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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途徑范文1

一、群眾文化活動在基層社會管中的作用

1.增進村民溝通

群眾文化活動能夠有效地拉近基層群眾之間的距離，為其創新良好的溝通環境和渠道，從而促進人與人之間建立一種和諧、互信、互惠的社會關系網，進而有效地減少和化解基層社會的糾紛及沖突，增強基層群眾和社會的自治能力。近年來，隨著農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看電視、上網等私人文化生活逐漸占據主導，而傳統的公共群眾文化活動卻逐漸減少，活動的頻率、參與度低，形式和內容匱乏，導致群眾相互之間的溝通交流越來越少，傳統的鄰里關系變得疏遠和淡薄，不利于長遠的基層社會管理發展。因此，大力發展基層公共文化事業，豐富和創新基層群眾文化活動是擺在當前基層社會管理面前的必答題。

2.提高基層組織化程度

隨著城鎮化建設和新農村建設的開展，基層社會更加多元化，傳統的集體經營方式逐漸減少，農村的組織化程度降低，從而使基層社會管理的難度加大，相應的治理成本增加。我國當前的基層社會管理主要依靠基層政府，而基層政在社會事務的處理中又很難做到面面俱到，難免會出現許多的空白領域和薄弱點。加強基層群眾文化活動建設，能夠在基層逐漸形成依托文化活動的社會組織、微觀組織，這些組織會建立各自的規范來約束成員行為，成員間通過文藝切磋、思想交流等，能夠形成互助互愛、互信互惠的社會關系，同時也有利于群眾加強自身管理、提高自治能力，進而提高基層組織化程度。此外，群眾也可以通過這些社團組織來向上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政府也可以通過這些組織來宣傳基層政策，提高基層社會事務的參與度。

3.促進基層文明建設

正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鄉村群眾的為人處世、行為舉止長期以來都受到他們生活環境的文化熏陶。就基層文明建設而言，鄉村文化建設是其重要的著力點，也是當前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當前我國處在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外來觀念的影響、市場經濟的滲透等致使鄉村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基層群眾的集體觀念變得淡薄、個人利益至上、價值觀念偏差，淳樸的傳統鄉風遭遇威脅，相關的利益糾紛問題層出不窮。加上鄉村群眾的文化生活貧乏，玩麻將、斗地主等娛樂消遣方式逐漸助長了賭博風氣的形成。因此，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吸取優秀中華傳統文化和地方特色的群眾文化是改變現狀的當務之急，積極向上、內涵豐富的群眾文化活動能夠有效根治基層的歪風陋習，進而營造健康、和諧、文明的鄉村文化，使群眾在潛移默化中形成知榮辱、講正氣、守法律、擔責任、家風優良、鄉情淳樸的生活習慣，為基層社會管理打下堅實的基礎。

4.完善基層社會管理手段

文化作為一項軟實力在社會治理中發揮著重要的調控作用，在我國基層社會問題多發的當下，做好基層群眾文化建設是我國新農村改革過程中的關鍵。面對當前基層矛盾多發、繁雜，基層價值觀念、精神、心理不斷震蕩的情下，強制性的社會管理手段在部分領域的作用甚微，文化作為一項軟控制手段更能在潛移默化中發揮作用。通過基層群眾文化建設、豐富群眾的文化活動，在這一過程中將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法治理念、多元思潮、價值觀念等傳遞給群眾，變傳統的“送文化”為“種文化”，能不斷改善群眾的文化生活，凝聚群眾的文化力量。

二、面向基層社會管理的群眾文化創新途徑

1.加強基層文化基礎設施建設

基層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是群眾文化活動發展的硬件基礎，長期以來基層在文化發展的道路上都受到了基礎設施不足的制約。近幾年我國農村文化廣場建設項目的推進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通過在每個鄉村建設公共文化廣場、文化活動中心、體育活動中心、閱覽室等，能夠讓更多的群眾參與文化活動，為基層文化發展提供生長的場所和土壤。[3]同時我們也應不斷拓展基礎設施建設的渠道，大力發展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文化硬件的內容和形式，結合新型網絡化、信息化技術打造智能化的文化服務平臺，傳播與共享優秀的基層文化，才能更好的加強基層群眾文化的社會管理。

2.充分挖掘資源優勢

在基層群眾文化活動挖掘的過程中，應明確不同地區的優勢資源并加以開發利用，從而使群眾文化活動的理念和目標更加多元和明確。地方優勢資源的挖掘有助于地方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有助于豐富和創新文化活動的形式、內容，有助于彰顯特色的文化理念、價值觀念，有助于文化活動的落地生根，有助于提高基層社會的管理效率。此外，在文化活開展的前期，就各個地方的優秀文化資源要做好調研，注意結合群眾的需求來明確群眾文化活動的理念、目標、形式和內容，從而使活動開展更加順利。在充分挖掘資源優勢的基礎上，就能夠更好把握基層群眾文化活動動向，從而使得基層群眾文化活動管理更具有針對性，建設出更具特色，更易為群眾接受的文化活動管理途徑。

3.強化基層群眾文化活動管理

長期以來我國基層群眾文化發展處于“散養式”的發展狀態，群眾文化活動的開展以群眾自主開展居多，缺乏管理，長效性欠佳。因此，在基層群眾文化活動發展的過程中，首先要轉變基層干部的觀念，讓他們在思想上認識到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其次要將基層群眾文化建設納入到干部政績考核的指標中，督促基層干部著力抓好文化建設；同時要廣納賢才，基層文化建設單靠干部是難以開展的，應積極吸納有文化特長的年輕人、退休教師、傳統藝人等擔任文化活動開展的引導者、管理人員，全面帶動群眾的文化活動參與積極性；最后，鼓勵群眾建立自己的文化社團組織，豐富文化活動的組織形式。

4.創新基層群眾文化活動形式

文化活動的形式決定了文化活動的參與度和效果。傳統的文化活動形式較為單一，參與人群也多以老年人為主。新時期，我們應充分挖掘民間文化、地方文化，廣泛吸收新興文化和年輕文化，創新群眾文化活動的形式，以滿足多層次群眾的文化需求。應著力弘揚地方傳統、民間技藝，開發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項目，鼓勵民間藝人組織開展表演。同時，鼓勵有文化特長的群眾組織成為文藝團體，為群眾文化打造新的發展舞臺。此外，也可多借助自媒體、廣播、電視媒體的力量，宣傳地方群眾文化建設成果，增強群眾的文化榮譽感。

三、結語

我國基層社會管理工作仍處在不斷調整和摸索階段，暴露出諸多的問題和不足，面對基層群眾，我們需要將各個管理部門的協調配合，共同發揮群眾文化活動的價值，挖掘群眾需求，著力促進群眾文化活動內容和形式的創新，推動基層群眾文化活動高效的開展，從而更好地建設基層群眾文化活動。

參考文獻

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途徑范文2

1．1體育參與農村基層社會管理的必要性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許多鄉村有了工業、貿易企業等，農民亦有了新的職業，村莊管理的范疇從組織體的層面來說大大拓展，“村務”與“政務”不少都融在了一起，由此形成的農村社區、域內公共設施和公共事業等等建設，帶給了農村社會管理的新情況，給了鄉村社會管理制度提出了新的課題。由于農村整體的社會基礎還比較薄弱，現在又處在由鄉村向城鎮的快速轉型期，所以農村社會的管理只有以創新的精神才能更好地向前推動。按照十報告，社會管理創新必須要“改進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方式，加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增強城鄉社區服務功能，強化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在社會管理和服務中的職責，引導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充分發揮群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基礎作用。”所以農村基層的社會管理要以建立鎮村的服務體系為中心，努力發揮村民參與公共事物的積極性，不斷創新社會管理的方式方法。體育有其獨特的社會功能，可以在農村社會中豐富村落農民的閑暇生活，滿足農民的娛樂健身需求；適應群眾的情感需求，建構農民的精神生活取向；促進鄉村社會關系的整合，維持鄉村社會秩序的和諧；增強鄉村社會的文化認同，傳承鄉村社區的傳統文化等。體育還可以在培養團結意識促進組織化發展、培育規則意識營造公平有序的社會風氣、緩和疏導矛盾糾紛、提高公眾參與意識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這些功能對社會管理來說無疑是可以利用的資源。

1．2體育參與農村基層社會管理的可行性

在筆者對農村體育健身情況的調研中看到體育文化活動開展較好的鎮村，社會和諧度相對就高。政府相關部門及一些基層領導把體育運用到自己工作之中，起到了很好的社會管理效果，實踐證明在農村基層利用體育的手段進行社會管理是可行的，對于傳統的農村社會是個很好的創新。

其一，江蘇睢寧縣“舞動鄉村”活動表明體育在社會管理中的良好作用。江蘇睢寧的王集鎮，為豐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滿足百姓的健身需求他們組織了“舞動鄉村”的廣場舞健身活動。在這一過程中干部們發現這一平臺能很好地引導村民參與村務，所以在由鎮向全縣推廣時，就把它逐漸打造成為睢寧縣農民交流、鄉村議事的場所。由此密切了干群關系，促進了當地社會的和諧，成為創新社會管理的新平臺。例如在“舞動”現場，每周召開一次村情通報會，每月召開一次村民議事會；選派機關干部走進活動現場，傾聽群眾心聲，為群眾解決實際問題。同時建立“村組干部晚辦公”制度，縣鎮職能科室將辦公地點搬到“舞動鄉村”現場，分專題定期為群眾提供現場辦公服務，讓群眾辦事不出村。

歡快的健身舞場面體現的不僅僅是文化娛樂健身，還是對創新社會管理方式的有效探索。這里不但滿足了農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順應了群眾的新期待，而且重塑了鄉村社會關系，打造了農村公共空間，開辟了社會動員新渠道。因此，睢寧的“舞動鄉村”因其活動方式貼合百姓需求，得到群眾擁護，既豐富了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成為百姓參與村、鎮議事和信息交流的平臺。百姓通過這么一種形式參與到了鄉村事務的管理，可以說前所未有，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為此“舞動鄉村”獲評全國“社會管理創新最佳案例”，這說明體育在農村基層的強大作用。當然，體育發揮社會管理的作用不是簡單的跳跳舞就行的，而是在于干部們通過體育活動的方式融入了百姓之中，改變了過去重管理輕服務、被動應對問題的管理理念。領導部門用心去關注群眾的需求，從情感和細節入手，找準了群眾的興奮點，讓村民有了認同感和歸屬感，從而能在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方面取得顯著成效。這就表明只有基層干部很好地踐行了群眾路線這一黨的根本路線，社會管理就可以有好的根基和抓手。如此，體育融入農村基層社會管理，政府部門與百姓之間的交流有了很好的渠道，無疑可提升鄉村社會管理的水平，對基層的社會管理是一種有效的創新。

其二，江陰市城鄉一體化建設中運用體育手段促進社會管理創新。而江蘇江陰市則在城鄉一體化建設中積極發展鄉村體育，為農村基層的社會管理創新做出探索。近年來他們在創建體育強市、進行體育現代化試點工作中深切感受到體育工作對社會管理的重要意義，尤其在鄉村基層的社會管理中利用體育作為管理的手段取得了明顯的效果。該市把體育工作列入鄉鎮的工作考核內容，從制度上保證農村基層體育設施建設和體育活動的開展，充分調動社會組織和廣大群眾開展體育運動的積極性。行政管理部門積極引導村委、社區成立體育協會等組織，鎮成立相應的文化體育機構，在組織上保證了鎮、村體育工作的開展。他們還大力建設體育設施、及文化體育活動中心（室），把體育設施與村容村貌治理、社區文化建設緊密結合，不僅改善了環境、推進了城鎮化建設，而且得到百姓的支持，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穩定。

基層的社會管理說到底就是為百姓提供良好的服務，使村民和諧相處。而鎮村體育活動的開展能在很大程度上使傳統的鄉村社會煥發生機，江陰市體育局主動推進村級單位的體育建設，從軟硬件兩方面促進鄉村體育的發展，客觀上給基層的社會管理以新的方式，達到創新社會管理之目的。政府把“幸福江陰”———“處處都有好環境，天天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體”作為江陰市民生的建設目標，促進了鄉鎮政府對民生工作的高度重視，從而積極配合上級主管部門開展各種體育文化活動，以文體活動營造村風、鄉風、社區風氣。調查中有鎮體育干部講，凡是體育活動開展情況好的，村干部重視體育文化工作的，村民之間矛盾就少，村各項工作就比較容易開展。特別是在城鎮化建設中一些鄉村合并，體育成為一種很好的劑、融合劑，增進了百姓的團結。因此，當最基層的領導有了這種意識，再加上百姓健身意識提高，農村基層順勢而為，不僅滿足了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更營造了和諧向上的村風民風。由此可見體育成為基層創新社會管理的一項重要措施是可行的。

其三，浙江省體育局主動將體育融入社會管理推進基層社會發展。近年來，浙江省體育局主動融入“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把參與管理創新工作作為開展體育工作的出發點，使基層的體育工作，尤其是基層農村在社會轉型期的體育工作有了較高的起點，使體育在社會管理及創新工作中較好地發揮了作用。他們的工作做法是充分調動社會組織、人士的積極性，根據各地實際組織開展體育賽事，搞好場地設施建設，以此發揮體育振奮精神、凝聚人心的作用，促進人際間的溝通、交流、融合。在增強體育公共服務、發揮體育社團的作用的同時，推進體育文化創新，提高公民身心素質，凈化社會環境。其中通過創辦體育強鄉、強鎮，廣泛開展體育活動，把體育的各項功能有效地運用到社會管理中，比如在農村進行的“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中利用體育的文化功能豐富百姓的精神生活、提高生活質量，利用體育的社交功能促進人際關系和諧、緩沖社會矛盾。

縣鄉鎮體育部門努力改進自己的工作，主動將體育融入社會管理。他們提出完善鄉鎮體育組織的扶持政策，為鄉鎮體育依法參與社會服務和管理提供保障；大力開展體育培訓、健身指導、志愿服務等工作，發揮體育組織服務社會的功能。并通過政府部門和社團組織的合作，嘗試政府出資、社團出力的體育公共服務新機制，提高了體育參與社會管理的效率。在這樣的工作狀態下浙江農村基層的體育不僅得到很大發展，至2011年6月“已經創建35個體育強縣，713個體育強鄉鎮，近兩萬個小康體育村，極大地滿足了老百姓就近、就便健身的需求，尤其是廣大農村地區的體育設施實現了從無到有、從有到優的跨越。”而且這樣的發展為農村基層建成服務型政府和農村新的社會管理模式提供了有效的支持，為基層政府運用體育進行社會管理打下堅實的基礎。

2體育參與農村基層社會管理可能出現的問題及控制措施

2．1可能出現的問題

首先，體育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意識不夠高。從實際調研和資料看，經濟發達地區農村體育普及程度較高，利用體育進行社會管理機會相對多，但總體上主動地運用體育進行社會管理創新還不夠。如果缺少主動意識，僅以推進文化發展而為，管理的效能雖然有、也必要，但效果會打折扣。而經濟還不太發達農村地區盡管體育設施不是很好，但只要在社會管理中有意識地去運用，也會產生明顯的效果。睢寧的“舞動鄉村”就是很好的例證。因此在農村基層的社會管理中不一定要等到有了好的體育硬件，而是基層領導要從本地的實際出發在管理社會的過程中主動地運用體育。體育之所以能成為社會管理的手段、有效地參與到社會管理創新之中，是因為體育是民生的重要內容，能滿足農民溫飽問題解決后而增長出的健身、精神生活之需求，逐步變成農村社會公共事務的一部分，成為農民新的生活方式。因此在農村的社會管理中自然可以利用體育服務百姓、處置人際間的矛盾等等的公共事務的功能。社會公共事務處理圓滿，意味著加強和改進農村基層社會管理的成效，所以運用體育提升農村基層政權組織社會管理創新很有必要。

其次，“管控式”社會管理體制的慣性，影響體育參與社會管理的深度。眾所周知我國長期以來實施的是“管控式”社會管理，農村則處在最底層。在沉重的“壓力”下，農民的民主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得不到張揚。“管控式”的社會管理還會導致政府的服務意識不強，難以讓體育成為農民的公共服務內容，自然體育與社會管理不會有緊密的聯系。目前，在我國社會管理的模式還沒有根本改變之時，很多農村的體育還處在自生的狀態。因此讓體育在農村基層社會的管理中發揮作用，還需從改變政府職能，從建立公共服務做起，以此推進基層政府服務意識的加強和水平的提高。農民一旦享受到應有的服務，主人翁意識才能隨之提高，民主參與的行動為此而落在實處。當體育對改變舊體制有了重要影響之時，不正表明了它對基層社會管理的作用嗎？體育是百姓容易接受的一種文化形式，其蘊含的教育功能可以引導農民以健康的方式生活，產生寓教于樂、寓管于樂功用，這對改變農民的舊有觀念、提高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無疑有著重要意義。由此可見，當政府改“管控”為“服務”，一定會下力氣建設好農村體育文化事業，從而滿足群眾所需，群眾的需求被滿足自然會擁護政府治理好自己的家園。

再次，農村體育組織比較薄弱，影響體育參與社會管理的力度。基層社會的參與式治理是社會管理創新的一個發展方向，其基本路徑是讓松散的基層社會組織化。為此應該讓包括體育組織在內的各類社會組織在法律框架下進行積極有效的活動，促成農村社區生活系統的組織化發展，達成政府與社會組織協同管理的目標。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鄉村權力資源配置由集體壟斷型向多元主體參與型轉變，意味著農村基層社會管理的原有組織格局趨于瓦解”，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構建組織化社會？筆者以為最實用的選擇：利用體育可以融入不同領域人的生活、容易為農民所認同的特性，吸納農民到體育社團之中，成為“有組織的人”。一開始體育組織會比較弱小，缺乏積極的社會參與意識。但隨著農民對健康和精神生活的追求越來越高，體育文化活動逐步增多，體育社團因此會很快壯大。農民不再僅以個人或農戶的形式出現在鄉村社會舞臺上，而是能以體育組織的形式參與到鄉村社會之中。當體育組織在農村扎下了根，會很快地顯示出強大的力量，它與權力組織相呼應，共同參與到社會的治理之中。誠然，農村基層的社會管理絕不是靠幾個社會組織就可以解決問題的，但是，隨著我國民主政治的建設，采取繁榮農村文化事業、培育鄉村多種組織、建立并落實相應的制度等措施，切實發揮農民在社會活動中的主體作用，才能提高包括體育組織在內的各種社會組織的力量，使體育有效地融入社會管理之中。

2．2控制措施

2．2．1以民生的理念發展農村體育是參與社會管理的根本。在我國農村的溫飽解決之后，越來越多的鄉村發生了巨大變化，無論是社會形態還是農民的需求，與傳統的農村相比差別之大不言而喻。在這種情況下采取什么樣的措施促進農村社會的和諧發展？毫無疑問是通過民生建設，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上述鄉村的體育建設表明了政府的社會建設行動，及對基層社會管理的積極探索。他們充分利用人的需求這一內驅力，發揮體育特有的振奮精神、凝聚人心等功能，促進人與人的溝通、交流，增進了社會的和諧。實踐表明農村的體育是項很好的民生工程，它不僅改善了環境，還促進了人的健康，滿足了人的精神需求，給了農民更大的生活空間，從而引導良性社會行為的形成，保障了社會的穩定。如此，達到了農村基層社會的管理目標，顯示了體育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根本所在。

2．2．2推進城鎮化建設是體育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方向。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必然結果，“城鎮化的時代洪流一改農村長期封閉、單調的生活狀態，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而“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則是當下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以人為核心”就是要使農民在新的生活方式里生活環境能得到極大地改善，生活質量、水平比過去有較大地提高。反之，只是形式上的城鎮化必然得不到農民的認同，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所以我國城鎮化必須在人的發展上下功夫。農村基層通過體育文化的建設，如修建體育場館及活動場地等，改善了環境，為百姓生活質量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通過成立體育社團、建立相應的工作制度，開展起豐富多彩的體育文化活動，逐步改造鄉村的陋習，培育農村的社會組織及農民的公民意識。由此全面提高農民素質，促進其市民化發展。從社會角度看，民眾通過參與鄉鎮組織的體育活動，可以感受社區的存在，凝聚社區意識，進而產生對新社區的歸宿感，以此增加公民對社會的期待和責任感。由此不難看出，讓體育進入基層社會管理，是農村城鎮化內涵建設所需，必然是農村基層社會管理創新的方向。

2．2．3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完善是體育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基礎。“政府進行的社會管理創新主要表現為行政效率提高的技術改進或結構調整和增進公共利益的社會服務兩個方面”，政府的管理不能提供有效的服務，農村社會的管理水平則不能提高。好在政府已“開始轉變農村基層社會管理的工作重心，探索服務型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新路子和農村基層社會管理的新模式，實現農村基層社會管理從管控到服務的方式轉變。”筆者的調研顯示，鄉鎮一級的公共服務體系正在逐步建立，村與社區的公共服務體系與之配套發展。一旦基層公共服務體系完善了，百姓就可以更好地享受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社會的和諧自然產生。而體育是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自然在政府的公共服務體系中體育服務應占據重要位置，而且經濟越發展其比例會越大。當前我國不少地方城鄉一體化建設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構建以體育設施建設為基礎的體育公共服務體系。建立起了包括體育在內的農村基層社會的公共服務體系，轉型過來的村民就可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服務，其基本權益才有保障。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心情平和、社會矛盾減少，農民多了參與公共事務的途徑。所以發揮好體育的社會功能，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完善必不可少。

3結束語

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途徑范文3

一、當前農村組織存在的問題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需要組織化的社會基礎。尤其在農村，要在尊重農民權利、保護農民權益的基礎之上把農民組織起來，因為“現代的個體都是權利主體，它們之間因權利而平等，彼此之間的聯系只靠契約建立。為了實現權利，大規模的社會組織和普遍的社會交往成為必需”。。然而，在我國，農民的組織化水平仍然比較低，主要表現在：

第一。在我國農村社會，非正式組織的數量少、種類單一。有學者把我國農村組織分為正式組織和非正式組織，認為“在我國農村社會，正式組織包括鄉(鎮)黨委、鄉(鎮)政府、村支部、村委會等；非正式組織則主要包括宗(家)族組織、宗教組織、農民自發的維權組織以及新型合作經濟組織等”。。然而，就我國廣域的農村社會和龐大的農民數量而言，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數量顯然很少，組織種類也比較單一，不能滿足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需要。

第二，從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發展趨勢上看，一些組織出現衰微趨勢，而一些組織仍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還不穩定、不成熟。首先，就農村社會中的宗族組織而言，雖然宗族組織和宗族觀念在我國根深蒂固，仍會在以后很長時間影響基層農村社會，但是隨著社會和經濟條件的變化以及人們思想觀念的改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則是民工潮的出現，因為農民再也不會被固定在生他養他的血緣和地緣社會，宗族勢必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千年基礎”，因此，宗族會不斷地瓦解，不斷地渾蝕其固有的劣根性。其次，對于農民的維權組織來說，只能算是一種臨時性的組織，它為維護農民的權益而成立，一旦所要求的權益得到解決便自行解散。至于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由于它產生時間短，所以組織體制和運行機制還不成熟，而且數量也很少。只有宗教組織在農村社會迅速復興，填補了人們的精神需求，農村成為宗教活動的重要場所，人教人數不斷增加，但即使這樣，宗教組織也沒有成為農村社會的主導組織。

第三，就正式組織而言，村委會和村黨支部組織的治理效能不理想，沒有發揮應有的組織功能。首先，從國家與社會層面上看，由于農村實行和體制的解體，以及國家在農村推行“鄉政村治”，農民開始自我管理，實行村民自治，國家政權與農村社會逐步分離，尤其在稅費改革和取消農業稅以后，村民自治組織由于缺乏必要的財力支撐，難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已經影響了村民自治的有效運行。其次，從村委會與村黨支部的運行機制來看，“村兩委”相互掣肘，影響村級組織的有效運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委員會是由村民選舉產生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而村黨支部作為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這樣，“村兩委”在行使公共權力時就難免產生矛盾和沖突，“在這個問題上，抱怨是雙重的，黨支部方面認為村級直接選舉削弱了黨的領導，村委會方面認為組織法不落實”。加之“組織體系的制度化水平不夠，組織運作的規范性、統一性、靈活性還都很差”，因此，“從改革之初到現在……一套真正體現鄉村經濟社會內在要求的組織體系還遠沒有建立起來。……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并沒有帶來組織體系的適應性提高，也沒有有效地保障鄉村社會經濟的協調運行”。。最后，從村民委員會和村黨支部組織與村民的關系上來看，農民對村級組織的疏離感加劇了。“從鄉村生活的觀察出發，我們沒有辦法得出基層組織對于農民的服務越來越好、農民對于基層組織越來越親的整體判斷。相反，農民和基層組織的疏離感加劇了。”這已經被一項“農民對村組織、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的調查所證實。

從一些數字可以看出，村民對村組織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主要集中在“有點不可信”和“有點可信”之間，村民并不怎么信任村干部和村組織；更嚴重的是，在農村社會的實際生活中，一些村干部腐敗、不檢點的行為也引起了農民的極大不信任甚至是反感。因此，村干部和村組織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其管理活動依靠的不是權威而是權力。農民對村干部和村組織的不信任，大大地阻礙了“村兩委”組織功能的發揮和鄉村治理的效能。但是，“客觀地說，基層組織在促進農村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是強大而積極的，但比較而言，在治理方面的努力就差強人意。或者說，目前的基層組織體制，如果說在動員和組織經濟方面是有效的，那么在改善鄉村治理方面，是基本不相適應的。所以，改善鄉村治理，首先要反思和檢討的，是改造基層組織體制”。“基層組織改革必須有大動作。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現在的任務是要再造基層組織體系”。再造農村社會基礎，提高農民的組織化水平。

二、農村(民)組織在農村基層的重要作用

當前我國政治、經濟的發展狀況以及整個社會的發展狀況，為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機遇，創造了非常好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我們要在現有的農村經濟政策的空間里改造基層農村社會基礎，逐步解決“三農問題”，在農村社會建立各種形式的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提高農民組織化水平，這有利于促進基層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發展，具體體現在：

首先，在基層農村政治建設上，農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和公民民主意識的成長，有利于農民利益表達和民主參與過程的有序化、制度化和對國家權力社會監督的機制化。從民主管理的角度看，農民組織可以平衡農村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制約基層政權組織的權力，防止強勢群體侵犯農民權益，“必須讓社會中的主要利益團體聯合參與政府組織，以此來防止任何一個利益團體可能將自身的意志強加于其他利益集團”。。從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的角度來看，隨著社會格局的深刻變動，農民的利益關系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此而產生的許多社會矛盾和經濟糾紛，就需要農村有相應的解決機制。而單個農民的利益表達和訴求就顯得“軟弱無力”，在整個政治參與體制中處于劣勢；而且，作為單純原子化農民的政治參與，容易帶來政治參與的失序和低效，需要農民組織起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建立與國家政權的聯系通道。從農民組織的公益性來看，它會更多地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關注社會的多元化需求，統籌社會各方，兼顧弱勢群體，發揚民主，實現社會公平。廣大農民應該組織起來，在利益一致的基礎上結成各式各樣的農民組織，集中農民意見，代表農民利益，和政府部門以及其他社會組織進行對話，有序地進行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以增強農民與國家、市場和社會的博弈能力。

其次，在基層農村經濟發展上，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建設現代農業，實現農業向科學化、商品化、集約化轉型；有利于提高農業組織化程度，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民經營的有序競爭，提高農業的國際競爭力；也有利于國家的宏觀調控和宏觀組織。應該把原子化的農民個體結成代表農民權益的組織，發揮廣大農民群眾的主體性作用。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也可以以專業經濟合作組織、農村合作社、農民互助協會等形式，參與到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建設、農產品貿易和流通體系建設中去。另一方面，隨著市場化、信息化和農業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電話、電腦、網絡等現代信息傳輸工具在農村的使用，農村市場服務型中介組織發展很快。這些中介組織在市場營銷、信息服務、農產品加工、儲藏和農資采購經營等方面提供了許多便捷服務，有利于農民r解市場信息，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和規模，避免盲目生產}在彌補市場和政府的不足，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最后，在基層社會和文化建設方面，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農村基層社會的和諧穩定。目前，對于農民個體來說，一方面，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生產方式以及國家權力對農村社會控制的減弱，使得農民在生產、生活方面的需求不斷增長，從而產生對各種社會組織的需求。在現實生活中，農民自發結成各種組織，如生產幫扶組織、特困戶救助組織、兒童上學接送組織等。這些農村社會組織在社會互助、公共援助、社會福利、情感交流等方面進行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基本上都是一家一戶進行生產，大多數農村家庭很難備足各種農具，很難具有足夠的資金、技術，或因家庭勞動力不足等原因，程度不同地需要各種農村組織的幫助。除了在物質利益方面需要實際幫助以外，農民在體育、衛生、文化和精神等方面還需要組織實體，以便于開展各種體育活動、衛生活動、文化活動等。這些活動既能滿足農民的社會情感需求，也能滿足他們的精神信仰需求。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農村組織的各種活動，不乏有迷信活動、非法宗教活動以及違法活動。所以，我們要對農民進行教育，以提高他們的素質，使廣大農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道德觀、消費觀、婚育觀，不斷提高農民的思想道德水平，讓農民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發揮他們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既然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進基層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那么，就應該給予農村社會組織和農民組織相應的法律地位，保障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在基層社會的活動，提高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水平。

三、國內有關鄉村治理理論和農村(民)組織對鄉村治理結構的影響

國內理論界對于鄉村治理理論的研究以及鄉村治理的模式和路徑選擇，大多是從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的視角出發，立足于解決鄉鎮存在的問題而提出來的，而很少有專文從尊重農民的權利。

發揮農民群眾的主體性作用的視角，提出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對于鄉村治理結構改革的影響，而這恰恰是解決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的核心所在。

中國問題的實質是農村問題，而農村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的出路在于改造農村社會的社會組織結構以及農民的聯結和組織方式。針對我國目前農村組織化水平低、農民居住分散以及農民群體具有散漫性的特點，鄉村治理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把農民組織起來，建立各種農民組織，再造農村基層組織化的社會基礎。理由是：

根據多中心治理理論，把農民組織起來，建立各式各樣的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使這些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成為鄉村治理的中心，與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各種社會組織進行合作治理，實現基層社會與政府之間的互動，“一方面，社會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則組織起來，有序地參與到政策形成過程中去；另一方面，從這種制度化的參與機制中，國家權力獲得了穩定的支持來源(合法性)和控制權”。在經濟上，這些組織參與基層社會的經濟管理，可以把鄉鎮政權從繁重的經濟事務中解脫出來，切斷了鄉鎮政府作為“謀利性政權人”的經濟基礎。在政治上，這些組織參與鄉村社會的政治民主建設，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監督，這樣，鄉鎮政權可以從傳統的政治管理繁瑣的事務中解放出來，而它所要“扮演的角色越來越不是服務的直接供給者而是調停者、中介人甚或裁判員”。這樣就切斷了上級政府可借以利用的壓力型體制的通道。在社會文化建設上，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可以為村民提供各種服務和幫助，開展各種健康有益的群眾文化活動和互助活動，實現農民的自我教育、相互合作和相互援助。這樣，鄉鎮“政府與社會力量通過面對面的合作方式組成了網狀管理系統”。鄉鎮政府與農民組織及其他社會主體就能以平等的身份，通過對話建立合作關系來實現鄉村治理的目標。

從國家對農村社會政治整合的轉型來看。由于實施城鄉一體化和“工業支持農業、工業反哺農業”的農村戰略，國家對農村社會的整合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以農業稅費改革特別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推動為標志，國家對社會的整合開始由“汲取式整合”向“供給式整合”轉型。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國家應該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維護農民的權利和自由，保護農民權益，對農村社會應該采取新的整合方式，挖掘基層社會的內在潛力，為鄉村社會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提供內生動力。這種內生動力借助于國家、市場和社會等外在力量的推動，使農村社會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具有堅實的社會組織基礎。把農民組織起來，讓農民組織在基層農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中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農民的各種權利，以便與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各種社會組織共同參與鄉村治理。

顯然，上述的治理結構必然涉及到鄉鎮政權改革的未來走向問題。從現有的對未來鄉鎮改革的各種觀點來分析，其目的基本上都是為了解決鄉鎮存在的問題而提出來的。在實際生活中，鄉鎮仍然存在許多問題，這一方面反映出鄉村治理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艱巨任務，不僅僅是因為我國農村地域廣闊、農民數量龐大、農村生產水平低下的歷史和現實狀況所形成的黏滯性給治理帶來難度；還因為我國以為主要形式的農村改革到現在也只有不到30年的時間，而要在這短短的時間里理順鄉村社會的各種結構和關系，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隨著整個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變化，各種新的政策、措施會不斷出臺，各種新的情況也會不斷產生。所以鄉村治理是一個長期的調適過程。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我們所采取的立足于解決鄉鎮現實問題的鄉村治理路徑，都難免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弊病。因為隨著一個問題的解決，難免又會出現新的問題，同時又產生解決新的問題的方法和途徑。而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鄉鎮問題，就要尋找產生鄉鎮問題的根源：農民組織化水平低下所造成的弱社會。

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途徑范文4

新形勢下的社會管理是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它通過合作、協商關系確立共同目標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實現政府與社會之間的良好合作。社會力量參與決策的社會過程與政府決策者的過程，是相互銜接與互動、相互依存的重要環節。因此新型關系模式的產生豐富和發展了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搭建政府社區與社會組織互動平臺，既是實現政府與社會組織上下互動、合作共治的基礎，也是推進基層社會建設的重要途徑。社區社會組織是滿足社區居民不同需求的民間自發組織，它與社區黨委、居委會及政府派出機構合作共存，是參與基層社會建設、促進社會良性運轉的重要力量。

社會組織的參與首先，有利于優化建設和諧社會總體目標的實現。和諧社會是指社會協調發展、人際關系和諧的社會發展狀態。要達到這種狀態，離不開政府與社區社會組織的良性互動。因此，政府與社區社會組織的互動可視為檢驗社會是否和諧的重要標準。 其次，有利于創新社區建設。在社區與社會建設中，作為基層政府處于引領、指導地位，社區社會組織則是社區與社會建設的抓手和依靠力量，只有建立兩者相互信任、相互依賴、上下結合的互動關系，才能達到改善民生、維系社會和諧的目標。同時也利于推動各項社會事業的蓬勃發展。例如：在街道改革后成立了社區一站式服務大廳，有力的推動了勞動就業、公共衛生、居家養老、扶困助殘、及利民便民服務等領域的相互協作，整合了社區資源、為社區各項社會事業的興旺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最后，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社區社會組織是了解民情民意的中樞紐帶，社會的矛盾、沖突和利益訴求通過這一渠道得以有效表達。政府與社區社會組織的良性互動，便于政府及時把握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的動態，有效化解社會沖突和突發事件，維護社會穩定。

一、社會組織與社區的互動模式

1、參與公共事務，弘揚志愿精神。近年來，志愿者組織活躍于社區便民服務、社區環境、綜合治理等領域，與政府緊密合作，弘揚志愿者精神。就我所在的街道，近年來，發展了大學生志愿者隊伍、小小志愿者隊伍、退休黨員隊伍、安全巡防員等，通過街道與志愿者隊伍互動模式等，豐富和拓展了政府與社會組織互動的領域和內容。有效的發揮了志愿者隊伍積極自愿的服務理念、促進了黨群關系的和諧發展。

2、走進社區，共建共享共奉獻。根據居民需求而自發組織起來的社區社會組織日益發展并活躍于基層政府、社會單位和居民之間，與基層政府共建共享，成為聯系政府、居委會和社區居民的橋梁與紐帶，在精街道、強社區這一新的體制改革中，一站式服務更需要社會組織的參與與配合、才能拓寬新模式服務領域。在我工作之余，踐行成立了學雷鋒志愿隊，組織轄區志愿者利用周末走進社區、參與孤寡老人、貧困學生、貧困母親救助等弘揚雷鋒精神的活動，促使社會力量、群眾形成主動熱愛家園的責任意識、奉獻精神。

3、化解社會矛盾，切實緩解社會壓力。

當前社會轉型加速，一些基層社會矛盾增多，社區社會組織與基層政府密切配合，在調解社會矛盾、化解利益沖突過程中充當了社會融合的“粘合劑”和社會矛盾的“稀釋劑”。社區社會組織，了解民情民意，在反映公眾利益訴求、處理社會矛盾、預防突發事件及維護和諧穩定方面發揮了優勢，暢通了化解社會矛盾的渠道、提高了效率也增進了政府公信力。

二、社會組織與社區互動的途徑

當前我國社區社會組織正處在發展的初級階段，仍有諸多問題亟待解決，結合我多年從事基層工作，總結有如下方面促進發展。

1、更新思想觀念、搭建良性互動的平臺。實現社會組織與社區良性互動是涉及政府政策、社會管理體制、社會組織發展理念、居民參與等不同問題的復雜過程，需要轉變思想觀念。首先是管理觀念和模式的創新，其次與廣泛培育民間社會組織相結合，為政府與社區社會組織互動奠定制度基礎。其次是轉變認識，特別是企事業單位組織對社區的模糊認識。搭建社區與社區社會組織這一互動的平臺是社區建設過程中實現互動的核心問題。首先，社區社會組織與新型社區服務站、社區居委會同樣是社區建設的重要力量，是營造人際關系和諧、互助合作的社會共同體的關鍵。其次，社區社會組織既是政府公共服務的依靠力量，也是衡量社區建設成效的標準，各種娛樂健身、文化活動、志愿者組織在增強居民凝聚力和歸屬感的同時，是真正意義上的社區建設。

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途徑范文5

一、創新“一套體制”

在頂層設計和基層改革上，對區、鎮街社會治理工作架構進行系統研究、整體部署，初步搭建起區社會治理中心統籌調度、部門鎮街分級負責、管區網格基礎支撐的體制架構。

建立健全組織領導體制，突出區委在治理結構中的領導地位，強化政府在治理過程中的主導作用。成立了以區委書記任組長的區社會治理工作領導小組，區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以及一名副區長分管社會治理工作。設立區社會治理中心，統籌指導考核全區社會治理工作。

配套開展鎮街體制改革，調整了鎮街內部機構設置，專門設立社會治理辦公室；剝離城市街道招商引資等經濟發展職能，交由所在經濟功能區負責，從體制上推動鎮街工作重心向抓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轉變。

深入推進網格體系建設，將每個鎮街劃分為5-7個管區，每個管區又因地制宜劃分若干類型網格，全區共劃分為161個管區、1333個網格，形成了“鎮街一張網、管區一大格、社區幾小格”覆蓋全區的網格化、扁平化管理體系。

二、構建“三大體系”

把維護社會安全穩定和諧、解決民生訴求、推動社會服務作為工作重點，全面整合全區各級各部門行政服務資源，統籌推進三大運行體系，全方位、全天候、全過程開展治理服務。

網格管理服務工作體系。依托網格化組織管理架構，把全區各級各部門工作全面納入網格化管理體系。對鎮街網格化工作，突出黨建引領社會治理，以網格化體系服務黨建“三基工程”建設，將支部建在網格上，基層組織得到強化、鎮街基礎得到夯實、治理能力進一步提升。對部門網格化工作，尤其是城市管理、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穩定、糾紛調解、民生服務等六大領域部門，以社會治理網格化為基礎，建立起相應的監管服務機制，將部門執法力量和服務資源全部落實到網格中，確保安全隱患在網格中發現并化解，讓服務不出管區、社區，實現了“網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在格上、事在網中”的全天候、無縫隙管理服務。

公眾投訴受理處置指揮體系。成立區公眾投訴受理處置指揮中心，將政府各部門涉及公眾投訴的相關職能，如民生在線、政務熱線、行風在線、數字化城管等，進行重新資源整合，并設立“一號通67712345”服務熱線，24小時受理處置群眾咨詢、投訴、建議。以指揮中心為核心中樞，指揮調度全區各職能部門協調處置群眾投訴各類問題，并對部門辦理情況進行全過程監督，建立起完備的非應急聯動處置體系，保障群眾訴求得到妥善解決。

社會化公共服務工作體系。以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推進全區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突出推動社會化服務中心建設，通過建立社會化公共服務信息平臺，將全區涉及家政、中介、咨詢和消費服務等社會組織、公益機構和企業信息資源進行整合，依托公眾投訴“一號通67712345”服務熱線，無償為全社會提供全方位的需求信息服務。這一舉措，不僅幫助市民解決了各種生活難題，還通過群眾需求信息的整合共享，培育了一批群眾滿意、政府放心的服務性企業和社會組織，帶動了新區服務產業的蓬勃發展。

三、實施“六化治理”

將社會治理現代化、精細化、法治化理念和手段引入基層社會治理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實現了社會治理各要素精確、高效、協同、持續運行。

網格化巡查。構建起覆蓋新區全域的人工巡查“地網”和智能巡查“天網”，全區近5000名網格員，手持智能終端24小時不間斷巡查，全面開展網格內基本信息搜集，矛盾糾紛、安全隱患排查，問題處置核實和群眾服務等工作；整合全區視頻監控資源，對隱患風險易發區域進行可視化、智能化監管。利用網格化巡查這一有效措施，全力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和城市建設，在新區“藍色海灣整治”“城市環境品質提升”“大項目服務保障”等多項重點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信息化支撐。順應互聯網、大數據帶來的社會變革，建立起“互聯網+社會治理”工作模式。按照智慧城市大數據中心服務架構，建設區、鎮街和部門、管區三級社會治理信息支撐平臺。全面整合公共事業、民生服務、勞動保障、醫療教育、環境資源等多部門、多領域數據資源，建立起500多萬條信息的區社會治理“大數據”中心，打破了政府各部門、社會和市場多主體之間的信息壁壘，實現了與部門業務平臺的互聯互通和稻葑試吹幕ネü蠶懟Mü對這些數據信息資源的綜合分析，實現了對應急、非應急事件統籌調度，做到事故早發現、早防范、早處理；同時，也催生了“大數據”相關產業的集聚。

多元化參與。加強政策引導和資金支持，推動政府各部門、群團組織等治理主體，尤其是引導駐區高校、社會組織、企業單位等積極參與社會治理。制定出臺了《關于加強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引導社區群眾參與社區自治，提升了社區治理能力和水平。出臺《關于推進社會組織改革與發展的意見》《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獎勵辦法》，設立了300萬社會組織發展基金和50萬元的專項獎勵基金，建設社會組織孵化園、創意園、公益園，大力培育、引導各類社會組織、公眾參與社會治理。全區共有1500余家社會組織、10萬名志愿者活躍在基層社會治理平臺上。

社會化服務。堅持寓服務于治理之中，變“管控為主”為“服務為主”，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完善城鄉一體化社區服務體系，推動勞動就業、社會保障、生活救助、文化娛樂、社會治安等政府公共服務事項逐步向社區覆蓋，為居民提供“一站式”“零距離”服務，社區干部、網格信息員成為民生服務員、流動的“服務站”。新區被確定為全國社區治理和服務創新實驗區。

精細化管理。制定出臺《關于率先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的實施意見》，提出“三個精細化”：即責任精細化、處置精細化、監督精細化，通過壓實各級各部門網格工作責任，建立完善社會治理事項處置工作機制，強化對鎮街部門社會治理工作的考核、監督、問責等一系列制度措施，確保社會治理各項工作規范高效運轉。

法治化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深化部門和行業依法治理工作，在綜合行政執法、矛盾糾紛調解、安全生產等重點領域大力推進法治化改革。推進跨領域、跨部門綜合執法，組建區綜合行政執法局，統一行使城市管理、國土資源、文化市場、海洋漁業、交通運輸、旅游等六大I域42類1402項行政執法權，解決了部門多頭執法、推諉扯皮問題。推進矛盾糾紛多元化解體系建設，在社會治理管區推行“1+X”法律服務模式，即設立1個綜合調解室，整合律師、調解員、志愿者等多種力量，推動法治宣傳、綜合調解、法律援助、社區矯正、法律服務“五進”網格，免費為群眾提供法律服務。推進企業安全生產法治體系建設，創新組建安全生產監管執法局，建立安全生產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區法院、檢察院分別設立安全生產審判庭、檢察室，專門受理、查辦和審判安全生產案件，安全生產監管責任得到依法落實。推進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改革，成立全國首家食品藥品案件巡回法庭，構建食品藥品安全行政監管、刑事執法、司法審判三位一體的食藥監管新模式，為強力打擊食品藥品違法犯罪行為提供了新機制和新途徑。

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途徑范文6

【關鍵詞】農村信用社；改制；對策

我國農村信用社目前存在一定的問題，作為合作金融機構，農村信用社應主要為社員服務.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信用社的貸款利率高于其他商業銀行，所以，農信社在這方面沒有優勢，這對于農信社的經營者而言確實難以把握，所以，信用社改革勢在必行。

1.農村商業銀行是農村信用社改革的必然出路

1.1改制是農村信用社在現代化的市場經濟競爭中立足的必然選擇

入世以來，我國經濟逐漸同國際市場接軌，市場經濟制度不斷完善，農村金融體系也逐漸受到市場經濟影響。隨著近年來國家農業相關政策的出臺，農村金融市場的廣闊天地和巨大的發展潛力逐漸被其他國有商業銀行，甚至是國外商業銀行所重視，農村金融的多元化格局逐漸形成。而長久以來，農村信用社依靠自身網點優勢和政策優勢獨占農村市場，雖然自身有獨到的經驗，但是由于缺乏競爭，各種問題也相當突出，服務意識淡薄、相關金融產品的不完善、配套設施不健全、服務環境和質量不高，這些都是眾多問題中的突出方面，與其他經過長期發展完善的商業銀行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只有通過改制來完善和修正相關問題，才能在發揮自身固有優勢的基礎上增強市場競爭力，在農村金融的市場上立于不敗之地并得到長久發展。

1.2改制是適應“三農”發展的重要保障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村經濟的進步，我國農村社會有了很大轉變。農民的收入不斷提高，自身文化素質水平和精神需求也逐步增長，現代化農業生產和現代化農村建設對資金和相關金融配套服務的需求也不斷擴大，雖然國家在這些方面有著很大的投入，但是農村金融機構的扶持是不可缺少的，它比其他途徑更加快速而有力。農村信用社多年來作為農民自己的金融機構，與三農有著割舍不斷的聯系，與農民有著深厚的感情，在農民心中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農村信用社向農村商業銀行的改制不僅是自身質的飛躍，更是適應我國社會主義三農發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

2.農村信用社改制存在的主要問題

在深入分析改革中存在的問題基礎上，要求繼續發揮農信社支農主力軍作用；堅持分類指導，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增強資本實力；堅持經營管理重心下沉，保持縣域法人地位的長期總體穩定，減少行政干預；省聯社要淡出行政管理職能，強化服務職能。總的來說，新一輪農信社改革的戰略要求符合農信社改革現實需要。

2.1改制組建農村商業銀行中存在的問題

監管部門提出從2011年起5年內全面完成農信社股份制改革，同時鼓勵符合條件的農信社改制組建為農村商業銀行；不再組建新的農村合作銀行，現有農合行要全部改制為農商行。但從我國農信社改革歷史看，農信社改革一直沿著股份制的方向在進行。因而，相對于產權制度優劣的爭論，如何完善現有制度下的治理結構更為重要，如何完善金融結構的治理結構也是危機后討論和改革的重點。目前在農信社改制組建為農商行需滿足的條件中，除需滿足資本充足率、撥備率、不良率等監管指標外，監管部門對股權結構也有明確規定。之所以對股權結構采取這樣的規定，主要是借鑒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經驗，通過提高法人股的持股比例來解決農信社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問題，從而有利于農信社建立起真正市場化的經營機制。

2.2對省聯社“淡出行政職能、強化服務職能”存在的爭議

當前對于省聯社行政職能的質疑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管人”，一方面，基層社的高管選聘雖然由省組織部門和省聯社聯合提名，基層社股東大會選舉，但實際操作中由于采取等額或較小差額比例選舉，導致基層社話語權較小；另一方面，省聯社是由基層社入股成立的，但省聯社的高管是由省委組織部任命或等額選舉產生，基層社對省聯社高管選舉同樣沒有話語權。二是管“財”，即基層社大額財務開支需省聯社審批。包括購置車輛、購買辦公樓、網點設定裝修等費用支出。三是管“大額貸款”。基層社一定額度以上的大額貸款都需向省聯社報批。當前改革中，對省聯社哪些職能應淡出、以及如何淡出仍存在較大爭議。

2.3關于在改革中保持農信社體系完整的重要性

目前，省聯社與基層社在管理機制、業務流程、后臺建設等方面已形成一個較為完整行業體系，而從改革成效來看，這一體系也是適應農信社行業發展需要的。而在新一輪改革中，如果忽略體系完整的重要性，則有可能產生新的問題甚至風險。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保持縣域法人地位的長期總體穩定，這一判斷是符合當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階段和農村金融需求特點。目前乃至今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國農村經濟仍以分散的、小農生產形式為主；同時隨著農村經濟發展，農戶金融需求開始多元化，除用于農業生產以外，消費貸款、住房貸款、創業貸款、商業貸款等金融需求開始增加。對于分散的、多元化的、小額的金融需求，小型金融機構更具有靈活、快捷的優勢。

3.對策建議

3.1由縣級政府牽頭成立強有力的農村信用社改革協調機構，具體負責轄內農村信用社的改革工作

政府是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總調節人。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牽涉面廣，需要深入研究，多方面推進。落實優惠政策的主要單位有國地稅、財政、工商；改革方案的支持單位有縣直各有關部門；參與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全過程的單位有人民銀行、銀監部門。這些單位多屬于垂直管理性質，要想使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形成合力，就必須加強縣級人民政府的督導作用。因此，必須成立強有力的縣級農村信用社改革協調機構，扎扎實實地履行農村信用社改革的協調職能。

3.2明確分工，明晰成員單位在改革中的職責劃分

農村信用社改革的優惠政策較多，涉及的單位和部門眾多，農村信用社改革的關鍵是落實各成員單位支持信用社改革的具體職責。職責不落實，改革就不協調，優惠政策就難落實，也就難以實現農村信用社轉換經營機制、改善經營管理、增強抗風險能力的目標。必須建立橫向聯系、縱向審批、各司其職的工作機制，切實支持轄內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工作。

3.3多方協調聯動，全力支持農村信用社改革工作

要積極扶持，不要干預農村信用社正常的業務經營活動。在資金扶持方面，要積極引導各類涉農資金、財政預算外資金等存入農村信用社；在減免有關稅費方面，凡是地方政府職權范圍內能決定減免農村信用社相關稅費的項目要盡最大可能予以保障；積極協調公檢法司等多方力量以加大對農村信用社不良資產清收處置力度。要優化環境，不要把信用社當成自己的第二財政。要防范風險，切忌插手農村信用社的人事安排。各部門要明確分工，認真履職，全力配合支持農村信用社改革工作。為農村信用社改革落實好國家的優惠政策，不為部門利益使國家優惠政策打折扣；為農村信用社改革制定好配套措施，不為以往的改革思路限制；為農村信用社改革營造良好的環境，不為農村信用社改革設置障礙。

信用社是農村市場經濟與農村金融市場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城鄉一體化進程 中的階段性必然產物，現階段信用社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提高信用社的功能作用、服務水平以及政策給予支持與扶持，使其得以完善，對于穩定與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有著深遠的意義。■

【參考文獻】

[1]王振宇.農村信用社改制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中國金融界網》，2011-08-23.