛力。據北安高考網的調查顯示，在XX年，教師職業已成為最受歡迎的職業之一,一是工作的穩定性和自主性,二是這些年教師的待遇節節拔高,出現喜人改觀。XX年，師范類學生的需求量還是很大。統計顯示，在師范類各專業中，需求較大的專業有漢語言文學、教育學、特殊教育、教育技術、數學、英語、日語、物理、計算機等專業；需求相對差一些的專業主要有生物學、地理學、幼兒教育、經濟管理、經濟地理與城鄉規劃、環境學等專業。其中漢語言文學專業占據首位。主要課程有語言學概論、現代漢語、古代漢語、文學概論、中國文學史、中國語言學史、計算語言學、漢語史、漢語方言調查、邏輯學、歐美語言學、實驗語音學、中文信息處理等。就業前景主要是到高校、科研機構和機關企事業相關部門從事漢語言文字的教學科研、對外漢語教學、語言文字管理及語言應用方面的實際工作。XX年剛畢業的師范類漢語言文學本科生對1500元月薪的一份工作應該基本滿意，但經過三四年，他們會是很強的“潛力股”。據調查在城區，工作三四年的中學教師平均工資XX元~3000元，在一些企業辦的學校，骨干教師的平均工資達到5000元以上。
另外，師范類院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的就業范圍之廣，是其他專業不能同日而語的，除了在教育領域從事漢語言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之外，到新聞文藝出版部門、高校、科研機構和機關企事業單位從事文學評論，以及文化、宣傳方面的實際工作也是本專業極好的出路。
主要就業方向：本專業培養具有漢語言文學基本理論、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能夠在高等和中等學校進行漢語言文學教學和教學研究的教師、教學研究人員及其他教育工作者，也可在參考資料可知：
考生類別：文史類。
未來熱門走向預測：
就業前景：主要到新聞文藝出版部門、高校、科研機構和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從事文學評論、漢語言文學教學與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傳方面的實際工作。
就業分布最多五省市：
廣東、上海、北京、湖北、江蘇
畢業生就業分布統計：
中小學及其它教學單位：27.63%
錄取研究生：21.12%
其它事業單位：9.63%
國有企業：9.56%
機關：7.7%
部隊：2.86%
民營及私營企業：2.83%
高等學校：2.59%
出國：2.23%
三資企業：1.57%
金融單位：1.44%
科研設計單位：0.46%
醫療衛生單位：0.05%
其它：0.02%
畢業生應具備的能力：掌握的基本原理和關于語言、文學的基本理論；掌握本專業的基礎知識以及新聞、歷史、哲學、藝術等學科的相關知識；具有文學修養和鑒賞能力以及較強的寫作能力；了解我國關于語言文字和文學藝術的方針、政策和法規；了解本學科的前沿成就和發展前景；能閱讀古典文獻，掌握文獻檢索、資料查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學研究和實際工作能力。
主要課程：語言學概論、古代漢語、現代漢語、文學概論、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史、文論、比較文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外國文學史、民間文學、漢語史、語言學史等。
古代文學評論范文6
世紀伊始，撫今追昔。在對本學科的研究進行回顧與展望的同時，我們益發深切地感到以一種科學態度和理性精神對這一基本的、最起碼的基礎和前提問題進行系統觀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回顧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我們對幾代學人近百年的辛勤耕耘充滿著敬意。他們在資料的爬梳、脈絡的清理、范疇的厘定、體系的建構等方面，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而且單就著述形態的批評史研究而論，已先后出現過30～40年代和80～90年代兩個高峰期，并以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七卷本《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集其大成，為21世紀本學科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我們同時也不無遺憾地發現，與這種研究的成就斐然、碩果累累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們對學科特性自省的相對薄弱。特別是對學科自身進行本體意義上的理論觀照，似乎仍是一個研究的盲點。考諸20世紀著述形態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從30年代前后的陳鐘凡、郭紹虞、羅根澤、朱東潤，到80年代以來的敏澤、黃海章、周勛初、蔡鐘翔、張少康、王運熙、蔡鎮楚等，舉凡著作十余部，就中國文學批評史本體的自省方面，雖各家大都有所涉及，且其中亦不乏辨析較詳者如陳鐘凡、羅根澤、朱東潤、黃海章、周勛初、蔡鐘翔、王運熙、蔡鎮楚等，但若論及就其稱謂問題而能予以明確闡釋或準確理解者，卻委實罕有（注：關于中國文學批評史指稱的闡釋問題，其情形確乎如此。僅就我們能夠參考到的十余部中國文學批評史著作而論，應該說各家差不多都在不同程度上對中國文學批評史進行過本體意義上的思考和探討，其中雖不乏辨析較詳者，但都始終未能就此問題給出全面準確的闡釋。陳鐘凡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中華書局），雖于“文學批評”析之較詳，且其第三章名之曰“中國文學批評史總述”，然而并無具體闡釋（參見該書第1～9頁）。郭紹虞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新文藝出版社1955年版）只留意了文學批評的產生和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詳見該書《緒論》）。羅根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一）》（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 ）當屬對此問題思辨較多者，然而仍沒有給出過正面表述（詳見該書《緒言》）。朱東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曾分辨了文學批評與批評文學的差異及中國文學批評的分類等問題（詳見該書《緒言》）。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批評史著作，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當推黃海章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簡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和周勛初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小史》（長江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二者顯然已提出這一問題，但由于時代原因，依然沒有觸及指稱的多重性問題，且其表述也欠全面準確（參見黃著上編《概說》、周著《小引》）。蔡鐘翔等先生的《中國文學理論史（一）》（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曾鮮明地提到“正名”問題，并付諸實踐（詳見該書《緒言》第36～37頁）。至于王、顧《通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雖于語義辨之甚詳，且征之于韋勒克·沃倫以及劉若愚等的觀點，但在正文中并未著眼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問題，反倒以“文學批評”取代了“文學批評史”（參見該書第一編《先秦文學批評》第一章《緒論》）。蔡鎮楚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岳麓書社1999年版）對此作了比較謹慎的探討，然而蔡先生似乎也沒有意識到作為部門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與作為學科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層面差別和相互關系問題。所以在蔡先生那里，還有過這樣的表述：“文學批評史，作為一個學科門類，乃是文學批評與歷史學相交叉的一門學科。”（參見該書第37頁）。）。以著述形態專門進行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尚且如此，遑論其余？個中原因確實耐人尋味。
這種情形，使得我們在對這一學科作本體意義上的審視和思考時，不得不面對這樣一種尷尬局面：一方面是稱謂的多樣性。按照教育部的認定，本學科的正式名稱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但在時下的教學與研究中，用來指稱本學科的，除“中國文學批評史”外，還有“中國文學理論史”、“中國文學思想史”、“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中國文藝美學史”、“中國詩學”等名目。對此，表面上學界采取心照不宣的態度，都明白研究是大致在哪個領域之內進行，并且在一個約定俗成的名目下不斷賦予新的含義。這種大而化之的態度有時未免會使術語、范疇的內涵過于寬泛，以至難以準確界定。而事實上，每個研究者心里也很清楚，一般說的文學批評史，與文學理論史、文學思想史、文藝美學史是有差異的，其外延并不完全吻合。這不能不使得一部分研究者要采取謹慎的態度。從建國前的陳鐘凡、羅根澤、朱東潤，到新時期的蔡鐘翔、羅宗強、張海明等，一直耿耿于對學科名稱的分辨、界定和討論，乃至有的學者已采取了為其正名的做法或提出了這種主張。（注：詳見蔡鐘翔等《中國文學理論史》（一）《緒言》，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頁；張海明《關于古代文論研究學科性質的思考》，《文學遺產》1997年第5期。）。另一方面是指稱的不定性。“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種學科稱謂，其所指稱的對象并非是單一的，這部分的是由于前一方面的原因，即約定俗成的名目被不斷賦予新的含義，然而問題更在于，當“文學批評史”作為一個外來語被舶入中國或者說“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個特定的符號開始被交流和使用的時候，它的指涉原本就具有多重性。而這一點似乎并沒有引起太多注意，更不用奢言去深究了。這種籠而統之的習慣思維定勢，不僅會直接影響到我們對有關問題的準確理解，有時甚至因為邏輯上的模糊而影響到對意思的正確表達。
但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種局面在近一個世紀的研究中竟差不多被熟視無睹，少有問津。以致迄于今日，當我們面對學科性質以及諸如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研究價值等一系列基本問題時，仍存在不少的困惑，甚至誤解；就連學科的名稱，到目前也仍未取得統一，以至于因稱謂多樣、指稱不定而歧解叢生。而由這種局面引起的無謂的論爭與探討，自然會無端地戕害某些學者的學術生命，徒勞地占據某些領域的思維空間。由此聯系到即將展開的21世紀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文學批評史指稱的闡釋問題，不僅是制約本門學科研究效率的一個問題，而且還是關系本門學科科學定位及其是否能夠獲得充足的義理而自立于學界的一個問題。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也就是說，它的具體指稱對象到底是什么？根據我們的理解，“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種語言符號，一個名稱，其所指稱的對象起碼有三個，或者說它至少要涉及三個層面的意義。即：它既可以指一個學科，也可以指一個研究門類或方向，還可以指一種研究對象。
關于第一個層面，它應該是指學科意義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也可以說是廣義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個學科，它所涉及的內容是極為豐富的，領域也是異常寬泛的。有的學者還就此問題進行過專門研究和系統整理。認為作為學科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其研究內容在一般意義上劃分，應包括四個方面：（一）中國古代文學批評：1.批評理論（批評理論、原則、標準、方法）；2.批評實踐（作家作品評論）；（二）中國古代文學理論：1.文學本論（文學觀念、文學功用）；2.文學分論（創作論、技巧論、形式論、通變論、鑒賞批評論）；（三）中國古代文學思想：1.文學思潮；2.文藝論爭；（四）中國古代文論的民族特色：1.古代文論體系，2.理論傾向、形態等諸方面的特征。
如從研究手段或側重點著眼，還可將其劃分為三個方面：（一）資料整理：1.原著的校點、注釋、翻譯；2.索引、類書、辭典等工具書的編撰。（二）理論研究：1.史的研究：(1)綜合性的文學理論批評通史；(2)側重某一方面的通史，如批評史、理論史、思潮史；(3)斷代史；(4)分體文學理論史；(5)專題史；(6)范疇史；2.論的研究：(1)專人、專著研究；(2)重要命題、范疇研究；(3)中外比較文論研究；(4)跨學科研究。（三）學科史研究。
如從研究材料的角度入手，那么它還可以被分為十個方面：（一）具有較強理論色彩的文論專著；（二）收入傳統詩文評中的，包括詩話、詞話等評論性論著；（三）散見于別集中的談論詩文及其它文學樣式的書信、札記、隨筆；（四）詩文詞曲專集和小說、戲曲的序、跋、評點；（五）體現在總集、選本中的文學思想、批評觀念；（六）以文學作品的形式存在、直接表現作者文學主張的作品；（七）間接表現作者文藝思想的文學藝術作品；（八）散見于歷史、哲學、宗教、文化典籍中的相關材料；（九）口頭流傳的民間故事、傳說中隱含的文學思想；（十）代表一定時期審美觀念、趣味、風尚的藝術品。（注：張海明：《關于古代文論研究學科性質的思考》，《文學遺產》1997年第5期。）
通過這種系統的整理和細致的劃分，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個學科，其研究的范圍應該是涵蓋整個中國古代文論，也就是說，學科意義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它所指稱的，乃是中國古代文論。如果不計較語言自身的穩定性特征以及約定俗成者的權威意義，那么在這一層面上，此二者之間是完全可以互換的。這或許可以部分地揭示出為數眾多的學者總習慣或偏愛于以中國古代文論來指稱本學科的理由與情結所在。也許就現實的研究而論，以“中國文學批評史”來命定這一學科的名稱顯得過窄，有點兒名不副實。而且，即使改作“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也難以包容它的全部研究內容。但如果我們從約定俗成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似乎倒也無可厚非。
關于第二個層面，它應該是指以著作形態存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成果，或可稱為狹義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事實上這一層面的指稱，才最符合這一稱謂在舶來和衍生之初的原始意義。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它被提升的第一個層面用來充作一個學科的名稱的。在學科創立伊始，它在這兩個層面的所指是同一的，或者說是重合的。也就是說，同一指稱對象獲得了兩個不同層面的意義，兩者是二位一體的關系。
但隨著時代的推移，學科研究內容的擴大，領域的拓寬，第一層面的所指逐漸發生了變化，第二層面的指稱對象已經淪為第一層面指涉范圍的一部分。這從前文我們對學科內容的歸納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來，即從研究手段或側重點著眼，它也只是理論研究方面“史”的研究內容之一。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說，著作形態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是學科意義上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內容的一個方面，而再也不能成為它的代名詞。如果注意不到這點變化，或者說無視這種差異的存在，那么在某種場合下，將可能會出現指稱上的以偏概全的問題，即誤把著作形態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當作整個學科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來看待，或干脆在意義上取而代之。
其實，要全面公正地界定一下兩個層面上中國文學批評史之間的關系，我們不妨可以這樣認為，即第二層面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個知識種類、一門學問、一種科學，應該被看作第一層面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也就是中國文學批評史這一學科的一個部門或一個研究方向。如果基于學科定位或學科體系劃分上的需要，非要將第二層面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定位為一個學科的話，那么它充其量只能算作第一層面中國文學批評史的一個子學科，而且也只能夠如此。
值得慶幸的是，在70多年的學科發展中，總算有人記起在本體意義上對這一層面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能指進行了明確的闡釋。在上一世紀出版的最后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著作里，蔡鎮楚這樣表述道：“文學批評史以文學批評為研究對象，是對文學批評作系統的歷史的考察。研究范圍涉及到‘文學批評的歷史’與‘歷史上的文學批評’，故其以‘史’為綱，以文學批評為目的。主要任務在于通過文學批評史料的調查、考證、分析、比較、綜合、歸納，從縱的方面去探討文學批評的發生、發展、演變的歷史全過程及其規律性，并適當從橫的方面進行批評家、批評流派、批評理論以及中西文學批評實踐的比較研究，以尋求各自之間的異同及各自不同的文化性格。”（注：蔡鎮楚：《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緒論》，岳麓書社1999年版，第37頁。）也許蔡鎮楚的概括還不盡完滿，但這是可以繼續研究的。毫無疑問，在已經出版的十余部中國文學批評史著作中，蔡鎮楚是對這一問題進行關注并作出精細闡述的第一人。就這一點而言，其所付出的努力已足堪稱賞了。
關于第三個層面，它應該是指客觀意義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即中國文學批評的歷史或稱以歷史形態存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也即學界通常所稱的“原生形態的批評史”。質而言之，這一層面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乃是指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是指這種事實相沿而成的歷史。在這種意義上說，只要我們賦予一定的標準，能夠證明某種事實確系客觀存在，那么，這種客觀事實自然發生、發展、演變的過程，即我們所說的某一方面的歷史。就中國文學批評史而言，它也就是指中國文學批評的發生、發展、演變的歷史過程。
然而，如果我們來審視一下我們所賦予的標準，那么其中的問題也是明顯的。那就是，在中國的文化史上，原本就不存在“文學批評”這一稱謂。“文學批評”作為一種誕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產物，若揆之以嚴格標準和原始意義，那么，在中國歷史的文化土壤中，根本無法找到與之能夠完全對應的對象。
對于這一點，自本學科的發軔之作陳鐘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開始（注：這里只是以中國文學批評史這一指稱以著述形態的正式出現為標準，如果按廣義的學科標準來考察具體的研究活動，則當以黃侃、劉師培等于1914年至1919年于北京大學開設《文心雕龍》為這一學科現代研究的開始（參見羅宗強、鄧國光《近百年中國古代文論之研究》，《文學評論》1997年第2期）。），國學者就有著清醒的認識。陳先生在其著作中指出：“詩文之有評論，自劉勰、鐘嶸以來，為書多矣。顧或研究文體之源流，或第作者之甲乙，為例各殊，莫識準的，則對于‘批評’一詞，未能確認其意義也。考遠西學者言‘批評’之涵義有五：指正，一也；贊美，二也；判斷，三也；比較分類，四也；鑒賞，五也。若批評文學，則考驗文學之性質及其形式之學術也。”（注：陳鐘凡：《文學批評》，《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二章，上海中華書局1927年版，第6～7頁。）雖然陳先生傾向于“以遠西學說，持較諸夏”，但也確實道出了“遠西學者”的概念與中國詩文評論之間的出入。至于稍后的羅根澤先生，更是在詳盡細致辨析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國的文學批評本來就是廣義的，側重文學理論，不側重文學裁判。所以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必須采取廣義，否則不是真的‘中國文學批評’。”因此，盡管羅先生考慮到“約定俗成”在其著作中仍名之曰“文學批評”，但與此同時，也提出了應當改名為“文學評論”的主張。（注：羅根澤：《緒言·二文學批評界說》，《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一章，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8頁。）這種意識從建國后一系列相關著作的名稱變化中也能明顯的感覺到，如《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史》（郭紹虞）、《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敏澤）、《中國文學理論史》（蔡鐘翔等）、《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張少康等）。所有這些說明，人們在認識到這種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同時，也在不斷地探索，嘗試著為其正名，為這一特定的表述對象尋找一個意義對等的語言符號。
但從約定俗成的角度考慮，在這種嘗試性的探索還沒有得出明確肯定的結論之前，我們不妨仍沿用“文學批評”這一稱謂來指涉中國原生形態的文學批評——詩文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一種借指，或者賦予原有稱謂以新的解釋，將“中國文學批評史”理解為“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史”。
這一層面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種客觀存在，與第二層面所指稱的對象關系至為密切。因為，后者以前者為研究對象，前者的客觀存在是后者能夠出現的前提，后者是對前者認識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二者是反映與被反映、認識與被認識的關系。盡管如此，兩者的指涉范圍卻并非是完全重合的關系。因為很顯然，第三層面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是一種客觀存在發展的過程，而第二層面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是對這種過程的一種主觀研究的結果。前者的內容能否在后者那里得到反映和體現，要取決于兩個方面的因素：其一，以客觀過程存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是否有必要全部納入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視野并得到體現和反映，無疑這里需要經過一個具體——抽象——具體（抽象的具體）的過程；其二，從事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學者是否具備全面真實反映客觀意義上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能力和水平。在這里，前者是一種研究的客觀要求，后者是一種研究的主觀條件。無論哪一方面，都會影響和制約作為客體研究對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進入作為主體研究結果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程度和范圍。
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蔡鎮楚在對第二層面上中國文學批評史進行能指的表述時，曾提到其研究范圍涉及到“文學批評的歷史”與“歷史上的文學批評”。對此我們不置疑義，但這里存在著一個怎樣理解的問題。我們認為，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應重點著眼于“文學批評的歷史”即應致力于“史”的真實反映。至于“歷史上的文學批評”，固然也應將其納入研究視野，且要作為首要的立足點，但就本領域而言，似乎不應成為研究的終極目的。盡管“歷史上的文學批評”是形成“文學批評的歷史”的基本因素和實體內容，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個發展過程的物質載體，但兩者所強調的重點并不相同。“歷史上的文學批評”所突出的是一種現象的客觀存在，而“文學批評的歷史”則強調的是一種客觀現象的發展變化過程。前者除了從事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要對其進行關注外，也應該還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或其它專題研究及比較研究的立足點，而后者則應主要是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著眼點。雖然不能將兩者斷然分開，但起碼應該各有側重，不容混淆。
如果將我們所闡述的內容稍作整理，那么我們大致可以得到這樣一種認識，即三者的關系并不復雜。第三層面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是一種客觀存在的過程，是一種本然意義上的東西。不論你是否承認，它都依然故我。我們沒有辦法對其作這樣那樣的假設和規定。第二層面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是對第三層面上中國文學批評史進行研究的一種結果。其主旨是以現代眼光對第三層面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進行一種科學的理性的還原認識，努力使其呈現本來面目。第一層面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是出于學科類屬劃分而出現的稱謂，用來作為一個學科的名號。在三者之間，第三層面的指稱對象是前兩個層面指稱對象得以出現的原因和能夠存在的前提；第二層面上的指稱對象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使第三層面指稱對象彰顯于現代人的主觀世界；而第一層面上的指稱對象則使第二層面指稱對象獲得了學科意義上的類屬和歸宿。如果三者之間雖然意義不同而指涉范圍重合或同一，原也無須作仔細分辨，然而問題在于，三者非但有別，且就現實情形而言，其差異還很大。以至于在有些問題上，相互之間必須要借助必要的邏輯中介，而不能僅憑想當然去進行演繹推理，自然也就更談不上相互替代或置換了。
立足于學科發展史的高度，客觀地審視“中國文學批評史”這一稱謂符號多樣、指涉不一的局面和現狀，我們只能說這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個學科，在自身的歷史發展中，其研究領域和范圍不斷擴展和延伸的一種結果。對此我們只能采取尊重歷史、正視現實的態度。它除了召喚我們要加強對學科自身建設的研究，就某些問題進行必要的整合和規范，使之盡量達到科學化、系統化之外，還提醒我們在從事學科領域內的研究以及在討論有關問題時，需要格外的審慎，以便保持思路的嚴謹清晰，表述的暢達無誤。惟其如此，我們才會盡可能地保證我們研究結論的純粹性和可信度，也才會盡量避免研究中無效勞動的付出和最大限度地降低論爭中的摩擦系數。而這些，對于促進本學科研究快速健康地發展，當然是極為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